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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与统一新罗

　　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控制从一开始就不稳定，因为它只能依靠分散在各地的唐朝驻军来确保当地的治安，而唐军的兵力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唐廷为了维持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必须保障海陆两条补给线通畅，这既困难，代价又高。七世纪六十年代末，朝鲜半岛的形势开始对新罗有利。当时唐廷迫于西方吐蕃的压力，不得不把注意力从东北转向西北，将朝鲜半岛的一些将领和士兵调派到西北边疆。

　　唐廷战略重心转移的影响，很快就在朝鲜半岛显现出来。七世纪六十年代末，高句丽故地叛乱蜂起。新罗也和高句丽遗民取得联系，双方同意联手对抗唐朝驻军。驻朝鲜半岛的唐军将领认为新罗的行为是背信弃义，薛仁贵为此写信谴责金法敏，并在信中感叹道：“呜呼！昔为忠臣，今乃逆臣。”金法敏在回信中提醒薛仁贵，太宗曾许诺将百济和高句丽的土地赐给新罗，暗指错在唐朝。他的无礼激怒了高宗。高宗削去金法敏的所有官爵，扶持金仁问为新罗王，并于674年下令讨伐新罗。战争于675年爆发，唐军在七重城（今韩国京畿道积城）初战告捷。新罗在军事上的失利迫使金法敏遣朝贡使入唐谢罪。高宗为了应对吐蕃的扩张，已经下令在朝鲜半岛的唐军做战略转移，他显然不希望新罗之役旷日持久，因此饶恕了金法敏，恢复了唐廷赐给他的官职和爵位。但金法敏反而将军事行动升级。随着在朝鲜半岛的唐军兵力不断减少，更多的城市落入新罗手中，唐廷不得不在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城迁到较易防守的辽东城，一年之后又将其北移至新城。这标志着唐廷对朝鲜半岛直接统治的结束和新罗统一进程的开端。统一的新罗东西横跨四百五十公里，南北纵深九百公里，有自己的行政体制。但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违背了唐廷的意愿，新罗和唐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高宗死前再次提起金法敏在661年以“太宗”为金春秋庙号的往事，遣使谴责他道：“朕之圣考得贤臣魏征、李淳风等，协心同德，一统天下，故为太宗皇帝。汝新罗海外小国，有太宗之号，以僭天子之名，义在不忠，速改其号。”新罗奉上国书，小心翼翼地为此事辩解道：“新罗虽小国，得圣臣金庾信，一统三国，故封为太宗。”但新罗对唐廷“速改其号”的要求完全置之不理。

　　七世纪八十年代初，唐和新罗各有新主当政，唐为武后（684—704在位），新罗是神文王（681—692在位），双方的关系开始改善。686年，新罗使者造访唐都。武后应使者之请，颁赐有关吉、凶大事的礼仪规定及五十卷杂文。神文王去世后，武后遣使吊唁，册立继位的孝昭王（692—702在位）为新罗王，并授予其相应的军衔。孝昭王在短暂的任期内，似乎仅在699年向唐朝派遣过一次使者。702年孝昭王过世，武后宣布废朝两日，为其举哀，并正式册封其继任者圣德王（702—737在位）为新罗王。

　　从686到886年的两百年间，新罗共向唐廷派出过六十五名使者，平均每三年一名。在736年以及774至777年，新罗每年都会向唐廷派出两名使者。这种行为模式表明，尽管新罗历代君主都希望保持独立，避免被唐朝直接控制，但他们仍然维持着与唐朝形式上的朝贡关系。例如，在665年，虽然当时新罗与唐的关系日趋紧张，但新罗仍然遣使参加了高宗的封禅大典，颂扬唐王朝无与伦比的成就。无论双方的政治关系如何变化，新罗历代统治者为了本国利益均把自己当作中华文化圈和经济圈的一员。新罗留学生和僧侣入唐学习知识，购置书籍。新罗海商在唐沿岸频繁活动，逐渐开始垄断东北亚海上航路。新罗定居点开始出现在长江以北的港口城市中。新罗虽然是一个正在努力建立自身制度，发展自身文化的独立国家，但它对唐朝发生的一切仍然十分敏感，并深受其影响。

　　新罗在七世纪六十年代为确保自身的独立性而做的努力，也影响到了唐对辽东的有效统治，当地的官署充斥着前高句丽官员。唐廷发现自己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在慢慢减弱，于是在667年任命前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派他回去稳定局势。然而，他一回到辽东就与靺鞨谋划复兴高句丽。阴谋败露后，唐廷将高藏召回，流放到四川，然后又把身强力壮的高句丽人迁移到内地各州，仅留下体弱者。但是，人口迁徙并没有使唐对辽东的统治变得更加容易。697年，契丹进犯河北，有官员上书建议废置安东都护府，允许前高句丽王族代表唐廷统治辽东。这项提议当时虽被驳回，但后来唐廷也不得不逐渐接受现实。714年，唐廷把安东都护府治所移到平州（今河北卢龙）。736年，唐正式承认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地区的统治权。 743年，安东都护府治所又被迁到营州。756年，唐废安东都护府，结束了对朝鲜半岛和辽东的直接统治。

　　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失败，显示出一些最精明干练的大臣犯了若干令人震惊的战略错误。他们对攻占朝鲜半岛的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似乎忘记了就在不久之前，隋朝正是由于大规模对外用兵才迅速败亡。他们似乎将高句丽与七世纪二十年代末被摧毁的东突厥汗国相提并论，对征讨高句丽的目的和手段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低估了军事行动的花费，以及击败高句丽后建立必要机制以确保对当地实施有效统治的难度。他们深信唐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具有历史必然性，因而没有充分履行作为谏臣的两项重要职责——提醒皇帝谨慎使用武力，以及不要轻易变夷为夏。结果，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不仅破坏了唐廷半岛政策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还给唐驻军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恶果——备受屈辱的高句丽遗民产生了强烈的反唐情绪，促使他们起身反抗侵占自己家园的唐军。

　　高宗也从高句丽之役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军事行动可以摧毁一个政权，但不能彻底征服它的人民。唐廷的军事行动并不能算是完全的胜利，因为它未能在当地建立起一套有效维护自身统治的制度。高宗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当轻率使用硬实力导致军事行动的开支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上限时，只能选择撤军。由于吐蕃对唐西北边境的威胁与日俱增，高宗最终不得不在676年命令唐军撤出朝鲜半岛。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