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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科技与公众安全：“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

　　珀尔的悲剧与巴黎恐袭事件

　　公众需要依靠执法部门来保障自身安全。不过，如果找不到罪犯或者恐怖分子，也就无从抓住他们，而找到这些人需要有效地获取信息。在21世纪，这些信息通常存储在全球几大科技公司的数据中心。

　　科技行业一直努力履行自身应尽之责，为保障公众安全和保护人们的隐私做出贡献，但我们发现自己正行走在剃刀的边缘。面对一个流动和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在迅速做出反应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达到微妙的平衡。

　　那些需要我们迅速做出反应的事件总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我在2002年就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当年1月23日，《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绑架。绑匪不断更换网吧，利用我们的Hotmail电子邮件提出赎金要求，并迫使巴基斯坦警方展开了一场疲于奔命的搜捕。绑匪要求释放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并终止从美国购买F-16战斗机的计划，以换取珀尔的自由。很显然，巴基斯坦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救出珀尔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他。

　　巴基斯坦当局迅速秘密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合作，后者找到了我们。国会此前已在《电子通信隐私法》（ECPA）中设立了一个紧急例外条款，即一旦出现“涉及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危险的紧急情况”，政府能够立即采取行动，而科技公司也可以迅速响应。珀尔当时显然面临生命威胁。

　　约翰·弗兰克找到我并解释了情况，我立即批准全力配合当地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监控绑匪使用的Hotmail账户，并通过他们最新发出的电子邮件的IP（网际互联协议）地址，锁定他们所在的地球另一端的网吧地址。我们的团队与联邦调查局和巴基斯坦地方当局密切合作了一周，在绑匪从一个热点跳到另一个热点以访问互联网时，对其进行追踪。

　　我们追得很紧，但可惜还是不够紧。绑匪在被抓捕之前杀害了珀尔。我们深受打击。他的惨死凸显了我们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和责任，尽管我们很少公开谈论这些。

　　那个事件是一个早期信号，揭示了后续的发展形势。今天，网络不再只是一个外围空间，它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组织和定义周遭现实世界的地方。

　　丹尼尔·珀尔的悲剧也强调了对隐私权加以判断的重要性。在隐私和安全之间，存在某种平衡，一端是致力于推进隐私权保护的团体，另一端则是追求更高安全的执法机构，这种平衡至关重要。面对此类争端，正如负责裁决的法官一样，科技公司也已经成为一个焦点。我们需要理解并认真考虑平衡两边的因素。

　　如何做好这一切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电子邮件和电子文档诞生以来，面对政府的搜查令，我们一直在不断试验和试错，以便能够恰当应对。

　　1986年，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了ECPA。当时，没有人知道第四修正案是否会保护像电子邮件这样的东西，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建立这种法定保护。

　　正如华府经常出现的情况，1986年，国会出于良好的意图开始行动，但整个过程并不简单。ECPA的一部分被称为《存储通信法》，它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搜查令。如果出于合理的理由，政府可以寻求法院批准，针对个人的电子邮件申请搜查令，但它不会向你出示搜查令，而是会向存储个人电子邮件和电子文件的科技公司出示该搜查令。公司则有义务调出邮件并提供给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法律实际上把科技公司变成了政府的代理人。

　　这还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况。如果政府到你家或你的办公室出示搜查令，肯定有人在场并知道发生的一切。你无法阻止这种行为，但会知道它发生了。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可以追随约翰·威尔克斯的脚步走上法庭。

　　在通知个人和企业政府正在从科技公司获取其电子邮件与文件时，国会采用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方法。它制定了一项法令，使政府有权申请封口令，从而迫使科技公司针对搜查令保密。这项法令赋予政府5个不同的要求保密的依据。从表面上看，这些依据并非不合理。例如，如果披露会导致证据的毁灭或对证人的恐吓，或以其他方式危及调查，法官可以在签发搜查令的同时附以一份所谓不披露令。一家科技公司可能同时收到这两份命令，第一份要求它交出电子数据文件，第二份要求它对这一要求保密。

　　最初，电子邮件还未被广泛使用，这些新型搜查令和封口令数量很少，不会被频繁使用。随着互联网的爆炸式发展，装有数十万台计算机的大型数据中心不断出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我们的执法和国家安全团队已经拥有25名全职员工，包括合规专家、律师、工程师和安全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全球各地众多律师事务所的广泛支持，他们在微软内部被称为LENS（透镜）团队，其任务非常简单——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和我们对客户的合同义务，在全球范围内审查和响应执法请求。这绝非一项小任务。LENS团队在三大洲6个国家的7个地点开展业务。每年，他们通常会处理来自75个国家超过5万份搜查令和传票。这些要求中只有3%是针对内容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寻找的是IP地址、联系人列表和用户注册数据。

　　微软收到的搜查令通常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一位合规经理将审查该要求，以确保其合法有效且有法官签字，政府也拥有合理理由，同时该政府部门对此信息具有司法管辖权。如果一切得到确认，合规经理将从我们的数据中心提取所需证据。我们将对数据进行二次审查，以确保我们只提取了搜查令中要求的内容，然后将其发送给提出要求的部门。正如一位LENS团队员工向我解释的那样：“这听上去很简单，但要做好需要花很多时间。你需要审查搜查令本身，审查它提到的账户信息，你还要提取信息，然后再次审查，以确保你所提供的信息是适当的。”

　　当合规经理判定，搜查令范围过广或请求超出了该政府机构的管辖范围时，事情将上报给律师。有时我们会要求缩小搜查令的范围。还有一些时候，我们认定搜查令不合法并拒绝配合。

　　每周，LENS团队都会有一名成员24小时待命，这意味着他在当周将睡在电话旁，以防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紧急或恐怖事件，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如果发生重大事件，LENS团队的成员将轮流值班，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睡眠，以便在工作时保持清醒状态。

　　2013年，在爱德华·斯诺登公开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档案，与大量泄密数据相关的公共问题开始爆发之际，一位律师加盟微软并担任团队领导。她叫艾米·霍根-伯尼。凭借其睿智和敏锐的幽默感，她很快赢得了团队的支持。艾米此前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国家安全部门做了三年的律师。这份经历令她在微软的工作游刃有余，尽管有些时候她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与华府的前同事对峙。

　　艾米很快适应了她的新角色。她就坐在我办公室的楼下，而我也越来越频繁地走下楼到她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和内特·琼斯的办公室相邻，内特·琼斯在当年稍早一些加入微软，此前他在美国政府工作了十多年，包括在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司法部，以及最后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反恐工作。

　　艾米负责管理LENS团队的工作，内特则负责我们的整体合规战略、与其他科技公司的关系以及与各国政府的谈判。随着全球形势的不断发展，他俩，以及整个LENS团队必须努力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需要与世界各地的执法机构合作，但他们同时也站在保护隐私权的前线，这些权利得到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以及其他国家法律的支持。他们和我们已有的多名隐私权专家保持着密切合作，我也很高兴他们的办公室离我很近。

　　内特和艾米很快就形成了公认的二人组，团队中的其他人开始把他们的名字组合在一起，称之为“内米”。在微软上下，人们都依赖内特和艾米联手，在我们面对最敏感的问题时迅速找到应对方法。我们的合规经理一旦看到收件箱里新收到的某个热点问题，往往会在互相讨论后立刻跑去找“内米”。

　　“内米”团队的职责是保护云这个全世界的档案柜，责任十分重大且令人如坐针毡，并且“针毡”还经常会以突然而戏剧性的方式变得更加尖锐。

　　2015年1月7日，星期三，正当法国各地办公室的白领们准备午休之时，一对兄弟闯进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冷酷地射杀了12人。这两人与基地组织有关，和其他许多穆斯林一样，他们因该杂志登出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而深受冒犯。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两个人决定自己动手解决此事。

　　这一悲剧立即成为各国新闻的头条。我们在雷德蒙德和全世界一起看到了这起可怕的事件。当时，我正从休息室的咖啡机里接咖啡。我和一群同事盯着电视，观看法国警察搜寻那两名逃脱的凶手。不久，法国军队也开始参与全国范围的搜捕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一名基地组织成员在法国一家超市发动了另一场致命的恐怖袭击。我认出了出事的街道和社区，那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我加入微软的最初三年曾在巴黎的微软欧洲总部工作。

　　除了核实我们在该地区的员工是否平安之外（他们都很安全），尽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但它与我的工作没什么关系。然而第二天，当阳光普照在雷德蒙德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国家警察很快确定，这两名恐怖分子拥有微软的电子邮件账户，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雷德蒙德时间5点42分，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向我们寻求凶手的电子邮件和账户记录，包括可以在用户登录时显示计算机或电话位置的IP地址。微软团队审查了这一紧急请求，并在45分钟内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相关信息。一天之后，经过法国全国性的搜捕行动，当局找到了两名恐怖分子，他们在与警方的枪战中被击毙。

　　巴黎的恐袭事件震惊了法国和全世界。袭击发生后的星期天，200多万人在法国首都街头游行，悼念遇难的记者，团结一致，表达对新闻自由的支持。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2015年巴黎发生的最后一场悲剧。当年11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就在巴黎人结束一周工作的时候，恐怖分子再次在全城多地同步发动了恐怖袭击。他们在一个正在举行音乐会的剧院内、一座体育场外，以及餐馆和咖啡馆里用自动步枪扫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恐怖分子共杀害了130人，另有500多人受伤。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黎遭受的最致命的袭击。7名袭击者被击毙，但另外两人设法逃脱。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此负责，同时警方很快发现，一些袭击者来自比利时。接下来，当局展开了一场新的搜捕，这次跨越了两个国家。

　　联邦调查局与欧洲当局合作，再次迅速向科技公司出示了搜查令和传票，以获取嫌疑人的电子邮件和其他账户。我们已经从《查理周刊》的悲剧中学习到，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时，我们需要准备好立即行动。这一次，法国和比利时当局共向我们出具了14份搜查令。我们的团队迅速审核了这些搜查令，确定其合法性，并提供了所要求的信息，我们的每次响应时间都在15分钟之内。

　　巴黎发生的两起悲剧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但要求我们加以关注的日子远不止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在电子邮件应用的初期，政府很少向我们提出移交信息的要求。但是，随着每年接收来自70多个国家的5万份搜查令和政府命令，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部署我们的工作。

　　棘手的问题和前进的道路

　　萨提亚·纳德拉帮助我们确定了前进的道路。他在2014年初成为微软的新一任首席执行官，此前他负责微软的云业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云，同时他还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带来了另一种颇具价值的敏锐洞察。他在印度长大，是一名高级公务员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高级公务员培训学院的院长，该学院在印度独立几十年来培养了许多高级公务员。这个成长背景让萨提亚对政府运作拥有天生的直觉。让我震惊的一点是，这与比尔·盖茨的情况颇为相似，后者是西雅图最著名和最受尊敬的律师之子。比尔和萨提亚都是典型的工程师，但比尔会像一位律师一样思考，而萨提亚则洞悉政府官员的思考模式。对我而言，能有机会和他们讨论棘手的问题令我受益良多。

　　2014年底，看到我们疲于应对五花八门的监听问题，萨提亚提出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原则性的方法。他说：“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做出艰难的决定，同时我们还需要让客户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原则来指导我们完成这项工作。”

　　此前10年，我们一直采取类似的方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包括发布《Windows原则：促进竞争的十二项宗旨》，以解决我们的反垄断诉讼。2006年，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布了这些原则。时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的乔恩·莱博维茨出席了那次活动，他曾积极地推动了针对我们的那场备受瞩目的反垄断诉讼。听了我的演讲后，他主动过来找到我说：“我认为，如果你们10年前就提出同样的主张，政府根本不会起诉你们。”

　　萨提亚布置的任务看似简单，实则困难。我们需要能够应用于整个业务的原则，从操作系统到Xbox。这些原则必须简单易记，而不能是充满法律和技术术语的二三十段艰深的文字，然而简短的文字总是更难写。

　　不过，尽管问题本身很复杂，但其出发点并不复杂。我们的心里一直非常清楚，人们存储在我们数据中心的信息并不属于我们。用户才是他们的电子邮件、照片、文档和即时消息的主人。我们只是他人之物的管理者，而不是这些数据的所有者。作为合格的管理者，我们在使用这些数据时需要立足于服务数据的所有者，而不是只考虑我们自己。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并制定出4项被我们称为“云承诺”的原则，即隐私、安全、合规和透明。我很喜欢向负责公司营销的高管指出，我们的律师找到了方法来把一个复杂的话题简化为4个词。他们不出意外地迅速反击，指出这种情况是头一次出现。

　　不过，制定清晰的原则和将其应用在工作中是两个不同的挑战。我们的团队针对每项原则做出了详细说明，并辅以培训。但是，一旦新的形势带来严峻的问题，并要求我们做出抉择，我们将面临真正的考验，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坚守我们做出的承诺。

　　不久之后，我们就遭遇了一个极大的困境，考验我们对透明的承诺。我们认识到，透明是其他一切的关键。如果人们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永远不会相信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商业客户在我们收到针对其电子邮件或其他数据的搜查令或传票时，尤其希望被告知情况。我们认为政府极少有合理的理由向我们，而不是我们的企业客户，发出法律命令。与个人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嫌疑人不同，一家声誉良好的公司或企业不大可能逃往境外或非法阻止调查。如果政府担心数据可能被删除，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冻结令”下采取行动，复制客户的数据，并静候政府在获取数据之前与客户解决法律问题。

　　2013年，我们公开声明，如果我们收到针对企业和政府客户数据的法律命令，我们将通知这些客户。如果我们同时收到一项封口令，禁止我们告知客户，我们将通过司法流程对该命令提出异议。我们还将请政府机构直接向我们的客户寻求有关其员工的信息或数据，就像这些客户将数据迁移至云存储之前所做的那样，并且我们会通过司法程序坚持这一行为。

　　“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

　　我们的第一次考验很快到来，联邦调查局向我们发出了一份国家安全信函，要求我们提供属于一家企业客户的数据，并禁止我们告知客户联邦调查局正在要求调取相关数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函，发现联邦调查局并无任何合理依据禁止我们通知客户，更不用说要求我们提供，而不是直接要求客户提供数据。于是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提起诉讼，然后走上了西雅图的联邦法院。法官对我们的论点表示支持，而联邦调查局在收到消息后撤回了信。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的律师在推动司法部直接向企业客户寻求数据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在2016年1月，另一个地区的一位美国助理律师不同意这一诉求，并向我们送达了一份秘密搜查令，要求我们提供属于某位商业客户的数据。与搜查令一同送达的还有一份无限期（永远有效的）封口令。我们拒绝了这一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旦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政府会撤回要求，但这一次，联邦检察官坚持要求我们出庭。

　　当时我正在欧洲出差，一早就被大卫·霍华德的一封电子邮件吵醒，他负责我们的诉讼和其他几个领域的工作。大卫5年前加入我们，是一位成功的前联邦检察官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对每个棘手的问题都表现出冷静的态度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卓绝的领导，确保我们多年来赢得了九成的诉讼。正如我半开玩笑地对董事会所说的那样：“我从大卫那里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取得好的诉讼结果实际上并不难，你只需做到对有把握打赢的官司据理力争，对打不赢的官司尽力达成和解就行了。”这一切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人，从而能够分辨出哪些官司能赢，哪些不能。

　　针对这个案子，大卫对我们获胜的机会并不乐观。法官并不同情我们，并威胁要判我们藐视法庭。大卫写道，诉讼团队希望移交客户的数据以避免罚款。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我告诉团队我不想认输。我们已经向客户承诺要针对此类政府命令做斗争，包括上法庭、打硬仗。

　　一位诉讼律师表示，这显然是我们注定会失败的一场战斗，而且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失败。“我宁愿失败，也不说谎，”我说道，“我们要信守承诺。”我觉得打破承诺的代价远高于任何金钱损失，即便结果保密，并不为人所知。

　　我对诉讼团队说，如果他们应诉并输掉了官司，只要罚款金额控制在2000万美元以下，我就会认为我们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我们都知道，我们收到的罚款额不可能超过这个数额。我只是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团队，他们非常敬业，希望打赢每一场官司。在我眼中，这个案子他们绝不会输。

　　微软团队和我们的外部律师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整个周末都没有休息。我们输掉了官司，但完全免除了藐视法庭罚款，并保留了对客户保持透明的能力，即可以不点名地公布，我们已经在一个此类诉讼中败诉。最重要的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们十分担心我们在未来会以这种方式不断遭受考验。我们需要转守为攻。大卫说：“如果我们任由政府挑起每一场战斗，我们根本无法赢得这些诉讼。这类封口令本应是个案而非常态，但政府正在使它们成为惯例。我们需要让法院针对此类做法做出裁决。”

　　他设计了一个精彩的策略。我们决定致力拿到所谓的宣告性判决，这将澄清我们的权利。我们辩称，政府常规性地依据《电子通信隐私法》发布封口令的行为超越了宪法赋予它的权力。我们仔细梳理了过去一年半的所有搜查令，发现在政府提出的个人数据要求中，有一半以上附有封口令，而其中的一半又明确规定需要永久保密。

　　我们回到西雅图联邦法院并起诉了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指出，滥用封口令侵犯了第一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即告知客户政府正在调取其电子邮件的权利。我们还辩称，这些封口令侵犯了我们客户依照第四修正案权利享有的免受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因为人们根本无法知道发生的一切，也就无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个案子直接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们在云端的权利是否应得到保护。得益于我们看到最高法院展现出的趋势，我们对此感到乐观。

　　2012年，最高法院宣布，以5票对4票通过决定，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警方在将GPS（全球定位系统）定位仪放在嫌疑人的车上之前需首先获得搜查令。正如有的法官认定，在某人的车上安装设备属于“物理入侵”，因而需要搜查令。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法官认识到，在21世纪，执法部门不一定需要物理入侵来追踪某人的位置。支持GPS，可远程记录某人位置的智能手机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它们泄露了政府可以挖掘多年的各种个人信息。正如索托马约尔所说，除非这种监听受到第四修正案的监管，否则它可能会“以对民主社会有害的方式改变公民与政府的关系”。

　　索托马约尔法官还抓住了其他一些我们认为的根本性问题。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高法院一直表示，第四修正案未能保护广泛共享的信息，理由是人们对此不再有“合理的隐私期望”。然而，索托马约尔指出，现在，隐私意味着能够共享信息，并能够决定这些信息对谁可见以及可如何使用。她是第一个阐明这种转变的法官，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他法官是否认同这一点。

　　两年后，问题的答案终于出现。2014年夏，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代表做出一致裁定的最高法院书写了意见。法官们一致认为，警方需要有搜查令才能搜查某人的手机，即使此人因犯罪而被捕。正如罗伯茨所书：“当代手机并不仅仅是又一种技术上的便利工具。以所存储和可能泄露的内容而言，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它们就是生活隐私的载体。”

　　罗伯茨解释说，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目的是保护人们在其家中的权利，而手机“通常能向政府泄露的内容远远超过对一所房子最彻底的搜查。一部手机不仅以数字形式存储着许多以前藏在家里的敏感记录，还会存储大量从未以任何形式存放在家中的隐私信息”。因此，第四修正案在此适用。

　　读到罗伯茨随后所写的内容，我们不禁欢呼起来，因为最高法院首次明确提到了存储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比如昆西）中的文件。他写道：“在许多手机上，用户看到的数据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存储在手机之中。同一类型的数据对某个用户而言可能存储在本地设备，对另一个客户而言则存储在云端。”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对一部手机的搜查可能远远超出搜查某个人实际拥有的东西。实际上，新技术已经创造出全新的基础，使云本身具备强大的隐私保护功能。

　　尽管这些意见并没有直接回应我们在西雅图提起的滥用封口令的诉讼，但它为我们寻求更广泛隐私保护的诉求吹来一股东风，我们要做的就是御风而行。

　　我们将大卫的计划付诸行动，于2016年4月14日提起诉讼。案件被指派给詹姆斯·罗巴特法官审理，他在2004年成为联邦法官之前，一直是西雅图法律界的领袖人物。他此前曾审理过我们的案件，包括一个大型专利诉讼。他为人强硬，但不失智慧和公平。他让我们的诉讼团队一刻也不敢放松，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在诉讼中提供了过去18个月的数据，显示我们在此期间收到了超过2500份针对个人信息的封口令，从而阻止我们告知客户有关调查其个人信息的法律程序。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甚至令人惊讶，那就是这些封口令中的68%根本没有截止日期。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永远被禁止告诉我们的客户，政府已经获得了他们的数据。

　　数字中立性

　　我们认识到，在表达我们对司法部当前做法的关注的同时，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改进这种做法的蓝图。我们呼吁更大的透明度，以及被我们称为数字中立性的做法，即承认人们的信息应该受到保护，而不管它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存储。我们指出，应根据必要性的原则达成平衡，即政府可以发出封口令，但仅限于必要的时候，而不是滥用。

　　政府做出回击，在我们的诉讼正式开始之前提出撤销诉讼的动议。政府辩称，我们没有根据第一修正案通知客户的权利，也不存在根据第四修正案挺身而出，捍卫客户权利的基础。我们很快得出结论，赢得这个动议可能会带来关键的转折点。如果在这个动议中胜诉，我们就可以获得有关大规模使用封口令的政府数据，这很可能会给我们所需的事实，从而帮助我们在最终的诉讼中获胜。

　　我们决定尽可能建立一个广泛的支持者联盟。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努力争取支持。当劳工节到来时，我们已经成功召集超过80个支持方，通过提交“法庭之友”陈述参与此案。这些支持方来自科技界、商界和新闻界的各个部门，甚至包括德高望重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前官员。

　　2017年1月23日，律师和公众向罗巴特法官提交了陈述，这距离我们决定针对秘密封口令奋起抗争而非投降已经过了一年零两天。现在我们有机会就政府的动议举行公开听证会，并且有司法部的前官员在前排支持我们。

　　两周后，罗巴特法官裁决，我们的案件可以继续进行。尽管他支持政府的论点，即我们无权捍卫客户的第四修正案权利，但他同意我们有权继续推进我们针对第一修正案的主张。我们成功地前进了一步。

　　司法部注意到这一点，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主张，于是双方开始坐下来谈判。经过多次讨论，司法部发布了一项新政策，明确限定了检察官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寻求封口令。此外，司法部还颁布新的指南，指示检察官在发出企业搜查令时，应在向云服务提供商提出要求之前寻求企业的配合。我们对此非常满意，并公开表示，我们认为新的方法将有助于确保秘密搜查令只在必要和特定的时间段内使用。双方同意终止关于封口令的诉讼。

　　这个结果凸显了隐私和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诉讼通常是直截了当的手段，其本身只能裁定当前流程是否合法，而不能带来新的方案，以解决科技应如何受到管理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深入对话，有时需要谈判，甚至需要新的法律。在上述案件中，我们提起的诉讼已经达到目的，即让各方开始就未来展开讨论。但让各方坐在一起，讨论其他问题仍然是一个持续挑战，而这个挑战将变得日益困难和重要。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