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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外部世界

　　任何外交思想流派都要研究国外的情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以及外国与中国接触的目的。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对外政策，否则任何政策都将流于空谈。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大夫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统治他们最适宜的方式是按照他们的本性。而戎夷本性“无亲而贪”， “冒没轻儳，贪而不让”。这样的性情也决定了他们的战术。他们在战场上“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这些官员虽然使用了贬低、诋毁的言辞，却表现出对境外部落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深入了解——他们不会按中国的道德原则行事，而是“直情而径行”。

　　晋国大夫魏绛就是这类官员的代表。他指出：“戎狄居荐，贵货易土。”他基于这样的认识，建议晋国与戎保持和睦关系，这种政策将为国家带来“五利”：“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动，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他由此得出结论：“和夷狄国之福也。”

　　魏绛可能是第一个倡导和平外交政策的人。该政策包含下述几个层面：中原政权应满足游牧部落的物质需求，以确保边境安全，而且这将使农民能够在和平环境中安心务农；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以避免战争；以互利的方式安抚四邻；在政治分裂期，应与强大的游牧邻居结成友好关系，以加强自身地位。这种处理外交关系的方式可以概括为“耀德不观兵”。

　　但是，和平外交政策遭到主战派的强烈批评。他们主张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与四邻及其他国家间的问题，即“刑以威四夷”。与四邻兵戎相见还是和平共处是中国对外政策中最富争议的问题。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