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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文学”、“雅文学”、“纯文学”，这些“符码”，目前大体是一个意思。

　　这样的文学，或者干脆叫它“严雅纯”算了。

　　“严雅纯”在沉沦，尤其是在商业浪潮中，作家们纷纷失贞，很令一些批评家痛心。痛心的批评家们，提出了一些箴规，希望“严雅纯”的作家们能不仅超越于意识形态，还要超然于最一般的社会时尚，要坦然乃至欣悦地忍受寂寞、孤独、误解、排拒、贫困、潦倒，写作时不但不要考虑一切方面的需求，甚至应当根本不去考虑出版的事，只从至为严肃至为高雅至为纯粹的自我“文学追求”出发，去呕心沥血、死而后已，据说唯有这样，才能产生出真正够得上称之为“严雅纯”的伟大作品。

　　所举出的例子，几乎都是《红楼梦》。

　　“如果曹雪芹总想着发表，他能写出《红楼梦》来吗？”这样的话，常见于时下的报刊。

　　但是，你现在拿不出绝对的、无可驳辩的材料，来证明曹雪芹写《红楼梦》，就没有使之面世的目的，面世也就是发表。提供书稿给书商出版，挣稿费、版税或其他形式的报酬，是发表；自费印制分送各方，也是发表；没条件印，抄出很多部，赠予亲友，也是发表。从《红楼梦》的版本史上，不难寻出一条曹雪芹还有那位跟他极其亲密的脂砚斋想方设法争取读者的心路轨迹，他们甚至一开笔就设想到，或许会有很不友好乃至对他们来说是很敌对很险恶的眼睛，来读这部书，所以一再申明：“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毫不干涉时世”；在整理书稿时，所进行的删改，亦非统统出于艺术性的考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的“大手术”（一气删掉四五页），便显然是出于使之更易面世的目的。而《风月宝鉴》《情僧录》《石头记》和《红楼梦》起码达于四种的“符码”选择，也未始没有适应更多读者口味的命名心理。在《红楼梦》的“本文”（“文本”？）中，甚至有明显的段落，是作家针对批评家可能提出的批评而进行提前辩护的，如元妃省亲一回，写到匾灯上明现着“蓼汀花溆”四个字这一情节时，写作情绪马上便不纯净起来，嵌入一段这样的话：“按此四字……系上回贾政偶然一试宝玉之课艺才情耳，何今日认真用此匾联？况贾政世代诗书，来往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岂无一名手题撰，竟用小儿一戏之辞苟且搪塞？真似暴发新荣之家……岂……宁荣贾府所为哉！据此论之，竟大相矛盾了。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所辩护的，是“合理性问题”。倘曹雪芹根本不考虑面世，不考虑读者和评家的意见，他也就不怕别人说他“自相矛盾”，无须费笔墨来“将原委说明”了。曹雪芹的友人，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可见他对艺术行为的商品化，本是坦然的，如果绳之以必须“严雅纯”到底的标准，那他的每一幅画，也应是抱着宗教般的虔诚来绘，宁愿饿死，也不能去适应酒家的需求，他应该在诗、书、画、小说的各种精神劳作中，都甘当“烈士”才是。

　　曹雪芹的遭遇，其实比“烈士”更惨，《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基本完成而未能留存，他死后《红楼梦》终于出版，而且是皇家武英殿修书处用木活字排印的，却是经过粗暴的删改，又硬配上与他原意不符的别人伪作的“后四十回”，他若地下有知，不知会如何喟叹！更何况究竟他是不是这部书的作者，因信史的缺乏和一时难以捋清的新材料的出现，都还有人悬疑。即使曹雪芹那甘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状态，竟真是他写出这部伟大著作的因素之一，我们作为后人，难道就应该奉为“严雅纯”作家的“标准生态”吗？二百多年来中国为什么再无可望其项背的伟大文学作品产生，我们不从改善作家所处的环境上多作研究、多加努力，却一再地责备中国作家不能承受寂寞、孤独、贫困、潦倒，甚至于要他们根本不要考虑发表，为当“文学烈士”而“埋头写作”，这太残酷，也太奇怪了！

　　哪位作家是绝对的“严雅纯”？谁能达到“痛心于作家们沉沦”的批评家所提出的那些个“甘于”的苛刻标准？

　　在我看来，作家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跟其他的社会职业，并无本质区别。不错，有严肃追求的作家，品味趋雅的作家，热爱写作因而功利心不那么强烈也就是说比较“纯粹”的作家，他写作时，要体现特立独行的人格、充溢创造性发挥的“文本”、新奇诡异的个人风格，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温饱问题、出版问题，当然他应在可达性与可行性之间求得一个最大也最优的生存系数，他如向社会规范和市井俗尚过分尊媚，当然有碍他的突破创新，但是他完全不顾所在的环境而放肆地“伤时骂世”、心无读者地“严雅纯”到底，以至全然不考虑出版面世，那么，他不是傻子必是疯子，失败湮灭的他，也未必真会被“痛心于作家沉沦”的批评家封为可尊敬的“烈士”。

　　眼下的中国社会，是否真到了“严雅纯”的文学无处容身地步？商品经济的大潮，是否必定敲响“严雅纯”文学的丧钟？我以为时下一些报刊上的言论，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其实，如细细统计，大体属于“严雅纯”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不仅相比于港、台是很不少，就是在全球范围，也颇壮观；大体上忠于“严雅纯”美学要求的作家，也并非凤毛麟角，难以寻觅；至于在其出版业务中，以“哪怕赔钱也出”的态度支持“严雅纯”的出版机构，也还很明显地存在；1993年全国所出的长篇小说，作家自认是“严雅纯”的数量很不少，即使被批评家斥退一些、读者嘘掉一些，比之于1953年、1963年、1973年和1983年，数量和质量都不仅未必羞于启齿，倒很可能堪称丰收。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忠于“严雅纯”的作家所推出的新作，市场效益也还不错，他们不至于“泪尽而逝”、徒留残作，当然还没有《红楼梦》那样的巨著出世，不过其他各界既然一时也还没有很伟大的业绩和人物出现，容俟将来，那么，偏要作家们自责、苦行和“埋头”，绳之以许多的“甘于”，也就毋乃太偏颇！

　　是的，社会在转型，商潮在汹涌，文化已失范，文学有危机，作家处窘境，出版趋市俗，“大众”挤“小众”，伟著无踪影，智者寻夹缝，无人甘“节烈”，读者难解渴，评者无适从，“话语”太杂芜，“语境”难把握，“东”“西”频碰撞，晕头又转向……我们面临着不止一个斯芬克斯不止一个答不出来就会被吞噬的问题，我们苦恼，我们求索，我们奋斗，我们企盼，但是，我们没有道理要作家为“严雅纯”而“甘于牺牲”，恰恰相反，批评家和社会上其他的贤达人物，应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使中国当代作家能正正常常地写他们的作品，并在出版上获得最大可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起讨论人生坎坷与心灵痛苦在创作中那不可或缺的乃至了不起的作用，才有基本的学术意义，也才有可能催生出新时代的《红楼梦》。

　　1994年3月10日绿叶居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