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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廷的决策

　　决策是一个多步骤的连续过程，包括分析现有情报、明确政策预期结果、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制定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后，决策的下一个重要阶段是收集反馈信息，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反馈信息能帮助决策者修改政策，直至达到预期结果。决策者有时会废除被证明不可行的既定政策。

　　外交决策是唐朝皇帝的核心权力，是需要皇帝亲自过问、批准的重大国家事务之一。但皇帝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参与外交决策的唐朝中央、地方官员的角色同样是变化的。这些变化折射出皇帝和臣僚之间不断演进的权力关系。

　　初唐的两位皇帝高祖和太宗都是意志坚定、足智多谋的人，常独自做决定，并要求大臣立即执行。618年，高祖责备萧瑀没有及时宣行他的旨意。萧瑀只得解释说，自己有必要谨慎行事，以确保皇帝的各项命令不互相矛盾。太宗与专断的父亲一样，认为君主必须乾纲独断。他的大臣也建议：“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

　　不过，初唐两位皇帝并没有沦为独裁君主。恰恰相反，他们吸取了前朝隋朝的道德教训和政治经验，鼓励群臣进谏。高祖及唐初的许多官员不久之前都曾为隋廷效力，目睹了庞大、强盛的隋朝（581—618）如何在立国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便分崩离析。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短命王朝崩溃的真正原因——独断的君主大兴土木、用兵过度导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太宗在登基当年便敦促大臣，不能以皇帝的好恶作为政策建议的基础。他警告他们说，这种做法“乃亡国之政”。630年，他在反思隋炀帝的统治之道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他进一步指出：“［炀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一年后的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