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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俄罗斯之谜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结束时，俄国军队占领巴黎，历史车轮令人瞠目地出现倒转。半个世纪前，俄国卷入了“七年战争”，第一次成为西欧均势中的一方。因新加冕的沙皇是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俄国突然宣布中立并退出了战争，暴露了沙皇统治的专断一面。拿破仑时期终结后，另一位沙皇亚历山大开始对欧洲的未来发号施令。欧洲的自由及与之并存的秩序体系需要一个帝国的参与。该国的疆域比欧洲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专制之甚为欧洲历史上所罕见。

　　自那时起，俄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它是欧亚两个大陆均势的组成部分，但只是偶尔才对国际秩序平衡做出贡献；俄国发动战争次数之频繁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国，但当构成欧洲均势的主要大国战败时，俄国先后抗击了瑞典的查理十二世、拿破仑和希特勒，挫败了单一大国独霸欧洲的企图。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国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

　　刚刚走出拿破仑大动荡时期的西欧人，对一个国土面积和军事实力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的国家既尊敬又害怕。俄国精英阶层温文尔雅的举止也难以掩饰（西方走向文明之前以及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一股野性的力量。1843年，从法国受到束缚和俄国实力重塑了欧洲的角度出发，法国旅行家德·居斯蒂纳侯爵称，俄国是一个把中亚大草原的活力引入欧洲心脏地带的混合体：

　　拜占庭人的过分讲究和沙漠游牧部落的粗犷凶悍的奇特组合，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礼仪与亚洲野性之间的较量，催生了欧洲眼前的这个强大国家。今后欧洲十之八九会感受到它的影响，但对它会如何发挥这一影响却茫然无知。 注释标题 Marquis de Custine,Empire of the Czar: 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1843;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69.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挑战。

　　长期以来，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对欧洲采取的立场一直模糊不清。公元9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分裂成日后的法国和德国等近代民族国家后，东边1 000英里以外的一些斯拉夫人部族围绕基辅城（今天的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和地理中心，尽管俄罗斯人几乎普遍认为它是祖先留下的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邦联。这一“俄罗斯人的家园”位于不同文明和商贸之路的交汇处。北边是北欧海盗，南边是不断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东边是频频入寇抢掠的土耳其部族，因而俄国始终无法摆脱种种诱惑和恐惧。由于远在东方，俄国没有经历过罗马帝国的统治（虽然俄国的“沙皇”声称，政治上和词源上，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的历代皇帝”）。宗教上俄国虽然信奉基督教，但却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会而不是罗马教廷。俄国地处欧洲边缘，彼此文化相通，但又始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趋势相悖。俄国因历史原因成为一个独特的“欧亚”大国，疆域横跨两大洲，但又与二者别别扭扭。

　　13世纪，蒙古人的到来给俄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蒙古人征服了政治上处于分裂的俄国，将基辅夷为平地。蒙古人的统治持续了两个半世纪（1237~1480），之后俄国人又为建立一个以莫斯科大公国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而奋斗。受此影响，俄国的目光局限在东方。同一时期，西欧国家正在绘制开启近代社会的新技术和新思想的蓝图。在欧洲航海大发现时代，俄国仍在为重组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巩固边疆抵御周边外敌而努力。新教改革运动推动了欧洲政治和宗教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俄国却把自己宗教的北斗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东罗马帝国的覆亡化作一种几乎带有神秘色彩的信念，坚信俄国沙皇现在是“普天之下一切基督徒的唯一皇帝”（1500年前后修士菲洛费写给伊凡三世的信），肩负着救世主般的使命，要为基督教世界收复陷落的拜占庭首都。

　　[1] Epistle of Filofei of Pskov, 1500 or 1501, as "ed in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6. 伊凡之后的历代继任人后来给这一哲学理念又加上了一层地缘政治意义。叶卡捷琳娜大帝想出了一个“希腊计划”，其最终目标是收复君士坦丁堡，封恰好与该城同名的她的孙子为当地统治者。她的弄臣波将金甚至在主子前往克里米亚的道路一侧做了“通往拜占庭之路”的标记（同时还假造了根本不存在的村庄）。对俄国（一个缺少不冻港的帝国）来说，收回失去的东正教首都成为一个具有深远的宗教和战略意义的目标。19世纪一位泛斯拉夫知识分子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对这一思想脉络的概括振聋发聩：从我们国家建国之初起，君士坦丁堡始终是俄国人民渴望的目标，代表了我们的启蒙理想，象征着我们祖先的荣耀、辉煌和伟大，既是正教的中心，也是欧洲和我们之间的争议点。如果我们不理睬欧洲，能把它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来，君士坦丁堡对我们该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在阿亚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放置的十字架放射出的光芒会多么令人欣喜！且不说君士坦丁堡还能带来诸多其他好处……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商业重要性、迷人的地理位置以及南方的一切魅力。”Nikolai Danilevskii, Russia and Europe: A View o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lavic and German-RomanWorlds (St. Petersburg, 1871), as translated and excerpted in Imperial Russia: A Source Book, 1700–1917, ed. Basil Dmytryshyn (Gulf Breeze,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1999), 373.

　　欧洲开始将多极化作为走向均势的一种机制时，俄国还在中亚大草原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为了争夺资源，中亚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在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国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厮杀。侵掠他国、奴役异族人民司空见惯。对一些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独立，意味着一国人民要防御一块领土。俄国承认自己与西方文化相连，但把自己视为文明被攻击的前沿阵地，尽管它的疆土成倍增加。只有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给四邻，才能确保这块阵地的安全。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认为，安全意味着均势和对权力运用的限制。而俄国的历史经验是，限制权力的结果是灾难。根据这种观点，俄国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在长达15年的时间没有一个王朝，直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间，俄国人口的1/3死于外族入侵、内战和饥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17世纪中叶，有人请沙皇阿列克谢的大臣纳晓金阐明俄国的外交政策时，他给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四面八方开疆拓土，这就是外交部的工作。”

　　俄国的扩张形成了一种国家观点。受似乎难以抑制的扩张欲望的驱使，最初的莫斯科大公国不断缓慢地向欧亚大陆延伸，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直到1917年，这一扩张才告结束。1903年，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记述了俄国驻美国大使的观点（当时俄国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朝鲜）：

　　他的政治哲学和所有俄国人别无二致，似乎只关心一点：俄国必须不断向前滚动，必须以其不可阻挡的惯性碾碎前方的一切障碍……俄国每征服一个邻国，就把该国人民的活力融化在本民族和本国习俗中。无论沙皇还是俄国的农民，都不可能，也不想因袭西方，而改变自身或本国习俗。 注释标题 Henry Adams,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07;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1), 439.

　　除了北冰洋和太平洋，俄国没有其他的自然边界，因而得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满足自己的扩张欲望，首先打入中亚，随后是高加索、巴尔干半岛、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最后直抵太平洋及中日边界（18~19世纪，一度跨过太平洋进入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居民点）。每年俄国扩充的领土面积超过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全国面积（1552~1917年，俄国每年平均扩充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国强盛时专横跋扈，自恃是高人一等的大国，迫使他国对它俯首帖耳；国势虚弱时，则以自身蕴藏的令人生畏的巨大能量掩饰自己的虚弱。无论俄国是强是弱，对习惯与更温文尔雅的国家打交道的西方诸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按西方标准衡量，凭借落后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俄国取得了惊人的扩张成果。很多地区人烟稀少，似乎从未接触过近代文化和技术。征服世界的这个帝国因此有一种不安全的矛盾心理，似乎征讨了半个地球后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安全，而是更多的潜在敌人。据此来看，可以说沙皇帝国不断扩张是因为现实证明，继续扩张比停止扩张更容易。

　　在此背景下，俄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合法性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人文遗产，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新观念。俄国则通过对自己宗教的虔诚信仰和共同服从上帝认可的单一权威——作为“上帝化身”的沙皇——追求实现自身的复兴。沙皇的指令含有固有的正义性，不可抗拒。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上流社会通用的语言（法语）凸显了西方国家观念的一致性。然而早期去过沙俄的欧洲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国度，感觉透过一个近代西方君主制的表层，窥见了蒙古人和鞑靼人的专制制度。用德·居斯蒂纳侯爵不客气的话说，就是“一个对亚洲实行暴政的欧洲体制”。

　　在沙皇彼得大帝时期，俄国以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一国社会的方式加入了近代欧洲国家体系。无论对俄国还是对近代欧洲国家体系而言，双方在接受对方时都心存戒心。1672年，彼得诞生在一个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俄国。当时的西欧已经经历了大发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正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前夜。身材高大（6英尺8英寸）、精力充沛的年轻沙皇在位期间着手改革自己的帝国。他的统治是俄国诸多特点及其野心极度放大的一个映照。

　　彼得大帝决心全面研究近代社会的果实，并以近代化的成就为准衡量俄国的进步。他频频光顾莫斯科德裔居民区内的商店和工厂。身为一位年轻的君主，彼得大帝遍游西欧各国首都，亲自考察各种现代机械设备和专业学科。他发现俄国落伍于西方，随后宣布了自己的目标：“斩断人民与旧亚洲习俗的纽带，教习他们仿效全欧洲基督徒的言谈举止。”

　　彼得大帝发出了一连串敕令：俄国将引入西方的礼仪和发型，延揽外国技术人才，建设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对几乎所有邻国用兵以扩大疆土，打通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动工修建新都圣彼得堡。作为“面向西方的窗口”的俄国新都建在彼得大帝本人钦定的一片沼泽地上。他拔出剑来插在地上，喝道：“此处将成为一座城市。”新都完全靠征用的徭役人工建成，死伤不计其数。国内守旧派造反时，彼得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图。据传，他本人亲自拷问造反的首领并将他们枭首。

　　彼得大帝以他的伟业改造了俄国社会，使他的帝国跨入了西方一流强国的行列。然而由于变革来得太快，俄国有一种暴发户才有的不安全感。在任何其他帝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都不会像半个世纪后彼得大帝的继嗣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急切地敕令自己的臣民：“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的风俗习惯清楚显示了这一点。”

　　俄国一向是由冷酷无情的专制君主对臣民强行推行改革。俄国人民顺从彼得大帝，是因为渴望摆脱过去，而不是因为对本国未来充满信心。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及其之后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一样，当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臣民及其子孙称赞他驱动本国人民取得了他们自己没有追求的成就，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无情。（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当代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和彼得大帝一样受到了后人一定程度的肯定。）

　　于1762~1796年执政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是俄国一位推动改革的专制君主。在她统治下，俄国迎来了一段文化成就辉煌、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包括征服了克里米亚汗国及其以南的札波罗热哥萨克汗国，后者位于今天乌克兰的中部，是昔日哥萨克人的一块自治领地），用事实证明俄国的极端专制制度是维系其庞大领土完整的唯一治理制度：

　　辽阔的疆域决定了必须给予统治这一疆域的人绝对权力，从而可以迅速处理公文，以弥补因路途遥远公文往来耽误的时间。

　　换了任何其他一种政府形式，不仅对俄国有害，甚至还会彻底毁掉它。 注释标题 Catherine II,Nakaz (Instruc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mmission of 1767–68, 80.

　　因此西方人眼中专横的独裁制度在俄国被视为一种根本需要，是保证制度运转的前提。

　　如同中国的皇帝，沙皇是一位拥有神秘权力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统御广袤的疆土。但沙皇与中国的皇帝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在俄国，君主就是活的法律。他扬善抑恶……君主的仁慈只有辅以适当的威严，方称得上美德。 注释标题 Nikolai Karamzin on Czar Alexander I, as "ed in W. Bruce Lincoln,The Romanovs: Autocrats of All the Russia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1), 489.

　　如同美国当年向西部扩张一样，俄国为自己的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声称它给荒蛮之地带去了秩序和启蒙（皮毛和矿石贸易只是捎带的好处）。美国的愿景令人无比乐观，而俄国的扩张基本上靠的是坚韧不拔的吃苦精神。“夹在两大差异如同冰炭的世界中间”，俄国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使命，要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然而却受到浑然不懂它的这一使命的危险势力的包围。伟大的俄国作家、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援引过一句话：“俄国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无休止渴望，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普世教会。”俄国人为俄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把不同文明糅合在一起而欢呼的同时，又对俄国作为“与人类大家庭隔绝的孤儿（援引19世纪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话）地位感到绝望。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我们不得不从白令海峡扩展到奥得河”。

　　内涵不断扩充的“俄罗斯之魂”（日后俄罗斯一些思想家的提法）这一说法包含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终有一天，俄国人多年忍受的艰辛和折磨会结出硕果；它走过的历程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它的成就会受到颂扬；西方对它的态度会从轻蔑改为敬畏；俄国将把东方的权力和辽阔的疆土与西方的礼仪和正宗宗教的道义力量结合在一起；莫斯科，是继承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衣钵的“第三罗马（帝国）”，沙皇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继嗣，是确立基督教根本信条的教会及教会会议组织者的传人”，在沙皇的统治下，莫斯科将为开启一个普世正义和博爱的新时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俄国位于欧洲，但又不完全是欧洲国家。正是俄国的辽阔疆土和神秘莫测令拿破仑无法抵制它的诱惑。然而坚忍不拔的俄国人证明，他们比拿破仑的大军（或希特勒的军队）更能吃苦。俄国于是变成了拿破仑的覆亡之地（恰如一个半世纪后的希特勒）。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此时，哥萨克骑兵已在巴黎畅饮香槟。欧洲被笼罩在这一巨大的专制实体的阴影之下，却百思不解俄国的野心和行为方式。

　　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国也许已经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代表俄国亲自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沙皇亚历山大无疑是俄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的信仰变来变去。他一度沉湎于研读《圣经》，并就宗教问题虚心讨教，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1812年，亚历山大在写给一位密友的信里说，他坚信战胜拿破仑会迎来一个基于宗教信条之上的和谐的新世界。亚历山大誓言：“我要把在尘世得到的一切荣耀，都献给尽快实现耶稣基督的真正统治这一事业。”沙皇把自己视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1814年他抵达维也纳时，已经有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他的构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拿破仑的蓝图还要激进，他要建立一个由各国君主组成的“神圣同盟”。各国君主把本国利益升华为对和平与正义的共同追求，发誓为了博爱的基督教义放弃均势。亚历山大曾对保王党的学者兼外交家夏多布里昂表示：“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亚历山大此时代表了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战胜国，他的军队遍及欧洲大陆。毋庸赘言，挟战胜之威的亚历山大提出的构想，对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均势概念提出了挑战。沙皇亚历山大率军亲征，一路打到巴黎，结束了拿破仑战争。为了庆祝胜利，他在法国首都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阅兵式，16万俄军列队接受了检阅。即便是他的盟国，看到这一幕后也难掩内心的不安。亚历山大与他的宗教顾问商量后，提出了一份联合宣言草案。各战胜国将在宣言中宣布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必须根本改变从前各大国之间交往的方式，尽快用一个基于救世主的永恒宗教真谛之上的秩序取而代之。”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的任务，是把亚历山大救世主似的构想转化为与继续保持各国独立存在不冲突的某种成果，欢迎俄国加入国际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拥抱压垮。

　　维也纳会议

　　齐聚维也纳商讨如何创建一个和平秩序的政治家刚刚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动荡岁月，一切原有的权力结构几乎被扫荡一空。在短短的25年里，他们目睹恐怖统治的狂热取代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法国革命的传教精神变成了东征西讨的波拿巴帝国的律令。法国国势由盛转衰。它曾一度跨过法国古老的边界，征服了欧洲大陆上的几乎所有国家，之后却险些在俄国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覆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法国使节本人即是这一乱世的活生生的象征。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俗称“塔列朗”）的身影无处不在。他早年做过奥顿主教，后来退出教会支持大革命，继而背弃革命投奔拿破仑，做了他的外交部长，最后又抛弃拿破仑，参与了恢复法国王室的谈判，随后作为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出席维也纳会议。很多人视塔列朗为机会主义者。塔列朗很可能会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目标是法国国内的稳定和欧洲的和平。为实现这些目标，他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机会。无疑，为了近距离研究权力和合法性的种种要素，而又不致受到任何要素的束缚，塔列朗曾竭力谋取官职。只有像他这样令人生畏的人，才有可能置身于众多纷乱的重大事件的中心。

　　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做出的贡献，是为法国争取到了保全其“昔日边界”的和平，即法国走上对外冒险之路前存在的边界。此后不到3年，1818年，塔列朗设法使法国加入了“四国同盟”。法国这个战败国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欧洲秩序的一个盟友，加入当初为了遏制它而成立的同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大西洋公约”仿效这一先例，接纳了德国。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自从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现有体系内的和平演进强于其他选择；维护这一体系比该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更重要；通过磋商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

　　这一愿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灭。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成了人们热衷攻击的对象，抨击它过于依赖均势，而均势内固有的尔虞我诈把世界推入战争。（英国代表团甚至请撰写过维也纳会议专著的著名历史学家C·K·韦伯斯特提交一篇论文，论述如何避免维也纳会议的失误。）这一观点如果成立，也只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年。从1815年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近代欧洲最祥和的一个时期。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绝妙的均势，是维也纳和会后几十年最典型的特征。

　　1814年齐聚维也纳的政治家的处境，与他们的前人起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的处境大相径庭。一个半世纪以前，为结束“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一连串战争，各方达成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制定了指导一般外交政策行为的原则。由此产生的欧洲秩序把不再受宗教驱动的现存政治实体作为出发点。因而，人们期待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应用，能够建立一种避免冲突或至少减轻冲突后果的均势。此后的将近一个半世纪里，这一体系通过几乎是自发组成的相互制衡的同盟，把挑战者束缚在这一均势中。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谈判者面对的是这一秩序的废墟。均势未能挡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军事势头。拿破仑的革命热忱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压垮了旧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1806年拿破仑摧毁了残留的神圣罗马帝国，从而中断了长达上千年的连贯体制。这次维也纳会议的与会者必须在国家体系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新的均势，还要面对法军占领欧洲大部分国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新潮流。尽管俄国的出现从东面对法国构成了威胁，但法国凭借扩张主义策略几乎称霸欧洲，因此，新的均势必须能够防止法国扩张主义的重演。

　　中欧的均势也需要重建。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称雄欧洲大陆，此时维也纳能够发号施令的疆域只限于祖先留下的领土。这片领土面积广袤（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南部），居民操着不同的语言，能否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成了未知数。18世纪，几个弱小的德意志邦国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曾给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交增添了一定的弹性，但都亡于拿破仑发动的对外战争。它们的领土重新划分时，必须符合新建立的均势。

　　维也纳会议上的折冲樽俎与21世纪的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的外交官与本国首都保持实时联系，接收详尽的指示，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发言稿。国内一般只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少会就涉及大战略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距离本国首都有几周的路程。维也纳发给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复函至少需要8天），发给巴黎的函件需要3个星期，发给伦敦的函件时间要更长。因此国内发出的指示必须笼统，充分考虑到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给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针和长远利益。外交官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定。沙皇亚历山大距离本国首都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就是俄国的指令。亚历山大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让维也纳会议忙个不停。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许是维也纳会议上最精明、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他称沙皇亚历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虚荣心之强倒是无人可比”。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是，他能力过人，可无论做什么总是漏掉点儿“什么”。由于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事先无法预知亚历山大会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预测。塔列朗更直截了当：“难怪他是（疯子）沙皇保罗之子。”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其他代表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对这一协议的实际含义看法不一。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

　　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的英国没有外患之忧，因此它独特的国内机制基本上不受欧洲大陆局势的干扰。英国是从防止有人称霸欧洲大陆的角度诠释秩序。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安全系数比英国低，无须有人称霸欧洲，哪怕发生领土变动，它们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这些国家和英国不同，邻国国内的变革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

　　维也纳会议就大体均势的定义很快达成了一致。1804年，战争尚在进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计划，旨在纠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国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含的各项条约维持了中欧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事先杜绝诱惑，必须合并中欧的一些小国，在中欧开辟出“几大块地方”，从而整合这一地区（“整合”一词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37个邦国）。显然，普鲁士适合吸纳这些被废邦国。当初它更想兼并比邻的萨克森，最终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规劝，改为兼并莱茵兰。扩张后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直逼法国边界，从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不曾有过的地缘政治现实。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德意志邦联过于分散，无力发动进攻，但又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抵御外国入侵。这一现状为入侵中欧设置了一个障碍，同时又不对德意志侧翼的两个大国——东边的俄国和西边的法国——构成威胁。

　　为了维护新的领土总体解决方案，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然而，领土担保——建立“四国同盟”的目的——对每一个签字国并非同等重要。四国对自己眼中的威胁怀有的紧迫感差异极大。拥有制海权的英国信心十足，对欧洲大陆上的不测风云不急于做任何具体承诺，而是静观某一重大威胁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几个大陆国家因为安全系数低于英国，哪怕是英国不屑一顾的风吹草动，它们也会有大祸临头之感。

　　发生一场革命时，即面对的威胁涉及合法性时，尤其如此。保守的国家试图修建防御新一轮革命的堡垒，旨在把维护合法秩序的各种机制包括进来。他们所说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议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保护欧洲各国国内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机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识到，如果对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调整，可以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干预权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最后条款规定的那样，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如此一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头拥有了否决权。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大国一致”的运作方式有点儿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它召集的会议先后对一系列危机采取了行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国的镇压）以及1821~1832年的希腊革命和独立战争（最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大国一致”虽然不能保证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都在不引起大国战争的情况下被化解。

　　面对1830年比利时革命，“大国一致”做出的反应是证明维也纳体系行之有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场革命旨在把今天的比利时从荷兰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时尚是荷兰一个省的这片土地饱受争夺欧洲霸权的各国军队的践踏。英国把自己的全球战略建立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上，因此对英国来说，斯海尔德河河口必须掌握在一个友好国家之手，任何情况下不得被一个欧洲大国控制。与英国隔海峡相望的安特卫普港即位于扼斯海尔德河出口的要冲。为此欧洲诸大国在召开的伦敦会议上做出了新的安排：承认比利时独立，同时宣布这个新国家的“中立”地位。在此前的大国关系中，“中立”这个概念闻所未闻，只有过一国单方面宣布自己的中立意愿。新成立的比利时同意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领土上驻扎军队。各大国又对比利时的保证做了担保，抵制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径。这种国际担保地位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德军强行穿越比利时领土进攻法国时，国际担保成了把英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相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若处理得当，采取的行动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炫耀权力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对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组合各方都心知肚明。没有哪一方会感到有必要全面动员本国的预备役。一旦这一均势被打破，种种束缚随之消失，各种贪得无厌的诉求和狂人就会纷纷出笼，继而天下大乱，直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体系。

　　均势是维也纳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四国同盟”遏制了对领土平衡提出的任何挑战。法国尚未从大革命中恢复元气，对拿破仑记忆犹新的法国因此安分守己。与此同时，法国对和平采取的明智态度，促使它很快重返当初为了挫败它的野心而确立的“大国一致”。按照均势原理本应成为竞争对手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其实都在推行同样的政策。奥地利和俄国因为担心本国局势不稳，实际上推迟了它们之间日益迫近的地缘政治冲突。直到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革命撼动了这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后，均势才日益被看作为争夺霸主地位做准备的一项条件，而不是依赖各方共同做出调整的一种平衡。

　　随着重心开始向权力要素一侧倾斜，英国作为平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平衡作用的特点是它进退自如，而且证明自己有采取行动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日后出任首相）巴麦尊勋爵说过的一番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41年，他获知沙皇来函敦请英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对“法国即将对欧洲自由发动的攻击”进行抵抗。对此，他答复说，英国把“一国吞并另一国领土的企图视作威胁”，因为“这种企图会打破现有的均势，改变各国的力量对比，从而可能对其他大国构成威胁”。然而巴麦尊政府无法加入任何正式的反法同盟，因为“英国通常不介入尚未出现或短期内仍不明朗的局势”。换言之，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能指望英国肯定会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另一方，也无法排除倘若它们走得太远，对欧洲大陆均势构成威胁时英国会否出兵。

　　国际秩序的前提

　　19世纪中叶，维也纳会议体系建立的微妙均势受三个事件的影响而开始动摇。这三个事件是：民族主义的崛起、1848年的革命浪潮、克里米亚战争。

　　受拿破仑征服战争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混杂相处的不同民族开始把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异族”。德国哲学家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成为这一趋势的倡导者。他提出，有自己的语言、祖国和民族文化的一国人民具有原始天赋，因此有权享有自治。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的基础是事实。拿破仑的革命大军改变了人们脑海里的欧洲版图。西方现在不再是18世纪时由不同王朝和高雅的上流阶层构成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由不同统一体构成的立体——彼此不完全隔绝但又情况各异的国家。 注释标题 Jacques Barzun, 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New York: Perennial, 2000), 482.

　　语言民族主义使传统的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易受到国内的压力，也易招致认为自己与奥匈帝国子民同属一个民族的邻国的憎恶。

　　维也纳会议制造了“大片地带”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还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当初保卫中欧的需要，遏制了地处中欧的这两个日耳曼大国为拉拢德意志邦联内的大约35个小国而展开的争夺。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过去500年里其君主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国仍心存敬意。德意志邦联大会（出使邦联37个成员国的所有使节）在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地利使馆开会时，奥地利大使出任主席。

　　与此同时，普鲁士为跻身大国之列也在积聚力量。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鲁士克服了人口稀少、边界漫长的固有障碍，崛起为一个新兴的欧洲大国。这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对本国实力的巧妙利用。用俾斯麦（把这一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普鲁士领导人）的话说，先后涌现出的几个“握有实权、多谋善断的摄政王，审慎地使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一俟时机成熟，马上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果断投放到欧洲政治的天平上”。

　　维也纳解决方案进一步强化了普鲁士原有的坚实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给它带来了地缘政治机会。历史上日耳曼人首次把实现自己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从维斯杜拉河一直延伸到莱茵河的普鲁士身上。又过了几十年后，普鲁士不再甘心对奥地利唯命是从，开始走上了一条更具对抗性的道路。

　　1848年，革命烈火燃遍整个欧洲大陆，波及了每一个大城市。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试图迫使冥顽不化的各国政府接受开明改革。旧的贵族秩序感受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最初，各地的起义势不可当，从东边的波兰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这个帝国不久前刚挣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拿破仑战争期间，它曾是葡萄牙流亡政府所在地）。在法国，历史似乎再次重演。拿破仑的侄子作为拿破仑三世执掌了政权，先是通过公民投票当选为总统，之后又称帝。

　　当初建立“神圣同盟”，恰恰是为了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局势。由于柏林和维也纳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动荡波及的范围又太广，而且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两国无力联手干预。结果俄国独自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保住了奥地利在当地的统治。其他地方的旧秩序勉强把革命压了下去，但再也没有了革命前的自信。

　　最后，保守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团结一致因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破裂。三国的团结一致，始终是维也纳国际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革命时期，这两大支柱曾捍卫了现存的体制，并孤立了此前破坏和平的法国。现在又一个拿破仑正在伺机扩张。从克里米亚战争中，拿破仑看到了结束自己孤立状态的机会，与英国结为同盟。当时英国正全力阻止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和通往地中海的入海口。英法联盟确实挡住了俄国进军的步伐，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外交关系日趋紧张。

　　冲突不是起于争夺克里米亚——18世纪俄国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封臣手里夺取了克里米亚——而是起于法国和俄国为了促进自己支持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社团的权利，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当时耶路撒冷还处于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在一场涉及哪一教派——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享有进入圣地的优先权的争执中，沙皇尼古拉一世要求承认他作为奥斯曼帝国所有东正教臣民的“保护人”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人数众多，遍及各战略要地。沙皇的要求——无异于干涉他国事务的权力——包裹在普世道德原则中，但直接威胁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后，俄国派军队进入巴尔干半岛，两国海军在黑海交战。6个月后，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均势会瓦解，英国和法国加入奥斯曼一方参战。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同盟体系于是被打破。之所以称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因为一支法英联军在克里米亚登陆，攻占了俄国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市。被围困的俄军坚守了11个月，然后凿沉了自己的军舰。普鲁士保持中立。奥地利愚蠢地决定利用俄国的孤立无援改善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动员了在当地的奥地利军队。收到俄国求援的请求后，奥地利不但没有向俄国伸出援手，而且还在外交上大力配合英法对俄战争，其做法近乎是给俄国下了最后通牒。奥地利的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岑贝格说：“我们的忘恩负义会震惊世界。”

　　奥地利孤立俄国的举动最终孤立了自己。事隔不到两年，为了支持意大利的统一，拿破仑进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盘。与此同时，俄国在一旁袖手旁观。在德国境内，普鲁士赢得了自由行动权。不到10年，俾斯麦把德意志带上了统一之路，并再一次在俄国默许下把历史上一直扮演日耳曼国家首领的奥地利排挤出局。待到奥地利悟出在国际事务上取信于人比战术上的长袖善舞更重要，为时已晚。

　　梅特涅与俾斯麦

　　在德国和欧洲的巨大变革中，两位政治家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即日后的德国首相俾斯麦。19世纪这两位中欧最重要的政治家留下的截然不同的遗产，表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国际秩序的重心从合法性转向权力。两人均被视为典型的保守分子，都被说成是操纵均势的大师。他们的确实至名归。然而，两人不仅对国际秩序的基本看法几乎针锋相对，而且操纵均势的目的极其不同，对欧洲和世界和平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梅特涅被委以重任，这本身就是18世纪社会开放的一个佐证。他出生在靠近法国边境的莱茵兰，在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茨受教育。梅特涅13岁时第一次去奥地利，17岁时才在那里定居。180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1821年出任首相，直到1848年卸任。命运使他担任了一个开始走向衰落的古老帝国的最高文职职务。奥地利曾被视为欧洲最强大、治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身陷险境。由于地处欧洲腹地，欧洲大陆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在奥地利引起地震。奥地利国内多语言的特征，使它面临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仅仅一代人以前，民族主义这股力量几乎还不见踪影。对梅特涅而言，坚定可靠成为他的政策指南：

　　当四周动荡不定时，最重要的是要有点儿什么——无论是什么——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岿然不动，这样迷途的人才能确定方位，离散的人才能找到避风港。 注释标题 Heinrich Sbrik,Metternich, der Staatsmann und der Mensch, 2 vols. (Munich, 1925), 1:354, as cited in Henry A. Kissinger, “The Conservative Dilemma: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etterni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no. 4 (December 1954): 1027.

　　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梅特涅更多地受到宣扬理性力量的哲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鼓吹武力的人士的影响。他认为不需要焦虑地寻找解决眼下问题的对策，寻找真理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梅特涅认为，心想事成的信念是一种幻觉。真理必须反映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现实。任何空泛之论事实上摧残了它声称要实现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历史的敌人。历史上只有发现，而只有存在的东西才能被发现”。

　　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的国家利益是欧洲总体利益的象征，即如何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共同的遗产、信仰和风俗的框架中，把不同的民族、人民和语言捏合到一起。根据这一观点，奥地利的历史作用，是证明多元化在实现欧洲和平中的价值。

　　而俾斯麦是普鲁士乡村贵族的后裔。普鲁士的乡村贵族比德国西部农村的贵族寒酸得多，而且远不如后者眼界开阔。梅特涅试图证明传承的价值并复活一个普世观念，即欧洲社会的观念，而俾斯麦却对自己时代的一切权威观念提出挑战。俾斯麦之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德国真的能统一，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俾斯麦的目标是要证明：这两股思潮可以分开；维护秩序无须“神圣同盟”的原则；保守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可以建立一个新秩序；欧洲秩序概念完全可以建立在对权力评估的基础之上。

　　这两位重量级人物对国际秩序性质的不同看法，突出反映在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诠释上。梅特涅认为，秩序与其说产生于对国际利益的追求，不如说产生于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的能力：

　　政治学的伟大原理源于承认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生存的保障正是源于整体利益。具体利益——一些目光短浅的浮躁之徒把谋求具体利益当作智慧——只具有次等意义。近代史显示，可以通过遵循团结一致、均势……和各国同心协力的原则，迫使各国回归习惯法。 注释标题 Metternich,Aus Metternich's nachgelassenen Papieren, 1:334.

　　俾斯麦拒绝接受认为更高的原则可以约束权力的论点。他的一些名言表达了一种信念——只有准确评估构成权力的各要素后才能确保安全：

　　柔情政策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注释标题 .Briefwechsel des Generals Leopold von Gerlach mit dem Bundestags-Gesandten Otto von Bismarck(Berlin, 1893), 334. 其他任何一国政府都把本国利益作为衡量自己行动的唯一标准，不管它如何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天哪！再也不能要那种含情脉脉的同盟了，我们用牺牲换来的唯一回报，只是感觉为他们做了一件善事…… 注释标题 Ibid. (February 20, 1854), 130. 一个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全基础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浪漫主义…… 注释标题 Horst Kohl,Die politischen Reden des Fursten Bismarck (Stuttgart, 1892), 264. 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感恩或信赖就上战场与我们并肩作战。只有恐惧能让他这样做，如果我们能谨慎地巧用恐惧心理的话…… 注释标题 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 (November 14, 1833), vol. 14,nos. 1, 3. 政策是可能的艺术，是相对的科学。 注释标题 Ibid. (September 29, 1851), 1:62.

　　最终决策完全取决于对功利的考虑。18世纪的欧洲秩序曾被人视为一块各部件严丝合缝的牛顿式的精密钟表，如今被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世界取而代之。

　　均势的窘境

　　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着手把他信奉的原则付诸实施并改造欧洲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东方的几个保守君主国陷入分裂。法国因其国君勾起了他国对往事的回忆而在欧洲大陆受到孤立。奥地利在本国角色与欧洲角色之间摇摆不定。俾斯麦看到了有史以来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首次机遇。1862~1870年，他大胆出手，干净利落地把普鲁士置于一个统一的德国之首，又将德国置于一个新秩序体系的中心。

　　迪斯累里称，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一个意义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断言，“均势已被彻底打破”。威斯特伐利亚式和维也纳式的欧洲秩序基于一个分裂的中欧之上。各方之间不断争斗——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产生的一大批德意志邦国之间相互倾轧，维也纳会议造成了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对峙——最终形成了均势。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势压群雄的国家，其力量之大足以独自打败任何一个邻国，也许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联起手来也不是它的对手。合法性的纽带已不复存在，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对权力的估算。

　　俾斯麦毕生最辉煌的成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一个灵活的均势更难运作，甚至不可能运作。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普鲁士兼并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索要惩罚性赔款，1871年又粗暴地在凡尔赛宫内的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欧洲的新秩序只剩下了5个大国，其中两国（法国和德国）走上了彼此日益疏远的不归路。

　　俾斯麦深知，在欧洲腹地，一个具有称霸潜力的大国始终面临其他所有国家结盟与之对抗的风险，例如18世纪对抗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对抗拿破仑的同盟。德意志只有谨言慎行方可避免四面树敌，为此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设法杜绝他所谓的“同盟噩梦”。俾斯麦告诫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这意味着要结成一连串令人困惑的既重叠又彼此冲突的同盟（例如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和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目的是使其他大国——宿敌法国除外——更愿意与德国合作而不是联手反德。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高明之处，体现在它的与时俱进和务实性。由于当初建立这一体系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地区，容纳任何一类国家。德国统一和德法交恶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丧失了其灵活性。只有俾斯麦这样的天才才能以高超的手段纵横捭阖，继续维持由种种互相制衡的承诺编织的一张网，保证均势不受破坏，并在他任期内防止了大规模冲突的发生。然而，这个自身安全依赖一代人里才能涌现出一个天才的国家，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实现的目标。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一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奥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暧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

　　想象历史进程换一种样子会是什么结果往往徒劳无益。然而这场颠覆西方文明的战争并不包含必然性，而是审慎的领导人做出一系列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制订的计划会造成何种后果。就这样，在人们以为天下太平的一年里，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最终，军事策划战胜了外交。对这一历史教训，后人必须铭记在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合法性和权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了狂热的公众和亢奋的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以为这会是一场为实现有限目标而打的短暂而光荣的战争。没想到最终这场战争夺去了2 500万人的生命，并摧毁了现存的国际秩序。欧洲均势中对变幻不定的利益进行的微妙推演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僵化的同盟奉行的对抗性外交。之后，在造成此前难以想象的伤亡的堑壕战中，欧洲均势遭到践踏。经过这场苦难煎熬后，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荡然无存。在俄国，一次争取现代化和自由改革的人民起义的成果，被鼓吹普世革命理论的武装分子夺取。历经饥荒和内战后，俄国和它占有的其他领土组建了苏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地球上一个伟大的普世教会”的渴望，变形为莫斯科指挥的拒绝一切现有秩序观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俾斯麦曾告诫说：“那些提出的参战理由在战争结束时不如开战时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结局是可悲的。”若能预知1918年的世界，1914年8月那些身不由己被卷入战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会选择战争。

　　欧洲政治家为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所震撼。他们认为是一场危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在战后努力营造与那次危机尽可能不同的环境。他们从自己的脑海中抹掉此前为打造国际秩序而努力的几乎一切经验教训，尤其是维也纳会议。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决定。维也纳会议接纳了战败的法国，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拒绝让德国重返欧洲秩序。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府预言现存国际秩序将被推翻，宣称自己不受其概念和限制的约束。苏联处于欧洲外交的边缘，西方大国犹豫观望了很久才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构成欧洲均势的5个大国中，奥匈帝国消失了，俄国和德国被排斥在外或自己选择不参与，英国开始重返其传统立场，即参与欧洲事务主要是为了抵制对均势实际存在的威胁，而不是针对某种潜在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通过一个微妙地平衡权力和合法性诸要素的国际秩序，传统外交在欧洲维持了百年的和平。19世纪最后25年里，均势转向倚重权力。《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改弦易辙，再次回归合法性，创立了一个仅靠呼吁遵守共同原则来维持的国际体系——如果还有可能维持这一体系的话——因为权力诸要素要么无人理睬，要么混乱不堪。事实证明，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批根据自决权产生的国家，无力抵御两国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互相联手。英国越来越不关心外部世界。1917年不顾公众的最初反对参战的美国对战后结果大失所望，陷入孤立主义之中。提供权力要素的责任于是主要落到了法国头上。而法国战后已筋疲力尽，人口严重下降，国民一蹶不振。法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与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有可能无法逆转。

　　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足以使和解变得不可能，同时又没有苛刻到使德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地步。国疲民困的民主国家因此不得不随时对志在复仇的宿敌德国和苏联的革命政权保持警惕。

　　由于德国对凡尔赛体系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又没有一个防止它提出挑战的明确均势，凡尔赛和会建立的秩序等于鼓励德国改变现状。唯有靠歧视性的条款才有可能阻止德国获得潜在的战略优势，但这样的条款与美国，而且也日益与英国的道德信念相冲突。一旦德国开始挑战凡尔赛战后安排，唯有靠法国无情地使用武力或美国永久卷入欧洲大陆事务，方能保障和约条款的执行。然而，这两个条件皆不具备。

　　过去的300年里，法国先是一直保持中欧的分裂，随后又改为遏制中欧。起初法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后来与俄国结成同盟。凡尔赛和会后，法国失去了联俄的可能性。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已无力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中欧和东欧涌动的政治潮流也超出了法国的操控能力。现在只剩下法国一家独自抗衡统一后的德国。为了捍卫凡尔赛会议做出的战后安排，法国几次犹犹豫豫地诉诸了武力。希特勒的出现使法国再次坠入历史噩梦，全然丧失了斗志。

　　列强试图把各自的厌战情绪转化为一种新型的和平国际秩序，为此提出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际裁军方案，但如何执行这一方案，则留给了日后的谈判。国际联盟和一系列仲裁条约是为了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这些新机制，而且一切破坏和平的行为均被明文禁止，但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心怀怨恨或图谋扩张的大国，如德国、日本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快发现违反国联成员国规定或干脆退出国联不会产生任何严重后果。结果，便形成了两个既重叠又自相矛盾的战后秩序：一个是以西方国家交往方式为代表的遵守规则和国际法的世界，另一个是为摆脱约束从这一体系退出的大国专为自己划出的可以肆意妄为的空间。两种秩序又被笼罩在游走于两者之间伺机取利的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中，有可能被苏联的革命世界秩序概念所吞没。

　　最终，凡尔赛秩序既没有获得合法性，也没能建立均势。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显示了这一秩序几乎弱不禁风。根据这一条约，德国“认可了”它的西部边界和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其实早在凡尔赛，德国就已经接受了后者。但德国明确拒绝对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做出同样的承诺，充分暴露了它的野心和内心的怨恨。令人惊奇的是，法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而该公约为10年后德国对法国在东欧的盟国复仇埋下了种子。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力陈《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自相矛盾和苛刻与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试图以此唤起西方国家的良知。1933年，被心怀怨恨的德国人推选上台的希特勒抛开了一切约束，无视凡尔赛和平条款，重新武装德国，并推翻《洛迦诺公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看到这些举动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希特勒开始对中欧和东欧各国逐一下手，先是奥地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是波兰。

　　以上种种挑战并非20世纪30年代所特有。每个时代，人类社会都会出现魔鬼般的人物和蛊惑人心的酷政论点。政治家的任务是防止这种人上台，并在他们真的上台后维护一个能够遏制他们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浮躁的和平主义、地缘政治失衡和盟国之间的不和致命地交织在一起，导致邪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

　　经历300年的冲突之后，欧洲才建立了一个国际秩序。它抛弃这一秩序，是因为欧洲各国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倒是预见到了下一次大战的后果，但又畏首畏尾，不敢预先采取防范行动。基本上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崩溃是躲避责任，甚至是自杀行为的结果。欧洲抛弃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又不情愿使用必要的武力维护它宣称的道义原则，结果又一次陷入战争。战后，欧洲再次面临秩序重塑。

　　战后的欧洲秩序

　　两次世界大战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和均势原则在当代欧洲大陆秩序中的重要性锐减。两者残存的影响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尤其是在大发现和扩张时代这一概念和原则传播到的一些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赖以号令世界的物质和心理能力荡然无存。除了瑞士和瑞典外，欧洲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有过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经历，各国经济凋敝。显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包括瑞士和瑞典）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决定本国的未来。

　　西欧借助道义力量走上了一条缔造秩序的新路。这要归功于三位伟人的努力：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舒曼和意大利的加斯佩里。三人都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并在战前完成学业，依然对旧欧洲关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部分哲学观点坚信不疑。因此，他们有远见、有毅力去消除造成欧洲悲剧的根源。在各自国势衰微到极点的时候，他们维护了自己年青时代的部分秩序概念。三人最重要的信念是：若要解救本国人民，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就必须消除欧洲历史上的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欧洲秩序。

　　他们首先必须面对欧洲的又一次分裂。1949年，西方盟国将自己的三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把自己的占领区变成一个依附于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再次退回3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状态。德国的分裂成了新国际框架形成的关键因素。

　　法德之争是过去300年间欧洲每一场战争的根源。两国现在开始超越欧洲的历史，把两国残存的经济实力中的关键部分加以整合。作为迈向由欧洲各国人民组成的“更加密切的联盟”的第一步，1952年，法国和德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并把它作为新欧洲秩序的基石。

　　此前的几十年里，德国始终是对欧洲稳定的头号威胁。战后头10年里，德国国家领导人选择的道路至关重要。阿登纳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时已经73岁，而俾斯麦在这个年龄时事业已近黄昏。阿登纳有贵族派头，对民粹主义存有戒心。他成立了一个叫“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党，在德国议会史上首次作为一个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温和派政党执掌政权。受德国人民之托，阿登纳致力于重新赢得“二战”受害者的信任。1955年，他成功地使德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阿登纳坚定不移地促进欧洲的统一，甚至在50年代拒绝了苏联的一项建议。苏联曾在建议中暗示，如果联邦德国放弃西方联盟，或许有希望实现德国统一。这一决定无疑反映了阿登纳对苏联建议的可靠性做出的老到判断，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德国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再次在欧洲大陆腹地独行的深深疑虑。无疑，要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置于自己祖国分治之上，需要领导人拥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欧洲史上，德国的这次分治不是第一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维也纳和约均以德国分治为基础。这次不同的是，在就国际政治秩序的性质展开的较量中，这个新德国毫不含糊地把自己视为西方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均势主要是在欧洲大陆以外塑造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过去1 000年间，欧洲人想当然地认为，无论均势如何千变万化，组成均势的各要素总是在欧洲。正在浮现的冷战世界，试图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和军备实现均势。这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位于欧洲版图边缘的苏联。美国通过1947年的“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重新启动了欧洲经济。1949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北大西洋公约》参加了和平时期的联盟。

　　历史上始终由欧洲国家建立的欧洲均势，变成了欧洲以外大国的战略的一部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进行定期磋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连贯性建立了一个框架。但究其实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从欧洲内部达成的安排，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的遏制，主要是借助美国的核能力。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后，西欧国家面对的，是挑战它们的历史归属感的地缘政治观念的变化。

　　冷战初期的国际秩序实质上只有两极，西方联盟基本上唯作为盟主的美国马首是瞻。在美国眼里，联盟不是一批为了维护均势而保持步调一致的国家，而是一家美国任执行董事的联合企业。

　　昔日传统的欧洲均势以成员平等为基础，每一个成员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基本上有限的目标而出一份力。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各盟国的军事力量整合在一个共同结构中，但它主要靠美国一家的军事实力维持，尤其依靠美国的核威慑。只要战略核武器是欧洲防御的主要手段，欧洲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求得一种心理作用：在危急情况下，美国必须把欧洲当作自身的延续。

　　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反映了有史以来基本上相互独立的两种均势：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均势，另一种是北约内部的均势。北约的作用主要是心理上的。欧洲承认美国的霸主地位，以此换取美国的核保护。欧洲国家各自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多多益善的效果，而是为了在联盟的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好比是得到一张可以参与讨论如何使用美国威慑力量的门票。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核力量，虽然对总体均势影响不大，但可以借此赢得一个参与大国决策的理由。

　　核时代的现实以及苏联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使这一联盟维持了一代人之久。1989年柏林墙坍塌后，北约内部的分歧注定会再次抬头。

　　冷战持续了40年之后，北约实现了当初缔造者宣布的对冷战结局的展望。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迅速实现了统一，苏联的卫星国——受苏联控制的东欧诸国——旋即垮台。20世纪第三次争夺欧洲的较量以和平方式结束。这印证了当初建立北约的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促成这一结局的人策略之巧妙。德国的统一证明了自由民主的胜利。德国重申支持欧洲的统一，将其视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目标的事业。被压制了40年（有些国家时间甚至更长）的东欧诸国开始再次恢复独立并重新找回自我。

　　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外交的重心。一旦来自欧洲内部的巨大军事威胁不复存在，欧洲秩序的地缘政治特征随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的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

　　面对直接的威胁，国际秩序体现为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苏联的实力衰落后，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多极，欧洲致力于界定欧洲国家认同感的内涵。

　　欧洲的未来

　　欧洲一路走到今天，可谓历尽沧桑。欧洲开启了全球探险，并把自己的做法和价值观向世界各地传播。每个世纪，欧洲都改变了自己的内部结构，提出了关于国际秩序性质的新思路。今天欧洲处于一个时代的巅峰。为了融入这一时代，欧洲认为有必要舍弃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指导其行为的政治机制。为了减轻德国新近统一造成的冲击，2002年新成立的欧洲联盟推出了共同货币，2004年又搭建了正式的政治结构，宣布欧洲是统一、完整和自由的，它将通过和平机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因为没有任何宪法安排可以改变一个事实：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单一货币带来了自从神圣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欧盟会发挥其宪章所称的全球作用，还是会像查理五世治下的帝国那样，最终无力维持自身的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新架构意味着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摈弃。然而，欧盟也可被视为欧洲回归威斯特伐利亚基于国家的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欧洲创立的，在近代的大部分年份里，欧洲将这一体系推广至世界各地，把它树立为一个典范并加以捍卫。只不过这一次欧盟代表了一种地区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成为全球新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一个新单元。

　　这一结果融合了国家和区域的行为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仍未能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方式的好处。欧盟削弱了其成员国的主权和传统的政府职能，例如对本国货币和边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欧洲的政治仍然主要以国家为主。在很多国家，抵制欧盟的政策已经成为国内的头号问题。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混合体，它在宪法意义上介于国家和邦联之间，通过部长级会议和一个共同的官僚机构运作，更像神圣罗马帝国，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然而，与神圣罗马帝国不同（至少就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时间而言），欧盟试图通过寻找指导性的原则和目标解决内部的种种矛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欧盟一方面寻求货币统一，另一方面又任由各国自理本国财政，同时还有一个与民主制不符的官僚机构。在外交政策上，欧盟拥护普世理想，然而缺乏推行这些理想的手段。它的超国家特征与成员国对本国的忠诚互相冲突。欧盟既是一个统一体，内部又有东西欧之别和南北欧之分，对挑战国家统一的自治运动（加泰罗尼亚、苏格兰）持理解宽容的态度。欧洲的“社会模式”既依赖市场机制，又对它感到不适。欧盟的政策将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神圣化，几乎到了不愿坚持独特的西方价值观的地步，而其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做法却反映了对非欧洲移民流入的恐惧。

　　结果，出现了一个考验欧盟自身在公众眼里所具有的合法性的周期。欧洲国家放弃了很大一部分曾被视为本国主权的权力。由于欧洲各国领导人执政还是在野依然取决于本国的民主进程，他们往往倾向于奉行利己的政策，结果引发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的争端，通常围绕着经济问题。尤其在出现危机时，例如2009年的危机，欧洲机制为求自保，被迫采取干预性更强的应急措施。然而当要求公众为了“欧洲事业”做出牺牲时，他们对自己应负什么义务也许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欧洲各国领导人于是面临选择：要么无视本国人民的意愿，要么遵从本国人民意愿与布鲁塞尔分庭抗礼。

　　欧洲再次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点，只不过这一次这个问题具有全球意义。从彼此竞争的心态和对立的趋势中，能生成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哪些国家将成为这一秩序的成员？欧洲各国的政策将以何种方式发生联系？欧洲需要多大程度的统一？欧洲又能承受多大的差异？从长远观点看，一个与之相反的问题也许更具有根本意义：鉴于历史，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统一，欧洲必须保留多大的差异？

　　欧洲维持一个全球体系时，代表了世界秩序的主导概念。欧洲的政治家设计了国际架构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天，对新世界秩序的性质本身就存在着争议，而且欧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在决定这一秩序的构成因素上发挥重要作用。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区域集团，而这些集团扮演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国家角色？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因此形成均势？还是关键的成员因此锐减为少数几个，以致秩序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体制缺乏弹性的各个集团相互对峙，重演20世纪初险象环生的一幕？美国、中国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等大陆国家已经实现群聚效应，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欧洲将如何应对它转变为一个区域单元的过程？迄今为止，欧洲各国主要将一体化进程视作增强欧洲各行政机构职能的官僚机构问题，换言之，是对既有机构的补充完善。推动欧洲内部支持这些目标的驱动力将来自何方？欧洲历史显示，仅靠行政措施从来无法实现统一，而是必须有一个统一者。德国的统一靠普鲁士，意大利靠皮埃蒙特。没有它们的领导（和制造既成事实的意愿），统一事业会胎死腹中。哪个国家或机构会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必须创立一个新机构或内部小集团来指引道路？

　　假如欧洲无论通过何种道路实现了统一，它将如何界定自己的全球角色？欧洲面临三个选择：构建大西洋伙伴关系，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或是与一个欧洲以外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逐渐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誓约关系。欧洲是希望未来同盟关系发生变化，还是把自己视为通常采取相同立场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员？它会更认同自己的哪一段历史？是距今不远的大西洋国家团结一致的历史，还是为了国家利益尔虞我诈的那段更久远的历史？简而言之，还会继续存在一个大西洋共同体吗？如果如我热切希望的那样仍然有的话，它会如何界定自己？

　　大西洋两岸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仅靠发挥自己熟悉的作用，大西洋共同体是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很多情况下，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成员在共同决定全球战略问题时，常常认为自己的政策就是扮演中立的规则监管者或援助的分配者。然而，当这一模式遭到拒绝或运作中出现偏差时，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新一代人的经历不同于冷战时期要面对苏联的挑战，他们需要赋予常常被引用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更具体的含义。

　　欧洲的政治如何演变，归根结底要由欧洲人自己决定。然而这事关欧洲的大西洋伙伴的重大利益。一个新欧洲会积极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因内部问题缠身而自我消耗？当代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排除了传统欧洲大国奉行纯均势战略的可能性。由泛欧精英掌管的一个新生的“规则加准则”组织，同样难以胜任推行全球战略的重任，除非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不到一个世纪前，欧洲几乎垄断了全球秩序的制定。如今，它却有可能置身于当代探索世界秩序的努力之外，把自身的建设当作地缘政治的终极目标。在很多人眼里，这一结果代表了几代人的梦想——一个祥和统一、摈弃列强争夺的大陆。问题是，虽然欧洲倡导的软实力方法常常激动人心，世界上却没有几个地区愿意坚定不移地只奉行这一风格的政策，从而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对世界秩序的探索正处于令人心悬的时刻，曾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欧洲却转向了自我。而任何一个不参与塑造世界秩序的地区，都有可能被形成的世界秩序吞没。于是，欧洲在它努力逾越的过去和它尚未界定的未来之间摇摆。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