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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三生三世，此债绵绵

　　国王当“老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缘起

　　毋庸置疑，英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全球性大国。读英国或者西欧历史会给人强烈的跳跃感，颇有穿越的感觉。如果可以站在1640年的伦敦，那么，即使英国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你也不可能看出这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百年中引领世界，成为新一代日不落帝国。

　　约翰·克拉潘在那本不朽的《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中为我们阐明了英国最发达的呢绒和亚麻布纺织业究竟是何景象——手工业工场分布在广袤的“农村”，所谓“工场手工业”就是这个时期的英国纺织业。这个时候英格兰和苏格兰全部人口加在一起不过300多万。1600年前后，伦敦只有15万人，当时，一个人口过万或者人口超过5000的地方就是大城市了。

　　反观中国，早在宋徽宗在位期间，汴梁就已经是人口高达百万量级的城市了。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众所周知，有人才有市场，才有生产力，才有一切！按黄金价格计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北宋财政收入达到150850100贯，约折合7.5亿克黄金，折合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当时黄金生产能力与今天的差异和当时的人口基数，那么这个数字远高于2000亿元。

　　在一系列数据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经济学常识就能判断中国宋朝较几百年后的大英帝国更具备活力。

　　历史只有一件事永远真实：这里不存在假设。

　　中国宋朝终究没能演进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在经济史学界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用很多种方式试图对“李约瑟难题”进行解释，至今没有一个被各方接受的结论。很多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只有现实，我们也只能顺着金融的逻辑剖析历史长河中的点滴浪花。

　　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如同人生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体会到这一点，就会发现，无论人生还是历史，有时候都是痛苦的。

　　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英伦大地并不富裕，陷入窘境的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有王室和贵族。连年不断的战争耗尽了王室财富，1561—1640年，短短80年间，英国王室被迫卖掉了3/4的土地。1593—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后10年，英国通货膨胀率较几十年前上升了3~4倍，要知道，在近代之前的西欧史中，通货膨胀是极为罕见的。

　　在任何时代，社会阶层向上的通道都不可能真正关闭，此时的英国，唯一处于上升态势的只有新兴资产阶级。很遗憾，所谓新兴资产阶级并非影视剧中的商业巨子或大亨巨富，更不是托拉斯般的巨无霸，他们中大多是最普通的中小工商业者，甚至有人出身农奴。

　　阶层跃迁历来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每次读到这些故事，我想到的最多的是现在的小微企业：一国经济的真正实力不在于有多少世界500强企业和巨无霸，而在于小微企业的存在。芸芸众生、万家灯火才是真正的俗世，只有小微企业有机会成为巨无霸，一个国家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我说：“小微强则国更强。”

　　让我们继续看这个时期的英国。尽管英国即将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列，但此时的斯图亚特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英国王室在欧洲本来就属于“贫困户”，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1588—1603年），英西战争、登基大典等耗费了大量财富，詹姆士一世如此评价当时的窘境：

　　我知道国家肩负沉重的负担已持续20年甚至更多年了，它正变得日益贫困。还有什么比一个政府能得到支持，一个君王能够支付得起为保卫和平与安宁所必需的（战争）费用更好的事情呢？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办法来增加政府的收入，那么政府必将面临毁灭的境地！

　　站在历史大峡谷的缝隙之上，国王詹姆士一世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确实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增加政府收入，确切地说是增加政府现金流，那就是借钱。简单来说，詹姆士一世的一生是借钱的一生，用各种方法借钱，不择手段地向国民借钱（请注意，不是征税，就是单纯借钱）。

　　詹姆士一世活着的时候借钱借到天昏地暗，花钱也花到天昏地暗，此君死于1625年，把烂账留给了子孙后代。在任何时代，任何人借钱都要有限度，无论个人还是国王，超量透支信用都不是一件好事，何况詹姆士一世经常借钱不还。有部电视剧名叫《三生三世枕上书》，有时候信誉透支的恶果也需要还三生三世，王室也不例外。

　　替詹姆士一世还钱的人则是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还钱的代价是两次改写世界史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光荣革命。如果詹姆士一世看到身后事，不知道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后悔。

　　詹姆士二世和光荣革命要等一等才说，先说说查理一世与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查理一世在英国史、欧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名声都可谓如雷贯耳，不仅因为他在位期间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是一位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被砍掉了脑袋的国王。当然，1625年，查理一世在登上王位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会有断头的命运，他只知道自己在英国国内已经很难借到钱，国内利率有时甚至飙升至30%。在利率如此高的环境下，王室主要收入只有领地地租、英国贵族捐赠和关税（包税制）等，而支出却要对付全英国的烂摊子。

　　“英明”的国王想到了另一个途径——宗教收入，由此激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宗教之争，其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

　　17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困窘并不是最糟糕的景象，最糟糕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教之争。当时，英国国教与清教（属于加尔文宗）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清教徒认为，只需要自己承认信仰上帝就可以独自与上帝“沟通”，这一点有些类似于佛教中的“禅”；相比之下，英国当时的国教教徒认为自己没有资格与上帝沟通，需要依靠主教主持的很多繁缛的仪式。当然，主教做这么多事肯定不是免费的，教徒必须为此支付很高的费用。

　　宗教之争最后一定可以归结到经济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国王的钱包。英国国教不承认教皇，英国国王是英国最高宗教领袖，教徒为教会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

　　信仰上帝需要钱吗？国王可以把信仰当作税收吗？

　　关于这场宗教之争，历史文献中的各方观点已达成共识：清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国教代表王室与封建贵族；清教与国教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的斗争。关于这种争论，马克斯·韦伯更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惊人论断：清教思维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展，清教徒认为上帝只垂青有成绩的人，赚钱本身就是此岸的责任；既能赚钱又能得到上帝关注，新兴资产阶级的赚钱动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从金融角度看历史，需要分析各方利益。

　　清教徒的出现一定不利于查理一世增收；查理一世增收又不利于大家的钱包，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谁会愿意将自己辛苦所得的财富白白奉献？从经济收益的角度考虑，人们更愿意信奉清教——尘世本无世俗主。

　　矛盾愈演愈烈，终于……

　　1637年，国教长老会在苏格兰推行英国国教格式的祈祷书。敕令刺激了苏格兰人民原本紧绷的神经。3月，起义爆发，苏格兰起义军宣布“民族圣约”，号召全体苏格兰人民一起向“倾向天主教的英国国教”宣战！

　　可怜的查理一世，本来就没啥家底，与苏格兰开战一年后大败而回。1639年8月，苏格兰起义军再次逼近英国，查理一世不但借不到钱，还遇到了更尴尬的窘境——1640年，王室一手栽培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居然“造反”了，就在王室手头最紧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突然提出停止对王室贷款！理由是国王授予私人掠夺海外殖民地财富的权力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权威。

　　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建立庞大海外殖民体系的急先锋，很多教科书在描述这家公司的时候都会提到一条：作为一家公司，它有对外宣战等一系列特权。我告诉大家，除了对外宣战，东印度公司还有另一种特权——该公司发行的票据在市场上可以被视为现金来流通，王室曾明确授权东印度公司掌握王室存款，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地位最高的金融机构，甚至可以被视为中央银行。

　　获得权力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东印度公司必须借钱给王室。如今东印度公司私自毁约，这很不厚道，不用说商业道德，连基本的爱国心都没有：苏格兰起义军兵临城下，它不该在这个时候坑国王吧？

　　东印度公司断掉了查理一世最后的希望，查理一世只能饮鸩止渴——再次召开议会，讨论征税。人们只知道引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是查理一世被迫召开议会，其实召开议会的原因是查理一世实在借不到钱了，这才让议会去讨论征收新税。

　　为了取得议会信任，查理一世被迫下“罪己诏”，承认王室借款不守信用是错误的。在查理一世看来，“罪己诏”只是给议会一个台阶，最终目标仍旧是开征新税，以“合法”的税收替代“不合规”的借款。然而，1640年3月成立的新议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根本不买账，不但没有讨论纳税的问题，反而重提议会的原则——“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向国民募债或征税”。

　　借不到钱才召开议会，您这儿不但不收税，还禁绝了借款？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查理一世拒绝承认议会决议，下令逮捕皮姆等议会领袖。结果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查理一世断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震古烁今，如今已经被西方供奉在神坛之上，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或者民主体制的开端。然而，这场被冠以无数美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很尴尬，即使在西方史学界，指责声也从未停止。最现实的问题是，革命并未给英国带来富强，甚至没有带来“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查理一世断头之后，克伦威尔自封“护国主”，是议会更强大的敌人。

　　擦干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故纸堆中留下的血迹，只留下最世俗的东西，或许结论会更简单易懂。

　　什么最世俗？

　　当然是钱。

　　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也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单位。这场神坛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最简单的目标。何止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古至今，刀光剑影、炮声隆隆只是战争的表象，战争的目标和本质永远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利益。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今天的美国，无一不在全球发动战争。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目标是什么？

　　钱。

　　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靠的是什么？

　　说到底还是钱。

　　教科书可以从正义、非正义等角度区分战争，然而，在开战的一瞬，所有的正义、非正义都要靠经济手段来实现。战争的本质和表象全部是经济的延伸，用和平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就在战场上得到，金钱就是战争最强大的动力！

　　钱、财富或者货币全部与信用相关，有信用就会有现金，就会有现金流，就能打赢战争。一般来说，封建王朝最强大的是国王，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怀疑王室或政府的信誉，王室信誉就是钱，就是现金流。

　　现在的问题是，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国王过度透支了自身信用，再也借不到钱了。议会抗争让王室明白信誉已不可恢复，于是挑起了战争，试图通过战争强化自身信誉——只要能击溃一切对手，强权照样能带来信誉。

　　只要击溃议会，强大的王权就再无挑战者，就能给斯图亚特王朝带来各种各样的收益，包括借款，也包括税收。如果查理一世获得胜利，那么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都可能完全改变。话虽然这样说，但击溃议会需要的恰恰还是钱，王室既然透支了信用，就不可能得到钱。

　　从开战的一刻起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谁会借钱给一个没有信誉的人呢？没有钱又怎么可能取得战争胜利？

　　果不其然。

　　1642年1月10日，查理一世悄悄离开伦敦，到达北方的约克。8月，查理一世信心满满，在诺丁汉升起王旗，挑起了内战。

　　查理一世向来坚信“君权神授”，以战争的方式要回国王的权力原本就在意料之中，出人意料的是国王的融资方式。

　　战争当然需要钱，没钱怎么办？

　　查理一世给出的答案是：借！他旧业重操，又开始向英国人民借钱，抵押物居然是250万亩苏格兰土地。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查理一世虽然也是苏格兰国王，但当时苏格兰和英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国家，苏格兰的土地更不是王室私产，查理一世却拿人家的土地做抵押……一个惯于赖账的“老赖”开出如此价码，有几成可信度？

　　议会领袖皮姆却很实在，他开出了每年3万英镑的价码，以此换取苏格兰不支持自己的国王。为此，苏格兰起义军与议会新军签订《庄严同盟与圣约》，切断了查理一世的所有希望，保证新军不会腹背受敌。

　　如果议会新军领袖始终是皮姆，英国光荣革命可能就是蛇足，这个国家就极有可能早半个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遗憾的是，1643年12月，皮姆逝世于伦敦。此时，查理一世真正的敌人出现了，他就是克伦威尔。

　　1647年，王军彻底溃败，查理一世则逃亡至苏格兰。苏格兰人对自己的国王很不够意思，以4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议会新军。此后的结果如今全世界都知道：1649年，查理一世丢掉了人头。

　　不讲信誉，丢掉的仅仅是一个国王的脑袋吗？

　　看起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给英国带来繁荣和富强，新军领袖克伦威尔摇身一变成了护国主，比斯图亚特王朝更加聚敛无度，英国国家财政仍旧是一个烂摊子：1656年财政赤字为80万英镑，1657年达到150万英镑，1658年则高达200万英镑。更可怕的是克伦威尔的货币政策，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他下令让货币减重。于是，我们看到了时人记录的场景：

　　坎伯兰委员会和治安法官证实，这个地区有3万户农民没有种子，没有口粮，同时又无钱购买……该地区由于粮食缺乏，许多人死于饥饿，中等财产的人变成了贫民，而原来的贫民，现在则在死亡线上挣扎。

　　护国主政府的轨迹跟斯图亚特王朝差不多，不但无法在国内征税，在大商人手中也借不到任何贷款。无论是护国主还是国王，失去融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失去了统治能力，结果就是克伦威尔的儿子被迫让出了护国主宝座。

　　经过一系列更迭与妥协，1660年，查理二世在荷兰布雷达发表宣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金融具备理性吗

　　当家方知柴米贵，查理二世登上了国王宝座，境况比他父亲好不了多少。

　　王室收支同样是一个烂摊子，所谓财政大臣根本就无权统辖财政部，更糟糕的是，英荷战争根本看不到尽头，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之后马上就是更残酷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

　　很多历史学者赋予三次英荷战争特殊的意义，诸如从此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性大国、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为英国打开了全世界的市场……

　　历史是曾经的现实。生活在昔日现实中的人看不到那么多意义，只能看到最现实、最粗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老人的检验才能知道真正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三次英荷战争中，英国只取得了一些战术性胜利，但这种胜利远未达到英西战争后压倒性优势的级别，荷兰衰败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如果非要说三次英荷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影响，那么我认为是促使英国国债制度逐步趋于成熟。

　　战争需要财力支持，尤其是短时间内集中财力的能力。财政税收是温暾水，金融体系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资本，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聚拢资金的效率往往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与英国相比，荷兰才是金融前辈，跟英国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如果不是荷兰自身一系列失误与巧合，那么世界历史极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事情还要从借款说起……

　　17世纪中期是英荷争霸最关键的时候，居然也是两个国家贸易最为繁荣的时候。当时的情况虽然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但两国之间的贸易连接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紧密。查理一世时期，荷兰商行就已经遍及伦敦，英吉利海峡的位置则让英国成为荷兰天然的中转仓库。

　　对比两国生产能力、航海能力，英国略胜一筹，但是，荷兰在金融业上远比英国发达，人家是当代金融体系的鼻祖。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立于1602年，这个时候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还未开始。查理一世为借款煎熬的时候，荷兰人已经搞出了世界上第一场金融危机——郁金香泡沫。郁金香泡沫确实损害了荷兰国力，但是千万不要小看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伤害，也一定是对前期错误的纠正，我们将不断重复这个概念：危机、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如果转危为机，就是重大机遇！

　　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期，英国金融业仍旧没多大进步，还停留在原始状态，以金银匠为基础的乡村银行体系刚刚出现。

　　英国金银匠历来有为客户提供金银储存服务并借出金银的传统，查理一世在位期间，金银匠的收据开始在伦敦市面上流通，这些以金银储存为本位的票据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英国最原始的“钞票”。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金银匠们开始组建合股银行，这些“银行”规模较小，属于合股银行范畴，股东不超过6人，被称为“乡村银行”。

　　这样一比较，两国融资效率的差别就明显了：阿姆斯特丹在全欧洲筹集资金，伦敦却只能在全市范围内借款，还常常借不到。

　　融资数量少一些倒没什么，关键的问题是利率定价。

　　阿姆斯特丹已经有了完善的借款市场，利率始终稳定在10%以内。伦敦金融市场刚刚成立，乡村银行辐射的地域范围较小，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近乎垄断，对利率有定价权。因此，伦敦资金市场利率远比阿姆斯特丹高，借不到钱就算了，就算借到钱，年利率也在30%左右，气得国王查理二世大骂伦敦金银匠全是吸血鬼，因为他在核定官定利率的时候参考了荷兰金融市场，发现对方的利率只有4%~10%。

　　高利率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王室，还有新兴资产阶级。英国正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刚刚开始在全世界扩展殖民地，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是，具备垄断地位的乡村银行显然不会放弃高利贷巨额利润，那些所谓“银行家”才不管大英帝国是不是雄霸全球，才不管工商业会不会发展，他们只看自己眼前这点儿蝇头小利。以乡村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很快成为帝国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不仅损害了实体企业利润，阻碍了英国经济发展，还使得英国范围内无法形成统一的资金市场。

　　就是这个金融体系让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它使得英国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全线溃败，几乎扼杀了襁褓中的日不落帝国。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前，双方战舰数量类似，荷兰战舰的吨位和火炮口径都不如英国，背后又有法国捅刀子。英国人为这场战争准备已久，1664年，英国王室事先从伦敦商人手中获得了20万英镑贷款。单纯从经济军事力量上来看，荷兰胜算不大。

　　所以，英国不断挑衅……

　　——1660—1663年，英国议会通过新《航海条例》和《主要产物法》，对荷兰海上运输贸易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只有英国船只才能从事英国货物进口，尤其是鱼类（从古至今荷兰主要支柱产业之一都是渔业），试图把荷兰排除在对英贸易之外。

　　——为抢占全世界殖民地，英国开始在全世界与荷兰作战：1663年，英国抢占荷兰非洲殖民地，荷兰的象牙、奴隶和黄金贸易几乎被切断。

　　——1664年4月，英国议会已经批准对荷兰作战，但荷兰方面一直在忍受。宣战后，英国第一时间抢占了荷兰在新大陆的老巢——新阿姆斯特丹，就是后来的纽约。

　　即便如此，荷兰仍旧把宣战日期拖延到了1665年2月，可见当时荷兰对战争结果很担心。果不其然，1665年，洛斯托夫特海战，双方精锐尽出，最初荷兰战舰还处在有利的顺风位置，最后居然以1∶8的战舰损毁率再次被英军击溃。

　　从理论上说，洛斯托夫特海战已经奠定了第二次英荷战争的最初战局，荷兰的海上交通线已经被切断，无论从士气、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上来看，荷兰战败都是早晚的事，也不可能组织有力的反击。

　　决战到来之前，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获得泰晤士河水文情报之后，1667年，荷兰军队进行了一次偷袭，一支荷兰舰队居然趁着夜色驶入了泰晤士河。奇袭对方本土的战术其实很愚蠢，军舰只有在泰晤士河涨潮的时候才能航行，风向不对、风力不足都有可能导致搁浅，风险极高。

　　然而，荷兰舰队的奇袭战略居然成功了！这支小小的舰队占领了英国希尔内斯炮台，顺便抢走了炮台里存放的一点儿黄金。

　　很多战争史将之描述为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是荷兰将领德·勒伊特将军的一次精彩表演，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战局。

　　我的专业是金融学，不太懂战争，不知道国家命运能否被一次奇袭改变。我只看到了偶然中的必然，这次奇袭引发了一场金融骚乱：原本平静的市场被非理性的行为搅乱，人为造成了一场挤兑风波，进而造成了伦敦社会秩序大混乱。也许，正是这场金融风波给了荷兰舰队出逃的时间。

　　1667年6月，从睡梦中醒来的英国人突然发现荷兰军舰居然已经开到家门口了，坊间传闻炮台里的黄金储备被抢，恐慌情绪在人群中蔓延。从承平世界突然进入战争，每个人都有天然的恐惧，避险是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时候只有硬通货留在身边才最安心。当时，伦敦金融市场上乡村银行发行了很多票据，平日里这些票据可以替代金币、银币，实际上就是银行券。

　　从银行券时代到现在的商业银行时代，银行一定是经营信用的行业。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备付金，如果备付金百分之百，那么这家银行等于只出不进，根本就是在做赔钱的生意。银行只有把存款借出去才算赚到了钱。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去银行提款，那么一定会出乱子，这就是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和最终表现——挤兑。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看到了荷兰战舰，想到了自己的金银，人们争先恐后地冲向了乡村银行……

　　挤兑发生了。

　　当所有人都来挤兑时，乡村银行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兑付库存的金银，直至破产；要么根本就不兑付，硬挺着，过一天算一天。从经济理性来说，金银匠一定会选择后者：反正早晚要破产，还不如干脆不认账。于是，伦敦乡村银行的行动近乎统一，拒绝兑付存款人手中的票据，死守库中金银。

　　结果可想而知。金银匠拒绝兑付金银，相当于伦敦市面上的现金全部作废，这引发了市场巨大的混乱。

　　别忘了，这个时候，荷兰人的战舰还在泰晤士河呢！

　　混乱的市场中，人们看着荷兰军舰在泰晤士河耀武扬威，英国皇家舰队尚未出战就遭到了重创，但谁都没心思组织反击——银行不兑付，所有人的钱都会付诸东流！一场大乱中，荷兰海军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返航，伦敦却在骚乱中暴发了瘟疫和火灾。

　　虽然最终不一定是本次英荷战争奠定荷兰胜局，但是，这个插曲让人扼腕叹息，道理也发人深省。

　　无论现代还是古代，市场主体都一定是趋利避害的，即选择服从“市场理性”。通常情况下，市场理性会引导资源流动，实现更为有效的配置。我们说的是“通常情况”，请一定要记住，除了“通常情况”，还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下，市场不是万能的，极端情况下市场会失效，此时，个体理性未必是集体理性，最佳个体福利未必是最佳社会福利，甚至，个体理性决策最后会导致个体福利、社会福利净损失。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金融市场暴跌，出逃的人越多跌幅就越大，避免损失最有效的方法是所有人一起渡过难关。但是，市场的特征决定其参与主体一定是趋利避害的，最后适得其反，乡村银行和存款人的选择只是一种诠释：金银匠选择不兑付是理性选择，这个所谓理性选择未必能守住个人财富，只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带来明显的负效应，社会福利净损失怎么说都不为过，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这种个人行为几乎能毁掉国运。

　　贪婪和恐惧是金融市场永恒的主题，这不可怕，因为这是不可磨灭的人性。事实上，正因为有了贪婪和恐惧，市场才更有魅力。可怕的是，我们如果放任贪婪与恐惧，便会对市场造成致命的伤害，人性也就变成了魔性。

　　恐惧与贪婪与生俱来，如何控制？

　　从古至今，市场最大的道理就是竞争，竞争还有一种贬义说法，就是“弱肉强食”。请记住，强者的作用不仅仅是压制弱者，更重要的是给所有市场主体安全感，让所有弱者都生存下去。规制市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塑造一个市场最强者，用市场的规则来管理市场！金融市场是人性极为暴露的地方，必须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让所有市场参与者相信它是无所不能的。非如此，无以控制贪婪与恐惧；非如此，无以将洪水般的市场情绪控制在集体理性之内；非如此，无以缔造一个强大的帝国。

　　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政府都是最强大的信用主体，一定也是金融市场最强大的权威。在第二次英荷战争的案例中，如果王室具备足够的市场信誉，只需要宣布战时停兑规则，市场秩序就不至于彻底崩溃。

　　英国即将走入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市场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要想控制这头怪兽，王室必须有足够的控制市场的能力。在本书里我们将看到，从南海泡沫到次贷危机，世界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的救亡者都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

　　关于政府究竟应该在经济运行中发挥多大作用，经济学者曾经有过很多辩论，但最终也没说清楚。在我看来，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文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结论。唯一能确定的是，在原本最为市场化的金融市场，全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化政府职能——以国家信誉规制金融市场，美国便是巴塞尔委员会的始作俑者。因为，国家信用是最强大的信用，如果这个集体都失败了或者不存在了，个人财富就无从谈起。

　　当时的英格兰，距离日不落帝国还有一家银行的距离。要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很快就会出更大的乱子。

　　国王与乞丐

　　自古以来，英国就有这样的传统——国王应该靠自己生活。这是一句听起来顺理成章的话，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国王不但要靠自己生活，还要靠自己的收入养活国家。

　　封建时代的英国王室收支与国家财政原本是一体的，国王不但要靠自己生活，还要靠自己来应付公共支出。国王靠自己生活没问题，将国家公共支出加在国王私人身上就不厚道了。国王穷一点儿没什么，但在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极端困难的时期，整个国家都有可能无法应对面前的危机，比如，对外战争。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并非查理二世一人之功，这次复辟，不仅复辟了王室，还复辟了议会。这里要说，查理二世遇到的议会还算厚道，复辟初年通过了一项议案：为保证国王能够“有效统治”国家，包括关税在内，国王每年可以得到120万英镑的收入。

　　120万英镑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正常年景支付王室用度差不多够了，但如果遇到战争就另当别论了。查理二世没有生在太平时期，在位期间先后经历了两次英荷战争，每年只军费一项就占收入的50%，国王难免入不敷出。

　　查理一世的人头刚刚落地，殷鉴不远，查理二世不敢轻易开征新税。然而，面对战争又必须筹集军费，给战士发足够的薪水，购置军火，何况查理二世始终力推天主教，根本不是省油的灯。

　　一段离谱的“活”话剧在英国上演了……

　　第二次英荷战争失利，直接导致了伦敦金银匠停兑事件。这不算什么，后面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感觉到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居然“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没有钱，不能征税，英国王室拿出来的方法只有借款：向英国国内的有钱人——金银匠借钱。原本王室借款对金银匠来说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单笔金额高，省去了一笔一笔借贷的麻烦；再说，王室的信誉总高于一般商户。其实，这跟现代商业银行喜欢借钱给大企业没什么区别，大企业风险低，信誉好，又省工本费，商业银行何乐而不为？

　　问题的关键在于，英国王室的市场信誉并不怎么样，王室财政管理混乱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财政大臣无权统辖财政部，“财政部内部几个部门彼此独立，互相倾轧，政府的财政来源分别被掌握在几个委员的手中”。

　　1672年是一部分债务到期的日子，英国王室共有225万英镑债务，相当于岁入的两倍。今天财政学有一个指标叫“国债依存度”，意思是一国国债与财政收入的比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能超过60%，超过这个比例就会被认为对债务依赖性过强。

　　按照国债依存度的概念来衡量，英国王室为200%，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果不其然，后面的事情发生了……

　　1672年，已经无法查证具体是哪笔王室债务到期了，王室开始拖延某笔债务兑付，然后在市场上引发了燎原大火。有文献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所有的债券持有者蜂拥至财政部要求兑现。

　　225万英镑接近国王岁入的两倍，绝对是一笔巨款。

　　面对巨额债务，查理二世的应对措施轻飘飘的——休克疗法。不是还不起吗？干脆我就不还了。王室粗暴地宣布冻结债券本息，然后彻底赖账！王室拒不支付本息，这件事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财政部停兑”，被历史文献评价为“政府信用最差的一次借贷”。

　　虽然金额大，但王室欠债或国债依存度偏高不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关键是怎么处理。

　　国债依存度很高没有关系，但不能停兑，国债停兑等于政府信用破产。2019年，美国国债总额23.07万亿，财政收入只有7万亿，算下来国债依存度已经达到329%，这比查理二世混得惨多了，但美国就没事。当然，美国之所以能维持如此高的国债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查理二世却生在了本位货币时代。

　　市场信用其实是一件很玄妙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当大家觉得你有信用的时候你一定有信用，如果大家都觉得你没信用，你就越来越没信用——至于真正的信用则有可能是一个黑箱。从有信用到没信用、从没信用到有信用，两种转换都很玄妙，至于这个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标准可以衡量。

　　今天，全世界的地标建筑几乎都有金融机构的影子，金融机构营业场所所处的地段和建筑装修都是最昂贵和最豪华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让人们感觉到金融机构有钱！

　　相反，不摆谱，人们感觉不到金融机构有钱，甚至会觉得金融机构没钱，如果那样，事情就会很麻烦。

　　国王太没吃相，对市场公开宣布停止兑付国债。停止兑付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没钱了，公开宣布国家信用破产，接下来就是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

　　处理金融危机的方法不符合常理，它不讲究透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能让市场知道真相，以免产生更严重的践踏。危机处置不涉及公平或者正义，最重要的是能解决问题。问题不解决，无论公平还是正义都不存在。

　　查理二世恰恰相反，停兑等于公开自己没有底牌，他生怕别人不知道。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直接消灭了市场预期，还摧毁了市场上最强大的信誉。从此，市场再无预期，国家再无强者，这样的市场还是市场吗？

　　王室信用主体倒下，绝对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倒下来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据统计，在财政部停兑债券中有136.57万英镑属于当时的银行家——金银匠，约占总量的62.35%。金银匠是有钱人，是银行家，他们的现金流来自储户负债，他们购买国债只是为了赚个差价、做个小生意。您国王欠钱不还就算了，还搞得人尽皆知。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银行无法从王室兑换黄金，因此储户就一定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黄金。如果不能取出自己的黄金，那么银行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和当年英国人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看到荷兰战舰之后的情况一样，市场立即爆发了针对金银匠店铺的挤兑。金银匠是理性的商人，不可能坐困愁城。钱都是个人的钱，既然国王可以欠债不还，那么我们凭什么兑付真金白银？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全体停止兑付金银——这就是全国范围的挤兑了，整个英国立刻陷入了剧烈的金融动荡！

　　银行停兑，可以认为银行破产；政府停兑，可以认为政府破产，失去了管理社会的能力，失去了对外战争的能力，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大动荡。

　　英国的幸运在于，英国王室不存在破产的可能，债主还在。与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相比，西方社会更相信“君权神授”，政府可以下台，王室主要靠血脉传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传统不是太管用。

　　混乱的市场让王室的日子更加艰难，偏偏1672年正是第三次英荷战争开始的年份。1672年3月，查理二世联合法国对荷兰开战，虽然占领了荷兰大片领土，却在抢得先机的情况下打得非常艰难。

　　怎么可能不艰难？

　　停兑令下达以后，查理二世仍要筹集战争经费，他不可能借议会之手征税。议会从上到下都反对再次与荷兰开战，剩下的途径就只有借款了。1672年，查理二世宣布，为筹集战争经费，王室将再次向乡村银行借款10万英镑。

　　前面的钱您还没还呢，又借？

　　战争已经开始，必须用钱作为支撑，王室必须借到这笔钱……不过王室确实借不到这笔钱。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上至财政大臣帕特森，下到各级官员，大家一起走上伦敦街头，一个店铺挨着一个店铺、一间办公室挨着一间办公室地沿门托钵（确实可以说是讨钱）！

　　尽管王室大臣变成了乞丐，但结果依然是没借到这10万英镑。最终，英国在抢得先机的情况下输掉了第三次英荷战争。

　　有人问：什么是改变英国日益贫穷的状况的办法？

　　一个声音开始在大英帝国上空回响：建立一所银行！

　　面对混乱的局势，查理二世代表王室和政府承诺：王室的欠款仍是贷款，可以得到6%的年利率，在此条件下金银匠应该恢复兑付。面对最强信用主体，市场很乖，哪怕只是一个承诺，市场秩序都会立即恢复。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市场就一定会继续下去，我们只能选择相信。

　　没有什么信誉可以无限透支，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市场，一定会被市场反噬。一定要对市场怀有最基本的敬畏之心，在这里，只有市场规则是神，如果规矩能被突破，它也就不再是规矩了。

　　市场最基本的规矩是什么？

　　很简单：守信。

　　查理二世恰恰就没有这种基本的规矩，此后他又不断戏弄市场、滥用王室信誉，1672—1685年，不要说金银匠的债务没有偿还，就连议会也被再次解散。1685年，查理二世与世长辞，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变成了詹姆士二世。

　　詹姆士二世不是省油的灯，不遗余力地在英国推行天主教，通过天主教加强自己的权威。与历代先王不同，詹姆士二世开始有意识地维持常备军，并将1.6万人部署在伦敦。查理一世人头落地不足百年，大英帝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不过，雄心勃勃的詹姆士二世马上就会明白，原来债务可以绵延三生三世，三代先王欠下的钱，要他一个人来还。结果，不但詹姆士二世失去了王位，斯图亚特王朝也跌落马下……

　　光荣与承诺

　　要想完整地论述西方国家金融治理制度，我们就无法跳过詹姆士二世与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远高于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东西方史学界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而不是查理一世的人头，实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光荣革命催生了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惊世骇俗的《权利法案》，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了国王与臣民的权力：……凡未经议会同意，利用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

　　史学家——尤其是西方史学家——反复强调：有了《权利法案》才能将议会置于国王之上，把英国从实君制变为虚君制，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长足的成长空间。经济学家诺斯给予光荣革命极高的评价，认为光荣革命奠定了当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根基。诺斯在其作品《宪政和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17世纪，英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国王的权力不再无边无际，立法和司法独立使得王权被限制在规则之内。

　　与此相反，之前正是因为王权任意妄为才使得王室信用每况愈下，进而连带整个市场失效。光荣革命后制度设计的关键是，让政府能够切实可信地履行其承诺。同时，因为国王的存在，立法机关同样不可能为所欲为，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才能“明显保护私有权利”。

　　得出这个结论，诺斯最重要的证据便是王室那些还不清的烂账。

　　过了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几年，国王便无法系统地筹集到资金了。到17世纪20年代，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国王便开始采用一系列“强行借款”措施，这表明国王无法以他愿意支付的利率筹集到资金。

　　但是，在光荣革命之后，政府不仅具备了偿还债务的能力，而且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短短9年间（1688—1697年），政府借入款项增加了很多。贷款人在提供贷款方面的意愿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履行其承诺的预期大大增加。有证据表明，这些预期得到了证实，而且这种状况也顺利地延续到了18世纪。

　　在诺斯眼里，英国制度得以变迁的关键就是确立代议制制度。他坚持认为，尽管当时英国经济处于扩张或上升阶段，但保持上升动力的正是光荣革命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

　　我们无意与这位经济学家辩论什么，只是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短短几年间，仅凭光荣革命建立的制度就能让英国王室债务从欠债不还走向光荣？

　　《权利法案》的口号虽然震撼人心，但其条文在1215年《大宪章》中就已经很明确了——国王不能超越法律。

　　《大宪章》不能推行，《权利法案》就一定能推行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要想尽破藩篱，首在悟彻诸天。

　　让我们顺着金融的轨迹，给出我们的答案：光荣革命好像也不必然光荣，起码从东亚思维来看，结果很难理解。三次英荷战争刚刚结束，光荣革命的结果是英国迎来新国王——荷兰执政。拥敌国的执政为自己的国王，这合适吗？

　　大英帝国真正开始运作金融，恰恰从“叛国”行为开始。英国人为什么把荷兰执政奉为自己的国王？是因为欧洲国家向来缺乏民族责任感，还是另有原因？

　　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就从光荣革命的起因说起。

　　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士二世是一个信奉“朕即国家”的人，手中常备军力量不断加强，如果他的势力继续强大下去，工业革命能否在英国爆发都会成为问题，更别提大英帝国称霸世界了。

　　历史的转折往往出现在不经意之间。

　　与查理二世一样，詹姆士二世同样强行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国教认为，国王既是尘世之主，又是上帝派来统治众生的大主教。但是，英国人民不这么想，英国人民很不信任欠钱不还的国王，更不愿意把辛苦所得奉献给这位自称上帝的代表的人。

　　不过，广大英国人民还是有希望的。

　　詹姆士二世登上王位之前，他的两个女儿都信仰了新教，有这样的两位公主，人们满怀憧憬，因为无论哪位公主成为女王都不会再强推天主教了。1688年，詹姆士二世喜得贵子，毋庸置疑，在刻意栽培下，小王子很难成为新教教徒，小王子的诞生让世人的理想变成幻想。

　　如果希望幻灭，没什么可以再失去，一个人就很容易看轻生命。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希望，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就会成为可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和议会本来就互不相容，双方都有资源动员能力，查理一世人头落地后不足百年，一场社会大危机又在酝酿中。

　　詹姆士二世强推天主教已经遭到全英国反对，他却还与法王路易十四眉来眼去。法国是英国最强大的霸主竞争者，还是英国所有工商业者的敌人，这种行为严重危害了英国资产阶级新贵的利益。

　　1688年，詹姆士二世发布《赦免宣言》（也称《宽容宣言》等），挑动国教教徒与清教徒之间的斗争，并下令在教堂宣读《赦免宣言》。詹姆士二世不厚道的行为遭到了全英国的抵制，绝大多数教士拒绝服从，5月18日，有7位主教（后来被英国历史称为“七圣人”）拟订了一份“请愿书”，抨击国王此举非法。

　　詹姆士二世很愤怒，对这位相信强权的国王来说，最好的处理办法无非是动武，于是，他下令将7名主教交付法庭审讯。令詹姆士二世难以接受的是，1688年6月30日，法庭居然宣布7位主教无罪，“七圣人”被当庭释放。

　　然后，“七圣人”干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他们当晚就凑到一起，给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写了一封信。内容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无外乎批评詹姆士二世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上帝很愤怒。上帝愤怒不愤怒，威廉亲王大概不会知道，威廉亲王只记住了“七圣人”的结论：请求荷兰执政来兼职英国国王，救大英帝国万民于水火……

　　邀请宿敌国执政来当自己的国王，他们大概不是有叛国嫌疑，就是真的叛国！英国人好像并不这么想，事前事后对此都没有多少抨击之词，反倒认为“七圣人”这封信是上帝显灵的结果。

　　这位荷兰执政官威廉，史称奥兰治亲王，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的妻子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也就是说，奥兰治亲王的妻子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没有小王子的情况下，玛丽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国女王。奥兰治亲王不可能对小王子的诞生毫不介意，更关键的是，荷兰此时正与法国开战，急需把英国拉入阵营。

　　岳丈大人显然不支持女婿，“七圣人”这封信真是天赐良机。于是，奥兰治亲王接到信后即刻秣马厉兵。

　　于威廉而言，这是一次意外的收获；于英国而言，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险，詹姆士二世手中有常备军！双方一旦没法“光荣”而是诉诸武力，胜败不可知。从文献来看，詹姆士二世根本没把荷兰的威廉、自己的女婿当回事，人们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尽管詹姆士二世的宗教和政治上的政策不得人心，但他是不怎么担心武装反抗的。

　　1689年10月上旬，英国大小城镇突然出现了很多传单，内容大致与“七圣人”的信笺差不多：指责国王强推天主教，破坏议会制度……

　　同月，部分议员召集特别议会，公开邀请威廉和玛丽夫妇回英国共掌国政。特别议会同时起草了《权利宣言》（后来成为《权利法案》的基础），总结了詹姆士二世的恶行，谴责詹姆士二世破坏“古老的”和“毋庸置疑的”人民权利。《权利宣言》重申：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不得招募军队……

　　随后10月20日，威廉率领区区1.5万人冲入了英吉利海峡，还因为天气原因在港口停泊了10天。外敌就在眼前，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詹姆士二世根本调动不了手下的常备军，威廉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行军变成了度假。

　　后世对英军不做抵抗的分析有很多，大部分文献认为将领和士兵大多是新教徒，根本不愿意为詹姆士二世卖命。

　　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士兵中有新教徒，将领却不一定是新教徒，一个将领是新教徒，不一定所有将领都是新教徒，军中一定有詹姆士二世的亲信。

　　既然如此，国王怎么会无法指挥军队？

　　将领是国王的亲信，如果国王欠亲信的钱长期不还，亲信就会很愤怒，愤怒之余可能就会很不听话。自1672年实施停兑令以来，斯图亚特王朝就没兑付过王室债务本息，而债主主要就是贵族和亲信。詹姆士二世比查理二世更为恶劣：查理二世确实是因为没钱才不还，但詹姆士二世有钱也不还……

　　长期的海洋贸易让英国人对契约与妥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执着，国王与臣民之间本身就存在一种契约，或者说一种交易：臣民纳税，国王为臣民提供保护和公共秩序。如果契约可信，市场就有可能优化社会总福利，一个几十年一贯欠钱不还的王室，还有什么值得信任？再说，国王不还钱，将领和士兵还有饭吃吗？

　　国王不差饿兵，国王不还钱还指望士兵去打仗？光荣革命中英国国王无法调动军队最直接的理由便应是如此。

　　绝望的詹姆士二世于12月仓皇逃离伦敦，一路狂奔逃到了法国，大名鼎鼎的光荣革命就此结束。

　　金融第一定理：本金比利息更重要

　　滚滚红尘，人性永远抹不去恐惧与贪婪，金融市场中有涨有跌，阴阳之间便是人世万象。无论多么善于掩饰的人，在金融市场本性面前也会无所遁形，这里交易的不是钱，是人性——避无可避的人性。

　　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三生三世的债务，最后由查理一世的脑袋和詹姆士二世的王位偿还。

　　为什么会这样，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先王不知道欠钱要还吗？透过历史，除了渐欲迷人眼的乱花，还有纷纷扰扰的面纱之下的金融天道。

　　都铎王朝（1485—1603年）的伊丽莎白女王勇战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如此重大的战争不是没有成本的，与“无敌舰队”一起灰飞烟灭的还有英国王室的收支，英西战争结束的时候王室已经卖掉了一半以上的土地。詹姆士一世从都铎王朝手中接过国王权杖，不但继承了整个帝国，还继承了都铎王朝留下来的债务，此时英王早已不再拥有童话里的城堡，而是彻头彻尾的穷光蛋，据诺斯估算，王室收入最多只能覆盖一半支出。

　　查理一世比詹姆士一世还要惨，在位期间同时面对法国和西班牙两个强敌，第一次欧洲大混战——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就发生在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直到他人头落地才算打完……没有钱，又要花钱，大概也只能去借钱了——对国王来说，当期违约收益要远高于成本。遗憾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斯图亚特王朝与财富集团原本就没有制度化、系统化的联系，一系列违约事件之后，它被视为骗子，诺斯这样描述斯图亚特王朝：“……通过威胁来获得贷款的，因此，这些贷款后来就被称为‘强行借款’。”

　　王权只想跟财富集团谈钱，王权具备强制力，财富集团只能选择妥协——如果不妥协，现有社会体系就会破产。经历了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大英帝国财富集团终于看清了现实，谁也不愿意遭受更大损失，斯图亚特王朝虽然成了老赖，但帝祚仍旧得以绵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根本原因是财富集团要求债权得以绵延！

　　尽管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金融市场制度性缺陷依然存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王室也必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复辟后，金融市场暴发“停兑令”。停兑令对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创，查理二世依然我行我素。非但如此，即使王室收支好转，詹姆士二世仍然不还钱。詹姆士二世即位之后，王室收支已经足以还本付息了，但王室的选择仍旧是拖延。

　　我们要解释的问题跟诺斯一样：为什么王室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承诺？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国王断头，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卿本国王，奈何做贼？

　　对此，我们的解释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提出的金融第一定理：本金在现期一定大于利息。

　　经济学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缺乏必要的现期规制，那么金融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永远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状态，特定条件下，金融机构拿到的本金就是收益。如此，在本金面前，“利率”“汇率”之类的资金价格在金融业中将不复存在。

　　金融机构（英国王室）在资金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来自信用。要想依靠信用获得资金（借款），正确的路径是将资金使用权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生产者，即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除此之外，还有更“高明”的方法：把钱全部当作本金使用，比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斯图亚特王朝就是这样做的。

　　从古至今，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很多人借钱不还。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对此深有感触，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先王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当事人。往往人越有钱，欠的钱就越多，就越没有限度地摒弃规则，因为收益高。

　　金融眼中的历史便是如此，让我们一起潜入时间的暗河，回溯而上，去寻找那失落已久的金融真谛。 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