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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欧洲秩序的独特性

　　大多数文明的历史都是一部帝国兴衰史。秩序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建立的，而不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建立的。中央政府统一时，秩序就稳定；统治者软弱无力时，秩序就不稳。在帝国体系中，战争通常表现为帝国边陲燃起烽火或是爆发内战。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是和平所及之处。

　　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控制既有的秩序框架而相互角逐。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欧洲大陆没有类似的经历。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后，欧洲秩序的最大特征就是多元化。一个模糊的欧洲概念逐渐浮现。它既指一个地理区域，又是基督教或宫廷社会的体现，或是一个教育水准高、步入近代社会的共同体的启蒙中心。虽然欧洲作为一个单一的文明不难理解，它却从未有过单一的统治者或一成不变的共同认同感。欧洲史上不同政治单元的统治经常被打断，为维护自身统治所遵循的原则，它们不断尝试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或新的国际秩序概念。

　　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统治者相互角逐的岁月被后人视为“动荡时期”、内战或“军阀混战时期”，即一段破坏天下太平的不幸的分裂时期。而欧洲却因四分五裂而兴盛，并欣然接受了自身的分裂。异彩纷呈、相互角逐的王朝和民族没有被看成是需要消除的一种“混乱”，而被理想化的欧洲政治家有意无意地视为一种趋向均势的内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每个民族的利益、完整性和自主权均得以保全。在1 000多年的时间里，近代欧洲的主流政治韬略认为，秩序源自平衡，自我认同感源自对大一统的抵抗。这并不是说，欧洲各国的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带来的辉煌的诱惑，或对一个抽象的多样化理想更加执着。欧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成了世界秩序的典型特点。当今的欧洲是已经超越了这一多元化趋势，还是欧盟内部的纷争正好验证了这一趋势？

　　在50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的统治确保了只有一套单一的法律、共同的防御和高度发达的文明。罗马城陷落后——通常定为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在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的时期，人们普遍怀念失去的天下归一的局面，希冀教廷能带来他们憧憬的和谐与统一。根据这种世界观，基督教世界是由两种互为补充的权力治理的单一社会：一个是文职政府，即在世俗社会负责维持秩序的“恺撒后继者”；另一个是教廷，即掌管普世的救赎绝对原则的圣彼得的后继者。罗马帝国统治摇摇欲坠时，在北非著书立说的（希波的）奥古斯丁从神学角度得出结论：世俗政治权力是合法的，只要它促使人追求一种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救赎。公元494年，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致函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当今世界处于教廷的神圣权威和皇室的权力这两套制度的统治之下。两者中教廷的权力更大，因为他们在最后的审判日要对上帝负责，甚至要代国王对上帝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这一无所不包的世界秩序概念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一个非常时期：在后罗马帝国的欧洲，几十个尊卑等级不清的政治统治者各自行使主权。他们都自称是基督的虔诚信徒，然而他们与教会和教会权威的关系含混不清，对教会应具有多大的权威争执激烈。而拥有自己军队、奉行独立政策的一些王国则伺机谋利，其行为与奥古斯丁撰写的《上帝之城》一书的精神并无相似之处。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那天，人们对天下归一的渴望短暂地得到了满足。教皇利奥三世为征服了今天的法国和德国大部分地区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称其为“罗马人的皇帝”，并把昔日的罗马帝国东半部——当时的拜占庭领土——封给了他。皇帝则对教皇保证：“对外保护神圣的基督教会不受多神论者的入侵和异教徒的毁坏，对内肯定天主教的地位，从而加强它的力量。”

　　然而，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未能遂愿。实际上，它从建立之日起就开始摇摇欲坠。查理大帝忙于应付周边的问题，从未试图去统治教皇封给他的昔日东罗马帝国领土。在西边，查理大帝试图从摩尔人征服者手中收复西班牙，但成果甚微。查理大帝死后，继任者把他统治下的领土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试图借传统的感召力巩固他的地位。然而帝国因内战日益衰弱。查理大帝的帝国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成立还不到100年即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虽然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806年，其间它的领土几经变更）。

　　中国有皇帝，伊斯兰世界有哈里发（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领袖），欧洲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基础要比其他文明的帝王薄弱得多。他没有一个帝国官僚机构供他驱使，他的权威取决于他作为皇帝在他治下地区的实力，主要取决于他的家产。他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一些君主推举产生的（最初是7个君主，后来变成9个）。政治手腕、对宗教虔诚度的评价以及巨额贿赂通常决定了选举的结果。从理论上讲，皇帝的权威来自教皇的授权，但出于政治上和安排上的考虑，这一授权往往被撇在一边。结果是他作为“选出的皇帝”常常多年执掌权力。宗教和政治从未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结构。伏尔泰戏言，神圣罗马帝国“一不神圣，二非罗马，三不是帝国”。这句话虽是戏言，却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中世纪欧洲的国际秩序概念反映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一批封建君主之间的调和关系。基于单一统治者和单一合法原则之上的国际秩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16世纪哈布斯堡君主查理（公元1500~1558）崛起后，中世纪的世界秩序概念有过一段短暂的兴盛期。他的统治同时也导致这一概念不可逆转地走向衰微。这位出生在佛兰芒、不苟言笑的虔诚君主生来就是做帝王的料。世人普遍认为，他除了喜欢吃饭加香料的嗜好外，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而且不受外界的任何诱惑。他尚是一个孩子时就承袭了尼德兰的王位，16岁时又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在亚洲和美洲还有广袤而且不断扩大的殖民地。此后不久，1519年，他又被推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了查理大帝的正式继任者。查理同时拥有几顶皇冠，意味着中世纪人的憧憬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位虔诚的君主一个人统治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国东部、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及美洲大部的广阔领土。（这一巨大的政治权力几乎完全是靠战略上的联姻获得的，因此哈布斯堡流传着一种说法：“打仗的事留给他人。快乐的奥地利，你只管结婚就行了! ”）西班牙的探险家和征服者麦哲伦和科尔特斯在查理的资助下漂洋过海，征服了美洲大陆上的古老帝国，把欧洲的政治权力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延伸到整个新大陆。面对东南欧和北非的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及其代理人的新一波入侵，查理的陆军和海军为捍卫基督教世界而战。查理亲自统帅用从新大陆搜刮的黄金组建的舰队向突尼斯发动反攻。在以上令人目眩的历史事件中，叱咤风云的查理被同代人誉为“自公元843年罗马帝国分裂后最伟大的皇帝”，命中注定要使世界再度归于“唯一保护者”的统治之下。

　　查理因袭了查理大帝的传统，在加冕仪式上发誓要充当“神圣罗马教会的保护人和捍卫者”。人群向他们的“恺撒”和“皇帝”致敬。教皇克雷芒确认查理代表了在基督教世界“重建和平与秩序”的世俗力量。

　　当年若有一位中国人或土耳其人造访欧洲，很可能会看到他们熟悉的政治制度：自认为君权神授的单一王朝统治着一个大陆。倘若查理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哈布斯堡庞大的统治领域内解决好皇位继嗣问题，欧洲本来会像中华帝国或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一样，处于一个中央政权统治之下。

　　然而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查理也没有试过。最终他满足于将秩序建立在均势之上。他继承的也许是霸权，但他的行为表明，霸权不是他追求的目标。1525年，查理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了他在世俗世界中的政治对手、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然后将他释放，法国得以在欧洲腹地继续奉行敌对的外交政策。法国国王不理会查理的宽宏大量，竟然提议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结成军事联盟。他的这一举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当时苏莱曼正入侵东欧，从东边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威胁。

　　查理试图把全世界归于基督教统治之下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无力阻止新教教义在构成他权力基础的领土上传播。宗教一统和政治一统均出现裂痕。身为君主的查理理应实现的抱负超出了他的个人能力。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内陈列了一幅提香1548年创作的肖像画，揭示了这位显赫人物内心承受的煎熬。他既不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又不能在被他视为低一等的霸权事业上随心所欲。查理决定退位，把庞大的帝国分封给子孙。拆散帝国的做法表明他试图统一天下的努力被多元主义挫败。查理把西班牙及其全球帝国的皇冠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腓力。1555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查理颇为动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统治，用实例证明了自己恪尽职守，同时把尼德兰总督的头衔也一并让给了儿子腓力。同年，查理缔结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即《奥格斯堡和约》，承认了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查理放弃了自己帝国的精神支柱，允许其他君主自行选择本国的宗教信仰。此后不久，他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位置上退下来，把帝国的责任连同它的动荡和外患留给了弟弟斐迪南。他本人去西班牙农村的一家修道院过起了隐修生活，晚年与他的忏悔神父和一个意大利的钟表匠人为伴。后者制作的钟表挂满了墙壁，查理曾想师从他学习制作钟表的手艺。1558年查理去世，在留下的遗嘱中对自己在位期间基督教义的分裂表示惋惜，并嘱托儿子加强宗教法庭。

　　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始、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基督教教会的分裂这三大历史事件，宣告了旧的大一统理想的终结。查理五世去世时，巨大的变革已经打破了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秩序，同时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他们开始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区域角度看问题。

　　一幅地图反映了中世纪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的地球，北半球和南半球从东边的印度一直延伸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诸岛，地图中心是耶路撒冷。中世纪时期的人认为，这不是一张供旅行家使用的地图，而是人类依照上帝的旨意上演救赎戏剧的舞台。根据权威的《圣经》，世界表层的6/7是陆地，1/7是水。由于救赎的教义一成不变，因此可以在基督教世界已知的地方传播这些教义，冒险涉足文明世界之外的地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丁在《地狱篇》中写道，尤利西斯为了探求知识乘船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位于地中海最西端的直布罗陀岩石和毗邻的北非高地）驶向大海，因违反上帝的意图而受到惩罚。他的船连同所有船员被一场飓风吞没。

　　当富于开拓精神的国家为了追求财富和荣耀开始探索海洋和海洋另一边的未知世界时，世界步入了近代。15世纪，欧洲和中国几乎同时开始走向世界。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船只开始了探索之旅，远达东南亚、印度，直至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与当地的达官显贵交换礼物，把各国君主纳入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同时把种种珍奇艺术品和动植物带回国内。1433年大航海家郑和去世后，中国皇帝终止了海外探索的航海活动，舰队也被遗弃。此后中国仍然坚称自己的世界秩序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改为在本国内及周边地区巩固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再未有过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这种状况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才结束。

　　60年后，在各君主国相互角逐的欧洲，一些强国开始走向海洋。各国君主纷纷解囊资助航海活动，希望借此取得针对对手的商业优势或战略优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远航至印度，西班牙和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到了西半球。这两条航线打破了当时的贸易垄断和种种政治结构，开启了欧洲主宰世界事务长达300年的时代。昔日的国际关系只限于一个地区，此后在地理上以欧洲为中心扩展到了全球。欧洲诠释了世界秩序概念的内涵，并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实施。

　　自那以后，人们对世界政治版图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看待从前不为人所知的地区的居民？他们与由帝国和教皇组成的中世纪世界又是什么关系？1550~1551年，查理五世在西班牙城市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一次神学会议。神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西半球的居民是有灵魂的人，因此也应该得到救赎。当然，神学家们的这一结论也是为征服和强迫他人皈依所做的辩解。欧洲人于是可以一面发财，一面获得良心上的安慰。他们为攫取领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角逐改变了国际秩序的性质。欧洲人不断扩展视野，直到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覆盖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世界秩序概念与欧洲的均势运作融为一体。

　　第二件大事是15世纪中叶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昔日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知识传播成为可能。中世纪社会靠死记硬背、手抄宗教教义或依据史诗了解历史的方式积累知识。在探险时代，不断发现的新事物需要被认识。借助印刷术，介绍新发现的著述得以流传。对新世界的探索同时还激发了人们重新发现古代世界及古代真相的兴趣，尤其关注个人的中心地位。人们越来越把理性视为说明和解释世界的客观力量，从而动摇了既有的机构，包括此前不容置疑的天主教会。

　　第三件大事是新教改革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开启了这一改革。他在维滕贝格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坚称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提出救赎的关键是个人良知，而不是正统教义。一些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权势，借机支持新教并强迫自己的子民改信新教，同时没收教会土地据为己有。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异端。由于政治和宗教争执交织，双方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你死我活的较量。随着各国君主纷纷支持邻国国内往往是血腥的宗教争斗，国内之争与国际之争的界限颓然坍塌。新教改革运动荡除了依靠教皇和帝国“两把剑”支撑的世界秩序观。基督教世界陷入了分裂和内战。

　　“三十年战争”：合法性的含义是什么？

　　新教对教会至高无上地位的冲击影响日广，随之而来的是上百年时断时续的战争。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试图压制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新教徒则起而捍卫自己的新信仰。

　　后世所称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把动荡的局势推向高峰。帝国即将面临皇位传给何人的问题。波希米亚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是最有希望的接班人。波希米亚的贵族发起了一次“政权更迭”，主动把本国皇冠——连同皇帝握有的决定性一票——拱手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这一结果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一个天主教体制。哈布斯堡帝国调动军队镇压波希米亚人的反叛，随后趁势镇压各地新教，继而引发了一场给中欧带来浩劫的战争。（信奉新教的君主基本上居于德意志北部，包括当时仍然无足轻重的普鲁士。天主教的中心位于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南部。）

　　按理说，与皇帝同信天主教的其他国家的君主有义务团结一致反对新的异端邪说。然而，在统一信仰和抢占战略优势之间，不少君主选择了后者，尤其是法国。

　　天下大乱之时，政权巩固的国家可以利用四周邻国的乱局实现自己更大的国际目标。一些工于心计、冷酷无情的法国大臣果断地抓住了机会。法兰西王国首先改革了自己的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权威来自一个人。国家治理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同时统治者也受到习俗的制约，从而限制了一国在国内或国外采取行动时所能动用的资源。1624~1642年任法国首辅大臣的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枢机主教成为挣脱了以上束缚的首位政治家。

　　黎塞留深谙宫廷权术，在一个宗教纷争和旧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里游刃有余。他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黎塞留年轻时投身军旅，一个哥哥出人意料地辞去非他家族莫属的吕宋主教一职后，黎塞留又改学神学。传说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因年纪太轻无法出任教士。他于是去了罗马，亲口对教皇谎报自己的年龄，终于如愿以偿。黎塞留得到教士一职后，旋即卷入了法国王室的宫廷政治中，最初担任玛丽·德·美第奇女王的心腹谋士，之后又出任女王的头号政治对手、她的幼子国王路易十三的顾问。女王和路易十三都对黎塞留深存戒心，但两人因法国国内胡格诺派新教徒问题焦头烂额，难以割舍政治和行政才干兼备的黎塞留。这位年轻教士因调解王室成员之间的争斗被推荐给了罗马，晋升为红衣主教，居国王枢密院之首。黎塞留作为红衣主教任职将近20年后，同时兼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法国首辅大臣。这位深谋远虑的天才人物提出了基于均势和强调中央集权的治国韬略和对外政策新概念。

　　黎塞留推行本国政策时期，也是马基雅维利论述治国方略的著述传播之时。黎塞留是否熟读过马基雅维利论述权谋的小册子不得而知，但他毫无疑问践行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精髓。黎塞留的国际秩序观一反从前，提出国家是一个具有自身存在价值的抽象的永恒实体。国家的需求不是由统治者的个性、家族利益或追求向全世界传播宗教的目标决定的，而是由基于具体原则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即日后所谓的“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才应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

　　黎塞留把新生的国家作为推行治国大计的工具。他把权力集中在巴黎，组建了一支由省长或“职业管家”构成的队伍，在王国的每一个区内行使政府权力。他提高了税收效率，从根本上撼动了一直由旧贵族控制的地方政权。国王作为主权国家的象征和国家利益的代表将继续行使王权。

　　黎塞留没有把中欧的混乱看作起兵捍卫教会的号角，而是把它视为遏制势力强大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手段。自从14世纪以来，法国的国王一直有“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之称。然而这并不妨碍法国根据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考量采取行动，支持（由瑞典、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诸君主组成的）新教联盟。起初法国不动声色地暗地支持，之后变成公开支持。

　　黎塞留的举动引起大哗。指责他的人抱怨说，作为红衣主教，他对永恒的普世天主教会负有义务，言外之意是他应该加入反对北欧和中欧叛逆的新教君主的行列。黎塞留反驳道，身为一个脆弱的世俗政治实体的大臣，他同样对国家负有义务。宗教救赎或许是他个人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为一个政治实体负责。而政治实体没有需要救赎的永恒灵魂。他说：“人是不朽的，人的救赎可以等到来世。但国家没有不朽一说。现在不拯救它，以后就没机会了。”

　　黎塞留把中欧的分裂看作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法国面临的根本威胁是战略性的威胁，而不是形而上学或宗教意义上的威胁。一个统一的中欧会控制欧洲大陆的其余地区，因此阻止中欧走向统一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彻底打垮，奥地利王室的剑锋就会直指法国。”通过支持中欧一批小国削弱奥地利，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黎塞留的构想历经剧烈动荡的岁月而得以延续。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期内，从1624年黎塞留飞黄腾达开始，到1871年俾斯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为止，保持中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处于分裂状态始终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因为只要这一理念构成欧洲秩序的核心，法国即可称雄欧洲大陆。当这一理念不再支撑欧洲秩序时，法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坍塌。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当今时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因开创了遍及全球的一种新国际秩序观而具有特殊意义。其实当时参加和约谈判的各国代表更留意礼宾待遇和自己的地位。

　　待到神圣罗马帝国和它的两大对手法国和瑞典原则上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3年之久。又厮杀了两年后，各国代表团才终于坐下来谈判。与此同时，每一方都想方设法加强联盟并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文件或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不同。它不是单一一次会议的结果，而且会议地点也不是政治家通常聚集一堂商讨世界秩序这类重大问题的地方。这场多方参战的战争从西班牙延伸到瑞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产生于在威斯特伐利亚两个小城分别做出的一系列安排。各天主教大国，包括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国的178位代表在天主教小城明斯特会聚。新教派的大国在距离明斯特大约30英里的奥斯纳布鲁克小城齐聚，这是一座混杂了路德派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城镇。235位正式使节及其随从住满了两座小城中能找到的所有房间。此前没人认为这两个城市适合举办大型活动，更不要说举办欧洲列强参加的一次大会了。瑞士使节住在“一个纺织工开设的小店内，屋子里弥漫着香肠和鱼油味”。巴伐利亚代表团为自己的29位团员找到了18张床。会议没有正式的主席和调解员，也不开全会。需要开会时，与会代表前往位于两个小城之间的中立区参加临时会议，协调彼此立场，有时也在中立区内的几个小镇举行非正式的会晤。一些大国在两个小城都有代表。会议期间，欧洲各地的战事仍在继续，变化不定的军事形势影响了谈判的走向。

　　大多数代表带着基于战略利益的非常实际的指示出席会议。他们几乎操着同样的腔调高谈要实现“基督教世界的和平”。然而毕竟战争造成了太多流血，难以通过教义上或政治上的统一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各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和平，如果和平有望的话。

　　通过复杂谈判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很可能是欧洲史上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份外交文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份载有其条款的单一条约，与会代表也从未召开过一次全会通过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实际上是不同时间在不同城镇签署的三个互为补充的协议。在1648年1月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西班牙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从而结束了与“三十年战争”交织在一起的荷兰人长达80年的反抗。1648年10月，列强分别签署了《明斯特条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两个条约的内容相互呼应，均含有一些关键条款。

　　这两份多边条约均宣称要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教世界的安全”，“实现普天之下永久、真正和真诚的和平与友谊”。执行部分的条款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然而达成这些条款的手法却史无前例。“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天下一统或同一信仰的人团结一致的假象。尤其是法国加入了反对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阵营后，这场起源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争的战争变成一场混战，各方势力不断分化组合，结成敌友关系错综复杂的联盟。和当今时代中东地区的冲突一样，交战时为了鼓舞士气、团结对敌结成的教派联盟，旋即又因为地缘利益冲突或某人膨胀的个人野心被丢弃。“三十年战争”期间，各方都有过被自己的“天然”盟友遗弃的时候。各方签署和约时都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尊严，而不会抱有其他幻想。

　　由于战争期间各方毫无信义可言，加之疲于应付战事，与会代表把用于结束一场战争的实际手段转化为世界秩序的一般概念。这种说法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不无道理。历经战火洗礼的几十个参战方召集会议以求确保来之不易的成果。昔日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悄悄地抛到了一边，代之而起的是主权国家无论强弱、无论实行何种制度都一律平等的体系。新涌现的大国，例如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得到了诸如法国和奥地利等老牌大国享受的礼遇。凡是国王，一律称为“陛下”，凡是大使，一律称为“阁下”。这一崭新的概念被推到了极致，坚持绝对平等的各国代表团想出了各自通过不同入口走进谈判会场的办法，为此需要修建很多会场入口。同时还规定各国代表团以同等速度入席，从而任何一方不至于因为坐等姗姗来迟的另一方而受辱。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条款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涵盖范围广。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一些新条款确保了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各国都希望避免欧洲大陆上再次爆发全面战争，在这一共同愿望的推动下，和约除了应付当时的紧迫需要外，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则逐渐显露出轮廓。同时规定了外交往来的方式，包括向对方国家的首都派驻常任代表（当时只有威尼斯一国做到了这一点），以规范各国之间的关系，提高促进和平的技巧。各方还设想今后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召开会议或举行磋商，以求争端走向冲突之前就得到解决。胡果·格劳秀斯等游走各国的学者兼谋士在交战期间制定的国际法，现在成为一个内涵不断扩大、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旨在促进以威斯特伐利亚各项条约为核心的和谐关系。

　　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的保护，不受外来干涉。帝国一统或宗教一统的观念——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建立的秩序的基本前提——意味着理论上只能有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而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没有建立任何具体的联盟或是某种永久性的欧洲政治架构。随着天主教不再是唯一合法的教会，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逐渐削弱，重建欧洲秩序的概念变成了寻求均势。顾名思义，均势意味着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和不断针对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19世纪英国政治家巴麦尊阐述了均势的要义：“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的义务就是维护这些利益。”当有人请巴麦尊从官方的“外交政策”角度具体解释这些利益是什么时，这位遐迩闻名的英国强权的掌舵人坦承：“每次被问及政策问题时，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们将以国家利益为准绳，根据每一次的具体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当然，这一貌似简单的概念很适合英国，原因之一是英国的统治阶层训练有素，对什么是本国的永恒利益几乎有近于本能的一致认识。）

　　今天，这些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往往被人斥责为一个无视道德准则、玩弄权术的体系。然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架构是人类首次尝试把一个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并且该架构以众多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个势压各国的单一国家为基础。首次出现的“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概念没有赞美权力，而是试图限制权力并使其合法化。过去几百年来，各国军队打着普世（而且相互冲突的）价值旗帜在欧洲大陆上东征西伐；众多先知和征服者为了实现个人、王朝、帝国或宗教野心发动了全面战争；教徒或被逐出教门，或被强迫皈依，各地战火导致天下生灵涂炭。而现在用理论上合理的和可预测的方式把各国利益交叉在一起，将能够消除欧洲大陆各地的混乱。现在是针对具体问题发动有限战争，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同的普世价值观一较高下。

　　与目标贪婪的宗教战争相比，内涵模糊的均势被视为进步。但如何建立均势呢？从理论上讲，均势基于现实，因此所有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对现实的认识应该大致相同。然而每一个社会的观点均受到本国体制、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包括受到一个最大的现实的影响：构成权力的各种要素无论多么客观，始终变幻无常，因此需要不时地对均势做出调整。均势引发了战争，同时也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运行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仅仅行使教会的职能。主权平等说大行其道。何种政治理论才能解释世俗政治秩序的起源并证明其各项职能的合理性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三年后，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撰写的《利维坦》问世。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霍布斯想象昔日曾存在一种“自然状态”。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一场各方混战的战争”。他推论说，为了防止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不安全，人们把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了一个国家，用以换取国家在本国境内保证所有人的安全。主权国家确立了对权力的垄断，唯有这样方能消除人们对死于非命和战争的无休止的恐惧。

　　霍布斯阐述的这一社会契约只适用于一国境内，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主权把秩序强加在各国之上。因此，

　　至于从通常被称为“万国公法”的法律角度审视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我在此无须多言，因为万国公法和自然法则本是一回事。个人享有确保人身安全的权利，同样，各国也享有保证本国公民安全的权利。

　　国际环境依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国际环境之所以混乱无序，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确保世界安全的世界政府，现实中也完全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因此，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黎塞留主教若地下有知，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早期阶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带来了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应该如何适应新出现的均势呢？必须把事实上的均势和作为一个体系的均势区分开来。国际秩序迟早要达到均势，否则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由于中世纪的世界有数十个公国，实际上常常存在一种均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均势开始体现为一种体系。换言之，实现这种均势已被公认为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之一。一旦均势被破坏，就会出现一个维护均势的联盟。

　　18世纪初英国崛起为一个海上强国后，有了把实际存在的均势变成一个体系的可能。英国凭借制海权可以选择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时机和规模，以均势的仲裁人甚至是保证人的身份采取行动，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只要英国对自己的战略需求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有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扶弱抑强，防止任何一国调动欧洲大陆的资源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在欧洲称霸。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始终扮演着均势维护者的角色。它参加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但盟友不断变化。参战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具体的纯国家目标，而是把国家利益与维护均势视为一体。其中不少原则都适用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后文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后，欧洲大陆上实际上存在着两大均势：一个是维护大局稳定的总体均势，英国是这一均势的捍卫者；另一个是主要由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200多年来，这两大均势防止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血腥厮杀一幕的重演，虽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但缩小了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征服，而是实现均势。

　　均势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某一大国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的水平；二是从前的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行列，从而导致其他大国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直到达成新的平衡或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18世纪经受了这两方面的考验，一次是挫败了法国路易十四称霸的企图，另一次是在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坚持要求平等待遇的情况下对这一体系做了调整。

　　1661年，国王路易十四已坐稳王位，把黎塞留的治国理念发展到极致。昔日，法国国王靠一批封建领主统治全国，这些领主凭借世袭地位各自为政。路易十四则通过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官僚机构统治子民，贬抑出身贵族的侍臣，把官员封为贵族。个人升迁靠效力国王，而不唯出身。出身于外省一个布商家庭的杰出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受命统一税收制度，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筹集经费。出身公爵的作家圣西门在回忆录里尖刻地记录了法国的社会变迁：

　　他（路易十四）深知，惹他不悦有可能压垮一个贵族，但无法毁掉这个贵族或他的家族。然而他可以把一位国务秘书或类似级别的大臣连同他们的家人打回原形，财富或财产再多也救不了这些官员。这就是他为什么乐意授予手下大臣巨大的权力，甚至管辖王公贵族的权力。 注释标题 Lucy Norton, ed.,Saint-Simon at Versailles (London: Hamilton, 1958), 217–30.

　　1680年，路易十四在早先自封的“太阳王”称号之上又接受了“路易大帝”的称号，彰显了他无所不及的统治权力。1682年，法国在北美的领地被命名为“路易斯安那”。同一年，路易十四迁宫到凡尔赛，从那里掌控专为国王陛下效力的“宫廷君主制”。

　　由于法兰西王国统一后避免了国内的战乱，加之有一个高效的官僚机构和一支实力超过任何邻国的军队，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有称霸欧洲的可能。路易十四在位时，几乎连年对外用兵。最终，法国与日后企图称霸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每征服一地，跟着就出现一个敌对同盟。起初，路易十四在各地征战的将军捷报频传，最后却要么败北，要么折戟受挫，尤其是18世纪头10年败在了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手下，他便是20世纪杰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先祖。面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在的韧性，路易十四的军队一筹莫展。

　　黎塞留去世几十年后，一个国内政权巩固、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奉行世俗外交政策的国家显示了它的力量。其他国家则团结一致抗衡强大的法国。英国、荷兰和奥地利建立了大同盟。西班牙、普鲁士、丹麦和德意志的几个公国后来也陆续加盟，反抗路易十四显然不具有意识形态或宗教性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法语仍然是外交官使用的语言，代表了时尚文化，反法阵营内也有天主教和新教之别。反抗路易十四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内在体系决定的，是维护欧洲秩序多元性之必需。同时代的观察家给反法阵营起的名字诠释了它的特征：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路易打着为法国扬威的旗号企图称霸，最终败给了欧洲对多元秩序的诉求。

　　遏制法国构成了18世纪上半叶的主旋律，下半叶则围绕普鲁士处心积虑跻身列强铺开。路易十四对外征战是为了把实力转化为霸权，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发动战争是为了由弱转强，获得大国地位。普鲁士位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北德平原，沿维斯图拉河纵穿德意志全境。普鲁士没有其他一些国家拥有的丰富资源或众多人口，但孕育出了严守纪律和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文化，从而弥补了自身的不足。普鲁士的两块领土互不接壤，夹在奥地利、瑞典、俄国和波兰的势力范围之间，处境险恶。普鲁士人口相对稀少，其优势在于善于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它最大的资产是公民意识、高效的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军队。

　　1740年腓特烈二世登基时，不像一个日后会青史留名的伟人。他尚是王储时，因不堪忍受严厉束缚想和一位朋友汉斯·冯·卡特逃往英国，结果被双双抓回。国王下令当着腓特烈的面将卡特枭首，又把儿子送上了军事法庭，国王亲自充当首席法官。国王盘问了腓特烈178个问题，腓特烈对答如流，结果被父亲再次立为王储。

　　腓特烈继承了父亲严苛的责任感，形成了不可一世的个性，正因如此他才经受住了这次严峻考验。他认为自己拥有绝对权威，但他的政策受到了100年前黎塞留提出的“国家理由”原理的束缚。他的信条是：“统治者是自己掌控的资源的奴隶。国家利益是他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不容侵犯。”腓特烈有英武之气，见多识广（会讲法语，还会用法语写作。行军打仗时，居然还用法语写了一些多愁善感的小诗，其中一首名为“大战前夜抒怀”）。腓特烈的开明专制主义体现了启蒙新时代的统治特点，他的统治受到拥护是因为其高效，而不是因为意识形态。

　　腓特烈得出一个结论：普鲁士若要取得大国地位，领土必须连成一片，为此必须扩张，除此之外不需要其他的政治或道义理由。“我军战斗力非他国可比，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一句话，四周邻国不是我们的对手。”腓特烈就是以此为由，在1740年攫取了一直属于奥地利的富饶的西里西亚省。他认为西里西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法律或道义问题，因而与法国（利用普鲁士抗衡奥地利）结盟，并在1742年的和平协议中将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普鲁士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因此几乎翻了一番。

　　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结束了路易十四的称霸美梦后，欧洲体系一直平安无事，而现在腓特烈为夺取西里西亚再次在该体系内挑起战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于是起而应付对现存均势的挑战。为了被欧洲秩序接纳，成为该秩序的一个新成员，普鲁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场持续7年的灾难性战争。这一次，旧的同盟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腓特烈昔日的盟友试图挫败他的企图，而他们的对手则想利用普鲁士纪律严明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地处遥远、披着神秘面纱的俄国首次卷入了一场事关欧洲均势的战争。就在俄国军队兵临柏林城下、普鲁士濒临战败之际，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猝然去世救了腓特烈。新沙皇一直是腓特烈的崇拜者，他即位后，俄国退出了战争。（1945年4月在柏林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一直等待当年所谓勃兰登堡王室奇迹的重演。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戈培尔告诉希特勒这一奇迹发生了。）

　　神圣罗马帝国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也没有再出现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国家。各地的君主几乎人人自称君权神授，没有哪个大国对此提出挑战。同时这些君主也承认，上帝同样也赋予了众多其他君主统治权力。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和体制，或是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强加给各国，而是实现有限的拓土目标。囿于传统，君主既不能强行征兵，也不能肆意增加赋税。战争对平民百姓的影响远不及惨烈的“三十年战争”或200年后技术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后果。18世纪演绎的均势像是一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人生和价值观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闹哄哄地上演了一出出赤裸裸的自我标榜之戏”。权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因为各方知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容任何人称霸。

　　稳定的国际秩序的一个优势是各方观点一致。维护18世纪欧洲秩序的政治家是一批贵族。他们对诸如荣誉和责任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理解毫无二致，而且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也认识一致。他们代表了同一个精英社会，讲同样的语言（法语），出入同样的沙龙，在他国首都追香逐玉。国家利益自然各不相同，但在一国的外交大臣可以为别国君主效力的世界里（直到1820年，俄国的每一任外交大臣都被他国宫廷延聘过），或一块领土可以因为一次联姻或某人偶然继承王位就改变其民族归属的世界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有各自目标大同小异之感。人们对合法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对国际行为规则心照不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世纪上演了一出出权力博弈的大戏。

　　这种共识不仅仅是为了恪守礼仪，而且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欧洲观所包含的道义观念。在后人眼中的启蒙时代，欧洲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生机。新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开始取代已经四分五裂的欧洲传统和信仰。在物理、化学、天文、历史、考古、制图等众多领域内，人类认知的突飞猛进激励了新的世俗精神，发现自然界一切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1759年，代表着新时代精神的博学多才的法国杰出学者达朗伯写道：

　　简而言之，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演变史到昆虫进化史，自然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乎一切其他领域的知识都面目一新……新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应用，新发现激发的热忱，对天地造化之产物——人类思想的赞美，凡此种种带来了思想上的发酵。发酵的思想如决堤河水，漫向四面八方，把一切障碍席卷而去。 注释标题 Jean Le Rond d'Alembert,“Éléments de Philosophie”(1759), as "ed in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trans.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3.

　　这一“发酵”的基础是新的分析精神和对一切前提的严格检验。对一切知识的探索和归纳总结——1751~1772年达朗伯参与编写的28卷《百科全书》就是一个象征——给了我们一个可知的、揭开神秘面纱的宇宙。人是宇宙的主角和解释者。达朗伯的同事狄德罗写道：强烈的求知欲与“渴望增进人类福祉的激情”融合在一起。理性将挑战谬误，“把严谨的原理作为与谬误针锋相对的真理的基础，并借此“推倒泥糊的大厦，清扫陈年的积尘”，“把人类带上正途”。

　　新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统治、政治合法性和国际秩序等概念。政治哲学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男爵将均势原理应用于国内政策领域，提出了权力制衡的概念，日后被吸收到美国宪法中。孟德斯鸠接下来又开始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变革的机制。他研究了不同社会的历史后得出结论，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内在原因。借助理性可以发现这些内因，并且要为了公众的利益塑造这些内因：

　　主宰世界的不是运气……每一个君主政体内都活跃着思想内因和自然内因，它们决定了政体的兴衰存亡。一切（看上去像是）偶发事件都是这些内因的结果。每当一国因一场偶然的战役——即一个特定原因——覆灭时，还存在一个导致该国因一场战役覆灭的一般原因。简而言之，整体局势的发展决定了具体事件的走向。 注释标题 Montesquieu,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1734), as "ed in Cassirer,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213.

　　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许是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孟德斯鸠的思想，提出了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观。在普鲁士旧都柯尼斯堡蛰居的康德对世界做了一番思考，把眼光投向了“七年战争”、美国革命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从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康德居然看到了一个新的、更祥和的国际秩序的模糊影子。

　　康德推论说，人类具有“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在社会中倾向于群居，同时又不断地抵制社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为了防止情绪失控，人类组建了国家。但如同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每一国都寻求维护本国的绝对自由，为此不惜陷入“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然而国与国之间冲突带来的“毁灭、社会动荡乃至国力的枯竭”最终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出路。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后构建的和平。

　　康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各共和国自愿组成一个联邦，誓言彼此不再交战，并在本国内和国际上行为透明。联邦内的各国公民会致力于促进和平，因为他们与专制君主不同，考虑是否开战时会“勾起对亲身经历过的严酷战争的回忆”。这种契约的好处会随着时光的推移日益明显，从而为它逐渐扩展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铺平道路。自然法则决定了人类最终会通过理性思考“逐渐走向一个权力联合体系，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安全体系”和“一个完美的人类公民联盟”。

　　坚信理性的力量，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昔日希腊人所谓的傲睨神明的狂妄，即内含自我毁灭种子的精神自豪感。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智慧的思想家能凭空发明治理秩序吗？还是深层有机的文化现实限制了选择的范围（伯克的观点）？人类能否发现并阐明一种单一概念和机制，把世间万物合理地统一起来（如达朗伯和孟德斯鸠所论）？抑或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类太多元，以致无法仅凭逻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需要某种本能意识，甚至近乎神秘的治国之术？

　　启蒙时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大多选择了从理性角度而不是从国家有机体论的角度看待政治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意地，甚至有违本意地促成了一次导致欧洲陷入数十年分裂的大动荡，余波至今未平。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

　　最意想不到的革命带来的动荡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例，它宣告了一种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相径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法国大革命不再区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重新燃起了“三十年战争”的激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一场大革命运动取代了17世纪时的宗教诉求。法国大革命显示，各国内部的变革对国际均势撼动之大超过了外部入侵。20世纪的一系列大动荡充分揭示了这一教训，其中很多动荡明显汲取了法国大革命首创的一些理念。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欧洲最富饶的国家，但该国政府当时腐败不堪。最初推动革命的力量来自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完全依照启蒙时代的原则治理国家。后来革命发展的势头不仅当初发动革命的人始料不及，而且整个统治阶层也完全没有想到。

　　法国大革命的实质是秩序的再造。其规模之大，自各种宗教战争结束后为欧洲大陆所罕见。对革命者而言，人类社会的秩序既没有体现中世纪上帝的安排，也未能反映出18世纪庞大王朝之间的利益交错。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和20世纪他们的极权运动后继人一样，认为历史进程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意的表达，而民意顾名思义不会接受任何内在的或宪政的束缚。只有民众自己才有权诠释民意。因此，民众表达的民意，与英国当时盛行的多数人统治概念或美国的成文宪法中所含的权力制衡思想截然不同。法国的革命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不是指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是需要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的一国全体国民——然后把自己指定为国民的代言人，甚至是国民的化身。他们的这一观点远远超越了黎塞留提出的国家权力概念。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卢梭在一系列著述里阐述了他认为是普遍真理的思想。人们因拜服卢梭渊博的知识和魅力，没有认清其思想的深义。卢梭一步步引导读者对人类社会做了“理性的”剖析，把现存体制的一切——财产、宗教、社会等级、政府权力、公民社会——斥责为幻象和欺骗。它们将被社会秩序中的一个新“政权”所取代。广大民众必须对这个新政权俯首帖耳，这种顺从连昔日行使神授权力的君主也难以想象——只有俄国的沙皇例外。而俄国的情况是，贵戚以外的沙皇臣民以及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边陲的各族裔都是农奴。以上理论预示着现代极权政权的出现。在极权政权下，民意会认可那些通过事先策划的民众示威公布的决定。

　　为了推行这一意识形态，一切君主政体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敌人。由于它们不会不加抵抗地放弃权力，革命若要成功就必须获得国际声讨支持，通过强制实施自己的原则实现世界和平。为了在整个欧洲大陆推动建立新的秩序，法国规定全国的成年男子皆要服兵役。法国大革命所依据的论点与1 000年前的伊斯兰教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似：信仰不同宗教或秉持不同政治信念的国家不可能长期共处，因此需要借助一切现有手段和一切社会力量，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法国大革命因而再次混淆了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以及合法性与权力之间的界限。昔日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曾把这两层关系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欧洲战事的规模和烈度。

　　1792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两项不同寻常的法令，对欧洲各国下了战书。第一项法令承诺法国将在军事上无限制地支持世界任何一地的人民革命。法令宣布，法国赢得了自我解放后，“将以博爱精神对待所有希望恢复自由的民族，并给予他们援助”。国民议会还在附带文件中规定将此文件“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承诺将其付诸实施，从而增添了这一法令的分量。几周后，国民议会把废黜的法国国王送上断头台，从而与18世纪的秩序一刀两断，同时又对奥地利宣战并入侵荷兰。

　　1792年12月，国民议会又颁布了一项内容更激进、涵盖范围更广的法令。认为这一法令适用于自己的任何革命运动均可在以下文件中“填空”：“法国人民致——人民”。这份文件预先为下一次兄弟革命欢呼并誓言支持“打击迄今为止统治你们的一切文职政府和军事当局”。这一进程实际上不设限，也不可逆：“法兰西民族宣布，任何拒绝或摈弃自由和平等，希望维护、复辟或与君主及特权阶层谈判的人将被法国视为敌人。”卢梭曾写道：“凡是拒绝服从大众意愿的人，大众将强迫他服从……（他）将被迫获得自由。”法国大革命誓言要把合法性的这一定义推广至整个人类。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大目标，试图把法国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铲除净尽。成千上万的前政权成员及国内所有被怀疑是反对者的人死于“大恐怖”之下，甚至那些支持大革命的目标但对一些革命手段表示怀疑的人也未能幸免。

　　最终，秩序得以恢复。如果一国不想走向解体，恢复秩序是必然的，采取的模式又一次源自卢梭的“大立法者”。路易十四把国家变成了皇权的仆人。大革命强令人民接受它的蓝图。自封为“终身第一执政”，后来又称帝的拿破仑独树一帜。这个“伟人”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外加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这一“伟人”的实质是拒绝接受传统束缚，坚持依仗自己的权力重新打造世界秩序。和查理大帝不同，拿破仑只接受自己权力赋予的合法性。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直接从教皇手里接过皇冠，自己加冕为皇帝。

　　大革命不再造就领袖，而是由领袖诠释大革命。拿破仑驯服大革命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它的监护人。他还（不无道理地）自视站在了启蒙运动的顶峰。拿破仑改革了法国的政府制度并使之合理化，建立了省长体制。时至今日，法国的行政制度仍沿袭了这一体制。他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条文依然以此为基础。拿破仑宽容对待不同宗教，鼓励理性执政以改善法国人民的生活。

　　拿破仑集大革命化身和启蒙运动代表于一身，走上了统一和独霸欧洲的道路。1809年岁末，在他杰出的军事指挥下，法军打垮了西欧和中欧的所有敌手。拿破仑于是可以按照地缘政治设想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地图。他把一些战略要地并入法国的版图，在没有并入法国的要害之地建立了法国的卫星国，并把一些卫星国交给他的亲戚或法国元帅统辖。拿破仑在欧洲各地实行了统一的法典，颁布了成千上万条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指令。拿破仑会统一自罗马陷落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大陆吗？

　　在他面前仍有两大障碍：英国和俄国。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大败法国后，英国掌握了制海权，因此短期无忧，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越海峡大举进攻法国。如同一个半世纪后的情形一样，西欧只剩下英国一家独自苦撑。英国深知，若与征服者媾和，一个单一大国将掌控整个欧洲大陆的资源，或迟或早会打破英国的制海权。英国于是在海峡彼岸静待拿破仑犯错，然后以均势捍卫者的身份再次出兵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同样等待美国参战）。

　　拿破仑成长于18世纪的王朝体制下。令人惊异的是，他接受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在这个体制内，他这个即使在自己家乡小镇地位也很卑微的科西嘉人本来不具有合法地位。这意味着至少拿破仑本人认为，他统治的合法性既取决于他的战果能否世代永存，也取决于被征服的疆域有多大。每当出现一个不服从他意志的统治者时，拿破仑都要前去讨伐。不受观念、性格或阅历束缚的拿破仑挥师入侵西班牙和俄国。就地缘政治版图而言，这两个国家并不重要。拿破仑无法忍受国际秩序的束缚，他的野心决定了他必须拥有一个至少囊括欧洲的帝国，最终因力不从心功亏一篑。

　　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动员全国资源的全面战争时代。战事的惨烈和造成的毁灭令人回想起“三十年战争”。拿破仑的大军靠征兵制征募士兵，甚至被兼并地区也不能幸免，靠战败敌军的给养和掠夺敌国百姓保持供给，包括数额巨大的“贡品”。结果，法军的数量激增，大片领土落入拿破仑之手。直到拿破仑经不住诱惑入侵当地资源不足以保障一支大军供给的西班牙和俄国时，才招致失败。拿破仑的失败首先是因为战线拉得过长，尤其是1812年对俄国的入侵；其次是因为欧洲其他国家团结一致对敌，虽然行动晚了，但仍验证了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威力。1813年，各路大军投入莱比锡战役，尚未被拿破仑征服的欧洲几国联军首次在战场上大败法军。事后证明，这也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在俄国败于一场消耗战）。这场国家大会战后，拿破仑拒绝了本来可以保住部分兼并领土的解决方案，担心一旦正式接受种种约束，他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既亡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也亡于自身的不安全感。自从查理大帝以来，欧洲最强大的征服者不仅败给了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国际体系，也败给了自己。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1806年10月13日发生的一件事显示了拿破仑的巨大影响。耶拿战役打响前一天，拿破仑率部下参谋去战场侦察地形。当时的一位大学讲师黑格尔（日后撰写了《历史哲学》一书）听到碎石子小道上传来的马蹄声后，以赞颂的口吻描述了这一幕情景：

　　我看见皇帝——这个世界之魂——骑马出城侦察地形。他立于天地之间，骑马驰骋四方，去征服世界。见到这样一个人的感觉真的美妙极了。 注释标题 Hegel to Friedrich Niethammer,October 13, 1806, in Hegel: The Letters, trans. Clark Butler and Christine Seiler with commentary by Clark Butl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然而，这个世界之魂最终把一个新的庞然大物——沙俄帝国引入欧洲。沙俄是一个欧洲大国，但三分之二的领土位于亚洲。一路尾追拿破仑残兵败将的俄军横扫欧洲，战争结束时已盘踞巴黎。强大的沙俄军队给欧洲的均势带来了根本性问题。面对沙俄帝国的野心，法国革命前的均势可能恢复无望。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