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八章 政府议题

　　在我们追求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时候，政府要发挥推动作用，而且是现在就行动起来——提供平台，使所有人都可以（也是鼓励所有人）成为社会先锋；帮助在改变过程中受到不利影响的人，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政府拥有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具备的带来改变的能力：征税、提供补贴和福利、立法、监管和协调。虽然政府的议题必然会非常宽泛，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那些要素：工作、职业、教育和人际关系。

　　考虑一下这些因素，就会很清楚，现行政府政策背后的基础已经过时。太多政策都是以三段式人生和70年的寿命为基础，公司的核心资产是有形资本，比如机器和房产；而且大部分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全职在一家固定的公司工作。政府政策必须转而针对多阶段的长寿人生来制定，即公司的价值来自无形资产，而非有形资产，相当一部分工作会在很灵活的岗位上完成。这就需要对现行机构、政策和法规重新谋篇布局，让潜在的不良后果最小化，帮助好的结果出现。

　　为了让不良后果最小化，政府必须确保所有人都了解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并大力投入的紧迫性。这很难做到，因为过去几十年，大量风险已经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首先，我们看看跟长寿有关的风险。在大部分国家，国家养老金变得没那么慷慨了，而与此同时，企业的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的数量也在下降。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更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来帮助自己度过可能相当漫长的退休生活。其次，看看跟技术变革有关的风险。在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培训的责任已经从政府和企业身上转移到了雇员身上，因此如果人们不在教育上投资，失业的风险就会很高。最后，想想跟工作有关的风险：以前可以指望稳定的全职工作带来某种程度的收入保障，但现在零工经济时饱时饥的工作时间表就没办法提供同样保障了。风险从政府转移到个人，让政府必须切实确保让尽可能多的人意识到需要做好准备。

　　让不良后果最小化很关键，但帮助实现好的结果也是政府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以创造一个关于未来的叙事，帮助像埃丝特尔、汤姆和英这样的人走过他们工作生涯中的十字街头。对劳动力市场和技能的这些见解，将帮助他们规划职业生涯的下一步，确保他们的学习以更加高产、更有市场价值为目标。在这里，政府也会有促进创新的作用，比如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使英这样的人能工作更久，为埃丝特尔这样的人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开始终身学习。

　　避开不良后果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说，你可能会担心房子着火，这时候要降低这种风险，你可以安装烟雾探测器，买份房屋保险。但在面对科技和长寿带来的未卜前途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而且你还没办法预测）会把你难住。考虑到你并不知道科技对就业最终会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长寿会带来怎样的未来路径，这些风险真是很难应对。而且跟房屋保险不一样，没有简单的保单可以给你提供保险。可能受影响人员的规模和数量让这些问题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议题，政府需要提供保护，以防范失业、不好的工作、经济困难和身体状况欠佳的重大风险。

　　◎ 为个人而非工作岗位上保险

　　政府可以采取行动保护工作人员，使他们免受技术变革的影响，比如制定法规，放慢引入新技术的速度。比如在新的移动平台的情形中，他们可以代表出租车司机等在职者进行干预，或通过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标准，让推出自动驾驶卡车的步子放慢。政府也可以制定法规，禁止公司不经政府允许就裁员，或是立法规定公司每裁一个人就要交一大笔税款。

　　从表面上看，保护工作岗位听起来好像是降低风险的积极方式。但这样做也会带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新技术的监管往往会阻止更高的生产力在整个经济体中传播开来，继而又让消费者无法因更低的价格和新产品而受益，而且还有使经济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的风险。此外，让裁撤员工变难的连锁反应是，公司也不愿意雇用新员工了。如果对雇用员工的影响足够大，甚至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政府想在技术变革中保持就业率，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鼓励创设新的工作岗位，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阻止工作岗位消失上。

　　这就是丹麦政府的“灵活保障”模式的重点。在这个模式中，雇人和开人一样容易：失业人员可以得到相当好的福利以及受教育的机会，而再培训项目也成功实现了再就业目标。也就是说，这个办法保护的是工作者，而非工作岗位。这个组合有助于支持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和向高工资经济转型，还为转型期间的工作者积极提供了社会保障金。只有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浪潮太大时，才有必要利用政策来降低潮头。

　　◎ 避免不平等

　　不平等加剧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以德国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工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因自动化而失业的风险之间呈很强的负相关关系。不需要职业技术培训的工作中有一多半都有70%或以上因自动化而失业的风险，而相比之下，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失业风险只有15%。资源最少、余地最小的人在自己的工作自动化时，最有可能经历不情不愿的转型。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埃丝特尔这样的人？

　　有一项政策越来越受关注，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包括美国、芬兰、肯尼亚、荷兰和瑞士在内的多国政府都小规模试行过这项政策。全民基本收入的形式是一笔固定金额，社会上所有人，无论年龄、贫富或是否就业，都会收到。也就是说，这是公民的收入，人们可以选择以任何方式消费，而且这笔金额设定在让人们不用工作就足以维持生活的水平。支持这项政策的人辩称，这是在应对“机器人启示录”时保证能维持一定生活水准的一种方式。这项政策可能也是比目前拼凑起来的规划更简单的一种体系，在实现全民覆盖时带来的不利因素较少。

　　对有些人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不只是为失业者提供保险的一种手段，也是解放人类的方法，使人类能专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提供有保障的收入，可以帮助从所有人中解锁有创业才能的人，而不是只有那些有资源来承担风险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埃丝特尔终于可以专心培训，去获得美容师资格，并着手开办自己的美容院。从挣钱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之后，社群也可以从更多志愿工作和投资中获益。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可以带来更让人心满意足的工作状态。

　　批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人，关注焦点是人类行为的一些更消极的特征。他们担心面对有保障的收入，人们会如何回应——他们会不会变得什么工作都不想找，无论是有薪酬的还是无偿的？当然，如果全民基本收入用于一个技术已经夺走了全部工作岗位的世界中，那么有这些抑制因素也无所谓。但是在一个就业仍然存在的世界中，关键问题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抑制效应是否比现行制度的抑制效应更大。

　　也有人担心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成本。因为这个政策是普惠性质的，所以会所费不赀，而且未必会专注于最需要的那些人。按照最基本的形式，全民基本收入取代了现有的所有社会保障计划（比如失业救济金、社会信贷、养老金和免税额），因此成本会跟这些财政上省下的钱抵消。这也就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的总体成本取决于一国现行的福利政策针对性有多强。有些国家推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估计会耗资巨大——英国需要花大概440亿英镑，法国大概是27亿欧元；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还会节省资金，比如意大利大概410亿欧元，芬兰大概15亿欧元。

　　更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帮助那些正在经历就业转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结果好坏参半。2019年，芬兰政府结束了一项为期两年、涉及2000名失业人员的试验。在结束时，参与者感到更健康、更自信、更轻松，也更欣赏基本收入政策没那么官僚主义也没那么咄咄逼人的特性。但在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上，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没有任何影响。跟其他社会保障计划相比，它既没有加强，也没有削弱人们找工作的动力。

　　无论实施哪种社会保障计划，最关键的都是既要支持人们度过转型期，又要增加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为在任何时候失业的工作者提供培训和教育支持，同时如果工作者后来再就业，收入支持可以转换为工资补贴。在支持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时，重要的是政府应当认识到工作的概念越来越宽泛，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也可以比正规就业更广泛一些。因此，如果是自主创业，社会保障也应该可以转换为创业补贴，而在失业人群中鼓励社群工作和社会创业精神也很重要。

　　政府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就业。教育和学习新技能无疑会在帮助人们更容易就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如果日渐增长的工作需求都集中在要求高技能的职业，那么对很多人来说肯定还是遥不可及。因此政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支持那些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自动化，仍然需要混合一些人类技能的中小型企业里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能只专门扶持那些科技巨头，也必须支持那些小型企业。也就是说，帮助埃丝特尔开办美容院的政策也是在转型期间维持就业的重要手段。

　　◎ 防范“不好的工作”

　　有可能受雇于临时工作的人会更多，这样创造的就业机会更不稳定，也更可能以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现在零工经济中。这些工作可以很好：拉迪卡热爱自由职业者身份给她带来的自主和自由。但是对其他大部分签订零工时合同的人（或许也是对未来的拉迪卡）来说，缺乏确定性和企业支持会成为风险和压力的真正来源。这些新的工作岗位很多都不提供培训、养老金、假期和带薪病假。对于缺乏安全感、对未来还没做好准备的人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起这个义务，为临时性的工作人员提供税收激励，让他们自己交钱上养老金和医保，自己花钱去接受教育？还是说政府应该制定就业领域的法律，强制公司将义务拓展到更广泛的工作岗位上？在这个问题上，法院已经粉墨登场。2018年12月，有一起标志性裁决，英国一家法院对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WGB）的一起案子维持了原判。法院判决，优步将优步司机归类为独立合同工而非工人是非法的。这样归类的话，优步公司等于拒绝承认这些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比如最低工资保障和带薪假期。我们可以预计，这样的法律裁决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在阐述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弹性工作的关键作用，人们努力平衡工作与其他承诺，比如孩子、年迈的父母、学习和充电之间的关系时，重视员工价值的公司会把工作中的弹性当成工作协议的一部分，但别的公司不会这么看。因此也会出现在议题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制定更普遍的“要求权”法规，比如陪产假和照顾父母等情形。

　　最后，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衡量一份工作是好是坏时，科技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在工作者面临技术转型时，政府政策必须支持他们提高原技能，学习新技能。这会激励公司将技术投资用于提高人类技能的方向，而不是取代人类技能。相比之下，如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而政府只是大幅减免资本投资的税额，只会鼓励公司用无效的人工智能来代替劳动力，不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技术上更擅长，而是因为它更便宜。这种景象只会让服务对象感到沮丧，最后的就业情况也会很糟糕。

　　政府政策可以通过最低工资、工作场所安全法规以及类似的保护措施，影响新创造出来的“好”工作的数量。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的话来说就是：“人们经常指责这些措施扼杀了就业。但实际上，这些措施可以带来良性的增长循环，因为劳动力的最低成本会促使公司优化并升级生产过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继而提高劳动力需求。与此类似，通过确保产品市场保持竞争，政府可以防止公司收取垄断价格、赚取高额利润，而不去雇用更多工作人员。”

　　◎ 防范不良经济后果

　　对那些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人来说，未来将面临真正的风险。具体来讲，越是长寿，就越有“人还在，钱没了”的风险。保险市场已经创造了一种以年金形式降低这种风险的方法，即个人投一大笔钱，保险公司就会在他们有生之年每年付给他们一笔金额固定的钱，而无论他们还能活多少年。这种办法当然是假定他们都有一大笔钱可以用来投资，但是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受到逆向选择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认为自己还会活很久的人更有可能去买一笔年金，而那些相信自己命不久矣的人则不然。其结果就是当公司为年金定价时，就会假定客户的身体状况高于平均水平。因此，买年金要付很大一笔钱，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公司的固定收益养老金下降，人们现在也更加暴露在长寿带来的风险面前。这种年金由雇主提供，雇主根据雇员的服务年限和工资水平，每年支付一笔固定金额的终身养老金。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固定收益养老金越来越贵，所以很多公司都放弃了，代之以固定缴款养老金。按照这个计划，养老金数目取决于个人和雇主的投资额、金融市场的表现和寿命长度。转换成固定缴款计划后，更强调个人的行动和努力，也会让个人暴露在更大的长寿风险面前。政府可以通过退休后的社会保障福利来降低这一风险。然而，个人收入越高，社会保障提供的保护就越小。这表明，政府需要为个人提供更大的税收减免，让他们以年金的形式存更多养老金。

　　政府也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多储蓄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家退休保障研究所估计，55岁到64岁的美国人退休积蓄的中位数是零。就算是那些开了退休账户的人，平均余额也只有8.8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利率，这笔钱能带来的年收入还不到2000美元。

　　提高退休积蓄的一个积极步骤是养老金自动登记，由澳大利亚政府于1992年引入。“自动登记”政策强制要求所有雇主向雇员的养老金池（超级年金担保基金，简称“超级”）缴纳至少3%的养老金。这个比例一直在慢慢提高，计划到2019年达到9%。“超级”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利用了行为“推动”。说服人们存钱、为储蓄计划贡献力量很困难，而自动登记的威力在于人们是要“选择退出”，而不是“选择加入”。就跟人们往往不会主动决定加入养老金计划一样，他们往往也不会主动决定退出。虽然对员工来说，自动登记制度相对容易实施，但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结构也会给这个计划带来问题。这个计划怎样才能扩大，使之覆盖更有风险的临时劳动力呢？

　　还有一种很有挑战的情形是虽然寿命更长，但很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假设有人60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痴呆，然后一直活到了90岁。这给个人和家庭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情感负担。谁来承担这个风险的开销？期望人们为一定水平的护理存钱还算合情合理，但假定他们也会存足够的钱来支付漫长而昂贵的医疗期，也是合情合理的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政府来说日益凸显。2011年，英国政府委托发布了《迪尔诺报告》（Dilnot Report）。该报告建议将个人对自己的终身社会护理费用设定一个3.5万英镑的缴费上限，并就社会护理进行经济状况调查，这样低收入人群可以不必缴费，而个人财富越多，要缴纳的费用也越高。考虑到人们老去的方式多种多样，提供社会保险来覆盖这些“尾部”风险非常重要。

　　◎ 降低身体状况欠佳的风险

　　克莱夫担心自己长期的健康状况（生病的概率），尤其担心在生命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状况都会很不好。他知道，尽管自己很可能会比父亲活得更久，但是多出来的那些年不一定都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对克莱夫来说，有个好消息是，一项对195个国家在1990—2015年的状况进行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人们生病的时间在寿命中的比例相对稳定。”考虑到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健康的，这就意味着多出来的寿命中大部分时间也会是健康的。然而，虽然生病的时间在寿命中的比例没有上升，但是实际生病的年数还是会增加。不妨这样想：如果你的寿命有70%是健康的，那么预期寿命增加10年，就等于会增加健康的7年，但也还有身体状况欠佳的3年。

　　各国政府都必须把缩短生病时间视为头等大事，减少在临终时身体状况欠佳的年数。这对克莱夫这样的人来说很重要，在对付我们在图1.3见过的医疗成本急剧增加时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要关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杰伊·奥尔尚斯基（Jay Olshansky）所谓的“红区”——生命最后在虚弱和疾病中度过的时间。

　　要做到这些，有一个办法是考虑年龄的可延展性——认识到人并不是以固定的方式衰老下去的。图1.3所示的医疗费用让人们忧虑陡增，即随着社会老龄化，医疗费用也必定会越来越高。但这就落入了转移焦点的所谓“红鲱鱼效应”，也就是说，把时序年龄当成健康状况的关键预测要素，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对健康状况来说真正重要的因素——生物学年龄上吸引开了。在我们看来，政府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改善老龄化进程上，从而减少老龄化社会对医疗支出和政府债务的影响。

　　怎么才能做到呢？从科技视角来看，明智之举是支持和资助老龄化研究，为投资者和企业（比如谷歌的生物科技公司Calico）正在进行的14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助一臂之力。正如奥尔尚斯基所说：“如果你能减慢衰老的生物学过程，哪怕只是慢下来一点点，也会给虚弱、残疾和死亡的几乎所有情形都带来改善。”老龄化研究也许会揭开衰老的生物学过程的面纱。

　　但就现在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将医疗系统的重点从生了病才去干预治疗转向延长健康寿命的预防性措施，也就是“治未病”。这很有挑战，因为传统上医疗系统设计出来是为了治疗年轻人，对生病的年轻人采取干预措施，通常都是密集的卧床治疗。如果人口都很年轻，这样还说得通，但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疾病负担也转向了非传染性疾病，再这么做就非但昂贵，而且无效。我们需要的是从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所谓的全国医疗系统（National HospitalSystem）转变为全国卫生系统（National Health System）。也就是说，要让医疗服务准备朝帮助人们保持独立的方向发展，减缓并发症的发生，并帮助他们在发生并发症时从容应对，继续生活。也就是说，关注健康而不是疾病。

　　要实现这一变化，还需要改变年龄歧视的假设。有证据表明，在涉及预防性医疗时，老年人得到的医疗资源往往较少。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如果要控制老龄化的医疗成本，提供医疗资源时就应该不考虑年龄因素。拒绝为年老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反映的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年龄的可延展性。医疗支出随年龄上涨的速度并不固定，可以通过在所有年龄段（也包括老年）进行干预来降低。

　　为了开发出更好的预防手段，技术才智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政府卫生系统中数据泛滥成灾，为算法提供了可以从中学习的适于训练的场地，也带来了更好的预测性的见解。与追踪个人健康状况的生物标记相结合，人们希望预防性医疗能针对具体的健康问题。人工智能提供了居家诊断，并与医生和医疗专家联系，这样对健康状况的频繁监控就变成了现实。

　　虽然科技进步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期望，但目前影响预防性医疗的最重要因素相当基本，不过其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弱。巴克老龄化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抗衰老专家埃里克·韦尔丁（Eric Verdin）说：“锻炼和营养很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应对老龄化的）最佳干预手段。”

　　政府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介入，用税收来减少烟酒消费。现在，政府也开始注意到糖了。2011年，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开征糖税的国家，很多国家紧随其后，包括法国、英国、沙特阿拉伯、泰国，还有最引人注目的墨西哥。据估计，该国70%的人口都过度肥胖。

　　鼓励国民保持健康、活力，必将在政府议题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个需求显而易见，因为约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而且据估计，因为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发病率提高了，每年的死亡人数中有10%归因于此。有些地方政府正在加快步伐，比如跟城市规划者合作，确保这些城市能吸引更多人步行和骑车，打造更多公共空间，增加其吸引力，并在城里修建更容易通行的道路。

　　促进良好结果

　　在促进良好结果方面，政府应当考虑三个核心问题：帮助人们掌握未来技能；促进健康老龄化；打造长寿经济。

　　◎ 帮助人们掌握未来技能

　　政府希望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要做到这一点，工作者需要知道他们现在的工作可能会发生什么，而在制订规划时，他们也需要知道什么工作在未来更有价值。显然，教育机构和企业需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但我们担心的是，他们的认识会很片面、有偏误，所以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政府可以整理来自各种各样的来源和利益相关者（中小学和大学、培训师、招聘机构、雇主和就业中心）的数据，通过找出当前和未来需要的特定工作和技能来实现公众的重要利益。例如德国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围绕2030年的工作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对话。

　　找出现在和未来需要的工作和技能很重要，但真正的困难在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最需要的人。德国劳工部把这件事放在了首位。首先，他们与形形色色的技能培训提供者合作，与之分享这些关于未来技能的数据，这样这些做培训的人就能根据未来的需求调整自己的课程。其次，他们通过德国就业服务网络将这些技能需求发送给国民，服务网络则利用这些信息为人们提供就业前景及如何适应的咨询。最后，他们还跟公司及其工作委员会密切合作，鼓励他们打造创新空间，尝试新的工作和学习方式。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是一家由政府资助的创新基金会，他们正在开展一个名为“虚席以待”（Open Jobs）的项目。该项目鼓励特定城市或地区的求职者访问当地的实时招聘广告地图，探索2030年以前的不同技能和工作的前景。他们的期望是，公司和教育机构都能得到关于未来工作的信息，并据此设计和提供能学到新技能的项目。如果能得到这些信息，埃丝特尔就可以看到她对自动化和她从事的收银员工作的担心是否合理，也能为她接受培训成为美容师提供动力。

　　在提出这些动议时，国家和地方项目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虽然需要各国政府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预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和社会企业在大城市、城镇和地区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长寿和科技的影响因地而异，这意味着光靠国家政策是不够的。但也还有别的原因：地方上的倡议也给了社会先锋更多空间，让他们能够尝试并了解哪些做法在他们的社区能真正起作用。

　　◎ 促进健康老龄化

　　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身体状况欠佳的风险，尤其是通过提供卫生和医疗干预的方式。本书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衰老是递归循环的。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人，而他们今天的行为，将影响明天他们如何老去。老年人的健康差异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基因决定的，剩下的部分会受到健康行为和整个生命过程中累积起来的不公平的强烈影响。这显然属于政府议题，也是一场超越了健康、医疗和锻炼等问题的辩论，涵盖了空气污染、压力如山的工作、对经济状况的焦虑、形单影只以及糟糕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现在和未来健康状况的影响。

　　要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大体上抵消对老龄化社会的悲观情绪，政府还大有可为。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立了“百岁人生社会设计委员会”（Council for Designing a 100-Year Life Society）。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在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部长、工会、教育工作者）之间建立对话，并提高国民对如何投资更长远的未来的认识。委员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支持这些变化的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能够更加现实地看待长寿数据。这是因为目前政府关于预期寿命数据的信息会鼓励人们低估自己的寿命，因此也准备不足。原因在于政府在预测预期寿命的时候，关注的是预期寿命的阶段性评估。例如，在英国，目前政府计算出来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的阶段评估值为男性79.2岁，女性82.9岁。政府的这些长寿数字很重要——媒体热议，政府的出版物也大书特书，成了大多数国民清楚无比的数字。但这些数字并不是最合适的，另一个选择要有用得多，就是群体评估值。这个标准让英国现在的预期寿命为女性92.2岁，男性89.6岁。也就是说，人们现在还得为另外10年的寿命做准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预期寿命的阶段评估方法假定，出生在2019年的婴儿，整个一生都在2019年的医疗条件下度过——就是说，到2084年，他们年满65岁的时候，他们能活到66岁的概率跟2019年的65岁老人一样。考虑到医疗进步的历史，这个假定很保守。而群体评估与此相反，它把死亡率的改善也考虑进去，因此会认为到2084年年满65岁的人应该比今天65岁的人更有机会活到66岁。如果政府打算创造一个关于健康老龄化的叙事，就必须更加注重预期寿命的群体评估。不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国民目光短浅，对自己的未来投资不足。

　　◎ 打造长寿经济

　　政府在促进健康长寿方面做得越成功，打造“长寿经济”的目标就会变得越重要。这能确保经济会因为更长寿、更有生产力而保持增长（而不是衰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重新设计相关机构和政策，这样人们就不只是活得更久，而且可以更长时间保持生产力。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目前很多政府政策的基础都是时序年龄和三段式人生的假设。这必然会带来“年龄黏性”——经济黏附在年龄的自然衡量标准上，无法因为生物学年龄提高而获益。

　　要打造长寿经济，首先要找到正确的衡量指标和数据。用来描述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核心指标是老年赡养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OADR），即65岁以上（历史上假定会退休的年龄）人口与工作年龄（16~64岁）人口之间的比例。这是个粗略的指标，看的是每个在工作的人需要扶养多少个领取养老金的人（65岁以上的人）。

　　目前全球这个比例约为0.25——一个领养老金的由四个上班的人赡养。到2100年，这个比例会达到0.5，有些发达经济体（比如日本）甚至会达到1—— 一个领养老金的由一个上班的人赡养。越来越高的赡养比是老龄化社会的核心问题。人们也担心，经济增长必然会因此变慢，政府债务也会因此增加。

　　我们认为，是时候拒绝把这个比例当成经济工具来用了。论据有三。首先，这个指标假设所有65岁以下的人都工作，所有65岁以上的人都不工作，这显然不准确。其次，认为老人要靠年轻人赡养，这种观念很误导人，因为未能认识到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越来越依赖“银发美元”的经济力量，也就是老人花的钱。再次，这个概念没有抓住社会内部关于赡养的自然循环——现在的老人以前交了税，现在工作的这些人当年的教育和医疗就来自他们的税金。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这个指标假定65岁以上的人要靠年轻人赡养，对代际冲突来说是火上浇油，而没有认识到更复杂的代际契约也在起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人们年满65岁之后，对“老”应该如何定义。我们已经指出，只看时序年龄就是完全忽略年龄的延展性，也是否认存在长寿经济。要理解这个概念的隐含意义，我们需要考虑“年龄通胀”——对时序年龄根据生物学年龄的改善做出调整。如果做出这样的调整（将“老”定义为与1950年的65岁死亡率相同的年龄），那么比如说在美国，赡养比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如图8.1所示。如果采用传统定义，认为65岁或以上就算老，那么老年赡养比在随着时间增长——在这种叙事中，经济体因为工作者越来越少、养老金和医疗费用都越来越高而渐渐不堪重负。但是，如果我们用年龄通胀去调整，老年赡养比就下降了——故事变成了人们的老境更加优越，潜在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对经济来说，这当然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

　　图8.1 老年赡养比：传统定义和经年龄通胀调整后的情形

　　65岁以上还在工作的人比例增加，对宏观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在英国，据估计，退休年龄每提高一年，GDP就会增长1%。如果人们更健康，也能更长久地保持生产力，就应该能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再辅以适当的政策支持，影响会相当大。

　　如果想利用长寿经济的优势，政府必须马上尽其所能，鼓励和支持人们工作得更久。显而易见的一步是延迟退休，很多政府也都已经采取了这一政策。但这么做还不够。“年龄黏性”非常广泛，并不局限于退休政策，在政府和企业的很多做法中都能看到，比如医疗政策和教育。政府如果只是提高退休年龄，而不采取额外措施来提高生产力，就会出现真正的危险，因为这只会导致更多老年人找不到工作。提高退休年龄必须与一系列更广泛的政策相结合，而这些政策的目标，不只是帮助人们实现更长的职业生涯，而且还要确保在更长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生产力。

　　政府政策还必须考虑到预期寿命非常不平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老去时保持健康。因此，大幅提高退休年龄可能实际上会让有些人享受不到退休。政府必须确保税收和福利制度能共同作用，激励那些能工作更长时间的人，同时也让那些身体状况欠佳的人能以还算可以的收入退休。如果有人选择工作更长时间，就给他提供更高的国家养老金（日本政府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做有助于让退休成为人们想要的“泡热水澡”，而不是像现在那样通常都是“冲冷水澡”。

　　对于旨在帮助65岁以上的人就业的政府政策，有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担心这样做会夺走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表面上看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为了适应60岁以上劳动力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经济自然会有所调整。要理解这一点，可以看看20世纪女性劳动力大量增加的情形。1950年，美国15岁以上的女性只有34%参加工作（1700万人），到2017年，这个比例达到了57%（7100万人）。这些工作岗位并不是从男人那里抢来的——男性就业人数同期增加了4100万。

　　美国为什么能创造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虽然女性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以牺牲男性为代价？这是因为参加工作的女性越多，各家庭挣得就越多，花的钱也会更多。这样一来，美国经济的产出增加了，于是产生了更多工作需求。可以预计，当更多65岁以上的人投入工作时，也会出现类似循环——人们挣得更多，花得也更多，于是最终会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只有总数固定的工作岗位供分配，因此总体上并不存在争抢工作岗位的代际冲突。

　　要说明65岁以上人群参加工作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经济。目前65~74岁的人只有27%在工作，而55~64岁的人有64%。所以，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到2050年，65~74岁的人还在工作的比例跟今天55~64岁的人还在工作的比例一样，需要新创造多少个工作岗位？

　　预计到2050年，美国65~74岁的人将达到3900万。如果其中64%的人想工作，那就是2500万个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年龄段占据的工作岗位数量的基础上再增加1750万个。要容下这么大的增量，从现在到2050年，我们的经济体必须每年创造50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这听起来很多，但是这比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需要每年创造的新岗位数小多了。这个数字同样低于美国最近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自2000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创造97.5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要接纳长寿经济，并不需要劳动力市场做出任何特别之举。

　　兼容并包的议题

　　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想成功塑造一个能够从科技和长寿中受益的未来，就必须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将由公司出于经济考虑决定，以及对长寿的回应将完全由政府因为担心老龄化和公共财政来主导。社会才智要想成功，就需要我们这些个体集合起来发声。

　　在本书中，我们强调了在为未来做准备时必须自立，也讨论了政府和企业对作为个体的我们有哪些义务。然而，最深层的权利和义务网络，是在我们更广大的社群中，我们作为个人，彼此之间存在的那些权利和义务。回顾工业革命，工会和工人运动在代表本地社区和工人需求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慈善组织和友善的社会也是运动中的重要力量。这些社会运动团体也不只是提出倡议，同时还是会员制社团，强制要求或期望其成员之间能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关键是，21世纪也需要出现类似的社会运动，以帮助形成和加强政府的叙事。

　　◎ 不仅考虑GDP

　　政府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衡量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描述这些衡量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强调要改变政府预测预期寿命的方式（应该用群体评估而不是阶段评估），以及老年赡养比（需要用年龄通胀来调整）。

　　然而，最受关注的指标是GDP，这是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于1934年首次正式提出的一个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最熟悉的指标，而GDP的升降可以大致代表社会成功与否。GDP衡量的是经济体内部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出。一点都不意外，这个概念应用很广泛，而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和误解也几乎同样广泛。批评既涉及未能忠人之事的过失（GDP没有准确衡量本应衡量的对象），也包括未能全面覆盖的过失（GDP并没有衡量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对象）。

　　政府是否应该使用其他变量，比如国民的福利和幸福感，来作为指导政策的替代指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任命了一位幸福部长，新西兰财政部长格兰特·罗伯逊（Grant Robertson）也在2018年发布了该国第一份“安乐”预算。在发表预算的讲话中，罗伯逊指出：“致力于让人们更加安居乐业，需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对成功也要采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我们希望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定义成功，而不是只考虑GDP等简单标准。GDP虽然是衡量经济产出的重要指标，但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安居乐业的完整情形。”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在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这些转型期，采用正确的衡量标准，得到正确的叙事，似乎变得更加重要了。当然，作为经济和财政政策的指路灯，GDP和就业数据仍然很重要。但是“恩格斯停滞”也已经告诉我们，GDP增长未必会转化为个人情况的改善。为了理解个体经历、形成更准确的叙述，政府必须采用更宽泛的衡量标准，来评估不同政策是如何帮助人们度过转型期的。更宽泛的衡量标准需要包括转型的心理和社会成本，这样才能对人们和社区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产生更好的认识。

　　心理和社会成本包括好工作和不好的工作之间的平衡，人们是自愿加入临时性的劳动力大军，还是最后才不得已而为之。这些社会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本地社区的诚信和活力。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以转型完成的质量和经济的最终规模为目标。

　　◎ 重新擘画政治体系

　　科技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诸如“劳动力”“资本”之类的概念，这反过来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找到征税、再分配和监管的新方法。以就业的概念为例。从历史上看，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工作——要么失业，要么不在劳动力市场上。很多国家为此制定了根据人们是否工作来区别对待的福利制度。然而，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贫穷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埃丝特尔有一份工作，但是工资很低，工作时间时长时短也意味着她经常在温饱线上挣扎。

　　问题是，在零工经济中，“工作”是什么意思？“工作岗位”的概念仍然有意义吗？就像工作和劳动力的概念已经改变一样，资本的概念也变了：优步声称自己并非运输公司，因为它不拥有交通工具；脸书说自己并非媒体公司，因为它不生产媒体内容；eBay和阿里巴巴都是大型零售站点，但是并没有库存；爱彼迎的估值是希尔顿酒店集团的两倍，然而旗下并不拥有或经营房地产。这些公司，还有很多别的公司，其价值基础都是无形资产（反映在对品牌、研发、知识产权和设计的投资上面），而不是有形资产（工厂、机器、办公室等）。在何为资本、何为工作以及如何工作等问题上的根本性转变带来了极为紧张的局面，因为目前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已经无法达到本来目的了。

　　这些转变也在影响政治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历史上政党的划分一直以劳动力和资本的传统概念为基础。这些概念如今再也不能有效描述我们的世界。这些转变使传统政党与现代人关心的事情不在一个频道上，于是非传统政党和领导人渐次出现，引发了政治动荡。

　　长寿也给民主制度带来了压力。随着社会老龄化，人们寿命延长，社会必须重新考虑要听取哪些人的声音。如果人们在为更长远的未来做准备，那么是否也应该听取年轻人的声音，来跟老年人的声音平衡一下呢？剑桥大学的戴维·朗西曼（David Runciman）就是这个观点，他认为人们应该从6岁开始就可以参与投票。若非如此，他认为老龄化社会将带来民主危机，并使政府在长期规划方面出现偏误。他也指出，在大部分国家，年龄金字塔倒挂意味着18岁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老年人，而老年人可以一直投票。

　　在我们看来，认为老年人不如6岁小孩那样能放眼未来，是基于年龄歧视的主观臆断，但朗西曼也确实抓住了要害。在一个需要在长寿和新科技面前做出改变的世界里，关心代际公平当然有意义。现在需要做出的改变对年轻人的影响肯定比对老年人的影响要长远得多，因此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非常关键。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重新设计人生，也需要确保所有世代都能走到一起，同心协力塑造一个更有人性的未来。

　　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个人探索和开拓的关键作用，而这一作用对政府来说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成功转型，并积极应对科技和长寿带来的变化，那么社会才智和政府才智缺一不可。 如何优雅的老去（套装共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