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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我最喜欢在北京的环城马路上骑自行车漫游；冬夏，我最喜欢到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

　　在环城马路上，扑眼而来的是近年来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以及同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态差不多的立体交叉桥；时常可以见到带有“欢迎、WELCOME”字样的大幅标语。我自然懂得都非为我而设，但骑车路过时还是高兴——环城路虽是一个封闭的圆圈，却最具开放的气氛，这气氛竟未见衰减，日益浓酽。

　　在老城区的胡同里转悠，另有情趣。酷暑，北京热得同广州差不离，穿T恤短裤也还是燥热，但到比如说什刹海附近如蛛网般的胡同里转悠，则常可行走在古槐的浓荫之下，黑瓦灰墙、脱漆木门，色彩似乎单调，却能感觉到一种厚重的情思，连同那消燥的荫凉，一同铺到心上。严冬，北京冷得同哈尔滨不相上下，捂着羽绒大衣、戴着帽子、围脖、手套、蹬着皮靴，西北风一过，也还是让人发怵。但到比如说崇文门外密麻麻的胡同深处里转悠，则常可以在鹅毛般纷飞的雪帘中，窥见北京市民生活最底层的某些景象，从而也能有一种沉重的思绪，连同那飞扬的雪花，一同落到心田。

　　前些天，我转悠到曾经居住过的胡同中，在一个陈旧的院门前，与昔日的邻居蔡大妈邂逅——其时她正用铁簸箕，往院子里运蜂窝煤。北京的居民住新楼的有福气烧管道煤气，住旧房子的也有许多用上了罐装煤气，但也还有不少如蔡大妈一样的胡同杂院居民，仍耐心地烧着蜂窝状煤饼。煤铺工人有时来不及将煤饼运到院里，便需用户自己分批将运到的煤饼运进自家。我帮蔡大妈运完蜂窝煤，在她家小坐。她家居室更见狭窄，但也显示着近年来生活的提升——饭桌旁有冰箱，冰箱旁挤放着洗衣机；转角沙发紧靠着双人床，对面是酒柜，柜上是时下北京人最引为自豪的“二十一遥”（即二十一英寸直角平面带遥控器的彩色电视机）。蔡大妈告诉我：老伴蔡大爷虽已从工厂退休，但另找了一份看仓库的事由；两个闺女都嫁了有楼房住的丈夫；两个儿子一个在中外合资的饭店里为大厨“打荷”（配料），一个儿子虽说犯了事进过一趟“局子”，但出来后起了一个执照，摆了个服装摊，也还红火……讲述这些时，她颇自豪，末了望着我，耸起眉毛，极为关切地问：“还写啦？”

　　蔡大妈的眼里、脸上，有着无限丰富的意味。她知道，我难，不易。我离开她家，继续在胡同里转悠，我想，她也难，也不易——她住的那个院子，十来户人家，仍共用着院中一个自来水龙头，到这冬天常冻结住，得浇滚水才能化开——但她执着地生活着、企盼着，正如我，以及许许多多的北京市民。

　　什么心情？心情是讲不出来，也写不出来的。心情的深处，是灵魂的哑谜。倘若千千万万人的谜底竟有相叠之处，那么，该种心情便会融入历史吧？

　　1992年春 从《金瓶梅》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