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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

　　中美要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注释标题 2014年8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傅莹应邀与会并发表讲话。讲话全文收录于《美国研究》2014年第5期。

　　对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谓生逢其时。现在中国对外交往十分活跃，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对拉美五国的访问，达成许多富有长久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协议和共识。近两年中国在周邻和国际上提出许多重大倡议、建议，乃至理论和观念，展现出一个成长中大国的视野和追求。

　　今天这个研讨会的重点之一是发布2014年版《美国蓝皮书》，我周末看了一遍，感觉内容相当丰富，是在大量事实和数据基础上形成的冷静和客观的看法和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学界对美国和对中美关系看法之集大成。我从中很受益，所以首先对这本书的发表表示祝贺。

　　在当今网络和信息的时代，资讯的传播更加便捷，为更广大的人群了解世界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也容易刺激浮躁和冲动情绪。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那些心静如水的学者坚持严肃和严谨的调查研究，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为中国社会负责任的思考提供基础和营养。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一是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和选择政策；二是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因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的发达国家将如何相处？这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界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不久前，我在纽约开会，有幸向基辛格博士请教这些问题，他认为，美国处于不寻常的时期，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我将美国对新时期的不适应归结为“焦虑”。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弱、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之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许多美国人有“惊回首”一般的错愕感。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为9.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8%，比排在后面的四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是第六位，1.2万亿美元，只是美国的1/9。

　　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间，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步伐，没有严重内乱，也没有卷入大规模的外部纷争。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达到9.4万亿美元，比美国的一半还多。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成长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一个重要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范畴。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原来集中在拥有10亿人口的西方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了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繁荣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能与各国一道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是我参加国际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问题。

　　西方学界有人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寻找新的权力争夺和冲突的爆发点。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生强国有共性，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是本末倒置。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就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

　　国际学界为什么总有人误读中国？原因之一恐怕是源于西方传统的逻辑，即：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划分世界权力、试图取代现存强国的地位。这个观点在美国也很有市场。每当我介绍中国刚刚初步解决温饱问题，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发展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时，美国学者告诉我，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美国人看到的是中国人越来越有钱，觉得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

　　诚然，新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对中国也是挑战。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处于边缘地位到进入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中国自身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国界之内，而是延展到周邻地区和全球。中国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地位，增强国际意识，担当国际责任，促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社科院发表的2014版《美国蓝皮书》正是这样一个向外界比较全面阐述中国观点的作品。

　　确实，中国与美国政治、文化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很大，在对国际事务的政治思维上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中方对美国主张政治同化、对差异缺乏理解和尊重的观点难以认同。在缩小发展差距问题上，中国希望美国能有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处理当今世界事务中的矛盾和分歧时，美国的习惯思维是要其他国家“跟我走，帮我忙”，这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感觉困惑和难以接受。

　　同时，中美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我们之间合作之广泛超越了过去的任何时期。两国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学术对话更加丰富。两国人员往来每年超过400万人次。

　　在国际方面，我们都表达了希望世界保持和平的愿望，我们都需要世界经济稳步发展，也都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原则。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都尊重和支持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参与制定了很多现行国际规则，是受益者，中国也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成员和受益者。同时，国际治理和规则的改革没有中国和美国的积极推动将难以实现。

　　显然，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是一对复杂和不容易驾驭的双边关系，有时水火不容，有时又水乳交融。而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必然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缺失则会使许多问题和矛盾放大化，对两国关系造成更多的干扰。例如，尽管美国官方多次阐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并不是要遏制中国，但给许多中国人的感觉是，自此太平洋不那么太平了。我最近与美国一些议员交谈，感觉相互之间是有不少误解的。

　　在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如何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将直接影响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发展什么样的关系。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否则就会一错皆错”。他说，“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确实，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各界通过对每一件事情的耐心和妥善处置，通过年复一年地增进相互了解去实现，当前重要的是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双方都是新课题。美国国际合作经验很丰富，但是中国与美国所熟悉的传统伙伴很不同。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外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应该是都有进有退，真正平等合作。特别是双方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彼此民众之间的沟通，以利于消除误会，要培养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 注释标题 2015年6月4日，傅莹出席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并发表演讲。演讲全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0日第749期。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一直是两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我们需要关心美国的发展与变化，了解其中的事实和原委，寻找推动合作和处理分歧的答案。同时也需要跟上世界的发展与变化，研究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领域，提出创新性的应对，甚至是主动影响的手段和办法。我想这正是《美国研究报告（2015）》想告诉我们的，我对这个蓝皮书的发布表示祝贺，对所有参与和做出贡献的学者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2015年5月中旬我刚访问了美国，见了几位参众议员和资深教授，接触了7家智库，还与一些媒体人座谈。总的感觉，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释放的信号相当复杂。观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悲观派”，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激烈的谈话，他表达了对未来中美关系最严峻的看法，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难以避免。他认为中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控制，不如现在就联合起来应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可以等待，但我们不行。”不过，他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极端的，不少人让我不要太关注如此脱离现实的言论。

　　第二类是“乐观派”，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科技领域，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能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他们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0%以上，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和中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为各大贸易国和跨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而作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美国企业将获益良多。

　　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者“焦虑派”，这好像是当前美国智库在对华看法上的主导性情绪。许多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他们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顶住中国的扩张。在这个气氛之中，有些常年关注中美关系的资深人士也开始担心：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是否会重现？

　　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才会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谈话中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张多沟通，真诚合作。对于未来秩序，他认为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很艰难。

　　围绕这个情况，我与中国学者也交换了意见，大家的观察是，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次的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它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正是这种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使美国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海上搜救与护航、全球经济治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在支持、认可与怀疑、阻碍之间摇摆，对中国成长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喜忧参半。例如中国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以来，美方释放的信号十分混沌。但是形势比人强，这次我在美国听到的各方结论相当一致，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

　　确实，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否美国还是习惯并且希望继续以“我主、他辅”的方式领导世界？近年美国领导人和学界一再强调，必须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在想，美国对“领导权”问题的焦虑，是否源于对自身处境和世界变化的不适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这个变化？

　　例如，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同盟体系，但是美国统领的军事同盟不涵盖所有亚太国家，仅仅依靠同盟这个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员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维护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亚太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为对小圈子的领导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所以，并非中国或者哪个国家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自己需要走出旧的理念和习惯，需要考虑基辛格博士所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现有的所谓“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这一缺陷。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虽然中美之间的分歧总在干扰合作，但并未改变两国全方位交往与合作的大局。中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合作面最广泛、最深入的两个大国，2014年双边贸易额高达555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两国间航空旅客达到613万人次，预期这个数字将以15%的速度继续增长。（1981年1月7日开辟了第一条中美航线）。

　　2014年11月两国签证延至10年的新政策，大大带动了人员往来，中国人赴美旅游和留学呈现新一轮热潮。据说美国使馆平均每个工作日办理的签证增加了50%，全年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可能达到260万。（可以想见，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是多么辛苦。）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与合作是十分活跃的，并不能支撑对两国关系悲观的看法。

　　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1/3，我们的合作对当今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中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的目光。

　　2015年9月将见证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提前7个月对外公布消息，也体现了重视和对访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关心中美关系的学界人士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住大方向，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努力回答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增加“确定性”，减少“摇摆性”。

　　在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中，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目前来看，一旦发生分歧，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有点各说各话，或许有必要及时在不同层次把政策和战略意图阐述得更加清晰。两国官方和民间对话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对话的效果。我自己的体会是，彼此在宣介自己立场和主张的同时，也要倾听对方观点，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识，而且坚持下去，不轻易动摇。考虑到中美关系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两国不仅需要讨论双边问题，还需要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有效对话，减少误解和误判。

　　同时，也要让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这些对话的内容和结果，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双方对话的深入和政策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双方在民间和媒体层面不断累积对立和对抗的情绪，对两国不同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也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是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风险的管理，防止危机的发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的，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登上美国海军P-8A巡逻机，在中国南沙群岛工程上空进行侦察照相的行为，是很危险的。需要看到，这类“走边缘”的做法很容易给中美关系增添危险因素。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充满疑虑，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这些年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表现出强力介入的姿态，像一只冲进瓷器店的鹰，将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话和搁置争议的格局搅乱了。美方学界一向不赞成把亚太出现的紧张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相联系，我们也希望这不是美国的意图，毕竟，冷战后的美国偏向于使用军事和胁迫手段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已经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贫困。

　　在全球层面，美国政府为了吸取教训采取了相对务实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调整，有人主张回归强硬路线。我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采用已经在中东被证明错误的方式？难道，美国不应寻求新的更加符合时代进程的方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交往？在这些问题上，中美需要更好地沟通，包括两国学界也需要多讨论，更好地了解彼此。

　　第三，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当然，中国现在还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阶段，我们正在学习成为全球性的大国。现在经常听到美国或者是欧洲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这个词在中国人听起来，既新奇又陌生，要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也正在进入难度很大的攻坚阶段，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

　　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中国人需要多几分冷静和耐心，多几分宽容。我们也可以从对美国这个有经验的大国的观察中学习，趋利避害。我国学界对美国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国对华政策似乎不是单一的线性逻辑，有时候会是多重逻辑的叠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智库界普遍主张重审对华政策，中方需要对此重视，更加积极主动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政策，多介绍中国的观点，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对中国做出判断。

　　学界需要围绕双方的合作关系加强理论建设。四十多年来中美合作的实践往往走在理论构建和政策研究的前头，这个状况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合作的重点、排序、形态与范畴都在发生变化，相互期待的落差也在扩大，需要突破旧观念，更加主动地为克服困难、保持和加强合作设计路径。学界应当有所超越，辅助两国决策者为中美合作规划路线图。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我相信，《美国研究报告（2015）》将对我们加深对美国的了解发挥重要的作用，对即将到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和人文对话，乃至秋天的中美高层会晤，都是很好的参考。希望学界和智库界人士能够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智库产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对外决策的需要。

　　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 注释标题 2015年9月9日，在美国赫芬顿网络平台《世界邮报》网站刊文，纵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该文中译文由观察者网独家发布。9月11日，《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发表此文节选版，题为《中美增进了解与合作有益于世界》。

　　有次我应邀在北京一个国际论坛做晚餐演讲，提问环节有人问：美国有哪些方面让中国人感到不好或者不喜欢？在场都是熟人，我就实话实说：主要是不喜欢美国人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教训人吧。令我多少有些诧异的是，在座许多美国人很惊讶有人这样看美国。世上有些事儿，对有的人如此显而易见，却会让另外一些人出乎意料。

　　后来，我给多个微信群发去这个问题，征询意见，得到内容丰富的反馈。有人写了很长的评论，也有人表达了淳朴的想法，例如Peggy（佩吉），一位母亲：美国人对饮食太不严肃，许多餐厅尽是油炸和咸味食品。妤，小学生：美国的动画片很好看，美国的父母给孩子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辉，中国西部的生意人：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高速公路没有收费站，生活多么简单幸福。

　　在所收集的评价中，既有喜爱和赞美，也有尖锐的批评，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美国的成就和美国人的优点得到很高评价。锐，资深媒体人：美国拥有发达的服务业，商业管理水平高，电影制作和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一流的。林，学者：美国的危机管理、投资管理、社会分工和协调、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都令人称道。侯，母亲：美国人热情、幽默、具有人文情怀，对大自然和生命充满尊重与热爱，富有探索精神。海，资深外交官：美国具有强大的开拓创新能力，科技和商业人才辈出，引领并改变世界。似乎让美国独霸世界不行，没了美国也不行。思、勇和昆，都是大学教授：喜欢美国的法治、平等精神、大熔炉文化的包容性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钧，学者：美国人总是觉得做得还不够好，不断奋斗。敏，海外华人：中国人会永远铭记抗战中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支持。

　　另一方面，不少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做法持保留意见，首先是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

　　澜，媒体人：中国这么大，而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关注点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议题和个别人，使得美国民众获得的中国信息比较片面。薇，女记者：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实际上中国社会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许，浙江生意人：不喜欢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的内政、人权指手画脚，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发展历史都有很大差别。华，退休干部：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和批评会刺激对美反感和一些民族情绪的上升。姚，博士生：美国不把中国当成真正的伙伴，在出口上有许多限制，总是在猜忌中国。王，年轻公务员：在美国的概念中，世界只有两种人，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对美国公民无罪推定，对非美国公民有罪推定。

　　再者是许多人认为美国言行不一致，希望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上承担更多责任。郭，年轻创业者：美国人非常自大，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米莎，资深外交官：美国唯我独尊，凡不听我的、不与我为伍的、不符合我利益的，都坚决打压。陈，退役将军：美国思维固化，凡是盟国做的都是对的，坚定支持；凡是国会通不过的，任何国际承诺都无效。虹和英，公务员：中国人崇尚谦虚礼让，好面子，不喜欢美国人居高临下那一套。普、明、雷，年轻外交官：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对国内是一套，对国外又是一套。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鼓吹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大搞强权政治。杨，生于1999年的高中生：美国电影中暴力和血腥的场景太多，不尊重人的生命，与它宣扬的价值观不同。郑，大学教授：美国既要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吴，大学讲师：喜欢美国人，有很多美国朋友，但不喜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和行为，过于进攻性。广，退休体育界人士：美国坚信“强权就是真理”，这某种程度上增添了国际矛盾和冲突。

　　尽管我的微信朋友圈未必能包括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人士，但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具有很强的多元性。我相信，如果同样的调查在美国进行，也会收获“对华认知”的多元意见。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了解究竟有多深？能否与两国不断扩大的双边关系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相匹配？

　　我观察，中国人对美国的赞赏可能主要是冲着美国的发展经验去的，在肯定美国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希冀寄于其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进程没有也不会终结。与此同时，中国人对美国的不喜欢往往与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恐怕也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的重要原因。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见和否定，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判断。各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经历不同，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考察和判断对方。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注重集体利益，缺乏民主和人权，因而“不正确”。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人推崇自己的价值观，倾向于在其他国家搞政治演变，需要保持警惕。这类简单化的观念使两国相互间的看法大相径庭，也影响到对彼此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英文翻译陪同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去上海访问，参观游览中，一位外宾与我聊起来，说：你是否认识到中国人缺少自由、没有人权？你看，上海这么好，你很喜欢，但是你不能搬到上海来居住，中国人没有迁徙自由。我当时似懂非懂，晚上回去琢磨。第二天又碰到他时，我说，你讲得对，我是不能搬到上海来住，因为我们吃饭是凭粮票的，我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换成上海粮票不那么容易。另外，来上海的火车票也比较贵。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中国最后印刷的粮票是在1993年，当时粮食供应已经非常充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年轻人成长时已不再遭受饥饿的困扰，他们学习和了解世界的空间和维度都很不同，行动和迁徙更加自由。当然，想去美国时办理签证还是要排长队的。2014年底美方对中国人赴美签证延期10年的新政策，推动了赴美旅游和留学的新热潮。

　　我从这件事学到的是，凡事都有缘由，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不能随意地政治化。“自由”是个伟大的词汇，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和人权正在扩大，当然可以，也会更好。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所有立法和法规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讲话传播范围很广。最近常听到美国人对中国涉及网络问题的批评，甚至使用“网络盗窃”这样很难听的字眼。我也是网络使用者，不了解美国人的指控有什么技术依据、动机和逻辑，但是我和许多网民联想到的是：中国的网络用户是否安全？《中国日报》就曾经报道，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抽样检测发现，2014年60天内源自美国的2077台木马或者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18万多台主机。目前中国的基础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广泛使用美国的软件设备、产品和服务。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网络的防范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那么，中国广泛使用美国软件是否安全？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慎用指责和敌对的语言，因为这是要产生后果的。而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其实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

　　事实上，中美两国人民在价值理念上并非完全没有共同点，例如都希望国家强大，都重视家庭，有爱国主义精神，崇尚英雄，注重专业精神等。两国人民都追求世界和平，希望促进发展，中国重视民主建设，并且在不断发展进步，虽然道路与美国有所不同。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否则何以解释中国的活力，抑或美国的成功？

　　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新因素源于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持批判态度，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和秩序，美八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也面临一些质疑。我在美国参加研讨的时候，几乎无人不问南海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南海有多大？美国人关心的也许并不是在争议岛礁归属上的是非，而是担心中国要把美国势力从亚洲赶出去。事实上中美在维护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上有共同利益，目前看这里的航行自由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其他地区，亚洲在过去的20年保持了环境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与中国坚持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周边政策，以及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有很大关系。中国不是有帝国扩张历史的国家，我们不认可搞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的逻辑，我们在周边坚持的是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政策。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70年前中美站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二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文书收复了南沙群岛，美国对南沙岛礁的归属应该是清楚的。即便一些现在与中国发生争议的国家，过去也曾经以外交照会和出版地图等方式承认中国的主权权益。

　　对于目前存在的争议，中方完全是出于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愿望，同意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且提出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但是中国不能放弃主权，人民也不会答应失去这些岛礁沙洲。2014年中国对在南沙的一些岛礁采取了吹填扩建，不仅将改善中国守礁人员的生存条件，而且增强了中国维护南海稳定、生产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中国，许多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认为后者不论是非曲直，总是在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与向中国发起挑战的邻国站在一起，人们担心美国是否要利用自己的盟国体系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否试图创建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空军飞机每年都在中国沿海进行逾千次抵近侦察？

　　美国对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最新案例。这本来不应成为竞争点，但美国视之为在其主导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构建新的秩序。中国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在现存国际规则的框架内，提供一个新的公共产品，帮助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制造困难，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担心，也让不赞成阴谋论的人感到困惑。中国的成长也伴随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则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和谐气氛。中美两国曾在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当前世界经济还远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中国经济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和转型阶段，美国经济也在艰难复苏中，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中有需要也有可能实现全面合作，应共同应对挑战而不是拆台。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实力转换的规模和速度被夸大了，在中国，没人认为美国会垮台，美国的担忧更多源于对自己有可能走向衰弱的焦虑不安。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在现存规则框架内获得与国家力量和利益相符合的话语权和空间，阻挡这个自然的进程是不明智的。中国和美国都是复杂的大国，场景也在不断变幻，很难简单地去评判对方。我们应做的是更加主动地塑造对彼此的认知，趋利避害，保持双边关系的活力和稳定。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的调整阶段，双方需要通过增加相互理解和人民往来，使彼此更加靠近。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广泛关系，例如，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430万人次，接近于每周8万人次，预计今后将继续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有的美国人一踏上中国就不愿离开，在这里找到工作，居住生活，在电视节目上常能看到说流利汉语的美国年轻人。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合作与交流说明我们彼此相互吸引，一些误解也许会在相互更加了解之后逐渐发生变化。

　　许多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之后，都有这么一种印象：美国人的对华认知往往脱离中国现实。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现在既然美国人更加关心中国，也许可以尝试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需要反思。美国是一个热衷于并很善于推介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那么擅长。所以，中国人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叙事方式，让外界更多了解我们。

　　总而言之，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和战略选择并非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要复杂得多。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我们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不因政治问题或者孤立事件而受到干扰，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受益。

　　中美之间，重塑共识？ 注释标题 2016年5月11日，傅莹应美国斯坦福大学邀请，在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演讲。演讲全文后收录于《中国人大》杂志2016年第11期。

　　来美国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都比较多元和复杂。尤其在舆论中，南海问题似乎上升到中美之间地缘战略较量的高度，在一些人看来只能兵戎相见了。

　　然而，从现实生活的一端看中美关系，又是另外一副样子。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三年六晤，议题广泛，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依托，中国已成为美国单月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美之间旅游往来人数接近500万人次，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告诉我，平均每16分钟两国之间就会有一架飞机起飞，每周有500架这样的航班往来。即便是看起来气氛相对紧张的两国军方，也有更加频繁的对话与交往。在气候变化、核安保等跨国议题上，中美合作日益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那么，舆论和现实中的中美关系，哪个才是真实的？抑或都是真实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在变化，合作与竞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舆论与现实的落差，或许正说明两国需要重塑共识。我想借此机会对双方观点做个简单的归纳。

　　美学界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首先，美学界有人开始质疑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他们认为，过去八任总统坚持的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催生政治变革。现在看来，美国预期的变化没有发生，他们因此判断建设性接触是“失败”的，呼吁重新制定对华战略。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减速，美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在动摇，担心中国经济下行会拖累美经济复苏。大企业尽管对中国市场仍然充满期待，但也担心改革的“红利”在减退。

　　最后，美学界关注中国崛起后将在世界上发挥什么作用，有人认为中国要在亚太建立自己的“新霸权”，甚至试图取代美国充当世界“老大”。在中方看来，这种“焦虑感”反映出美方对可能丧失全球领导地位的恐惧。

　　当然，对中国未来作用的判断不乏客观、理性的声音。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未来作用既取决于自身文化，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

　　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也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与对美开放同节奏的，对美政策目标与总体外交目标相一致，那就是：改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非为了输出价值观或寻求世界霸权。中国多年来的对美政策目标得到了实现，而美国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其次，中国经济正经历重要转型，两国需要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进行合作。中国企业有兴趣和条件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而政治互信的缺失阻碍了这方面的进展。2016年9月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希望中美双方抓住契机，开辟两国共促全球均衡发展的新机遇。

　　最后，中国学界更多地是从国际秩序转换的角度思考中美关系的。不少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形态正在发生质变，不再是过去那种“弱者与强者”的关系，但也未上升到“两强”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似乎正从“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向“合作可以成大事，相争也可能坏大事”方向转换。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同时处理好两大难题：其一是如何在现存秩序内与美国共处，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怪圈；其二是如何推动现存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美方发出的信号常令人困惑。例如，中国在学习和适应新角色并努力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尝试提供公共产品以补充、健全现存体系。而美国没有展现包容，而是对中国提出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做出拒绝、阻挠的姿态，宣称“21世纪的贸易规则不能由中国制定”等。这些都在刺激和影响着中国人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国未来角色和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

　　中国学界最关注的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做出比较大的修正，日趋为所谓“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主导，从而在双方分歧和敏感问题上频繁引发交锋，在“相互刺激的循环”中越陷越深？

　　最近在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集中地反映了当前面临的风险。中方尤其关注美国公开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学界议论美国是否在误判，播撒“自我实现预言”的种子？美国媒体和智库很多关于南海的文章中观点缺乏事实基础，例如，有文章认为是中国在挑起矛盾、扩大领土和权益索求，在欺负小国，一些文章甚至分不清西沙和南沙。

　　南海问题的本源是围绕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间历史遗留的局部争议问题。南沙群岛隶属于中国，曾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由中国收复。1947年，中国在地图上以断续线的方式标出南海诸岛的所有权。美国对此应是了解和认可的，这也反映在直到1971年美国出版的一些百科全书和地图中。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邻国侵占了40多个岛礁，而那个时期关于在南沙勘测到资源前景的信息进而构成了新的刺激因素。但中国从未放弃收回领土和保护主权的努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东盟由对话走向合作、共同建立地区规范。当时，南沙问题是绕不开的坎儿，在历经磋商之后，中国承认在南沙存在争议，而周边国家也认识到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才是真正的出路。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签署。《宣言》规定，各方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这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争议的扩大化。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中方恪守《宣言》，但东盟未能够制止一些成员国极具挑衅性的活动，包括对占据的岛礁扩建、改造升级等。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南海问题愈来愈热，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权益不断被挑战，一些国家试图将争议扩大化。在中国国内，民众的焦灼情绪也在不断上升。

　　2012年4月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黄岩岛是中国海南省渔民的传统渔场，2012年4月10日，当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潟湖内例行作业时，被突然出现的菲律宾军舰堵截、干扰。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国内群情激愤，而菲方则不断刺激事态升温，拒绝与中方对话，于是中方决定对黄岩岛进行实际管控。菲律宾以谈判未果为由单方面提出仲裁申请，中方决定不参与。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能否阻止南海领土的进一步丧失？能否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争议的和平解决和保持地区稳定？审时度势，中国决定对所控制南沙岛礁进行改扩建，包括修建灯塔、设立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配备海洋科研设施等。中方这样做有利于完善岛礁功能，也增强了维护主权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

　　美国构成南沙争议复杂化的新维度：“亚太再平衡”战略无论是在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越来越具有针对中国的色彩。在中国，人们普遍注意到美国拉偏架，甚至直接走向前台插手干预，是争议复杂化的背后推手。而这个原本是局部和可控的岛礁及其附近水域之争，正被美方推向两个大国的地缘战略之争。

　　东盟国家已开始认识到争议扩大化的风险，正加紧与中国围绕缓和紧张和防止新的单边挑衅进行磋商。结合文莱等东盟国家的建议，中国外长王毅系统提出了“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这得到中国和东盟不少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目的何在？美方认为中国在谋取亚太霸权，但在中方看来，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多少年来一以贯之，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要理解中国人需要回溯历史。尽管当今中国逐渐强大，但历史的屈辱仍历历在目，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外国列强武力侵占之下，跌跌撞撞地踏入20世纪门槛的。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也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极为敏感，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哪怕是在局部重演。这是外界看待和判断中国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正在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辉煌。为此，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稳定的周边环境。南海是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航道之一，也是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与世界联系的生命线，必须确保这里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在这方面，中国需要与各方一道承担起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在世界舞台上初露头角的中国不应复制美国霸权的模式，美国也需要适应和与中国这样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国家相处，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应是敌人。

　　最后容我问一句：现在的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相互接纳、相互尊重、重塑共识的准备？我想用问号来结束演讲，谨以此向善于解决难题的斯坦福大学致敬。

　　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注释标题 此文发表于《参考消息》2016年8月31日第11版。

　　G20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办方，将同其他与会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以及“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为国际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会晤，这将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人们关注这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总结和具有哪些指向意义。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报》最后谈判的地点。

　　三个层面协调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际，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在三个层面上的协调值得关注。

　　首先，中美能否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G20机制的创建本身就与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动协调息息相关，两国的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健全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构建全球应对危机的机制化努力中贡献突出，使由美欧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动荡稳定下来，并带动世界经济逐渐复苏。

　　2009年G20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时我是中国驻英国大使。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努力探索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达成了筹集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中国承诺以购买IMF债券的方式出资500亿美元。这个标志性事件将中国推上了参与稳定全球金融大盘的位置。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固，新兴国家也相继遭遇困难。各国对拉动增长的手段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有空间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强调财政纪律和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势呼唤新共识，人们期待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杭州峰会上商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的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美能否为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多边共识确定基调，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已认识到结构性改革对保持两国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中方承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释放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信号？

　　近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协调合作的触角加快向全球层面延展。例如，两国率先就减排方案达成共识，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再比如，两国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为加强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还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开展防治传染病和帮助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双方也有着比较有效的协调。即便在分歧明显的网络安全领域，中美也确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建立起热线。

　　但中国作用的上升在美国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达成原则共识，但美国国会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终通过，使之获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

　　中国的GDP自2010年达到世界第二位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识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长的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美方对此不大适应，视之为“二战”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的最大挑战，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甚至游说盟友抵制。但随着中方的努力展现积极效应，美国智库较快调整看法，批评政府短视，未来中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商定，要确保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韧性且不断得到完善，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要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双方的新共识富有积极意义：“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的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可以预期，在G20杭州峰会上，国际金融架构建设，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改革，仍将是领导人共同审议的重要课题，有望就如何构建更有韧性的国家金融架构、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发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两国透露的信息显示，双方在工作层的磋商和协调是很密切的。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习惯，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虽然两国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获得好的解决。

　　最后，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中美关系有起有伏，虽然屡生摩擦，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协调合作的主流。两国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交往更加全面，两军之间规范性对话得到完善，确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规范。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

　　奥巴马政府也给中美关系留下一些负面资产，让人们印象最深的，当属“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和强化同盟体系，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美国强化排他性的同盟体系建设，同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

　　过去四年，中方以两国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和2015年“白宫秋叙”为主要节点，围绕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希望排除干扰培育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尽管美方对中方倡议存在疑虑，但双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意愿是相近的。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举行，中美关系将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更显重要。人们预期，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将再次把正方向，实现管控矛盾和促进合作的目的，为中美关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础。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前的两国关系，经历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风波。问题是，美国与中国在南海争的到底是什么？双方能否找到一条相容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将决定未来南海局势的方向。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诚然，南海有重要的国际通道，航行自由对各国都重要，最重视南海航行自由的莫过于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和航运大国。但实际上美方关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对这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不同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公约》要求外国军舰和飞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他国舰机在己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历来主张弱化沿海国的主权，强调自己的军队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与公海相同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检测活动和军事演习。

　　南海商业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而在规则方面的分歧也不难通过沟通予以解决。但美国对规则的关注只是表象，根本问题还在于美国将与中国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亚太主导权之争的高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分歧和摩擦。美国自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似乎就预设了中国崛起后会扩张的前景，不断强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抓手。在预设的地缘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举动都容易被解读成削弱美国战略优势的行动；而美方的针对性言论和动作也必然引发中方反弹。在这种“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对抗升级甚至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陷入地缘竞争的担忧加大。这个趋势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约的。

　　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紧张局势不会让任何一方获益，相反只会阻碍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希望尽快翻过南海仲裁案这一页，让地区局势回归安宁。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委派前总统拉莫斯为“特使”为中菲关系破冰，我应邀在香港与他会面，感觉菲律宾新政府是有与中方改善关系、重启合作意愿的。中菲同为亚洲国家，相信只要有诚意，就不难找到克服困难、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

　　南海局势中的美国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能否恢复平静也取决于中美采取什么态势，尤其当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与美方所谓的“最高利益”发生碰撞时，两国能否准确判断形势、厘清利害关系，找到协调彼此立场的恰当角度。中美在处置彼此关系上都面临新课题，美国缺乏与“非敌非友”大国友善相处的习惯，而中国也没有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与世界超级大国互动的历史体验。双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行也在塑造对方的言行，宜保持谦逊，更新思维，不能简单套用旧的观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辽阔，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试图打造绝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结果只会导致地缘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可行之道恐怕还是力量、利益和规则的共存共融。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对南沙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应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权益，美方应予尊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不应受到干扰。同时，中美应在保持安宁和维护国际航道畅通方面寻求对话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规则上的分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与沟通，而非政治施压，或用武力进行危险的试探。目前双方都已表达了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态度，在海上的行动亦是克制和有底线的，可见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关键是在对具体利益分歧的处置上，需要有效沟通和防止误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大约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出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战争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无法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冲突的风险。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对这个历史隐喻进行了量化研究，并运用到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论述中。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16个案例，发现多数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例（包括美苏冷战）得以用非战争的方式处置利益冲突。这项研究似乎想证明大国实力增减的宿命式结局。

　　2015年12月我在新加坡与艾利森一起出席一个对话会，我们有机会讨论。我认为，中美若成为敌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改变，他对此完全认同，但对中美可能因台湾或南海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若此，那将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书级案例。也是在那次对话会上，艾利森在演讲中说，当今时代对美国来说，最优先的地缘战略挑战不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不是冒进的俄罗斯，而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而对中美关系内在风险的低估增加了这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慑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决定了，当今世界已非“一战”“二战”和冷战时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达在爱琴海争夺海权时那个孤立的小世界，难以简单化地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复制。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文明水平上，应如何更加智慧地处置国际关系中那些能引发大国矛盾、激化大国竞争和诱发大国冲突的更加复杂的因素。

　　如今，关于大国安全困境的焦点集中在中美身上。无论理论体系和预测模式有何不同，中美两国未来如何塑造彼此关系被公认为将界定21世纪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总统其后在华盛顿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回应说，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相信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国是成长中的大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则宣称要“继续领导世界百年”，与中国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但毕竟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矛盾应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使双方分歧难以化解，但中国已强大到外力难以撼动其政权和制度，双方可以避免挑战彼此。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在战略安全层面上双方信任赤字扩大，相互误判的风险上升，双方需要认真对待和坦诚探讨，争取构建起防范机制，防止滑向对抗和冲突。

　　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是中国要与之争夺秩序主导权。问题是中美对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体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中国认同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中美秩序观并非完全对立，对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需求是双方的交叠面。长远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国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直接对撞的历史覆辙，就需要在共识基础上最终搭建一个能见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顶。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世界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调整，对中美引领变革提出要求。两国可以从共同利益最多的经济、金融等领域入手，通过推动全球治理等，带动国际协调与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

　　冷战后，以资本、技术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主导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扩展，新兴国家不仅从中获益，而且以自身的增长反哺了全球经济成长。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可以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现代意义上的“1.0版”，处于初级阶段和缺乏管理。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有较多表现，例如东亚一体化进程受到国家间矛盾的困扰，势头减缓；美国主导的TPP因缺乏包容性引发质疑；英国脱欧也给欧洲一体化提出挑战。从趋势上看，世界不可能从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须摒弃，全球化向“2.0版”的升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砺引领，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这样方能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让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更加紧迫。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型”的成长，但思维的进步和话语的更新难以简化或者压缩。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

　　对话基辛格（一）：美国因高估中国而对华焦虑 注释标题 2014年6月19日，傅莹在访美期间走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基辛格位于纽约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对话。对话节选由《赫芬顿邮报》的网络平台《世界邮报》刊登，其中译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1日第14版。

　　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伙伴

　　基辛格：你在美国访问，见了许多人，有什么感受？

　　傅莹：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焦虑”。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基辛格：当前美国确实处于不寻常的时期。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美国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外交政策也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因此，这个新的世纪对各方都是挑战，不仅对于美国，对中国也是挑战，难道不是吗？

　　傅莹：中美面临的挑战还不太一样。美国的难题也许是要学习如何与平等伙伴相处。我观察，在美国的传统世界里面，国家关系只有两种，要么是俯首称臣、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盟友，要么是需要对抗和打倒的敌人。美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兄弟般的伙伴吧？美国有兄弟吗？

　　基辛格：（笑）没有吧，我还真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你应该把这样的观点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看和思考。

　　傅莹：我观察，在美国人的政治文化里面，没有与伙伴进行真正平等合作这一说，因此很不习惯面对像中国这样既不是盟友又不是敌人，只是希望成为伙伴、一个平等兄弟的国家。而根据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大国小国都应该兄弟般相处。

　　说到挑战，中国的困难在于，突然被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被各方赋予更高的期待，我们许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像上了舞台却背对观众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看客。中国正在努力学会成为世界公民，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需要时间。其实大部分中国人是处于刚刚实现温饱的水平，还有许多人没有完全脱离贫困。您不能想象，仅仅是20年前中国还是多么贫穷，我还记得那些年自己家里每个月发工资之前五六天的窘迫。现在的年青人虽然条件好于过去，但是在就业的起步阶段也是很艰辛的。所以，要普通人广泛地建立起国际意识、培养起分享和分担的能力，这个需要时间。当然中国已经开始有国际利益的观念，而且是非排他性的。

　　基辛格：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也不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只是觉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中国也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会越来越像美国。中国的年轻人和下一代人会认为现在拥有的一切理所当然，对国家和政府的期待也将越来越高。中日岛屿之争以及中国在南海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近来升温，多数美国人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想要的越来越多。我个人认为中国没有取代美国的野心，只是希望获得应有的尊重，而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和强大，这种获得尊重的愿望会更加强烈。

　　中美两国都有自身特殊性。我们这里有着“美国特例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实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国则有文化优越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优于周边其他国家，因此要求别国俯首称臣。所以，中国未来到底会如何？许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大国之间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

　　傅莹：古代中国人有中央之国的观念，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心，应该说这主要是受地理知识所限，而不是基于强权的理念。中国人有文化自豪感，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但是谈不上想要统治整个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当时对外界知之甚少，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中国的国门是被帝国主义者强行打开的。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文化传统。现在中国人关注的问题也还是相当基础性的，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还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地球也承受不了这么多中国人都要像美国人那样住大房子、开大车。中国领导人都经受过基层的历练，很清楚国家和人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正致力于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每一代人都有责任争取把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国家交给下一代。中国国内问题很多也很严峻，但总体上是可预测和有方案的，而在国际层面上，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当前中美是否共同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要将21世纪引向和平还是冲突？我们有没有能力保持和平？从有了国际关系历史以来，还没有哪个世纪摆脱过战争的困扰。

　　基辛格：有过，在1815年到1915年的100年间，世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希望和平相处，他们通过定期会晤、谈判等方式解决了战争风险，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你认为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傅莹：理论上讲，大国之间再次发生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了，各国经济高度依赖，必须考虑经济利益和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无须诉诸战争手段就可以获得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已经不再有经济需求刺激下的战争冲动。此外，当今世界科技高度发达，大国之间战争的后果太不可测，甚至不需要热战，通过网络战争就可以相互摧毁、让整个世界停摆。我觉得，现在的危险是仍然有人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选项。

　　基辛格：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有经济上的需求。现在，虽然大国之间相互作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战争的风险仍然存在。回顾“一战”发生前10年的欧洲，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人们对危机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往往忽略，不去认真处理。现在如果对危机处理不及时或者不恰当，也有可能失控，引发战争。当前引发战争的风险是，国家在发出威胁之后不知道如何下台阶。根据我的经验，有的国家正在美中之间玩游戏，美中双方都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免被利用了。

　　中美之间很多问题源于认知偏差

　　傅莹：过去就有国家善于游走于大国之间，但是我觉得矛盾本身是可控的。倒是日本的安倍首相很值得警惕，他拿钓鱼岛争议做了一个大局，夸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借此调整安全战略甚至修改宪法。美国如果看不清楚，因为是盟友而被卷进去，会对形势走向和各方判断有很大干扰，美国最近一些高层讲话比较情绪化、不慎重。我在美国这些天许多人都在质问海上问题，我做了解释，发现他们都没有认真去了解事实就下了结论。

　　当前中美关系确实处于微妙时期，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存在很大差距。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认为中国想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而对中国焦虑。而中国人并不这么想，中国民众看到的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中国面临周边问题的挑战时，美国不分青红皂白总是指责中国，这导致民众对美国的反感情绪上升。特别是，在美国一些选举中，政客需要通过批判中国而获得选民支持，这令中国人费解甚至不满。双方需要加强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

　　基辛格：当前中美双方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明显的冲突。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方很多时候是因为受到挑衅而不得不做出反应，但仍然要避免给外界造成威胁邻国的感觉。现在，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是，能否在一些问题上携手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需要认真考虑能在一起做些什么。正如“二战”后的美欧之间通过真正的合作而拉紧了跨大西洋纽带，中美之间也可以通过合作来加强联系，例如可以在东北亚地区开展一些新的项目合作。当然这种合作也同样要避免使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双方可以做很多。

　　当今，人们都是从电视屏幕和网络上获取信息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当年从报纸和书本上获取信息的人们很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设法划清问题的界限和降低争议的热度。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因这些问题而受到干扰。

　　此外，中美需要加强沟通，不仅是讨论眼前这些问题，还要就两国的战略考虑进行交流，清楚彼此的战略方向有利于双方展开进一步的合作。例如，美方并不需要用南海问题来威胁中国，现代的战略家不会考虑用距离中国几百英里的小岛来遏制中国。

　　傅莹：中美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认知上的偏差。因此，双方确实需要更好地沟通，不仅是在战略层面，还包括与对方民众的直接沟通，这将有助于消除误会，增加彼此理解，逐步建立信任，避免战略误判。我听到不少关于中美开展一些实际的合作来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我觉得，要想推动起有时代意义的合作，需要首先培养合作意识和精神。当年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本质上是美国援助和扶持欧洲，而且有共同的对立面。21世纪的中美跨太平洋合作应该是平等和双方都有需求的合作，不仅要双方都主动推进，还需要双方都能够妥协，能够照顾对方。我们可以找找共同利益的基线，尝试合作起来，关键是不能一方总是要求另一方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有进有退，真正的平等合作。

　　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 注释标题 2014年10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布鲁克俱乐部邀请赴美出席亚洲协会对话会的傅莹代表团一行午餐，吴建民、黄仁伟、吕本富和戴庆利参加。双方围绕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了对话。对话节选由《赫芬顿邮报》的网络平台《世界邮报》刊登，其中译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第3584期第14版。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

　　傅莹：您的新书《世界秩序》出版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想请教的是，您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将如何演变？美国相对实力会继续下降，用旧的方法应对国际事务难以为继，要想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将如何调整，又将如何影响秩序的变化？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些后来者将采取什么姿态？主张开放性，还是排他性的新秩序？

　　基辛格：上次我们见面交谈，你从中国的角度谈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先听你说说，这个问题怎么看？

　　傅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会与中美有很大关联，两国如能开展广泛合作，将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体现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影响？很希望倾听您的思考。

　　基辛格：我知道，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新书出版以来反响好于预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

　　坦率地说，对美中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哲学评估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政府了，将来不管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现政府仍会努力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在未来两年我们无法解决哲学性问题，但可以为此奠定基础。需要做两方面努力，一是要避免对抗，二是可以选择一两个大的题目开展合作。从美欧关系的经验看，战后美国在对欧关系上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包括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实施马歇尔计划等，逐步形成了美欧紧密关系的纽带。如果能与中国也这样做就好了。

　　傅莹：我应邀参加过一些美欧论坛，观察到双方有很好的对话和商量习惯，建立起牢固的信任纽带，尤其有重大事件或出现分歧时，总能及时沟通，当然这有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美之间情况不同，但也可搭建更多有效沟通的平台，扩大可视的合作，尤其在解决双边和世界重大难题上，中美应培养平心静气商议解决办法的习惯。

　　政治安全领域，美国仍在分“我们”和“他们”

　　傅莹：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用您的话讲，做哲学性展望，我的观察是，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敞开，容纳了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这些新兴国家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参与其改革。但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对美国来说，仍然分割为“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指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他们”是指同盟外的国家。这样划线表面上看对经济和贸易往来也许直接影响不大，但在安全方面，会让非同盟国家关注和警觉。

　　如果美国想继续领导世界，要问的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反复强调美日军事同盟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而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威胁来源，美国是否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外国家的感受？美国对未来做何打算，将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还是坚持对同盟体系外国家采取排斥立场？中国民众对美日同盟的看法越来越负面，这是否会把中国推向另外抱团的方向？这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基辛格：从操作层面看，“再平衡”战略并没有给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部署带来实质性变化，也许增加一些军力，也是从中东撤军的结果。我在《世界秩序》中写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战略是，将美国军力推向尽可能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并且在开发这样的军事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会这么做。

　　美中签署《上海公报》以来，美方一直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亚洲和世界寻求霸权的立场。现在的问题是：两国如何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不给对方带来压力？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在满足合理安全需求的同时，不给外界要将美国赶出南海的印象？美国如何在不过度接近中国边界的情况下，满足自身安全需求？这在我看来是战略性难题，但我不认为美国试图将中国逼入墙角，剥夺中国行动自由。

　　冷战期间，美苏达成两项制度性安排，一是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热线电话，二是相互通报海上重大行动，双方遵循一定规则，避免迎头相撞。尽管用到热线情况不多，一旦用上就是真格的。如果中美能建立类似安排，出现危机时就管用了。

　　傅莹：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独立于美国的军队之一，也是长期受美国拒绝和排斥的结果。从美国对威胁评估的角度，您觉得中国军力在世界上排第几？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本土，中国也不会去攻占美国，关注中国威胁的依据是什么？

　　基辛格：在战略圈的讨论中，总是有对中国威胁的关注。我完全反对美中军事冲突，这对两国都将是灾难性的，我从未听到任何哪怕是观点极端的人，说过美国应当入侵中国。一般观点是，如果中国对邻国施加军事压力，美国必须介入，比如在南海。但从中国历史看，我不认为军事入侵是中国对待他国的方式。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中，没人主张击败中国，也没有任何学派的观点认为美国应打击中国或在军事上削弱中国。

　　傅莹：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是宪法规定的。正因如此，美国近期采取的行动和腔调使得其威胁意味更加浓厚。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国负面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在海上对邻国示强，中国人感受到的美国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方向。尤其让很多中国人不满的是，近年每当邻国与中国出现纠纷，不管发生了什么，无论是非曲直，美国总是偏袒和支持向中国挑衅的一方。

　　基辛格：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中方官员谈南海问题时说，如果这代人无法解决，就留给下一代人，这应该是官方立场。在此基础上，可以探讨如何就避免采取使局势恶化的行动和维持现状达成共识，当然还要界定现状是什么。其次，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把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中方如果能明确讲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权利，这两点将有助于拔掉南海问题这根刺儿，减少对美中关系的负面影响。

　　傅莹：公海的航行自由无疑是一个国际性原则。西太平洋航线的商业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近年航运价格一直低迷也说明，并不存在安全因素影响。中国是贸易大国，维护商业航道自由畅通对我们至关重要。据我观察，美国人频繁拿航行自由说事，指的是海军的航行自由吧？

　　基辛格：海军的行动自由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规定，这些适用于南海。

　　傅莹：这两方面分开来讲比较好，混到一起对外界是误导。如果两国海军能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和海上的一些行为规范达成某种安排的话，会解决不少问题。

　　美方不能对中国“桌面上握手，桌底下踹脚”

　　基辛格：从哲学角度看，我们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中东问题，美国报纸都会说应该在美国领导下解决，而不会认为可以依据某些原则来解决。这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必须调整，但需要时间。

　　傅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会逐步开放或者调整？

　　基辛格：不会，美国人习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是这样组织的。外国人好像总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不考虑这些。

　　傅莹：中国需要积累国际经验，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解释自己的做法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需要更及时地向世界做出说明，减少误解、避免误读，因为那会留下被人利用的空间。

　　基辛格：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竞争很快就要开始了，共和党候选人很有可能对奥巴马与中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提出批评。如果哪个候选人批评他对中国让步太多，你们不必太在意，竞选期间的言论不代表共同立场。

　　傅莹：我认为中方重视与美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探讨并合作，但美方不能在“桌子上面跟中国握手，桌子下面对中国踹脚”。当今时代，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领导人和精英层的事，也有民众和媒体的参与，决策层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基辛格：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难题，但是我这样讲是希望人们能理解美国内部有自己的困难。

　　傅莹：您怎么看中日关系？

　　基辛格：美国希望避免中日发生战争，虽然美日有同盟关系，但美不会鼓励日本采取任何导致战争的军事行动或者政策，据我所知，美国的政策里没有任何利用日本反对中国的成分，我们应该鼓励中国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主张构建一个亚洲与太平洋共同体，各国都参与其中，美中进行协调合作。

　　傅莹：您设想的共同体与军事同盟是什么关系？中国领导人也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您的想法是否与此有交集？

　　基辛格：我讲的亚太共同体的实质是美中之间的谅解，也包含所有大国，这样就不必担心要面对类似于“一战”前的那种冲突局面。那个时代，国家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选边站队。

　　我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当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且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对话基辛格（三）：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 注释标题 2015年5月18日傅莹与基辛格在其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就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进行对话。

　　傅莹：我读完了《世界秩序》一书。

　　基辛格：那下次我要考考你这本书的内容。

　　傅莹：我明天在芝加哥大学演讲，就准备从这本书讲起。主题是围绕秩序问题的争论，您书中提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同期，有若干不同的秩序并存，我就从这里展开，比较和介绍中国在1648、1919和1941年等时间段的情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和在秩序问题上的视角。

　　基辛格：1648年欧洲发生了重大事件。

　　傅莹：1648年，中国清朝的新皇帝登基不久，大概三四年吧。

　　基辛格：我打赌那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了整个欧洲。人口也有很大规模了？

　　傅莹：人口到了5000万左右，增长比较快，一直相当繁华。但到了1840年，中国的宁静被鸦片战争打破了。

　　基辛格：确实如此，那是一个悲剧。

　　傅莹：我在演讲最后部分引用了您的话：基辛格《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走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接下来我们将怎么走？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我会说，对于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中国国内也有讨论，我们的认识是：首先，在当今世界，彼此孤立的秩序同时存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其次，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也不大可能了；第三，世界上有许多全球化带来的新型挑战。结论是，也许应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基辛格：你的看法十分深刻，我这么说是认真的，不是恭维，这也是我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如你所说，我们有不同的秩序。不过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中有不同的秩序，就像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发挥作用一样；二是不会有秩序，而会有某种形式的混乱。

　　我还应该说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秩序。这个目标要实现起来困难很大。我想，即便你认为理应是第三种可能性，但通往这个秩序的道路仍然需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类似于大西洋体系，但组成部分是不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由宗教国家组成，以欧洲为基础，仅限于欧洲。新的体系将建立在单位体之上，例如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它自身就是一个文明，再加上其他文明，例如伊斯兰文明，还有其他单位体。阻碍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伊斯兰秩序，伊斯兰世界仍在冲突当中，很难一下子进入到国际秩序中来。

　　傅莹：我对您说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很感兴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世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现在世界的形势很不同了，面临许多不同的挑战，一些威胁超越了主权国家概念的范畴，像气候变化、“伊斯兰国”组织（ISIS），还有埃博拉病毒，等等。面对新问题、新课题，需要有新的超越国家的框架和共同认识，来开展合作加以应对。以埃博拉为例，各国开始时是各自为战的，中美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主动的行动。下次再遇到此类问题，各国应有共同采取行动的意识。那么，您讲的秩序，是希望实现控制和领导其他国家的秩序，还是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秩序？在过去，世界秩序是指如何在强国之间建立规则，以相互约束，不发生战争，但现在光阻止战争已经不够了。

　　基辛格：这一点很深刻。中国现在怎么处理南海问题和朝核问题？

　　傅莹：这两个问题不一样。在南海问题上，目前中美之间出现的分歧根本上反映了我们之间存在不信任。中方担心美方在背后推动有关国家做出挑衅行为，美方则认为中国希望独家控制南海甚至西太平洋。如果美方对情况了解不够，会将认识建立在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并据此得出结论。我们也需要对邻居了解得更加充分。应该控制住局势，防止恶化。我看到美国不少报道，感觉美方对南海问题是过度解读了。

　　基辛格：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修机场、建跑道，通过这种方式如何对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做出贡献？

　　傅莹：在南海进行搜救和处理突发情况时，有了跑道会方便许多，增强能力。

　　基辛格：当然有自身的需要，但不应在有争议地区修建。

　　傅莹：我们是在自己控制的礁盘上施工，不是到属于我们但是处于别国实际控制下的岛礁上搞建设。事实上，在过去，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都在争议岛礁上进行了施工，在南沙已经建成的跑道有不少，未曾见美国有什么关切，中国几乎是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中国人长期以来在南海岛礁值守的条件非常艰苦，几个人住在小棚屋里，要耐受高温和大浪，一次就驻守6个月甚至更久，中方需要改善条件。

　　我理解美方的想法，就是希望中方能与美方谈，告诉美方我们的计划，作为大国，应该相互知会，应该有更多的沟通。

　　基辛格：我个人认为，应该暂停目前的争议。各方应同意，试着在今后10到20年内，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保持现有局面不变，任何一方都不对对方采取挑衅行动。第二，达成一个自由航行协议，确认这是一项基本原则。第三，表示任何争端都是可以调解的。但目前，美国人认为你们试图接管整个地区，九段线内的所有海域，你们把九段线当作陆地边界一样对待，让人无法理解，美国人现在就是这么看的。而中方认为，美国试图把南海变成反华基地，以此，美国可以更加接近中国的重大利益。

　　那么，结果应该是什么呢？美国不应把南海作为美国的战略地区对待，中国不应把整个南海作为中国的地理领地对待。请记住，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危险的，因为我发现，跟我谈话的所有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想接管整个南海，而这将是中国走向帝国的开始。诚然，中国的历史理应受到严肃的尊重，但我不认为有可能把这一条适用于南海的所有地区和所有岛屿。我尚未对中国政府官员提及这一观点，或迟或早，我会就此问题发表公开讲话，但在此之前我希望同更多的中国人谈一谈。我认为，中美应该就南海达成共识，就像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样。《中美上海公报》的重要性在于，我们避免了中美就台湾问题出现任何公开冲突。

　　傅莹：南海问题比较复杂。很多美国官员只看到眼前的局部情况，而不是从了解历史的全部内容来判断问题。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想要与中方进行认真的讨论，应该至少回到美方的档案中去，了解事情的缘由。现在双方在南海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认知，无法进行严肃的讨论。

　　在中方研究界看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试图捞取好处，甚至给中国制造麻烦。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败交出所有占领的中国领土，西沙、南沙岛礁是交还中国的，美方应该了解也承认，南海岛礁属于中国。在50年代之后，美方也许更愿意视之属于台湾管辖。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有一些邻国开始占领一些岛礁，美方对这些情况也并非不掌握吧。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与东盟国家建立全面关系，围绕南沙问题进行过多轮的内部协商和谈判，中国做出了“承认存在争议”的重大让步，同时东盟国家也认识到和认同中国关于搁置争议、维护和平发展大局的主张，最终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多年来，中国同东盟国家一直避免在大会上公开争论分歧，重点推动全面合作，同时保持了私下讨论和协调涉及南海话题的方式，因为任何公开的争论都会引发公众反应。所以，在2010年之前，并不是世界上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

　　应该说，是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南海才成为一个所谓的重要问题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是吗？为什么在此之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而之后成为热点问题？中国研究界的观察是，南海问题被变成了一个工具。

　　基辛格：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时代，中国没有对南海进行主张，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傅莹：中国从未放弃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80年代为了阻止越南进一步扩占，中国还动用了海军，打过海战。只不过美国当时没有太在意吧？美国关心南海是否在重返亚太之后呢？

　　基辛格：不不不，这么说不对。70年代早期，我开始从事对华工作时就注意到南海，之后我继续密切关注。无人注意中国对南海提出主张，也许因为中国当时的思维是一个状态，而之后情况又在慢慢变化。我不认为南海问题与美国重返亚太有关，美国重返亚太的解释，是从阿富汗撤军，改变了美军在亚洲的力量分布。但美国在亚洲的军力并未增加，只是比重上升了，而这则是因为美军从中东撤出了军事力量。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对于南海问题，我对此没有解决办法，我认为应消除南海作为一个摩擦点的存在，理想的状况是，任何人不对南海提出新的主张。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应该保持中立立场，双方应同意在界定地区的航行自由，而不是把南海划定为国家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应采用任何行动，或者改变既有事实。我认为，美国应该持中立立场。你我都应同意，南海地区应有航行自由，而不是在所有岛屿都划出12海里领水，否则面积就太大了。当然中国会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傅莹：中国90%的石油进口、80%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西太平洋航线运输，这是中国的生命线，当然要确保航行自由，对日本等国也是如此。南海是开放的，航行自由没有问题。

　　基辛格：如果我们可以同意这是公海，而不是中国赐予的权利，那么公海上各方都应有航行自由，不是指中国允许的航行自由，而是指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美国要的是航行自由，不受别国干涉的权利，我们不想要，也不应有干涉中国航行自由的权利。

　　傅莹：习近平主席将对美进行访问。您认为哪些事情可能会使访问受到影响？

　　基辛格：我的印象是，美方对中国有巨大的善意。根据我对中国的经验，中国对美国也有一定的善意。

　　傅莹：我的印象是，美国目前各界释放的是不同的信号，这是暂时的情况，还是需要据此做出政策上的判断了？这个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

　　基辛格：你们的问题在于，中国刚开始加入大国对话，试图思考清楚自己的国际地位是什么，中国的国力在上升，需要同时考虑其他国家了，中国过去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不需要考虑别的国家怎么想。

　　从美国来讲，本届政府任期只有18个月了，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思维也只有18个月，这是人性使然。美国对中国不缺少善意。但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很多，他们要发表竞选演说。如果同共和党候选人，或者所有的候选人谈中国时，他们都会谈到北京的影响力问题，也会说些话。例如，我最近收到一个候选人竞选演说稿，其中体现的对华姿态就是非和解性的。尽管美方候选人的对华言论很难保证会怎么样，但不是恶意的，这是由初选的性质决定的。我并不喜欢这个情况，但你们可以确信，在美国有一大批人多年从事中国研究的，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美关系。

　　美国人需要了解中国战略思考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有4000年，战略思考有2000年，可以说是有2000年的战略史，凡事喜欢进行长线思维。美国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不必这么做。对于中美双方所谈的战略，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理解，尽管我做战略演讲时也有人认同我的观点。我正在考虑成立一家战略研究所。但你们从美国政府拿不到战略保证，你们可以拿到的是解决看得见问题的方案。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会见我时，雄辩地说明了中国梦和到2020年、2040年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我认为应该让人们听到这些，即便他们不一定能理解或者实行。

　　傅莹：眼下，沈大伟的文章、兰普顿的演讲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都释放了消极的信号，引发对中美关系的关注。您对此感到担忧吗？兰普顿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一个转折点。

　　基辛格：我不了解沈大伟，我知道兰普顿一直关注中国。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也许正在走向四分五裂，中国领导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反对改革的势力也在集结，可能会导致中国崩溃。第二种认为，中国除了被军事占领过，从未崩溃，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出现过暂时的组织涣散，但是人民有着共同身份认同的中国从未在任何时间点上发生崩溃。因此，我认为中国将会有一段困难的时间，我更多担心的倒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民族主义因素的上升，会迫使中国领导人做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我的外交方式是看一个国家对外的公开宣示，而不是去关注其内部情况。我想中国会度过这个阶段，中国将更为强大，美国应集中力量应对中国的成长，而不是崩溃。中国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做任何鼓励中国崩溃的事。

　　傅莹：这一点很重要。上次我们谈到了两国关系的公众角度。在中国，民众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可以和美国合作，一种认为美国要搞垮中国。公众会从他们的角度看待和评论中美关系，而外交政策则是复杂的。外交现在任务更重了，对外宣讲也是外交的重要任务。您到中国来，就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应该对中国民众说更多的话。我和您的两次对话在中国发表以后，也促使人们思考，您的深思熟虑和直言不讳非常珍贵。在美国，中国人的声音太少了，直接说明中国的声音太少了，这方面只有官方的解释显然不够，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否则美方许多人会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做出结论。在中国，也有人对美国的言论和做法越来越反感。

　　基辛格：我不认为美国有一个长期的战略。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同我一样，都认为和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可取的，尽管有人认为我为中国说话太多。现在，美国在南海、丝绸之路等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我一直说，中国有自己的做法，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试图把美国的势力推得远远的，因为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这本身并不是坏的意图。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则是坏的意图。

　　傅莹：中国有哪些行为在您看来是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

　　基辛格：与其说争夺全球霸权，不如说中国是想把美国挤出亚洲，比如中国人讲，“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

　　傅莹：我理解，这句话指的是亚洲人应当采用亚洲方式，就是采取谈的方式，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关于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提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基辛格：但这句话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应该待在亚洲里面，而美国应该待在亚洲外面。我想我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领导人这么说的含义和思考，我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多次，我想他们对我是坦诚的。不过，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中国的意图所在，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会发生什么让我们担忧的事。在我看来，中美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做得尚可，双方对长期关系都会说些合情合理的话，但在合作制定类似于中美关系5年规划等方面，则是一个最大的不足。在中国，具有同美国合作经验的人不多。

　　傅莹：中国有人认为美国在桌子下面纵容日本。日本试图在军事上更加自主和自由，安倍在历史问题上不反省也不道歉，在中国民间对此有很深的关切和担忧，认为美国在给日本松绑以实现自身目的。

　　基辛格：一国看待另一国时，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往对方身上套，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人看美国的表态，会以为这反映了一个10年的长期计划，但通常不是这样，通常美国只是对某种情况做出回应，或者做出应急处置。

　　我想如果你我真正了解事情在往什么方向发展的话，我们都会拒绝受到“美国在挑拨别国”的这种想法的吸引。

　　傅莹：我认为中美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

　　基辛格：如果你看早前的档案，在周恩来和我们那个时代，对话有时候听起来像是讲时事课的大学教授在讨论国际政治的实质。中方经常这么做，而尼克松总统又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总统，他厌恶谈具体事务，总是说让我们看看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我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提到的唯一具体问题是台湾，其他都是哲学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的本质。毛主席曾讲，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意思是什么？是说形势变化了，但我们可以试图达成某种协议。我认为同下一届美国政府做这件事情比同本届政府要容易，但我认为现在应该从本届政府试着做起，中美努力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从最容易的做起。我认为应该在本届政府开始去做。

　　傅莹：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对表，防止未来发生误解。有分歧也不要紧，可以预防问题的出现。讨论在具体领域开展合作，避免出现对立的关系。

　　基辛格：这是从未有过的形势。彼此作为对手如何与对方合作呢？我们需要对彼此加以定义。在1914年8月1日，如果那时的人们能够预见到1948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就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了。如果中美陷入冲突，需要知道中国如何定义“取胜”，取胜后能拿到什么。

　　傅莹：今天谈得时间不短了。咱们曾经约定，为您组织一个中国年轻学者参加的圆桌会，但每次您在北京时日程都太紧。中国正在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出现不少新一代的智库学者，非常勤奋，写东西很快，等到我们更好地组织起来，希望他们能到美国来，同您举行圆桌讨论。

　　基辛格：那太好了，如果你能把蒙古族的美食也带来就更好了。我对你表示感谢。

　　对话基辛格（四）：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 注释标题 2015年10月31日，傅莹应邀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的角色——2015京城国际论坛”，并主持与基辛格博士的公开对话，回答听众提问。对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

　　傅莹：基辛格博士，您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里最早深入研究中国、以客观眼光看待中国的人。可以说您也是最能带着历史感看中国的人。我非常高兴能有今天这个机会主持与您的对话。我先来提第一个问题，然后请观众提问。

　　在2014年我们在纽约的一次谈话中，您曾告诉我，您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

　　而您在书中也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所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在您看来，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首先，面对变化和挑战，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我曾说过，历史好比是国家的特性，每个国家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孤立于世界（isolation），但是面对“一战”“二战”这样势不可当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

　　“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俄罗斯忙于重建，因此，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适应这种变化。

　　我不想告诉中国如何做。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地区朝贡体系的中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元首的共同声明非常积极，特别是在长期目标方面。我们也需要在中期目标方面进行积极合作。

　　傅莹：确实，对中美来说现在都面临着挑战。很多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对新的变化很焦虑，美国国内就如何应对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还没有清晰一致的思路。

　　基辛格：但是有一条思路是清晰的，那就是中美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傅莹：我同意您的观点，我想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与世界接轨，理解世界，并让世界也理解中国。这里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当中国在捍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世界。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檐下？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

　　基辛格：当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我的建议就是，可以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力图理解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运用武力。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看待这些事件时应该是“哪些国家可以参与”，而不是“哪个国家可以控制和主导”。又比如南海问题这种直接关系到安全的事件，应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此类问题。

　　傅莹：非常赞同。我想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世界大国，它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安全不应当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没有国家可以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寻求绝对安全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但是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觉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不同形式的问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观众提问：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有什么顾虑？又需要重点做些什么？

　　基辛格：美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只说我的看法。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两国应该以伙伴关系互相对待和互相学习。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研究，显示过去15次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11次与守成大国发生了战争。我们有责任做出改变而不是重蹈覆辙。我曾多次提到，并向美国政府建议重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在我的书中也反复提及此概念。但是目前美国正是选举季，所以你们可能听到一些不同声音，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自我初次访华后，美国一共换了8届政府，而这8届政府都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必须和中国合作。

　　观众提问：当今世界秩序正在经历解构与重塑的过程。在您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象中，认为中美两国最大的分歧点是什么？

　　基辛格：第一，美国主要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秉承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我认为，未来很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于，对欧洲地区很难下定义，因为一些国家会担心边界和重叠区域的问题，因此对这些有争议地区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美国正在企图建立一个全球经济体系。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入TPP，太平洋两岸应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解决问题。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在环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就网络安全问题开展对话，我们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因此中美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紧密合作。当然某些方面，分歧是存在的，在这些领域，我们应当告诉对方彼此的担忧是什么，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您在书中试图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 superpower）这个词来描述美国，认为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苦苦追问自己为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所做努力的道德价值何在。

　　基辛格：我曾与北京大学的学生对话。中国人似乎认为，美国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的。但是，实际上美国自身很矛盾，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从来未有过全球性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体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和试图退出全球事务之间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伤疤。我常常告诉美国的听众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我们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长，我们要有耐心。

　　傅莹：您曾问过我，中国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我回答说，中国相信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各国应该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也十分矛盾呢？有一些美国人跟我说，中国应该接受美国的领导，否则，美国应当针对中国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外一些人却认同两国应该共同合作。那么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基辛格：我要告诉在场观众的是，傅莹女士每年都会来拜访我，每次她的问题都很有洞察力。为了确保我听进她的话，谈话后她都会送给我会谈纪要，这些纪要非常准确，我从来没有修改过它们。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非常难。中美两国领导人也会会面，并且互送文件，试图达成共识向各自国民展示。回顾过去45年，我们有丰硕的成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悠久历史的国家，有宝贵的经验。中美有不同的经验，但有一些问题同时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与美国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伙伴，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见过5代中国领导人，我对此非常乐观，相信双方可以找到最终方案。

　　傅莹：目前，中国有很多学者也在积极地为世界秩序问题献计献策。

　　比如，今天也在场的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

　　秦亚青教授试图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他强调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

　　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两国之间“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地，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

　　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加稳定的双边关系。

　　我想问基辛格博士的是：中国人正在寻求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并没有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您在这方面对中国人有什么建议呢？

　　基辛格：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美中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美中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美国人相信，可以通过教化，比如传教，来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而中国人更相信以身作则，从未派传教士去外国。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

　　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观念差异的挑战。

　　美国很多人称我为现实主义者，即使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学习过欧洲改革和政府力量等，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这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变得软弱了，而是中美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了，我们将会回到传统的模式去，这十分危险。我期待一个各国都能被平等对待的世界秩序，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

　　与福山谈话实录 注释标题 2016年5月10日，傅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往见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就中美关系、美国大选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有关对话内容系首次整理发布。福山教授为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2010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著作。

　　傅莹：美国大选的状况出乎您的预料？

　　福山：确实。没人料到特朗普会是主角之一，人们还在适应并接受这个事实。下期出版的《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会有我写的文章，阐述这次大选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我的主要观点是：特朗普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代表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趋势。全球化、科技发展、移民和去工业化导致劳动者阶层地位持续下降，如果不是身处这个阶层，很难理解和注意到，美国的衰落已很严重。这不是一朝一夕之结果，而是在过去30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美国人尤其是高中学历或以下的劳动者阶级，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在这些阶级的聚居区有很多问题：单亲家庭、犯罪率上升等等。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妻子安·凯斯（Anne Case）合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从1999年到2010年，美国白人男性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了50万，主要是吸毒等问题。全球人均寿命在增长，而美国白人男性的死亡率却在上升。美国非洲裔人上世纪80年代有过类似的状况，现在情况已经缓解，而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上升这一现象并没有被广泛认识到。我认为特朗普了解这个群体，他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想要保障美国劳动者的利益，阻止移民。他不喜欢全球化，即便是输掉大选，他也已经改变了美国政治生态，余波将持续数年。至于大选结果，谁知道呢，近来情况疯狂无常，已经不能排除希拉里·克林顿输掉大选的可能性了。

　　傅莹：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关注美国大选。年长的中国人不大有倾向性，但年轻一代很有想法，也乐于表达，在他们中有很多人倾向特朗普。这些90后认为希拉里的讲话太老派，还是20世纪的作风，而特朗普貌似紧跟时代潮流。另外一个原因是两者对中国的不同表述。例如特朗普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不难理解，毕竟中国具有庞大的制造业，而希拉里却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科技，显得刻薄。两者相比较，至少特朗普有话直说，而希拉里依旧对中国怀有刻板印象。当然，我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表面现象。

　　福山：我想这是个错误的成见。不管两者风格如何不同，要看到特朗普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希拉里不是。

　　傅莹：如果特朗普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也无好处。

　　福山：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全球都充斥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声音。美国建立了现有的全球贸易系统以避免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如果美国自身开始大规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很快就会做出反应。

　　傅莹：是的。您怎么看中美政治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宣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正确的，您大概是第一个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排斥言论导致中国人的戒备心理，双方难以建立起信任。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各国应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负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正确，中国人会审视和完善自己，而美国也应如此。美国总是在政治上指责中国，这构成两国关系的障碍之一。您怎么看？这个矛盾会长久存在吗？

　　福山：你是说美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关注？

　　傅莹：是指美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居高临下态度。

　　福山：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话的对象。我认为，美国对中国政体的批评对双边关系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例如每逢大选，候选人都在指责中国，但当选后他们会变得十分实际，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美国并不能左右中国的政体，所以只能从实际出发，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公民是否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呢？是的，民主和人权事关美国人的核心身份，他们相信即使在美国之外，在全世界这都是普世价值。但我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因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贸易合作和民间往来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政府不会禁止国人批评中国。我认为两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大矛盾，关键还是两国对外交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如何处置。

　　傅莹：我出席2014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与会者的主要关注点在乌克兰问题上，我听到许多关于乌克兰未来政府的讨论。在咖啡馆里、电视评论中，甚至议论到拳王克里琴科是否有能力承担总理之职。这些讨论是远在乌克兰政府倒台之前发生的，对俄罗斯来讲，很难相信美国和欧洲没有预谋，因为“颜色革命”的确就在乌克兰发生了。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德国人交换过意见，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对立的群体向美国或者德国寻求帮助，就不好拒绝。但是，用什么标准来确定是否应插手他国内政呢？

　　福山：这种看法恐怕很难改变。但我个人认为，外人高估了美国削弱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乌克兰事件与其国内活动家获得美国多少帮助没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乌克兰年轻人反对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希望乌克兰与俄罗斯纠缠，更愿意加入欧盟。政变是有组织的，但即便美国有所介入，也是在暗地里进行而已。2013年9月我在乌克兰参加斯坦福的夏季学术交流项目，邀请到的人大部分是乌克兰的活动家，美国政府并没有为斯坦福的这个项目买单，我们有别的财政来源。恰好这些乌克兰活动家反对的与美国政府反对的是大体一致的，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参与颠覆乌克兰政权的运动。政变原因是乌克兰人民不想与腐败的俄罗斯政府有瓜葛，他们更希望加入欧盟。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有过鼓动“颜色革命”的做法，那也是在“二战”后最初的15年左右，的确美国曾参与颠覆他国政权，例如1954在危地马拉和伊朗。在危地马拉的例子中，中情局密谋推翻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政府，那是个巨大错误，两国为此付出了代价，美国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因此在越南战争中，美国重新审视是否能够和应该控制他国的政治局势，得出结论是，这样做将适得其反。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国内有过颠覆伊朗政权的言论，但我不认为有人当真，我们有前车之鉴。伊朗问题部分上是1954年美国在伊朗所作所为的历史遗留。综上，美国停止干涉甚至颠覆他国政权已有很长时间了。

　　傅莹：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呢？

　　福山：这是好例子。我们决定不直接介入叙利亚内政，结果是30万人死亡和大规模移民潮危机，很多美国人指责奥巴马政府不作为，声称叙利亚死亡人数超过美国当时进入伊拉克导致的死亡人数。利比亚的情况不同，利比亚的解放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产生后来问题的根源是各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对利比亚的后续重建做出贡献，这是大错。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其独裁政权之后，并没有计划和措施稳定战后局势。美国从中得到教训，不能再次重蹈覆辙，但实际上是很难的，我们在利比亚参与稳定政局，反而得到负面结果，在叙利亚决定不作为，结果更糟。有时候很难决断到底应该如何插手。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撤退的原因是局势太复杂了，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介入后常常变得很棘手，导致自己深陷泥潭。

　　傅莹：我认为中美两国政治学学者坐下来交换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重要，美国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了解对方的观点，中国也需要多了解他人观点。

　　福山：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即便是美国的政治学学者坐下来开会，你也会发现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有很多争论，例如对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在传递的美国外交政策是1940年后主流候选人很少再提及的，他强调的是孤立主义，限制美国动用自身力量参与外界事务。

　　傅莹：特朗普的言论仅是为大选做表面文章吗？

　　福山：不。

　　傅莹：所以您认为特朗普如果上任，会兑现这些政策？

　　福山：过去30年来特朗普一直这么说，并不是最近才开始改变的。

　　傅莹：您预测谁会赢得大选？

　　福山：希拉里，而且是大幅度胜出，但我也不敢十分肯定，因为过去的一年特朗普实在让人瞠目结舌，人们曾预测他不是10月就是11月或者12月就会退出，肯定不会通过初选。将来情况怎样，谁也不好预测。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