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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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
守住21世纪的和平 注释标题 本文于2013年5月28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5版《名家笔谈》栏目。
当今世界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
自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围绕如何维护和平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人类进入21世纪能否学会珍惜和平？大国在格局变革的进程中能否守住和平？这是当今世界关心的大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博伊尔教授，从国际关系500年的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似乎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总有改变百年走向的大事发生，例如战争、冲突或者和平安排。按照这个规律，今天国际学界热议大国关系的走向就不足为奇了，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这个大国虽然在人口和地域上当之无愧，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上，与世界发达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差距，自身发展也面临外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都将聚焦于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努力奋斗中，我们需要、也必须保障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将不断为此付出努力。这一点，我们要让外界更清楚地知道。
谈到中美关系，两国都明确表达了保持世界持久和平的政治意愿，并且正在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出认真努力。双方通过多渠道对话在利益与矛盾中寻求平衡，毋庸讳言，这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建立信任过程。冷战期间美国将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9·11”之后转向中东，现在正重新调整，要把重点放在亚洲。从时间上看，正是在东亚经济蓬勃发展、合作热火朝天的时候，美国向这个地区调整了军事部署、加强盟友军事协作，恰好中国周边也开始发生各种事件。人们关心的是，这种投入能否更加顺应亚洲地区发展合作的大势？
美国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写的《人心之争》一书，以详实的史料描绘了美苏在冷战中寻求缓和的四次重大时机，分析了彼此错过的原因。掩卷沉思，有两点体会：一是美、苏这两个大国虽然公开把对方的灭亡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实际上最牵扯它们精力的，却是如何防止发生正面冲突。二是，它们的对话始终不在一个频道上，当苏联絮絮叨叨回忆“二战”教训、热衷军备竞赛时，美国则紧张地防范对方威胁，两国从未真正建立信任，缓和只是手段。今日的言行将构成明日的历史，正所谓，史乃势使然。
进入21世纪，世界正发生新的变化，大国争霸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一些长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快轨，一些传统的发达国家难以摆脱金融和经济困境，双方差距有所减小。在崇尚“有资本就有权力”的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世界权力正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由此引发了对未来的新兴大国是否构成威胁、如何承担国际责任，甚至“世界领导权”能否和平转移的议论。
现实中，世界权力并没有出现单向转移，更可能的趋势是，影响国际治理和世界事务的权力将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曾长期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扩散。国际事务不再完全由几个中心国家决定，全球问题也难以由个别国家解决。世界权力的多元化正不可避免地加快形成。但是，和平年代发生的国际格局演变和国际治理方式的转换，将是更加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在过渡时期，旧的框架如果及时改革和调整，还会长期发挥作用。
如此看来，确有必要重温博伊尔教授关于“每个世纪第二个10年”的那个判断。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新世纪，还是要回到大国争夺甚至冲突的旧时代？如何回答这个大问题，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负有与自己地位相关联的历史责任。
实际上，当今的许多挑战都关系到这个星球的共同利益，例如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核武器的扩散、食品的保障和安全、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等。应对这些挑战时，大小国家，包括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欧盟等，都在一条船上。如果大家能够超越旧时代，用新的眼光看待彼此、信任彼此，就不难集中精力携手应对21世纪日益复杂的情况和问题。否则，难题只会更困难和更加复杂。
百年后的回顾——反思两次世界大战 注释标题 本文发表于《求是》杂志2014年第17期。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百年沧海桑田，世界今非昔比。然而，人们对百年内这两场战争却难以忘却，世界许多国家举行回顾和研讨活动，国际史学界也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讲史离不开论今，人们聚焦“一战”“二战”，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当今世界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一、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权力的争夺只能是自掘坟墓
20世纪留给人类最深刻的教训是战争，尤其是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权力而发动的战争；留给人类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是和平，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英勇斗争赢得的和平。
回顾“一战”历史教训，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进行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德意志帝国年仅29岁的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年登基后，就显露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抱负，他推行的具有强烈殖民扩张色彩的“世界政策”，激起了德国社会鼓动战争的情绪。面对已被欧洲几大老牌帝国瓜分殆尽的世界，德国加紧扩充军备，企图通过战争改变格局。垄断资本阶层更是对夺取海外权益急不可耐，正如当年德国外交大臣皮洛夫所言，“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事实上，德国、日本、美国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已加入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列强行列，德国在世纪之交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侵略战争中还扮演了统领者的角色。关于这场战争的后果，德国学者迪特尔·拉夫在《德意志史》中写到：“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中国负担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王朝再没能从这场大劫中恢复过来。”至“一战”爆发前夕，德国已攫取了29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在新帝国中获利最多。然而，当时大英帝国已拥有超过本土面积110倍、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法国也占据了106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虽然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越英、法，但殖民所获却小巫见大巫，对“残汤剩羹”自然不满足。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贪婪的本性敲打着战争的鼓点。
1914年6月28日，在巴尔干小城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由此点燃了“一战”战火，5周内，整个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触发战争的事件或许有偶然性，但矛盾的积累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场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有其必然性。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史学界更看重引发战争各种事件的因果关系，却忽略了帝国主义战争背后的经济扩张需求。
“一战”是第一次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至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双方阵亡军人达900万人，受伤人数可能有两倍多。此外，还有大量平民伤亡，甚至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和病疫。在欧洲许多小镇都能看到纪念“一战”亡者的石碑，上面刻着的冰冷名字记录着无数家庭失去的儿子、丈夫或父亲。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自己造成如此惨重的祸害。
战争的结局是战争发动者没有预见到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走向崩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得以建立。英法等战胜国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制裁，但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未对战争罪责和极端思想进行彻底清算，战后对政治疆界的划分也埋下许多至今仍不时发酵的纷争种子。战败后的德国没有认输，也不甘心接受《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惩罚，不到1/4个世纪后，当西方遭逢经济大萧条之际，“一战”后脆弱的欧亚格局再次面临挑战。诚如法国元帅福煦在听到《凡尔赛和约》签字的消息后所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休战”。
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了声称要谋求“生存空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也早就点燃了扩张和侵略的战火。在这样一场被描绘为“侵略者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进行了英勇抵抗。“二战”的结束使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日本侵占亚洲国家和争夺世界权力的军国主义野心也被彻底粉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为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了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孜孜以求寻找救国之途的志士仁人对西方列强彻底丢掉了幻想。
“五四运动”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思想的大门，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航程。中国人民结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坚韧不屈，最后战胜了凶残的侵略者。经过抗日战争锤炼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最终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战”后的百年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民族独立、繁荣富强的艰苦努力和伟大成就。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而且从未如此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前景。
二、超越战争与革命的旧时代、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超越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旧时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扩张需求刺激下发动战争的冲动，曾是旧时代的重要特征。而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的发展、国际道义理念的普及等因素，都在制约大国之间相互动用战争手段的意愿和条件，世界性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出判断，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此后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印证了他的敏锐眼光。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不断递进，大部分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获取利润增长的主要和适宜方式。冷战后，世界因政治集团对抗而形成的分割被打破了。过去，世界主要资金、技术乃至人才和经验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地带，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要素开始向更广阔的地区扩散。
中国不仅预见到时代的变革，而且最先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利用全球市场的领先国家，开放的政策也让国际资本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深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的成功为全球持续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世界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几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也充满活力。2012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达到90%，目前也在50%以上。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又向东方快速回移。这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跟上了时代潮流，行进在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成为建设和平发展的新世纪的重要力量。
然而，时代的转换不像翻书页一样简单，时代的逆流仍在一些地区涌动。数据显示，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和战争数量虽有下降，但导致较多人员伤亡的地区冲突和一定规模的战争仍时有发生。21世纪走向和平的路途仍充满曲折，和平时代的光明仍不时被强权的阴霾遮蔽。最突出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没能摆脱“赢者通吃”的霸权惯性思维。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20多年来，西方在全球范围不断强势推进自身的利益和理念，动辄使用武力，甚至编造发动战争的“借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相继陷入动荡，有的国家至今看不到实现稳定的前景。形形色色的“革命”从中亚扩展到中东，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新一轮地缘争夺正在各种政治辞藻的包装下推进着。这一切无不彰显出后冷战政治冲击波的印记。冷战历时40多年，理论上讲，20多年前就终结了，但事实上，这个结束的过程至今未画上句号，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除。当前伊拉克面临分裂的严峻形势，最恰当地说明了在政治制度上强加于他国带来的严重后果。
显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能跟上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硬、软实力都受到很大损耗。不过，美国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上，仍拥有相当优势，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谈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谈到21世纪能否不再发生大的战争，人们自然首先会关注美国的政策选择。目前美国国内对其国际政策有许多反思和讨论。未来美国如何调整其政策，能否学会通过与他国建立信任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事务，如何与其他大国乃至国际社会互动，将对21世纪的世界局势走向产生关键影响。
三、中国是新时代繁荣的贡献者、和平的守护者
当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时候，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向世界要什么？能为世界做什么？中国是否愿意与各国一道去制约战争，守卫21世纪的和平？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对中国也至关重要，需要中国以自身的行动去回答。
在纪念“一战”的历史书中，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战争》一书引人注目，视角独特。它没有重复人们熟知的事件和过程，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战前10年在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等决策圈内的一系列偶然言论和行为，以及引发这些偶然事件的偶然因素。作者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重要国家对一些问题梦游般地不经意处理，相互误解和无意中释放的信号叠加起来，就可能将局势引向原本谁都无意走向的战争。
这部书一出版，就得到各种解读。西方学界把焦点放在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同时也出现许多矛盾的亚洲，试图寻找“亚洲的梦游者”——新的争夺和冲突的引发点，中国不幸又成为“躺枪者”。有观点认为，中国与历史上争夺国际权力的新兴强国有共性，如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持续增加，外交政策强势等，中国周边出现的争议热点也被类比为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利益摩擦。这种观点的核心疑虑是：中国是否会与美国争夺世界主导权？是否会因矛盾处置不善而引发与他国的冲突？其实，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和疑虑完全是本末倒置。正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确实，国际学界总有人误读中国，究其原因，源于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分割世界权力、取代现存强国地位，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张。他们把21世纪引发冲突的焦点放在亚洲，尤其关注快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观点在美国很有市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陷入对自身是否会衰落、中国是否会与自己争夺世界权力的焦虑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惊回首”的错愕。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9.8万亿美元，超出排名第二的日本5.1万亿美元，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2010年，美国仍居第一，但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且仍保持上升势头。
亚洲的强劲增长对美国有巨大的吸引力，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示出美国强化对亚洲掌控力的愿望。美国突出军事重返、强调军事同盟作用，与亚洲聚焦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并不合拍。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太平洋也不那么太平了。2012年4月，菲律宾派军舰到中国黄岩岛袭扰我国渔民，同年9月，日本野田政府宣布把与中国有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2014年5月又发生越南动用大量舰船干扰中企南海钻井平台作业。美国时隐时现的支持让这些挑衅者更加有恃无恐。而中国针对这些挑衅采取的维护自身权益的反制行动，却被渲染为“中国威胁”和“外交强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的意愿，反而借此虚构中国对日本构成国家层面的威胁，恐吓国内民众、争取美国支持，目的是实现突破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这种错误态度和危险倾向倒让人回想起“一战”后德国不服战败结果，重新动员起军国主义的政治气氛。“二战”后的亚洲受到冷战的影响，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令人对其未来走向存疑。
在历史问题上，中国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肃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否定历史、制造矛盾的做法，不能允许个别人和个别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改变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势。中国须与亚太各国人民建立并维护共同认识和立场，以最坚决的态度制止日本个别势力的错误倾向，绝不给侵略者再次从灰烬中爬出来的机会。日本国内维护和平的力量也不会无限度容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无论域外力量如何解读或者利用那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个案，中国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一方面对挑衅予以严肃有力回应，绝不手软，并有效把握住了矛盾的张力，另一方面坚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政方针毫不动摇。当今亚洲的主题仍然是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求合作，亚洲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把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解决民生等方面。亚洲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
中国既是亚洲稳定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中国对亚洲保持和平和建设繁荣负有重要责任，不会让自己的方向受到干扰。中国不是戴着盔甲融入世界的，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也不是靠炮舰打开的，中国是第一个通过和平发展成功走上国际舞台的大国，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方向。正如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随着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也在不断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投入。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更加贴近亚洲各国的根本需求和利益汇合点，是中国发挥自身优势设计的重要公共产品。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着眼于将两国关系引向和平合作的轨道。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支持其保持包容性和协商性。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增强自身保卫和平的军事能力，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和平和安全的建立和维持仍需要实力来保障。
“温故而知新”，回顾历史的目的是更好地认识现实、面对未来。21世纪最大的事件是中国将成长为世界大国，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变量。中国第一次登上了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不仅有了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能力，而且要为创新国际秩序和规范承担责任。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更加地区化和国际化，需要逐步将自身经济实力转换成为积极有效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增强维护共同利益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大国和周边国家及时进行国际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政策的了解，避免自身形象和观点被塑造、被误读，创建好的合作气氛。
回顾5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人类还没有整个世纪不陷入战争的经历。为了让人类在21世纪切实走出旧时代战争与冲突的怪圈，中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对中国自身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必须、也必然是21世纪繁荣的建设者和和平的守卫者。正如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议会演讲中重申的，中国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意同各国一起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
回顾“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的深刻教训之际，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在全球确立更加鲜明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立场，如何能够在国与国之间树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则，如何使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等公器切实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这些都是新时代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也是中国为世界和平有所担当的着力之处。中国需要尽快学习和提高自身能力和国际意识，未来中国参加建设的新格局应是超越旧理念和多级的，应能尊重和包容各方利益，通过大国间和国际社会最广泛的理解与合作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应能更加有效约束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制约单方面动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应能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确保21世纪成为人类共同享有、共同建设的和平合作新世纪。
在世界变局中构建中国责任 注释标题 2015年12月12日，傅莹应邀出席“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演讲全文首发于财经网和澎湃网。2016年1月7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该讲话节选，题为《中美不应错过机会》。
中国进入了物质消费的时代，致富和快乐几乎成为普通家庭的中心话题。有人用“小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中国，一个相对富裕和轻松的时代，衣食无忧。从网络话题中可以发现，年轻人忧的是：跌倒的老人扶不扶？过年是回到自己的父母家，还是去公公婆婆家？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宏大的课题，2015年11月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议题是如何在5年内让7000万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贫困线下的人摆脱贫困，中央为此做出全面部署，包括扶助生产、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倾斜等等。
同时，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世界仍然有战场的满目疮痍，仍然有难民的流离失所，还有大规模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和恐惧。我们不能不深切体会到，和平与稳定是多么宝贵。中国之所以能够快步成长，之所以今天人民能喜之所喜、忧之所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一直保障了一个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3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大势做出重要判断，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又是“一战”百年后，新的一百年的起始之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目睹了两场热战和一场冷战，经历了战争、冲突和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斗，教训是深刻的。站在新的历史端点，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世界能不能把持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抑或是，任由动荡和冲突把人类拉回到黑暗中去？
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各种矛盾都被释放出来，纷纷乱乱的事件昭示着世界的变化。也许，可以用“分化”二字描绘今天不平静的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对抗因素又在生成或者是突出起来。
首先，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的挑战成为年末最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各国人民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当今首要威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记得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我们用“大象无形”描绘恐怖主义，14年后的今天，恐怖主义不仅更加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有形的威胁，而国际社会仍然无法在如何应对上形成有效的抵抗合力。就拿叙利亚危机来说，目前的严峻局面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复杂因素，有大国竞争和干预的后果，也有宗教分歧和部族仇恨的影响，搅成一团乱麻，让人无处下脚。最近出席国际论坛时常听大家议论，国际社会反恐的方式到底对不对？我国舆论场也在议论，中国要不要和如何介入？事实上中方为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做了不少外交努力，日内瓦会议就是中国最早提议的。问题在于，国际社会能否看清世界政治变化的主线？能否在共同维护世界安全上形成共识？
第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战略竞争又突出起来，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分化大于聚合。例如，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较量，再次构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这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时有人甚至提出“是否冷战归来”的问题。再比如，在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地区纠纷和强化军事同盟，表现出引入新的地缘竞争的意图。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担心被中国“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美国在南海对中国岛礁采取靠近和飞越行动，这并不符合中美在南海保持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难道不是新的安全之患？
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争”，更像是冷战漫长终结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新旧秩序交替的时期，总有人试图用旧思维和旧方式处理新问题，把旧的问题幽灵化，把新的问题古典化。如此纠结，如何能在面临更大的更真实的人类共同挑战之际，形成抵抗的合力？
第三是在经济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增长的分化与合作的分化。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成效显著，数据显示，美国的季度增长率保持在2%~3%的水平，失业率回落，并继续引领创新，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但国际上普遍注意到的是，美国这个最大的经济体向好，未能带动全球复苏，人们对美联储一旦加息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忧心忡忡，一直等着这只“靴子”何时落下来。有文章认为，美国的复苏是“吸入性”的，以欧洲和新兴市场衰退和资本抽逃为成本，事实上会削弱全球复苏的潜力。
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名存实亡，美国为了维护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主导权，积极促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没有吸纳所有主要经济体参与的情况下，另行确立新的规则体系。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美国是在重新“筑墙”，而不是“拆墙”。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秩序是否会朝着集团化、排他性的方向发展呢？
第四是在人文层面，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交往的自由和便利，但现在这种开放受到质疑，文明分化与文明交融两种趋势都有。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目前每年全球出国旅游的人达到11.38亿人次，中国2014年出国旅行者就超过1亿人次。这么多人在世界上走动，如何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大难题。发达国家长期高举人权价值观的旗帜，这也一直是他们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核心标准。而面对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威胁，这些观念面临颠覆，欧洲人也在反思，能否继续兑现其标榜的价值。但如果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交流之门纷纷关上，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主流，世界是否会再度被分割？那样的世界能更安全吗？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动态，或者说是分化，如果时间充裕，这个单子还可以罗列下去。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技术、人员、劳务从过去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发达地区，向全世界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中国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实现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恐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战后世界秩序出现问题。必须承认，这个秩序曾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但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各种新老问题的纠结，它未能及时调整，既不能提供完整、平衡的利益覆盖和权重分配，也缺乏有效的治理和解决办法。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还穿着小号衣服，处处难受。
美国，作为现行世界秩序最具实力的主导性国家，接连出现重大战略失误。2002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导致一个国家结构的垮塌，至今处于无序状况。2010年突尼斯政局变动后，西方开始鼓励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打开潘多拉魔盒，至今余火未尽。中东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却不能建立起来。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西方世界全面陷入困境。美国有人称之为“战略灾难”。
现在，美国试图从错误中抽身，提出“重返亚太”，但又把防范的矛头指向中国，加剧了中美互不信任。这是否又是一次战略失误？是否会让两个大国错过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会？这是一个应该风险共担的时代，重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责任缺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国际社会已经开启了诸多探索。20国集团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已经做出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份额的决定，IMF把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出中国对当今世界新的担当。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将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弥补现行国际机制的不足。由东盟发起、包括中国在内16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在加紧推进。
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之一，我们已经超越了依靠外界带来的机遇闷头发展自己的时期，现在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更主动地构建自身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尤其是需要开始思考，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前不久基辛格博士来北京，我应他的要求安排了一场与中国年轻人的对话。说到世界秩序变革问题时，大家纷纷对美国提出批评。基辛格耐心听完后，反问：“年轻人，如果现在把领导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你，你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怎样的？”大家没有答案，显然都没有想好。
我们需要有更多具体的思考，不仅有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当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未来最大机遇在中国并为此而调整自己时，中国能为解决全球难点提供什么方案？能为促进全球均衡增长提供什么样的改革理念？如何能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利好，从而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携手前行？
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如何让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难题，目前的沟通显然是不够的。世界现在很想听中国故事，窗口已经打开，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向世界讲清楚国家的抱负和人民的梦想。
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 注释标题 2016年2月13日，傅莹应邀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演讲节选于2016年2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第5版的《名家笔谈》栏目。
国际上常有人问：中国是否要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是否要另起炉灶创建一个并行的世界秩序？我们的回答是：当然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成员。但双方说的是同一个秩序吗？似乎此“秩序”非彼“秩序”。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这个“世界秩序”有其国际政治的历史渊源，也在现代世界发挥作用，而美国长期在这个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因此获得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这一“世界秩序”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越来越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政治层面，美国推广西方价值观的做法在很多地方遭遇水土不服，特别是在中东一些国家，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架构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导致严重的动荡，甚至外溢。在防务领域，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把盟友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盟友的安全利益之上，往往给地区热点问题增添新的复杂因素。在经济层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缺陷，应运而生的二十国集团带动了全球治理改革进程。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世界影响力的上升，人们自然想知道中国持何立场。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中国人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就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中国针对国际秩序有缺失的地方已经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我们提供给世界的重要新型公共产品。它们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是谋求赢者通吃而是要实现合作共赢，它们的运作过程遵循国际公认的准则，充分吸取现行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当然也会更均衡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
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双方都支持联合国的作用，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需要与对方合作。2015年中美双边协议的率先达成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中国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和压制，我们主张共同安全，不赞成用排他性的集体防务安排再次割裂世界。
未来世界的权力将更为分散，面对的挑战也更加复杂，世界需要改变。是否可以考虑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就好比搭建一个共同的屋顶，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坚定不移的。面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安全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注意力被过度分散，更不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发生逆转。当然，如果出现我们不能容忍的挑衅和威胁，中国现在有更多的手段和渠道去应对。
中国人讲“定力”，就是要有耐心，看准时机和条件再做判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增进人民福祉。随着自身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中国也要继续学习，并且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大国需要培育信任 注释标题 2016年10月25日，傅莹应邀出席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于2004年成立，自成立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每年都通过瓦尔代论坛会晤一批世界著名学者、政治家和记者，与他们就俄罗斯的内政、外交等领域的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傅莹演讲全文由盘古智库首发，演讲节选刊登于《环球时报》2016年10月26日第4031期。
“世界秩序的何去何从”，这也是目前国际关系中讨论热烈但分歧比较大的问题，关键不仅在于对秩序的改革和调整缺乏共识，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缺乏信任。
纵观历史，信任一向是大国关系中的稀缺产品。当今世界虽然人类有了很多进步，但缺乏信任仍是大国合作的主要障碍。例如俄美之间，在冷战结束25年之际，很难说相互比过去更加信任多少。
中美关系也常受到信任问题困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与美国建立起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最近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的摩擦让彼此的战略矛盾凸显，让许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我们与美国已是不可分割的经贸伙伴，但在安全问题上两国还远不是伙伴。
中国人需要重新审视，美国宣称要继续领导百年的世界秩序，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方要维系的是它独享领导权的“世界秩序”，在政治上秉持美式价值观，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在安全上维护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不顾及同盟之外国家的安全需求。
在经济上界限不那么分明，这个秩序一方面推崇美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激励了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敞开。现在在全球治理方面，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和G20等体系发挥更多作用。
中国没有拟定一套战略来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但这个秩序至少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容纳中国，让中国很难认同和支持。
那么，美国能做出调整吗？我与很多美国学者交流，答案都是否定的。我记得问过米尔斯海默教授，他给予了否定的答案，并且说中国“要么屈服，要么挑战”。而他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准备应对。
中华民族当然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不仅是中国，其他新兴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也不会屈从。那么，这是非黑即白的选题吗？是否大国力量变化了就必然发生权力争斗，进而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人认同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申明，中国“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希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可以注意到，中方使用的词是“国际秩序”，我们参与了它的创建和运作，是支持者和受益者。这个秩序与美国主张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相互并不完全容纳。
今天的世界早已摆脱了大国集团政治的旋涡，世界的主题转向了发展与合作。全球化的大潮带动世界市场、资金、技术乃至资源在全世界更加自由地流动，中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2年到2014年，世界经济规模从24.7万亿美元扩大到78万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从5.1万亿美元扩大到23.8万亿美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6.97%上升到61.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极大地得益于世界大规模的经济增长。
中国有效地实现着自己的目标，对现行国际秩序框架应该是感到舒适的，但我们认为秩序的改革也是必要的。
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场景，无论目前存在的秩序是怎样的，显然都不足以为所有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有时甚至导致更多困难。
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多元而又复杂。例如，大国干预的做法激起更多矛盾，甚至向其他地区外溢，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被干预的国家陷入动荡，恐怖主义乘虚而入，人民流离失所，教训是深刻的。
全球化也暴露出缺乏治理的弊端，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均衡，资本的流动缺乏管理，区域一体化出现退潮。这意味着，初始阶段的全球化需要升级，现行国际秩序需要改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但变革应该是渐进的。
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培育新的增长空间，用发展促进合作、繁荣和安全，这个倡议正在积蓄活力。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也是同方向的。目前美国似乎有些疑虑，将来若参与其中也能找到合作机会。
如果存在一个共同秩序，那么它应该是更具包容性的秩序理念和构架，最大限度容纳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于其中的“屋顶”。当然，这需要大国建立信任，也许听起来有些理想主义，但是毕竟许多国家都已经在开展合作以应对挑战，这个过程就能培养合作习惯，从而逐步培育起信任。
很多人问，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想在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中国对国际交往看重以下几个元素。
一是相互尊重，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这是国家间互信的基础，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人，各国根据国情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
二是共同安全。各国维护自身安全不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21世纪的世界不应再度陷入地缘战略竞争或者新的集团政治。
三是合作共赢。G20杭州峰会突出了包容性发展的议题，强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
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更多责任，也希望更好地了解中国意图，我们需要更多地向世界说明自己，赢取信任，也需要不断向他国学习，以开放的心态去认识、接受和创建新的理念。
在充满不确定性形势下看经济全球化 注释标题 2016年12月11日，傅莹应邀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演讲全文经修改后首发于《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9日第14版。
一、“黑天鹅”事件引发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不知道历史将如何记载2016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有人称之为“黑天鹅”事件之年。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获得通过震惊世界，被视为“黑天鹅”事件。脱欧显然不是英国政府的政策选择，而是民众的利益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积累，认为自己的关切得不到关注，脱欧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出乎美国媒体的意料，被视为更大的“黑天鹅”事件，美国学者称之为政治大地震，是底层民众的一场革命，因为他们的疾苦得不到关注和解决。虽然媒体和精英都渲染特朗普多么不靠谱，但民众宁肯一试，因为他们已无所失。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国际化和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美下届政府的选择和表现将具有世界性影响，这正是整个世界都在等待和观察的原因。在华盛顿，美国素来盛产思想和丰富政策建议的智库和学者们也都在“猜”，各种分析和预判都以“不确定”为基础，没人清楚未来这个政府会做什么。
二、中国的挑战和机会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所谓的“中或最赢”不会从天而降，未来场景不容乐观，将是智慧和胆识的博弈。一位比较了解情况的美方人士说，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或将趋冷。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让美国吃了大亏，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契合选民情绪，亦即民意，因此上台后必须做些什么。
这可能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相当严峻。目前美方在贸易和汇率等方面对中国的种种不满正影响对华看法，如果导致新的政策，将对两国关系构成挑战。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认为贸易战将两败俱伤，不大可能发生，但对可能出现的摩擦也不能太乐观。比如，美方是否会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采取更激进的惩治措施？是否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在网络安全防范上是否更加严格？在南海是否加强军事活动？在朝核问题上是否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
美国在对华关系上的负面言论对正在改革攻坚的中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我们也没必要闻风起舞。美历届新总统上任都对中国有些严厉判断，经过实践中的磨合总会找到合作路径。中美关系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难以撼动，两国经济相互深度依存，美国人也承认，任何针对中国的制裁性举措都难避免导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结果。
奥巴马政府的8年，虽然两国都感到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取得了显著成果。过去4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9次，双方达成很多共识，做成很多事情，包括在全球层面的一些领域实现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5580多亿美元，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四大目的地。
学者们建议中国经贸工商界准备好“工具箱”，对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有所应对，既可运用国际国内法律和程序手段，也可采用经济手段。同时，也应拿出从积极角度解决问题的方案。例如美国最需要的是吸引投资创造就业，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是顺势的。再如美国迫切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没有国家比中国更具优势。但是，在美国关于中国的客观信息太少，尤其关于中国企业如何发展和如何开展国际合作，美国人了解得很有限，我们的工商和各界都需要更主动地传播自己的观点，不能任由谬误传播，干扰甚至破坏合作。
从广角度看，中美合作前景良好，但在局部和眼前可能挑战更多。根据高盛的分析，美国经济有望进一步复苏，尤其减税和加息等政策刺激、增加基建开支等有可能带动制造业和就业恢复。但美国和西方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克服起来不那么容易。美方总拿与中国经贸关系不公平说事，但美国人在中国投资建厂拿走利润的大头，这些钱哪去了，为什么没能解决工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劳动力升级问题？责怪中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显然，美国现在还无法面对更深层的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财富分配不均的固有矛盾，只能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
能不能说，今后的美国内外政策将向“以经济为中心”回摆？甚至更具体而言，是以创造就业为中心，从过度扩张和战略透支向内顾调整；不是要与世界切断关系，而是更好地利用世界财富和市场为美国利益服务，解决贫困和就业问题。因此，美国变化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楚，经济层面的博弈将是未来的焦点。不过2017年会发生什么、将产生什么影响，还要继续观察。
三、美国与全球化
在这样的变化的冲击下，国际层面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反对和放弃全球化的趋势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倡导者，冷战之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西方倡导的全球化包括：一是政治上推行“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治，二是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试图实现全球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标准化。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参加一个为发展中国家组织的以“美国安全政策”为主题的美国访谈旅行，日程包括走访美国国会、智库、院校和军工企业等。当时我的问题是“美国的世界战略目标是什么？”，过去是与苏联争霸，苏联垮台后美国追求什么？所到之处得到的回答都说是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这些属于软目标，而军队是硬力量，我想了解的是，美国强大的全球军事部署是服务于实现这样的软目标吗？印象是，许多美国人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当时还说不大清楚如何做。
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确实一直在为这样的目标打仗，哪怕反恐战争期间也要改造别国政权。他们是否误读误判了世界大势呢，显然没有跟上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9，十年后美国撤出伊拉克时，中国GDP已接近美国的一半。现在他们清醒了，奥巴马抱怨中国“搭了便车”，特朗普则明确讲不应浪费那么多钱到处打仗。
美国在全球构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资本的逐利行为导致制造业快速外流，冷战后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掏空了美国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社会契约关系凋零。财富更快地集中到顶层的资本所有者手里，他们是全球化的鼓吹者，也是最大的获益者。富者更富，穷者就更穷了，受到剥夺和伤害的是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美国普通人。欧洲类似，在部分欧洲国家青年人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
现在的情况是西方的上层操弄了全球化，而社会底层的“革命者”却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全球化和中国这样一些成功者。
四、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体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实现6亿多人脱贫。这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坚定目标，中国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断然拒绝政治西方化，巩固了三个自信，团结了广大人民。
美国很多人在问：中国是否想要填补美国退出全球化的领导空间？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不是”回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话语陷阱。
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形成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历史不可能重新走过，全球化倒退和逆转都不大可能发生，美国可以不支持，但全球化不会止步不前。况且也没有替代方案，如果放弃全球化，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碎片化，是以邻为壑、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相互伤害。全球化不是错在方向上，而是存在缺乏管理的问题，这个弊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导致了不平衡。理性的态度是予以改进和完善，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的初始阶段视作1.0版，现在也许应考虑打造全球化的2.0版了。世界已在见证这样的“升级”。
首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下，网络平台的发展和手机通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催生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例如2016年“双十一”网络购物节销售额达180亿美元，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
其次，产业分工向发展中世界进一步扩展。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甚至非洲开始承接更多制造业分工，它们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后劲。
同时，中国对全球化的弊端也有认识和体会，进入转型升级的艰难旅程。我们确实有条件也有必要在全球化未来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态度是鲜明的：不能开全球化的倒车。习近平主席在秘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起步，这个进程将赋予中国参与、影响全球化进程更多资源和经验。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闭塞和落后的国家之一，几次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失之交臂，能有今天的赶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也在逆境中炼就了对信仰和目标的坚持。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冷静观察、站稳立场，积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主动抓住机遇，做世界中更加成功的中国。
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注释标题 本文作为《参考消息》“两会专题：中国走近世界中心纵横谈”特别约稿，发表于《参考消息》2017年3月9日第11版。
2017年2月，我去德国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以下简称慕安会）时，再次感受到人们对世界变化的洞察与忧思，焦点是围绕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发生的变化，也关注世界变局中的中国之道。
一、世界赞叹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
2017年慕安会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申格尔感叹，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他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由表及里侵蚀着社会，加速西方的衰落。与会欧美人士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却很难清晰判断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场内外可以感受到某种张皇和探求的情绪。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希望知道中国的观点。我在慕安会期间的交流和与青年领袖代表的座谈中，听到人们热议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和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认为是在一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中给世界带来信心，宛若逆流中的砥柱，显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他们建议中国细化主张，把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号召力转化成行动力，推动全球化走出逆境、走向完善。
我介绍了中国对全球治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务实主张。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三年多来，这个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文件，同11个沿线国签署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6月，中国企业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38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达511亿美元，在18个沿线国建设了52个经贸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156亿美元。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自2016年1月启动以来已经有57个国家签署，累计发放17.3亿美元贷款，支持了7个国家的9个基建项目。2017年5月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各国优势互补，带动区域新增长。
不少人对“中国决心”“中国速度”表示钦佩，更感叹中国推动全球化之实是他们未曾料到的，也很难从国际媒体报道中得到全面反映。他们建议中国更多向世界传递信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理念、目标、诚意和能力。
二、西方推动全球化方式出现偏差
国际秩序和中国新领导角色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对什么是“秩序”、什么是“领导”，概念并不像字面那样清晰。
中国一向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也是改革者。“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这个秩序最初是“二战”后由战胜国主导设计，基于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而创建的，对保障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美苏两大集团隔绝的消融和多边主义的提升，使得这个国际框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它提供的基本规则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资本、市场、技术、人才和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更加广泛的区域扩散，在交通便捷和技术进步的带动下，经济全球化得以形成洪流。
美国作为冷战后独存的霸权，以胜利者自居，被建立“世界秩序”的幻想冲昏了头脑，有学者提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内核是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和共同价值，在观念上是排他性的，视美国及其盟友信奉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为优于且必然要取代其他的“山巅之城”，把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中国并不认同，也不见容于此。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美国和西方集团最初是其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新一个阶段的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科技和文明的进步，新兴国家的增长扩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规模，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近年国际形势中的动荡因素上升。一方面，大国地缘战略矛盾回潮，中东等地区冲突后遗症严重，全球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令现存国际秩序应对阙如。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进入结构性低迷，国与国之间增长不平衡和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地位下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兴起，西方国家许多民众质疑全球化的路是不是走错了，美国在全球化面前进退失据。
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就经济全球化而言，它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未有预设的治理，没能解决好对资本的管控和对蛋糕的合理分配问题。在热议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失衡——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政治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进的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球西方化”，在自由主义旗号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结果不仅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由此产生的难民潮也终为西方所负累，使改造者和被改造者都付出沉重代价。安全上则固守集体防务“小圈子”，不惜通过侵害别国安全来维护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围绕同盟与非同盟利益冲突产生的对立和对抗，也给同盟体系带来很大损耗。
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治理体制已经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是大势所趋。推进变革须找准症结，在这方面，与其说现行国际秩序发生了失序，不如说这个秩序当中最强国的目标出现了错位；与其说经济全球化有了问题，不如说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出现了偏差。不能说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准则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未能得到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失败的，而只能说西方从主观角度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政治目标是失败的。而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应对和治理。
三、改革国际秩序不意味着另起炉灶
习近平主席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和远见，多次阐发中国对国际秩序之变和全球化挑战的看法，主张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中国提出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层出不穷的国际矛盾。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和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对于经济全球化，中国发出了这个时代急需的冷静、客观、建设性声音。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而其实质是包容和开放，不能一棍子打死，既要正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开倒车，要适应和引导好它，让它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让各国人民共享好处。
习近平主席把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主张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其中，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四个“发展”：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五个“坚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等等。
这些阐述都在促进国际关系理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意味着中国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四、中国需对“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
原则、方向、路径都已明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好。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必然是个复杂、曲折且漫长的过程，中国首先要走好自己的路，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以自身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影响外部世界变革的方向。要秉承多边主义，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机构运作，顺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在自己有优势和条件且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领域，主动设计、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促进南北交流互鉴和合作。当前是立足于周边，脚踏实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引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亚太自贸区的谈判或可行性研究，着力打造周边、亚洲命运共同体，以亚太区域合作潮流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亚太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带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善加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积极开展大国协调，推动大国关系架构朝均衡稳定的方向调整，而不是再次滑入零和对抗的泥潭。秉持对话沟通、开放包容的精神，向世界解释好自己的主张，主动影响国际舆论，消减猜疑。
同时，中国需要继续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向世界学习。认识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在发展中大胆体验和学习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打开国门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实现跨越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没有困难和争论，也不是没有迟疑和退缩，但中国最终承受住了经济全球化倒逼改革的巨大压力，经过一轮又一轮不可谓不痛苦的调整，坚守住改革开放的航向，成功驾驭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仅自己取得成就，也为人类进步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对全球化有取有舍，尤其对西方强行输出价值观、主张所谓“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保证了内政稳定和政策延续。这些历史经验，要在引导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坚守。
五、中国清醒看待“全球领导者”光环
现在一个颇有市场的观点是，美国要从“领导席”上“退出”了，中国将填补“权力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我与各国政学界人士探讨国际秩序时，他们也常使用“领导作用”这个词描绘中国，认为中国取代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是迟早的事。
“世界领导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美国国际权力的定义，现代意义上的“美国领导”源自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即国际体系需要一支主导性力量，能够管理、规范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互动行为。美国在“二战”中赢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冷战中扮演了西方领导者的角色，冷战后一直努力成为“世界领导者”。1997年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扉页上写着“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是美国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权威总结。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奥巴马政府极度强调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将其作为贯穿始终的执政理念。即便是试图颠覆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特朗普总统也不否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作用，而是主张先以“美国优先”，恢复实力，再重担“领导世界”的责任。
必须看到，美国中意的所谓“世界领导者”地位以“上帝视角”俯瞰世界，背后隐含着的是霸权国争取安全最大化的现实主义信条。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盟友体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雄厚实力和广阔市场乃至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体系”。如前所述，美国在斗垮苏联这个主要敌手之后，心态膨胀，试图领导西方改造世界，走错了路，给世界带来混乱，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如果说奥巴马执政期间已有反思，强调伙伴协商、慎用武力以恢复“软权力”，那么特朗普当政后这种反思更加深入，上升到美国要不要替别国承担那么多责任、要不要四处为敌的高度。世界应该欢迎美国对其国际目标的反思和调整，但美国全球战略的惯性实在太强了，地缘竞争、领导世界的诱惑也实在太大了，很难说就一定会改弦易张。美国不是第一次陷入困境，未来如何调整尚待观察。
既然是追求国际权力的最大化，就会不由自主地压制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显然，这种范式不符合中国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实践，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国际目标。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国际社会成员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中国不是美国，不可能追求美式霸权。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面临的瓶颈问题还有很多，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需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而且，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的长久大计。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只有把自己的发展道路探索成功，才能对世界各国的改革发展产生持续的、强有力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界定中国的世界作用呢？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全球领导者”这样的光环保持头脑清醒和心态冷静。中国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统揽天下事，这个世界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各国商量着办。毋庸置疑，中国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追求，肯定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事实上已经在这样做了。比如，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动设置议题，推动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就建立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达成共识，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迈出新步伐。再比如，2016年9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在杭州亲自将批准文书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领世界风气之先。
六、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安全威胁的复杂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挑战。像中国这样一个身处复杂地缘环境中的大国，不会推卸自己肩头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自17世纪民族国家在欧洲兴起以来，人类从未实现普遍持久和平，一个又一个世纪见证的是权力争斗和血腥冲突，国际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样的剧本不应再重复了。中国是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将要开创全球性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先河，因而有责任、有必要构建这样的能力，去推动整个世界沿着和平发展的路径走下去。正像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要“积极提供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建设性方案”。
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全球治理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中国与美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乃至观念上的协调是需要处理好的一对矛盾。两国在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理念上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双方在很多领域也有共同利益和基本共识，是需要也是可以合作的。中国应该能在自己认同和具有能力的领域逐步增加投入，体现大国担当，让变革水到渠成。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对内强调发展、进步、公平、法治，对外促进和平、合作、公正、共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同时反哺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际秩序的合理变革，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不会也没有必要回到大国地缘战略争夺、列强争霸的老路上去。长远看，中国应该有兴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个能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共同屋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标题 本文于2017年5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8版。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闭幕。论坛的成功举行，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和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和理念，提倡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谈到，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新型国际秩序的包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21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挑战的增多和国际行为体日趋多元化，现行国际秩序无法有效应对各种问题，安全失序和发展失衡的风险越来越大，全球治理呼唤改革与创新。
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联合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设计的，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发达国家在培育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国际秩序是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规则框架，尤其是强调对世界的金融、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在公认的规则基础上进行治理。
然而，这个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并非西方集团所推崇的“世界秩序”的全部。美国赢得冷战胜利后，从西方集团的领导者转身，自诩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西方秩序的延伸，虽然它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也有明显不同：它在安全上以军事同盟体系为支柱，将军事同盟体系成员的安全利益凌驾于非同盟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改造非西方成员。在这种宗教般的“使命感”推动下，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时一次又一次犯下错误，所引起的动荡贻害多方。美国对联合国也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弃置一边。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接受了发达国家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投入其中，也基本上接受了传统的世界贸易和金融规则，并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各种困难，不断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完全包容。对于西方国家所推动的政治和安全的全球化，中国保持了警惕和防范，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与稳定。近些年，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具备影响和推动现行秩序规则变革的能力，开始关注全球均衡发展等问题，关注国际社会对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需求。一些国家因此把中国看作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国际秩序的演进总是起伏不断的，好的国际秩序应能包容所有成员方的利益。目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虽然在效率和执行力上都不完美，但已是接近人类公平理想的国际框架。同时，这一国际秩序必须进行自我完善，需要激发其改革的内生动力。中国并不想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希望看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屋顶”，这个“世界屋顶”足够宽广，尊重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这种包容性的最佳诠释。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和发展，需要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既有解构也有建构。我们要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具有感召力和可操作性的内涵，使之切实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促进国际社会以发展和合作的方式迎接挑战、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科学建构新型国际秩序。
二、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
合作安全的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质是非扩张和求稳定、基于道德和道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怀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礼后兵等观念。现代中国外交讲究守护根本利益，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主张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合作安全更是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回应。当前，人类已进入一个安全挑战多元化的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利益的交融和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争斗、集团对抗受到制约，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的风险总体可控。能改变各国战略安全议程并考验国际治理机制的，是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跨境挑战和网络安全这样的新型挑战。当人类面临的安全挑战突破主权边界、以非传统方式在全球范围扩散时，任何一国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难以独自应对。因此，必须打破传统安全观念的藩篱，突破冷战零和思维的束缚，基于共同安全利益，以安全的合作求得合作的安全。
合作安全是相对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体系所信奉的集体安全观念而言的。集体安全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提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盛起来的，有效地维系了集团成员的安全与防务。但美国领导的同盟协作模式本质上基于零和思维，它无限扩大成员国的安全利益，挤压非成员国的安全需要，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剥夺对手乃至别国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这种安全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它以同盟协约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把盟国间的安全利益和对外战略进行绑定，双方的决策空间都会受到限制。合作安全观念则超越集体安全观念，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友划线，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安全利益的高度，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亚太地区，合作安全的实践场非东北亚莫属。过去十几年，朝鲜半岛核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美国与朝鲜之间极度不互信，多边外交谈判几次达成的协议都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朝鲜不断试核试导，美韩连年在半岛举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军演，形成相互刺激、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局面徘徊在失控和爆发冲突的边缘。为了破解难题，中方提出“双轨并行”和“双暂停”建议：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重回谈判桌前，之后，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解决半岛安全问题的根本之策。目的是先暂时摆脱安全困境，再寻找实现共同安全的路径。有鉴于朝核危机反反复复的教训，应在采用外交手段稳定局面的同时，努力引导各方进入合作安全的轨道，在促朝弃核的同时，通过经济层面的运筹、双边和区域多边手段的并用，把朝鲜的注意力吸引到改善民生、参与区域合作上来。20世纪90年代，关于“东北亚经济圈”的探讨兴起一时，朝鲜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21世纪初，开城工业园为改善半岛南北关系做过成功的试验，惠及南北。新形势下，东北亚合作蓝图需要新版本，共享发展应该成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新思路。
三、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发展是安全的必要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极度贫困落后、内部发展失衡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人类历史上不胜枚举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的失衡正是各种极端思潮冒头的土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鼓励全球和区域合作向发展中国家倾斜，最大限度地解决南北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为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
亚欧大陆的中心和南部边缘地带曾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现在大多沦为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带，构成亚欧发展的“洼地”。多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对这里的发展给予了关注，但这些机构提供援助的政治门槛高、审批效率低、到位资金有限。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以周边为主要方向，着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亚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新型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他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满足各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旨在激活沿线国家的增长潜能，这无疑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局势、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80%以上。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就是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使各方共同努力把亚欧非大陆的发展“洼地”填起来，开创一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新时代。
四、在政治包容的基础上促进不同制度模式交流互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政治包容。世界上的国家林林总总，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探索形成更好社会制度和文明范式的道路上，都在进行自己的尝试，没有哪一种道路或模式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要义就在于“百舸争流”，允许各国以不同方式和路径迈向文明、民主、繁荣的共同目标。
不同制度模式的国家相处，必须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才能开诚布公地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支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为确立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积极学习借鉴、反复试验实践，经历过许多挫折，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敢于学习，也敢于坚持自我。举一个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直接相关的例子。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自此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是实行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中国的民法典编纂工作一路走来，历经坎坷，参考借鉴了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制定，同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情，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和人民的利益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定，是一个集百家之长、吸纳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并将中国特有的时代精神融汇于其中的过程。可见，中国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在不断学习中完善发展道路。中国已经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将不断用自己的实践点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路的火炬。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