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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罗拉拢唐朝的外交策略

　　统治者的个人抱负并不是唐对高句丽用兵的唯一原因，这些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罗和百济促成的。两国都渴望借助唐朝强大的军事机器摧毁对手，从而实现各自统一朝鲜半岛的野心。新罗为了实现这一策略，在名义上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从而与唐结成了政治、军事联盟，并说服唐对新罗的宿敌动武。与此同时，新罗引入唐朝制度，吸纳中原文化，以图自强。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高丽史家金富轼进一步阐释了该策略：“（新罗）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仪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白［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

　　新罗拉拢唐朝策略的第一步是正式向唐廷抱怨高句丽和百济的领土扩张，强调高句丽正在酝酿或已成为事实的扩张，阻断了新罗通往中原的道路，将会或可能已经导致长安收不到新罗的贡物。请唐廷仲裁邻国间的领土争端是非常精明的外交手段，因为这满足了唐以宗主国自居的虚荣心。如果唐廷能够正面回应新罗的求助，一场地域性冲突就会“国际化”，唐朝将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实际上，有时仅仅是新罗的上书和唐廷可能的介入，便足以震慑高句丽和百济，使它们不敢贸然采取敌对行动。但是，唐廷考虑到自身在朝鲜半岛的目标，通常选择保持中立，以调停者而非仲裁者的身份说服各方恢复边境原状。

　　新罗虽然极力拉拢唐朝，但同时又对唐廷在朝鲜半岛的企图忧心忡忡，唯恐自己受唐控制，甚至被唐吞并，而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643年，新罗使者通知唐廷，高句丽和百济计划在当年阴历九月联手攻击新罗，新罗社稷难保，危在旦夕。太宗同情地说道：“我实哀尔为二国所侵，所以频遣使人和尔三国。高丽、百济旋踵翻悔，意在吞灭，而分尔土宇，尔国设何奇谋以免颠越？”使者回答说：“臣王事穷计尽，唯告急大国，冀以全之。”太宗告诉使者，他认为解决问题有四条可行之计。第一条计策是唐派出一支小部队，带领契丹和靺鞨士兵骚扰辽东，把高句丽的注意力从新罗引开，在一年之内缓解对新罗的军事压力。但太宗警告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四国俱扰，于尔未安。”第二条计策是将唐军数千副朱红色战袍及红色军旗赐给新罗，与来犯之敌交战时，新罗可以让自己的士兵穿上唐军战袍。太宗对使者说：“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太宗的第三条计策是派一支部队从海上攻打百济。这三条计策确实都会助新罗一臂之力，但太宗显然无意立即采用其中任何一条。他的第四条计策暴露了其真实意图。太宗说：“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休宁。我遣一宗枝，以为尔国主，而自不可独往，当遣兵营护。待尔国安，任尔自守，……尔宜思之，将从何事？”使者显然对太宗的最后一条建议感到震惊，唯唯诺诺，不能作答。太宗讥讽他说：“非乞师告急之才也。”

　　新罗僧侣也普遍担心唐廷可能控制新罗，慈藏就是其中一位。638年，他携十余名弟子入唐学习佛法。在唐期间，他对唐朝典章制度的兴趣不亚于佛法。643年返回新罗后，他推动新罗效仿唐朝移风易俗，呼吁国王让新罗官员改穿唐朝式样的官服。但是，慈藏虽热衷唐文化，却不赞成在政治上唯唐廷马首是瞻。实际上，他非常怀疑唐朝对朝鲜半岛的意图。他曾向人讲起自己在中原与一位神人相遇的传奇经历，这个故事明显反映了他对唐朝的疑虑。他说，神人得知新罗所处的困境后，建议他立即回国效力。当他问起帮助新罗的具体方法时，神人答道：“皇龙寺护法龙是吾长子，受梵王之命来护是寺，［汝］归本国成九层塔于寺中，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慈藏用“九韩”喻指新罗的九大敌人，而唐是其中之一。645年，慈藏归国后不过两年，新罗便在黄龙寺内建成九层塔，希望它能够保佑新罗免受邻国之祸。塔有九层，象征着九个曾对朝鲜半岛动武的国家和政权，中华位居第二层，仅次于新罗最大的敌人日本。

　　不过，新罗官员将自己的疑虑深埋心中，在与唐廷的正式交往中，给对方造成了新罗在政治上完全顺从唐廷的错觉。对于新罗和新罗的一些官员来说，唐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新罗只有在唐朝的帮助下才能在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中占据上风，而新罗的一些官员也需要借助唐廷之力为自己的家族报仇雪恨。金春秋便是一例。金春秋是新罗国相，他在642年痛失女儿和女婿。当年百济攻陷新罗西境的大耶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他的女儿和担任城主的女婿双双被害。消息传来，金春秋深受打击。他倚柱而立，终日不动，呆视远方，即使有人在面前经过也无动于衷。他发誓说：“嗟乎！大丈夫岂不能吞百济乎！”正是像金春秋这样意志坚决的人，最终促使新罗朝廷适时地接受了唐廷的要求，出兵协助唐廷攻打高句丽。 645年，新罗派出五万士兵攻占了高句丽南部的水口城。

　　新罗同意合作后，太宗重新评估了其在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中的战略重要性。他改变了对新罗的立场，不再主张派一位唐宗室亲王前往新罗。新罗因此对本国的安全更加放心，于是采取行动进一步改善与唐廷的关系。648年，新罗贡使抵达唐都，为金春秋来访做准备。太宗当时并不相信新罗已经在政治上完全臣服于唐。他派一名宦官询问来使，新罗国王既然已经宣称自己是唐朝外臣，为何仍然保有自己的年号。使者辩解说：“曾是天朝未颁正朔，是故先祖法兴王（514—540在位）以来，私有纪年，若天朝有命，小国又何敢焉？”太宗很满意这个解释，决定以高规格接待金春秋。同年腊月，唐光禄卿在长安郊外驿站迎接金春秋及其子，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金春秋不仅是新罗朝廷中的实权人物，也是一名老练的外交官。647年出访日本时，日本官员称赞他“美姿颜，善谈笑”。如今他要竭尽全力以三寸不烂之舌赢得太宗对新罗的支持。金春秋很清楚，取悦太宗最好的方法是在口头上重申新罗已经臣服于唐，并强调百济蚕食新罗之地对唐的危害。他跪倒在地，用谦卑、顺从的语气对太宗说：“臣之本国，僻在海隅，伏事天朝，积有岁年，而百济强猾，屡肆侵凌，况往年大举深入，攻陷数十城，以塞朝宗之路。若陛下不借天兵，翦除凶恶，则敝邑人民，尽为所虏，则梯航述职，无复望矣。”太宗被金春秋的诚恳打动，许诺再度对朝鲜半岛用兵。

　　太宗总结了644年第一次远征失利的经验教训，为647年的第二次远征制定了新策略。该策略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环节——唐军将首先消灭百济，然后以此为前进基地与辽东的唐军一起对高句丽发动钳形攻势。这个新策略需要新罗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鼓励对朝鲜半岛有领土野心的新罗更加积极地配合唐军行动，唐廷不仅答应帮助新罗收复被高句丽和百济侵占的故地，还许下了更多的承诺。太宗以唐军即将攻占的百济领土为诱饵对金春秋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有。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并乞新罗，永为安逸。”然而，这只是太宗故意开出的空头支票，实际上无意兑现。他要的不仅是财物和俘虏，还有土地。唐军在645年的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日后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金春秋此行虽然没有得到唐廷对新罗领土扩张的坚定支持，但在其他方面无疑都很成功。金春秋不仅获赐大量黄金和精美绢帛，还接触到了唐朝的先进文化。他参观国子监，观摩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礼，聆听学者讲授儒学。太宗还赐给他两篇亲笔撰写的文章，以及一部刚刚在648年编纂完成的《晋书》，太宗曾为其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下过四篇史论。这是皇帝的特殊恩典，只有金春秋和唐太子得到了这部史书的抄本。此外，金春秋还被授予荣衔“特进”，其子被封为左武卫将军。为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金春秋提出新罗将效仿唐制改换朝服。太宗欣然应允，赐给金春秋及其随从唐朝官服作为样品。更重要的是，金春秋说服太宗接纳其子为保护皇帝的卫士。这些卫士被称为“宿卫”，可以随时接近皇帝。这样，金春秋之子就可以方便地搜集有关唐廷对新罗及其对手的政策的情报。

　　金春秋回国后，新罗便开始全面引入唐朝的典章制度，既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也是为了确保得到唐廷的支持。649年，新罗朝廷下旨改换朝服和朝冠。第二年，又下诏规定五品（大阿飡）及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必须手执牙笏。同年，新罗开始使用高宗的年号“永徽”作为本国统治者真德女王的年号。新罗在处理政务时采用唐朝年号，意味着它愿意进入唐的政治轨道。这些努力得到了回报，唐朝的新皇帝高宗站到了新罗一边。百济和唐的关系开始恶化。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