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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章 故事即武器

　　警惕回环结构的诱惑

　　任何关于流行、流行产品和媒体的文章都需要有一个关于吸血鬼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吸血鬼始终在流行文化的世界里阴魂不散。从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和无声电影《诺斯费拉图》到重新诠释的作品，比如《吸血鬼猎人巴菲》和《暮光之城》，吸血鬼的故事都围绕着吸血鬼的“真实”历史展开。

　　全世界通行的一个最流行的神话是死者能够带来死亡。充满恶意、饥渴的尸体为好几种文明注入了神话的想象力，从特兰西瓦尼亚到中国，这些故事广为流传。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世间存在吸血鬼的想法仍旧在欧洲大陆阴魂不散。吸血鬼甚至讽刺性地进入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在波兰、匈牙利、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和洛林，吸血鬼享受着他们自己的生活。”

　　伏尔泰认为，这些地方的任何一个死者都没有享受过生活，直到19世纪晚期，多数文明对于疾病和腐烂仍知之甚少。村镇里的人困惑于死亡的谜团：为什么人们会集体生病？为什么有些尸体几周之后打开棺材看起来仍保存完好？为什么这些尸体的指甲那么长？

　　在过去的150年里，科学已经回答了这类大部分和死亡有关的问题。我们知道，当出现流行病的时候，人们会集体生病。我们搞清楚了尸僵和腐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做尸检的人都是医学博士，很多农夫对于病毒一无所知。关于死亡的每一件事都是谜团，令人信服的神话就像空气进入真空一样。所以，在欧洲、中国、印度尼西亚，不同地区的人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故事来解释所有这些谜团：死者会带来死亡。

　　保罗·巴伯在他的历史书籍《吸血鬼、葬礼与死亡》（Vampires,Burial and Death）中说，吸血鬼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医学诊断，是吸食血液的死者与各种文化价值相结合之后产生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在东欧，丑陋者、爱争吵者、酗酒者、无神论者和不贞洁者经常被怀疑是从死亡中归来的“鬼魂”。在中国，如果有一只狗或者一只猫跳过了一个坟墓，那么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吸血鬼。阿尔巴尼亚吸血鬼吃内脏，而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同胞仅仅饮用血液。波罗的海南岸的波美拉尼亚，现在最知名的产品是可爱的波美拉尼亚狗，在那里，被怀疑是吸血鬼的人被要求喝一种用死人的血液制成的混合白兰地。

　　在18世纪早期，对吸血鬼的狂热感染了整个东欧，特别是在现代的塞尔维亚、匈牙利和被称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地区。哈布斯堡宫廷曾经派遣官员到一些城镇搜集有关吸血鬼攻击人类的证据。当这些报告由德语被译成其他语言之后，它们让吸血鬼的传说在不同的文化阶层流行起来，甚至在那些吸血鬼并不泛滥的文化社会中也是如此。《牛津英语词典》把“吸血鬼”这个词出现在英语中的时间定义为这个时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41年。

　　文学作品中的吸血鬼，高挑、消瘦、苍白、憔悴、狡诈，有贵族气。德古拉是一个拥有大城堡的伯爵，而《暮光之城》里的爱德华异常英俊。但是，历史上人们所理解的吸血鬼和这些形象恰恰相反，他们是矮小、肮脏、臭味熏天的农夫。比起德古拉，他们更像雷菲尔德。

　　来自塞尔维亚的一篇1720年的非常著名的吸血鬼报告涉及一个叫作彼得·布罗哥卓维茨的老人。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村里有9个村民很快得病去世。在这些人的灵床前，一些人声称看到了布罗哥卓维茨或者他的鬼魂。布罗哥卓维茨在夜里呼唤他们、惊扰他们。村民们坚持把他从坟墓里刨出来检查吸血鬼的迹象。

　　一个哈布斯堡文书带着一个牧师来到布罗哥卓维茨的坟前参与了尸体的挖掘，他报告说，尸体看起来非常鲜活。他写道：“尸体……完全是鲜活的。头发、胡须，尤其是指甲还长在他的身上。我在他嘴里看到一些鲜血，这些鲜血根据大家的观察，是从他杀死的人的身上吸出来的。”这个报告对这件事做了总结，布罗哥卓维茨一定是一个吸血鬼，他需要被再次杀死。村民们削了一个木桩插进他的胸膛。他们用的力气非常大，以至血液从他的耳朵和嘴里喷涌而出，这似乎为他还以某种方式活着提供了证据。然后，村民们烧了他的尸体，直到烧成灰不再剩下任何东西。这时，村民们宣布，布罗哥卓维茨和他的吸血鬼化身最终被真正消灭了。

　　木桩本身是不能杀死吸血鬼的，但是科学的怀疑论者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哈布斯堡女王玛丽娅·特蕾莎委派她的私人医生来调查这件事。医生总结说，吸血鬼是一个不实的社会谣言，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因为他的报告，女王在18世纪70年代通过法律，禁止挖掘坟墓焚烧尸体的行为。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霍乱这类流行病很可能是吸血鬼传说的根源。流行病学的进展吹散了迷信的阴霾，就像很多电影里那缕彻底杀死吸血鬼的阳光一样。

　　说相信吸血鬼这件事完全是犯傻很容易。但是事实上，吸血鬼的故事是完全连贯、讲得通的故事。

　　吸血鬼故事解释了围绕死亡的每一个能够看到的细节。它解释了为什么一家人会在同一时间生病，为什么朋友们接连死去，为什么被埋葬在地下的死人看起来像活的一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相距上万英里的村庄流行着同样的传说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行走的死人的理论解释了疾病的神秘性，而且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带有叙述性的故事。它通过一个壮美的传说解释了生命的无常，它赋予村民力量，告诉村民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抗邪恶，通过使用毒药、大蒜、祷告、童贞、木桩、剑和火，如果所有这些都没有用的话，就用混合白兰地。吸血鬼故事是一个完美的故事。

　　一个伟大的故事有强大的气场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这本书的每一章用的都是这种方式，也就是通过一个故事展开叙述。我正在做白日梦，梦里见到的是在印象派画家的画展中见过的莫奈的睡莲……雷蒙德·洛伊在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乔治·卢卡斯写作的有史以来获得最大的商业成功的神话。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构建像特洛伊木马一样的章节，用引人入胜的故事隐藏其中的科学道理。如果我试图打破这种体裁的写作规则的话，那我就是在玷污这本书的第1章。但是如果我不警告读者不要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中投入过多的热情的话，那我就是在玷污这本书的科学性。

　　故事就像一种魔法。就像重复和首句复述一样，这些故事能够诱惑创造神话的头脑，也能够压抑深入的思考，虽然这些思考对于理解事物背后的真相非常必要。一个出于错误的目的而构建的伟大的故事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很知名的模特、演员吉娜·戴维斯，她也是一个闯进2000年奥运会射箭半决赛的美国运动员。对于美国观众来说，她扮演的最广为人知的角色是《红粉联盟》里的大姐，一个“二战”时期在女子职业垒球联盟里异常有天赋的接球手。1986—1992年，戴维斯主演了几部非常流行的电影，包括《阴间大法师》和《末路狂花》，并且因《意外的旅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殊荣。

　　在46岁的时候，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艾莉婕。当戴维斯和她的女儿一起看电影和电视的时候，她很诧异地发现，儿童娱乐节目中竟没有强势的女性角色。每当艾莉婕在观看她喜欢的家庭电影时，戴维斯总是坐在她身后数着女性角色的数量，结果让人非常失望。更糟的是，在这些电影、电视上，女性角色的行为不是超级性别化就是超级边缘化。戴维斯认为，“这些给孩子们看的节目主旨就是帮助孩子们理解这个世界”，但是这些电影看起来仅仅反映了针对女性的老套的大男子主义偏见。

　　坐在沙发上数角色已经足以构建一个假设，但是戴维斯想要付诸行动。2009年，她会见了另外一个娱乐行业的资深人士玛德琳·迪·瑙诺。她的职业生涯和戴维斯一样丰富多彩，做过电影、活动和市场。迪·瑙诺和戴维斯分享了其他一些事情——好莱坞永恒不变的令人失望的女性角色。2009年，她们创建了一个媒体性别研究所。迪·瑙诺成了首席执行官。她们的目标是在儿童娱乐节目中实现性别平等——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平等，更是质量上的平等。

　　她们怀疑，性别歧视无处不在而且持久存在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儿童正在被“包含了这种文化”的娱乐节目“洗脑”。这些节目让他们相信男性是强壮的英雄，而女性是陷落窘境的漂亮的弱者。动画片并不是影响青少年的唯一因素，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因素。儿童在他们最容易受影响的年纪，花了成百甚至上千小时观看这类故事，而这些故事就是在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事，以及什么是正确的。这些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娱乐节目让年轻人熟悉歧视，使性别偏见就像呼吸一样变得非常自然。

　　特定的技能和品位是在一个人的生命的某个“敏感阶段”塑造的。儿童早期是语言、行动技能和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比成年人要强得多。没能在早期学习手语的聋哑儿童即便训练几十年仍旧很难精通这项技能。

　　可能在培养味觉方面也有敏感期。多数儿童一生下来就讨厌西蓝花，科学家相信，这种蔬菜能够产生一种叫作嚅唑烷硫酮的难吃的化合物，这样动物就不会把它吃得绝种了。但是，一项1990年的研究发现，通过不断地和美味的食物一起烹饪，可以让孩子们喜欢上西蓝花的苦味。好消息是，通过不断接触，能让你的孩子喜欢上西蓝花。坏消息是，让孩子们喜欢上西蓝花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件昂贵的事，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提供至少15次这种蔬菜，孩子们才会接受这种味道。

　　不同的品位看起来好像有不同的敏感期。众所周知，十几岁的孩子乐于尝试各种身份、外表和化学药物。形成音乐品位的最重要的年纪好像是在15~25岁，30岁以后，多数人就不会再寻找新的音乐形式了。2015年进行的一项对于声田数据的研究发现，听众们不再听新的艺术家演唱的精确年龄是33岁。在同样的年龄段，人们的政治偏好基本形成了。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比如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其一生中都会倾向于共和党。而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几十年间都会偏“左”。在经历了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之后，多数人的品位和意识形态的软陶就已经固化了。

　　吉娜·戴维斯基金会相信，儿童时期观看的娱乐节目会塑造他们成年后的预期，这就是被很多心理学家称为“无意识的偏见”的核心。这种不费力的自动的偏见影响着甚至最与人为善的人。媒体上的无意识偏见会像病毒一样扩散。电影制作人是载体，电影是容器，而孩子们是受害者。电影电视中多数女性角色软弱和顺从的表现，其实是在潜意识里教育女孩子对自己的坚定感到抱歉。如果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都是只要女性表现得像男性一样就要受到惩罚的教育，那么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就会用这种错误的观念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这个恶性循环就会继续下去。

　　迪·瑙诺想要向制作人和导演们展示，好莱坞已经变得多么的大男子主义。她们的基金会资助了一项研究，旨在分析2010—2013年包括美国、巴西、中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上映的120部流行电影里的角色性别。她们出钱让研究者评估每个有台词的或者有名字的角色的人口统计学数据、性别、工作和职业情况。她们发现：

　　（1）在5799个有台词或者有名字的角色里，女性角色不到1/3。美国的数据是29%。

　　（2）只有23%的电影由女性作为主要角色。

　　（3）在出现的79位高管中，只有14%是女性，这也恰恰是美国2014年高管层女性的比例。但是，在男女平等方面，应该是艺术指导生活而不是艺术模仿生活，不是吗？

　　（4）在电影中出现的政府最高领导中只有12位女性，而男性有115位。男女比例是9.6∶1。算上较高频率出现在三部电影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可以说，在5799个有台词的角色中，只有10位女性政治领袖。

　　（5）88%的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工作的人是男性。

　　最令人担心的是公开而乏味的年轻女性角色的单向性别化。在表现穿着性感方面，女性角色数量是男性的两倍；在因为外貌姣好被点名方面，女性角色数量是男性角色数量的5倍。在电影世界里，女性占据不到1/3的角色量，却要负责卖弄2/3的性感。

　　这个研究并不是孤证。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份报告，2007—2015年，由美国最畅销的100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女性只占到有台词或者有名字的角色的30%，而且这些女性角色只有20%在40~64岁。在超级大片中，好像只有三种女性：大眼睛的情人、唠叨的母亲和梅丽尔·斯特里普。

　　把电影里的性别失衡和种族失衡归罪于好莱坞制片人、导演和电影公司管理层的白人垄断、男性垄断和异性恋垄断是典型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做法。事实上，这也是“奥斯卡如此白”运动（#OscarsSoWhite）的目标。这个运动是2016年针对连续两年奥斯卡的提名演员都是白人的公开抗议。这个提名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投票委员会人口统计学分布的一个折射。根据2012年发表在《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中，有94%是白人，77%是男性。

　　但是根据文森特·布鲁泽塞的说法，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在悄悄地反抗电影里的性别平等，这群人就是我们——观众。常看电影的观众也会使用双重标准来评价电影里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如果女性表现得太男性化或者男性表现得太女性化，参与测试的观众就会投诉。因此，制片人会遵循旧的传统，而不是反抗这些传统。

　　以爱情喜剧为例。典型的爱情喜剧包含三幕。第一幕，两个人爆发出成为情侣的可能性。第二幕，他们开始靠近。但是在第三幕之前，总会有一些危机试图破坏他们的关系。这是讲故事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当这对有情人在第三幕终于辉煌重聚的时候，观众才能感受到那种美好。

　　在关键的分手场景里，两个角色回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家人中。布鲁泽塞说，如果男主角在分手期间和其他人上床了，当他和女主角重归于好的时候，观众最终会原谅他。但是如果是女主角在短暂的分手期间和别人上床了呢？即便是女性观众也不会再支持她了。好莱坞的公式在爱情片中创造了一个无意识偏见。对于电影中的男性来说，性和爱情是分开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女性，和多人发生性关系就意味着你没办法再得到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

　　这些双重标准不仅存在于爱情喜剧中，最让人忧虑的是观众对商业题材电影里男女主角预期的差别。布鲁泽塞说：“如果老板是一个强硬高效的女性，观众会用几乎完全负面的词来描述她。但是，如果性格不变而角色是一个男性的话，观众就会用积极的词来描述他。”苛刻且有权势的男性是令人敬仰的人，而苛刻且有权势的女性必定不招人喜欢。

　　“对于强硬的女人，观众想要相信，她强硬的一面不是这个人真实的样子。”他接着说。所以编剧们会被鼓励写几场戏让这个女老板的强硬外壳破裂，而观众可以瞥见她外壳下的脆弱柔软。在《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梅丽尔·斯特里普在赢得电影里的最终胜利前有一段明显的为她的婚姻感到崩溃的片段。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和另外一个道德上不可靠的老板戈登·盖柯做个对比。后者是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电影《华尔街》里扮演的金融大亨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冷酷无情、死不悔改的骗子，但仍受到人们的崇拜。《大亨游戏》里亚历克·鲍德温那句“一定要成交”的结束语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混蛋时刻之一。但是根据布鲁泽塞的研究，相比鲍德温这个男性角色，观众更不愿意接受一个城里来的满嘴跑火车的女性。

　　如果布鲁泽塞是对的，那么好莱坞那些讲故事的人就陷入了他们自己设计的陷阱。观众期待和喜欢脆弱的女性角色，因为电影的历史教导他们，可爱的女性是女性化的。唯一打破这个循环的办法就是打破预期。具有前瞻性思维的编剧应该直接写一些强势的女性领导者，而不用征求观众的许可。

　　历史上也有不少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发生突然而迅速的文化变革的先例。1996年，只有27%的美国人说他们支持同性恋婚姻。2015年，73%的35岁以下的人说他们支持同性恋婚姻。在不到20年里，有关婚姻平等的观点从一种不可思议的激进观点变成了清新的主流，又变成了令人厌倦的显而易见的价值观。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判决了一例奥贝尔格费尔诉霍奇斯的同性恋婚姻案件，宣布同性恋男女婚姻的权利不只是一个轻微的文化上的偏好，而是一个根本上的宪法权利。现在，可能仍有一些看起来非常激进的观点将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不会再被人公开质疑的问题，想到这一点还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很明显，针对同性恋的歧视的下降得益于青春期和二十几岁时受到的教育。1996—2015年，在18~34岁的人群中，婚姻平等的支持率升高了24个百分点。这个数值超越了其他任何年龄组，甚至是婴儿潮一代的两倍。这些和玛德琳·迪·瑙诺的理论相吻合：年轻人学习社会习俗和改变自己观点的能力比中年人强得多。

　　当人们说“历史”时，倾向于认为他们谈论的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当人们在说“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这是一些编造出来的事情。但是“故事”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历史”这个词。历史也是故事，它既有虚构传说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时间的连贯性、令人满意的前因后果的描述以及有深意的戏剧化冲突。事实上，很多历史本质上就是“吸血鬼故事”，它们被描述得如此引人入胜，以至很少有人会费心去研究它们是不是真实的。

　　偏见是人们学习世界运行法则的故事，而新的一代总是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世界。18世纪的农夫想要砍掉吸血鬼尸体的头来阻止这些尸体杀死他们的家人，而这种行为在21世纪的后辈看来是非常愚蠢的。事实上，二者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同样，南北战争前佐治亚州刚刚成年的青年和今天大学校园里倡导自由派的学生之间，也没有什么生物构造上的不同。虽然前者相信黑人和同性恋者不是完全的正常人，但是后者认为，前者的这种观点是骇人听闻的。毫无疑问，几十年之后，当观众回顾几部现代大片和好莱坞电影时，他们会觉得制作这些作品的都是穴居人。环绕孩子们的永远是反映熟悉价值观的环境，而偏见是环境造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深切的同情是可以教导的。一个伟大的故事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课程。

　　几年前，一个在21世纪福克斯公司工作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个人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生产商联系福克斯新闻频道，转达了该频道一些最忠实观众的奇怪投诉。那些整天观看这个保守的新闻频道上了年纪的美国人说，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标志让他们觉得很吓人。即便观众把电视调到其他频道，一个像鬼魂一样的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标志还是会停留在画面下方的角落里。今天，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标志在屏幕底部的角落里慢慢转动的部分原因就是避免标志影响人们的观看体验。

　　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饱受意识形态“老化”之苦，也就是来自故事和曝光偏见的不幸烙印。自由主义者把自己包裹在偏“左”的网站中，从推特网上获取信息的人可以设计一个完美的符合他们之前的观点的信息流。支撑脸书、潘多拉电台、网飞和其他媒体的智能公式能够截取符合一个人之前的偏好的观点，以及他的朋友们认同的观点。这种对于顺畅和熟悉的搜寻是自然的，但是这也为人们留下了滋生危险偏见的空间。

　　媒体的力量不只是报道重大事件和表明观点，而是在第一时间决定什么事情是值得报道的。这种对于重要性的决定有它自己的后果。在媒体行业，熟悉的谎言可能被视作事实，虽然它们通常以谎言的形式出现。在一项关于打破谎言的研究中，上了年纪的受试者和年轻的受试者阅读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描述，比如“鲨鱼软骨对关节炎有好处”（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是立刻，多数受试者都正确地把这个错误的描述标注为谎言。但是几天之后，研究者回访了这些受试者，发现上了年纪的人明显更容易说：“对，鲨鱼软骨对关节炎有好处。”重复的粗暴力量让鲨鱼软骨和关节炎之间的联系变成一个熟悉的观点。而上了年纪的受试者由于记忆力的减退不能分辨熟悉性（“这句话感觉是正确的”）与事实（“这句话是正确的”）之间的差别。

　　这意味着，在媒体行业，打破谎言的行为也可能无意中宣传了这个谎言。一个经典的有线电视片段让两个持相反观点的人针对一个题目进行辩论。虽然这个方法看起来只具有表面的客观性，但是它可能也有混淆的效果。针对已经得到公认的观点，比如在进化论等问题上组织辩论，不断地向人们灌输不正确的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已被驳斥。仅仅是不停地重复一种表述方法或者想法，即使每次都强调这个表述方法或者想法是错误的，长此以往，也有可能让人产生混淆。因为人们很容易混淆熟悉的观点和真相。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市场学教授亚当·奥尔特说：“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想象成一个用来购买信息的预算。流畅意味着这个信息的价格很低，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以某种形式听说过这个信息了。不流畅则意味着信息的价格很高，因为我们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理解一个对我们来说不熟悉以至很难发音的概念、名字。”

　　如果流畅有一个消极面，那么不流畅是不是也有一个积极面呢？奥尔特的工作显示，可能是这样的。在一项研究中，他用一种很容易辨识的字体打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摩西上方舟的时候每种动物各带了几个？”很多受试者的回答是两个。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用很难辨识的字体印刷的，35%的受试者就会意识到，应该是挪亚打造了方舟而不是摩西。不容易辨识的字体让人们读得更加认真。

　　奥尔特在其他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复制了这个发现。试试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垒球和一个球杆价格是1.10美元，球杆比球贵100美分，球杆的价格是多少？”这是一道小学数学题。但是这个题目的问法很容易把人引到一个错误的答案上——球杆价格是1.00美元，球的价格是10美分。1美元和10美分之间的差别是90美分，不是100美分。正确的答案是球杆价格是1.05美元，球的价格是5美分。奥尔特发现，如果受试者面对的是一个比较难辨识的字体，他们回答的准确性就会提高。

　　曝光效应是心理学历史上被重复最多的研究课题之一。不同的是，不流畅的益处不太容易被理解。但是奥尔特的研究说明，不易辨识的字体能够产生足够多的令人蹙眉细读的瞬间，而这些瞬间让受试者能够看清这些问题背后的小把戏。不流畅就像一个隐晦的警示，它将打破自动处理的平静，引起更高层级的注意力。

　　对于创造者和消费者来说，流畅有消极的一面。当创造者对于他们的项目太过熟悉时，他们就没办法精确地衡量这个项目了。对于像我这样的作家来说，这件事的引申意义非常明确。我对自己的写作非常熟悉，这让我没办法客观地评判自己作品的质量。只有当我花了足够多的时间远离一个作品之后，我才能从全新的视角去更好地编辑我的作品。

　　但是这对观众有更深的诱惑。押韵的格言是迷人的，回环结构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篇文章呈现的观点你已经接受，并觉得是正确的，那么这篇文章会让你读起来心驰神往。如果一个故事表述的是你一直以来对世界的看法，那么你会很乐于和朋友们分享。这些都来自同一个树干的不同枝杈，这是一种处理大多数问题的简单流畅的方式。因此，消费者和观众需要区分吸血鬼故事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即便是最好的故事也值得我们给出最大的怀疑。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