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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深入静默

　　第5章 生成的时刻

　　2001年4月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有时候一次电话会议能谈上好几个小时。等大家再次到奥托家，已经是春意盎然的季节了。我们谈到了各自在做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有很大差别，但谈话总是会回到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那个问题上。

　　***

　　“在壳牌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做情景规划工作。这些工作经历总在提醒我：讲故事对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复杂性有重要作用。”贝蒂·苏说，“设想未来情景并构架各种未来情景的故事叙述，正是让组织深入了解各项战略计划背后所隐含的各种假设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类修习和演练，我们可能会不加分析地接受单一的理论假设和叙事方式，从而陷入执着。对我来说，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陷入的大困局：作为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我们用特定的叙事方式或理论模式来解释自己是谁；我们不但接受它，还陷在这些叙述或理论里；但我们内心总有某种东西，想让我们从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我完全同意。”约瑟夫说，“我们所认为的人类之间的分离，以及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分离，就好像是我们的现行叙事方式的黏合剂。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从这个悲剧性的叙述方式中解脱出来。”

　　“质量管理的先驱戴明博士曾提到过‘一种尚未得知也不可得知的损害’，”彼得解释道，“我们无法得知延续这种二元分离的谎话会使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我现在开始认识到，其实我们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创造出一些方法，来帮助大家在更深层次上连通，即与大家的共同关爱和志向目标感连通。

　　“前一阵子，我在埃及参观了亚历山大的新图书馆。亚历山大的古图书馆曾经是人类智慧的聚集地和分享地，也是这方面历史成就的有力象征。埃及政府希望新图书馆将重新确立这个志向目标。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古图书馆是什么样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想要复制它。新馆看上去像个巨大的盘子；如果从地中海看过去，它的玻璃和金属外表就像是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但最让我激动的还是在近处的景象。在建筑正面的水泥墙上，布满了用世界各地本土语言雕刻的各个古代文化中的创世神话故事。贝蒂·苏说得很对，如果我们愿意保留并考虑不同的故事叙述方式，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叙事方式和隔离状态中解脱出来。在埃及，大家可以强烈感受到，在追求实现这种自由的过程中，我们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关于如何超越我们的隔离故事，其实我们知道的并不少，只是自己想不起来，或者没有意识到。”约瑟夫说，“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们都见到过团队集体状态发生转变的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转变人心，只是未能从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甚至会在很大规模上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你们是否都清楚亚当·卡汉（Adam Kahane）1991年和1992年在南非蒙特佛利（Mont Fleur）的情景设想工作？情景设想团队包括学者、活动家、工会代表及白人社会代表——如公司高管、企业家、经济学家及第一流的产业机构‘南非矿业协会’（Chamber of Mines）的代表，还有来自在1990年前被划定为非法政治组织的代表。在一些最重要的会议中，甚至有当时只有白人才能参加的政党的代表出席：执政的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右翼的南非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和自由主义的南非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事件。

　　“实际上，南非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大家共同创造不同未来的典范。在1985年，有谁能预料到南非在短短10年之后就能完成多种族的民主政体的和平转型，并且没有出现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流血事件？”

　　“嗯，我知道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最早的情景设想演练，”彼得说，“那一次的主办方是在南非很有影响力的大型矿业联合企业‘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但几乎没有黑人参与。尽管如此，它还是对解放人们的思想做出了贡献——和我们在此谈论的事类似。我曾经看过1987年前后在南非很流行的电视节目录像，这个节目演示了当时的两种情景设想。一个叫‘低路径’情景，另一个叫‘高路径’情景。‘低路径’情景是设想种族隔离政策得以延续，南非在世界上越来越被孤立。‘高路径’情景是设想种族隔离政策终止，南非融入国际社会。公众对这两种情景设想的讨论，不仅使许多白人开始思考维持现行政策的后果，还加强了一种信念，即国家对自己的未来是有选择空间的。”

　　约瑟夫点头赞同：“也许部分由于最初那次演练的成功，当德克勒克总统在1990年正式启动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程序时，大家对新一轮情景设想工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壳牌资助了这一轮的工作，在我手下工作的亚当还辅导了这个项目。当时的想法是，让参与共同创建第一个多种族政府机构的人员，一起思考各种不同的未来情景。好的情景设想可以让大家提出棘手的问题，同时还能避免在有关未来的政治辩论中常会发生的那种立场僵化和花言巧语的争论。

　　“工作团队后来提出了4种情景设想，每种都有一个好玩的、没有威胁性的名称。‘鸵鸟’情景是当政的南非白人政府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子里，回避面对现实问题。‘跛脚鸭’情景是新上任的黑人政府的权力被宪法条款严重限制，结果完全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伊卡洛斯’（Icarus）情景是新政府启动激进的经济改革，增加了土地和企业的国有化程度——而且，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因为飞到离太阳太近的地方而丧失了‘飞行’能力，把经济系统搞垮了。

　　“还有一个叫‘红鹤’的情景设想，开始没有人特别喜欢这个情景，因为红鹤起飞速度很慢。但工作团队反思这些不同的情景叙述后得出的最后结论是，‘红鹤’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因为红鹤们总是一同起飞。

　　“现在回顾这段经历，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大家的心是开放的，要不然他们不会聚焦在这个情景上。这是个必须要大家共同前行的情景。假如有一个人在团队中想要说服其他人，想赢得辩论，那么这种观点分享就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不是说可以肯定和确认这些情景设想在多大程度上对南非的变革进程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但我相信，这些情景设想对南非新政府得以团结多样化的选民群体，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

　　“多年来还有许多其他情景设想练习，却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一直在考虑，是什么因素使南非的案例与众不同。”

　　“我也很好奇，”贝蒂·苏应和道，“情景规划肯定不是新工具，但这个案例却很不一样，即使不是在质上有差异，也一定是在量上有区别。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原因，也许就能对集体共同观之以心的条件有真正的洞悉。我们可能特别会理解团队中发生‘不可思议的魔术’般的转变时，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还会理解一个团队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催生更大的整体转变的微系统。”

　　奥托看上去若有所思，他说：“我觉得一个团队在成为生成性的微系统时，一定会与自己真正的志向目标建立深层连通。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亚当讲述了一个时间距离更近的公共情景设想项目，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种情况发生的机理线索。”

　　“那是什么项目？”约瑟夫问。

　　“危地马拉。亚当从1998年就开始在那里工作。一组地方企业界人士、政府官员和人权活动家了解了亚当在南非的工作之后，就决定请他帮忙。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各个领域中选出了45人，包括政府部长、原游击队和军队指挥官、企业家、大学校长、教会领袖、记者、市长、学生和社群组织者。这些人要组成一个能共同思考和行动的领导小组，启动国家的愿景重建和社会振兴工作。危地马拉经历了36年内战，直到1996年战争才平息。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竟然有20多万人在内战中死亡或‘消失’。尽管有官方的和平协议，你还是可以想象危地马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程度。

　　“这个名叫‘危地马拉愿景’（Vision Guatemala）的小组开始勾画未来10年国家发展的一组情景设想。这些情景简单清晰，揭示了国家的某些关键运作机制问题，例如在和平协议里倡导的改革能否持续下去，以及承认危地马拉多样性文化的需要——毕竟，全国有50%的人口是玛雅印第安人。

　　“小组开始在正式演讲和非正式对话中使用这些情景叙述，并由此让全体国民都参与进来了。这些情景叙述总结了他们对国家中正在呈现的现实的理解，包括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无法不去做的是什么。过去3年，这个小组似乎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作为民选领导者，危地马拉愿景小组的成员在教育、立宪、政府财政改革和许多地方开发项目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数百个各种类型的组织中复制了小组的深度对话过程，并把这项工作列为重新塑造国家社会秩序的战略内容。一位联合国官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危地马拉的情况仍然很艰难，但如果没有危地马拉愿景小组，‘我觉得可能早就发生政变了’。

　　“但对我来说，亚当的故事里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项目早期的一件事。好像每个人都认为，危地马拉愿景项目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中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共同承诺和投入，并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网。但在此之前，他们很多人其实并不认识，有些还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在第一次研习营上，亚当用5分钟追溯了这种深层的共同承诺感。当你问到什么东西能促发‘不可思议的魔术’转变时，我就想起这段经历了。

　　“那次研习营的第二天晚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讲述战争年代的个人经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在情景设想所揭示的动态作用机制上开启了一扇个人的‘窗户’。例如，有一位女企业家是反对违法不受惩罚现象的著名斗士，她讲到有一天她的一个姐妹被军人杀害了，她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讲这段故事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坦诚：女企业家在事件发生那天询问的第一个军官曾否认所发生的一切，而他恰巧也在研习营里，并且就坐在她的身边。

　　“第二天上午，谈话开始后不久，头一天晚上没说话的一位男士说想讲讲他的故事。他叫罗纳斯·欧查塔（Ronalth Ochaeta），现在是危地马拉派驻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大使，当时曾是天主教会人权办公室的行政主管。他的故事是在玛雅乡村看到大屠杀坟地挖掘现场。内战期间发生过许多类似的大屠杀。他当时看到很小的骨头，于是就问在场的法医，是不是因为骨头碎了。法医回答说：‘不是，这些是被屠杀的孕妇肚子里胎儿的骨头。’

　　“请注意，要理解这个故事，你需要记住亚当是个非常实际的‘艺术家’。约瑟夫，你最了解亚当。我只能说，他甚至很不愿意谈论诸如‘魔术般的时刻’这类的事。”

　　“没错，亚当的性格是那样。”约瑟夫回应道。

　　“亚当接下去讲道，‘罗纳斯讲完以后，房间里一片沉静，大概有5分钟之久。在那段静默的时间里，发生什么事了？一个在场的人后来说，当时房间里有一种精神能量。另一位说，那是一种共鸣。我不觉得自己对这类现象很敏感。但如果你把音量放大，那么甚至愚钝如我的人也就能听到声音了。当时我确定听到了某种东西。’”

　　奥托停顿一下，继续说道：“亚当说，他坚信危地马拉愿景小组后来的成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刻；他们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即达成了共鸣的愿景和情景设想，并在以后数年间协调一致地开展了行动。如亚当所说，在那个时刻‘共鸣的志愿和小组的共同承诺开始清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清楚了他们为什么在一起，以及必须要一起做什么。就如同我们深入自己的现实并从其内部看清了现实。正是在那个观察中，我们理解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走到一起。’

　　“危地马拉的土著人口比例在美洲国家中是最高的。玛雅人的圣典《波波武经》（Popol Vuh）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志向目标聚集在一起，达成一致。然后我们做出决定。’亚当说，‘这正是在危地马拉愿景小组中发生的事。’”

　　然后是一段静默——不是完全没有语言表达，而是一种当下理解状态的呈现。

　　最后彼得开口讲道：“亚当说，需要调大音量，他才能听见。也许我们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我们都得用毕生精力学习‘聆听静默’。印度精神导师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说，这就是真正的沟通很少发生的原因：‘真正的沟通只能在静默中产生。’但在这种静默中，不是只有心灵的解放和‘从内部’的观察，还有其他东西。”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志向目标，就像我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时的情形。”约瑟夫说，“在那种特定的静默状态中，你能够听到、看到或者感受到在平时无法感受到的正欲破土而出的新事物。”

　　“没错，”奥托说，“不过我可能会换个说法。我个人的经历是，在亚当描述的那种场合中，我们所连接到的更大的现实不是处在静态，它是在运化或呈现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那种运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依赖于我们运化的正在呈现的未来。”

　　“我们不确定是否真的明白你的意思了，”贝蒂·苏说，“那是种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不同之处？”

　　“那不是一种被动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大成分是我们的主动参与。就像你和这个正在呈现的未来连接在一起了，或者至少是建立了一种潜在的连接，假如你选择去接受那个潜在可能性的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要是有具体例子的话会更有帮助。”彼得说。

　　“嗯，我第一次的体验是在16岁那年。那天一早我去上学，但等我下午回家时，一切都变了。”

　　“发生了什么？”彼得问。

　　“那天中午前后，校长把我叫出教室，让我回家。她没跟我说为什么，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有点儿红，好像刚哭过。我急忙赶到火车站，往家里打电话却没人接——线路中断了。我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火车有45分钟车程，我下车后没等公交车，就直接打车回家了。那是我第一次坐出租车。

　　“离家还很远的时候，我就看到前方有大团的黑灰色浓烟不断涌起，通向农场的栗子树大道上站满了邻居、消防队员、警察和伸长脖子围观的人，差不多有好几百人。最后半英里我跳下出租车，朝家里飞奔过去。

　　“我跑到院子边上，顿时惊呆了。有350年历史的、我家族差不多生活了200多年的、我一直生活在那里的农场大房子已经完全被毁掉了。我们站在那里，眼前一片废墟，完全的废墟，只剩下冒着烟的焦炭。看着这个场景，意识到眼前这一切的真实性，我感觉就像有人把我脚下的大地移走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家。一切都没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没了。

　　“但是随后，当我盯着火苗一直看进去时，火苗好像也进入了我的身心。我觉得时间放缓了。只有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对大火烧掉的东西是多么执着。我的所有经历，所有亲切的记忆，所有紧密的关系，全都化为乌有了。我仍然站在那里看——作为观察者的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以前自己并不知道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并不与自己的过去（即已经消失了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那一刻，时间似乎完全停止了，我感到意识被拉向身体的上方，开始从上面一个地方看整个场景。我觉得心境在扩大，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意识状态。我意识到，我不是原来认识的那个自己。我的真正的自我，并没有执着于在废墟中被毁灭了的那些物质的东西。我意识到，自己的真我还活着——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更有活力、更准确地活在当下。我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对那些物质的东西的执着，在多大程度上消磨了自己，而自己却还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而在那一刻，一切都毁灭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自由：我可以去接触自己的另一个层面，另一个未来导向的层面，它引导我走向自己的未来，一种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而创造的未来世界。

　　“第二天，我祖父来了。他当时87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个农场。一星期前，他离开农场去医院看病，正在接受治疗。

　　“他竭尽全力从车里出来，径直走到我父亲仍在清理现场的地方。他甚至没有侧目看一眼自己一辈子生活过的、已被烧成废墟的地方。他直接来到我父亲身边，抓住他的手说：‘昂起头，小伙子，向前看。’

　　“然后他转回身，直接回到等他的车子里，然后车就开走了。几天后，他静静地去世了。”

　　奥托讲到这里，眼里充满泪水。

　　“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件事中的那些小细节仍然让我感动：祖父从我身边走过，对他自己已经变成废墟的家看都没看一眼，只是竭尽身体最后的力量去转变我父亲对过去的执着，去让他为可能出现的未来而敞开身心。

　　“那件事引发的一个问题，让我至今仍然耿耿于怀。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连接到另一个层面的时空，那个轻轻拉着我面对我未来可能性的时空？正是这个问题使我在几年前离开德国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也促使我与约瑟夫共事。”

　　“而且直到此时此刻，问题还在你心中萦绕。”贝蒂·苏静静地陈述道。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