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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境摩擦与和平共处之间

　　南诏改变对唐立场的最初征兆出现在816年阴历五月，当时南诏袭击了唐朝在越南北部设置的安南都护府。822年，南诏士兵劫掠了贵州西部的村庄。到了829年，双边关系遭受更严重的打击。杜元颖在四川西部引发混乱，南诏趁机袭击了益州。杜元颖是个平庸之辈，曾官至宰相，823年失势后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是文官，为人高傲，擅长文辞，但对军事一窍不通。当地军队早在韦皋任职四川期间，就因为数十年的和平而疏于操练，纪律松弛。杜元颖接任后，边境防务更为松懈，士兵训练完全荒废。杜元颖也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对百姓横征暴敛，攫取当地资源，大发不义之财。他还定期向朝廷进献昂贵的工艺品，以博取皇帝的恩宠，确保自己官运亨通。更有甚者，杜元颖侵吞军费，导致戍边士兵粮食、军衣不足。一些士兵开始向南诏军官泄露军事机密以换取食物。这个边境重镇在南诏面前已形同虚设。

　　829年阴历十一月，南诏发动攻势，第一个目标是大渡河以北的黎州。杜元颖接到了事件报告，但是拒绝相信报告的内容。当月晚些时候，王嵯巅以唐军逃兵为向导，率领南诏大军进犯巂州、戎州。杜元颖匆忙征召五千名士兵对抗南诏军队，但在邛州（今邛崃，距成都西南仅约七十五公里）被击败。得胜的王嵯巅兵分三路，东路进攻梓州（今四川三台），西路指向黎州和雅州，中路直取益州。三路部队沿途几乎未遭遇任何抵抗。同年年底，王嵯巅亲自率领的中路军迅速逼近益州，这个唐廷在西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岌岌可危。

　　唐廷面对危机，调集大军前去救援，并派益州监军与王嵯巅联络，要求后者撤军。益州监军收到了王嵯巅表示和解的金酒杯和银水壶，但南诏拒绝撤兵。新上任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修书责备王嵯巅，后者在回信时把责任完全推给唐地方官员：“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王嵯巅与郭钊四次书信往来之后，南诏终于同意退兵。但王嵯巅在撤军前洗劫了益州这个当地最富庶的城市，掠百工、妇女数万人。很多人惊恐过度，在城外跳河自杀，尸体阻塞了河流。当南诏殿后的部队押解着被俘者行至大渡河边时，王嵯巅对他们说：“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恸哭、哀号之声随之而起，更多的人投河自尽。

　　益州事件后，双方关系进入了微妙阶段。史书记载，此时的南诏“或臣或否”。由于担心唐可能报复，南诏转而向唐的宿敌吐蕃求助。南诏使者向吐蕃君主献上珍珠财宝及数千名唐朝俘虏，请求吐蕃在唐进攻时给予援助。不过，南诏知道吐蕃的军事实力正在减弱，而且也不希望长期与唐为敌。因此，王嵯巅在830年正月命人将谢罪信送至唐廷，请求唐廷原谅此前他对益州造成的严重破坏。但他再次辩解说，整起事件是应心怀不满的唐朝士兵之请，是对杜元颖的惩罚行动。他在信中写道：“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文宗接受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辩解，指示郭钊和南诏约定互不侵扰。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在接下来的830到845年的十五年间，由于新任节度使李德裕治理有方，四川边陲安宁无事。830年李德裕上任之初，四川还是个凋敝之地，“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加以败卒贫民持兵聚众，因缘劫杀，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为病”。李德裕恢复秩序的第一项措施，是系统搜集有关南诏与吐蕃的军事情报。他下令修建“筹边楼”，将南诏和吐蕃地图分别画在左右两面墙上，图中详细标注了南诏、吐蕃与唐接壤地区的山川、要塞、道路和各部落。李德裕经常把长期在军中服役、熟悉边事的人召集到筹边楼，让他们核查、订正地图，向他们咨询山川、道路情况以及各地之间的距离。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就对边陲地区了如指掌，“皆若身尝涉历”。

　　李德裕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调整了四川西南的防御体系。他将巂州治所北移至台登，以便更好地御敌。他还在大渡河北岸修建据点，派重兵把守拱卫通往南诏的要道上的清溪关。该据点距离黎州的治所不过二十多公里，敌人来犯时很容易得到援助。他在唐、吐蕃边境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紧接着，李德裕操练士兵，修复防御工事，储备军粮。这一系列措施既使唐地方军队在边境突发事件中有备无患，也有助于当地百姓回归正常生活。唐代史料记载：“（当地）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

　　同样是在830年，南诏也恢复了与唐廷的联系。次年，南诏在李德裕的要求下，释放了四千多名俘虏，包括从益州掳走的僧侣、道士及工匠。从此以后直到武宗朝末年的846年，南诏使团频繁访问长安。在这十六年间，南诏的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南诏通过派往益州学习的学生，广泛吸纳唐廷的行政管理经验。它大量营建公共建筑，扩建寺院，还将版图扩展至中南半岛。832年，南诏进攻骠国（今缅甸卑谬），带回三千名俘虏。不久之后的835年，南诏又征服了弥臣国（在今伊洛瓦底江口附近）。

　　南诏在中南半岛北部的扩张活动不可避免地与唐朝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唐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在846年遭南诏袭击。这一事态发展实际上结束了双方短暂的和平。南诏依然希望和唐保持外交关系，但唐廷在854年拒绝接受南诏使者进献的犀牛，中止了双方的官方联系。

　　同样是在854年，安南发生骚乱，南诏趁机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扩大了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安南骚乱与829年的益州事件如出一辙，起因都是唐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早在818年李象古任安南都护时，当地部落就曾起兵反抗他的暴政。他们攻克安南都护府治所，杀死了李象古及其家人。唐廷派往安南的官员声名狼藉，得罪了当地许多部落首领，后者或拒绝向官府纳税，或联络南诏寻求保护。 854年，贪得无厌的李琢任安南经略使，当地情况进一步恶化。李琢强迫当地部落与他进行不公平的物物贸易，用一匹马或一头牛换一斗盐，这个价格远远高于市价。当地人不堪忍受，不再来交易。李琢大怒，处死了该部落首领。他还决定停止在冬天派唐兵戍边，而将任务交给当地的部落首领李由独，边地从此不再由可靠的唐军戍守。李琢的不明智之举促使南诏想方设法拉拢李由独。一位南诏将军把侄女嫁给李由独的幼子，后者因此成了南诏的低级官员。不久之后，李由独和安南其他心怀不满的部落首领就公开站到南诏一边。他们组成“白衣没命军”，与南诏军队协同作战，联手攻击安南都护府西北的低地，并最终攻克了安南。该地区多达十八个羁縻府州落入南诏手中。

　　唐廷的应对之策是在858年任命王式为安南都护。王式的第一个措施是加强交趾（位于安南都护府治所西北的一座城市）的防卫。他命人树起栅栏，深掘壕堑，环城种植棘竹。由于有这些防御工事，南诏军队在当年正月未能攻陷交趾。南诏军的指挥官下令撤军，并向王式致信道歉道：“我自执叛獠耳，非为寇也。”遗憾的是，由于南方的岭南、江西、湖南同时有人起事，唐廷不得不突然缩短王式在安南的任期，在860年把他调离安南，去处理更为紧迫的浙江裘甫起义。王式离开后，安南局势再次恶化，当地陷入混乱、骚动之中。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