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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唐修好并和平共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辽东各方的实力对比有了变化，唐廷无须借助新罗之力便可化解与渤海国的矛盾。唐军分别在732年阴历二月和734年阴历六月大败契丹和奚，清除了唐与渤海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一位奚部落首领率五千骑兵投降。奚和契丹士兵摇身成为唐攻打突厥的先锋。

　　战略形势向着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渤海国王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对外政策。自渤海国臣服突厥以来，突厥的实力已经由于内部权力斗争而大受削弱。渤海国王决定改变先前反唐亲突厥的立场。735年阴历三月，渤海国遣使入唐，恢复了双方中断已久的联系。大武艺为表明自己对旧主的态度已经转变，在735年秋下令扣押突厥使者，拒绝了突厥人提出的联手对抗奚和契丹的要求。736年春，渤海国向玄宗上表，通告这一新的外交立场。 737年冬，大武艺遣返了拘押在渤海国的唐水手和百姓。一年之后，渤海国王为了使双方关系完全正常化再次遣使入唐。他请求得到《唐礼》和唐朝的官修史书。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政治姿态，表明渤海国渴望在唐的势力范围内谋求秩序与和平。

　　大武艺在735年以后的一系列外交运作，使辽东局势从738年开始出现缓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武艺于当年阴历闰八月去世，距离他最后一次遣使入唐仅仅过了两个月。不过，渤海国已经踏上了与中原王朝和解的道路。大武艺的儿子大钦茂（文王，737—793在位）继位后也将忠实地奉行这一路线，并最终为唐和渤海国带来了持久的和平。

　　不过，一开始的缓和是脆弱的，它只是唐廷无可奈何的妥协以及双方一时权宜之计的产物。八世纪三十年代末与吐蕃的边境冲突迫使唐廷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西北，调遣更多军队迎击吐蕃。这一转变导致唐廷从朝鲜半岛全面撤军，随后又在辽东采取守势。唐廷虽然希望制伏渤海国，但不得不优先考虑西北的战事。唐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其不可能再在东北发动大规模战争。加之新罗也一直不愿出兵相助。至此，唐已无力征服渤海国。于是，唐廷决定寻求与渤海国的和平。

　　但大钦茂似乎仍然对和平心存疑虑。他永远不能确定唐的下一步行动，而且新罗在渤海国东南边境的军事存在也使他感到威胁。他决定与唐和日本展开等距离外交，一如他的父亲曾同时周旋于唐和突厥之间一样。

　　738年，刚刚掌权的大钦茂就遣使向唐玄宗进贡了一千张貂皮。但他认为同时寻找其他盟友才是明智之举。739年，渤海国遣使出访日本，恢复了大武艺在728年开启的官方联系。 728年的渤海使团由三名将军率领，目的是告知日方渤海国在战略和军事方面的关切。渤海国王在国书中表示，一旦与邻国发生冲突，希望日本能出兵援助。 739年大钦茂派往日本的外交使团成员也多为将军，他们向日方表达了类似的关切。

　　直到755年之后，唐和渤海国才从一时缓和走向真正和平。这一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失去了对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不得不撤走在辽东的驻军。虽然叛乱于763年结束，但河北东北部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当地节度使手中。唐廷无法动用这些藩镇的人力、物力资源讨伐渤海国，只得像当年接受朝鲜半岛现状一样，接受了东北地区的既有格局。与渤海国议和成为唐唯一可行的政策。762年，随着代宗登基和安史之乱结束，唐廷如同当年承认新罗一样，正式承认了渤海国。

　　随着双边关系稳步改善，渤海国王从唐廷得到越来越多的显赫头衔。738年大钦茂第一次遣使入唐时，唐廷不仅允许他继承其父的渤海郡王称号，还赐给他两个正三品的官职——骁卫大将军和忽汗州都督；八世纪四十年代，唐廷又加授他二品特进和三品荣衔太子詹事。762年，新皇帝代宗首次承认渤海为“国”，大钦茂为合法国王。大钦茂终于不再怀疑唐廷有任何敌意，同年渤海国派往日本的使团不再由将军，而改由文官率领。唐与渤海国的双边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渤海国使节开始频繁造访唐廷。从766到779年的短短十三年间，渤海国二十五次遣使向代宗朝贡，有时一年多达两三次。唐廷为增进双边关系，授予大钦茂显赫的一品誉衔司空和太尉。在大钦茂长期执政的末期，渤海王子主动请求为继承代宗的德宗担任宿卫。

　　渤海国巩固了与唐朝的和平之后，便开始继续向北扩张。大仁秀（宣王，818—830在位）当权时，渤海国吞并了越喜部及黑龙江流域的其他部落。和平还促进了双方的官方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渤海国大规模吸收唐朝的制度和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华的一个缩影，被唐人誉为“海东盛国”。唐文化也经渤海国进一步远播到日本和新罗，十世纪时又扩散到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个包括唐、渤海国、新罗和日本在内的文化、经济纽带在东北形成。这有利于稳定唐的东北边疆和东北亚的国际局势。东北亚的平静一直持续到九世纪八十年代，此后唐朝内乱频发并最终在907年灭亡，新罗在九世纪末分裂，渤海国于926年被契丹灭亡。

　　唐与朝鲜半岛各政权及渤海国的关系，是亚洲复杂、多极本质的最佳例证。在这些关系中，高句丽、新罗、百济及渤海国的统治者是东北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唐主宰的世界的被动服从者。各政权的君主主动接触唐廷，以获得唐对他们在本政权内部的统治地位的承认与帮助。当朝鲜半岛和东北的区域局势紧张、利益冲突激化时，他们不接受唐的地缘政治构想，而是通过调整和操纵与唐朝的关系，实行各自的对外政策。他们的活动对唐朝的朝鲜半岛政策和该地区各政权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唐朝开国皇帝高祖的朝鲜半岛政策旨在维持现状，唐只是在高句丽、新罗、百济发生冲突，向唐廷上诉时，才会充当仲裁者。过度的军事扩张是导致隋朝骤然崩溃的原因之一，高祖对此仍记忆犹新，因此坚决反对出兵干涉半岛事务。可惜的是，这一理智、精明，最符合唐朝利益的政策，未能长久实行。唐拒绝军事干预朝鲜半岛，使高句丽不再担忧西部边境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加强了对百济和新罗的军事活动。

　　百济和新罗都急于把高句丽的注意力从它们的边界引开，因而极力制造唐与高句丽的不和。它们积极的外交活动最终成功地使唐对高句丽宣战。唐最初对高句丽西北边境施加的军事压力，迫使后者撤出先前占领的百济领土，调拨军队应付唐军的威胁，暂时减轻了百济的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的高句丽之役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百济都没有任何益处。唐最终决定消灭百济，把它变为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钳形攻势的前进基地。唐军很快消灭了百济，然后又成功地征服了高句丽，但随即便陷入新罗领导下的、有高句丽和百济遗民参加的抵抗运动的泥沼。唐廷最终决定从朝鲜半岛撤军。在这场战争中，朝鲜半岛三政权中的高句丽和百济皆为失败者，但唐也非赢家。真正的受益者是新罗，它最终完成了统一半岛的大业。

　　东北亚国际政治的多极本质，常常被唐对这个地区似乎压倒一切的文化影响所掩盖。朝鲜半岛三政权以及渤海国的统治者在与唐交往的整个历史中，始终是中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狂热崇拜者和谦卑的学生。新罗历代君主最为典型。他们引进唐朝的典章制度，推动内部改革，给唐玄宗和唐代宗留下了深刻印象。前者赞扬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后者也赞誉新罗是“东方君子之国”。一位唐代诗人将新罗描绘成一个“始觉儒风远，殊方礼乐新”的国度。另外一位则称新罗是“地即同正朔”的国家。

　　然而，新罗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把借鉴唐朝文化、引进唐朝制度变为在政治上服从唐朝。他们采取这些深思熟虑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增强自身实力，而不是诚心诚意地想要成为一个由唐朝主宰的世界的一员。撰有《三国史记》的十一世纪高丽史家金富轼或许是觉察到个中实情的第一人。他在讨论新罗649年采用唐朝年号时指出：“若新罗以一意事中国，使航贡相望于道，而法兴自称年号，惑矣。厥后承愆袭缪多历年，所闻太宗之诮让，犹且因循至是，然后奉行唐号。虽出于不得已，而抑可谓过而能改者矣。”但所谓“过而能改”只不过是新罗所做的表面文章。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