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章 亚洲经济

　　观察中国的人士往往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要么将威胁世界，要么将濒临崩溃。然而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尽管观察家一直以来都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但是大多数外行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些观察家预测，在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有“自由落体式”的下降，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强，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有观察家称，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投放过度，忽视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忽视了投资者购买这些企业股票的需求。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漂浮在亚洲的巨大岛屿，而是深深扎根于亚洲经济体系之中的大国。中国的邻国数量全世界最多，这些国家与中国相互依存、互惠互利。未来的世界即将亚洲化。

　　亚洲第三波经济增长浪潮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整个亚洲经济发展势头的降温，许多其他的亚洲国家仍在加速发展。它们正赶上了第三波现代亚洲经济增长浪潮，第一波经济增长浪潮由二战之后的日本和韩国推动，第二波经济增长浪潮由中国（先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然后是中国其他地区）推动，现在这波浪潮又由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推动。每一波浪潮都对应着一组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比例达到了最佳状态，每一波浪潮都意味着亚洲庞大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加起来不到1.5亿，90年代，中国人口超过10亿。如今，从巴基斯坦到印度尼西亚，这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的总人口已达到25亿，在西亚，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构成的三角区覆盖了3亿人口，亚洲将经历一波有史以来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经济增长浪潮。

　　亚洲各国经济的韧性很强，这反映了50年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一体化先后由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和中国推动。如今，另一个转型正在进行，日本、韩国甚至中国的企业都选择东南亚作为外包地，东南亚因此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是有着高储蓄率的国家，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开始动用存款，因此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攀升。在中国崛起期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和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促进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尽管东亚仍吸引了亚洲一半以上的投资，但由于亚洲老龄化的国家在“年轻的”亚洲国家进行投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下，属于“年轻的”国家），印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正在快速发展。因此，亚洲的发展模式是国家之间互相促进，而非强国取代弱国。

　　图4–1 年轻人口超过老年人口：亚洲社会的年轻化和老龄化趋于平衡，推动经济发展和移民数量发生变化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在30岁以下，而日本、泰国、韩国、中国等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在40岁或40岁以上，属于老龄化国家。然而，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处于年龄中位数以下的人口数量仍是世界上最多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和印度都拥有充足的年轻劳动力。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移民越来越多，这弥补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亚洲的财富也在一代又一代不断增长。汇丰银行前主席欧智华表示：“21世纪的美国梦正在成为21世纪的亚洲梦，对很多亚洲家庭来说，拥有住房、汽车、智能手机、旅游、银行服务和医疗保健意味着向上层社会自由流动的愿景。”随着亚洲各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上货币贬值、商品价格走低、通货膨胀等问题得到控制，亚洲内部的贸易额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亚洲人选择使用本国货币购买商品，远低于西方人用美元或欧元支付的价格。不按照美国的标准，亚洲人依然可以过上好生活。的确，大多数亚洲人的收入还无法达到西方的人均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与俄罗斯或巴西相当，还没达到美国或英国的水平，但这不是重点，亚洲国家关注的是保持高就业率，控制生活成本，确保人人获得基础服务。西方批评人士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让中国面临危机，但中国适时地转向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美国人发明了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体现了20世纪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雄心。但是，仅靠经济增长是无法实现全民福祉的，21世纪，包容性发展指数已成为衡量国家发展质量的更佳标准。包容性发展指数的评估标准不仅包括经济规模，还有人口预期寿命、失业率、收入中位数、贫困水平、不平等率、居民储蓄率、碳排放强度等因素。根据包容性发展指数，在亚洲国家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名最高，其次是韩国和以色列，都排在全球前20位。在大多数包容性发展涵盖的领域中，下一梯队的亚洲国家也取得长足进步，如阿塞拜疆、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亚洲也有一些贫穷的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和也门。亚洲开发银行的社会保障指数显示，在贫困失业人口援助计划中，南亚、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资金投入仅为东亚国家的一半，但随着亚洲体系的发展，亚洲各国也将学会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并且相互促进实现这一增长。

　　亚洲拼图

　　如今，亚洲体系就像一块巨大的拼图，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板块拼成，亚洲各板块经济上的互补使亚洲融合成一个整体，规模远远大于各个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自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各国间贸易额增长的速度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2007—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时，亚洲国家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下降，但是亚洲内部的贸易非常强劲，弥补了出口下滑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并不是全球性的，在危机爆发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亚洲内部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2009年的29%增至2016年的57%，几乎与欧洲所占的比例持平。在这20年里，西亚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迅速加入亚洲经济体系，为东亚和南亚提供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能源，开始时价格较高，现在则以低价销售，西亚同时也成为东亚商品的主要市场，他们新兴的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也成为东亚投资商的目标。

　　尽管现在贸易全球化在不断发展，但贸易一直具有高度的区域性。由于欧洲内部市场较为密集，2016年，欧洲贸易仍占全球总贸易额的30%，其次是东北亚（25%）、北美（不到20%）、东南亚（10%左右），世界其他地区所占比例刚刚超过10%。现在的新情况是，非西方国家增进了彼此之间的贸易联系，减少了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过去20年里，亚洲各区域的贸易额（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在全球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北美不再是占比最大的地区。在全球贸易中，最激烈的争论之一是，西方作为亚洲国家投资的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能否与其“脱钩”，不再依赖西方，答案越来越倾向于是。亚洲各国的经济情况多种多样，既能大批量生产商品，也能提供高端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亚洲内部还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只有专注于满足彼此日益增长的需求才能获得最大收益。西南亚、南亚、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额继续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特朗普政府非常关注亚洲的贸易大国，如中国、印度和韩国，亚洲各国也在共同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自2013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新提议的44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有28个是亚洲国家之间的，亚洲内部的贸易额将继续增长。

　　几十年来，亚洲东北部地区形成了亚洲主要的工业输出带，中日韩三国之间形成了劳动分工的格局。今天东亚的三个主要出口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每年的出口总额达4.2万亿美元，几乎是欧盟和北美的总和。2015年，按营收计算，中国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成为全球第三大科技公司，组装了全球70%的iPhone（苹果手机），剩下绝大多数的iPhone由中国台湾企业和硕和纬创资通负责组装。中国大举进军高科技领域，一些日本和韩国生产的零部件正被中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取代。2000年，中国生产的科技产品在亚洲出口的科技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0%，2014年，这一比例达到44%。华为、联想、海尔和比亚迪公司在电信设备、笔记本电脑、家电和电动汽车等领域都领先于亚洲和西方同行。但是，中日韩三个国家间仍高度合作，中国大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韩国仍在生产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屏和芯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正在减少，但随着中日韩三国间贸易额的持续攀升，三国均希望通过一项三边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这个高产的东北亚三角地区过去主要向西方出口产品，但现在它为亚洲其他地区提供了质量更高、成本更低的产品。亚洲以外一些人羡慕的事情却是许多普通亚洲人每天可以实现的：从中国进口廉价商品，并向中国出口产品，提高本国生产力和竞争力，日本和韩国有大量的制造商将生产地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并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巨大市场扩大业务规模。

　　中国工厂工人的日平均收入接近30美元，而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工人的日平均收入仍不到10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工业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日本每年对东南亚的投资翻了一番，达到200亿美元，日本充分认识到，东南亚是尼桑电动汽车和弹性燃料（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汽车未来的市场。韩国将一系列电子产品和汽车的组装工作外包到东南亚，推动东南亚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领头羊。到2020年，韩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额预计将达到700亿美元，仅三星一家公司就在越南进行了价值180亿美元的投资，其芯片产量将占该公司对华出口的一半。目前有超过10万韩国人居住在越南。作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计划的一部分，2018年，阿里巴巴承诺投入3.5亿美元在泰国、老挝、柬埔寨边境地区发展高效的物流业，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

　　自2014年以来，美国、欧洲乃至中国的企业也加入了日本和韩国的行列，将业务外包到东南亚，该地区每年吸引的投资也超过了中国。东盟每年的贸易总额近2.2万亿美元，其中1/4在东盟内部完成，与中国的贸易额占15%，与日本的贸易额占10%。自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按人口计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总体而言，东盟60%以上的贸易在亚洲内部进行，南亚和东南亚人口总数达25亿，像这样人口密度极高但较为贫穷的亚洲次区域正在提高收入水平，这些区域将取代欧洲和北美，成为东亚地区货物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印度也已加入东亚经济增长的浪潮之中。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已经开始实行“向东看”政策，该政策现在被称为“向东行动”——向东北亚和东南亚派出商业代表。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增长到每年800亿美元，不过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是出口到中国的6倍。印度与东盟间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预计在未来5年内，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将增加一倍（目前是700亿美元）。印度与韩国和日本的贸易额也接近200亿美元，莫迪和安倍晋三宣布，科技产品的双边贸易是重中之重。印度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工业和城市的升级，已将商业活动从孟买等传统经济中心扩展至浦那和海得拉巴等二线城市，促使它们成为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中心。印度沿海的十几个新港口项目将促进印度工业产品向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高效输出。

　　亚洲迅速现代化的城市也推动了该地区的互联互通。亚洲的每个区域都有越来越多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心：海湾地区的阿布扎比、迪拜、利雅得和多哈；西亚的伊斯坦布尔、特拉维夫、德黑兰；南亚的卡拉奇、孟买、班加罗尔和钦奈；以及所有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都市，从东京、上海到曼谷，从胡志明市到马尼拉和雅加达。此外，越南和阿曼的经济特区是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指定出入境地点。就像织布板上的洞一样，这些节点把亚洲人的贸易活动联系得更紧密。世界上最繁忙的10个国际航线中有9个是亚洲城市之间的，其余地区只有北美的纽约和多伦多这两个城市间的航线上榜。

　　图4–2 复杂的老龄化：随着亚洲社会的老龄化和人民的更加富裕，亚洲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断上升

　　纵观整个亚洲，你会发现亚洲人现在即使不是最大的投资者，也是最突出的投资者之一。自2001年以来，在亚洲51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亚洲内部国家。日本已经赶上并正在超越欧洲国家，成为东盟最大的投资国。自2015年以来，日本在印度的投资每年都翻一番，现在每年的投资达到40亿美元，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新加坡以每年140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先于所有进入印度的投资者。中国也已成为印度电力、电信、建筑和其他行业的主要投资国。尽管目前中国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总投资额仍落后于日本，但中国正在迅速赶上，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的投资，并承诺增加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

　　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引人瞩目的地方。迄今为止，中国在对邻国的固定投资上还有所保留。资深中国观察家荣大聂将对中国投资政策的研究比作光谱分析：观察其辐射范围并揭示其内在特性。为了避免资金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和银行，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这引发了一波资本外流潮，在2016年达到2250亿美元的峰值后，中国开始限制对外投资，要求企业停止追逐无意义的炫耀性资产，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政府的战略重点上。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低于日本的1700亿美元，但中国的战略重点更加明确，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和上海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被国家要求投资给邻国的高潜力产业，如基础设施建设、大宗商品贸易、银行业、电信业。中国正在铺设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间的光纤电缆，并为数亿人建立5G运营商。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公司、采购公司和建筑公司大多是亚洲的，它们在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有大型承包商，这些公司都想跨越亚洲的各个“拼图”。

　　中国在亚洲内的贸易额已经是日本的3倍，因此，人民币作为亚洲内部贸易使用的一种货币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目前，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是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实际份额的4倍。然而，随着美元汇率升高，进口商品价格也随之变得高，亚洲国家有意摆脱美元的控制。尽管人民币不太可能成为亚洲唯一的货币，但亚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各国央行正在储存人民币。中国有意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与合作伙伴的贸易以人民币计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其一半的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用人民币购买石油，签署“人民币石油协议”，这一计划将迅速推进。中国还从战略上推动使用以区块链为基础的货币，这样中国在贸易中就能规避美国财政部的“长臂管辖”及制裁。区块链工具迅速发展，所有的亚洲国家就更有可能使用这些工具进行贸易结算，而不是全部改用人民币。不管使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央行已经建立了金融科技桥梁，迅速实现与其他国家的无缝跨境支付。在亚洲，货币几乎没有国界。

　　资本主义，亚洲风格

　　亚洲国家坚信全球化是它们走向繁荣的通行证。尽管亚洲国家对西方经济体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它们仍在追求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即相互融合并扩大贸易联系。美国在贸易自由化上的倒退（包括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没有削弱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以及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兴趣。纵观历史，贸易顺差大国一直提倡自由贸易，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奉行新重商主义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和受到政府积极支持的国际扩张战略，以实现超级大国地位。亚洲大国并非如此，它们想要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自由贸易。

　　亚洲人将市场视为合作伙伴，而非大师。日本和韩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奉行国家资本主义；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实施资本管制以防止不稳定的短期资金流动，加大贸易开放程度以保护关键领域，实施产业政策以刺激战略性利基市场并增加出口；亚洲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是因为吸取了这些国家崛起的经验。从俄罗斯到沙特阿拉伯再到越南，国有企业确保了国家对关键工业领域的控制，使得每个领域都有世界领军企业。中国最需要的大宗商品包括石油、钢铁、铝、锂等，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控股公司在全球扩张，试图获得原产地供应商的股权。如今，按资产计算，全球排名前5的银行来自中国和日本，以中国工商银行为首，目前在60个国家开展业务。即使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世代相传的家族企业集团（日本的经连会和韩国的财阀）也享受到了国家对国内企业的保护。在韩国，排名前10的财阀占了股市一半以上的市值，仅三星及其子公司就占据了1/3的市值。

　　尽管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比中国更开放，但这些国家正从中国数十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一个主要的结论是，由投资主导的经济战略是成功的，尽管这与西方的教条背道而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5%跃升至2006年的66%。在许多局外人看来，中国大力投资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一定的产能过剩及浪费，尤其是造成了非必要的大型项目的浪费。此外，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刺激措施带来了巨额债务，尤其是在国有金融业和工业部门，企业债务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0%。但工业或服务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事实上，电子商务等热门行业非常依赖中国高质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如今，出口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不足20%，而且还在下降，而服务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超过一半。在非金融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出现违约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将持续下去，这些企业已经被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将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降至最低。

　　即使强大的企业家阶层正在崛起，官商间的勾结在亚洲也很普遍。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亚洲的资本主义民主大国，在这些国家中，庞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仍然把持着诸如建筑业、房地产、航运、商品贸易、银行业和电信业等主要行业。企业金字塔的顶端仍然狭窄，商业大亨们对国家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做法也是将国家资本和家族集团结合起来，各部门几乎都在经营它们所监管的行业，而富裕的家族企业则控制着建筑业、进出口贸易、农业和其他领域的利基市场。

　　一个主要原因是家族企业仍然是亚洲经济的支柱。全球排名前500的家族企业有1/5位于东亚，中国和印度的数量最多。印度85%的公司是家族企业，它们的产值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这一情况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类似。根据麦肯锡公司调查，过去10年，该地区家族企业的产值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它们利用雄厚的资金投资合资企业和新技术，提高本国员工的生产率。有些人可能会称这为儒家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了群体的重要性，这就像中文里“关系”的概念，人际关系在这里具有特殊影响力。

　　亚洲亿万富翁的数量占世界总数的30%，印度的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海湾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的亿万富翁人数接近100人。由于85%的亚洲富人是富一代，未来20年将出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亚洲将很快拥有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的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以及中产阶级。在亚洲，财富管理行业正蓬勃发展，数百家新的家族理财公司在各中心城市设立，银行往往只起到保管财富的作用。一家欧洲银行的主管表示，“在美国，美国银行在服务大客户方面几乎不面临竞争。在欧洲，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在争夺市场。在亚洲，欧洲、美国和亚洲的银行都在争夺富有的客户。我们所有的利润空间都被挤压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数万亿美元的储蓄用于投资获利”。

　　然而，并非所有这些资金都能够被用于明智的投资。高增长的市场往往是最腐败的，亚洲也不例外。越南、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亚洲的腐败程度最严重（还有贫穷的缅甸）。但是，经济实用主义、加强领导层的纪律性和取悦投资者的意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亚洲重大的反腐行动。在美国，一个CEO（首席执行官）可能会破坏公司价值，将获得的利益当作“金色降落伞”，在欧洲，高管们可能不得不拿自己的收入缴纳罚款，而在亚洲，贪污的官员和高管们最终会入狱或被流放。在中国，反腐行动扼制了官员和企业大亨的巨额资本外流。在韩国，三星集团“太子”李在镕于2017年被判有罪并入狱，罪名是以捐款换取并购批准。韩国总统朴槿惠于同年被弹劾，并于2018年被控腐败罪，被判处24年监禁。在整个东盟，如泰国和马来西亚，有许多受贿的部长被免职，独立的反腐部门得到了更多的资源，企业管理计分卡则向社会公布。印度总理莫迪严厉打击会计造假的企业和离岸空壳公司，而在巴基斯坦，由于“巴拿马文件”的泄露，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不得不在2017年辞职。

　　亚洲逐渐从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演变为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体，亚洲各国政府将继续引导市场发展，促进国家发展。亚洲人普遍认为，市场应该服务于整体社会福祉，而不是以自身利益为目的。与西方不同的是，亚洲社会仍在走向全球化，亚洲各国政府正积极引导全球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印度到越南，调查显示支持全球化的人超过80%（相比之下，美国和法国只有不到40%）。美国社会反金融和反高科技的情绪日益高涨，表明了其民众在意识形态上与亚洲人趋同，即不允许银行和科技巨头随意利用消费者，银行和科技巨头应该服从于国家，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包括稳定财政、创造就业、基础设施升级、技能培训及其他。西方政府越是扶持金融业和制造业等产业，它们的体系在实践中（如果不是理论上）就越像亚洲式的资本主义。

　　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人对英美（放松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就产生了质疑。他们认同财政再分配能促进公平增长，而非正统的资本主义观点（通过经济增长实现再分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提高税收、增加（而非减少）公共投资才能减少不平等现象。因此，许多亚洲国家正毫不犹豫地通过低利率、反周期投资、积极的公共支出和高税收等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社会公平并创造就业。良好的公共交通、住房、电力、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对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经济改革不能以高失业率和牺牲社会凝聚力为代价。印度尼西亚正在稳步扩大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到2020年将达到20%。

　　亚洲人还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宏观审慎措施的建议，比如《巴塞尔协议III》规定，银行存贷款比率要高，房地产市场中贷款价值比要合理，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有了这些措施，亚洲人就不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也能保护自己不受其他地区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却忽视了它们曾经传授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智慧。亚洲各地区的利率现在更多的是在亚洲内部保持同步，而不是与美国同步，这样，亚洲各国就能够促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土耳其等亚洲国家在需要战略举措来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本国货币时，会把目光投向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美国逐渐学会了如何摆脱对利率的执着，更多地将关注放在促进投资上。卢特非·西迪基是前瑞士联合银行的银行家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风险管理学教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都是亚洲人了。”

　　从为美国承保到为亚洲提供资金

　　在东亚经济的第一波和第二波增长期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外国资本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它们帮助日本实现了经济奇迹，也帮助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随后，东亚国家以购买美国和欧洲国家国债的形式，将巨额储蓄借给美国和欧洲。亚洲资本成了稳定美元和维持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助力。中国和日本仍然是美国国债的两大持有者，各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在前10，各持有近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前10名全部来自亚洲，包括沙特阿拉伯、韩国、印度和新加坡，总共持有超过55%的美国国债。

　　此外，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欧洲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为2万亿美元），尤其集中在能源、制造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在油价暴跌时，亚洲投资者一直在帮助得克萨斯州的页岩区开采石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韩国投资公司都将超过50%的公共股权投资组合配置到美国股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将34%的资产投资给北美地区。亚洲的融资为美国的长期债务提供了重要的担保，这为美国基础设施重建提供了资金。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承诺向美国黑石集团新设立的一个基金项目注资200亿美元，用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随着亚洲人重新聚焦于投资亚洲（和欧洲），而不是美国，一场大规模的资本转移正在进行。由于双边关系日益紧张，2018年，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下降了90%。由于美国债务增加，亚洲内部及亚洲与欧洲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亚洲与美国的贸易增长速度，亚洲人对美国国债的兴趣正在减弱。亚洲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储蓄率却在下降，这使得东亚国家购买美国国债的频率趋于平稳。阿拉伯地区的各国央行一直在抛售美元，以支撑其外汇储备，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并为摆脱石油依赖型经济提供资金。

　　亚洲人在投资自己的（而不是美国的）国债和资本市场方面，正变得越来越自信。几十年来，大多数亚洲国家（日本是个例外）缺乏足够成熟的金融市场来吸收亚洲的大量储蓄，这些储蓄后来流转到伦敦和纽约。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工程，而非依靠基础经济来推动增长。对欧洲人而言，他们对购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务感到心力交瘁，也不太愿意短期借入美元，然后将其重新投入美国的消费者债务中去，而且他们需要考虑自己银行的偿付能力。在过去10年中，西方金融体系不稳定，美国的金融利率不断上升，但亚洲国家成功度过了这段时间。美国每次提高利率，西方经济学家都预测亚洲货币市场将出现“缩减恐慌”。但这些证券投资资本的外流并未造成多大影响，亚洲人仍有巨量（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资本可供借贷。亚洲人花了20年时间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以便在发生危机时增强货币的流动能力。这些努力为亚洲各国央行提供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的流动资产，以备必要时作缓冲之用。

　　为了避免以美元计价的债务风险，许多亚洲国家政府都发行了大量以本国货币（而非美元）计价的国债，投资者争相购买，中国发行的债券约占亚洲的一半。外国投资者仅持有约2%的中国国债，但中国已表示，可接受外国投资者持有约15%的中国国债，并已批准英国渣打银行发行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券”。这可能意味着，到2025年，中国将增加3万亿美元的流动资产，支持其在国内外的继续投资。中国的去杠杆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打击银行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小额贷款，这打开了外国金融机构向中国客户提供贷款的大门。中国正在推进改革，将取消外资在合资企业持股的比例限制，并对外资在中国金融企业中的持股比例设置上限，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投资A股。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还通过发行债券筹集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同时削减补贴以降低预算赤字。2017年，菲律宾发行了备受欢迎的25年期债券，其中近一半由欧洲投资者持有，1/3由亚洲人持有，其余由美国人持有。总的来说，由于大部分亚洲国家持有的债务以当地货币计价（印度尼西亚除外），它们可以保持低利率，被动地去杠杆化。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储蓄增加，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能轻松地管理好当前的偿债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属于“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这一概念非常过时，像阿根廷这样（归属于此概念）的国家则永远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亚洲国家其他的重要措施是亚洲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征兆。亚洲跨境证券投资从2001年的3万亿美元飙升到2015年的12万亿美元，翻了两番，但仍然只有20%的跨境证券投资是区域内的（欧洲为60%）。在亚洲大部分地区，金融服务业仍然是一个受到战略性保护的行业，但金融管辖区的监管正在互相协调，使金融衍生品可以在区域平台上进行交易和清算，银行可以更便捷地进入对方的市场，证券交易所可以相互联结，信息披露标准正在趋同，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跨境发行债券和股票，监管机构也在向基金经理发放“通行证”，以吸引投资。

　　这些举措促进了亚洲企业债券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传统上，债券市场只给亚洲公司提供了不到20%的融资，远远落后于银行和股票（仅银行就占东亚企业债务总额的80%）。此外，亚洲人更倾向于通过“迂回套利”投资自己的市场，这意味着他们会听从西方基金经理的安排，而这些基金经理在西方配置的股票远远超过了在亚洲配置的股票。但在未来几年，亚洲的储蓄将更多地用于向亚洲投资，而非向西方投资。美国股市没有反映出基本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反映出美国企业在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中的权重，该指数目前大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此同时，日本、中国和印度的股市总值占其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0%~70%之间。鉴于亚洲金融、工业以及科技集团的规模，将这些集团资产证券化的空间非常大。亚洲债券市场的规模现在正以每年25%的速度扩张。香港恒生指数在2017年的表现最好，而同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在全球仅排第三十三名。多数专业人士预测，未来10年，亚洲证券交易所将实现最高的增长。此外，亚洲评级机构也在积极应对西方评级机构的合法性危机，为准备向亚洲配置更多资本的投资者提供更可靠的数据。分析人士预计，中国的资产管理业规模在2025年将从目前的3万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这基于一个假设，即中国家庭将储蓄的10%用于投资金融资产（目前为4%），而东盟的资产管理业规模将达到4万亿美元。从银行、啤酒厂到建筑公司、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多的东盟企业开始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亚洲国家已经放松了对国外证券投资资本流入开放资本账户的警惕，西方投资者正纷纷涌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因为亚洲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他们已经从依赖西方银行的贷款者，变成了这些银行最想吸引的客户。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的首次公开募股规模为250亿美元，数额为历史之最，而亚洲科技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如新加坡的Sea集团和中国的瑞思教育公司，对华尔街的银行至关重要。中国目前有50多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数量略少于美国），印度大约有12家，东盟只有不到10家，还有更多此类准备上市的公司正蓄势待发。

　　全球资产管理业在亚洲仅开放了5%的业务，而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公司和家族理财室等西方投资机构在寻找固定的高收益投资（如亚洲货币、国家债券和公司债券）时，正试图提高这一比例。按市值计算，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已跻身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之列，这些公司的客户规模和服务范围迅速扩张，它们已成为西方退休人员证券投资组合的核心部分，这些退休人员的投资将使通用电气和惠普等蓝筹股公司陷入困境。既然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将中国股票和沙特阿拉伯股票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那么将有数万亿美元的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扩大它们在亚洲的投资组合。中国推出了“债券通”和“股票通”计划，鼓励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业。总部位于上海的陆金所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专门与想要进入中国金融科技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合作。

　　新兴市场指数和前沿市场指数也由孟加拉国、越南和其他亚洲人口大国主导。2016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将巴基斯坦从前沿市场升级为新兴市场，由此，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巴基斯坦ETF基金的交易量增长了两倍，并且一直在稳步上升。收购卡拉奇证券交易所的（现在是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的一部分）竞争非常激烈，卡拉奇证券交易所排名前100的公司年回报率加起来达到2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购了卡拉奇证券交易所40%的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也持有达卡证券交易所大量股份）。由于需求上升，风险低于预期，亚洲市场被低估了。最近的评级下调促使亚洲市场进行了必要的重组，同时压低了股价和市盈率，创造了具有吸引力的买入机会。在整个亚洲，那些只有基础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如今在电信、银行、房地产、科技和其他行业公开发行了更具吸引力的股票。他们还要求对公司治理进行更加严格的报告，使公司有更多独立董事，并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收益都被考虑在内。

　　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给了亚洲各国政府更大的回旋余地，也让它们的市场更具吸引力。较弱的经济体过去常常试图控制本国货币的价值，就像在玩《大富翁》游戏，在游戏中，现金不能用于其他牌局。大约20年前，我第一次去乌兹别克斯坦时，我的夹克和裤子口袋里塞满了一堆几乎毫无价值的索姆，现在，索姆可以自由兑换，并且币值稳定，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为8%，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阿拉伯地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者每周都在进出塔什干，寻找投资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机会。乌兹别克斯坦在苏联时代的铁腕人物卡里莫夫于2016年去世，这不仅没有带来混乱，还为实行经济实用主义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模式与其邻国哈萨克斯坦类似。从印度到越南再到蒙古国，许多亚洲国家最近都经历了痛苦的货币改革过程，为稳定经济和吸引投资者铺平了道路。

　　于是，全球资本大量流入亚洲，填补了向普通企业提供贷款的巨大资金缺口，这些企业为数十亿亚洲人提供服务，同时也为新兴的借贷模式提供资金，如点对点网络借贷（P2P）。中国2200家P2P机构（以点融网为首）的市值为1000亿美元。在印度，P2P贷款额在2020年预计将达到88亿美元，类似的业务在东南亚也迅速发展。由于亚洲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机构在全球金融资产中所占的份额迅速增长，而新的监管规定还未经检验，亚洲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下一个中心。因此，西方人需要更好地了解亚洲的金融规则和限制条件。许多西方基金经理密切关注着亚洲企业投资人的来电，就像他们密切关注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一样。

　　亚洲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会有大量新的投资流入亚洲，这些资本将满足亚洲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而亚洲各国无法独自满足这一需求。亚洲各国正在抛售资产，有可能是为了弥补低油价造成的损失，也有可能是在展示亚洲的原则，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这些国家重复利用它们的资产，将旧的基础设施出租给私人投资者，利用这些收入为新的基础设施融资，从而避免增加税款。海湾地区的经济体仍依赖石油收入支撑其支出，为多元化经济发展提供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以来，沙特阿拉伯的私营企业遭到了国有石油公司、矿产公司和工程公司的排挤，因为在这些领域，员工的工资高得没人想当企业家。沙特阿拉伯打击王室的挥霍行为，并制定经济战略，从只依赖石油转向制造业，因而私营企业将会得到发展。伊朗的国有企业也在进行私有化，目的是打击腐败、提高效率，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名下企业的主导地位。印度、泰国和菲律宾也在进行私有化改革，目标企业包括航空公司、乳制品加工场和赌场，以此筹集资金，刺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印度企业债务极高（包括金融债务和非金融债务），这迫使政府放松对国外投资的监管并加快私有化进程，这两者结合起来应该会使公司得到更好的治理。印度还在改革过时的政策，比如破产法，为破产企业的清算设定时间表，这样私营企业就能够进行重组，不被政府拖延时间，也不会为不必要的救助投入资源。

　　甚至在中国、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家，一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也正在进行重组，以便吸引投资并获得独立的经营权。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已成功将造船、钢铁、机械、电子等领域的诸多国有企业重组为功能性（甚至是营利性）实体。重组后的国有企业并非完全转为私营企业，而是成了新加坡式的政府关联企业，国有投资基金持有大量股份。亚洲各国摒弃了效率低下的大型企业，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它们的新企业不断并购对手（及其技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大公司购买中国联通和其他国有企业的大量股份，并引入技术对它们进行重组，使它们成为更好的企业。亚洲大型寡头企业集团给新一代跨越金融和技术边界的企业让开了道路。

　　其他亚洲国家借鉴新加坡模式，从外国投资者那里（而非从税收中）寻找投资和技术。亚洲各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在电子、信息技术、汽车、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领域创造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率和附加值。如今，从利雅得到上海，亚洲的摩天大楼里有许多成熟的公司。这吸引了全球投资者来到亚洲，亚洲现已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第二大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目的地（仅次于美国），全球私募股权资本有1/4投向亚洲。全球排名前4的私募股权基金都位于亚洲：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愿景基金、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各拥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可供配置。霸菱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经验丰富的基金公司，也是亚洲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其投资组合包括40家公司。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在亚洲完成的交易数量一直在以每年两倍的速度增长。自2016年以来，美国KKR私募股权基金已在亚洲收购了15家公司，涉及教育、金融服务、医疗、保险和酒店业。美国德太投资公司已将其在亚洲的投资组合扩大至37家公司，包括房地产、科技和能源领域的公司。贝恩资本在亚洲也有大量的投资，包括日本风能开发有限公司。殷拓集团等欧洲基金公司10多年来一直在向亚洲投资，总部位于瑞士的合众集团将其亚洲投资组合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增至17%，这一比例随着每笔新投资的增加而增加。西方和亚洲的基金企业也在进行合作，以促进升级和扩大区域业务规模。2017年，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伙人公司和中国投资公司联手斥资37亿美元，从新加坡Equis集团购买了一系列亚洲风能和太阳能项目。对印度工业巨头来说，英国脱欧后伦敦便失去了光环，他们把工厂卖给新加坡或其他亚洲投资者，转而向迪拜投资。

　　亚洲企业在物流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和外包业等领域取得了全局性的发展，它们的业务已远远超出了本土市场的范围。亚洲内部的销售增长最快。印度价值1000亿美元的软件市场迎合了微软公司和思爱普公司等西方科技巨头的需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和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价格实惠且高质量的信息技术服务，可与西方科技巨头竞争。价格和口味偏好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麦当劳和肯德基在美国和全世界成功开设了门店，但在菲律宾，他们却不能将炸鸡连锁店快乐蜂驱逐出市场，在那里，快乐蜂的门店数量是肯德基的3倍，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快乐蜂一直在东南亚和海湾地区拓展市场，其竞争对手就有麦当劳和肯德基（在美国快乐蜂也开了几家餐馆）。维他奶是香港的一家小公司，最初是为了解决民众营养不良的问题而销售豆奶，现在在40个国家开展业务。西方零售商渴望吸引亚洲的中产阶级消费者，但西方品牌对中国4亿千禧一代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及对他们父辈的吸引力。有10多亿南亚人和东南亚人渴望拥有冰箱，他们会选择购买的品牌是海尔、LG和戈德瑞吉。简言之，亚洲商品的消费者大多是亚洲人。

　　尽管这令西方企业感到担忧，但这使亚洲对风险投资商更具吸引力。尽管硅谷仍是许多领域的先驱，但它仅吸引了全球每年风险投资总额中的17%。2016年，美国获得的风险投资减少了100亿美元，跌至760亿美元。与此同时，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显示，2017年亚洲科技初创企业获得的投资超过了美国，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是其来源之一。红杉资本和Accel等顶级的基金公司已在亚洲扎根，它们在拓展美国以外的市场。这些基金公司激励了其他聚焦亚洲的风险投资公司，如金门创投和东方创投，同时，由政府支持的亚洲基金也入股了硅谷的创业孵化器和创业加速器产业，如阿布扎比金融集团就投资了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知名创业加速器500 Startups。越来越多的地区性初创企业的崛起，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亚洲主权财富基金不得不扩大其对亚洲科技公司投资的规模，而不再局限于名声在外的阿里巴巴和小米。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公司，TA联合风险投资公司在10年前没有外国员工，但现在其一半的员工和投资都在国外，尤以孟买和香港居多。

　　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及亚洲各区域之间的人才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帕维尔·杜罗夫被称为俄罗斯的扎克伯格，他将通讯软件电报（Telegram）的业务从俄罗斯拓展到了迪拜和新加坡。新加坡人陈映岚，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最近，红杉资本将业务拓展至东南亚和印度，后来陈映岚离职并创立了自己的前沿科技基金——徽章风险投资公司，在数周内，他就获得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承诺。陈映岚告诉我：“如今，一个完美的泛亚洲科技公司会在新加坡设立总部，拥有中国台湾的工程师、越南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将印度尼西亚设为目标市场，并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通过在亚洲内部开展业务，他了解到，尽管美国和中国正在引领亚洲发展技术，但其他亚洲国家并不是附庸。地方合资企业在利用大数据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总部位于雅加达的电子商务公司Sale Stock Indonesia正在使用人工智能筛查可能失败的设计，降低销售不佳产品可能造成的损失。

　　尽管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仅将亚洲的崛起描绘成对西方的追赶，但亚洲很可能正在超越西方。亚洲不再面临资金、技术或人才不足的问题，这些资金、技术或人才是任何企业筹集资金、扩大规模所必需的。老一代的亚洲人已经习惯了接受西方技术，并且必须弄清楚这些技术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如今，亚洲人专注于寻找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方案。如今，印度人不再复制美国硅谷公司的模式，而是向中国的科技公司学习经验。红杉资本（印度）公司总经理赛伦德拉·辛格表示，该行业从未有过如此广泛和深层次的发展，带来了无数的投资机会。初创企业NextBank已经使对中小型企业进行投资的银行业务过程自动化，这些企业永远也负担不起华尔街银行的费用。NextBank创始人还在创建一个虚拟加速器，将创业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所有经验数字化，包括通过首次代币发行进行融资，到基于区块链的商业模式。网络安全公司在新加坡蓬勃发展，并开始向外扩张。亚洲人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程度很高，比亚洲人与西方人之间相互学习与相互适应的程度更高。

　　拼车行业是西方企业在战略和文化方面输给亚洲本土公司的一个典型。就在2015年，优步似乎还“统治”着世界。但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支持亚洲的汽车共享公司发展，比如中国的滴滴出行、东南亚的GrabShare和印度的Ola Cabs，后来优步的市值下降，滴滴收购了优步的中国业务（日本软件银行集团以折扣价收购了优步的股票）。在俄罗斯，优步被并入Yandex.Drive，在东南亚，优步将业务出售给GrabShare，GrabShare还从丰田那里获得了10亿美元的投资。如今，滴滴正向巴西扩张，Ola Cabs（滴滴已投资）正向澳大利亚进军，而汽车共享公司Careem在海湾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亚洲公司占据了亚洲市场，同时也在亚洲之外挑战优步。在许多亚洲城市，优步不再是市场领导者，而是本土领军企业的合作伙伴。滴滴公司的创始人柳青是中国50位新晋女亿万富翁之一，与优步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认为柳青是其亚洲同行的良师益友。Grab的首席执行官安东尼·谭表示：“这是一种兄弟情谊，我们共同战斗，向他们展示亚洲的力量。”

　　亚洲的食物和燃料

　　地缘政治的关键在于自给自足，而不是征服。在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和技术方面实现自给自足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摆脱依赖外国带来的风险。北美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可以自给自足，欧洲则在努力寻找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减轻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就越有能力自给自足。

　　亚洲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有很大部分是能源问题造成的。然而，尽管亚洲的能源消耗量在上升，但由于供应源的多样化，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兴起，为争夺能源而引发冲突的风险已经降低。仅东亚就消耗了全球80%的液化天然气，但由于缺乏生产和销售天然气的基础设施，亚洲的天然气价格是欧洲的2倍，是美国的4倍。但是，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正流向东亚，俄罗斯的天然气也被输送到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由于日本的投资）也成为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亚洲人将获得更多、更廉价的能源。2018年底，壳牌公司与在马来西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合作伙伴宣布，将在加拿大西海岸建造一座大型液化天然气工厂，这个工厂能在短至8天的时间内向亚洲输送天然气，而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输送则需要20天。新加坡吉宝集团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领先全球，它们于2017年部署了全球首艘浮式天然气液化船，用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需求。亚洲国家也在加大对所有能源产业的投资，包括石油、天然气、核能、风能和太阳能。

　　由于亚洲人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燃料、矿产和食物，因此在亚洲进行这些商品的交易也是很自然的。世界经济总量中有10万亿美元是由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产生的，亚洲人现在消耗了世界上产出的超过一半的煤炭、铝、镍、铜、锌、棉花、橡胶和棕榈油，进口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铁矿石和其他生产钢铁的主要原料。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80%的黄金贸易发生在美国和欧盟之间，而今天，大部分黄金贸易是在印度和中国进行的。近几十年来，西方企业主导了大宗商品贸易，尤其是采矿业，西方卡特尔垄断了定价和监管权力，但竞争环境正趋于平衡。新加坡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在这里，每天会签订无数大宗商品的采购、航运和仓储合同。新加坡的市场监管制度已十分成熟，可以进行大宗商品期货及其衍生品的交易，进行风险管理，并在债务市场上为生产和交易活动融资。这让亚洲人更有信心在大宗商品行业发挥法律影响力，在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与中国最近的争端中，新加坡被选为仲裁地。

　　由于亚洲主要消耗燃料的产业是钢铁生产、工业制造和交通运输，因此亚洲总体上还远未达到使用绿色能源的标准。海湾国家、伊朗和俄罗斯都是非常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在阿联酋和卡塔尔，吉普车和空调的使用率较高，因此，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还在继续建设燃煤发电厂，其中有部分煤炭分别来自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世界上的大型煤炭企业（以及煤电融资银行）大多是中国企业，而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大多位于南亚，例如卡拉奇、孟买、德里和达卡。加尔各答现在是印度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全国每年有250多万人死于污染。

　　亚洲也追随欧洲，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环境恶化，尽管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在中国，煤炭和石油在总能源消耗中占比最大。中国每年在非化石能源上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占比达到15%。水力发电产生的能源占中国可再生能源的80%，占新增发电量的70%。风力发电所占的比例要低得多，仅为12%，但正在迅速增长。在中国，超过200万人在太阳能行业工作，而美国仅有20万，他们在建筑物上甚至在新的高速公路表面安装太阳能电池板。2015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供青海省500万居民使用了整整一周。在西方建筑师和设计师的帮助下，中国正在建造雾霾净化塔，净化塔可以吸入雾霾，排出干净的空气，中国人还发明了可净化空气的自行车，每踩一次脚踏板，都能产生清洁的空气。中国还在最发达的一些省份仿照欧洲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

　　除了工业产出，交通运输也是任何想要治理环境的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已经设定目标，到2020年，特大城市居民公共交通使用率应达到40%，而对交通拥堵较少的大、中、小城市，这一比例略低。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风头正劲。几十年来，欧洲一直要求产品须达到较高的安全标准才能进入欧洲市场。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他们签署了一份宣言，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巴黎气候协议》中的目标。

　　印度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因而能够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清洁能源。与中国一样，印度也计划修建数十座新的核电站和太阳能发电厂。在印度，使用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从2012年的2%上升到2015年的13%，到2022年，印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总量有望达到近2亿千瓦。印度仍有2.5亿人经受着供电不足的痛苦，在夏季高温中被迫断电，为解决这一问题，印度政府正在推进新的太阳能和生物质能项目。

　　中国和印度越早过渡到使用替代能源，它们从西亚进口的化石燃料就越少，到时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就会下跌，因此，亚洲的能源生产大国都在加快绿色转型，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收入，并减少对国内的能源补贴，因为它们再也负担不起这些补贴了。在日本软件银行集团的资助下，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投资建设生态城市和发电量为亿千瓦级的太阳能发电厂。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占领了全球2/3的太阳能电池板市场，将生产成本降低了90%。电池的生产也由亚洲主导，全球电池的价格同样被压低，中国、日本和韩国生产的锂电池占全球锂电池产量的90%以上，为日益壮大的电动汽车产业提供了动力支持。中国比亚迪汽车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该公司已聘请沃伦·巴菲特作为投资伙伴，并请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为其代言。比亚迪甚至在为伦敦生产新一代双层巴士。中国是特斯拉汽车的第二大市场，但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非常小，而且还将受到中国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等初创企业的挑战，蔚来汽车的售价只有特斯拉的一半，并在全国范围内设有电池更换站。最终，特斯拉将像苹果一样，成为中国富裕阶层彰显身份的配件，而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汽车。日本最近发现大量海底稀土矿藏，能为全球客户（包括特斯拉）生产成本更低的电池和其他电子产品，松下公司是特斯拉主要的电池供应商。

　　所有亚洲人现在都认同一个观点：“绿色增长”并不是一个矛盾体。亚洲城市朝着一个良性循环的方向迈进：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为生产清洁能源、倡导绿色出行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降低电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建造高效节能的环保建筑，部署智能传感器和仪表，并在这些领域创造就业机会。中国苏宁易购集团正在其所有商业综合体中建设低能耗数据中心。在河内这个世界上行人最容易被摩托车撞到的城市，2030年前将禁止摩托车通行并修建一条地铁。菲律宾已经开始建设潮汐发电厂，将利用海洋波浪能发电，像卡普尔这样的岛屿未来可以完全脱离电网供电。在过去10年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已经发展到一半以上的能源供应都来自可再生能源，同时，该城农民还通过废水灌溉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资源方面，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值得亚洲其他地区借鉴的地方。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是很少有亚洲国家使用现代化的机器、灌溉技术和化肥来充分利用它们的土地。中国主要的农业综合企业现在都有现代化的食品加工厂来帮助提高产量。中国也模仿西班牙，在整个城镇建设温室农业，全年都可生产新鲜水果。有了基本的土地权利和农业合作社，亚洲近20亿农村居民中将有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足够的贷款，用于购买质量更好的种子，以及清洁工具和包装工具。印度正在使用航空勘探技术、卫星和无人机来完成一个全国性的“数字印度土地记录现代化计划”，通过该计划，农民将很快有资格获得相关服务。印度大力投资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联结农民和市场的基础设施，印度总理莫迪希望在2022年让农民的收入翻一番。

　　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到雅鲁藏布江，从恒河、湄公河到黄河，亚洲形态多样的沃土正在被纳入一个泛亚洲环境体系。由于中亚地区的干旱带从伊拉克、叙利亚蔓延至伊朗、巴基斯坦，西亚日益依赖从俄罗斯和韩国等遥远的国家进口食品。印度的耕地面积和美国一样多（各占世界总数的12%），超过了中国（占9%），因而印度农业现代化是满足亚洲粮食需求的关键。

　　亚洲有众多因消耗过度而面临水资源短缺的特大城市。到2020年，一些中国城市的清洁用水预计将被耗尽，印度全国都面临着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危机，由于缺水，伊朗抗议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整个亚洲，人们需要花费数万亿美元来修复漏水的管道、铺设新管道，安装高效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以及建造大规模的海水淡化设施。迄今为止，只有在新加坡等最富裕的亚洲国家，才可能在提高水费、提升公用事业效率、推广公众宣传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促进平均用水量的下降。以色列55%的水是通过海水淡化获得的，它将向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出售这一高科技。但要想阻止生态灾难的发生，必须学习更多的环境知识。

　　像达卡和雅加达这样的亚洲城市，面对海平面上升，变得十分脆弱，然而面对沿海洪灾，它们却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如果沿海的洪水淹没了防洪设施，比如海堤、道路，海水将倒灌进地下蓄水层，城市难民将被迫迁到更适宜居住的内陆。还有太平洋岛民，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时间向内陆迁移，而且经济成本很高。对大洋洲各国人民来说，海洋和土地一样，都是一种资源，他们的民间传说提倡人类、土地和海洋和谐共存。未来几十年，将有越来越多来自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基里巴斯等太平洋岛国的气候难民将移民至相对来说更安全的国家，这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说，是对它们包容性的考验。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现在其他亚洲国家必须决定如何安置这些气候移民。居住在赤道地区的亚洲人可能不得不变成温带地区的亚洲人，这将改变中亚的社会结构，改变中国与东南亚边境地带的环境，最终改变俄罗斯东部。

　　不丹王国地处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地带，位于内陆，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因此也一直处于战略聚光灯下，不丹既有可能遭受洪灾，同时也拥有丰富的水力发电资源，若想将可能的灾难化为可用的资源，就需要亚洲各国在水利方面进行跨境投资。在天山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拥有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鉴于中国新疆人口不断增长，对电力的需求也日益攀升，这两国将成为新疆重要的电力供应国。此外，澳大利亚希望向印度尼西亚出口太阳能和风能，蒙古国也正在开发太阳能和风能，既可用于满足本国需求，也可向中国出口。亚洲人在资源共享技术上投资越多，就越能使区域生态系统融为一体，与其经济系统相辅相成。

　　亚洲精神文明的复兴为整个亚洲地区提供了一种生态动力。从中国沿海到新德里，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使亚洲城市让人感到窒息，越来越多的亚洲人选择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生活，放慢节奏，他们支持佛教和道教的生态运动，这类运动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东部的道教圣地茅山，道长杨世华号召道教徒将老子奉为“绿色之神”。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成功阻止一座佛教圣山进行公开募股，防止其过度发展。中国的领导人也呼吁中国回归传统的生态文明。最近的调查显示，亚洲各地的民众都有强烈意愿购买更多可持续产品。可以说，中国的年轻人不再喜欢鱼翅汤了。

　　摆脱贫困，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果将亚洲看作一个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国家，那么其收入不平等状况将比其他任何地区都严重得多。也门的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而卡塔尔的人均年收入为12.5万美元。缅甸和新加坡之间的差距也类似。对亚洲人来说，贫困问题与不平等问题都十分严重。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孟加拉国，广大农村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将近1/6的印度人属于贱民阶层（达利特）。数亿印度人营养不良，生活在没有完善卫生设施的地方，并露天排便。大约有5亿亚洲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约占亚洲总人口的1/10。然而，从1980年到现在，有超过10亿亚洲人摆脱了贫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亚洲人的财富快速增长，然而一部分人的快速致富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减少富人的数量，而在于增加普通阶层的人数。

　　亚洲人认为，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增长、教育、普惠金融和数字化，他们有机会继续完成消除贫困的使命。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加入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的实践中，即超越传统技术和路径，采用最新科技与方法。在亚洲部分地区，移动电话出现在固定电话之前，数字银行出现在自动取款机之前，云计算出现在台式电脑之前，电子支付出现在收费亭之前，太阳能和风能取代了石油和天然气。有些亚洲国家并未经历使用传统身份证和税收方法的时代，直接进入了使用生物识别身份证和数字征税的时代。在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各国按照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次序逐步实现升级，现在这样的规律已经被席卷全球的金融化和数字化打破，即使是落后的亚洲国家，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电子商务、P2P和其他创新形式实现跨越式增长。事实上，当今亚洲经济增长的新旧动力都很强劲。

　　缅甸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起步较晚但迅速发展这两方面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缅甸没有在杂乱无章的法规中摸索，而是建立了一个能实现快速审批的一站式投资门户。在短短5年内，缅甸的手机普及率从1%上升到90%。缅甸的金融体系陈旧，在银行网点和ATM机出现之前，移动银行业务就已经开始扩张了，最终，一旦所有人都使用手机银行应用程序，就像其邻国印度那样，去货币化（完全取消实体货币）就会成为趋势。由于人均收入低，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也在提高轻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

　　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消费水平就会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巴基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在巴基斯坦，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2017年翻了一番，该国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零售市场，零售商店数量预计在2010—2020年将翻一番，达到100万家。巴基斯坦2.1亿未满30岁的人口中，有2/3的人正在从类似麦当劳和荷兰小子油漆等西方品牌中获益，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城市消费阶层。拉合尔和卡拉奇街头的咖啡馆人群熙熙攘攘，这种景象正是巴基斯坦小说家莫辛·哈米德所说的“无限需求”的开始。随着4G网络和宽带的接入，电子商务也在不断发展。阿里巴巴在2017年为巴基斯坦推出了一个全国性的购物网站——AliExpress.com。

　　总部位于香港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公司利丰集团是南亚蓬勃发展的物流业和零售业的绝佳代表。用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冯裕钧的话来说，该公司的规模就像是“沙粒中的保龄球”。随着利丰的经营模式从简单的工资套利（成本优化）转向地理套利（速度优化），它正日益从一个本土企业发展成一个国际企业。利丰在中国的业务占其总业务量的一半左右，但利丰目前已在60个国家开展制造业业务，并通过100个国家的8000家零售商进行产品分销。利丰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的分销网络越多，Zara和H&M等西方企业就越依赖利丰打入这些人口众多、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是利丰增长最快、利润率最高的市场。从棉花田到服装厂，利丰通过应用高效的农业技术和制造流程帮助后发国家实现发展：通过数字化技术培训工人，通过3D打印技术将实物样品发送给供应商，减少对快递或无人机送货的依赖。为了利用巴基斯坦蓬勃发展的物流业，美国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已与巴基斯坦的物流业领军企业TCS合作，而联合利华公司则已在该国投资1.5亿美元，用于扩大产量，以应对人们对日用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利丰已经明确了其经营范围——从医疗设备到服装，无所不包，这些产品将直接在线卖给消费者，利丰已收购了数十个亚洲本土品牌，并在亚洲各地的3000多家门店销售它们的产品，这就形成了与其西方客户的直接竞争。但利丰的西方客户仍然依赖利丰的零售渠道服务。

　　几十年来，印度一直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印度现在已将政府财政预算的2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和卫生设施。2015—2035年，印度在城市和交通领域的投资预计将达1万亿美元。在莫迪执政的前3年，印度共安装了5000万个厕所，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地区。印度臭名昭著的贫民窟（如孟买的达拉维）面积正在缩小，房地产开发商在建造保障性住房时享受零税收优惠。就像越南那样，印度的沿海经济特区正在吸引投资，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几十年以来，孟买是印度唯一的经济中心，而如今，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也成了重要的商业地区。位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钦奈–海得拉巴工业三角区已成为印度的珠江三角洲，这里的3000万从业者完成了印度80%的IT服务，并围绕生物医学工程和数字金融产业形成了创新集群。过去10年里，印度增长最快的几个邦都是一些最偏远、落后的邦，比如锡金邦和比哈尔邦。在建筑业、发电业和制造业（锡金邦还在喜马拉雅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推动下，这两个邦的经济每年都以12%~25%的速度增长。果阿邦在矿业和旅游业的带动下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印度正在提高税率（目前仅为10%），这刚好赶上该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预计到2030年才会达到峰值）。在莫迪征收商品及服务税并推行“废钞令”后，印度的大部分灰色经济被正式化，黑市被削弱。在货币稳定和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印度将其经常账户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印度的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证券交易所之一，在印度政府让卢比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可兑换之后，印度人也像外国人一样涌入证券交易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的人均年收入将近7000美元，这表明消费能力的提高与金融化相辅相成。印度人历来是世界上最喜欢购买黄金的群体，但随着印度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保险上的投资增加，黄金在印度家庭储蓄中所占的比例已从2013年的15%降至2016年的5%。亚洲保险市场增长迅猛，亚洲人倾向于购买与人寿、房产、汽车相关的保险产品。

　　数字化和去货币化使印度人在实现经济富裕之前就已经实现了数据富裕。到2020年，得益于Reliance Jio Infocomm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4G网络将覆盖整个印度。43 Airtel公司是Reliance Jio Infocomm公司的竞争对手，在2018年初，Airtel开展了为期100天的推广活动，签下1.7亿新客户。已经有10亿印度人（几乎100%的成年人）获得了Aadhar通用身份证。Aadhar身份证强制和银行账户绑定，再加上去货币化，一年之内，印度的银行系统已经注入了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Aadhar还能通过快速数字转账向穷人提供补贴，移动钱包的出现消除了对银行网点的需求，电子支付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腐败的发生率。还有IndiaStack，将就业、医疗、地址、税务等记录整合到一个平台上，该平台可通过扫描指纹（不久以后还能通过扫描视网膜）登入。印度将把这些数字创新产品出口到亚洲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目前正在建设一站式社区中心，可办理出生证明、商业许可证等多种事务，同时将腐败率降至最低。这种技术手段（尤其那些对女性有利的技术）提高了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的典型代表，人口众多、收入低，劳动生产率极低，但增长迅速。与印度一样，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外国投资者。对那些希望实现多元化生产，或想将工厂搬离中国的全球投资者来说，印度尼西亚高质量的工业园区极具吸引力。印度尼西亚还迫使外国投资者向本国矿业公司出售技术。外国投资者提高了印度尼西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如电信业和酒店业，这些产业的雇员超过6000万人，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额的一半。Go–Jek利用雅加达50万辆非正式的出租摩托车，和来自新加坡、美国的投资，整合移动支付（GoPay）平台，将业务专业化，发展成了一家全面的物流企业。Go–Jek不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5年的增长预期，还使50万司机加入了正式的经济体系。2017年，Go–Jek的估值为30亿美元。2018年，该公司宣布了在东南亚的推广计划。

　　自2015年以来，亚洲的数字化产业一直在急速增长，如社交媒体、电子支付、电子商务和共享出行，这些行业的用户规模和收入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亚洲各地出现了人口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外来务工人员是最先受益的群体之一。马来西亚银行已与新加坡初创企业Crosspay合作，让数十万没有银行账户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移民能收到汇款。在马来西亚，几乎所有人都拥有银行账户和手机，而在韩国和中国，手机银行用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网上银行。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贷款和保险等金融科技产品的普及率不到5%，这意味着有近20亿人将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25年，预计每年将有大约500亿美元的投资（针对金融科技业）助力东南亚的发展。手机银行业务在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也能蓬勃发展，到2025年，可能不会再有“没有银行账户”的亚洲人了。

　　中国发达的金融科技是实现上述愿景的重要助力。中国每年在金融科技产品上的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的35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政府和银行之间建立了一种与人民币平行的数字货币，实现可追溯的、安全的金融交易。中国每年的移动支付总额达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由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平安保险等中国企业开发的金融与生活类应用程序，比微软、亚马逊、脸书、谷歌等西方企业开发的同类应用程序功能更全面，这些应用程序提供支付、保险、贷款、信用评级，以及货币市场基金、财富管理、众筹、货币兑换等服务。通过合资企业，这些平台在亚洲的普及速度也在加快。阿里巴巴拥有东南亚电子商务巨头来赞达集团80%的股份，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与韩国的KakaoPay、泰国的Ascend Group、菲律宾的Mynt、印度尼西亚的Emtek和巴基斯坦的Telenor公司都有合作关系。腾讯对新加坡游戏公司Garena（即现在的Sea集团）的投资推动了其在东南亚的快速发展，其营业额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腾讯在中国创业初期的增长速度。Sea集团现在拥有该地区最大的游戏平台，它旗下的网上商城Shopee拥有该地区最庞大的供应商和客户群体，它的另一个产品Airpay是没有实体网点的网上银行服务系统，能在近20万个地点发放移动信贷。2017年，Sea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可见，中国并未利用技术征服邻国，而是向邻国投资。

　　亚洲国家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上竭尽所能。日本和韩国首先实现了无现金化，中国也紧随其后。阿联酋和伊朗都在效仿香港、台北和新加坡的非接触式支付系统。雅加达一卡通是一种中国式的一体卡，可用于公共交通、小额银行服务、社会保险和汽车通行付费。亚洲人口规模庞大，经济增长迅速，商业蛋糕正在不断做大。在中国，目前只有15%的零售额是通过电子商务实现的，其中只有一半是通过移动支付实现的。在亚洲其他地区，增长空间甚至更大。由于亚洲企业尚未完全整合庞大的客户基础，它们最有可能抓住亚洲在数字领域的优势。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在各自本土市场所占的份额都在40%左右，但阿里巴巴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亚马逊。马云指出，阿里巴巴不仅是一家公司，也是一个经济体。阿里巴巴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将全球各地的供应商联结在一个无国界市场中，天猫结合了易贝与亚马逊的长处，不仅拥有庞大的市场，也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支付宝则使其可将资金存放在自己的系统中。阿里云希望在全球云计算市场上与亚马逊展开竞争，计划利用其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一云”。

　　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大批农民正涌入亚洲繁荣的城市。2040年，从巴基斯坦到越南，预计将有10亿亚洲人实现城市化，相当于今天欧洲和北美的全部城市人口。亚洲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约占全球的60%，各国通过发展城市建设吸引农村人口和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亚洲的城市发展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城市发展得越好，吸引的人口就越多，升级的城市可以容纳更多移民，所需的支出也就更多。与此同时，城市化可以助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制造业），人们主要靠服务业维持生活。亚洲城市对建筑工人、医生、护士和教师的需求最高。中国的老年人集中在农村，大城市里挤满了年轻人。菲律宾的“建设、建设、建设”计划需要由大量的技术工人完成，菲律宾的企业需要工人管理建筑项目或在大型赌场工作，因此，许多公司都在提高工资，说服菲律宾人不要出国工作。从阿曼到缅甸，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在酒店行业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酒店业成了亚洲国家经济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亚洲，你会看到各个国家在相互借鉴彼此优秀的城市规划和总体经济规划。印度想要建中国那样高效的工业区，巴基斯坦想要建印度那样的科技中心，乌兹别克斯坦想要像哈萨克斯坦一样建设新城市，马来西亚想要像新加坡一样有自动化的港口，多哈想要成为像迪拜那样的金融中心，等等。亚洲各国的城市化竞赛，帮助亚洲许多国家走出了可怕的“石油诅咒”。“石油诅咒”是指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停滞不前，因为他们没有在能源领域以外进行投资。亚洲在解决“石油诅咒”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马来西亚实现了经济多元化，提高了居民收入，沙特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也在这么做。阿塞拜疆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斯兰国家，位于里海西岸，自从该国从苏联独立出来后，有30年时间都在通过土耳其向欧洲输送石油。但随着油价（及其自身石油储量）不断下降，阿塞拜疆开始欢迎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对其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图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货运枢纽。巴库从一个满是油井，气味熏天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有美丽海滨的现代化大都市，吸引了大批欧洲人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来到这里。现在的巴库成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城市，尤以地道好客的民族风情、清真食品和有益健康的石头桑拿闻名。

　　亚洲的城市化进程为一种发展战略提供了力证，即如何应对过早的去工业化并实现发展，这也反驳了服务业无法创造足够多的高收入岗位，无法推动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但亚洲的工业并没有消失。与上一代人相比，亚洲工业领域的岗位虽然变少了，但亚洲仍有1亿多制造业工人。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正在努力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为它们的工人寻找更多工业生产活动。印度允许外资在航空、铁路、金融和建筑等领域拥有所有权，因此，印度已成为全球外商绿地投资的头号目的地，外商每年向印度的交通、信息技术、电子、清洁技术等产业投入逾600亿美元。“投资印度”和“印度制造”这两项计划致力于为制造业吸引投资，与“技能印度”运动相辅相成，这一运动旨在每年为各个行业培训200多万新劳动力。重要的是，在印度，服务业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而工业仅占30%。印度的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5%降至40%，与中国下降的速度一样快。菲律宾也计划促进诸如造船等行业的发展，在2017年，菲律宾的工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西方和亚洲企业每年向东南亚地区投入1500亿美元（比对中国的投资还多），因此，制造业外包还没有终结。

　　图4–3 亚洲国家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尽管亚洲仍是世界工厂，但其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服务业在多数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这一过程对于调整工厂劳动力结构，快速实现自动化至关重要。

　　泰国是亚洲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泰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出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其生产率仍然很低。泰国认识到对中国出口的放缓已使本国经济变得脆弱，因此泰国政府简化了外商投资的流程，以便更多的外国公司能够进入泰国，培养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泰国还放松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限制，这样，这些企业能够负担得起更好的电脑和技能培训课程。如今，泰国正为发明“工业4.0”术语的德国公司提供自己的“工业4.0”自动化设施，以便德国的行业巨头在亚洲能够节省成本，并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亚洲目前仍是全球工业生产的中心，与美国的关税壁垒和近岸生产（将生产转移至美国和欧洲）相比，自动化对就业的威胁要大得多，而自动化在西方和亚洲是同时推进的。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使用机器人对数百万种产品进行分类。优傲机器人是丹麦的一家生产轻型多任务机器人手臂的制造商，该公司在亚洲的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总部位于新加坡和新德里的机器人公司GreyOrange有两个分别名为巴特勒和索尔特的仓库机器人，它们每天都要存放和装载数十万个包裹，工厂再也无须使用印度物流行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GreyOrange与Flipkart建立了伙伴关系（该公司最初由日本软件银行集团、老虎基金和腾讯公司投资，但现在这家公司已被沃尔玛收购），在亚马逊大举进入印度市场的情况下，合作有助于Flipkart在印度立足，使管理层不再那么关注员工人数，而更多地关注质量控制。亚洲经济快速增长，但那些正在发展的行业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相互蚕食。在西方，消费者在亚马逊购物，实体购物中心就会变得空空如也，谷歌和脸书的出现则影响了报纸的销量。亚洲的电子商务正在蓬勃发展，但购物中心却依然人头攒动，尽管移动平台的广告增长迅速，但报刊业也在蓬勃发展。在亚洲，人们对一切商品的需求都在上升，无论这些商品是实体的还是数字的。

　　因此，即使机器人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亚洲人也完全有意愿保留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韩国目前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每1万制造业工人拥有近500台机器人，日本和德国为300台，中国仅为36台。韩国工人还可以穿上带外骨骼的紧身衣，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长时间内完成更艰巨的任务，同时减轻身体受到的压力。中国劳动年龄的人口将从2015年的10亿减少为2030年的9亿，因此中国大举发展工业自动化，以填补日益扩大的劳动力缺口，同时中国也购买外国机器并收购制造机器的外国公司。2017年，中国家电巨头美的斥资60亿美元，收购了德国库卡机器人公司逾85%的股份，库卡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之一。如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厂已实现自动化，市值已超过索尼。中国通过自动化节省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并提高了本国竞争力，可与那些率先实现自动化的国家相匹敌。

　　即便是汽车制造业等中国最开放的行业，本土企业的竞争也在推动市场的发展。20年来，大众和丰田在中国汽车市场中的销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它们是通过合资企业赚取利润。如今，总部位于杭州的吉利汽车公司按照欧洲标准设计和生产汽车，因为它拥有沃尔沃汽车公司、莲花汽车公司的全部股份和戴姆勒汽车公司10%的股份，还斥资20亿美元建设了一家专门生产高端汽车的工厂。吉利汽车公司将15%的收入用于研发，包括与荷兰传感器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公司合资开发车载通信设备，这加快了吉利取代外国汽车制造商的过程，也推动了中国汽车向全球出口的计划。中国承诺，美国汽车制造商将有更大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但中国人为什么要购买美国汽车呢？

　　“中国制造2025”计划斥资3000亿美元提升中国工业自给自足的能力，包括制造飞机零部件、电脑芯片和医疗设备等产品，同时提高工程建造、医疗、食品加工和其他行业的生产力。482018年，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出售电子零部件等产品，此类事件只会进一步促使中国推动技术上的自给自足。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激励中国企业做出14纳米的超薄芯片，这种芯片主要由三星和英特尔公司制造。在2017年，小米放弃使用高通芯片，部署了自己的松果芯片组，打破了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中国有机发光二极管制造商京东方计划在2021年前生产出自己的可滚动显示器。就中国对进口高科技的依赖程度而言，中国通过与欧洲、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贸易获得的技术要比从美国获得的先进，因此，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不太可能大幅放慢“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

　　为了保持相对优势，韩国正在培训员工操作和管理高端传感器网络。这类技术和商业服务代表着发达经济体生产力的最高水平，韩国的金融和工业集团也积极向海外（尤其是亚洲邻国）出口创新产品，创造了可观的收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全球创新指数，新加坡和韩国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两个经济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们在工作场所的技术部署和员工技能培训项目。2017年，三星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供应商，申请的专利数量也超过了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021年，韩国将在大田市设立国际科学商务带，这是一个由大学、科技园、科研中心和重离子加速器组成的综合体。

　　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寻找对抗亚洲的创新战略和商业手段。它们在世贸组织都态度强硬，反对中国向国际市场销售受补贴的钢铁和化学品，并对外国投资商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美国国会（通过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了中国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如半导体制造商莱迪思半导体公司和内存芯片制造商镁光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如速汇金公司）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行为。美国国会也对销售先进军用技术的美国企业进行严格的出口管制。这样做可能会放缓中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的速度，但在亚洲企业积极推广自己科技产品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削减美国的出口。因此，美国企业希望中国这些并购继续推进，并放宽对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进而可以利用中国在全球的市场地位。因此，速汇金公司计划继续与蚂蚁金服合作，在全球提供汇款和数字支付服务。现在想要减缓亚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时已晚。

　　亚洲与人工智能：改造社会

　　科技从亚洲向西方传播的历史提醒我们，科技不属于任何人。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嘲笑亚洲只会模仿他们。但创新不仅关乎科技发明，还关乎社会对科技的吸纳。无论亚洲是在追赶其他国家（如在预期寿命和营养管理方面）还是处于领先地位（如在移动金融领域），亚洲都在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如机器人技术、传感器网络和合成生物学。从区块链到基因编辑，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财富多寡、民主与否，而在于谁最擅长使用商业模式扩展新技术的应用。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技术破坏，但亚洲人的优势是心理上的：他们不惧怕新技术。亚洲人认为新技术不是人类的新主人，而只是一种新服务。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统治者一直对科技着迷，如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所，日本人经常与机器人共处。对日本人来说，机器人就像可爱的阿童木，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终结者。从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到生物增强技术，亚洲人正在投资未来，但并不担心未来会摧毁他们。

　　亚洲不断增加研发支出，稳固了在自己内部市场的主导地位并推动了在海外的成功。中国已将研发支出提高到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当的规模，占全球研发支出的20%；中国科研人员数量和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差不多为20%。中国的研发支出约占亚洲研发支出的一半，为4090亿美元，日本为1900亿美元，韩国为1200亿美元，印度为670亿美元，俄罗斯为430亿美元。全球十大专利申请中心有3个在日本，分别位于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它们的排名领先于深圳和圣何塞。韩国的带宽速度非常快，是一个云计算大国。韩国规定下载和上传速度必须一样快（而不是下载优先），韩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消费国，也是一个文化生产国，韩国文化在亚洲广受欢迎。

　　首尔、台北、新加坡、东京、上海和深圳跻身世界高科技城市之列。每个主要的亚洲科技中心都有根植于其生态系统的优势：特拉维夫在网络安全方面领先，新加坡在金融科技方面领先，东京在机器人技术方面领先，深圳在传感器方面领先，等等。迪拜不是科技先驱，却是对无人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一切新事物进行监管试验的先锋。在为城市物联网部署传感器网络方面，亚洲城市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2016—2017年，韩国半导体出口增长了55%。如今，诸如印度博帕尔等二线城市正在安装这种传感器网络以及LED节能灯。在中国银川市，垃圾箱同时也是一个太阳能压缩机，当垃圾箱需要清理时，传感器会提醒收垃圾的人。亚洲也是城市规模优化的重要实验基地。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已经过于庞大，政府试图激励人们移居到小城市，以更好地分配人口资源。到2020年，中国内陆各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口预计将占全国中产阶级人口的40%，在2002年，中国一半的中产阶级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鉴于亚洲城市的人口密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也吸引了投资，这将用来应对因过高的私家车拥有量导致的严重交通拥堵。摩拜单车和ofo小黄车等公司开创了自行车停靠站和无桩自行车的先河，它们已从中国传遍亚洲，传入欧洲。在亚洲城市为接受无人驾驶汽车和公交车做准备之际，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城市规划者和保险公司正在制定新的规则来管理它们。最可能率先让自动驾驶汽车上路的西方公司，包括福特、雷诺、戴姆勒、大众和宝马，它们也准备在亚洲开展业务。在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公司已与思科系统公司等美国IT公司合作，推进联网车辆通信。百度开发无人驾驶汽车软件的项目叫作阿波罗计划，吸引了英特尔、戴姆勒和福特公司为其提供资源。现在美国公司正在模仿中国公司进行创新。加利福尼亚州的LimeBike公司模仿了ofo小黄车和摩拜单车开创的无桩共享自行车模式。滴滴出行公司通过计算，可以预测哪些用户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想要拼车，它们还正在为无人驾驶汽车设计增强现实（AR）的内饰，优步和其他公司肯定会效仿这些计划。苹果也效仿腾讯的做法，在iMessage短信服务中增加支付服务。亚马逊现在有一项类似于阿里巴巴的贷款服务，脸书计划模仿微信，打造一个完整的数字服务生态系统。这些例子表明，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技术创新和争夺亚洲市场上展开了竞争，但赢家是亚洲人。

　　在粒子物理和量子计算等资本密集型领域，中国对美国技术的应用，硅谷华裔人才的加入，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的创新。自动驾驶汽车、高能效电网和城市监控系统都依赖人工智能领域（如神经网络等）的突破。吴恩达是谷歌大脑和Coursera的联合创始人，后来他成了百度的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认为，由于汉字和中文声调的复杂性，百度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进展要快于其西方同行。谷歌的人工智能以电脑收集的文本为基础，而百度使用的是移动设备收集的（以位置为基础的）数据和图像，而大型数据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阿里巴巴拥有客户电子商务和银行交易的数据，腾讯的数据则随着客户服务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同时还整合了语音和面部识别功能。

　　这种截然不同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激发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谷歌已向京东投资逾5亿美元，并在北京设立了一家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美国领先的高性能显卡制造商英伟达已与百度开展合作，这使英伟达能够为家庭人工智能助理和自动驾驶汽车提供云服务。与此同时，百度和腾讯都在美国投资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投资者向美国的50多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投入了大约7亿美元，这些企业都希望在亚洲的市场推广自己的应用。所有这些都能够说明，人工智能在亚洲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被它替代的岗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谷歌前主席埃里克·施密特曾表示，他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过美国。但这并不是军备竞赛，与许多技术一样，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流通，可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并不受单一力量的支配。腾讯和韩华集团投资了位于蒙特利尔的Element AI公司，这有利于该公司在亚洲各地拓展业务。日本企业正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半导体制造，这将有助于它们在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保持优势。印度有数十家前景较好的人工智能公司。印度Fractal Analytics公司有一种叫作“客户基因组”的产品，可以帮助世界顶尖的零售公司了解客户需求。印度人工智能公司将主导印度市场，并在计算机视觉、医疗诊断、法律合同分析和客户满意度调查等领域展开全球竞争。谷歌向印度的人工智能公司投入了更多资金，并对部分公司进行收购。在巴基斯坦，有一家领先亚洲的人工智能外包公司Afiniti，拥有3000多名员工，估值20亿美元。“人工智能即服务”的模式正在亚洲各地蔓延，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惠的数据共享条款进行合作，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或公司垄断人工智能。

　　少花钱，更长寿

　　提高生产力的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工人的身体素质。鉴于西方纳粹主义的历史，优生学的名声本来就不好，但在今天的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通过产前筛查、终止高危妊娠，唐氏综合征已被有效地从人群中消除。日本在优生学方面也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曾对智障人士强制实施绝育手术。但是，亚洲的监管环境使应用生物技术实现突破成为可能。中国使用了苏格兰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克隆绵羊多莉时使用的技术来克隆猴子；基因编辑技术最早出现在美国，但中国的医院正在进行试验，而美国还没有进行任何试验。2016年，新加坡A*STAR研究所的科学家研究出一种可以加速DNA编辑的新蛋白质，淡马锡生命科学实验室也启动了一个大型合成生物孵化器。产前基因干预技术在亚洲可能会被普遍应用。

　　此外，健康的生活观念、最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和卫生保健实践都给亚洲人带来了益处。日本和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些县可以与之媲美。美国有些县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伊拉克、孟加拉国甚至朝鲜，如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尽管中国和海湾国家的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等疾病的发病率正在显著上升，但亚洲各国（除了印度尼西亚）的吸烟率正在下降。在东南亚，心脏病发病率预计将在10年内超过肺炎和结核病（该地区以前主要的健康杀手）。亚洲各国领导人知道，由于人口众多，他们无法复制西方的医疗保健系统。西方医疗保健系统所需的开支大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从2003年的21%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00%，但医疗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0%。与美国人均9146美元及德国人均5006美元的医疗支出相比，亚洲的人均医疗支出可能更接近目前日本的4000美元或海湾地区的1500美元。目前，有70%以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可享受该国的全民医保计划，越南和菲律宾的全民医保普及率紧随其后。

　　在另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案例中，远程医疗和廉价医疗设备降低了普通诊疗和老年护理的成本，诊断和治疗可以在本地实现，病人完全不必再去异地的医院。目前，已有3000多万中国人使用春雨医生应用程序，医生通过视频直播在线问诊，阿里巴巴已经开始提供在线开处方的服务。印度初创企业HealthCube可以提供全面的诊断服务，任何患者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获得或分享储存在云端的医疗数据，医生也可以通过网络开诊疗单。迪拜和新加坡已经成为医疗旅游的主要目的地，那里的医生可为患者提供多种手术方案，印度和泰国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无数为西方家庭服务的代孕诊所。日本和印度在医药品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生产的低成本医疗设备可用于支持亚洲各地的老年人医疗保健，并在欧洲和美国市场展开竞争。甚至看牙科的费用在亚洲也会变得更便宜——2017年，中国的机器人首次完成了全自动的种植牙手术。

　　终身学习

　　并不是所有的亚洲人都有相同的社会职业伦理，但所有的亚洲人都能坚持不懈地推动他们国家的进步。多年来，我看到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辛辛苦苦地修理车辆，建设（或重建）城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建筑工地上劳作，在拥堵的车流中扛着巨大的人力车。东亚的白领群体日均工作时间非常长，他们辛勤工作，为孩子的教育存钱。这些亚洲人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了邻国的成功，他们知道自己的文明曾经是伟大的，而且可以再次变得伟大。

　　对亚洲人来说，多元化的经济生活并不新鲜。但西方人到现在才开始习惯在可以从事多种工作的零工经济中生活。数千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习惯了一年中有半年在低技能行业工作，另外半年在季节性的高收入行业工作。在整个亚洲，非正式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重在12%~50%之间。另一个利用后发优势的例子是，亚洲有各种应用程序，可以根据人们的技能聘用他们从事兼职工作。在亚洲的主要城市，新的“民宿”（旅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了价格实惠、可供长期居住和办公的空间。

　　在印度南部科技带的诸多城市中，联合办公空间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房地产资产。原因不仅在于印度是全球的软件中心，还在于其客服行业新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这在印度已成为一个典型现象。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经赶上了班加罗尔健谈的客服人员，使客户服务、数据分析和其他工作全部实现自动化。在印度，IT（信息技术）行业的从业人数最多，拥有400万员工，2017年整个行业的年收入为1500亿美元，但是IT行业每年新增的员工人数已经从40万的峰值骤降至零。到2020年，印孚瑟斯公司和马衡达信息技术公司等印度顶级IT公司将裁员近50万人。菲律宾后台人员也与客服人员一样面临失业风险。初创企业在吸引那些不想在大型企业工作的人，同时也在吸引失业者。班加罗尔有全球最大的创业加速器，由美籍印度人德什·德什潘德创建，在这里，有1200名创业者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

　　图4–4 亚洲的灰色市场

　　数十亿亚洲人已经习惯了充斥在生活中的非正式经济活动，他们要么在未受政府监管的行业工作，要么在未注册的企业工作。灰色经济占亚洲各地地区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例为12%~50%。

　　亚洲国家正急于将其数十亿人口转化为具有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南亚的中学入学率已接近学龄人口的2/3。菲律宾直到5年前才正式实施K12教育制度。然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和专业培训方面的投资仍然太少，由于年轻人的高失业率，阿拉伯国家不得不开始重视教育问题。国家增加中等教育的支出，预示着下一代亚洲人会具备更高的职业能力。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数十万的私立中学在路边和村庄里办学。政府并没有抑制这种教育形式，而是在提高认证标准的同时，向学生发放入学补贴。这使得学生和教师的表现都有了较大进步，政府也节省了大量成本。印度的Zoho大学招收来自小镇的高中辍学生，组织他们接受编程训练，毕业后他们就能找到与编程相关的工作。在高等教育方面，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正努力将大学入学率提高一倍、三倍甚至四倍，但这要确保补贴学费，避免出现类似美国学生的债务危机。印度理工学院每年都能培养出一小批世界顶尖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也在资助博士生将论文转化为创业项目。

　　为了更深入地服务印度日益壮大的青年群体和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一种新型的综合专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拉金德拉·帕瓦尔是印度的私立教育机构——印度国家信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已经扩大了线上和线下职业教育项目的规模，每年招收50万学生，根据印度和全球公司的需求对他们进行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保险、供应链管理、编程等。学生完成一个项目后，可以返回学校接受下一项目的再培训。印度国家信息学院的座右铭“学无止境”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精神。

　　在东亚，长辈常督促年轻人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他们严厉的教育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社会学家将其描述为相互依存，也就是说，长辈更多地参与对孩子未来的规划，并帮助他们成功，不像西方的父母和孩子，彼此更加独立。在自动化的世界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成效越来越低，因此，创造力和团队精神得到了重视，新加坡考虑逐步取消令人忧虑的小学毕业考试（PSLE），该考试要求学生刻苦学习，牺牲了快乐的童年。中国和韩国也欢迎以创造性课程为核心的新教育浪潮。这些亚洲国家似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年一度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主要测试来自几十个地区的学生在一些科目上的表现，如科学、数学、阅读、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数据，来自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学生不仅在传统学科中名列前茅，还具备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

　　角色转换：西方对亚洲经济增长的依赖

　　亚洲的发展已经证明，亚洲经济即使在西方无法实现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增长。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亚洲已成为许多西方跨国公司关键的增长动力，这是一个显著的角色逆转。亚洲过去主要为西方生产产品，压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利润。现在，西方也必须为亚洲生产产品，满足其不同阶层的偏好，以及亚洲各国政府的当地成分要求，并为亚洲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中，西方企业需要更加接近客户。

　　尽管美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低，但据估计，美国有4000万个就业岗位与生产出口产品有关。有20%的美国人受雇于金融和科技等高端行业，对他们来说，亚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西方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中产阶级身上，但中国对合资企业和数据安全的严格要求，已经影响了它们的利润和技术优势。如今，中国银联占据了中国80%的市场份额，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也在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获得使用许可，于是中国这才开始向外国信用卡公司发放在华经营牌照。

　　最近西方对热门市场的商业调查显示，西方企业的注意力转向了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超过20亿。在中国，外国公司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在这些国家，西方企业有机会利用亚洲的下一轮增长浪潮进入其市场。越南、缅甸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允许外资在建筑、房地产、金融和零售业等利润丰厚的行业拥有100%的所有权。

　　几乎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能从亚洲的崛起中受益。自美国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以来，中国已成为美国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天然气销量也在增长。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能源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今天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会高得多。西方公司也在亚洲完成了它们最大规模的能源投资。由雪佛龙公司牵头的一个财团将向哈萨克斯坦的卡沙甘油田投资近400亿美元。法国道达尔公司有望与中国合作开采页岩油和天然气。从大豆到猪肉，北美的食品出口额也成倍增长。中国双汇集团收购了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使得该公司得以更大程度地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大豆取代玉米成为美国种植范围最广的作物，北达科他州希望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海岸的新货运铁路线，以增加对亚洲的大豆出口。

　　亚洲是美国沃尔玛公司维持竞争力的基础和未来发展的保障。沃尔玛70%的商品是在中国制造或采购的。尽管国际销售仅占沃尔玛总收入的1/3，但日本、中国和印度是其增长最快的市场。虽然沃尔玛承诺将在近岸生产，但它在美国的扩张一直不温不火，在中国扩张的力度却越来越大，沃尔玛对京东进行了投资，还在印度收购了电商Flipkart，并计划将东南亚作为下一个主要的目标市场。大多数苹果公司的手机也是在中国制造的，在中国销售的手机有90%都是由中国制造商制造的，oppo和vivo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两位数，领先于三星、小米和苹果（市场份额不超过3%）。中国手机制造商也在加快开发高性能的5G芯片。随着中国市场的成熟，智能手机的销量一直在下滑。因此，对沃尔玛和苹果公司来说，它们的收入取决于下一个战略阶段，在中国以外的广大市场生产和销售家居及电子产品。

　　美国领先的科技公司也在竞相帮助亚洲利用其后发优势。许多亚洲国家感谢脸书、微软和谷歌在它们的海岸线上铺设了互联网电缆并增加了带宽。在印度，谷歌地图为价值200亿美元的定位服务和营销行业提供支持，并通过绘制公共厕所的地图，帮助该国实现改善公共卫生的目标。谷歌的Tez支付软件利用印度的UPI支付平台，支持使用音频命令进行移动支付，谷歌翻译和能将语音转化成文本的应用程序将促进东南亚多语言国家的商业交流。谷歌还培训了10万印度尼西亚软件开发人员，将技术学习平台优达学城的课程翻译成印度尼西亚语。长期以来，美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巨头一直专注于大亚洲地区，因为它们无法进入中国大陆。鉴于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谷歌、雅虎和其他公司需要在亚洲其他地区扩大市场份额。脸书4/5的用户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大多数在亚洲：印度脸书用户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印度尼西亚则紧随美国之后。在亚洲，脸书的业务部门支持B2B和B2C业务的规模化。在成千上万的例子中，Ertos美容护理公司只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运气不佳的印度尼西亚母亲，通过脸书广告，她将上门化妆业务转变成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企业，现在可以与欧莱雅等西方品牌竞争。

　　一个复杂的双赢故事也解释了如何在亚洲取得成功。总部位于洛杉矶的拳头游戏公司将其旗舰产品《英雄联盟》授权给了Sea集团。拳头游戏公司在亚洲的成功为腾讯收购该公司铺平了道路，资本的大量涌入使拳头游戏公司得以在美国和全世界设立更多的游戏开发中心，雇用更多的程序员，制作更多新的网络游戏，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亚洲，举办更多锦标赛，在体育场的大屏幕上看玩家竞技。同样，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控制着全球80%的无人机消费市场，其中80%的市场在中国以外。尽管大疆在硬件市场上击败了美国初创企业3D Robotics，但两家公司已开始合作，将3DR位点扫描软件集成到大疆无人机中。在竞争可能导致失败的情况下，合作往往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

　　西方品牌早就知道，在价格上满足亚洲大众，就可以更好地进入亚洲消费群体，这需要在当地进行小规模生产。联合利华一次用量包装的洗发水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该产品普及了最底层的10亿人。亚洲的中下阶层群体比西方的中下阶层群体更穷，但同时也是非必需品和耐用品的活跃消费者。小型汽车和大屏智能手机是非常迎合亚洲人需求的产品。西方制药公司如默克、阿斯利康和礼来，正在中国和印度设立实验室（与麦迪特伟业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和百济神州科技有限公司等成立合资企业），为亚洲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增多的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症患者和其他患者开发B类低成本药物。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如保诚保险、大都会保险、安盛保险和英杰华保险，都在亚洲各地通过吸引客户和提高保费来积累资产。以真空吸尘器闻名的英国戴森公司在亚洲雇用的科学家人数最多，该公司在上海和新加坡设有研发中心，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拥有生产设施。由于接触到了更多的亚洲客户，该公司对产品进行了调整，比如改变了吹风机手柄的形状。过去10年，戴森在亚洲的营收额增长了40%。在高端市场，路易威登和历峰等奢侈品公司专注于亚洲日益壮大的百万富翁群体，但它们也在收购当地设计师创办的亚洲品牌，因为这些设计师更了解亚洲客户。

　　亚洲消费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对运动服装厂商安德玛来说也是一样的。安德玛3/4的销售额来自美国，但美国现有的运动品牌（如耐克）阻碍了该公司的发展，该公司唯一的希望就是亚洲，它们希望亚洲的销售额继续飙升，实现翻番。敦豪航空货运公司（DHL）2017年的一项客户调查显示，1/3的美国中小型企业将亚洲作为出口的首选目的地，只有1/4的企业将欧洲作为出口的首选目的地。事实上，亚洲零售市场的年均销售额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欧洲的三倍。中国2017年的“双十一”打破了自己以往的纪录，成为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零售日——24小时内售出了超过250亿美元的商品。在阿里巴巴平台上销售的品牌中，有40%不是中国品牌。在印度，亚马逊以超过45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领跑印度电子商务市场，为美国商家接触印度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机会。印度尼西亚的Tokopedia是其国内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对西方商品也非常开放。电子商务越在亚洲扩张，外国公司就越容易获得亚洲客户。

　　亚洲大部分地区需要大量增加资本存量、提高生产率，为西方企业向亚洲出口高质量的工业和技术产品创造机会。对美国高通公司等芯片制造商来说，亚洲企业在手机市场的崛起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美国芯片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销售给亚洲的芯片和技术，高通的芯片提高了三星手机的处理能力，使三星能够开发出新的增强现实技术（AR）。同样，美国仅剩的几家工业巨头，如通用电气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向亚洲市场销售燃气轮机、核电站和飞机零部件。通用电气2/3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在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成了规模庞大、增长迅速的市场。通用电气和西门子还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数十个研发机构和工厂，以试验价格适中的心电图仪、核磁共振成像仪、X射线仪和血液分析仪。这些仪器首先面向印度市场发售，然后再向外拓展。

　　航空业也依赖亚洲。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在东南亚拥有完整的喷气发动机生产供应链。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距离能与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竞争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这两家西方飞机制造商都严重依赖阿联酋航空等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以及中国和日本的航空公司等亚洲大型航空公司的订单。到2024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市场，每年的客流量将达到约13亿人次，而美国为11亿人次。到那时，印度每年的航空旅客人数预计将达到4.5亿人次，印度尼西亚将达到2.5亿人次，越南将达到1.5亿人次。在汽车行业，尽管美国国内的汽车销售额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在亚洲，汽车市场的销售额在2009—2016年几乎翻了两番。通用汽车在亚洲的销售额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长。亚洲市场的销量占大众汽车总销量的近50%。从阿布扎比到新加坡，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在亚洲航空展上展示它们最好的武器，希望从海湾地区、印度和东亚那里获得无人机和导弹的大型订单。中国不会成为它们产品的主要市场，但亚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已经是了。

　　随着亚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思科系统公司和IBM等西方公司在亚洲部署了最先进的技术。新加坡为这类公司提供了一个“活体实验室”，示范如何利用传感器网络对大规模人群的安全和交通问题进行高效管理。在新加坡，法国达索系统公司创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3D地理数据平台，能够设计可定制的且节能的桥梁，并希望在亚洲各地进行销售。因此，西方的技术正在推进亚洲国家建设“智慧城市”的进程。总部位于洛杉矶的AECOM是全球顶尖的工程和设计公司之一，在中国拥有3000名员工，在东南亚还有3000名员工，在印度的员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它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办公室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传奇的芝加哥建筑公司Skidmore, Owings & Merrill设计了迪拜的哈利法塔，旧金山的Gensler（著名的建筑设计、规划、咨询公司）设计了目前世界第二高的上海中心大厦。

　　尽管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但美国各银行认为，这对它们在亚洲的定位至关重要。花旗银行最近推出了一项名为“亚洲对亚洲”的战略，该战略确定了6个内部贸易关系发展最快的亚洲国家（韩国与越南、日本与泰国等），旨在为尽可能多的跨境交易提供融资或咨询服务。亚洲在全球并购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从2005年的16%上升到2016年的40%，而中国在亚洲所占的份额为30%~60%。

　　实际上，欧洲人和亚洲人已经吸引美国公司将总部和技术转移到他们的市场中，这样美国公司可以支付更低的企业税。美国人非常乐意，尽管特朗普政府持反对意见，但美国人的这种积极态度肯定会继续下去。美国经济复苏、利率上升、企业税降低，使得数千亿美元的企业现金回流国内，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用于国内的投资。美国顶级企业可能会将现金储备用于全球收购——收购那些拥有庞大客户基础但被低估的亚洲企业，并寻找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加拿大研科公司将办公地点设在马尼拉的校园，就反映了上述现象。该公司逾1.5万员工为美国科技巨头以及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等提供数据分析服务。类似地，麦肯锡、德勤、毕马威、埃森哲和安永等专业咨询公司都已将其亚洲业务从基础咨询拓展至金融科技领域，帮助亚洲客户改善公司治理和产品质量。

　　3D打印技术在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和各种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中应用广泛，可能会取代由亚洲生产又进口到美国和欧洲的大量商品。但由于这些产品大多在亚洲销售，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在海外和国内等量地应用3D打印技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伟创公司是全球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供应链管理公司之一。该公司正在为思科系统公司和耐克公司等打造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方案。

　　美国企业在亚洲销售产品，而美国人前往亚洲旅行也帮助了美国企业。随着亚洲娱乐消费激增，美国流行歌手、摇滚乐队和运动队经常花数周时间在亚洲巡回演出，门票往往一抢而空。有40%的美国游客海外旅行的目的地是中国，20%去的是印度，15%去的是日本，其次是菲律宾、韩国、泰国、越南和新加坡。西方旅游杂志不断刊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信息来吸引读者，这两个国家的海滩在美国杂志的排行榜上常年名列前茅。万豪国际集团在中国和印度各有100多家酒店，其在印度的酒店数量已超过泰姬酒店集团，万豪国际集团在东南亚拥有30多家酒店，目前还有10家新酒店在建。爱彼迎已与阿里巴巴和腾讯合作，在中国推广共享房屋的预订。西方旅游公司和酒店管理公司也已学会对亚洲的政治问题保持谨慎。西方人和亚洲人交往得越多，就越能学会适应彼此的习惯与喜好。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