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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叙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7章 因果关系和叙事星座

　　本书的目标是鼓励人们识别那些能够帮助定义重大经济事件（如萧条、衰退或长期停滞）的经济叙事，并将它们纳入思考，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在我们能够做出可靠的预测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些事件真正的终极原因有所了解。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何为因、何为果。

　　虽然现代经济学家大多非常重视因果关系，但一般而言，他们并不认为新叙事的出现有任何因果方面的重要性。在此我想指出，因果关系不但存在，而且是双向的：新的传播性叙事导向经济事件，经济事件再导向改头换面的叙事。

　　当然，除了太阳黑子之外，经济受到的影响基本上都不是纯粹的外部影响（本章稍后还会谈到太阳黑子），不过我们可以将新出现的叙事视为起因方面的创新，因为每则叙事都源于某个个体的脑海（或是少数几个人的合作产物）。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2016）将这样的个体称为“文化企业家”，他认为这一概念可以追溯至哲学家和博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在1742年写道：

　　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少数人的往往要归因于机缘巧合，或是神秘未知的缘由；出自大多数人的往往可以通过明确已知的原因得到解释。 注释标题 Hume（1788[1742]），论文XIV，第101页。

　　对于叙事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了解这些创作传播性新叙事的“少数人”的影响力。

　　这“少数人”的影响力有时通过创作传播性新叙事实现。虽然叙事通常都与名人联系在一起，但创作出传播性叙事的“少数人”通常并不出名，很多时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可以找到与这些叙事相关的名人，但通常找不到这些叙事的作者。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那些致使经济叙事出现病毒式传播的因素，尤其是故事和故事讲述，以便对这些叙事的深层结构有更好的理解。

　　因果关系的走向

　　想要证明叙事与经济之间的因果走向并非易事。比如，成功的投机者和对股票的狂热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大特征，这些故事是否导致了股价上涨和公司收益的增加？还是说收入增加引发了人们的狂热？2009年之后与之类似的比特币狂热是否造成了比特币价格的上涨？还是说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只是新闻报道和加密算法的数学理论有了新进展引发的合理反应？

　　我们在确定重大经济事件的因果关系时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无法通过对照实验来准确地模拟整体经济状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实验室科学家可以开展随机实验，比如将实验药物施用于实验组，将安慰剂施用于对照组，然后再运用统计分析确定药物是否真的促成了患者的康复。即便是最出色的经济学家，通常能做的也就是寻找那些能被视为自然实验的事件。亨利·法纳姆（Henry W.Farnam）在1912年发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时就指出了经济学家无法进行对照实验的事实，不过他也表示，经济史研究可以让经济学家推理出因果关系，因为历史上不断发生随机冲击事件，比如政府实施疯狂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法纳姆表示：“经济学家真的很幸运，不用花钱就有做好的实验摆在他们面前。”

　　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一书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J.Schwartz）列举了三个被他们称为“准对照实验”的例子，以此确定货币政策对总体经济的因果影响：1897年至1914年间的黄金大发现（这扩大了货币供应量）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这些事件是否真的属于随机发生的外生冲击（也就是说，不是由经济引起的）可以另行探讨，但自1963年以来，人们开始更多地探讨利用经济数据推断因果关系的可行性。总的结论是，即使无法进行对照实验，想要推断因果关系也是有可能的。新的叙事可以被解读为外生因素，帮助我们识别更多的准对照实验。事实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强调的黄金发现和战争很可能是外生冲击，因为流行叙事的创新，如关于淘金热的故事或关于他国阴谋的虚假新闻，导致了它们的发生。

　　很多（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因果关系的走向总是从经济事件到叙事，而非从叙事到经济事件，对此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经济学中的影响，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在1948年创造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短语，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经济波动。这个术语一般是指完全由外生的事件推动的预言，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太阳黑子（太阳上不断形成又消失的斑点，通过望远镜可以观察到）。

　　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1878年提出，全球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太阳光线的周期性变化造成的，太阳黑子仅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而已”。如果来自太阳的热量在某些年份里强于其他年份，那么农作物和其他经济产出水平在比较炎热的年份里就有可能更高，而这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经济波动。在1878年的时候，已经有关于太阳活动的天文学证据，即可以往前追溯几个世纪的太阳黑子数量记录。杰文斯认为自己发现了太阳黑子数量与经济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的“因”必然是太阳，因为我们想不出来有哪个理论能够证明反向的因果关系，即地球上的经济事件导致了太阳上的黑子。他的理论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后续的经济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而且太阳辐射的变化实在太过微弱，不足以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太阳黑子几乎不会对经济产生任何影响，但是，经济学家大卫·卡斯和卡尔·谢尔（David Cass and Karl Shell,1983）解释说，如果人们神乎其神地认为太阳黑子能够产生影响，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真的产生影响。现在，经济学家用“太阳黑子”这个词指代下面的外来噪声：它们之所以能够影响经济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能够影响经济。经济学家罗杰·法默（Roger E.A.Farmer）一直是宏观经济自我实现预言领域的带头人。对于他和其他人的研究工作，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些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相反，它们通常来自叙事中的数百万种变化，其中有少数变化在当前环境中具有足够的传播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流行趋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过程是可以观察、可以建模的。

　　随机事件、生日和纪念日：叙事如何成为经济叙事？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怀有模糊的由叙事刺激产生的恐惧和担忧，但这些恐惧对他们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如果叙事涉及他人采取行动的故事并描述这些人采取的行动，如在某些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并发财致富，那么这些叙事就成了经济叙事。因此，经济叙事往往会涉及脚本和行动序列，人们采取这些行动序列可能没有更好的理由，纯粹就是因为听到有叙事称其他人在做这些事情。

　　如果想要通过查看经济总量变化数据，如GDP、工资率、利率和税率，解析重大经济事件，就有可能错过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因。这种做法就跟想要通过查看宗教手册的印刷成本解析宗教觉醒一样。不过，经济学家经常落入这个陷阱的原因也一目了然：GDP、工资率、利率和税率都有丰富的数据，而有关叙事的数据充其量只能算是参差不齐。经济学家可能正在陷入历史学家杰里·穆勒（Jerry Z.Muller）所说的“指标暴政”。穆勒并不反对设立重要经济现象的定量指标，但他也确实注意到，大多数人都对这些指数反应过度而且未能意识到自己高估了随意量化数据的重要性，它们的价值其实相当有限。

　　在叙事背景下做出经济决策的人通常不会解释他们的决策。如果要求他们给出解释，他们要么哑口无言，要么说起话来像个经济学家。比如，人们是否能解释他们在经济衰退期间对支出感到犹豫不决的最终原因？犹豫即不采取行动，造成犹豫的可能只是因为在各种纷杂的念头中没有任何想要采取行动的明确念头。

　　传播性故事大多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它们不仅仅是对经济事件的合理反应。比如，重大股市调整会持续多日，在此期间，公众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各家新闻媒体花样百出、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些媒体的工作就是吸人眼球。在这段时间内，股市参与者置身于无数次的对话，这些对话重新诠释了新闻，其目的不仅仅是让人获取资讯，也是为了消遣娱乐。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一起随机事件，就像细菌或病毒等微生物的突变。比如，一位名人可能会信口说出一句不合适的话。1929年10月15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是在1929年大崩盘前的两周，当时耶鲁大学著名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纽约采购代理商协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股市已经登上了“永久的高原”。报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肆报道这种新说法。这句不合时宜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短语风行一时，它有可能对市场崩溃的持续时长产生了影响，而且时至今日仍被人们牢记在心。事实上，这一说法的知名度现在超过了费雪耗时多年写就的任何一本书的书名。现在，它和“非理性繁荣”“拉弗曲线”等其他短语处在同一阵营。这些词语及其产生的影响来自经济之外，因此它们属于外生因素。

　　此外，过往事件的纪念日也可以让经济叙事起死回生。尽管几年前的某一叙事，如1987年的股市暴跌，已经失去了传播力，但它仍有可能留存于记忆深处，至少对年岁较长的人来说是这样。不过，如果将它稍做调整（可能再换个名字）并重新附着到一个带有人情味的故事上，它就有可能再次恢复传播力。比如，新闻媒体总是在重大纪念日提醒公众想起1987年的暴跌，可以预见，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做，直到出现更大的单日跌幅。到了那个时候，1987年就不再是纪录保持者，它也就不再值得关注。

　　比特币叙事的力度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消退。它已经成为一个古老的故事，比特币的价格也从2013年时高于1 000美元的峰值跌至200美元出头。但是，新发明或者说新变化的激增让相关理念一直保持活力。这些发明中值得关注的当属“首次代币发行”（ICO），新的加密货币由此得以开发并生成截然不同的叙事。实际上，人们将这些货币视为公司股票。“首次代币发行”生成了一大波新的叙事，每一则叙事都涉及某类业务的某种货币。因为它，挑选股票这种老行当又重新赢回了公众的青睐，在此之前这种做法已经被视为一种徒劳无益之举。新的话题出现了。仅在2017年一年就有900多种首次代币发行，它们面向的是那些想为新企业筹集资金的众筹新创公司。其中将近一半在一年内就以失败告终，但是新的首次代币发行还在不断涌现。

　　当然，经济学家都知道这些与事件相关联的叙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些叙事只不过是在有关深层经济力量的真实新闻出现之后冒出来的一些愚蠢说法。他们总是贸然认为，促生这些深层经济力量的不外乎生产技术的进步；自然资源的开发或意外耗尽；人口变化或相关的经济研究，这些经济研究为政府决策者如何推行更佳行为规则提供了新的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没有看到那些有可能导致经济变化的基本要素。我们在本书第一篇中已经看到，围绕这些事件的经济叙事在以可预测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它们具有传播力，它们提供了脚本供人遵循，它们一再重复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它们凭借人情趣味而蓬勃发展。它们以非常重要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影响着经济活动的过程。

　　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对照实验揭示了因果关系的走向

　　虽然我们有时可以通过研究经济史推断因果关系的走向，但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对照实验已经揭示了叙事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在营销领域，詹妮弗·埃德森·埃斯卡拉斯（Jennifer Edson Escalas）指出，当广告的受众将产品与自己的个人经历联系到一起时，就会出现自我参照效应。但并非所有的自我参照都能同样有效地改变买家的行为。埃斯卡拉斯通过对照实验，比较了分析性自我参照（解释你为何需要这一产品）与叙事性自我参照和叙事传输（讲述一个故事，使用“我”而不是“你”这个词，从而让人将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埃斯卡拉斯发现叙事传输更为有效，当产品的分析性自我参照不大起效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新闻领域，马塞尔·麦克希尔（Marcel Machill）及其合著者发现有证据表明，电视新闻的受众基本没有记住自己听到的新闻。他们向对照组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关于空气污染危害的电视新闻报道。他们还以故事的形式向实验组提交了这则报道的变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因空气污染出现健康问题的面包师，他与从污染活动中受益的对手展开力量悬殊的斗争。实验组的这种新闻展示方式给人留下了更深的记忆。

　　在教育领域，斯科特·麦奎根（Scott W.McQuiggan）及其合著者发现，以叙事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可以增强学习动力。实验组中的每一位8年级学生都在一款虚拟现实电脑游戏中扮演年轻的艾力克斯。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艾力克斯的父亲是水晶岛一个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一种神秘的严重疾病感染了一些科学家，包括艾力克斯的父亲。艾力克斯下决心要找出原因。在游戏中，学生玩家要与其他模拟人物进行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学习微生物学、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相关知识。研究记录表明，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在“自我效能、存在感、兴趣和控制感”方面表现出了学习优势。

　　在健康干预领域，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D.Slater）及其合著者研究了如何说服人们多吃水果和蔬菜。他们从实验中得出结论认为，说教式地给出营养证据的做法是无效的。当受众对叙事信息刻画的人物产生认同感时，就会对叙事信息产生更强烈的反应。这样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健康干预领域，需要对故事进行精心的预先测试并挑出合适的人选来传达相关信息。

　　在慈善领域，基思·韦伯等人（Keith Weber,2006）先让受试者阅读有关器官捐赠的信息，再请他们签署器官捐献卡。信息的内容（或是叙事信息，或是统计信息）是经过处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叙事信息比统计信息更为有效。

　　在法律领域，布拉德·贝尔（Brad E.Bell）和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F.Loftus）1985年进行了一项对照实验，让受试者在实验中担任陪审团成员。实验的目标是为了研究陪审团成员对生动描述的诉讼和非生动描述的诉讼做何回应。例如，生动描述的诉讼会写上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指称被告在犯罪时失手“将一碗牛油果酱碰翻在白色粗毛地毯上”。这种无关紧要但生动鲜活的心理画面有助于实验组陪审团做出有罪裁决。

　　总而言之，经济学可以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经验，如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文化或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和思想史，后者也可以说成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经济学家无法进行整体经济的对照实验，因此判定并解析经济叙事的构成要素就成为重中之重。而故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故事在推动人类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情感在叙事、经济和其他架构中相当重要，它会在故事中展现出来。历史小说和历史电影不属于主流历史，但它们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感受历史并赏析一些推动历史进程的叙事。历史小说家或电影制作人在构建人物对话时依据的是研究工作给予他们的想象和直觉，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发明家，而不是学者。

　　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2013年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时，对历史学术研究与历史小说进行了比较：

　　我们的文献对历史的某些方面不置一词，历史学家也选择不介绍这些方面，但其中一些方面，尤以意识流和非正式谈话最为明显，对生活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我们很难判断下面哪一种描述更歪曲历史：一部对其中一些方面不做任何描述的历史，还是一部在缺乏权威证据的情况下尽可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呈现这些方面的小说？ 注释标题 Cronon（2013），第12页。

　　因此，我们用来解析经济危机的主要比喻存在一个基本问题。现在，“经济健康与否”这个比喻主导了大众媒体的讨论。我们有时候说经济很“健康”，有时候又说经济“生病”了，就好像经济需要医生开出良方（财政或货币政策）一样。为了跟生病/健康这个比喻保持一致，大众媒体经常会报道“信心”温度计的读数，这个温度计是用信心指数或股市表现衡量的。

　　人情味故事的重要性让人想起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的著作。在《爱情是一个故事》（1998）一书中，他认为两个人之间那种健康并充满爱意的关系是通过有关两人关系的叙事形成的。就像在爱情关系中一样，经济过程也不止一个维度。相反，除了公众对经济健康状况的看法之外，经济故事还有其他维度。这个故事也具有道德维度，涉及忠诚与机会主义、信任与不信任、插队与耐心排队。此外，这个故事还涉及情感、安全与不安全、内在引导与公共引导等维度。任何一个时间点流传的各种故事都传递了所有这些维度。

　　闪光灯记忆

　　除了具有故事般的结构之外，我们的记忆往往会聚焦于少数突出的随机画面。某些深刻的叙事让人产生的情绪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在数年之后还依然记忆犹新。相关叙事可能只是被简明扼要地提及了一下并与其他诸多很快被人遗忘的信息混杂在一起。为什么这种与叙事的短暂接触会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导致经济行为的变化呢？

　　如果要求人们描述他们的信心状况或当前动机，他们有时会想起并谈到自己心理状态的某一次突然变化，这意味着一种离散而且可识别的因果刺激。在极端情况下，长期记忆的建立可能会非常突然，因而可以被视为闪光灯记忆。闪光灯记忆类似于曝光不足的电影效果——拍摄于黑暗之中，仅在摄影机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才被照亮。这样的闪光灯画面有可能讲述一个故事，让人想起一件事以及当时的环境和氛围。在我们的众多记忆中，我们会记住一些片段，对它的前因后果也有一些记忆，但总也忘不掉那些成为焦点的闪光灯记忆。

　　心理学家研究过大脑如何选择赋予哪些记忆以闪光灯记忆的地位，这类似于选择将哪些照片放入家庭相册之中。研究表明，闪光灯记忆不仅与被记忆事件附着的情感有关，也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与他人产生身份认同或与他人共同经历的记忆更有可能成为闪光灯记忆。因此，人们选择闪光灯记忆的方式使它们有更好的机会参与传播性叙事的形成。

　　比如，描述1861年萨姆特要塞附近打响的美国内战第一枪的叙事直到几十年后还生动地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事情发生35年后，一位美国前上士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当时正在做什么，那个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知自己必须带领手下完成一项有可能丧命的任务：

　　当时我是一个步兵连队的上士，这个连队由100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新兵组成，正在纽约港总督岛上执勤。我们刚刚搞完节日庆典活动，在战前，军队的这些活动会持续10天左右，而且都是些非常尽兴的庆典活动。星期六那天，也就是1月5日，我正忙着安排打扫宿舍，为例行的周日晨检做准备，我当时想的是安静地过完白天，然后在晚上再搞点假期活动来收尾，这时我被传唤到副官办公室，军士长告诉我让我的连队在下午2点列队接受检阅。问什么问题都没用。 注释标题 “The First Gun:Its Ominous Report Was Heard Around the World,”Los Angeles Times,1896年2月1日，第11版。

　　日本在1941年12月突袭了珍珠港的美军基地，美国就此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叙事也描述了这次偷袭行动，这些叙事可以解释美国当时的参战决心。40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们第一次听到珍珠港新闻时的情形：

　　加州大学附高的学生约翰·霍姆斯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身在何处以及自己正在做什么：

　　“那时候人们都在街角卖报纸。我是一个报童，在皮可和普罗瑟的街角售卖《旧金山晚报》。我卖的报纸上报道了珍珠港遭到空袭的新闻……”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会改变我的人生。那时我还太小了。”

　　乔·阿诺德在韦斯特伍德格林顿和伦德布鲁克的一家加油站工作。“那里有一座高塔。那一天雾蒙蒙的，我爬上高塔的顶部，想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想看到什么……”

　　芭芭拉·瑞安·邓纳姆的记忆是很多美国人的典型记忆。

　　她说：“我们正坐在桌边吃早饭。我们刚从教堂回到家，打开了收音机……一开始没人相信这个消息。” 注释标题 “University High's Class of'42 Still Remembers Pearl Harbor,”Los Angeles Times,1981年12月7日，第F1版。

　　人类往往会被看似随意的故事细节触动，包括逸事这类简短的故事，而闪光灯记忆正体现了这种倾向。上面列举的故事按顺序讲述了一系列基本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展现了爆炸性新闻之前或之后的情况。相比之下，如果我们让人们讲述数十年前随便某个日子里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那他们什么都记不起来，原因就在于那一天并没有和某个著名的事件产生关联。

　　美国近期历史上有一起著名的闪光灯记忆事件，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在这起事件中，纽约市的世贸中心被摧毁，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也遭到严重破坏。美国很多人至今都能回想起自己在得知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时正在做什么。人们在回忆的时候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这充分证明了此次袭击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因果影响。

　　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数据，继2000年全球股市高峰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和重大衰退之后，美国经济自2001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衰退期。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并撞上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性目标，在这次事件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美国经济会陷入持续衰退，因为人们害怕再次发生这样的袭击，于是选择留在家中。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裂一年之后，在众多的经济衰退迹象中，它是推动“经济撞墙”的“完美风暴”。

　　但这次袭击似乎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2001年11月，经济衰退结束，美国经济几乎立即复苏，这次经济衰退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短的经济衰退之一。我们如何解释美国的快速复苏呢？袭击事件发生后，有叙事称美国领导人请求美国人民采取象征性的举动以提振全民信心。袭击发生两周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向航空业雇员和全体国民发表了讲话：

　　我们必须通过重返工作岗位来对抗恐怖主义。这个重要行业中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明确宣告：恐怖主义不会得逞，这些作恶者吓不倒美国、美国雇员和美国人民（掌声）……他们发动袭击的时候，是想营造一种恐惧气氛。这场国家战争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恢复公众对航空业的信心。那就是，告诉出行的民众：请登机。前往全国各地开展业务吧。登上飞机并尽情享受美国的绝佳旅游目的地吧。去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吧。带上家人，想怎么享受生活就怎么享受生活吧。 注释标题 “At O'Hare,President Says‘Get on board!’”2001年9月2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7-1.html.

　　小布什总统也盛赞了美国人民：“我们是一个坚强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有卓越的价值观基础。”就像优秀的体育教练那样，他是在鼓励团队精神，既面向航空业雇员，也面向全美公民。他的叙事提出了有关坚强、勇敢、励志的脚本。这则叙事的明确目的就是让下面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其他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树立起勇气的榜样。然而，在经济复苏期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认识到“9·11”事件的闪光灯性质，这次袭击促成了具有传播性的叙事星座，并有可能已经对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虚假新闻无处不在

　　为了做到生动逼真，故事讲述者经常会借助小说或假新闻，讲述一些夸大其词的故事。叙事史表明，“虚假新闻”并不新鲜。事实上，人们总是喜欢有趣的故事，并传播他们知道并不属实的故事，比如坊间传言。事实上，人们在传播有趣的故事时，通常并没有明确地从道德上判断自己是否在散布谎言。

　　虚假新闻经常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负责现实性监测（reality monitoring）的大脑活动过程并不完美。在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看来，来源监测对大脑而言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活动过程，大脑在判断来源时依靠的是它们与其他记忆的联系。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可能会忘记它曾经判定有些故事并不可信。此外，来源监测的熟练程度因人而异，大脑的颞间脑和额叶损伤有可能导致来源监测出现极大缺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假摔跤比赛的例子，在这些比赛中，摔跤选手看似违反了规则，几乎是在互相残杀。人们似乎因为观看这样一场在他人眼中明显做假的比赛并假装它是真实比赛而获得了快感。表演式摔跤（Kayfabe）就是一个形容这一奇怪现象的词，它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见诸文字。

　　假摔跤比赛并不是高中或大学那种遵守规则的摔跤比赛。相反，它包含了很多骇人的故事元素。其中一名摔跤手近乎赤裸，看上去邪恶并/或丑陋，另一名摔跤手则干净利落，英俊而体面。那个坏人会表现出懦弱的样子，躲在绳子后面，然后在裁判暂时移开视线的时候，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给予对手非法一击。他先在下面折磨对手，然后爬上高高的绳索，假装跳到对手的肚子上。

　　这种弄虚作假一般都非常明显，哪个观众都至少能看出其中一部分做假。有时候，当表演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观众甚至会在比赛过程中大喊“好假”。然而，这样的比赛就像真比赛一样被呈现在观众面前并被大部分人接受。观众似乎希望它有可能是真的，至少在某些时候是真的，而且他们可能会假装它是真的，以便刺激自己的想象力。然而，正如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指出的那样，这些比赛的观众很少像观看其他体育运动那样对比赛结果下注，“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表演式摔跤通过所有过火行为维持其独创性，而这些行为使它成为一种奇观，而不是一项运动”。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人只是享受这种相信故事的乐趣而不关心它的真实性。

　　假的格斗比赛在很多国家都有漫长的历史，这表明它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故事。ProQuest对“假摔跤”的搜索结果显示这个短语可追溯至1890年，当时一名记者提到“近来有很多假摔跤比赛”。即使在古罗马，在真正的角斗（这种角斗有时会致人死亡）开始之前的几分钟里也会有假格斗（prolusio），从而激发观众对接下来真打实斗的兴趣。假格斗可能类似于现代的假摔跤比赛，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有可能更值得观看，因为演员在操纵观众方面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其中有些还很有名气。

　　与罗马人在罗马斗兽场放出狮子撕咬并杀死罪犯、在逃奴隶和基督徒的时代相比，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我们设立了以诚信闻名的新闻媒体。事实核查网站也在21世纪出现（如AP Fact Check、factcheck.org、politifact.com、snopes.com、USAfacts.org和wikitribune.com）。这些网站的信誉在于它们揭穿虚假新闻，而非不偏不倚地报道争议各方——这种做法在主流新闻媒体一度很常见。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不查看这些事实核查网站。此外，它们的可信度近来因为一些旨在损害其声誉的假新闻而受损，导致部分民众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希望。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虚假新闻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数千年，有鉴于此，它似乎是人间百态的一部分。虚假业绩、虚假故事和虚假英雄无处不在。有些造假是如此别出心裁，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们视为基本经济力量的结果。情况正好相反：以虚假叙事为形式的造假会影响经济结果。

　　叙事星座中因果关系的证据

　　我们在研究档案数据中的叙事时，有可能会错过文化变迁的某个维度背后的叙事星座，因为我们也许只能看到一些表层的叙事。从数十年以后的角度看，这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多云的夜晚，站在地球上仰望天空并试图辨别那些星座。我们肯定看不到其中的某些星星。此外，叙事通常会持续数年，但经济波动往往是突然发生的，比如金融恐慌的蔓延也就是几天的工夫。但是，恐慌的种子很可能已经在地下埋了数月或数年。

　　归根究底，因其消费和投资决策导致经济波动的人群并不太了解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仔细收看或阅读新闻，而且他们很少按事件发生的顺序获知情况。然而，他们的决策推动了整体经济活动。因此，情况必然是这样的：引人注目的叙事驱动着这些决策，很多时候还有名人或可信赖人物的推波助澜。

　　一旦我们认识到叙事星座中的陈年旧事在近来改头换面后仍可能引发当前的经济事件，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想要正确地认识叙事如何影响经济并非易事。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考量一些基本原则（前几章提到了其中一些原则），用这些原则指导我们的思路。现在，让我们进入第8章。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