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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科技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文化限制，但也催生了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器。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使全球各地的个人或机构能够即时联络，一触按钮便可储存和提取海量信息。可是，技术应该用于什么目的呢？如果技术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体，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面对破坏性如此巨大的现代武器技术，共同恐惧能促使人类团结起来消除战争灾难吗？还是拥有这些武器会让人永不安宁？通信的方便快捷和无处不及能够突破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壁垒吗？在透明的世界里，能让古老的人类共同体梦想变成现实吗？还是正好相反，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透明度、缺乏隐私，人类被迫进入一个没有任何界限或秩序的世界，在无法理解的危机之中挣扎？

　　作者自认无法跟上这些先进的技术，但关心技术所代表的内涵。

　　核时代的国际秩序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不过，技术让战争成为可能，也限制了战争的范围。面对众多的战争目标，实力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部署一定数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既受制于传统，也受制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大胆的行动方案受到实施步伐的制约。外交指令必须考虑信息传递期间发生的突发事件。这强迫人们暂停下来进行反思，并承认领导人有些事情能够控制，有些则无能为力。

　　不管国家之间的均势是正式原则，还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具体做法，某种形式的均衡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变化的步伐加快，现代军队的力量更具破坏性。在技术差距巨大的时代，甚至（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普通技术也能造成种族灭绝的后果。欧洲的技术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带来了新的毁灭潜力，正如大规模征兵制强化了技术的复合效应。

　　核武器的诞生把这一进程推到恐怖的顶点。“二战”中，各大国的科学家潜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让它释放出能量。美国的努力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这项工程动用了美国、英国最优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欧洲犹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进行了核试验，领导这一秘密武器研发项目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在以前，人们对战争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盘算：胜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强者的成本，以打破这个等式，于是组建同盟扩大实力，让对手对己方的力量联盟放弃幻想，打消开战动机（在主权国家社会里，消除人们对终极意图的疑虑是可能的）。一般认为，军事冲突带来的损失小于战败的损失。与之相反，在核时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

　　核时代带来一个难题，即如何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考虑现代武器的毁灭性与战争目标的关系。不管建设何种国际秩序，乃至为了人类生存，当务之急都是缓和大国冲突，如果无法消除大国冲突的话。人们努力寻求理论上的限制，不让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最大限度地使用军事能力。

　　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一种均势，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对方的报复措施总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坏。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讨会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论”，试图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战场或军事目标上。但这些理论探索均告失败，因为不管设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过核战争的门槛，现代技术就会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对手总有能力让战争升级。最终，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到20世纪60年代末，两个超级大国的主流战略学说都是基于对假想敌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的能力。当然，敌人认为什么无法接受不得而知，双方也不可能就此进行沟通。

　　对威慑力的计算都是基于各种假设。它需要在各种假想情况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等式，即假定伤亡水平超过四年世界大战总和，以及几天或几小时内伤亡多少人。因为从来没人真正使用过造成这类威胁的武器，所以威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敌人心理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各国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拥有庞大核武库却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胁使用的困境。人们曾经推演出种种复杂的战争场景。但据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具体危机中，双方都没有达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除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某个作战师起初获得授权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在相互对抗或针对第三方非核国家时，双方都没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临界点。

　　在这一背景下，占用超级大国大量国防预算的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在领导人面对危机时失去了意义，于是“双方一起自杀”成了国际秩序机制。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互相挑衅也只能通过代理人战争。核时代到达巅峰时，常规力量反而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个时代的军事斗争发生在遥远的边缘地带：朝鲜的仁川、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安哥拉的罗安达，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在这个背景下，1969年，尼克松总统与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简称SALT）开始正式谈判。1972年双方签署协议，设立了进攻性武器增长的上限，并将每个超级大国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限制为1个（实际上变成了训练场，因为根据1969年尼克松最初的提议，美国要部署完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需要12个发射场）。美国的考虑是，既然国会拒绝批准两个以上导弹防御发射场，就必须在确保相互摧毁的基础上建立威慑。按这种战略导弹要求，双方的进攻性核武器已经足够（实际上远甚于此）造成无法接受的伤亡水平。没有导弹防御，消除了不确定性，确保了相互威慑。当然一旦威慑失败，结果也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颠倒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方式。他提议销毁双方的所有进攻性武器，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建立防御系统。他试图通过禁止进攻系统，把防御系统作为对抗违规的手段，从而抛弃确保相互摧毁理念。但是戈尔巴乔夫（错误地）认为美国导弹防御项目进展顺利，而苏联因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经济基础无法跟进，于是坚持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苏联三年后放弃了战略武器竞赛，结束了冷战。

　　从那时起，根据与苏联（俄罗斯）的协议，先是乔治·W·布什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削减了进攻性战略核弹头数量，减至每方约1 500枚，约为确保相互摧毁战略高峰时期弹头数量的10%。（削减后的数量也远远足以实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

　　核均势对国际秩序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历史上的均势帮助西方控制了当时的殖民地世界。相比之下，（西方自己创造的）核秩序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优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但由于发达国家投入大量精力发展只在严重危机时才能使用的核武器，核武器的用途反而无意之间打了折扣。地区性大国可以通过拖长战争时间的战略，消磨“发达”国家公众支持战争的意愿，来弥补整体军事差距，比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经历，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苏联在阿富汗的经历。（除了朝鲜战争，其他几场战争的最终结局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常规力量冲突后，实力强大得多的国家单方撤军。）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扩散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现有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威胁基本消失。但是技术的传播，尤其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分歧日益扩大，地区冲突旷日持久，都增强了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包括“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冷战时核大国相互之间没有安全感，于是产生了相互克制。但对那些核领域的新进入者来说，这一点不可能同样适用，更别说对非国家行为体了。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美国、苏联和英国谈判达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于1968年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美国、苏联和英国于1968年签署，法国和中国于1992年签署。）该条约旨在防止核武器进一步蔓延。非核国家只要接受保障措施，确保核项目纯粹用于非军事用途，有核国家就可以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给予援助。撰写本书之时，这份核不扩散协议共有189个缔约国。

　　不过，这个全球防扩散机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准则。有人攻击它是一种“核种族隔离”，许多国家认为它偏向富裕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限制条款诱劝其他国家必须遵约，但常常沦为一种愿望，而不具有约束力。非法制造核武器的迹象难以发现，也难以抵制，因为它的最初步骤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授权的和平利用核能完全相同。该条约禁止但未能防止缔约国（例如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从事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保障措施的秘密核项目，也未能阻止朝鲜2003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在不受任何国际监控的情况下试验和扩散核技术。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针对伊拉克、以色列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这也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因素之一），苏联20世纪60年代曾考虑对中国动手，但最终收手。

　　在通过协商放弃核计划方面，防扩散机制也取得了几次重要成功。南非、巴西、阿根廷和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放弃了核武器项目。那些核武器项目中有的接近完成，有的已经取得重要技术进展。同时，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新拥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对核均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只是对北约核武库的微不足道的补充。如果英国和法国被美国遗弃，且英法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受到某个大国威胁，才会使用这一最后手段，或者凭借核武器在核战争中置身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设施首先是相互瞄准对方，并以两种方式影响着战略均势。冲突升级的风险可能降低在这个次大陆全面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核武器系统易受攻击，技术也难以防范短程袭击，先发制人的诱惑成为这种技术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总之，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印度与中国的核关系最接近冷战对手之间的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避免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也有影响。巴基斯坦靠近中东，国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它偶尔会暗示自己承担着核保护者或核军械师的角色。向伊朗扩散核武器将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参见第四章）。

　　久而久之，核武器的持续扩散甚至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现有核国家领导人必须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既包括其他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也包括核扩散国家带来的威胁。他们必须通盘考虑核战略，既要顾及主要潜在对手的威胁，也要为应对扩散留有余力。如果每个核大国都这样盘算，核扩散将导致这种余力成比例增长，接近或超过现在的极限。而且随着扩散的加剧，这些核关系相互交叠，日趋复杂。冷战期间相对稳定的核秩序将被新的国际秩序取代。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为了获得一张防范核超级大国的安全网，拥核国家甚至也会暗中或公然依附在某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之下（例如处于核门槛的以色列、欧洲核国家和日本，还有中东地区其他核扩散或接近扩散的国家）。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当一个拥核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接近两个核超级大国时（中国和印度都能做到），就可能出现极其严重的不平衡。任何一个核大国，如果能置身于另外两国核冲突之外，它就能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多极的核世界，如果这个国家能联合其中一个超级大国，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因为两者力量相加就有了战略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超级大国间的大致核均势就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战略稳定的变化。俄罗斯与美国核裁军幅度越大，就越是如此。

　　核武器进一步扩散会大大提高核对抗的可能性。这增加了蓄意或未经授权转移核武器的危险，最终会影响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而且，随着核武器的研发（无视正在进行的所有谈判）蔓延至伊朗乃至朝鲜，其他国家跟风效仿的动机将无法抑制。

　　面对这些趋势，美国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技术。冷战期间，核技术被广泛视为美国科技成就的前沿，是一种带来最大战略挑战的领先知识。当前，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都致力于对公众更加有益的项目。也许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禁止发展核技术被视为不可改变，尽管与此同时，核扩散国家在发展核武器，其他国家也在竞相提高核技术。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过去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最重大的挑战也许是，如果核扩散国家真的相互使用核武器，现有核大国该作何反应。首先，在现有协议之外，如何防止使用核武器？如果依然使用了核武器，必须马上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战争？对人类和社会造成的破坏如何处理？在维护威慑的有效性，或者威慑失败时必须采取措施时，如何防止报复升级？绝不能因技术进步而忽视这些人类发明有多么恐怖可怕，也不能忘记对这些技术的限制措施多么不堪一击。绝对不能允许核武器变成常规武器。在此关键时刻，要维持国际秩序，现有核大国就必须达成谅解，坚持核不扩散，否则核战争灾难将降临，并强加给我们另一种秩序。

　　网络技术和世界秩序

　　回顾历史，科技历经数十年、数世纪不断发展，提炼和整合了原有技术。甚至根本性的技术创新，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以前的战术和战略学说。坦克代替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骑兵，飞机是另一种形式的炮兵，战舰是移动的堡垒，航空母舰是飞机跑道。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极大提升，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以往经验的延伸。

　　当前这个时代的最新发展，是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和信息技术扩展至社会的每个领域。戈登·摩尔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在英特尔公司担任工程师的经历。他发现了一种按照一定时间间隔持续变化的趋势，即计算机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摩尔定律”被证明有惊人的预见性。计算机的尺寸变小了，成本下降了，但速度以指数级加快。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器现在几乎可以嵌入任何物体中，包括电话、手表、汽车、家用电器、武器系统、无人机和人体内。

　　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革命首先把众多个人和程序纳入同一交流媒介，并用同一种技术语言来翻译和追踪它们的行为。网络空间（20世纪80年代杜撰的一个新词，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假设概念）已经开始主导实体空间，并且开始在大型城市中心与实体空间融合。网络空间的节点以指数级增加，节点之间的通信即时完成。一代人之前依靠人工或纸张的工作（阅读、购物、教育、交友、工业和科学研究、政治运动、财务、政府档案保管、监视和军事战略）都经过了计算领域的过滤筛选。人类活动变得越来越“数据化”，成为一个“可计量、可分析”系统的一部分。

　　[1] For mostly optimistic reviews of these developments, see Rick Smolan and Jennifer Erwitt, eds.,The Human Face of Big Data(Sausalito, Calif.: Against All Odds, 2013); and Eric Schmidt and Jared Cohen,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For more critical perspectives, see Jaron Lanier,Who Owns the Fu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Evg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and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3).

　　这一趋势将不断深化，目前连接互联网的终端设备约为100亿台，2020年将达到500亿台。“物联网”或“万联网”已经浮出水面。创新者现在预测会出现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世界，小型数据处理设备将嵌入所有日常物品（智能门锁、牙刷、腕表、健身追踪器、烟雾感应器、监控摄像机、烤箱、玩具和机器人）中，或浮在空中以“智能尘埃”的形式勘测和塑造环境。每个物体都接入互联网并程序化，与中央服务器或其他网络设备沟通。

　　这种具有革命性的影响扩展到人类组织的每个层面。智能手机用户（当前约10亿人）现在享有的信息和分析能力已经超过一代人之前的许多情报机构。聚合和监控这些信息的公司拥有的影响力和监视能力，已经超过当前许多国家和几乎所有传统大国。各国政府不愿把这个新领域拱手让给对手，因此踊跃进入这个还没有多少规则和约束的领域。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具有诱惑力，这一新领域也将被视作一个战略优势领域。

　　这些变化速度之快，已经把那些技术能力不足以理解其长远影响的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科技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些迄今无法解释、不可想象的领域。结果，许多革命性技术只能在有能力、有判断力的技术先进国家得到使用。

　　任何一国政府，哪怕是极权主义政府，都无法阻挡信息的流动，也无法阻挡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趋势。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认为试图削弱信息革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或许也是不道德的。自由民主世界之外的多数国家也不再试图拒绝变化，转而追求掌控变化。每个国家、公司和个人现在都是技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或是主体，或是客体。本书的侧重点是探讨科技变化对国际秩序前景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核武器依然足以毁灭文明生活。尽管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核武器的意义和用途依然可根据战争与和平周期来分析。而新的互联网技术开辟了全新图景，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它无处不在，但本身不具威胁性，威胁取决于如何使用。网络空间带来的威胁尚不明朗，无法定义，更难定性。网络通信在社会、金融、工业和军事部门的广泛应用带来诸多优势，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弱点。它超越了多数规则和规定（其实也超出了许多监管者的技术理解力），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哲学家所说的“自然状态”。根据霍布斯的说法，逃离这种状态的愿望就成了创建政治秩序的动力。

　　网络时代之前，国家实力取决于人力、装备、地理、经济和士气等要素。和平与战争时期有明确的分野。敌对状态由特定的事件触发，所执行的战略有明确的理论依据。情报部门主要在评估及偶尔削弱敌人实力方面发挥作用。情报活动受制于心照不宣的共同行为准则，或者至少受制于几十年的通行惯例。

　　互联网技术超越了战略和学说，至少目前如此。在这个新时代，对于能力还没有共同的解释，甚至没有共同的理解。对于使用这些能力，尚缺少或明或暗的约束。当隶属关系不清的个人也能实施极具野心和侵入性的行动时，国家行动这个概念可能也变得模糊了。事实上，实施网络攻击比网络防御更为容易，这助长了新网络能力的进攻倾向，让情况更加复杂。

　　更加危险的是，实施这些行为的嫌疑人可以合理地推诿，而且也没有相关国际协议。即便有国际协议，现在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制度。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造成全球性后果。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计算机能力，就能进入网络领域，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让重要基础设施陷入瘫痪或彻底毁坏。在一国实际领土之外发起的行动，就可以让电网崩溃、电厂瘫痪。地下黑客集团已经证明能够侵入政府网络系统，散播机密信息，其结果足以对外交活动产生影响。“震网”就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它成功地破坏和延迟了伊朗的核努力，在破坏程度上相当于一次有限军事打击。2007年，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发起的“僵尸网络”攻击让通信瘫痪数日。

　　这种状况即便暂时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也许漫长坎坷，但如果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被排除在严肃对话之外，那么国际社会不会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所有各方，尤其是那些受不同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不可能殊途同归，就这种侵入能力的本质和使用达成同样的结论。不过，对这一新形势形成共同认识、做出尝试非常必要。没有这种认识，各方将继续自行其是，从而扩大出现混乱结局的可能性。在虚拟网络世界采取的行动能够对现实世界采取的对策产生压力，而且它们造成的潜在破坏在本质上与以往的军事袭击相当。如果不做出明确的限制，不就相互克制的规则达成协议，危机很可能爆发，哪怕事出无意。国际秩序本身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其他战略能力方面，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行为不受约束在本质上是自掘坟墓。即便潜在对手之间，也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就是综合使用威慑和相互克制，再加上一些措施，防止因误解和沟通不畅而发生危机。

　　网络空间在战略上已经不可或缺。撰写本书之时，用户（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行为都是取决于自己的判断。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预言：“下一次战争将在网络空间打响。”我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一个关乎各国生存和进步的领域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标准，各国如何行事取决于单方面的决定。

　　战争史表明，每一种进攻性技术能力最终都会被相应的防御性措施抵消，虽然每个国家不会平等地获得这种防御能力。这意味着技术欠发达国家必须接受高科技社会的保护吗？结果会是过度紧张的力量平衡吗？核威慑表现为破坏力的平衡，但一旦使用核武器，这种平衡将不复存在，因为最大的危险是攻击没有预警，威胁突然降临。

　　与核武器一样，网络空间的威慑也不能建立在对称报复基础之上。如果网络攻击只限于特定的功能或范围，“同等反应”对美国和对攻击者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重要工业经济体的金融架构遭到破坏，那么受害者只能针对袭击者微不足道的同等资产进行反击吗？或者只针对实施攻击的电脑？这都无法构成充分的威慑，那么问题变成了“虚拟”进攻是否应该受到“相应”反击？应在多大程度上以及按照何种对应方式反击？新的威慑理论和战略学说尚在酝酿之中，急需向前推进。

　　最后，建立一个全球网络环境框架势在必行。它也许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但建立框架的过程将有助于领导者认识到危害和后果。在对抗过程中，协议即便无足轻重，至少也能防止因误解而陷入不可挽回的冲突。

　　此类技术的困境在于，除非对一些关键能力形成共识，否则不可能确立行为准则。但主要行为体不愿将这些能力公之于世。美国要求中国约束利用网络获取商业秘密的活动，并声称这些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可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自己的网络行为呢？

　　因此，在外交和战略上，网络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非对称性，是一种内在的混乱秩序。许多战略对抗的重点由实体转向信息领域，如数据收集和处理、网络渗透和心理操纵。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行为准则，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就会产生危机。

　　人的因素

　　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成年美国人在屏幕前约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

　　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需要睿智，是因为这个选择并非显而易见；需要勇气，是因为开始走这条路时将会形单影只。政治家必须激励人民坚持下去。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两位罗斯福、戴高乐和阿登纳）既有远见，又有决心，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这些品质。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但它侧重已然而非偶然、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对于一碰按钮便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不是必需的。对那些在脸谱网上寻求成百上千的朋友点“赞”认可的人来说，那些孤独地在政治道路上跋涉的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捕捉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

　　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

　　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 注释标题 T. S. Eliot, Collected Poems, 1909–1962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 147.

　　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随着更多问题被当作涉及具体事实的问题，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答案，问题和对策都不必深思熟虑，“上网查查”就行了。但在国家关系中（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如果领导人能够偶尔达到睿智的水平，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幸运的。

　　从书籍中获取知识是一种与互联网不同的体验。阅读比较花费时间，为了让这个过程更轻松，文风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书籍，更不可能穷尽所有书籍，把读过的内容总结归纳也不容易，所以向书本学习有利于概念思考，即能够识别可比的数据和事实，并把这种模式应用于未来。文风把内容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关系，也与主题建立起关系。

　　传统上，另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是私人谈话。几千年来，思想的探讨和交流，除了交换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等无形的东西。当今的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同样，互联网还有淡化历史记忆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信息，记住那些他们认为将会找不到的信息。”现在大量信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而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信息俯拾即是，人们更愿意当研究者，而不是思想者。人类意识的变化可能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印刷时代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先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计算机时代，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方式会被改变吗？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信息被标榜为免费。其实，信息接收者支付的是供陌生人利用的数据，且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获得的信息。

　　无论这一手段在消费领域效用如何，都会对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决策面临的各种困难选择总是相近的。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个人还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吗？“预言家得不到他所处时代的承认”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按常规观念行事，这是成就预言家的秘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预言家的提前期可能完全消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

　　美国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代表了这一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据报道，2012年选举活动中有数以千万的潜在独立选民。对社交网络、公共文件、医疗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些档案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其本人的记忆。这让竞选活动可以选择喜欢的战术，可以是好朋友上门拜访（通过互联网发现）、个性化信件（源于社交网络研究），也可以是小组会议。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数字时代的外交政策

　　有思想深度的观察家认为，互联网和先进计算能力崛起带来的全球转型，是一个大众赋权和走向和平新时代的开端。不管是曝光当局的胡作非为，还是消除导致误解的文化壁垒，他们都欢迎这种增强个人能力、促进透明度的新技术能力。乐观主义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了即时全球网络给通信带来的令人惊讶的新威力。他们注重电脑网络和“智能”设备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率的能力，希望在网络上群策群力，解开以前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

　　有一派观点认为，与网络通信相似的原则，如果正确运用到国际事务领域，可以帮助解决由来已久的暴力冲突问题。这派理论认为，“想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神话的人，必须努力让他们讲述的故事在见多识广的新听众海洋里不至于沉没。有了更多数据，每个人都有了更好的参照系”，传统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在互联网时代就可能缓和。它有可能让国家对抗降温，解决历史性纷争，因为“有了今天的技术设备、平台和数据库，政府将来更难以在这样的诉求上互相争论。这不仅是因为有了永久证据，也是因为别人也能获得同样的原始资料”。这种观点认为，网络数字设备的普及将成为积极推动历史发展的引擎，新通信网络将减少权力滥用，软化社会和政治矛盾，帮助迄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地区融入更加和谐的全球体系。

　　这种观点的乐观之处酷似伍德罗·威尔逊的预言，相信民主、公开外交和共同准则会把整个世界团结起来。恰如威尔逊最初对务实派和理想派之间区别的看法，这种观点作为政治或社会秩序的蓝图，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自文明之初，同一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就存在冲突。冲突的根源并不限于缺乏信息或无法分享信息。冲突不仅出现在缺乏相互了解的社会之间，也出现在相互过于熟悉的社会之间。即便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人们也会对其意义或主观价值争执不下。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

　　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它们允许个人表达观点，报道以前未引起注意的不公正。在危机形势下，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快速沟通能力，以可靠方式报道事态和宣传政策的能力，还有可能防止由于误解而导致的冲突。

　　然而，新的社交和信息网络也会让相互冲突、有时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短兵相接。互联网新闻和评论的出现，以及数据驱动的选举策略并没有显著软化美国政治的党派立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让极端派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在国际上，一些不为人知、未被注意的表达方式现在被全世界宣传，被人当成了煽动暴力的借口，就像伊斯兰世界中有人对丹麦报纸上的煽动性漫画或一部无足轻重的美国自制电影做出的反应一样。同时，在冲突形势下，社交网络既能消除传统社会裂痕，也可能扩大裂痕。叙利亚内战的视频广泛传播，看来没有阻止杀戮，反击更加坚定了交战各派的决心。而臭名昭著的“伊斯兰国”也使用社交媒体宣布建立哈里发政权，鼓动开展“圣战”。

　　一些威权政府可能会因为在线传播的信息或通过社交网络上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倒台，迅速被支持人道和包容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参与式制度取代。还有一些地方，执政当局会获得更加强大的镇压手段。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跟踪并分析每个人，记录并传播他们的每项经历（现在基本从出生开始），（利用最前沿的计算能力）预测他们的想法。传感设备的普及应用既有利于自由，也有利于镇压。这些新技术最不可思议的方面也许是，它赋予处于政治和经济架构顶端的小团体以力量。他们用这种技术处理和监控信息，引导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真相。

　　西方赞扬脸谱网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的作用。手持数字设备的人群在最初的示威中取得成功，但使用新技术不能保证占据上风的是设备发明者想要的价值观，甚至也不是大多数民众想要的价值观。而且，召集民众示威的技术同样可以用来跟踪和镇压他们。现在，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的大多数公共广场都受到视频监控，任何使用智能手机的人都能被实时电子跟踪。最近一次调查得出结论，“互联网使跟踪更容易、更便宜、作用更大”。

　　通信的全球覆盖和方便快捷消除了国内动荡和国际动荡的差别，模糊了领导者的要求和呼声最大群体即时提出的要求。过去，一些事件的影响数月后才能看清，现在几秒之内就传遍全球。人们期待决策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表明立场，并影响事态的发展，决策效果也会通过同一即时网络全球传播。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新外交认为，如果足够多的人聚集起来，公开呼吁政府下台，并用数字手段传播他们的诉求，那么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表现，西方应当给予道义甚至物质支持。这种做法要求西方领导人（尤其是美国领导人）通过同样的社交网络立即明确表达认可。西方国家放弃该国执政当局的消息会再次通过互联网传播，获得进一步的宣传和肯定。

　　如果说旧外交有时无法向值得给予道义支持的政治力量提供帮助，新外交则有与战略脱钩、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干预的风险。新外交还未能评估主要参与方的长期意图、成功前景及执行长期政策的能力，就要向全球受众宣称绝对的道义。一时的情绪压倒一切，而主流人群的动机、协同领导能力、该国的基本战略和政治因素以及与其他战略重点的关系反而退居次席。

　　秩序不应高于自由，但是对自由的肯定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诉求，更应上升为一种战略。为了追求人类价值，表达崇高的原则是第一步，之后在处理人类事务内在的模糊和矛盾时必须贯彻这些原则，这正是政策的职责所在。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信息和公众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崭新方面。但仅凭这些，而不关注根本战略和政治因素，诺言将难以实现。

　　伟大的政治家，不管个性多么不同，几乎都对他们社会的历史有本能的感情。正如埃德蒙·伯克所写的：“从不回首追忆前人的人，也无法寄望于后人。”那些致力于成为互联网时代伟大政治家的人持什么态度呢？习惯性的不安全感，再加上顽固的一意孤行，威胁着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和民众。由于领导者越来越不是计划的发起者，他们需要靠意志或魅力来掌控局面。广大民众更难接触到公开辩论背后人们看不到的东西。美国、欧洲等地的重要法律文本经常长达数千页，其确切含义即便对投赞成票的议员来说也晦涩不清。

　　尽管认识到领导工作不只是每天按照民意调查结果行事，但西方历代领导人还是履行了民主职能。将来的领导人熟谙信息环境，可以采取目标精准的短期政策，有利于连选连任。但如果离开数据挖掘技术，他们可能不愿或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公开辩论的人有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而不是进行严谨的论证。那些靠渲染夸大而获得地位的谋利者每天都把即时热点灌输到公众意识中。参加公众示威的人很少能团结在一个具体计划的周围。实际上，许多人为了获得片刻的兴奋，主要把他们在事件中的作为当成了一种情感体验。

　　这些态度部分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界定身份的复杂性。社交媒体宣称突破了人际关系，鼓励最大限度共享信息，不管是个人信息还是政治信息。人们被鼓励（甚至请求）向公共网站上传最私密的行为和想法，而网站管理公司的内部规则，普通用户大多无法理解。最敏感的信息只有“朋友”才能看到，而实际上这样的“朋友”可能成千上万。人们都想要获得认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共享个人信息就不会那么普遍，有时甚至有些令人不快。只有非常强大的个性才能抵挡住网上大量夸张的负面判断。共识的达成，越来越不是靠思想的交流，而是靠情绪的分享。在一个貌似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群体中，其成员无法逃避狂热情绪的影响。这些网络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不再时而遭到滥用，因此不再需要传统制衡的体系吗？

　　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因为这些社会失去了符合其历史特征的必需的环境和远见，在其他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领导能力的精髓。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有可能沦为一串口号，只是为了获得即时的短期认可。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姿态，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无愧于技术时代，我们需要智慧和远见，需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政策，使其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培养价值观的终极目标。设备发明者彻底改变了信息的收集和分享，他们也可以做出同样（如果不是更大）的贡献，设计出深化理念基础的工具。在通向第一个真正全球性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人类在取得伟大技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