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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新典范时代

　　迈克尔·波特

　　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正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

　　在全球各种竞争场合中，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失败？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最热门的经济话题。“竞争力”更是每个国家从产业界到政府，人人关心的主要议题。

　　比如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质疑：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会长期衰退，而其他国家则在国际贸易中日日超前？日本与韩国 虽然被视为产业发展成功的样板，但在它们国内，各方同样为了“竞争力”的问题而辩论不休。而前苏联与其他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调整它们的经济体系，开口闭口谈的还是“如何提升国家竞争力”。

　　“竞争力”虽然一再被提起，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却问错了问题。

　　如果问问题的目标是为了找出企业发展或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们更应该问：国家为什么能够成为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基础？或是换别的说法：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在某些领域里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为什么某项产业里的许多领先者，通常都出现在同一个国家？

　　德国为什么是全球印刷机产业、高级轿车、化工产业的集中地？瑞士为什么是世界重要的制药公司、巧克力食品与贸易业的基地？美国为什么能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产业中独占鳌头？意大利的企业为什么可以在瓷砖、雪靴、包装机械以及工厂自动化设备方面表现强势？而日本企业又为什么主导了家用电器、照相机、传真机以及工业机器人等产业？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呢？

　　对于必须在国际市场中竞争的企业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企业必须了解，它的发展限度与所处国家的优劣势息息相关。国家也是企业在国际上创造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国家经济若要繁荣，企业是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因为它的生产力决定了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形成企业改善效益与提高效率的能力。然而，对于有意在特定产业领域内追求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生产力的优劣似乎又与国家环境有关。

　　不过，我们却缺乏国家会影响企业的有力解释。多少年来，学术典范对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产业能够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原因着墨不多。早期经济学家如亚当 · 斯密（1723～1790年）与大卫 · 李嘉图（1772～1823年）等，虽然早在18世纪已开始讨论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形态，但是一般都认为，这些理论并不足以解释现况。今天，跨国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出口的同时又利用海外子公司角逐国际市场，完全改变传统的国际竞争形态，也使过去解释国家出口的传统理论遭到质疑。对于这些现象的新解释虽然不断出现，但没有一个能够充分说明：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出口贸易，同时又以海外投资方式与其他国家竞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长时间保持其竞争地位？

　　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一国的经济环境、机构与政策在产业竞争优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找出一个国家可以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那些因素。本书的第一篇是根据对10个国家、上百种产业的历史研究，归纳出“钻石体系”（Diamond,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advantage），以分析国家如何在特定领域建立竞争优势；第二篇则是以这个理论解释国家如何在一些产业中发挥它的竞争优势；第三篇也是应用这个理论，对比产业成功与失败的形态，分析产业形态的变迁，进而建立起一个能解释国家整体经济优势的完整架构；最后，在第四篇，这个理论将进一步应用到企业战略与国家政策上。本书的最后一章是讨论所研究的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面临的重要议题。

　　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解释为什么过去有关“整个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缺乏说服力，以及探究“国家”竞争力的努力如何走错了方向。企业创造并维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不仅关系到它的生存战略，更是企业促成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本书将分析当前论述产业竞争的主流观点中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完整，而且有关的修正理论也没有抓住要害。最后，本书将以根据事实所作的研究，为读者提供思考的新方向。

　　相矛盾的解释观点

　　国家竞争力的盛衰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各家的说法之间却经常相互矛盾，更缺少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２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问题在于各家对国家竞争力的“定义”模糊不清。这一点，从很多国家不停争辩本身是否拥有竞争优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有些人把国家竞争优势看成是由汇率、利率、政府赤字等变量所驱动的总体经济现象。但是有赤字问题的意大利、日本与韩国，面临货币升值压力的德国、瑞士，以及实施高利率政策的意大利和韩国，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快速提升。

　　有些人则认为国家竞争优势源自廉价与充沛的劳动力。然而如德国、瑞士或瑞典等国家，不但薪水高，而且劳动力还长期不足，经济依然繁荣。日本经济过去由廉价充沛的劳动力起家，现在同样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它的企业却能借着自动化取代人工，延续了国际竞争优势。高薪下的竞争力似乎代表一个更合理的国家目标。

　　还有一派的观点把竞争力与国家资源丰富与否画上等号。不过，近来贸易表现突出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和韩国，都是资源有限、必须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不足的韩国、英国和德国反而较为繁荣。

　　也有很多人将竞争力的源头指向政府政策。评论者将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视为国际竞争力之钥。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对日、韩等国家，以及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不过这样的观察并没有扎实的调查资料佐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增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升。

　　政府干预通常只在次级产业中才比较有效，而且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是很好。在日本，传真机、复印机、机器人和高新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主导成功的日本缝纫机、钢铁、造船等产业则已过时老去；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航空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一直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化工、机械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不佳。环视各国，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绝非主角。

　　最后，有关国家竞争力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认为它是缘自各国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式管理受到举世瞩目，正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管理模式曾经辉煌一时。 但是这类解释也有它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适用于某类产业的管理方式移植到另一种产业上，结果可能是一场灾难。在意大利，小型、私人与松散的意大利家族企业构成制鞋、纺织与珠宝等产业的骨干，成为这些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温床，每年为该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值。这种产业模式如果应用到德国汽车业、化工业或是瑞士制药业、美国航空业，结果会不堪设想。美国式管理尽管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软件、医疗器材、消费日用品等产业及服务业中依然称雄，而在日式管理的彻底执行下，日本的化工、消费品或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却毫不起眼。

　　这一种论调也无法解释劳资关系。工会在德国和瑞典都非常强大；在法律保障下，德国工会代表可以参与管理，瑞典工会甚至参与董事会决策。虽然有人认为工会的强势抵消了产业竞争力，然而瑞典与德国的企业、产业乃至于国力仍然遥遥领先于许多国家。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关于国家竞争力的讨论，并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更没有哪一种说法能说清楚产业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它们表面上似乎各自成理，但其实都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竞争优势显然来自于更广泛也更复杂的力量。

　　当我们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时，还有一个前提有待考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被称为“有竞争力的国家”？国家竞争力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这个名词的定义却很粗糙。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它的产业与企业是否都必然富有竞争力？这种说法如果成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标准。接下来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在日本，绝大多数的产业与企业竞争力事实上远落后于国际上的领先竞争者。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的汇率必须使该国产品的价格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战后的德国与日本，尽管长期持续地面临强势货币与升值压力，但并不妨碍其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产业向高价位的国外市场靠拢，似乎是更合理的国家经济目标。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本国应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我们都知道，瑞士的贸易收支只是勉强持平，意大利则经常出现贸易赤字，但是它们的国民收入却在持续增加中。另一方面，许多贫穷国家的贸易收支虽然保持平衡，但绝不是其他国家会有兴趣仿效的对象。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它在全球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经济繁荣通常紧随出口增长而来。然而，许多国家在出口稳定或减缓时，人均国民收入仍在快速增长，显示了这套说法仍有不足之处。同样，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否意味着它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比较强？国民就业虽是国家经济的重大课题，但是“就业型态”似乎又比“就业机会”本身更重要，像是低工资高就业对国民所得的帮助显然就不大。最后，国家竞争力是否意味着一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低于其他国家？墨西哥与印度以低工资压低了劳动成本，但是它们的产业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并不大。劳动成本的确与一些产业的特性有关，但是它与国家经济繁荣间的关系并非绝对。

　　先问正确的问题

　　要同时合理地解释国家为什么富强而企业为什么蓬勃，首先就要从“正确的问题”着手。我们必须注意，在谈经济繁荣时，“国家竞争力”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国家经济的基本目标是为人民带来高水平的生活。要实践这个目标并非依赖模糊不清的“竞争力”一词，而是借助运用劳动力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 ；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力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性（这两者决定产品价格）以及生产效率 来决定。

　　生产率是人均国民收入的源泉，因此也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水平的关键。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资本的生产率则是根据投资人的回报而定。国民的高生产率不仅带来高收入、更多休闲时间，它也创造政府税收，改善公共设施，进而提高生活水平。高生产率同样也使得企业有能力达到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平等工作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标准。

　　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需要企业不断提升和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生产力。本书的任务就在于了解高生产力是如何产生的。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而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则必须借助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特性、改善产品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等方式。以德国为例，由于企业不断创造产品的差异性，引进自动化技术提高单位工人的产出，因此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持续提升达数十年之久。产业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会走向更精细的产业环节。同时，经济升级要求现有产业在生产力提升过程中，吸收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应对不断变化而复杂的产业竞争。 这些现象都说明竞争力与廉价劳动力或汇率优势之间并无必然关系。 因为生产力所追求的，是能够支撑高薪与高价位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假如没有国际竞争，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可以单独评估的。但是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一方面带给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机会，同时也形成一股力量，使得该国不能稍有懈怠，就算不能持续增加生产力，至少也要维持同样的水平。国际贸易使得一个国家不必分散力量精通各种产业或各项服务业，只要专注在该国企业生产力较强的产业上，对于生产力不如外国竞争对手的产品与服务改以进口解决，继而全面提升本身的生产力。因此，在生产力的提升因素中，进口、出口是同样重要的。

　　企业到海外投资同样可以提高国家生产力。当企业把生产力较弱的项目转移到其他国家或针对市场需要到当地设厂，进而加速渗透国际市场时，同时也增加了出口、创造海外利润并增进本国的国民收入。日本在过去10年间，先把装配层次简单的电子工业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近年来又转移到马来西亚和泰国，就是很好的例子。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所有产业中所向无敌，或是只出口不进口。每个国家的人力与资源都有一定的限制，理想的状况是把资源应用在最有生产力的领域。有竞争力的产业在出口上获益，将带动国内劳动成本的提高、投入资本的增加，但也使其他产业的竞争力相对降低。这个过程造成德国、瑞士和瑞典等国家的成衣产业员工的薪水待遇，随所处产业环节的竞争力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部分竞争力强的企业更以高薪出名。 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出口扩张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该国的汇率变动，使得竞争力相对低的产业在出口上更是捉襟见肘。 毕竟，纵然是在发达国家，也并非家家企业都有竞争力。

　　就国家经济繁荣而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扩张出口，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则出走，增加进口该国生产率不佳的产品与服务，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做法。因为如此一来，该国将借由国际竞争带动国内生产率的提升。 这个做法也意味着，当国家经济升级时，就必须放弃一些不具竞争力的产业与市场。 如果政府以补贴、保护或其他形态的干预手段来强行维持这类产业的生存，只会减缓经济升级的速度与国家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

　　当然，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对国家生产率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因为在国际竞争之下，每个产业唯一的生产率指标就是要胜过外国对手。某项产业的生产率如果高于本国其他产业，将可以吸引它所需要的人力和相关资源。但是，如果这项产业不能和外国对手竞争，它不仅无法出口，而且在进口货的威胁下，在本国市场的生存都成问题。在美国，汽车工业无论在平均薪水与个人产出方面都高于其他产业，但是因为它的生产率不如日本和德国汽车工业，甚至被韩国汽车工业的低工资所抵消，结果经历了贸易赤字越来越大（以及大量工作流失）的惨痛教训，同样的肉搏战事实上不断出现在各种产业与商业活动中。

　　如果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那么这个国家维持生产率成长的机能就会受到威胁。同样，精密制造等需要高生产率的产业活动，如果在比较过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工资、环境等成本因素利弊后，选择赴海外投资生产，也会影响到本国生产率，并形成工资下跌的压力。如果出现这种现象的产业和生产活动在该国占很大比例，那么该国的货币便可能出现贬值压力。货币贬值会使进口货更贵，降低该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海外投资活动也将减少，进而导致整体国民生活水平下跌。 因此，若要了解各国经济繁荣与否的关键，首先就要认清为什么各国之间有些能在先进产业和需要高生产率的产业活动中竞争，有些则不能。

　　前述讨论也点出了为什么贸易盈余或贸易平衡并不代表一个国家有竞争力。一个国家如果以低工资与弱势货币扩张出口规模，但同时又依赖进口精密高层次产品，纵使创造贸易顺差或贸易平衡，该国的生活水平也无法提升。理想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有能力出口高生产率的产品，并进口其国内生产率偏低的产品，因为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生产率全面提升。 日本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模式，进口原材料和简单的加工零件，出口高生产率产品，以贸易分工提高生产率。同样，创造就业机会也不等于国家竞争力，因为只有高生产率的工作才能转换为较高的国民所得。国家生产率对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即在于此，若不考虑这一点，只是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货币贬值或廉价劳动成本等，都会出现副作用。

　　当产业的生产率提升带动国家生产率提升时，该国的出口增长就等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换言之，如果这类产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出口下挫，就对该国经济提出了警示。一般而言，国内高生产率产品的出口表现，比全国整体的出口表现重要。国家整体出口纵使趋缓，只要高生产率产品的出口能持续增长，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成长依然可以持续下去。

　　因此，争辩什么是国家的“竞争力”，基本上是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我们应该要先认识生产率的决定因素以及生产率的增长情形；接下来，我们必须从细处着手，针对个别产业与产业环节的表现来了解竞争力，而非针对整体经济的表现。在解释经济生产率增长时，我们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对劳动力素质的重视和对技术进步的需求；不过检验这些广泛与一般性的因素并不能有效地引导企业规划策略、左右政府制定政策，而且也不符合我们主要的研究题旨。 我们想问的是：重要的、有商业价值的实用经验与技术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哪些需要创造了这些技术和经验？这个问题只有对特定产业进行全面的观察才能得到解答。例如，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力资源，是产业在现代化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才的培养不只靠着一般的教育体系，更与产业竞争的过程密切关联；如同一项成功的产业技术，它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为了胜过特定的竞争对手，因此企业会在特定产品上进行数以千计的生产流程设计与改善。前述国家生产力升级的基石正是高竞争力的产业人才与技术发展。

　　产业竞争优势

　　因此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某一个国家的企业能在特定产业中胜过它的国外竞争对手。国际竞争通常包括了出口与经营海外子公司，我们在此特别着重在以高科技与高水平人力资源为主的精密产业中的成功例子，高科技以及高水平的人力，正是提供国家生产力持续增长或激发高生产力潜能的两大因素。

　　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制定最佳价格。企业要想持续这种竞争优势，就必须日复一日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或提高生产效率，这些努力都将直接转换成生产力的提高。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任何国家的经济就会发现，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业，通常有各不相同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优势都集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环节上面。 德国出口的汽车常被视为是高档车种，而韩国的出口主力则是零部件和零件；全球的维生素市场上，丹麦产品偏重天然维生素而非人工合成维生素；日本在机床市场上以电脑数位控制的综合加工机见长，而意大利则在个人使用、特殊用途的皮革切削机与烟草制造机等市场保持领先地位。国际贸易的成长造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如果各国政府不再保护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各国之间的市场位置势必会因竞争力的强弱而有更大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很多产业或特定的产业环节中，真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者，往往出现在少数几个国家。国家的影响力通常是针对特定产业或产业环节，而不是个别企业。如前面的例子所显示的，各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通常是多家企业组成的群体，而非由两家公司独挑大梁。而这些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产业，不但只出现在少数的国家，甚至还集中在这些国家的某个城市或地区。另外，根据我们的案例研究，产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通常很稳定，一个国家的重要产业发展历史少则数十年，多则超过一个世纪。这些产业的成功有些是因为它的功能性大于商业意义（如太空行业），有些是受到政府的补贴或保护（如电信业、汽车业），这类的成功模式与在开放式的国际竞争中所获得的成功并不相同。我们的研究重心偏重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自由竞争的产业和产业环节。因为从它们的发展中我们才可以看到，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国家如何发挥强而有力的影响力，而这样的影响力不仅对企业甚至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都是值得重视的。

　　传统的产业成功理论

　　长期以来，有关产业为何能在国际贸易中成功的解释很多，“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深信的一种理论。亚当 · 斯密在经济学上的地位就在于他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出口要有竞争力，就必须有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到了李嘉图时代，比较优势的概念被进一步强化。他认为市场力量会引导国家资源应用在生产率比较高的产业，即使该国能以低成本生产某些产品，但它仍可能决定进口该项产品，而将产能用在生产更高优势的产品上面。正如我前述的讨论，绝对与相对优势两者都是贸易的必要条件。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贸易是因为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异而产生的。 他把这个“差异”归因于各国由于无法操控的环境或气候不同，所以会偏好某些产业的发展。李嘉图的观点虽然正确，但是他对贸易理论的专注与本书的主题不符。进一步发扬比较优势理论的是赫克歇尔（Eli F. Heckscher，1879～1952年，瑞典经济史学者）与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年，瑞典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假设在各国的技术水平相等的情形下，生产方式会决定于土地、劳动力、天然资源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差异。 每个国家在比较自己与其他国家在生产要素上的差异后，会选择发展条件最佳的产业，出口比较优势高的产品，进口比较优势低的产品。 例如，韩国的劳动力充沛、劳动成本低，出口比重大的是成衣与装配电器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天然材料与矿脉丰富的国家如瑞典，拥有的铁矿石具有含磷少、冶炼出的钢铁质量佳等优点，因此钢铁工业成为该国的强势产业。

　　以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决定生产形态确实有它直接的说服力，成本因素也在很多国家考虑产业的贸易形态时扮演一定的角色。俄林等人的观点承认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全面或局部地改变生产要素的优势。 此说一出，各国政府不论对错地提出一连串改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政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政府降低利率、压低工资、贬值货币、提供补贴、特许某些设备折旧、针对特定出口项目提供融资等。在特定的时空中，这些政策工具各有一定的效果，目标通常锁定在协助本国企业将生产成本压低于国际竞争对手上。

　　渴求一个新典范

　　不过，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 例如，朝鲜战争结束时的韩国，资本奇缺，却建立了出口导向的钢铁、造船、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反，美国虽然拥有充沛的资金、杰出的科学家以及技能熟练的工人，但是在理当强势的机床、半导体、精密电子产品等市场上却节节败退。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来看，可以发现全球大多数的贸易是发生在资源相近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同时，相关研究也显示，国际贸易中有相当比例的产品，其生产条件颇为相似。显然，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并不能解释这些贸易形态。而跨国企业与它海外子公司之间大量的进出口贸易现象，更超出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对很多产业来说根本就不实际。 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法则的假设不考虑经济规模，认为技术具有普遍性、生产本身没有差异性，连国家资源也被设定。这个理论还假设资金与熟练的工人不会在国家之间流动。 然而，绝大多数产业的实际竞争行为却几乎与这些假设无关。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只能解释贸易的各种形态（例如它对平均劳动力与密集资金的说法），而无法应用于国家在个别产业的进出口表现。

　　更令企业对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失望的是，“比较优势法则”是一个全然静态的概念。这个理论只强调企业影响政府政策，却未考虑到在企业活动中，改善技术、发展产品差异性等战略的角色。因此绝大多数的经理人会认为，这套理论远离了他们关心的问题、缺乏指导的功能，事实上并不奇怪。

　　转变中的竞争趋势

　　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风行一时，与当时产业还很粗糙、生产形态是劳动力密集而非技术密集有关，当时的贸易活动更显示国家资源与资金还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像美国当时扮演造船业的盟主，原因之一是木材供应丰富。这段期间的主要贸易产品如香料、丝绸、烟草和矿产等的生产地区也限制在单一或极少的区域。

　　今天，生产要素成为产业重要的考虑因素，除了依赖天然资源的产业外，只剩那些依靠初级劳动成本，或是技术单纯、容易取得的产业。例如，挪威与加拿大的铝业发达，一大原因是拥有充沛水力发电的地理条件；韩国能在国际建筑工程市场崛起，则是因为它拥有薪水低、纪律性强的工人。

　　然而，有更多的产业现象却无法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来解释，特别是需要精密技术或熟练工人的产业或它的相关产业，而这两种类型的产业又正是国家生产力中最重要的部分。讽刺的是，正当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法则逐渐成形之际，工业革命却革掉了这个理论的一些前提。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产业走向知识密集形态时，生产成本的角色反而大不如前。

　　技术的变迁 越来越多的产业不照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式发展，这背后的因素很多，像规模经济的扩大、产品的差异、各国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不同等，而技术的演进则是最普遍与持续影响的一项因素。传统高科技与低科技产业的界线，正被微电子、精密材料与信息系统等应用广泛的科技打破。不同国家的企业在产业技术的应用层次上也很难区别。

　　企业往往以技术发展新产品与新流程，弥补资源不足的问题。技术的影响力，如果不是完全淘汰传统生产要素，至少也可以相当程度地减轻这些因素的阴影。例如，弹性的自动化系统带来种类繁多和数量不定的生产方式，减少了许多产业生产中的劳动因素；掌握高超的技艺也比当地低廉的工资更加重要，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商的生产线通常是往高工资而非低工资的地方移动，此举同时也达到接近市场的效果。事实上，对材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需求依赖已大大递减，许多材料由新的合成物所取代，现代的材料如工程塑胶、陶瓷、碳纤维以及应用在半导体上的硅，都是从成本低廉、容易取得的原材料中制造出来的。

　　由于技术扮演的角色日渐凸显，因此在很多产业中，企业对资源的需求反而比不上对技术、效能、效率的需求。比如说，在炼钢工业的除磷技术尚未开发前，瑞典低磷的铁矿曾让该国一度保持相当的竞争优势，而除磷的技术问题一解决，瑞典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即顿时丧失。

　　足以比拟的资源条件全球绝大多数的贸易发生在条件相当的发达国家中，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也不容忽视，这表示它们拥有可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条件。曾经以劳动力高水平称霸的美国已好景不再，原因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产业的劳动力同样受过教育并具备工作技能。绝大多数制造业需要电信、道路、港口等基础建设的配合，发展中国家同样具备了这些条件。 传统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资源条件，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渐趋普及。

　　全球化趋势很多产业的竞争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化竞争也不只出现在制造业，还包括服务业。企业的全球化竞争战略涉及全球化的销售、全球化的资源与材料的考虑，以及从成本角度来考虑在各国进行的生产活动，它们也与当地企业进行跨国联盟，以提高本身的竞争力。

　　产业的全球化解决了企业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全球化之后，原料、元件、机器设备以及许多服务的获得，也使得比较优势产生了新的意义，像先进的运输设备就降低了交易与货物的成本；又如，本土的钢铁工业不一定是采购钢铁的有利条件，当政府政策或压力鼓励采购成本昂贵的国产钢材时，它甚至可能对产业竞争有不利的影响。

　　另外，资金流向国际上信用好的国家，这也使产业发展不再受限于本国资金的投资环境。例子之一就是前面提过的韩国，它在20世纪50年代资金匮乏的窘境下，依然发展出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韩国产业的资金事实上在更早时也带动了英国、美国、瑞士和瑞典等国家。 全球化趋势下，即使国家之间的特殊技术交流仍有障碍，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子公司解决。

　　尽管传统生产要素正不断变化，贸易活动却依然存在。这个矛盾与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关；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在于，竞争者是否能有效应用所在地的生产要素。

　　比较优势的退位

　　产业竞争中，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以生产成本或政府补贴作为比较优势的弱点在于，更低成本的生产环境会不断出现。今天以廉价劳动力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取代。由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不经济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一夕之间失去了竞争力。谁能想象黄沙遍地的以色列竟然能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者？同样，成衣、电子产品等成本敏感的产业，由于竞争压力越来越重，领导人也更换频繁。

　　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资金周转率低的产业。这类产业的进入门槛不高，所以是许多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同时也引来了很多的竞争者以及过多产能的投入。当越来越多的市场新进入者加入进来时，它们随即会发现，除了优势不断消逝之外，还会因资产的投入而被套牢。

　　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掉入这种陷阱。它们几乎一窝蜂地在生产成本与价格上竞争，其开发计划更是以成本导向的新产业为基础，无法逃脱生产成本的限制。因此，这类国家时时处在失去竞争力的威胁中，年复一年面临薪水与资本周转的问题。它们有限的利润完全得仰仗国际经济的波动。

　　如果比较优势不足以解释产业强国的大多数产业现象，那么运用政策来影响比较优势只会使得产业发展效率更低。若是劳动力成本不足以左右产业的命运，政府强加管制产业的薪水水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产业竞争的是质量、产品开发的时效与特性而不是价格时，就算政府会扶持产业，事实上也起不了多少作用。

　　“规模经济”行不通

　　各界虽然普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不足以解释贸易问题，但取代或补充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却又有相当多的分歧。规模经济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指出，一个国家的企业如果能达到一定产量，成本就可以压低，出口就有竞争力。规模经济理论撇开了其他因素，专注于市场占有率，它也可以应用到需要大力研发的科技或依赖产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市场漏洞中。规模经济的支持者认为，能善加利用这些漏洞，一国的产业就能争取有利的出口地位。

　　对一些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经济理论确实有它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哪些国家的企业能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产业上？

　　理论上，全球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都可以通过向全球销售来发展规模经济，但企业似乎无意真的这么做。产业在实际运作的时候都未必遵循这套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庞大的内需市场是促成规模经济的重要条件，但是像意大利企业称霸五金器材市场、德国公司领先化工业、瑞典企业称雄采矿设备、瑞士企业在纺织机市场表现强势等，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强大的内需市场以支撑这些产业成为世界盟主。即使在大国的内部，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也是相当薄弱的。日本国内有9家汽车厂相互竞争，国内市场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但是企业借助海外市场找到规模经济的条件。 类似的道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任何形态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技术差距论”（technology gap theory）是另一种试图超越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问题的观点。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贸易是基于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他的理论是从广义的角度看待技术差异。所谓的技术差距论就是根据这个观点衍生的。 依照这个理论，各国的产业出口是基于它的企业具有精湛的技术，当技术普及后，差距就会缩小，出口竞争力也就降低。

　　比较优势的核心确实在于技术的差异，不过，不论是李嘉图的说法还是技术差距论，都没有回答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生产率与技术的差距？哪些国家的企业能获得技术上的优势？还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保持产业技术优势达数十年，而不像技术差距论所预言的，随着技术扩散普及就丧失领导地位？

　　另一种有争议的说法是，国内市场带动贸易竞争力。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最能表达这样的观点。 弗农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许多产品的开发者，是因为其国内有市场需求。 美国企业研发了新产品，在产业还在发展阶段时就开始出口，进而根据海外市场的需要进行海外生产。最后，随着技术普及，海外子公司与外国企业的产品又回销到美国。

　　“产品周期”概念是一个动态的理论，认为国内市场会影响产品的创新。不过，对国家竞争力而言，这个说法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弗农本人也承认，美国现在已不再是先进产品的市场支柱，连过去是否称得上也有疑义。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能在特定国家发展特定的新产业？假如几个国家同时出现需求（这种现象在今日很普遍），情况又是如何？为什么一个技术落后或内需市场不大的国家，反而能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角？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产业能持续领先创新，而不是随着技术标准化就不再风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在一个产业上维持竞争优势，其他则不然？

　　最后，新兴的贸易理论则是根据跨国企业的兴起而发。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只在出口，更在海外投资，它们的崛起显示贸易不再是国际竞争的唯一形式。跨国企业到许多国家制造产品并销售，结合各地贸易形势而分散制造。最近的评估显示，跨国企业与它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贸易占国际贸易总量中相当高的比重，发达国家相当多的进口来自它所属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因此，评估一个国家的产业优势，已不限于它的生产出口，而是跨国企业是否以母国作为发展基地，例如，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广设分公司的IBM、DEC、惠普以及其他美国公司。

　　这种跨国企业状态反映了企业朝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它与天然资源的多寡无关，最常出现在重视产品差异与研发密集的产业。在这类产业中，成功企业的技术与经验通常也可以出口，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就可以制造生产，因此常被称为无国界的企业。

　　事实上，跨国企业已经是产业成功之路上不可缺少的踏脚石。然而，过去对跨国企业的研究，偏离了主要的问题。因为能在特定领域或产业上独领风骚的跨国企业通常由母国的总公司发动，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跨国企业如何在特定国家的特定产业发展独特的技术与经验？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跨国企业能建立并维持竞争优势，其他则不行？

　　为什么他们能，我们不能

　　为什么有些企业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决定条件在于企业所处的国家能否在特定领域中创造或保持比较优势，这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产业的国际化与跨国企业的形成，看起来好像与国家影响力背道而驰。乍看之下，企业似乎超越了国家，国家在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上的角色似乎越来越弱。然而，我们研究的结论却与这种观点相反。一些较早的例子显示，一些特定产业或产业环节有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趋势，竞争优势也可以持续数十年。因此，只要所在国家能提供企业竞争的优势，来自各个国家的企业再形成策略联盟，终将成为国际上的盟主。

　　产业竞争优势的创造与持续应该说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竞争的成功更源自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价值、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历史的差异。事实上，国家在全球化产业竞争中的角色不减反增。尽管在国际竞争下，国家对企业的影响似乎不如过去，但是当保护壁垒排除后，以产业技术与现场经验为支柱的国家，重要性将大为提高。

　　因此，在建立任何新的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理论之前，必须摆脱大多数的传统论点。第一个原因是，企业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战略，而且正充分地应用这些战略。新的理论必须能解释：在某些特定产业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比竞争对手有更好的战略。

　　其次，成功的国际竞争者通常整合了进出口贸易与海外投资两种手段，而大多数过去的研究则只偏重其中一项。一个新理论因此必须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同时成为产业出口国与海外投资的总部？ 这个问题关系到很多出口与海外投资的基本条件。

　　国家是企业最基本的竞争优势，原因是它创造并延续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制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维持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 通常，根据技术发展的复杂程度，企业会在不同状况的国家进行不同性质的活动。

　　企业通常将绝大多数的生产作业、核心技术以及先进的经验技巧放在母国。这种特点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使得整体经济受惠。一个产业竞争力强的国家，通常也是出口顺差的国家。

　　若与企业在母国的发展相比较会发现，企业的国籍其实是次要的。即使是外资企业，如果它能像本地企业一样，在当地维持有效战略、不断创新并保持技术竞争力，当地经济也必然会因此而获益。 因此，一个国家能持续并提高本身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它是否有资格成为一种先进产业或重要产业环节的基地。

　　新的竞争优势理论必须从比较优势的观念提升到“国家”竞争优势层面。它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企业能够以“国家”为媒介获得竞争所需的全部条件，而非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考虑的有限因素。大多数贸易理论把成本、产品差异等看成贸易条件。 新理论则需要能够反映市场区分、产品差异、技术差异与规模经济等更丰富的竞争概念。先进产业与其环节的核心是质量、特色与新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流程与生产效率可以降低成本，因此这方面的技术也压低了生产成本与经济规模等条件。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企业在有些国家就是比在其他国家更能创造优势，并且能提高生产力。

　　因此“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是建构新理论的前提。传统思潮大多把静态的成本效益和生产要素具象化。技术变迁或被视为外部因素，或被放在研究的范围之外。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年，德裔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竞争是不均衡的。由于新的产品、新的区域市场、新的生产流程出现，因此商业竞争的面貌是会不断改变的，每个时间点上，快速的进步一直在取代静态的效能。不过熊彼特和其他学者一样，没有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有些企业，创新能力比竞争对手强？

　　所以，新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必须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重点。 我们必须解释国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角色。技术创新需要有形资产、人力资源和研究发展的持续投资，因此我们也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研发活力充沛，有些则不然？问题就在于，一个国家如何提供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快速的创新和进步的产业环境。从广义的层面来看，技术的进步会带动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进步的一大原因。

　　从静态的观点看商界竞争，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是固定的，企业努力发挥这些固定条件以获取最大回报。但是，在真实的产业竞争中，创新与变革才是基本因素。与其受限于静态的资源，呆坐着计算最大回报，企业更应该关心如何开发新产品、如何使新流程获得最大的回报；与其在固定限制下作规划，企业更应该改变限制条件成为竞争优势；与其在固定的生产要素中部署资源，企业和国家更重要的课题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的生产要素。 由于生产要素是流动的，所以可以利用全球战略取得优势。效率与效能则是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中心思考，解答了这些问题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成功地发展出一些特定产业了。

　　最后，由于企业是竞争优势创造过程的主角，所以在国家竞争优势的理论中，绝不能不分析企业行为。要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就要看这个理论是否同时适用于政策决策者、经济学者以及企业经理人。按照企业经理人的观点，绝大多数的贸易理论都过于理论化而不实用，因此新理论必须能为企业提供如何规划战略的前瞻观点，以期成为更有效率的国际竞争者。这也是本书的期望。

　　跨国探索竞争优势

　　为了要调查国家如何在产业的竞争中展现优势，以及竞争优势对企业战略与国家经济的启示，我主持了一项长达4年、涵盖10个重要贸易国家的研究，它们分别是：

　　这个名单包括了美国、日本等世界上工业领先的国家，以及从国土面积、政府产业政策、社会文化、地理与区域位置各方面互有差异的其他国家。而亚洲国家的表现越来越受世界瞩目，因此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列举的欧洲国家中，小国如瑞士、瑞典，则是因为它们惊人的贸易表现而入选。受到时间与资源的限制，这项研究的范围只有上列的10个国家。不过，在1985年时，这10个国家的贸易总和占了全球贸易的一半。表1-1是这10个国家的基本资料。

　　这项研究集中在精密产业及其关联领域的发展与竞争优势的延续，因为这些产业是国家得以发展并维持高生产率的关键。因此本书所选择的也分别是在某些产业上已有卓越成就或是具有高度发展潜力的国家 ，像是代表新兴工业国家的韩国和新加坡就是因为具有高度发展潜力，所以被囊括在此次研究中。在发展快速的新兴工业国家，其政府政策与产业成就的模式往往不同于传统工业国家。 韩国在产业升级与竞争力方面更是名列新兴工业国家之首。

　　绝大多数有关“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往往只针对单一国家的表现或仅就两个国家相互比较，日本更常被当做比较对象。 不过我的研究发现，一般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往往失真，甚至可能方向上存在偏差。当加入了第三国或第四国资料之后，原本两国之间比较研究的结果常常缺乏说服力。例如，比较美国与日本时，日本的大型研究计划通常被视为支撑它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多方比较之后，德国和瑞士虽不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却不妨碍它们在各种产业中持续竞争优势。同样，本文随后会讨论到，日本大型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往往与我们过去的想法不同。 由于每个国家的处境不同，这项研究将把特殊情况排除在国家竞争优势的建构条件之外。

　　参与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超过30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被研究国家的学者，但是使用的研究方法已经统一。本书前言部分所列的赞助企业与机构尽量涵盖各种层面，例如政府机构方面包括了日本通产省，民间金融机构如德意志银行，教育机构如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国际企业研究所，以及媒体方面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这些机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并协助联系当地企业与相关单位，以便进行一些当地的研究工作。

　　表1-1 本书所研究的十大优势国家的经济和人口特征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1988年9月。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外贸制度和经济发展：韩国》（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uth Korea），197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历年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1986年。联合国出版的《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 Book）和《统计月刊》（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美国劳工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数字》（Comparative Real GDP Figures），未发表的资料。

　　注：总体经济指标系根据不同组织、依不同方法所搜集的资料数据而拟定。在此提供的指标尽可能根据标准一致的资料来源和方法，以便进行比较。在此运用1980年的物价和汇率列出相关数字。虽然以不同年份的资料或汇率所作的比较有时会有差异，但各国之间的排名并未有显著变动，除非要求绝对精确的计算，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使美国在绝对年均国内生产总值上领先其他国家，但是它在战后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然如同其雇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一样排在末位。

　　a. 1955-1987年 b. 1960-1987年 c. 1963-1987年 d. 1961-1987年 e. 1970-1987年 f. 1966-1986年 g. 1955-1985年 h. 1985年 NA=欠缺资料

　　描绘优势版图

　　在这项研究中，被选中的国家都从两方面来着手此项研究。第一部分是通过既有的统计数字、出版信息以及深度访谈，找出各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各类产业，了解这些竞争优势的表现。我们对产业的了解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传统的研究大多排除服务业，但是有鉴于它在国际竞争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特别将它纳入研究范围内。我们也尽量利用访问、收集到的资料与各种出版物，以克服目前服务业数据不齐全的难题，继而建构它在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位置。

　　我们研究的最小单元是一个定义明确的产业，或是产业的重要环节。这是考虑到所谓的国家优势正朝一些产业或是产业环节竞争的趋势。这也反映出各国的竞争优势实则源自于个别拥有的独特资源。

　　我们定义“国际性成功”的标准是：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竞争优势。由于保护政策、政府补贴、不同的会计核算方式以及与邻近国家进行边界贸易等情形，一般的竞争优势的衡量标准有误导之嫌。同样，国内市场的利润、产业或产业龙头的规模大小、出口量大小等，也都不是可靠的指标。要以统计数字正确衡量竞争优势，着实是件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因此，我们选择国际竞争优势的衡量标准是根据下列两个观念而建立的： 能对多国持续进行出口贸易；或是在母国发展资产与技术，并借以进行海外投资。全球战略既不能缺少海外投资，也不能缺少出口贸易，两者皆是衡量国际成功的必备条件。 例如，瑞士制药业与美国日用消费品产业（如清洁剂），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力量甚至远超过贸易数据的表现。实际上，贸易与海外投资也经常是同时进行的。本书附录I中会详细介绍我们如何定义产业竞争优势。

　　另外，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以当地人持有的本土公司或是能独立运营的外资子公司为准。例如，在研究意大利的雪靴企业时，只问该公司是否在意大利研发、制造，而不问持有者是外国或当地本土企业，因为这项表现最后是归到意大利的国际竞争优势，与企业主是哪一国人并无关系。反过来说，假如一国的产业主要依赖海外制造，那么这个国家并不被视为在该领域上具有竞争优势。

　　我们也选择1971、1978和1985年这三个时间点进行观察，并整理出各国有国际竞争实力的产业轮廓。 一个稍具规模的国家，产业可能达数百种以上，而每个国家中有竞争实力的产业，其形态也是不规则的，因而更重要的是去解释一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属于何种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演变。 事实上，在整个选择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彼此之间往往有关联性，因此在第7章，我们将提出一个产业关联表，呈现了一个经济体系中各个成功产业之间的关系。

　　剖析成功产业的发展史

　　本书研究的第二部分，则是借着回顾一些特定产业的竞争历史，来了解创造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国家的国力调查，表1-2列出我们选择的100多种产业或产业体系，并对它们进行详细研究。此表以外的产业我们其实也有过基本的涉猎。

　　被选为各国样本的产业，有它本身的竞争优势，也代表这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经济上的竞争优势。以丹麦为例，乳制品代表它强而有力的农业加工产业，食品添加剂和农业机械业则代表它在农业上游的竞争优势，家具业则是代表家居系列产品的产业优势。美国方面，我们以广告业、制造 / 工程业、废弃物管理业来代表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民航机、商用空调设备代表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软件业代表电脑产业的主导地位，注射器材、医疗设备代表医疗产业，清洁剂产业代表日用消费品产业，电影业代表娱乐产业，农业化学业则代表美国在化工领域的强势，以及美国大规模农业的主要力量。这些被研究的产业都占该国总出口量相当大的比例。在日本、德国和瑞士，优势产业占全国出口的20%；在韩国，优势产业的出口占全国出口的四成以上。

　　这些产业也是1985年各个被研究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较强的产业。在此之后，它们当中有些继续稳健成长，有些则维持原状或开始走下坡。它们当中不乏当代国际最著名的产业成功故事（例如，德国的高级轿车与化工产品、日本半导体产业与录像机产业、瑞士的银行与药品制造业、意大利的纺织品和制鞋业、美国的民航机与电影业等）。

　　由于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些产业呈现国家整体的经济特色，并避免重复以往研究只注意杰出产业表现的偏差，因此我们也选择一些知名度不高但具有高度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研究（像韩国的钢琴业、意大利的雪靴业及英国的饼干业）。一些与传统理论相矛盾的产业，我们也予以注意，例如，在内需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日本的英文打字机不但出口旺盛，而且还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我们在本书中暂且撇开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因为它们的竞争优势问题比较适合用传统理论解释，而且已不是先进经济体系的中心。不过，在自然资源产业转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新闻出版业或农业化学产业）后，它们就成为我们研究的产业对象。

　　为了解国家竞争优势在特定产业发展中的动态过程，我们尽可能回溯该产业发展的历史（例如，德国餐具业和意大利纺织业的发展时间都长达数世纪之久，美国的电脑软件与日本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借以认识一个产业为何以及如何在一个国家生根、成长，它的企业又是在何时、以何种方法发展出国际竞争优势的，以及这些国家竞争优势持续或丧失的完整过程。 这些产业史研究或许不是历史学者巨细靡遗的大作，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产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视野。

　　我们从全球产业生态出发，每个案例都包含对该项产业赢家与输家的研究。我们检视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态，观察它们的转变。因此，各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之优势也随之显现。例如，为什么德国与瑞士的印刷机产业能保持竞争优势，而美国却每况愈下，日本则渐有收获？当一个涵盖层面较广的产业同时也是数个国家的重要出口产业，或各国企业分别在某项产业的不同环节中获得国际肯定时，我们则扩大对这项产业的研究范围，并了解各国企业在这个产业中的专长。以包装机械业为例，我们同时研究它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发展，但也观察瑞士、瑞典的相关产业，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缺乏竞争优势的原因。

　　被选择代表每个国家的产业都是当时或过去强势的产业，或者被视为该国成功产业的范例。研究一个国家一度辉煌如今却已褪色的产业，不但使我们能从各国的案例去了解这些企业不能转战其他产业的理由，也可以从横切面的角度观察到，每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与该国成功和失败产业的关联。同时本书也收录了企业与国家竞争优势消长的清晰实例，使得这项研究远比过去一般性的研究具有更宽广的研究范围。

　　表1-2 产业个案研究

　　广义的竞争优势

　　这本书是介绍为什么国家能成功地发展某些产业，以及它们对企业和国家经济体系有什么意义的。研究所得的观点与概念，将可以迅速应用到国家以下的政治或地缘性机构。成功的企业通常集中在国家的某些城市或省份。以美国为例，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是房地产企业的大本营；石油业与相关维修设备业则集中在休斯敦；连锁医院则围绕田纳西州发展；地毯业则在佐治亚州达尔顿市；慢跑鞋业在俄勒冈州；活动房屋制造商在印第安纳州爱卡特市；迷你电脑业在波士顿。这些地方为相关产业提供了一个丰沃的发展环境。而说明这些产业集中在某些地理位置的现象，也对国家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事实上，从地方政府到州政府，该地的政策本身就扮演了强化国家优势的角色。

　　比起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更广泛的因素。这本书真正要探讨的是“环境”对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长期影响，更广义地说，是探讨“组织之间，为什么有的能够蓬勃发展，有的则在竞争之途上败阵”。企业的环境除了包括它的地理位置，还包括历史传统、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然而，要认清企业的环境，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它如何训练管理人才与劳动力，以及这个企业的早期或最重要的顾客特性有哪些。

　　我们已经相当了解所谓的竞争优势，以及竞争优势如何被创造，又在何种情况下丧失。但所知仍有限的是，为什么一个企业能正确选择某地作为发展基地以强化它的竞争优势，为什么某些企业会积极追求最适当的环境。这项研究将为这类有趣的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以往对国家经济成功的解释，往往过于单纯化、简单化，并在遇到无数的例外情况时，仍对这些过于单纯的说法深信不疑。越来越狭隘的理论分工更加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许多研究者逐渐认清，在不同领域中研究国家经济，都各有它的限制。有关国家经济的研究必须要跨越不同的社会变迁、观察更多变量之后，才能了解一个复杂且不断发展中的体系。要做到这一点，数学模型有它变量上的限制，统计学则受制于有限的数据资料，因此需要其他形态的研究来加以补充。

　　这也是我在这项研究中所持的态度。我的理论要整合许多变数并使它们容易被了解，而不是只专注于几个重要项目。上百个案例研究的整理非常麻烦，也不是一般的统计分析所能处理。为使国家经济体系更容易被了解，我也列上某些令人感伤的失败案例。因为笔者坚信，不这样做不足以了解如此复杂而重要的主题。尽管如此，错误与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不过我相信这项研究已经尽可能标明可以强化国家竞争优势的有关变数，以及它们在形成体系时的一些重要运作方式。

　　我的目标是，协助不得不放手一搏的企业与政府选择更好的战略、更有效地分配国家的自然资源。我发现如果企业缺少改善与创新的战略、缺乏竞争的意志、缺乏对所处国家环境的了解与改进之道，那么它就不可能达到最终的成功。“全球化将淘汰国家基地”是个错误的命题。一味避免竞争的战略同样虚幻不实。

　　政府方面则必须设定适当的目标并追求生产率，这是经济繁荣的两大柱石。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像诱因、努力与竞争等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而非依赖经常听到的补贴、集体研发或“短期”保护政策等看似有效、实则降低生产率的做法。政府最适当的角色是，推动并挑战产业升级，而非提供使产业逃避进步的“扶持”。各国纷纷重新检讨经济结构时，就是选定适当竞争战略的良机。国家的经济繁荣不必借着剥削压榨其他国家，因为各国可以在一个开放竞争与创新的世界中共存共荣。

　　随着全球竞争的脚步加速，有些人开始谈论国家角色的消逝。事实上，国际化与自由化使国家的重要性不减反增。国家之间的特征与文化差异，非但不会受到全球竞争的威胁，反而会被证明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成功所不可或缺的部分。认清国际竞争中国家崭新与不同的角色，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球战略思想研究合集（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