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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主题与时代

　　第一节 如何理解“世界政治”

　　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趋势和各国国内的政治变化，越来越同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参加，表示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据报道，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1.07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145亿美元。

　　中国企业的商业和公民的文化教育、旅游活动范围，其实远远不限于“一带一路”沿线，而是几乎伸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国在世界上大展宏图的时候，需要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特别是要注意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风险对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和利益可能造成的冲击。

　　谈到政治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处于贫困和动乱之中的国家。其实，发达国家的政治对中国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16年11月，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选举结果使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大吃一惊，也出乎世界上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2017年1月，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对世界政治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冲击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比如，特朗普政府大幅度削减税收或者提高美元利率，可能加快中国资本外流；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会影响不少正在美国留学、就业的中国公民，打算去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恐怕也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态度和政策调整，以及是否欢迎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特别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许多中国企业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声称中国要对消除朝鲜核武器承担更大责任，否则就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在几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无数事例说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之后，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关注世界政治。不过，一般人在谈及“世界政治”时，首先想到的是“国际关系”，比如中国同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的关系，美国对朝鲜、伊朗的政策，等等。几年来，舆论界、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包括钓鱼岛归属、南海争议、美国“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在韩国、中国和印度的领土纠纷等，也大多属于国际关系问题。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尽管这门学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成熟，似乎也并不高深，甚至有人讥讽国际关系学者议论时政的水平还不如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但国际关系热点经久不息，已经深入中国人的脑海，经常引起热烈讨论，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认为，“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各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比通常理解的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更深更广。比如，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美国总统，属于世界政治范畴。这个问题跟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不甚相关，而是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但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偏好和决策会大大影响国际关系。又如，始于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难民危机，极端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制造的暴恐活动，都并不起源于国际关系，而是国别和地区政治演变的结果，同时又作用于国际关系。中国人了解世界政治的需求和眼光，也早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视野，开始聚焦超越国界的全球问题和各国内部政治问题。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中国对外求和平、对内求发展，国家越来越富强。同时，我们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世界政治当然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地方鲜艳夺目，吸引众多游客和投资贸易，有的地方却一时昏暗无光、贫困凋零、腐败横行。为什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国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在宪法条文中都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内容，在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上却千差万别？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6年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了8年前金融危机的阴影，就业率也大幅提高，为什么大部分美国选民却在这时感觉自己的国家“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求国家政治改弦更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视“现代化”为国家的奋斗目标，但中东地区的许多政治家和公民不推崇“现代化”，反而推崇政治和社会的“伊斯兰化”，这是为什么？

　　这本小书想从“政治的终极目标”的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做出一些解释。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及其国民，都有一些相同的善恶标准，比如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向往安定富足的生活。这应当是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却会为领土纷争而战，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冲突，为争取自由公正而奋力反抗暴政。这只能说明，在一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群体和个人会认为有比和平、安定和富足更值得追求的政治目标。由此我们看到，人类政治的终极目标不止一两个，而是多个，它们之间既能彼此融洽，也可能相互矛盾。

　　在分析政治的终极目标之前，先要理解什么是政治。从古到今，人们对政治有着爱恨交织的矛盾认知。在许多人心目中，政治是一种恶，是一小撮儿有野心的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肮脏交易，充斥着阴谋、暴力、谎言、操纵、腐败。早在1775年，英国人塞缪尔·约翰逊就将政治斥为“不过是飞黄腾达的工具而已”。19世纪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至今广为流传。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公然鼓吹，政治领袖为了争夺、维护和扩大权力，可以利用诡诈、残忍和操纵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政治是一种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本性具有社会性、合作性，人们能通过政治来获得更完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就是政治。亚里士多德把知识看成“善”的学问，研究个人之善的学问是伦理学，研究家庭或村落之善的学问是经济学，研究城邦或国家之善的学问是政治学，而城邦或群体的善是最高的善，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看成“最高的学问”。法国18世纪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只有所有公民直接且不简单地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才能真正服务于公益。

　　其实，政治就像经济、法律等许多事物和现象一样，也有两面性，既可以看到肮脏的、向恶的政治，也可以发现清明的、向善的政治。即使像许多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也有“好人斗坏人”“坏人斗坏人”“坏人斗好人”之分，而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取决于观察者的政治立场。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还是在人烟稀少的阿富汗山区，人们都很难逃离政治。诚如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所说：“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事实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一位公民，在某个国家、城镇、学校、教会、商号、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大量其他组织的治理机构中，都会碰到政治。”更不用说，中国人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们“讲政治”，要有“政治意识”。

　　“政治”这个概念在中国和西方都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政”和“治”两个字更多的是分开使用。“政”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政”在儒家经典中也指“正”“善”的生活，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治”也常用于两种含义：一是指管理和教化人民，二是指社会安定、秩序良好的状况。到了近代，日本人在翻译西方概念时造出了汉字的“政治”一词。把“政”和“治”合成“政治”一词使用的中国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对“政治”的定义是：“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政治的英文是politics，其词源是古希腊语polis，指城堡或者卫城，即人们商议公务的地方。由此，政治可以理解为与城邦有关的事务，转化到现代，就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把政治界定为国家事务，是自古以来人们的一般理解。

　　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政治活动已不限于政府、议会、政党。政治学在西方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以后，“政治”的定义更加五花八门，不下数十种。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把对政治的定义归纳为4类：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按照海伍德的分类，政治不仅仅是国家事务，还是像孙中山所说，是“管理众人之事”。

　　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36年出版了一本经典著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在标题上就给政治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研究的任务在于说明价值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价值如何影响权力的分配和利用，关于权力的定位和利用又怎样影响种种价值的分配。因此，政治学涉及政治关系：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政治可以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斗争的手段。但是，拉斯韦尔热衷于研究政治权贵集团和政治权势人物如何利用权力去获得社会上值得向往的东西。权势人物取得的社会价值最多，他们是社会精英，其余的人是普通民众。精英通过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获取最多的社会价值。拉斯韦尔列举了三种社会价值：安全、收入和尊敬。

　　美国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著述中，把政治界定为“为一个社会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这是当代政治学界广泛接受的一个定义，也是我本人十分认同并在本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概念。在伊斯顿论述政治系统结构的三部著述中，他详细阐述了一个政治系统如何通过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他提到，政治包括很多不同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对社会压力进行反馈，通过对利益的奖赏或惩罚来达到目标。伊斯顿认为，政治学研究涉及各种权威性的分配方法或政策，它力求了解各种价值如何被权威性分配给整个社会。

　　什么是“价值”，伊斯顿给出了解释：“价值可以是任何物品、活动、观念、原则、目标或者其他现象，很多人将可估的价值加于其上。这一价值被政治共同体中的许多个人和群体视为良好的、可取的、有吸引力的、有用的、有报酬的、可受益的或者有利的。某一套价值可能是有形的或物质的，即以货币、财产或其他形式存在的经济产品、服务和条件。另一套价值可能是无形的，即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道德的、宗教的。无形的价值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实例包括政治活动家表达的目标，他们说自己关注‘社会’或‘家庭’问题，着力推崇或维护‘社会’或‘家庭’的价值。”

　　伊斯顿这段话有点绕，简要概括并加以延伸，是这个意思：价值是一个社会中被许多人视为好的、有用的东西，包括货币、财产等有形的价值，也包括文化、宗教等无形的价值。美国人崇尚的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价值观，部分美国人坚持的同性恋者的权利，都在“价值”的范畴之内。

　　拉斯韦尔和伊斯顿在其著述中，还用“稀缺资源”（scarce resources）来解释什么是“价值”，这就使该概念更清晰、更容易应用了。1983年，伊斯顿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学。我清楚地记得，当他解释“稀缺资源”时说，有些资源在社会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到了它稀缺的时候，就有了价值。他举例说，如果干净的空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成为稀缺资源，那么如何权威性分配干净的空气就成了政治问题。这位老教授的预见力令人钦佩——30多年后气候变化问题成了世界政治的热点，碳排放交易是“权威性分配”干净空气的典型案例。

　　关于什么是“权威性分配”，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情形，是国家与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但在我看来，生活中很多与政府无关的事也可以看成政治。比如，在一个单位里评技术职称。职称的名额通常小于申请者的人数，因此职称属于“稀缺资源”，也就有了“价值”。单位“评职称”，大多是在特定时间里，通过评议、投票、上级部门批准等具有“权威性”的程序，将名额“分配”给个人。同时，评职称也符合拉斯韦尔的“政治”定义——“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职称是典型的政治过程，只不过是“微观政治”。

　　本书所关心的当然不是评职称式的微观政治，而是国际社会和各国社会内部的宏观政治，但这些政治现象不仅仅和国家或政府相关。同伊斯顿和许多政治领域的著述不同的是，本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什么是世界政治中的价值或稀缺资源，也就是各国社会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主要关注政治系统及其运作方式、过程和结果。政治价值、目标和主题，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判断出来的。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取舍和侧重。

　　第二节 时代及其政治主题

　　我对世界政治目标的探究，是从思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论断的含义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载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此后一直到中共十八大的报告，都遵循这一提法。中共十九大报告又一次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这一论断的战略和政策含义需要认真领会。同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难免想到几个带点儿学究气的问题：何谓“时代”？一个时代大概有多长时间？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哪些时代？这些时代分别有哪些主题？如何从时代万象中抽象出主题？等等。横向来看，在世界政治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从中提炼出我所说的“终极政治目标”？如果有，这些主题和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就是本书的出发点。

　　有的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时代即依据某种特征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时代属于世界发展进程和基本方向的最高战略概括，是国际政治所处的大环境。还有专家指出，时代主题即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世界主要矛盾所决定、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未来发展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但是，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上述界定仍然比较笼统，难以完整回答我的上述提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时代”的话语体系是列宁首创的。用列宁的话来说：“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上述引文清楚地说明，列宁关于时代论述的出发点，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

　　列宁敏感地观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争夺进入了你死我活的白热化阶段，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于是从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同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第二，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因此这一时代被斯大林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战争与革命是列宁所在那个时代的主题。从“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到更为惨烈的“二战”和战后中共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再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风起云涌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武装斗争，这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特色的历史阶段长达六七十年。其间还发生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五次中东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

　　在这一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也远非风平浪静。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记叙了美国社会的若干次剧烈动荡，比如1965—1967年美国死伤达几千人的种族骚乱，政府出动上万名国民警卫队进行暴力弹压。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运动，亦可谓波澜壮阔。1968年5—6月法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运动，致使整个法国的经济生活陷入混乱状态，史称“五月风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国际战争的阴霾和世界局势的动荡。就“时代”的大判断而言，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观点，对战争危险和革命浪潮两者都估计偏高。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共党内出现极“左”倾向的反映。1966年，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指出：“70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年代。”毛泽东在1970年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973年，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报告中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关于时代特征的标准提法。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转换，既是世界客观形势变化的结果，又是中国领导人根据世界客观形势和国内外政策调整的需要做出的主观判断。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潮流发生了明显变化。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主政，通过减税、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减社会福利等手段，强力推动自由市场经济，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也受到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整个西方世界在“向右转”。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去世前后，苏联政治活力下降，经济停滞不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内推行政治“公开化”，对外同西方缓和关系。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潮。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几年之后冷战结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之后被“和平与发展”所取代，那么20世纪之前的世界政治史能否划分时代并且找出各个时代的主题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把从公元前2000年到16世纪的人类历史统称为“农耕时代”。同近现代相比，这3000多年人类的经济、技术、文化、政治进步都相对缓慢，如果单拿出一二百年，几乎看不出重大变化。今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地区的人群与欧亚大陆相互隔绝。就欧亚大陆和北非而言，边界模糊且不断变更的帝国相互征战，争夺土地、奴隶、财产，商品贸易逐渐发展，以宗教为依托的各个文明体系之间既有相互借鉴，也有战争和冲突。简而言之，帝国和王朝的交替和兴亡，一直伴随着征战、奴役、商品交换和以宗教为名的冲突，构成农耕时代的主题。

　　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大约400年，可以称为“西方扩张时代”。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促进了思想解放，其核心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罗马教皇和教会的地位被动摇，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遭到质疑。思想自由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远洋航海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

　　跨越大洋的航海时代，赋予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以发展生产和拓展市场的巨大优势。美国独立后，很快加入西方扩张的行列。技术革新激发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加速，推动了军事技术创新和军火工业。“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捕获和贩卖非洲黑人奴隶，用船将他们运到美洲种植园。至19世纪末，欧洲列强和日本已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瓜分完毕。

　　长达4个世纪的西方扩张时代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也很不均衡。概括起来，世界政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现代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开始形成。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曾经一统欧洲的神权世界趋于瓦解，同神权国家相对立的、以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欧洲自此不再有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17世纪欧洲形成的国际体系和秩序，随着西方扩张推广到其他大陆，为今天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二，西方的扩张既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进程，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

　　美国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的研究显示，从6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中国隋唐至清代），欧亚大陆的东方都比西方更为先进、发达。直到中国清代康熙、乾隆时期，西方社会才爆发了一系列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当然，西方的先进和发达，是以牺牲后发国家的发展、残暴压迫落后民族、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为代价的。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清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崩溃之势无法挽回。南亚大陆的莫卧儿王朝、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因循守旧，权力过分集中，由盛而衰，败在欧洲扩张主义者脚下。曾经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化，也在基督教文化面前相形见绌。

　　西方扩张时代见证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和财富积累。世界各地种族、民族、国家之间经济政治上的不平等，也达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程度。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成为现代化和文明的标志。

　　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世界政治的深刻变革。

　　在西方扩张时代，世界各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取得重大成功者始于英国，终于日本。17世纪80年代的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君主立宪制。1787年的美国宪法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联邦政治体制。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鼓舞了其后欧洲各国的独立和革命。1672—1725年在位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推行了欧洲化改革，为俄罗斯帝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推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大大推动了工业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使日本成为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亚洲国家，仅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上述革命和改革，不论其是否彻底，结果都加速了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选举制、议会制、多党制、司法独立的建立，并使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

　　如果用几个中心概念描述西方扩张时代的政治主题，那就是国家主权平等、思想解放、资产阶级革命、殖民压迫、发展失衡、民主共和制度。

　　在这里归纳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政治主题，目的在于寻找跨越时空的政治终极目标。“主题”同“目标”既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比如，和平可以既是主题，又是目标，但战争、革命、殖民压迫、发展失衡、宗教冲突等，虽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但很少有人会把它们当成目标。主题可以是坏东西，但目标必须是多数人眼里的好东西，是值得获取并长期占有的东西。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