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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爆发

　　751年，唐廷以大规模的钳形军事攻势作为报复。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八万士兵从北攻入云南，安南都督王知进则挥师从南进军云南。面对唐军越来越大的压力，阁罗凤展示了娴熟的外交手腕，试图劝说唐军将领撤军。南诏使者来到安宁城（唐军在749年年末收复该城），与一名唐将会面。南诏使者为南诏进犯姚州谢罪，承诺归还战利品及战俘，修复受损的州治所。不过，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唐军不停止前进，南诏将与吐蕃联手抵抗。他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断然拒绝了使者的要求。阁罗凤随即夺下安宁。唐军此时迅速逼近南诏，迫使阁罗凤再次求和。南诏使者来到鲜于仲通的大帐，把双边关系的恶化完全归咎于唐地方官员。使者说：“往因张卿馋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使者请求唐给南诏一次机会，使双方能重修旧好。但鲜于仲通对此不予理睬，并将他囚禁起来。

　　唐军这时已行进至姚州，距南诏首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北）以东不到二十公里，并计划从北面和东南夹击太和城。阁罗凤为避免与唐军决战，再次遣使造访鲜于仲通，但徒劳无功。仲通痛骂来使，说交战是解决双方争端的唯一方法。阁罗凤被逼无奈，决定对抗唐军。他下令准备牲牢，建造祭坛。阁罗凤在祭天仪式中叩首流血，对部下说：“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雠也。”他随后召集士兵，登上城墙，用一个比喻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为避免首都陷落，阁罗凤准备投靠吐蕃。南诏官员很快前往浪穹，请求吐蕃出兵援助。吐蕃承诺将派几支部队救援。751年阴历四月，阁罗凤亲自率兵与唐军在洱海西岸展开殊死搏斗。南诏军在吐蕃的支援下大破唐军，杀敌六万。鲜于仲通侥幸逃脱。他抛弃部下，趁夜色逃走。

　　阁罗凤为庆祝胜利，下令收集、埋葬阵亡唐军尸骨，在其上筑“京观”。但他知道唐廷很快就会报复，因此忧心忡忡地对部下说：“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他决定和吐蕃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一个超过六十人的南诏使团向吐蕃君主献上大量丝帛和宝物。吐蕃宰相则把回赠给阁罗凤的礼品交给使团，包括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华盖、马鞍、器皿、珠贝、毡毯、衣服、骆驼及马。吐蕃宰相还宣布双方约为兄弟。足智多谋的阁罗凤在确立了与吐蕃的兄弟关系后，还特意为日后与唐和解留下了余地。他下令树碑立石，并在碑文中把南诏和唐关系恶化的原因归咎于唐地方官员。他对南诏百姓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赏，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752年，阁罗凤接受了吐蕃封号“赞普钟”（意为统治者）及金印，正式与吐蕃结盟，成了吐蕃政权的“东帝”。他为向吐蕃表示自己已经疏远唐廷，不再以“南诏”为国号，改称“大蒙”。

　　南诏与吐蕃新的兄弟关系立即给唐带来麻烦。南诏军队频繁劫掠唐在四川西部的边境城镇。753年，南诏与吐蕃联军袭击了刚刚重建的姚州。他们切断唐军补给线，包围姚州府，活捉了都督。姚州情况危急，促使唐廷在754年升级了云南的军事行动。唐廷从长安、洛阳、河南、河北招募士兵。他们与此前在753年阴历五月从南方五个州征召来的士兵共同组成了一支大军。唐军将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南诏发动进攻。李宓担任这次行动的主帅。

　　但是，这次行动自征兵起就遇到重重障碍。百姓听说云南瘴气肆虐，很多士兵死于先前的军事行动，因而心生恐惧，拒绝参军。唐廷只得派出御史赴各州监督征兵。地方官员迫于招足兵员的压力，不得不以各种残酷手段强征百姓，将不从者铐送征兵所。唐廷为增加征召人数，还废除了有功于国家的百姓可免除兵役及劳役的惯例，这些人现在将首先被征召。百姓对云南之役深恶痛绝，有人甚至不惜以自残来逃避兵役。当被征召的士兵开赴前线时，亲人们前来道别，有的呜咽，有的哀号。如此令人心碎的情景，成了一些唐诗的主题。

　　李宓出师后未与敌军交手便遇到了困难。由于军队给养匮乏，他决定撤军，但为时已晚，无法安全撤退。南诏与吐蕃联军在南诏首都以北设下埋伏，唐军惨遭屠戮，李宓被杀。唐讨伐军士兵甚至“弓不暇张，刃不及发”，便被全歼。

　　次年，即755年阴历十一月，大规模叛乱在中原爆发。一个月后，叛军首领安禄山占领了东都洛阳。这场危机使唐廷无力再组织针对南诏的大规模军事行动。756年阴历九月，南诏和吐蕃趁唐内乱袭击了巂州都督府。同月，阁罗凤亲自指挥另一支军队包围了会川（今四川会理），迫使当地唐军投降。他们带着许多妇女和大量珠宝、牲畜、粮食返回南诏。满载着财物的车辆和徒步而行的妇女“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

　　南诏在接下来从757到765年的近十年间，成功地向各个方向扩张。他们袭击了北方的越巂、台登（今四川喜德），控制了巂州南部，四川西南的几个州也落入南诏手中。他们在南方的今西双版纳地区修筑要塞和堡垒。在西方，他们吞并了永昌以西、以南的大片地区，将势力延伸到澜沧江西岸。他们还向东攻克了唐的据点曲靖和步头。他们在上述地区修筑工事，重新划定了南诏的疆域。一个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向外延伸的庞大、统一的南诏国初见端倪。

　　766年，阁罗凤为庆功在太和城树立石碑。碑文颇长，是由为南诏效力的汉人用优雅的骈体文写成。它详细记述了南诏建国以及与唐朝不和的始末，明确指出南诏叛唐是因为唐地方官员的贪暴以及朝廷对争端的处理不当。阁罗凤还说，倘若唐廷改变对南诏的政策，他会与唐和解。

　　对唐廷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南诏和吐蕃都把它们之间的兄弟关系视作权宜之计。双方，尤其是南诏，不得不做出某些不情愿的妥协以维持这种关系。阁罗凤为取得吐蕃的军事支持以扩张自己的领土，同意将部分南诏军队划归吐蕃统领。而吐蕃统治者经常把这部分兵力投入与唐的战争之中，把他们当作可以牺牲的先头部队。吐蕃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还把南诏的一些战略要地变为吐蕃与唐的缓冲地带。南诏要派出士兵，缴纳赋税，帮助吐蕃强化这些地区的守备。繁重的军事义务和高昂的税负最终使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恶化。

　　779年，阁罗凤去世，孙子异牟寻（779—808在位）继位成为南诏新君。他积极支持吐蕃，派军参加吐蕃对唐发动的大规模攻势。战事从779年阴历十月开始，南诏、吐蕃联军的兵力达二十多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攻克益州。南诏、吐蕃联军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分别为北面的扶州（今四川南坪）和文州（今甘肃文县）、西北方的茂州，以及西南方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和雅州（今四川雅安）。行动目标是将吐蕃的统治延伸到大渡河以北地区，将四川变为吐蕃的“东府”，使当地百姓向吐蕃纳税，输送当地工匠去吐蕃首都效力。由于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当时不在益州，其下属无法组织起有效防御，南诏、吐蕃联军在战事初期进展顺利。剑南西川一些州的刺史弃城而逃，当地百姓纷纷躲入深山。前期的胜利使吐蕃统治者相信自己很快就会把益州收入囊中。但事实证明这是严重的失算。唐廷已在764年平定了安史之乱，现在能更好地组织防御，抵抗来犯之敌。一支劲旅在右神策都将和金吾大将军率领下火速前往救援。他们与当地唐军合力大败敌人，将其赶回大渡河以南。南诏、吐蕃联军有六千多名士兵战死，还有更多人或被俘，或负伤，或被遗弃死于严寒。伤亡人数据说高达九万。

　　大渡河惨败让异牟寻惊恐万状，唯恐唐军顺势攻打南诏。他为了自保，下令增筑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并迁都至此。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吐蕃如今把大渡河败绩归咎于他。吐蕃为表示不满，不再像对待他祖父那样，颁赐金印，授予“东帝”称号，而仅封他为“日东王”。异牟寻开始意识到亲吐蕃得不偿失，他既没有得到吐蕃的政治承认，也未能开疆拓土。恰在此时，被俘的前唐朝地方官，现任南诏清平官的郑回建议异牟寻改弦更张，归顺唐廷：“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异牟寻采纳了他的建议。唐与南诏的关系缓和，双方没有再爆发大规模战争，只是在边境仍有零星冲突。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