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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上,有人提到一位中年名家,在座的一位老人忍不住说——我跟他通过一回电话。海外朋友打来越洋电话,代一位汉学家跟我联系,说有那边出版社请他翻译一本中国当代著作。那汉学家也是我的熟人,当面跟我说过:“译书都为稻粱谋。”那边那家颇为有名的出版社,计划里每年只出一本中国当代著作。那一年至少有两三部待选的著作。那汉学家说翻译哪本都无所谓,联系到哪位算哪位。我知道他的作风,他拿到中文著作,往往并不先通读一遍,翻开就照中文在电脑上敲英文,译得飞快。他在那边已经是中译英的名家。
我跟来电话的朋友说,那些待选著作上都有这边出版机构的联系资料,想译哪本找出版机构跟作者联系,搞定授权就可以了嘛。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朋友就捧我,说那汉学家很在乎我的意见,而那边出版社也很在乎那汉学家的决定,于是,我就在报来的两三个著作里,推荐了一个。朋友就说一事不烦二人,你是不是就帮助联系一下作者。
谁知那位作者当时还不牛。联系起来很费力。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着急,仿佛联系不上就犯错误似的。其实也还可以自我表扬,就是心里总觉得能把一位当时外面还不大清楚的中国作者推出去,是做好事吧。绕了好几个弯,我跟那位作者直接通了话,从语音里可以听出,他非常激动。他似乎不通英文,我在电话里把联系那边译者的通讯地址和洋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给他听,他记下后我又敦促他核对了两遍。他说他会马上把同意那边翻译出版的委托书寄去。他说了不少感谢我的话,还说他会把自己那个著作签名寄赠我一册。
他没有给我寄来大作。他的著作在那边顺利翻译出版了。那边出版社邀请他去那边访问、推书。不久又有另外的西方文字转译本出现在别的国家。我为他高兴。
后来西方一个国家的图书博览会,邀请一些中国写作者去,我有幸被邀,那位已经开始在西方扬名的人士当然更是被邀的嘉宾。我们是组成一个团去的,当然互相都知道谁是谁。在机场,我们离得很近,他仿佛没有看到我。在那个西方国家,我们下榻于同一酒店,在大堂,我们也离得很近,他还是仿佛没有看到我。我想,他一定性格内向。
那个图书博览会有专门陈列中国作者书籍的展台,我看到展台上有那位作者的书,是相当著名的出版社印行的,而我的呢,则是很小的出版社出版的。我倒也并不惭愧。只是多少觉得有些奇怪——在展台前,他也还是仿佛没有看到我。
后来有个出版商在她家里开派对,邀请了六七个人,我和他都在被邀之列。在那派对上,他似乎含混地跟我点了个头。我希望他多少跟我说两句话,并不需要提及我们曾就他的著作第一次在西方出版通过一回电话,但他宁愿拿着酒杯朝落地窗外看风景,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那就算了吧。最好从此不要再见面。但偏偏那以后,我去了南方一个城市,那边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商人,说是非常崇敬我(实不敢当),一定要请我吃饭。我和一位忘年交一起去了。没想到走拢席前,那位在西方已有多个译本的作者俨然在座。商人以为我们互不相识,热情地加以介绍。我怎敢说早认识他?他那表情意态,仍仿佛跟我从未有过任何关系。那一餐就我们四个人。我本来就不善交际,那天更如坐针毡。商人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确实。于是总算提前退席回到宾馆。我和忘年交分析了一下,懂得那位作者之所以如此对待我,应该是希望我明白,他的著作,是无须我从中架桥,也会在西方打响的。他等于已经几次默默地提醒我,如果我觉得我们曾通过那样一次电话,肯定是我的幻觉。而如果我把这样一种幻觉跟别的人讲出,则是无聊甚至无耻。是呀,人家是实力雄厚的英才,名扬天下势在必然,岂是需要我这么个老朽从中哪怕是打一个电话的?但是,怎么那个商人请客——肯定说了是要招待我——他还要去呢?显然,跟那富商的关系,他是不能舍弃的,而他也谅我不敢主动“造次”,提及当年通过电话的“谣言”。
——饭局上众人听了老人之言,一时无语。老人忙说:“全系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掐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