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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决策

　　太宗十分清楚隋的经验教训。他决定依靠官员的集体智慧来治理庞大的帝国，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遇到紧急问题时，宰相、六部大臣、地方官员都要出谋划策。太宗的这一决定也是他对当时朝廷政治形势审慎评估的结果。他在627年发动宫廷政变，逼迫父亲禅让。然而与他共事的大臣大多比他年长，而且曾为其父效过力，对他夺取皇权心怀不满。一些人多少以他的同侪自居，行事不符合为臣之道。太宗需要以开明君主的形象笼络这些大臣。而且，太宗当政初期，唐王朝的前途仍不明朗。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治国理政的经验不足，而这正是他的大臣们所拥有的。他由此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执政风格，即他的决策过程比一般皇帝更加开放、透明。

　　但是，七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太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初唐朝廷的开放风气开始减弱。他的领导风格趋于专断，其本人也变得喜怒无常，对臣属盛气凌人。他曾连夜下诏，不容群臣置喙。这件事促使谏臣告诫他不要故伎重演。太宗有时在朝会上对臣下大发雷霆，一些人因此胆战心惊，举止失态。魏征不得不上谏，“以义制主之情”。太宗其实也知道，他暴躁的脾气已经使大臣不敢提出异议。为了鼓励群臣直抒己见，他有时故作温言软语，和颜悦色。但这番虚情假意改变不了大臣对他的态度。太宗对此困惑不解。629年，他对大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其实此事只能归咎于太宗自身。他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经常引经据典驳回下属的建议。太宗如此对待大臣，臣子们自然对他百依百顺。长此以往，太宗似乎变得对这种新的领导作风习以为常。641年，已经执政十五年的太宗得意地对下属说：“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太宗改变了对谏言的态度，唐廷的决策过程也随即从公开转为秘密，由君臣商议变为皇帝专断。太宗开始对少数几名大臣直接发号施令。他成了所有政策提案的最终裁决者，对所有政策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皇帝滥用权力、错误估计形势的大门由此打开。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