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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大到笔者难以承担的地步。

　　难以承担为什么还要来说？因为笔者骨鲠在喉，却一直等着别人来说，希图在一听之后，得大快一吐；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至今却仍未见到所盼的建议出现，故而不揣浅陋，抛出此砖。

　　或问，研究西方，在我国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至少在近半个世纪中，得到了很隆重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直到当前，我们不只是研究，而且写在了党章、宪法里面，这方面的学问，当今世界上，我国名列前茅，当无疑义。但作为一种指导我们的革命理论，我们历来所强调的，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强调实践的检验，又强调随时代而发展，所以，这一研究，到最后，也就逸出了“研究西方”的范畴，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不再把这一方面的研究纳入我们的议题。

　　又或问，远了不说，就说现在，我们有很不少的部门、专家、学者，包括我们大学里面正在学习的学生，不都在投入对西方的研究吗？而且分工相当细密，举凡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宗教、民俗、典籍、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国力、国情、军事、教育……乃至大众传媒，几乎是无所不至，鲜有空白，难道这些研究，都还不是“西方学”吗？

　　我说，还不是。

　　这些研究，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研究目的，是为了“知己知彼”，从而达到“西为中用”。我说，这很好，这样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其成为对西方研究中的主流，也属必然。

　　还有一些研究，是把西方完全作为一种需提防、排拒的东西，这样的研究，从八十年代以降，日渐式微，不过现在还有，我个人以为，作为一种研究的出发点，如所推出确属学术性成果，应让其有自己的园地。当然，如果化为一种政治性言行，导致对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否定，那就是极左，应予反对了。

　　另有一种研究，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火炽，八十年代末发展到狂热的地步，就是把西方文明奉为圭臬，用西中对比，引出越来越沉重的民族反思，就思潮而论，确可名之为“全盘西化”。我个人以为，单作为一种研究角度，提出的如是学术性见解，亦无妨存在。

　　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无论是全盘否定还是全盘肯定，或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都还不具有纯粹的“西方学”意义。这样的研究都还是太功利了。当然要有功利性的研究，但是不能只有功利性的研究。现在，到了创建纯粹的学术性的“西方学”的时候了！

　　西方人对东方、对我们中国的研究，何尝没有功利性的！他们那里，也有因为讨厌自己所在的西方，因而全盘肯定我们东方的学人，写出若干崇尚东方文明的著作的；也有因为讨厌我们东方的现状，因而全盘否定我们东方文明，乃至攻击到我们东方人民族性的；当然更有“两说着”，也对我们取精去粗的。

　　不过，在西方，确有一种相当纯粹的“东方学”。说它纯粹，并不是说这门学问的嘴里吐出的都是象牙，而是说，它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

　　承认东方文明是他们不能包容的；

　　清醒地意识到东方文明对他们来说是“非我族类”，是一种异质的、具有“他性”的东西；

　　感到东方文明是神秘的，很难真正进入的；

　　必须耐心地、点点滴滴地、一步一个脚印地、遵守学术的全部“游戏规则”地，来做关于东方的学问；

　　这门学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弄懂东方”；

　　由细密的分支研究，逐渐整合为一个体系。

　　这种“东方学”，你可以戳穿它——到头来，还是要进入功利层次的，否则，研究经费从何而来？政府也好，财团也好，无论打着什么基金会的牌子，他们之所以乐于往这种纯学术研究中投钱，当然有深意存焉；不过，那意确实可以埋得很深，所以，你可以在西方搞“东方学”的学者那里，看到很多这一类往往令你吃惊的论文题目：《中国的尺子》《汉语词汇里关于烹调的动词研究》《中国清代服饰与明代的区别》《痰盂与马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玻璃镜画》《当代中国人街头谈话时的常见身体距离和肢体语言》……

　　我们也必须在这样一些基点上来研究西方：

　　坦率地承认，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已成为强势文化，别的不说，仅举一例：奥林匹克运动，是西方人发明的，并浸透着西方文化的汁水，可是现在似乎已成了全世界无论东西南北、人皆接受的一种共享文化；我们并不是因为西方文化如此强势，心理不平衡，才单把它挑出来，加以检验，我们是要深入地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西方文化走到了这一步？“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尽管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穿西装，吃面包，喝咖啡，看电视，坐汽车，乘飞机，打电话，用电脑……但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仍是我们包容不进的一种异物，那不是一般的“彼”，而是具有厚重浓酽“他性”的东西。

　　西方对于我们来说，也许不像他们对我们那样，动不动概括为“神秘”；但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的确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王蒙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在美国，到银行开一个、销一个信用卡户头，都是免费的，但用旧卡换一张新卡，却要收五美元；中国人去了，就觉得奇怪，问：我销一张旧卡，再开一张新卡，跟换一张旧卡，不是一样的效果吗？为什么换卡就要交你五美元呢？我本来是要换，现在不换了，请给我销一个开一个！美国人听了却更感到奇怪，说从没有美国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最后他们代付五美元，给要换卡的中国人换了卡。在这个例子里，中国人美国人都无所谓对错，却体现出全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怎么回事儿？难道不值得研究吗？

　　所以要有“西方学”，其学术目的，首先是“弄懂西方”。

　　研究“西方学”，用什么方法？

　　全盘采用中国的“国学”方法？显然不行。

　　用西方近些年直到最近涌现的那些方法，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于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也炒得很热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新批评”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建立中国“西方学”的学术架构，显然也不行。就好比一个人自己的脏器是不能用来“移植”于自己一样。

　　必须有人站出来，创立一种中国式的，又是全新的方法，来竖起中国“西方学”的大旗。有一个人也好。当然，多几个人，多几种方法更好。能涌现出不少人，使出不少的招数就更好了——倒也不一定非“百家争鸣”，可以“百家自鸣”；西方搞解构主义的就不一定去和搞后殖民主义的争鸣，在我们看来，不是他们的相互攻讦，而是他们的自盘炉灶自得其乐，整合成了当代西方的一种学术奇观。

　　我们这些年常用“走向世界”的提法，其实，这个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向西方”的意思。以文学界的情况而言，“走向世界”的标志是：作品翻译为西方语言，受到西方汉学家重视，被西方的“名人录”列为词条，被人提名去争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邀请到西方访问……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则是作品被纳入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范畴，与福克纳、马尔克斯、赫尔博斯等相提并论，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则进入上述种种西方时髦理论的“语境”，搬用那种种“兵器”，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进行“泰西武术表演”。

　　这都是时势、世势所趋。不但无足怪讶，而且应该说还是有趣的、有益的。我自己就跻身于上面的“走向”之中，对于“泰西武术表演”，我更是兴致勃勃的看客。

　　不过，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地“走向”，也许个别人能以侥幸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作家，又尤其是用中国方块字写比如说后现代主义批评的批评家，都是几乎没有那个可能的。

　　因而也就没有那个必要。起码没有那么大必要。

　　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即使是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其理论是批判西方的，认为西方的文化霸权侵入、阉割、宰制了东方文化；即使其提出者赛义德是个东方血统（巴勒斯坦）的人，究其实，那也还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赛义德受的是系统的西方教育，并留在西方不归，他的书是用西方文字写的，喝彩的首先也是西方人，他并以此在西方大学讲堂上立足；西方这类人历来都有，他们的学说批判西方，但那也还是一种西方学说，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全否定了，甚至于搞“破四旧”把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瑰宝无情地毁灭掉了，但那也还是中国人的中国文化行为之一，研究“中国学”，也得作为一个课题。对赛义德及其学说的研究，当然也应是研究“西方学”的一部分。对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趣，如果发展到引为同志、奉为圭臬、如获至宝的地步，那就好笑了！

　　西方又有个亨廷顿突发“怪论”，说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再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是三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儒教文化——的冲突。是不是这样，走着瞧吧！

　　亨廷顿的理论，也可从“西方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就是说，先不去验证其对错，也且不忙剖析其“险恶用心”，而是研究一下，西方人形成这类思路和采取这类表达方式，有无其文化心路的轨迹可循。

　　我们要弄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用这样一种方式说，形成这样一种效应？

　　也许，应当有中国人，写出比如说《亨廷顿论文中的插入语》这样的论文。

　　繁琐吗？缥缈吗？无用吗？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繁琐、缥缈、无用。

　　但，从长计议，有备无患，这种看似“浪费”的研究，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说，还是应当有其一角空间。

　　西方人容纳他们的“东方学”，到了有人出钱供养《中国唐朝的扇子》《潮州方言中的鼻音》这种论文作者的地步，我们中国的“西方学”就算一时不能或不必达到这样一种奢侈的程度，也总该先开创出来吧！

　　细想想，这哪里是浪费！所需人不多，园地更可以少至一二而已，扫一扫我们公款大吃大喝的地缝儿，那漏下的“零镚儿”也就足够了。

　　亨廷顿的理论，不管是对是错，起码，给了我们下面这样一些启发：

　　西方文明不是人类唯一的文明；

　　西方文明在当前虽是一种强势文明，特别是其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视听文明……都明显地在侵入、融化东方文明，但，它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强；

　　西方文明的这种强势不见得是永久的；

　　因此，西方文明与人类文明当然不能画等号；

　　也因此，就不能把西方文明视为最优或最高级的文明；

　　东方的知识分子，就个人而言，有可能进入西方文明，乃至进入其文明的主流，但这只是他或她个人的事，其几率极低；就群体而言，无论如何努力，都看不到现实的可能性；

　　把西方文明当作“绝对文明”，奉为至高至善的标准，在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智者眼中，都是好笑的；

　　像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这类西方的时髦理论，就好比西方的高档服装和香水一样，在西方不仅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而且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并非都趋之若鹜，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大学生，对之非常热衷，因此，中国这边的知识分子固然应及时介绍，也可以有人热情皈依，但如形成“人人皆欲进入其语境”或“今朝不谈赛义德，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氛围，那就是有病了。

　　我不敢苟同亨廷顿高论，主要是我不以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活动的主轴；而且，所谓世界性的儒教文明，究竟存不存在，也还需要研究。

　　提出研究“西方学”，前提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异物”，会不会导致民族主义？乃至于要问：是不是有一个潜在的“义和团情结”？

　　担心得好，问得虽尖锐，也好。

　　确实，要警惕。“义和团情结”，经过一个世纪的化解，起码已不成其为一个“结”。

　　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反西方的情绪说是淡薄都未必准确，因为更使老年人担心的，是他们已经明显地有崇洋迷外的倾向。

　　提出创立中国的“西方学”，不可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使间接作用，也几乎无从说起。“西方学”应是一门纯粹到令非专业人员或特殊爱好者以外的人，都难以涉猎更难以理解的学问。

　　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生发、膨胀，是一切有理性的中国人都应尽到的人类义务，中国知识分子更责无旁贷。

　　把西方作为“非我族类”的研究对象，无论如何，总比把西方作为“一等外宾”的优待对象，更有利于我们，也更适合于他们。

　　为了弄懂西方，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的“西方学”。

　　可以慢慢来，但，一定要来啊！

　　1994年3月2日绿叶居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