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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宗战略中的软实力

　　玄宗虽倾向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但他知道仅凭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为实现对外目标，他必须运用综合实力，包括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力量和各种软实力，诸如天子的道德感召、唐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以及与其他政权的君主和亲等。

　　基于这种认识，玄宗下诏放还诸藩宿卫子弟。这个姿态意在“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传统上，“中孚”指一种精神状态，它能使人“柔在内而刚得中，……孚乃化邦”。因此，“中孚”是合宜的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这个姿态体现了“皇唐之德”，其核心是：“［戎狄］来则纳其朝谒之礼，去则随其生育之心。推我至诚，崇彼大顺。”

　　724年，玄宗依据“皇德”的观念，决定赦免一批吐蕃战俘。他对这些战俘说：“凡事俘囚，法当处死，我好生恶杀，覆育万方。汝等虽是外蕃，物类亦同中国。今舍汝性命，以申含养。” 740年，玄宗在唐军收复要塞安戎城前强调，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获彼戎心”。

　　玄宗虽然倾向于以武力制伏吐蕃，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外交手段。他的前任中宗在710年与吐蕃结成的姻盟依然存在，金城公主继续为唐与吐蕃的谈判牵线搭桥。双方最终在730年达成和平协议。从713至745年，玄宗为稳定东北及西部边境，先后将唐公主嫁给突厥、契丹、奚、突骑施首领。

　　玄宗通过运用综合实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新唐书》对此有生动描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不为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但是，唐廷为这些辉煌成就付出了令人咋舌的高昂代价。自八世纪第二个十年至八世纪四十年代初，唐廷的年度军费开支大约是二百万贯铜钱。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这个数字飙升为原先的六倍。从742到756年，唐廷每年要用一千万匹布制作军衣，调拨将近二百万石谷物充作军粮，年度军费预算高达一千两百万贯铜钱。与四邻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虽然在政治上对唐有利，但同时也给唐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唐廷在接待朝贡使时需要赏赐给他们大量礼物，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唐廷也要派使节参加藩属国君主的册封仪式或葬礼。这些都耗费不赀。

　　不仅如此，过度的军事行动还使边将权势大增，唐廷因此面临着极大的内部风险。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了七年的内乱极大地削弱了唐王朝的综合实力，使玄宗的激进政策戛然而止。唐廷为保卫首都匆忙将主力部队从西域撤回，同时命令其他边将率军平叛。唐廷在回纥和吐蕃的协助下才最终平息了叛乱。

　　唐军撤出西域使唐的西北边疆变得非常脆弱。唐与西方诸政权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处于战略守势。从八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唐朝灭亡，除了个别时期，唐朝君臣的战略思维总是倾向于维持边境现状。唐廷还不得不求助友邻帮自己平定内乱或驱逐外敌。

　　安史之乱爆发一百多年后，宣宗（847—859在位）在诏书中提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诏书写道：“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

　　制定出能够平衡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互相竞争的需求的“长策”，的确是对唐朝君臣的挑战。这可能正如一句古语所言：“治己治人，惟圣人能之。”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