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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辉煌美第奇：警世之歌

　　如果商人手指总是沾满墨迹，那可是个好兆头。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37年

　　佛罗伦萨真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如果光线合适，傍晚干爽的海风吹拂大地，这里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巨大的岩石因此散发着玫瑰色，烟雾缭绕的日子里，空气中温润与干爽的部分混合交织，整座城市看起来好像从环绕的众山之中飘荡起来，直达尘间圣地菲耶索莱（Fiesole）。但佛罗伦萨还有另外的一面，更加冷酷无情的一面。夏天热浪扑来时，没有一丝凉风，佛罗伦萨坐落在山谷中，群山将城市牢牢锁定，整个城市散发出腐臭潮湿的气味。然后它又进入了短暂、狂躁的冬季，狂风暴雨从东北部穆杰罗（Mugello）的绝壁上席卷而来，山上的黑森林里野猪遍地，这正是美第奇家族的诞生地。当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气候影响到达这里时，佛罗伦萨的石头颜色就开始变深，仿佛散发着煤炭的冷酷气息。寒冷的感觉既潮湿又坚定，人们唯一的出路是躲在巨石后面，贴近熊熊烈火，寻求甘蓝菜、热面包和基安蒂（Chianti）葡萄酒的安抚。这种美丽而残忍的双重特性，正是美第奇家族的写照。

　　会计核算既可能成为一种推动力量，也可能是潜在的陷阱，为了理解会计的这种双重特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美第奇家族，厘清其与佛罗伦萨的关系，认清其对金融历史和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影响。美第奇家族正是在佛罗伦萨向世界展示了稳健财务管理的威力，但也因受到诱惑而陷入了忽视会计核算的旋涡。美第奇银行的那些杰出管理者借助会计核算，打造出一套高效运转的金融机器，这让他们在文化和政治影响方面都一时难觅敌手，也把之前的家族都甩在了身后。但是仅仅一代人之后，他们就几乎丧失了一切，这不仅是由于其会计核算不健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把会计核算视为自己及后代所应掌握的重要知识。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最终，美第奇家族的影响力不再根植于其银行业务。这一变化并不见得是出于他们的自愿选择。实际上，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业务一蹶不振。

　　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1389—1464）是一位顽固的银行家。他是一名中世纪银行家的孩子，被称为长者，死后被尊称为国父。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首屈一指的大家族，而科西莫的父亲乔万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曾经被授予“保护者”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份不大不小的荣誉，他还临时担任过教会掌旗员，也曾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尽管我们可以向上溯及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家族，但他们并非佛罗伦萨最为富裕和最受尊崇的市民。他们之所以积累起不菲的财富，一方面是由于精明过人，另一方面，正如此前的其他成功银行家一样，是由于他们与教会的贸易往来。科西莫的父亲赚了相当一大笔钱，去世时留下的遗产超过113 000弗罗林，这比达梯尼的遗产更为丰厚。

　　如果说科西莫的父亲使得美第奇家族发展起来，那科西莫才是让家族银行成为跨越国界的超级银行的人，并一跃成为当时的欧洲首富。美第奇家族精心积攒的财富，有的用于维持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艺术光辉，有的用于辅佐美第奇家族自身的政治权力。因此，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光芒，要依赖于良好的会计核算行为所打下的世俗基础。作为文艺复兴的主要维护者，科西莫促进了文艺复兴的概念化发展，大力资助甚至亲自推动了传统文艺复兴的进程。但就在围绕自己构建一个新大陆的同时，他也保留了自己父亲作为中世纪商人的许多习惯。

　　科西莫也出生在一个黄金年代，15世纪初期，佛罗伦萨在许多方面都是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中心，而在贸易、金融、教育方面，佛罗伦萨甚至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共和国大臣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文艺复兴学者，他声称自己所处的就是黄金时代，并公开发问：“无论但丁、彼得拉克（Petrarcha）、薄伽丘所处何时，难道当时不是黄金时代吗？”其他地方还曾出现过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式的大师吗？这些划时代伟人的出现，不仅奠定了托斯卡纳语在意大利方言中的统治地位，也引发了对现代文艺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思潮。人们认为，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佛罗伦萨人能够重回古希腊和罗马的光辉岁月与富足荣耀。古典主义文艺复兴注重对实用知识的研究，推动了人文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和相关产业的萌芽发展。

　　佛罗伦萨既是银行和贸易中心，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文化教育中心。托斯卡纳地区的教育水平很高，当地有关读写教育的很大一部分，都与商业记录核算有关。佛罗伦萨的120 000名居民中，有8 000~10 000人在任意给定的时间会入校学习，其中半数为珠算学校。大量记录表明，即使是工人和技师也都能阅读、书写和记账。人文主义者从字面上就意味着是一名拉丁学者和教授，而佛罗伦萨遍布着艺术家、诗人以及哲学家。银行家、商人、工匠以及律师都要掌握本行业的知识，但他们也都会听从和学习像亚里士多德以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古代学者的教诲和哲学思想。尽管1300年之后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有关珠算的运用，但也有学校专门讲授实用算术知识。对精英人士来说，他们可以在高等院校学习，1321年，大学正式成立，人们可以在此学习古人的智慧。像科卢乔·萨卢塔蒂等大家族的成员，他们根据柏拉图的理念组建了学院，人们在学院中对世俗知识进行研读，对广阔宇宙展开思索，对伦理道德加以梳理。在与教皇及其他城市的交流沟通过程中，萨卢塔蒂效仿彼得拉克，并按照西塞罗的风格写信。政治、商业和知识在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头脑中相互交织。萨卢塔蒂甚至把拜占庭学者、希腊人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带来，试图让西方世界早已经遗忘的古希腊语重回人间，并重新发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希望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世界中，让这些智慧之光重新焕发光彩。

　　尽管对精明的商人来说，佛罗伦萨是一个能让他们发家致富的地方、能让他们提高政治地位的城市，但与达梯尼共和城邦的全盛时期相比，这座城市正日益变得由精英人士统治。柏拉图说，哲学家应当成王，而在佛罗伦萨受到教育的精英阶层中，柏拉图思想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可以预见的是，它或许日益将其文化成就与道德以及世俗的领导权威联系起来。1398—1406年，科西莫的幼年导师罗伯托·德罗西（Roberto de' Rossi）针对佛罗伦萨上层家族的孩子开设了一家免费学校。他与克利索洛拉斯一起，将希腊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传授给一群年轻人，后者成年后将成为佛罗伦萨的领导者，而作为银行家和柏拉图思想传人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是金钱和古代智慧的一次令人沉醉的融合，毫无疑问，这也将让那些佛罗伦萨精英人士体验到权利的感觉。

　　这就是达梯尼和科西莫的区别所在，前者是白手起家的商人，而后者作为银行世家的后代，不仅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等新文化的影响，崇尚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和圣母马利亚（Virgin Mary），也像异教徒一样注重学习古代文化。美第奇家族的政治影响力与佛罗伦萨贫困地区存在关联，但以朴素著称、喜欢驴子更胜过骏马的科西莫，仍然是一位文化精英，也是历史上文学创作的最大主顾之一。他不怎么参加公众聚会，在街上会为老人让路，甚至在公众游行的时候会躲在后面。但这位低调谦逊的市民，正是佛罗伦萨的铁血统治者。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形容科西莫在攀登权力之巅的路途中既谨慎又狡猾，这一表述可真是恰如其分。但他对金钱的使用侵蚀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由基石。马基雅弗利声称，这些资金“给共和国带来了白色恐怖”。

　　这位谦逊、安静、衣着朴素的人经常愿意免除债务，原谅一位不称职的银行经理人，也经常为艺术家和学者提供资助，但也因为冷酷无情而饱受指责。当时若非如此，他就无法在意大利掌权。尽管佛罗伦萨法律禁止公开处死其市民，但这里仍然是一片动荡之地。科西莫接管了教堂的翻新工作并把其他赞助者踢出局，从而使得这项工作的荣耀由自己独享，为此他声名鹊起。他将不忠的家庭成员放逐出去，拆散他们，审查他们的书信往来，通过付钱，让意大利的法院和广场上站满了知情人，甚至有人说他拷打自己的对手。

　　作为佛罗伦萨的管理者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以及欧洲金融的掌控者，科西莫让自己的工作台成为这个金融和政治帝国的中枢神经。各类文书、包裹、加密信息、报告和账簿资料接连出现。他会任命伦敦的银行经理，并协商确定支付给各行、合伙人、存款人以及借款人的现金额度。他还会讨论丝绸的质量和瑞士货币的成色。他还负责人员管理，促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语言能力，甚至插手他们的形象管理：有些追求外表过了头，有些对穿着毫无抵抗力。在资金问题上，个性稳重至关重要，而科西莫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员，可以准确判断个人的品行，及时发觉危机的苗头。在看到威尼斯共和国作为盟友的价值之后，他果断借给它150 000弗罗林，使其避免陷入被教皇逐出教会的境地。这笔投资奠定了美第奇家族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永久联盟关系。

　　作为为天主教会提供服务的银行家以及国际贸易汇兑的掌门人，科西莫无疑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他的银行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机构。教会收取的什一税和赎罪券等收入，需要跨越欧洲各国，历经艰难险阻才能运回罗马。美第奇银行使得资金转移变得简单起来，它签发的汇兑票据可在伦敦或布鲁日被购买，然后在佛罗伦萨按照有利于美第奇银行的汇率，将该票据重新赎回。票据购买人承诺，将按照一定金额还给美第奇银行。美第奇银行随后就会按照同样的金额签发汇兑票据，并把票据发往伦敦或布鲁日，在保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进行票据兑换。通过这类汇兑交易，美第奇银行每年的利润率是13%~26%。票据购买人按照原先的金额进行偿还，而美第奇银行保留剩余的部分作为利润，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在教会许可范围之内。除了汇兑交易之外，美第奇银行还借钱给各城邦及自己的城市政府，后者通常以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税收进行偿还。他们也为富人（其中就包括教皇和红衣主教等）管理储蓄账户，并投资于农场和织布厂，其贸易范围十分广泛，从杏仁到独角鲸的长牙等无所不包。

　　1380—1464年，美第奇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1427年，就在科西莫的父亲乔万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去世并将家业留给他掌管的两年前，美第奇银行的总资产已经高达100 047弗罗林。仅1451年一年，光银行业的利润就超过了75 000弗罗林，尽管这还要在几个合伙人之间分享。1460年，这家银行米兰分行的资产已经达到了589 298弗罗林。

　　科西莫以金钱为手段，使得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甚至为意大利北部那些面临战火威胁的城邦国家买来了和平。他还挑起了一场残忍而不得人心的战争，以征服佛罗伦萨旁边的卢卡城。但是，他用自己的雇佣兵取代了佛罗伦萨的军队，从而削弱了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地位。1433年，他的敌人把他囚禁在佛罗伦萨中央广场的比萨智慧宫（也称作小旅馆）高塔顶层的小房子里，并判处他死刑。但就在对这一判决进行慎重思考的3周时间里，有人拉响警钟，召集了一场巴利亚（balia）议会会议，在此期间，科西莫正在忙个不停，向市政领导者签发承诺文书，并免除其相应的债务。零零散散1 000弗罗林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对于所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科西莫感到很惊讶，后来他承认，如果俘虏他的人开口要求的话，他已经做好了付出10倍于该金额赎金的准备。他也向雇佣兵支付了赎金，换得后者不在佛罗伦萨劫掠的承诺。当他把这些弗罗林撒下去的时候，巴利亚议会把他的死刑判决改成了放逐。他被允许逃往帕多瓦（Padua），随后他又逃到他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的盟友威尼斯那里。流放期间，他在美第奇银行威尼斯分行那里工作了一年，财富与日俱增，最终出钱把他所有的敌人都收买了，并进行了大笔捐赠，目标是教会、自己那些有权势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艺术家朋友。最终，他出钱收买并瓦解了对手，以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身份，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

　　对于科西莫自身的财富，人们经常将其视为家族和银行财富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只能进行估算。根据1427年的法律，每位佛罗伦萨的地主或商人都要按照复式记账法做账，以供政府税收审计之用，财产登记记录如今依然存在。每个善于经营的商人都有两套账簿，其中机密账属于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秘密账簿，此外还有合理的公开账簿供政府审计。当1440年科西莫的兄长去世时，根据对其共同财产的审计，财产登记记录的资产是235 137弗罗林，但这并非科西莫的全部财产，其数额一直在不断增加。财产登记记录没有包含其收藏的宝石、艺术品和书籍。伟大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是科西莫的曾孙，随后成为佛罗伦萨的领导者，在回忆录中，他声称，1434—1471年，花在慈善捐赠和公共建筑缴税上的资金为663 755弗罗林，其中400 000弗罗林用在科西莫在世期间。当时，一座体面辉煌的城市豪宅的花费约为1 000弗罗林，而城市中大多数人甚至交不起1弗罗林的税费。科西莫甚至可以为国王支付赎金，因为与大多数国王及其统治下的国家相比，科西莫要富有得多。

　　科西莫为佛罗伦萨的宏伟文艺工程提供资金支持。作为公民人文主义者，他挥金如土，资助像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等艺术家的建筑工程，后者建造了佛罗伦萨圣洛伦佐大殿（Basilica of San Lorenzo），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新潮的大型建筑工程。他还资助公共艺术并设立各类奖学金。这些给他带来的，是美好的名声、巨大的权势和无边的威望。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很喜欢科西莫，佛罗伦萨很多市民也是如此，因为他不仅很有教养，也很慷慨，他还很懂得免除债务的方式方法。随着人文主义顾问以及宫廷画家成为欧洲各国国王的座上宾，这些人对科西莫的推崇，使他在国际上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对科西莫来说，金钱就代表着权力，而他在赚钱方面很有心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知道如何管理金钱。让科西莫受益匪浅的，不仅有他所接受的当时最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还有他在父亲开办的银行的罗马分行所受到的训练，当时他在那里负责管理罗马教皇账户，因此对具体业务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大量工匠协会都要求其成员采取复式记账法记账，这也是城邦财产登记税的强制规定。如果发生财务争端，账本也可以被视为法律合同。佛罗伦萨的法官有根据财务记录来确定财产权利的习惯。在争议过程中，糟糕的会计记录是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的。

　　商人接受的初始教育，就是账簿核算，像科西莫这类领导人物在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些知识。不管在哪个家族产业中，年轻的成员都要在家族店铺或者海外分支机构中经历学徒生涯的磨炼，只有通过经验积累，才能掌握真正的账簿核算知识。佛罗伦萨在贸易和记账法规的指引下，沉淀出如此深厚的会计文化底蕴。它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法律规定。商人们需要把店铺运作的全部细节都机械地记下来，其内容从复印、抄写汇兑文书到会计记录等无所不包。

　　尽管之后科西莫把很多职责都移交给了自己的经理人，但他仍然切实履行着监管者的角色，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底气，最重要的是早期就完全掌握了会计核算的各项内容。佛罗伦萨的档案资料显示，科西莫本人也记账，并经常亲自管理自己的农场。一份1448年的记录显示，科西莫通过基本的会计核算，对穆杰罗的农场进行管理，他所使用的是简单的复式记账法，在账簿的同一页上展开记载双线（平行）借贷项目。会计工具是他筹划所有工作的亲密伙伴，从个人的橄榄油生产到他掌控的庞大金融体系运作，都离不开会计核算。如果没有这一工具，他根本没法搞清楚一家店铺或分支机构的业务活动，更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科西莫需要实时了解这些业务活动，在业务的现场交易和办公管理中加强管控。管理者只有站在店铺的地板上，才能领会业务经营的实质，而能够实现实时记载业务经营情况的，也只有复式记账法了。

　　复式记账法成为银行业经营的必备工具，这是因为，不存在任何其他手段，可以保证对如此众多的交易活动进行实时利润核算和记录。随着资金占用补偿行为（为签发支票而必须存入一定的资金）的日益普遍，只有复式记账法才能对在各个账户之间流动的资金进行跟踪记录。作为简单货币兑换的替代手段，这种资金流通方式显然更加难以核算和记录。很多企业都存在多项资金流入、流出和转移的行为，这就意味着资金处于持续的流动状态，需要每天对其进行核算。印刷厂、葡萄酒商、裁缝店、布料商人、银器匠、奶酪制造商、肉贩、文具商、旅店、杂货铺、国际贸易商和银行，以及各城邦及其金融机构等，都属于庞杂交易和分类账户中的一个节点。

　　与达梯尼的业务经营不同，美第奇银行并不属于中心化实体。每家分行自身就是一家企业，由一位合伙人担任经理，而最主要的合伙人毫无例外总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家分行经营失败或者因违反合同遭到起诉，也不会影响其他分行。塔玛索·波尔蒂纳里（Tommaso Portinari）曾经因为9包羊毛的打包存在问题而遭到起诉，他成功地抗辩称，这些包裹是由伦敦分行负责打包的，因此布鲁日分行无须对此负责。

　　从佛罗伦萨的大银行到羊毛和丝绸生产厂，还有欧洲各家美第奇家族企业的分支机构，科西莫在11家不同的企业担任高级合伙人。之所以能做到大权在握，是因为他在各家企业担任主要投资人和总审计师。1455年合伙成立美第奇布鲁日银行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让这一切都为大众所知。在业务决策过程中，美第奇家族会赋予其经营合伙人一定的自主权，但他们也会坚持相关的原则。章程第七条规定，禁止阿尼奥洛·塔尼（Agnolo Tani）在办公房间内玩纸牌、掷骰子和与女性厮混。章程第八条规定，阿尼奥洛·塔尼可以随时被要求到佛罗伦萨报告账户经营情况；每年3月24日，或者按照要求以更高的频率，经理人需要把账簿结平，并把账户信息提供给科西莫和他的主管会计，后者将在佛罗伦萨进行信息的核对确认。

　　乔万尼·迪·亚美利哥·贝西（Giovanni di Amerigo Benci）是科西莫最信赖的经理人和会计师，在1424—1435年就职于美第奇日内瓦分行期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此之前，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罗马的美第奇银行开始了学徒生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1435年，贝西回到了佛罗伦萨，开始担任科西莫的搭档、经理人和记账员。2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掌握了复式记账法，这不仅使他成了一名很有价值的员工，也成了老板的亲信。他负责签发银行的所有汇兑票据，结平所有账户，负责审计工作，甚至负责保管机密账。现存的第三本机密账，其涵盖期间为1435—1455年，就出自贝西之手。这是该银行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尽管贝西向教会进行了大笔捐赠，并请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为自己的女儿吉尼芙拉（Ginevra）画了一张肖像，但他一直严格自律。他保存着全部的账簿，没有遗漏一笔账目，而科西莫作为最终监督者对此心知肚明，也感到轻松。贝西去世两年之后，财产登记显示，他自己家族的财产已经仅次于美第奇家族。

　　科西莫与贝西一起，设计了一套审计和执行控制制度。每年，各分支机构的高级合伙人都需要准备好账簿资料，将其发给贝西供其审查。尽管合伙人也拥有公司的部分权益，但科西莫一直把持着行政控制权。他经常与贝西一起进行审计工作，可以肯定的是，他会亲自核对机密账的最终数据和账户信息。美第奇家族档案中，很多账簿上都有最终审计的核对标记。如果年底账簿中有亏损或者异常情况，科西莫还会把分行主管召唤到佛罗伦萨，对个人进行审计。在随后的几年中，布鲁日分行的主管塔玛索·波尔蒂纳里就被叫到美第奇-里卡迪宫（Palazzo Medici Riccardi），直接面对科西莫和贝西逐一对账簿进行审计，接受他们对每笔交易的问询。

　　科西莫是一个走过两个时代的人，他既经历过中世纪的洗礼，也受到了文艺复兴的熏陶，而后者正是由他协助开启的。尽管部分新柏拉图主义者（Neo-Platonist）认为任何知识都是神圣的，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有些知识低一等，不符合尊贵的、柏拉图精英人士的身份。商业价值与贵族思想开始碰撞出火花。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描述的，是知识精英统治着一群地穴人，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思想来追求共和国的进步和美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适用于世俗教育和世俗文化的推广，也为政治精英主义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平台。

　　这种新柏拉图式的人文光辉思潮，建立在社会的艺术、文化和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并不见得会为磕磕绊绊而又讲求实效的商业经营提供多少空间。科西莫并不希望子孙继续投身于粗俗不堪的中世纪商业经营，高贵而又惨烈的文艺复兴政治活动，才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科西莫为文艺复兴提供资助的工具正是会计核算，但他却将其视为低一等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

　　文艺复兴与中世纪教会的教育是直接对立的，为此奥古斯丁明确要求，信徒必须远离世俗教育，断掉完善和提高自己的奢望。虔诚信教本身就能够让人性实现救赎。而在科西莫的资助下，人文主义学者研究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以及其他已经被人遗忘的古希腊学说，这些学说是由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以及其他在15世纪早期来到佛罗伦萨的人所带来的，其中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还是第一个将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由希腊语翻译成拉丁文的人。柏拉图的著作对这些佛罗伦萨学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将人类的教育和文化成就与其自身的完善和虔诚信仰联系在了一起。

　　在追逐权力和名望的过程中，科西莫不仅依靠资本和政治手段，还借助了艺术和宗教的力量，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1439年，他资助启动了佛罗伦萨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在这次会议上，他希望把东西教会合二为一。科西莫盛情款待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和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代表，其中既有教会人士，也有希腊学者，后者正急于恢复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及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著作的绝世光彩。乔治·纪密斯特·普里索（Georgius Gemistus Pletho）以及曼纽尔·克利索洛拉斯也来到了佛罗伦萨，其随身携带的是西方此前闻所未闻的柏拉图的大作，并在科西莫的协助下开始讲授希腊文。人文主义学者终于可以读到原汁原味的柏拉图著作了，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普里索和克利索洛拉斯在佛罗伦萨的首席学徒，正是科西莫的管家之一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他是科西莫私人医生的儿子，当私人医生去世之后，科西莫就把费奇诺招至麾下。之后，费奇诺成了意大利的首席希腊学者，他在卡雷吉（Careggi）设立了柏拉图学院，此地是科西莫最为钟爱的地方。

　　文艺复兴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哲学运动的大幕就此拉开，这场运动给基督教带来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和世俗的光辉荣耀，使其面貌为之一新。费奇诺呼吁民众进行精神层面的沉思，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沉思与知识的学习一起，既能给人带来尘世间的完美，也能给人带来来世的幸福。与奥古斯丁不同的是，他主张，异教学习和基督教信仰应当和平共处。如果罗马人认为，财富的洪流可以驱动生命的方舟，那智者在世时就可以把握人生的航向。费奇诺写道，对于通过谨慎思考预见的未来，人类是能够进行控制的。奥古斯丁要求，虔诚的信徒应当远离亚里士多德那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但费奇诺引述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中的论述：为了降伏自然这一造物主的作品，就需要将其立足于“智慧的基石”上。通过引用《约翰福音》第19章第11节的内容，费奇诺将希腊智慧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声称人类驾驭财富的智慧只可能是上帝赋予的，因此自古以来就属于一种美德。

　　新柏拉图派哲学（Neo-Platonism）不仅简单意味着对世界智慧的不懈探索，还要求人们通过艺术创造来模仿和描绘现实。在多纳泰罗（Donatello）和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笔下，既有传统的主题，也有世俗的形象。他们的作品越发精致，他们的信仰就越发虔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西莫既支持他们，又仰慕他们。正如达梯尼一样，这些唯物主义贵族仍然很虔诚，但远古智慧的钥匙，为这些富人和精英开启了智慧之门，这对于那些正享受着佛罗伦萨的商业繁荣和高雅文化的人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但二者并非相安无事。费奇诺的继任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来自摩德纳（Modena）附近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Emilia-Romagna）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对商业伦理并没有多少好感。作为洛伦佐那个年代的人，他从来不知道曾有这样一段时间，一群伟大的银行家通过实践，为佛罗伦萨赢得了无上荣光。影响皮科的因素中，既有他自己的贵族意识，也有费奇诺的柏拉图式的著作。1484年，他遇到了洛伦佐和费奇诺，这两个人都成了这位年轻有为的学者的庇护者。皮科所著的《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1486）一书，从各个角度来说，都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噢，人类是如此伟大，又是多么幸福！他有权利自主选择，更能如己所愿。”皮科盛赞人类的智慧，并认为数学是一门神圣的学科，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但是，对皮科来说，数字依然是纯粹的，并不包含商业经营的世俗利益。他警告说，不要把“神圣数学”与“商业核算”混为一谈。这种逆商业潮流是一种文化思潮的转变。新柏拉图派哲学中所蕴含的贵族主义思潮开始对商业伦理造成侵蚀。

　　科西莫仍然保持着记账的习惯，但这并不符合贵族的理念，也不属于文艺作品的范畴，后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作为基督教教徒的全部精神世界。如果说达梯尼的问题在于信仰上帝和追逐利润的两难，那科西莫实际上是不经意间在商业伦理和宗教信仰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加剧了基础商业经营活动与作为柏拉图式的精英人士所希望的更高层次追求之间的对立。对于科西莫的家族、业务伙伴和银行来说，这种困境所带来的影响十分长远。

　　科西莫对自己儿子的期望值很高，这不难理解。他将美第奇家族视为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也许是因为沉浸于新柏拉图派哲学的世界里，或者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帝王式的家族，又或者仅仅是一时的自负，科西莫并没有将会计核算知识传授给所有的儿子。这个决定，不仅破坏了美第奇银行的经营，同时也影响了佛罗伦萨的繁荣。

　　科西莫有两位合法继承人。年龄较大的一位是皮耶罗（Piero），他具备商业意识，却没有受过严格的会计业务培训。他接受的是盎格鲁·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等教授拟定的人文主义课程教育。皮耶罗将负责管理共和国事务。科西莫的另一个儿子是乔万尼，他受过严格的业务培训。他的任务是管理银行，因此他学习的内容与父亲学习的类似，也知道如何才能记账和进行审计。问题在于，乔万尼沉迷于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知道如何记账，却缺乏良好的记账能力。他于1463年去世，享年34岁。皮耶罗也被称为“皮耶罗一世”（the Gouty），他很有能力，但健康状况欠佳。科西莫去世之后，他于1464—1469年接掌了大权，在这段时间，他试图继续推行父亲掌权时的银行业审慎经营策略。美第奇银行以皮耶罗为首，但缺少经理人。银行缺少最终的审计师，而没有审计师，银行是无法正常运转的。

　　对如今的游客来说，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形象之一，就是科西莫的孙子——皮耶罗的长子洛伦佐·德·美第奇（Lerenzo de' Medici，1449—1492），他是佛罗伦萨文艺黄金时期的城邦领袖。在他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他极度丑陋（马基雅弗利把他比作畸形的妓女），但就他的半身雕像和画像而言，这些佛罗伦萨文艺黄金时期的艺术作品充满性感与力量感的迷人魅力，正是佛罗伦萨艺术黄金时代的典型代表，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波提且利、布隆齐诺（Bronzino）、韦罗基奥（Verrocchio）和瓦萨里（Vasari）等大师的刻画下，洛伦佐那长长的鼻子、赤褐色的鬓发和凶猛的表情成为不朽的艺术传奇。他是一位诗人，是新柏拉图派哲学的学徒，也是波提且利、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和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等大师的朋友和庇护者。他也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欧洲权力的仲裁官，并与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进行交易，后者已经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新主人。他同时也是一位糟糕的会计师。他肆意践踏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自由权利，将城邦金库挥霍一空，利用这些财富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教皇的无上权力。佛罗伦萨的繁荣壮大离不开美第奇家族的帮助，但在洛伦佐的统治下，破坏城邦财务稳定和民主自由的也正是他们。

　　人们将洛伦佐称为“伟大的洛伦佐”，而他也确实可以代表佛罗伦萨的辉煌巅峰。如同大多数历史伟人一样，通过远扬的威名和艺术成就，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不朽。从历史上看，Magnifico（显要人物）在意大利是一个怪词，因为它有多重含义。如今，与这个词紧密相关的，是洛伦佐那目空一切的形象、无上的权力以及对艺术的包容和支持，但在1400年前后，这个词实际上是对银行业主管的尊称，比如magnifico major mio，即“我尊贵的老板”。这不是一个高贵的头衔，而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头衔。但随着美第奇家族的兴起，该称谓已逐渐变成了实际上的贵族头衔。对洛伦佐的称谓进一步延伸成为la Magnificenza Vostra（殿下），这是一个更为正式的称谓，随着称谓对象日益高贵，这个词所代表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它本来应该提醒公众，洛伦佐仍然是美第奇银行的掌管者，但实际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形。

　　洛伦佐在20岁的时候执掌了银行业大权，此时管理层的代际转移已经完成。洛伦佐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却并非真正的管理人。他是政治斗争的大师，面对他人对城邦统治权的严峻挑战，他顺利通过了考验，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实现了对城邦的控制，并为自己的家族赢得了教皇的宝座。但是，他既没有接受过管理银行的会计培训，也缺乏必备的严格标准来监督城邦的账目记录。尽管表面上他仍然要以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民的形象示人，但他从小接受的，是有关现代国王的教育。正因为如此，拥护共和国的马基雅弗利才对他实施了严密的监督。

　　洛伦佐才华横溢，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同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对他表示认可。人文主义者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斥责洛伦佐是一位暴君，但同时承认，他“多才多艺”，他会跳舞、射箭、唱歌、骑马、玩游戏以及弹奏乐器，还会写诗。在其他国王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标杆，他甚至委派自己的老师培训其他国王和统治者。同时，他还是美第奇银行的领导者，但是他并不具备管理银行所需的技能，或者说是缺乏管理的意愿。马基雅弗利评价说，他是一位能干的国王，却是一位蹩脚的银行家。结果就是，洛伦佐要通过掠夺佛罗伦萨的金库来维持银行的经营。由此，亚当·斯密得出结论说，国王和城邦应当把金融交由专业的财务大师来进行管理。

　　因此，他需要一位优秀而又值得信任的会计师，在承担贝西的角色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自己祖父科西莫的最终审计师的角色。随着具备财务能力的家族成员相继离世，美第奇家族日益需要弗朗西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1421—1490）的帮助。作为最为成功和最值得信任的分行经理，他需要就银行的所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他负责监督公司的账簿记录，并进行全部的最终审计工作。萨塞蒂管理着整个银行，他并不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工作的，正如洛伦佐所说，他是“我们的总理”。这一表述并不仅限于一家公司，而是覆盖了全部的统治领域。萨塞蒂并没有从科西莫的精英贵族式教育中得到多少好处，他成长于达梯尼的培养模式之下。他的角色定位，是一名合格的账簿管理员、一位银行经理，以及一位通过严格自律服务于美第奇金融帝国而发家致富的商人。在为日内瓦分行工作的过程中，他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并赢得了美第奇家族的信任。作为一名受过培训的会计师，他开始对新柏拉图派哲学感兴趣，并通过贵族式的资助来支持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发展。与科西莫不同的是，科西莫可以将商业和艺术融为一体，但对萨塞蒂来说，对艺术的爱好分散了他对账簿投入的精力。

　　1458年，当萨塞蒂从日内瓦回到佛罗伦萨时，他步入了全新的生活阶段。他不再是一名分行的合伙人，而是整个美第奇银行的高级（而且富有的）经理。他得到了暗中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科西莫已经去世了很久，作为美第奇家族的跟随者，与贝西曾经的那种生活方式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萨塞蒂不再全身心地关注会计账簿，而是更注重与盎格鲁·波利齐亚诺这位同时期的顶级人文主义学者进行探讨切磋，并与费奇诺过从甚密。

　　萨塞蒂很快卷入了与新圣母马利亚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ia di Novella）的争执，后者出于家族声誉和优先顺序的考虑，拒绝萨塞蒂归葬于此地。面对佛罗伦萨最为重要的教堂之一，萨塞蒂被迫放弃了将来能荣耀地葬于其中的想法，他决定建造自己的教堂，并把地址选在个人拥有众多房产的地方。在这里，他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无双财富、对主的虔诚以及修养。他与著名的画家基尔兰达约密切配合，并成为后者的主要赞助人。

　　对萨塞蒂教堂（Sassetti Chapel）的构思耗费了萨塞蒂无尽的热情，这一伟大建筑也完全值得后人感恩。该教堂成为基尔兰达约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著名的壁画《圣殿中的撒迦利亚》（Zacharias in the Temple，1486—1490），不仅描绘了作者本人的形象，还描绘了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克里斯托福罗·兰蒂诺（Christoforo Landino）、波利齐亚诺、季米特里奥斯·查克迪丽斯（Demetrios Chalkondyles）的形象。萨塞蒂教堂的构造，是画家与会计师通力合作的结晶。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完成一幅虔诚的基督徒绘画作品，同时宣扬新柏拉图主义的价值观点，并体现萨塞蒂在佛罗伦萨的社会地位。在《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tists）中，瓦萨里声称，基尔兰达约最逼真地描绘了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形象，力图展现佛罗伦萨学识最为渊博的人士的伟岸和重要性。在一幅作品中，基尔兰达约描绘了萨塞蒂、洛伦佐、波利齐亚诺和圣弗朗西斯承受圣痕（stigmata）的情形。在另一幅作品中，基尔兰达约描绘了萨塞蒂及其爱人屈膝行礼的样子。此外，还有《蒂伯廷·西比尔鼓励屋大维皇帝表达对基督的崇拜》（Tiburtine Sibyl Moving the Emperor Octavius to Adore Christ）以及基督诞生的场景。费奇诺称赞萨塞蒂教堂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完美形象的具体体现。

　　但是，与对商业经营的思考相比，费奇诺对哲学思想的认识要深刻得多。1485年，当萨塞蒂教堂完工之时，教堂的恩公已经陷入了财务困境。在1488年的《遗嘱》（Testament to His Sons）一书中，他坦白，对里昂分行糟糕的管理所带来的“严重而危险的后果”威胁到了萨塞蒂家族的财富和他们著名的蒙蒂宫，他建议把后者捐给教会中可信任的密友，以避免其被没收充公或者毁在家族人的手中。尽管曾经说过“命运何其怜我”这样的名言，也曾著作等身，文化造诣深厚，但是对萨塞蒂来说，命运之神已经开始转向，他为自己能否挺过这场灾难而忧心忡忡。

　　他责备里昂分行的经理里昂托·德罗西（Lionetto de' Rossi），因为后者对该分行进行了“糟糕而疏忽的管理”。但严格按照规则来讲，萨塞蒂属于该分行的管理合伙人，因此也要负责任。他才是最终的审计师，却放手不管。萨塞蒂不仅允许分行经理冒各类风险，自己也不再进行严格的会计记录，而这正是他工作职责的核心所在。值得关注的是，他有一本秘密账本保存了下来，也就是他在1462—1472年这些关键年份的机密账，账簿记录显示了萨塞蒂的管理失败。他本来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银行经营情况，在早期的经营过程中，他也确实严格遵循这种做法，一如人们对他的期望。他记录了自己名下的大量房产（1466年为52 047弗罗林），并记载了阿维尼翁等分行的经营情况。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的。但从1472年开始，萨塞蒂的复式记账记录开始变得零零散散，完整系统的记录已经消失了。作为受过传统会计知识培训的人，萨塞蒂已经丧失了这一技能。此外，他也不再对分行实施严格的管控。他给了分行经理更大的自主空间，让他们自我审计，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经营管理权。分行经理开始向其他国王借钱，这是当时科西莫严厉禁止的行为。1469年，当爱德华四世（Edward IV）拒绝偿还其在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中的债务时，伦敦分行便大祸临头。而1479年是美第奇银行开始垮塌的年份。

　　洛伦佐已经开始允许倒霉的布鲁日分行经理塔玛索·波尔蒂纳里向无畏的查尔斯（Charles the Bold）借出大笔资金，后者是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以欠债不还“著称”。科西莫不怎么喜欢波尔蒂纳里，但最终还是让他升到更高合伙人的位置。波尔蒂纳里仅持有该分行约13.5%的股份，而美第奇家族持股比例超过60%。但萨塞蒂仍然给了他自由决策权。而波尔蒂纳里也很享受自己在公爵法庭的地位，在那里，人们按照类似皇家的礼仪来款待他。波尔蒂纳里本身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该分行的记账员是卡罗尔·卡瓦尔康蒂（Carlo Cavalcanti），他整天埋头于高深的账簿业务中，终日与算盘为伴，一切都是因为布鲁日分行要向勃艮第公爵发放贷款。出于政治考虑，萨塞蒂和洛伦佐都坚决同意发放这笔贷款。当得知波尔蒂纳里手头持有大量现金之后，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他一直因为未付利息问题与银行存在争执）惊呆了。波尔蒂纳里为勃艮第公爵提供了超过6 000银币的信用额度，这是合伙企业资本的两倍多。如果勃艮第公爵无法偿还，损失将难以计量。但洛伦佐可能希望取得勃艮第公爵的支持，为美第奇家族在勃艮第地区的明矾矿山提供便利。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种做法都是违反银行经营政策的，因为这些贷款导致会计账簿出现了亏损记录。勃艮第·查尔斯没有偿还借款。他在147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欠了银行9 500银币，这一金额是布鲁日分行总资产的3倍多。银行还向其发放了更多的贷款，但是这位高官甚至都无法偿还借款的利息。尽管汇率一直在浮动，这些贷款导致该分行的亏损达到了惊人的70 000弗罗林（科西莫去世时，评估的资产总额也仅仅是120 000多一点弗罗林）。

　　1478年，洛伦佐派密使来见波尔蒂纳里，带来了一个后者无法拒绝的要求：他必须清空美第奇银行的股份并向美第奇家族还债。由欧洲理财大师和政治精英起家的波尔蒂纳里，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另外一个例子则略带艺术讽刺意味。为了追回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的一幅末日审判作品，波尔蒂纳里曾被卷入一桩漫长的诉讼案。这幅作品约在1467—1471年本来由布鲁日分行保管，但被波兰海盗从航船上劫走。他不得不放弃对这幅画的索取权。在这幅作品中，大天使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握有一架天平，对灵魂进行称量，以此确定谁将坠入地狱。这体现了一场最终的清算，描绘了一位会计师通过点燃自己的生命来献身艺术，因为天平上所画的不是别人，正是塔玛索·波尔蒂纳里。

　　里昂分行的倒闭，并不是又一家美第奇银行关门歇业那么简单。这次，萨塞蒂本人就是合伙人，也承担着失去自己全部财产的风险。作为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经理人和会计师，他一定已经很清楚地从会计账簿中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1462—1468年，里昂分行的收益率在70%和105%之间浮动。而银行平均收益率为8%~10%，一家效益较好的美第奇银行的收益率有望达到15%~30%，这需要与富人和权贵保持良好的关系并收取较高的利息。但高达105%的收益率说明，这其中一定存在不正常的情况。很明显，有人允许可疑债务长期挂账，从而导致利润指标反常。审计师有义务确认这些质量较差的借款，并对其重新进行评估。萨塞蒂从未要求经理进行审计，他也没有实施过巡回审计制度。按照萨塞蒂的说法，由于曾经十分赚钱的里昂分行的“邪恶而粗心的错误管理”，同时也由于萨塞蒂本人的原因，1488年，在他68岁高龄的时候，他不得不亲自到法国进行审计工作。

　　基尔兰达约此前曾经为萨塞蒂创作优秀的作品，以此彰显萨塞蒂在美第奇银行和佛罗伦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在他又为这位失败的会计师绘制了离别的肖像。这幅作品依然是基尔兰达约的代表作，《弗朗西斯科·萨塞蒂和他的儿子特奥多罗》（约1488年）如今悬挂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内，画中是一名男子及其幼子平静的形象，作品背景是乡下的托斯卡纳风光。博物馆对这幅绘画作品的描述是，作为“美第奇银行帝国的总经理”，画作中的萨塞蒂要比其将近70岁的年纪显得年轻一些。所有证据表明，基尔兰达约在绘制这幅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当着萨塞蒂的面。事实确实如此，1488年，萨塞蒂已经离开佛罗伦萨，去处理里昂分行的紧急情况。他极其担心自己将一去不返，于是把这幅作品作为最后的遗产，和遗嘱放在了一起。

　　1488年，当萨塞蒂从里昂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财富，自己家族在佛罗伦萨各项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已经烟消云散。美第奇银行已经不再是一个庞然大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国王往往是糟糕的理财师，因为其时时刻刻都面临诱惑，希望把个人荣辱置于商业经营之上。洛伦佐丧失了银行业绝大部分的财富，但他依然可以动用公共基金，为家族项目提供资金支持。1494年，当美第奇家族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共和国重归马基雅弗利（他知道怎么进行复式记账）掌管以后，美第奇家族动用他们的财富，招募了雇佣兵，并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的统治权。洛伦佐的孙子洛伦佐·迪·皮耶罗·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o de'Medici）将会重新归来，推翻共和国的统治，并在1513—1519年再次掌握这座城市的统治权。他把马基雅弗利投入狱中，并对其严加拷问。洛伦佐的次子乔万尼·德·美第奇于1513年被提名为教皇里奥十世（Pope Leo X）；他的另一个杰出的孙子也会回来，科西莫一世将以托斯卡纳大公的名义，在一段时间内统治日渐式微的佛罗伦萨；还有一位将在1605年成为教皇里奥十一世（Pope Leo XI，成为教皇26天之后他就去世了）。但是，由于洛伦佐糟糕的管理，美第奇银行几乎销声匿迹，而他的政治手段也导致曾经显赫一时的共和国步履蹒跚。美第奇家族的飞扬跋扈给佛罗伦萨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对于这一影响的深远程度，如今可从共和国档案的账簿记录中可见一斑，而共和国本身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科西莫·德·美第奇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用来资助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研究，并满足自己世俗荣耀的追求和探索。就其家族显赫强大的程度来看，他是成功的。美第奇家族有人成为教皇，有人成了托斯卡纳地区的大公，还有人成了法兰西王族的前身。美第奇家族的历史以及家族倒霉的会计师萨塞蒂的经历都表明，即使像佛罗伦萨会计记账这么悠久的传统，这么根深蒂固的传承，都有可能迅速化为泡影。科西莫是当时最伟大的银行家，他根本不承想，自己对柏拉图思想的迷恋和追求，会对会计记账和问责的文化传统造成数百年的侵蚀。确实，这是他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远的遗产之一。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