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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地方官员搜集的域外情报

　　有关异域的著作虽然大多由唐中央官员修撰，但其中大量信息实际来自地方官员。他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遇到外敌入侵或其他政权派来的使者时，需要立即向中书省报告。当其他政权的君主或部落首领希望与唐廷联系时，他们会派使者和唐州一级官员联系。官府会把他们的请求汇总，然后上奏唐廷。

　　唐朝县、州、道官员与他们在京师的上司一样，也需要与异域访客面谈。705年，日本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到达盐城（今江苏盐城）后，当地官吏随即前来询问：

　　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

　　唐地方官员与外国访客见面叙谈的惯例一直延续到九世纪。838年阴历七月，僧人圆仁随日本使团来到淮南道海陵县（今江苏泰州）。使团成员与当地盐官取得联系，寻求帮助。一名官员“乘小船来慰问”，通过笔谈了解日本的“国风”。圆仁及其他日本留学僧随后到达扬州，住在开元寺。阴历十一月，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来到寺中，接见了日本僧人。圆仁在日记中写道：

　　相公对僧等近坐，问：“那国有寒否？”留学僧答云：“夏热冬寒。”相公道：“共此间一般。”相公问云：“有僧寺否？”答云：“多有。”又问：“有多少寺？”答：“三千七百来寺。”又问：“有尼寺否？”答云：“多有。”又问：“有道士否？”答云：“无道士。”相公又问：“那国京城方圆多少里数？”答云：“东西十五里，南北十五里。”又问：“有坐夏否？”答：“有。”相公今度时有语话慰勤问。

　　作为最先与外国人接触的人，唐地方官员需要向朝廷报告他们的到来，监视其行踪。如果他们打算前往其他州县，地方官还要上奏朝廷，请求朝廷的批准。839年正月，圆仁请求李德裕帮助他获得前往台州的许可。李德裕回复说：“须得闻奏。敕下即得，余不得。”七个月后，圆仁和另外两名僧人决定不随日本使团回国，而是私自留在赤山（今山东威海文登东南）的一座佛寺。文登县司很快得到消息，立即向清宁乡下帖：

　　得板头窦文至状报：日本国船上抛却人三人。……其船今月十五日发讫，抛却三人，见在赤山新罗寺院，其报如前者。依检，前件人既船上抛却，即合村保板头当日状报，何得经今十五日然始状报？又不见抛却人姓名，兼有何行李衣物？并勘：赤山寺院纲维、知事僧等，有外国人在，都不申报。事须帖乡专差人勘事由。限帖到当日，具分折状上。如勘到一事不同及妄有拒注，并进上勘责。如违限，勘事不子细，元勘事人必重科决者。

　　圆仁日记的这段记载表明，直到唐末，地方官员向上司通告外国人情况的制度仍然存在。唐廷正是通过这套制度得到了大量相关的军事、外交情报。

　　唐朝的很多地方官员本身就是异域事务的专家。例如，夏州都督窦静便对东突厥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七世纪三十年代曾为唐远征军详细分析突厥的优势和弱点。唐军根据窦静的情报和建议行动，果然大败敌军。郭元振在七世纪九十年代曾与吐蕃谈判。他于701年就任凉州都督，705年改任检校安西大都护，七年后的712年又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郭元振凭借与境外部族交涉的丰富经验，撰写了《定远安边策》三卷。郭元振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己掌握的关于异域的专门知识整理成书的唐地方官员。安西都护盖嘉运著有《西域记》。李德裕可能是这类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位。830年，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下令修建筹边楼，在那里向当地人打听南诏和吐蕃的情报。后来，他又用了两年时间完成《西南备边录》十三卷，于九世纪四十年代献给皇帝。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西南地区各政权和部落的情况。书中的地图尤为珍贵，上面绘有西南诸政权攻唐时经常走的路线。为便于参考，这些道路在图上用红色标明，与各卷相关的地图被置于每卷之首。唐代有关异域国家的著作大多已亡佚，《蛮书》是罕有的例外。此书共十卷，于864年上呈给懿宗。作者樊绰曾任安南经略使，参加过同南诏的战争，因此书中对云南各部落和南诏国的记载全面且可靠。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