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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袤的唐帝国与近邻和远国都保持着来往。唐廷为更好处理对外关系，采用了双重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参与收集情报，制定和实施政策。这一独特的惯例显然与以严格的中央控制为特点的现代国际关系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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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见中的情报收集

　　唐帝及唐中央、地方官员出于制定对外政策的需要和对异域的好奇，都尽力搜集有关外邦风土人情的信息。当皇帝接见刚从异域返回的唐人或是来访的外国人时，唐朝君臣可以听到大量这样的信息。645年，太宗接见了刚从天竺返回的玄奘，后者是一位极具胆识的僧人。太宗向玄奘提出了很多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印度和喜马拉雅西部的地理，当地的物产和风俗，八位天竺国王和四位佛陀的遗迹。皇帝对天竺的兴趣似乎纯粹出于好奇，但他问到喜马拉雅地区的情况，其实与唐在西域的地缘政治利益有关。实际上，太宗对上述地区的地理知识非常渊博。一年之前的644年，唐军远征焉耆。太宗在和大臣讨论远征进展时说，有人奏称部队已于阴历八月十一日出发，他估计军队将在二十日到达目的地，二十二日击破焉耆，“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据唐代史料记载，太宗话音未落，信使便策马赶到。

　　唐廷东道主与访客间的交谈，是为外国客人举行的朝会中的重大事项。这种对话通常被称作“奉对”或“对见”，是在一套复杂仪式中完成的。通事舍人首先从皇帝那里接到对使者的问候，以及有关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然后把它们传达给来客。来客跪拜两次，接受问候，回答问题，完毕后再跪拜两次。 659年，日本遣唐使阪合部石布来到长安。他与高宗的对话透露出皇帝会对访客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卅日，天子相见问讯之：“日本国天皇平安以不？”使人谨答：“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天子问曰：“执事卿等好在以不？”使人谨答：“天皇怜重亦得好在。”天子问曰：“国内平不？”使人谨答：“治称天地，万民无事。”天子问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使人谨答：“国有东北。”天子问曰：“虾夷几种？”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粗虾夷，近者名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天子问曰：“其国有五谷？”使人谨答：“无之。食肉存活。”天子问曰：“国有屋舍？”使人谨答：“无之。深山之中止住树本。”天子重曰：“朕见虾夷身面之异，极理喜怪。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后更相见。”

　　在上述对话中，高宗礼节性地问候了日本君臣，询问了日本各方面的一般情况。但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他在672年接见吐蕃使者时，却对访客提出了极为尖锐和敏感的问题。他的问题涉及掌权的吐蕃君主的性格、与大臣的关系以及吐蕃的政治惯例。高宗问道：“赞普孰与其祖贤？”使者答道：“勇果善断不逮也，然勤以治国，下无敢欺，令主也。”使者在皇帝的催促下继续说道：“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毼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然而，皇帝对这番回答并不满意。他要求使者就吐蕃最近征服吐谷浑、攻击凉州之事做出具体解释。机智的吐蕃使者巧妙地回复说：“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闻。”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