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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人才鸿沟：科技发展的人本因素

　　科技对优秀人才的依赖

　　大多数人认为科技行业的立身之本是产品，它依靠产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塑造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在一个今日爆款迅速变成明日黄花的世界里，一家科技公司的持续成功有赖于其新产品的受欢迎程度。而其新产品到底能有多出色，完全依赖研发产品的人有多优秀。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从本质上讲，科技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

　　第四次工业革命由数字转型定义。每家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成为一家科技公司，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是如此。因此，人的因素对于经济的每个领域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将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为了在数字化时代取得成功，企业需要从国内外招聘世界级的人才。本地社区也需要确保其居民能够掌握新的科技技能。各国需要有效的移民政策，使其能够找到并吸引世界顶尖人才。雇主也需要着力培养一支优秀的员工队伍，以便能够反映和理解他们所服务的客户与公民的多样性。这不仅要求企业会聚更多不同的人，还要求它能够创造一种文化和流程，使员工能够持续地相互学习。最后，随着科技使主要的城市中心实现高速增长，这些地区还需要管理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将不仅针对某个机构，还针对整个社区。

　　在上述每个领域，科技公司都依赖社区乃至国家的支持。在每个领域，科技公司也同样有机会和责任做得更多。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很像是解魔方，需要同时移动许多色块才能解开。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科技行业的人才发展？

　　在参加2018年公司的软件开发者年度科技展时，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一刻，微软的会议中心已经变身成为我们的年度技术盛会。这个活动由微软研究院负责，大家习惯以其简称MSR称呼它。MSR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基础研究的机构之一。它其实很难被称作典型的基础研究机构，因为它会集了创造科技的精英中的精英。不过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小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神奇的科技世界。

　　MSR拥有超过1200位博士，其中800位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与此相对，主要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通常雇用60到100名博士作为教员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质量上看，MSR通常被认为足以匹敌任何顶尖大学。因此，你可以将它看成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只不过其规模是后者的10倍。它就像是几十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人才济济的贝尔实验室的现代翻版。

　　MSR的年度科技展很像一场交易会，但主要针对微软员工开放。不同的研究小组搭建展台，展示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个活动的目标是使公司各个团队的工程师都能够看到这些进步，并在他们的产品中尽可能快地采用它们。

　　在我们必看的展台名单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隐私人工智能”展示，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突破，它通过创建技术能力训练人工智能算法处理加密的数据集，以更好地保护人们的隐私。隐私人工智能团队聚集在他们的展台周围，热情地回答了我们的各种问题。这群工程师显然是一个密切的小团体，彼此之间非常熟络。但谈话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意识到一些非同寻常之处。这个8人小组来自7个国家。有两个美国人，另外6个人分别来自芬兰、以色列、亚美尼亚、印度、伊朗和中国。这8个人现在都住在西雅图地区，并共同在雷德蒙德园区工作。

　　这个研究团队生动地诠释了超乎它本身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紧密协作的团队，正在努力应对当今的一个重大技术挑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世界冠军阵容，而美国的移民体系使我们得以做到这一点。

　　应对难题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科技行业面临的难题。一方面，移民对于美国保持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可或缺。如果美国没有吸引到世界上众多极其优秀和聪明的人来到全美各地的顶尖大学工作或者科技中心生活，它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导者。

　　当年，尽管美国西海岸的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硅也只与沙子有关，但移民已经在创新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美国成功地吸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从德国赴美，从而一锤定音地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看到设立曼哈顿项目的必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德国的火箭科学家敞开了大门，对美国成为首个将人送上月球的国家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联邦政府对美国各所顶尖大学的基础研究加大投资，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支持美国公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这些都支持美国发展出一套研究、教育和移民体系，并使其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引领着全球经济和知识领域的发展。

　　其他国家也在不断研究这种模式，并越来越多地加以仿效。但是，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不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对这个模式各组成部分的政治支持开始分崩离析。

　　迈入21世纪后不久，科技行业在应对移民挑战时就面临着这种日益严重的分歧。多年以来，共和党人一直支持高技能移民，但不支持更广泛的移民政策改革。民主党人愿意支持高技能移民，但前提是将这作为更广泛移民政策改革的一部分。多年来，与两党领导人的探讨几乎总是以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告终，那就是别想看到任何作为。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2016年12月，我和萨提亚飞往纽约，参加当选总统特朗普与科技领袖们在特朗普大厦举行的会面，我们决定在谈话中找到合适的时机和方法来提出移民问题。在讨论刚开始时，萨提亚提到了移民政策对他个人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它在今天为什么仍然重要。不过，其他人并没有对此加以附和，直到特朗普客气地问我们这一群人是否愿意谈谈我们的观点。我们深入探讨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听完这些之后，他告诉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有坏人才会被赶走，”他说道，“所有好人都可以留下来，也可以继续来这里。”谁能对此表示反对呢？但谁又知道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会谈中还与即将就任的白宫工作人员讨论了移民和教育问题。这次讨论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在2017年2月，即总统就职典礼一个月后，这种希望便破灭了。新任总统下令暂停向7个伊斯兰国家发放签证。在美国各地，人们聚集在机场抗议以宗教为理由针对某些国家。在微软，这项禁令影响了140名微软员工及其家庭成员，其中包括十几名当时恰巧在国外，无法返回美国的员工。

　　整个科技行业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站在哪一边都毫无疑问。我们要和我们的员工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的部分员工及其家庭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会帮助他们度过这场危机。

　　几个小时内，华盛顿州检察长鲍勃·弗格森决定提起诉讼。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试图制定一条战略路径，此时亚马逊深思熟虑的总法律顾问大卫·扎波尔斯基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随后的周日下午，我组织了一次电话会议，我们与苹果、亚马逊、脸书和谷歌一起，决定共同寻求科技行业的广泛支持，并提交一份意见陈述书。

　　尽管旅行禁令激起巨大的反响，但我们仍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并能找到回旋余地。2017年6月，萨提亚和我前往白宫出席了另一场有科技行业领袖参加的会议。这是由微软前首席财务官克里斯·利德尔计划的一系列会议中的一个，他在贾里德·库什纳的领导下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使联邦政府现代化的举措。我参与了一场畅所欲言的讨论，寻求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突破性移民方案的可能性。虽然白宫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然而，到9月初，白宫以及整个国家显然即将在移民问题上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新的问题是，总统是否会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计划），这将彻底击碎超过80万年轻梦想家的美国梦，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员工。我们尽力敦促各方达成妥协，在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同时，能够保留DACA和其他关键移民法规不受影响。

　　这些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在最终决定宣布前几个小时，我和白宫的人进行了交谈，前景看起来越来越不容乐观。我和微软的首席财务官艾米·胡德讨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我们的DACA员工。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并得到了萨提亚的批准。就在总统宣布决定废除DACA计划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微软成为第一家承诺为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法律辩护援助的公司。正如我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联邦政府想要驱逐我们的任何一位DACA员工，“它必须先越过我们”。随后，我们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及其一名学生，共同提起诉讼，反对废除DACA。

　　在许多方面，废除DACA的决定为随后的每一次移民政策讨论设定了基调。人们首先会讨论妥协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一切灰飞烟灭。不过，这其实也延续了一个已经存在10年的模式。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二届任期内试图通过全面立法，以打破移民问题僵局。奥巴马总统也在第二届任期内进行了尝试，而参议院也在2013年通过了一项全面法案。但最终，僵局是这个问题的唯一赢家。

　　然而，现在的辩论更加尖锐。各个派别都能轻而易举地退守其最核心的政治主张，变本加厉地迎合其基本盘的诉求。这种策略学起来不难，做起来也容易，但它造成的唯一问题是，人们根本没有机会达成任何结果。

　　抛开万众瞩目的政治问题不谈，我们有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监管领域，各方经常会就某个问题僵持不下，并最终变成一场必然会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的零和游戏。这种情况往往会演变成长期的僵局，最终大家都一无所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有时需要扩大挑战面。我在谈判中一直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绝不让谈判局限于只能产生一位胜利者的某个问题，即使这意味着要先暂缓处理其他一些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相反，应扩大讨论范围，把更多的问题摆到桌面上，创造更多交换和让步的机会，并做出一轮又一轮的妥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在最后宣称自己是赢家。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它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解决棘手的反垄断与知识产权纠纷。

　　它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也可以在解决移民政策问题中发挥作用。毕竟，美国需要建立一种真正公平的平衡，兼顾用移民填补新的技术工作岗位和创造更多由美国公民填补的工作岗位的需要。

　　这是一个既需要原则又需要务实的政治问题。我们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探讨移民问题，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它最大的政治挑战是，人们认为移民威胁了在美国出生的人可能拥有的机会。在我们雇用员工的许多其他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与贸易一样，大量移民的涌入可能会被视作对国内人口就业的威胁。但移民问题在政治上往往更具争议性，因为考虑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大量涌入，并带来不同的习俗，移民还被认为会破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

　　我们在2010年提出了我们认为的最佳做法，当时我们倡导美国采取“国家人才战略”。我们努力拓宽问题的影响面，从而能够用为美国人创造更多机会的方式推动移民政策。我们的想法是，将签证和绿卡供应的有限增长与移民费用的大幅上涨结合起来，并利用增加的收入，针对新兴工作最需要的技能提供更广泛的教育和培训机会。

　　这个提议自然还有大量细节需要完善。2013年，一些参议员接受了这一挑战，奥尔林·赫奇和艾米·克洛布查尔共同领导了两党合作，推出了他们所称的《移民创新法案》（Immigration Innovation Act）。该法案也被称为“I-Squared”（I-平方）法案，采用了我们提出的基本公式，同时也照顾到某些关键国家绿卡严重短缺的问题，并提出了其他一些早该进行的改革。这个法案的大部分条款都纳入了参议院于2013年通过的全面移民法案，但最终止步于众议院。2016年12月，我们在特朗普大厦讨论移民问题时，我再次提出了这种方法。多数科技行业领袖都对此表示支持，但当选总统的幕僚对此明显存在分歧。

　　I-Squared法案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将筹集资金以支持一个明显变得日益重要的事业。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项新的紧迫任务，即帮助人民更方便地发展他们需要的技能，以便在基于人工智能和技术的经济中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一家科技公司，这是我们在进行招聘时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20世纪90年代我们面临的反垄断法律难题使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因而对这个问题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自己面对的转折点出现在2003年1月初，当时每个人都刚刚结束假期回来上班。我们的诉讼团队已经达成了一项原则上的协议，以解决由于输掉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的一场反垄断诉讼而导致的集体诉讼，这是我们所知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诉讼。它覆盖了加州的所有消费者，和解费用高达11亿美元。这将是微软历史上最大的诉讼和解方案。我给当时的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想向前推进此事，然后屏息静气地等待他的回复。

　　当天早上，鲍尔默穿过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讨论拟议中的和解方案。他十分清楚，几乎所有的企业高管都明白，提起集体诉讼的律师总会确保他们达成的和解方案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不菲收益。但鲍尔默想知道的是这次和解还包括什么。他像往常一样在我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然后坐了下来，但没有坐到椅子上，而是盘着腿坐在我的办公桌上，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场景。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如果我们不得不花上这么大一笔钱，我希望你确保一些真正的人从中得到一些真正的好处。”我答应他我会做到这一点。

　　最终的和解方案满足了史蒂夫的要求。微软同意向学校提供代金券，以便它们可以购买新的计算机技术。可购买的不仅限于我们的技术，它可以是来自任何公司（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的软件、硬件和服务。这个方案提供了一个我们将在美国推广的模式，最终为美国各地的学校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代金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解决方案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像国内许多人已经洞察到的那样，我们发现，尽管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学校面临的最大技术挑战并非为教室安装更多的计算机，而是让教师具备所需技能来使用这项技术。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教师们面临的最大技能挑战还没有到来，那就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机会，这是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上了高中或大学才刚刚起步的领域。只有先让教师掌握了相应技能，他们才能教授编程和计算机科学课程，而这些课程将决定新一代学生的未来。

　　学校科技教育和启蒙计划

　　计算机科学已迅速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领域之一。工作岗位的内容越来越数字化，而根据布鲁金斯学会于2017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岗位的薪酬要高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岗位。正如华盛顿大学著名教授艾德·拉佐斯卡所指出的，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一切的中心”。他解释说：“不仅是软件，还有生物学，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领域，计算机科学都已经成为核心。”

　　[1] Nat Levy, “Q&A: Geek of the Year Ed Lazowska Talks UW's Futur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mpact on the Seattle Tech Scene,” Geekwire, 2017年5月5日，https://www.geekwire.com/2017/qa-2017-geek-of-the-year-edlazowska-talks-uws-future-in-computer-science-and-impact-on-the-seattletech-scene/。为了普及计算机科学在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应用，拉佐斯卡不知疲倦地进行了长期努力，取得了成效，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来华盛顿大学执教时，该校只有12名计算机科学教授，而微软也只是一家小型初创企业。在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带领微软成为全球科技领袖的同时，拉佐斯卡也领导华盛顿大学建立了全球领先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家机构受益于彼此的成功以及它们之间的牢固合作关系，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科技部门和一流大学之间经常存在的共生关系。参见Taylor Soper, “Univ. of Washington Opens New Computer Science Building,Doubling Capacity to Train Future Tech Workers,” Geekwire, 2019年2月28日，https://www.geekwire.com/2019/photos-univ-washington-opens-newcomputer-science-building-doubling-capacity-train-future-tech-workers/。

　　但是，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教师严重短缺。美国只有不到20%的高中提供该领域的AP课程（进阶课程）。2017年，参加该科目AP课程的青少年人数低于其他15个科目，包括欧洲历史。在此方面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培训教师，从而使其可以教授计算机科学的成本很高。

　　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进展缓慢，不过公益项目的进展较快。例如，一位名叫凯文·王的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拥有计算机科学和教育学双学位，在成为软件工程师之前曾在高中任教。在微软工作三年后，西雅图一所当地高中了解了他的背景，并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志愿者教授计算机科学课。他很愉快地接收了邀请。很快，其他当地的学校也开始询问他是否也能作为志愿者任教。

　　凯文解释说他有全职工作，并且显然不能同时在5个地方讲课。但是，如果它们感兴趣，他认识其他微软的开发人员，他们可以和学校的老师，例如数学老师，一起开展团队教学。志愿者可以教授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数学老师知道如何教学、管理课堂，以及如何成功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志愿者共同授课的数学老师也可以学到计算机科学知识，并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教师。一种新的教师培训方法应运而生。

　　微软公益事业部推出了一项新计划——学校科技教育和启蒙计划（TEALS），并成为其在教育领域的基础项目。它每年从微软和500家其他公司和组织招募1450名志愿者，在美国27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近500所高中教授计算机科学课程。

　　随后，另一个人也站了出来，并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哈迪·帕托维已经成功地在美国西海岸建立和资助了许多新兴科技公司。他的父母是伊朗人，在伊朗革命爆发之后逃离了自己的国家并移民到美国。尽管哈迪已经非常成功，他的父亲仍然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于是，哈迪自己出资，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Code.org，这个组织将改变计算机科学教育的面貌。

　　从传统非营利组织的角度来看，Code.org的影响力令人惊叹。为了介绍最新的编程技术，哈迪创建了一个名为“编程一小时”的年度项目，鼓励学生尝试通过一小时的在线教程学习编程。他将自己的病毒式营销技巧付诸实践，迄今为止，全球已有数亿学生参与了这个项目。微软成为Code.org最大的资助方，并积极鼓励它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教师培训和支持项目。

　　不过，这一努力仍然需要更多的支持，以便更好地覆盖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虽然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计算机科学有些武断，但至少每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这么做。这意味着要让计算机科学进入每一所高中，甚至更低的年级。要实现这种规模的教师培训，唯一的途径是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来帮助填补缺口。

　　经过数年的游说，2016年，在获得联邦政府支持方面终于有了突破。当年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项大胆的提议，由联邦政府投资40亿美元，将计算机科学带到美国的学校。虽然这项提案引发了极大的热情，但它并没有使国会拨款。

　　伊万卡·特朗普在次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甚至在她父亲入主白宫之前，她就对联邦政府在学校计算机科学方面进行投资很感兴趣。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总统支持这一想法，但她也相信，获得公共资金的关键是主要的科技公司能够投入大量企业资金。她说，她将努力争取到联邦政府在5年内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前提是科技业承诺在同期投入三亿美元。

　　像往常一样，谁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永远是一个问题。白宫正在寻找一家愿意在5年内承诺投资5000万美元的公司，以便推动事态发展。考虑到微软长期以来的参与、资金支持以及此前对奥巴马政府的支持，我们自然成为不二之选。我们同意做出承诺，其他公司也随即跟上。2017年9月，微软公益事业部负责人玛丽·斯纳普与伊万卡在底特律共同宣布了这一决定。

　　全国性的挑战与应对

　　在不断发展的经济中，美国学校对计算机科学的需求将成为新一代人就业机会的制约因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和州政府正在确定创新项目，以加强本地学校的力量，投资于社区大学，改善终身学习体系，并为那些随着生活变化而需要改变工作或职业的个人探索新的职业道路。全国各地的团体同时还在积极学习国外经验，探索是否可以在美国成功实施瑞士的学徒制模式，或是新加坡的终身学习金融账户。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挑战，不满于华府的僵局，举国上下都在积极寻求进展。

　　科技行业同时也正在对学习和求职工具进行投资，包括微软自己在领英上所做的努力。领英绘制了一份经济图谱，按照地区和国家标出企业正在创造的工作岗位类型，以及承担这些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类型。根据来自全球超过6亿会员的数据，这份经济图谱提供了一个工具，帮助公共政策规划者集中发展所需的教育和技能项目。从科罗拉多州到澳大利亚再到世界银行，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都在使用这个工具。

　　[2] 通过与领英的部分合作，马克尔基金会（Markle Foundation）发起名为“能手”（Skillful）的行动倡议，带动了在以技能为导向的招聘、培训和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创新工作。Steve Lohr, “A New Kind of Tech Job Emphasizes Skills,Not a College Degree,” New York Times, 2017年6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8/technology/tech-jobs-skills-college-degree.html。在科罗拉多州成功完成测试和验证工作之后，“能手”计划又进军印第安纳州。同样，微软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也与领英的澳大利亚团队和地方政府合作，利用领英的数据更好地识别出在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助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需要的技能。Microsoft Australia, Building Australia's Future-Ready Workforce,2018年2月，https://msenterprise.global.ssl.fastly.net/wordpress/2018/02/Building-Australias-Future-Ready-Workforce.pdf。世界银行也在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推行全球性的做法，与领英合作，在100多个国家构建并验证有关技能、行业就业和人才迁移的指标。Tingting Juni Zhu, Alan Fritzler, and Jan Orlowski, Data Insights: Jobs, Skills and Migration Trends Methodology &Validation Results, 2018年11月，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27991542143093021/World-Bank-Group-LinkedIn-Data-Insights-JobsSkills-and-Migration-Trends-Methodology-and-Validation-Results。

　　正如领英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基于计算机和数据科学的技能对新求职者来说越来越重要。根据2019年5月的数据，新毕业大学生在领英学习帮助中心最想学习的四大技能分别为数据可视化、数据建模、编程语言和网站分析，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重点。微软两大销售团队主管让-菲利普·科尔图瓦和贾德森·阿尔索夫均表示，新技术的大量应用越来越要求公司加大对技能发展计划的投资，不仅仅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员工，还要针对我们客户的员工。因此，我们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以便把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技能带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随着我们不断取得进展，新的教训和挑战也相继出现。一个持续的挑战是如何确保人们能够以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新的技能，包括在高中学习计算机科学课程后，能继续攻读大学学位或获得其他高等教育文凭。通过新型合作方式，科技界和政府可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我们在华盛顿州亲身体验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州立法机构创建了华盛顿州机遇奖学金项目，将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相匹配，以便帮助本地学生攻读医疗保健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大学学位。自2011年以来，这种配捐组合已筹集了近两亿美元，每年资助约5000名大学生，为每人提供高达22500美元的奖学金。该项目增加了困难家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近2/3的受益者是其家中第一个大学生，且多数受益者是有色人种和女性。

　　这些成就对微软和波音等主要私营部门资助者与雇主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除此之外更令人鼓舞的是，这个项目正在广泛惠及更多人群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执行董事纳里亚·圣卢西亚在5年前加入项目，她主要专注于为学生提供导师、实习机会以及与潜在雇主的联系。这个项目让社区中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发挥作用，而这种合作的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学生毕业率，而且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通往高薪工作的明确道路。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毕业仅5年后，项目参与者的平均收入就几乎比其开始大学学习时整个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出50%。同一时期，全国范围内30岁美国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其父母在相同年龄段收入的可能性“从40年前的86%下降到今天的51%”。

　　这一成功激励我们寻求更大规模的地方性努力，以便扩展获得新技能和高等教育的机会。2019年初，华盛顿州地方领袖询问我是否愿意与华盛顿大学校长安娜·马里·高科共同促成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基金，该基金将通过对一系列依赖高等教育系统的企业增加税收来筹措资金。

　　尽管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它也同样极具挑战。我希望确保这些资金不仅能惠及那些在4年制院校攻读学位的人，而且能帮助那些就读于技术学校和社区大学的学生。我还想确保设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评估这笔钱是否被负责任地花掉，并附加条款，避免资金在经济衰退期间被挪作他用。

　　事实证明，这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想到要敦促其他企业缴纳更多的税款，仍然让人感到不安。艾米·胡德和我坐下来认真讨论了微软对这一主张的支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我们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一方面主张对当地企业征收附加税，一方面希望维护公司的声誉，那么我们应该提出一种税收结构，让微软和亚马逊作为华盛顿州最大的两家科技公司比其他企业缴纳更多的税款。

　　于是，我们照此提出了建议，而最终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参照了这一原则。我们在《西雅图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启动了我们的公众宣传活动，文章提议对州内的服务业企业加征营业和职业税。正如我们在专栏文章中所写：“让我们要求科技行业中最大的公司，也是高技能人才的最大雇主，做得更多一点。”虽然提案最初遭遇其他一些公司的反对，但立法者最终找到达成妥协的方法，为每家公司每年需缴纳的加征税款设立了700万美元的上限。仅仅6周后，立法机关就批准了一项新的预算并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每年可为高等教育筹集大约2.5亿美元。

　　华盛顿州新的《劳动力教育投资法》获得了本地和全国的一致赞扬，因为它承诺“自2020年起，将为就读社区学院和公立学院的中低收入学生提供学费减免，为经济困难的社区学院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使学费补助候补名单上的所有学生获得援助”。正如坦普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这“几乎是近年来颁布的最进步的州高等教育资助法案”。对我来说，这证明了如果科技行业能够采取更加以社区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并且付出可能比它应承担的份额稍稍多一点的金钱，我们就能带来切实的积极影响。

　　不幸的是，此类进展仍然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稀少。在美国，获得技术技能的机会远远不是均匀分布的。如同宽带接入方面存在的差距，获得技术技能方面的差距对特定群体的打击远远大于其他群体，而这加深了困扰美国的几乎每一条鸿沟。

　　如果观察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构成，你会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一方面，目前科技行业面临女性雇员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2018年参加AP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女生只占28%。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学生中，这一群体仅占参加此类考试学生的21%，而他们占全国学生的比例为43%。同时，当全国都在担心农村社区的经济机会时，2018年参加AP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只有10%来自农村社区。

　　简而言之，与全国相关人口的比例相比，学习AP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生更多为白人男性，同时更加富裕和更城市化。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但科技行业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对于妇女或少数民族人士来说，在科技行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不总是一件易事。

　　长期以来，科技界一直不乏杰出的女性先驱者，其中包括玛丽·居里，迄今为止，她仍然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个人之一，还有伯莎·本茨，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汽车潜力的人。但是，尽管男性愿意承认这些女性作为个体所做出的贡献，但科技界在更普遍地认识到女性的贡献和为女性创造机会方面，一直行动迟缓。在大多数科技公司，女性员工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不到30%，在纯技术岗位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同样，与这些群体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比，非裔、拉美裔和拉丁裔人口所占的劳动力比例通常不到人们预期的一半。

　　[3] 1888年8月5日上午，伯莎·本茨和她两个十几岁的儿子理查德和尤金离开他们位于德国曼海姆的家，将第一辆获得专利的“无马马车”（德语为Fahrzeugmit Gasmotorenbetrieb，大意是“使用燃气发动机的车辆”）开上环绕他们家的马路。伯莎准备瞒着丈夫卡尔，驾驶他那三个轮子的古怪装置前往普福尔济姆她母亲家。这段60英里的旅程后来被称为汽车的第一次公路旅行。这次旅行可不容易。伯莎和她的儿子们穿过陡峭崎岖的地形。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冒烟的怪物”推上泥泞的山丘，穿过海德堡到达威斯洛克，并不断地往引擎里装满在当地药店购买的溶剂。那天晚上，伯莎和她的孩子们又脏又累地到了她母亲家，给卡尔发电报宣布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的公路之旅成为头条新闻，为机动交通的新时代和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公司的未来成功奠定了基础。BradSmith and Carol Ann Browne, “The Woman Who Showed the World How to Drive,” Today in Technology (blog), LinkedIn, 2017年8月5日，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ugust-5-automobiles-first-road-trip-great-inventionsbrad-smith/。

　　谢天谢地，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观点终于开始改变。在整个行业，科技公司都推出了新的项目，以寻求更多元化的招聘，并在工作场所培养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一些新的进展来自应用其他行业已长期采纳的一些基本商业惯例。例如将高管的薪酬与公司推进多元化方面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谈论问题相挂钩，或是部署专门的招聘人员以发现富有竞争力的多元化候选人，并加大对传统上以黑人学生为主和拥有大量成功拉美裔人口的大学的校访。

　　这不是尖端火箭科学，甚至不是计算机科学，它从根本上讲是常识。好消息是，轮子终于开始转动了。但毫无疑问，谈到包容问题，科技行业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外界环境：科技公司与社区

　　也许加强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有助于科技公司更全面地思考“以人为本”问题的最后一个要素。这就是科技公司可以对社区带来怎样的影响，而社区正是它们迅速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快速发展的科技公司可以为社区带来高薪工作。哪个地区不希望它们入驻呢？吸引亚马逊第二总部（HQ2）的激烈竞争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一个又一个城市拜倒在这家公司的石榴裙下，并奉上它所要求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

　　增长也会带来相应的挑战。虽然这是一个所谓“高级”问题，但它无疑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在许多地区，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这个问题最先显现在公路上。交通运行变缓，通勤时间变长，科技公司开始为员工提供班车服务。在硅谷，大多数工作日的下午，公路就像一个停车场，区别只在于你在停车场可以开得快一点。道路上的压力只是冰山的可见部分。这是最容易被看到的部分，实际上，经济增长对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每个部分，从交通系统到学校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过去几年里，这个问题已经蔓延到更深的层次。虽然就业机会增加了，但住房供应却没有跟上。于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发挥作用。人们为了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搬入一个地区，但由于住房建设未能跟上步伐，导致房价上涨，许多中低收入者被迫搬出。社区的教师、护士和应急响应人员，以及科技公司的支持人员，经常被挤到更偏远的地区，并不得不忍受更长的通勤时间。

　　2018年6月，萨提亚和我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当地商界领袖关注教育和交通问题，并将其作为整个地区的根基性问题来看待。那一天，我们正在与其他10位本地领袖共进早餐。这是“挑战西雅图”组织的一个活动，后者是我们帮助创建的一个本地公民和企业团体，由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葛瑞格尔领导。当天上午的议题是讨论这个团体未来的优先关注事项。

　　那天的共进早餐让我们茅塞顿开。随着大家围坐桌旁畅所欲言，每位与会者都谈到了该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在西雅图，我们一直为成功避免了严重困扰旧金山和北加州的住房问题而感到自豪。直到我们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随着像亚马逊和微软这样的公司持续成长，总部位于硅谷的80多家欣欣向荣的科技公司加入我们，在西雅图开设分支机构。一夜之间，西雅图地区就从绿树成荫的翡翠之城变成一座“云端之城”。2011—2018年，当地的房价中位数上涨了96%，而同期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上涨了34%。

　　当年早些时候，这个问题在西雅图市中心直击要害。由于无家可归现象不断增多，西雅图市议会做出回应，建议每年通过对就业人口征收人头税的方式筹集7500万美元，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界对此纷纷公开表达了不满之情，亚马逊停止了新西雅图大厦的建设计划，并威胁说如果不改变这一决定，将减缓增加工作岗位。我们从华盛顿湖的另一边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华盛顿湖将西雅图与该地区其他许多城市分隔开，其中就包括微软总部所在的雷德蒙德。虽然我们没有卷入西雅图的辩论，但我们在观看形势发展时心情复杂。我们对征收工作岗位人头税同样持怀疑态度，但认为企业界需要做的不应仅是批评这项法规，而是需要采取更大的行动。西雅图市长和市议会最终取消了人头税，但同时并未找到什么有效的替代方案。

　　微软启动新计划

　　在早餐会上，萨提亚提出了对住房问题的担忧，并得到其他人的迅速应和。我提到最近一个周六的早上，我曾经和贝尔维尤市的警察局长史蒂夫·米勒特一起喝咖啡，该市是西雅图附近最大的城市。我要求和他见面，是想反映我们一些员工对于在社区中有时面临的种族挑战的担心，包括他们对当地警察的一些看法。他很开放，乐于听取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告诉了一个我原来并不知道的事实：房价上涨意味着贝尔维尤的新警察在他们巡逻的城市里再也买不起住房了。甚至连警察局长都要忍受单程一小时的通勤时间。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联系：如果地方官连社区附近的房子都住不起，那么社区和警察队伍之间就很难建立牢固的关系。

　　我向来自“挑战西雅图”组织的那些人讲了这件事，并提到我已经要求微软的团队开动脑筋制订一项新的计划。在萨提亚和我一起走出早餐厅的时候，我更详细地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想法。我们在走到电梯时已经决定把这项计划作为优先事项。

　　回到雷德蒙德后，我们组建了一个数据科学团队，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该团队与Zillow（美国房地产信息查询网站）合作，将房地产数据纳入研究，创建了比以前掌握的更大的数据集。研究成果令人很受启发，不仅对我们，而且最终对整个地区都是如此。数据显示，我们不仅面临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并且在提供经济适用房方面也面临迅速扩大的危机。当地的就业增长了21%，但住房建设的增长却只有13%，大大落后于就业增长。在西雅图以外的较小城市，这种差距更大，面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建设停滞不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搬去离工作岗位更远的城镇和郊区。目前，区内每天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的人数比例在全国的总体排名中也名列前茅。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增加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量。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与本地区的个人和团体进行磋商，并广泛学习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各种经验。在萨提亚的支持下，艾米·胡德和我决定在内部赞助一个更大的项目，并让她的财务团队开始努力制定替代性方案。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与其他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一样，微软也处在一个幸运的位置上，拥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有大量流动资产可以投入使用。2019年1月，我和艾米宣布，微软将承诺投入5亿美元，以贷款、投资和慈善捐款的形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努力带来两个特别重要的洞见。首先，毋庸置疑，单靠金钱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通过研究全球各地面临的同样问题，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显然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与公共政策相结合。因此，与我们的资金投入同样重要的是，9个本地城市的市长同时宣布将考虑进行改革，以增加中低收入住房供应。在我们宣布决定之前，克里斯汀·葛瑞格尔已经与市长们探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捐赠公共土地、调整分区要求以及进行其他改变，以便加快新房建设。这些问题非常棘手，推进改革措施也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我们希望，像很多时候一样，我们的资金能够成为催化剂，推动社区团结所需的更广泛的努力。

　　[4] 在西雅图地区扩大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数量需要长期努力，其中不乏政治和经济挑战。住房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而西雅图地区要找到一条出路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在微软内部做出介入决定时就认识到，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克服某种程度的争议，而且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但我们感到，重要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局势继续恶化。

　　我们准备参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有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葛瑞格尔的领导。在担任三届州检察长和两届州长后，她在2013年有机会决定下一步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大量精力。我们说服她帮助我们找到并随后担任“挑战西雅图”的首席执行官，将本地区最大的公司团结在一起，做出更大的公民贡献。她对住房问题的承诺以及她在整个地区和政界享有的信誉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说服我们这是一项我们可以通过意义非凡的方式帮助应对的挑战。有关“挑战西雅图”的信息请浏览https://www.challenge-seattle.com/。

　　其次，各方对我们承诺的反应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洞见。我们迅速看到，这个问题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在本地，而且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都是如此。2016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已经反映了广大农村社区的一个担忧，即在一个由科技推动的繁荣界定的时代，农村地区的人们已被甩在后面。现在，这种担忧以新的方式蔓延到城市地区。人们可能走在城市街道上，身旁新建的高楼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这些大厦本来是为了让科技公司的雇员居住，但其实他们已无法负担在此居住的成本。

　　这种局面将造成可以理解的挫败感，并很可能给美国政治增添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很快在纽约市见识到了这一点。当地政府本来已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成功地吸引亚马逊入驻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但一些本地政客对此做出激烈反应，远远超出普通买家的懊恼，他们的极力反对迫使亚马逊放弃了在纽约设立新总部的计划。考虑到公司的增长对我们所在地区的住房需求造成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在某些方面，经济适用房问题凸显了科技行业所面临的以人为本问题相互交织的性质。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企业，拥有多元化的员工队伍并身处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至关重要。虽然科技公司要求其所在社区为它们服务合情合理，但目前整个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我们扪心自问一个更大的问题。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规模，还有责任。科技行业越来越需要问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支持其所在的社区。我们当然不能只从附近的街区吸引人才，还需要从世界各地网罗优秀的人才，但我们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人创造机会。

　　所有这些挑战都需要采取行动。就像我在微软启动新项目时喜欢说的那样，一等奖给做成大事的人，二等奖给做成事的人。

　　成功极少眷顾那些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人。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