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历史全知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历史内幕、重大事件被歪曲、掩盖、讹传，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龌龊行径、风流韵事等，更是被披上神秘的面纱。本篇将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重大事件的根始原委等神秘之处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提供一条回归历史真实的通途。

　　第一章 先秦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伏羲、女娲兄妹通婚之谜

　　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伏羲和女娲都位居“三皇”之列。他们是传说中人类的始祖。

　　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流传得较广。据传，伏羲和女娲是一对兄妹。天降洪水，他们在一个大葫芦里躲过了劫难，然后兄妹结婚，人类便是他们的后代。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没有太多的历史记载。唐末李元的《独异志》中有这样详细的记载：“昔混沌初开之时，有娲兄妹二人于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

　　河南唐河曾出土了一幅《伏羲女娲图》，其前均有两朵烟，这是夫妻可以结合的象征。

　　还有的汉墓画像石上有作交尾状的伏羲、女娲像。伏羲被画成鳞身，女娲被画成蛇躯。他们被比喻成人格化的蛇神和女神。有的汉墓画石上有分别手捧着太阳和月亮的伏羲和女娲。这就是说伏羲是太阳神，是阳精；女娲是月亮神，是阴精：取阳光雨露滋育着万物生长之义。

　　如今，在陕西省临潼骊山有一座人祖庙，庙里面仍供奉着女娲。这里每年要举行两次祭礼，一次在农历三月三日，一次在农历六月十五日。当地的人们又把这两次庙会称为“单子会”。很多不育的妇女往往趁庙会之时，夹着床单，怀里藏着布娃娃，先到骊山的人祖庙给女娲烧香许愿，然后再偷偷地夜宿附近的树林中。附近各村的青壮年男子，在晚饭后也多上山，遇到这些不育的妇女，便可就地同居。次日清晨，这些妇女回村时，只能低头走路，不可回顾，否则会“冲喜”。

　　这种奇异的“野合”风俗，恐怕也是从远古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传说中遗传下来的。

　　中国远古时，兄妹为什么可以通婚呢？人类最原始的婚姻状态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的解释。婚姻和家庭观念最初并不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当时人类之间是一种杂乱的两性关系。采集、狩猎经济发展起来后，古人们在劳动中开始按照男女、年龄进行分工。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使父母开始不愿与自己的子女发生两性关系。最后杂乱的两性关系终于被人类摒弃了。比较固定的血缘群团，又称“血缘家庭”或“血缘公社”发展了起来。作为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它同时又是一个内部通婚的集团。在这里面，祖辈与少辈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发生两性关系是不允许的，而兄妹之间互相通婚并没有被禁止。这种血缘群婚在人类发展史上经历了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据人类学家考证，在我国发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均属于分类学上的直立人阶段，大致都处于血缘公社时期。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如纳西族、傣族、苗族、侗族、壮族、黎族和高山族等，现在还都流传着兄妹通婚的神话。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血缘婚的残余。

　　现代的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断定出伏羲和女娲的年代距今有多长时间。但是，他们一定是生活在原始社会的血缘公社时期。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这一时期距今有百万年之久。伏羲和女娲究竟是否兄妹通婚，现有的史料还无法充分证明。

　　马克思曾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这样看来，伏羲和女娲兄妹通婚似乎更有存在的可能。

　　妺喜是“间谍”吗？

　　有施国是与夏朝同时期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内有一位叫妺喜的美女很有胆识，商便是在其帮助下灭掉了夏，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间谍。

　　有施国在与入侵的夏朝作战时战败。作为战败国，有施国国王为了复仇，将国中最美的美人妺喜送给了夏桀。据明代钟惺的《夏商演义》中说，妺喜是山东蒙山国君施独的女儿，其父母想把她进献给夏桀来实施复仇计划。

　　美貌绝伦的妺喜，常常像男子一样佩剑戴冠，具有深不可测的多变性格。来到夏朝后，好色的夏桀很快就为其神魂颠倒，终日饮酒作乐。直至半月之后，外间击鼓奏事甚多……而桀即忙命罢朝。诸臣免朝，国事尽托太师。他整天抱着妺喜对其言听计从，昏乱失道。但国力不强的有施国，尚无能力打败夏国。此时，强大起来的商国也派来一位名叫伊尹的间谍。伊尹是商国的一名厨师，商汤非常赏识他的有智有谋，因此派他去夏朝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不让夏桀怀疑，汤施用了苦肉计，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果然，夏桀非常信任伊尹。伊尹的真实意图被妺喜知道后，与他配合行动。妺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地形；及时通风报信则是伊尹的任务。妺喜在取夏的时机成熟后，又让伊尹向商和各诸国传播谣言，说夏桀曾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东方的太阳战胜了西方的太阳。

　　东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位于夏的东边的商朝。迷信的商朝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大肆宣扬，最后率领诸侯消灭了夏朝。

　　在商灭亡夏朝的过程中，妺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她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连同夏桀一道被流放到南巢。这可能是由于汤怕自己受不住过于妖艳的妺喜的诱惑而走夏桀的老路吧。

　　周武王指挥的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

　　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大战，是周灭商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周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到第十五世先王周文王时，周已经成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那时候正是商王纣统治时期。

　　商纣荒淫残暴，沉溺于美女酒色，不理朝政，却又喜欢发动武力战争，于是造成了整个国家民生疾苦，商朝统治摇摇欲坠。周文王这时也被商纣囚禁。获释返国后，与姜尚等人秘密策划以周代商的策略，决定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商，暗中则整顿政治和军事以扩大势力。文王死时，已是“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文王的儿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武王。武王九年，在盟津大会诸侯，愿意从周伐商、自动而来的诸侯达八百之多。两年后，商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商纣听信谗言，杀死了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逃到别的国家，商朝分崩离析，纣已经无法再维持他的统治了。周武王认为攻打商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领兵车三百辆，虎贲（周王的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了庸、蜀、羌、卢、彭、濮等方国部落，向东讨伐商纣。当武王率领大军从盟津渡过黄河，到达距离国都朝歌仅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时，商朝的军队主力还在东南战场，一时难以调回。纣王只好把大批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俘匆忙武装起来，驱上牧野战场。商朝军队虽然有70万人之多，但军士都十分痛恨商纣，根本无心与周军作战，于是就在前线倒戈，引导周军，进攻商纣。当夜，商纣见大势已去，就在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商朝百姓都立于朝歌郊外以迎武王，武王在群臣拥下率军进入商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大战。

　　古籍上关于牧野大战的记载很多。《诗·大雅·大明》第七章、第八章歌咏了牧野大战的壮阔和浩大。那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所谓“牧野大战”的“牧野”，又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历来学者对此说法并不一致。

　　古文献上关于牧野的位置也有很多记载，《尚书·牧誓》孔安国作的传说：“牧野，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许慎《说文解字》说：“坶，朝歌南七十犁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许慎所说的坶也就是牧，这两个字在许慎的年代是通用的。《通典·州郡》：“郊野之地，即纣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这些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牧野的具体所在，只是指出了它的大体方位。这就导致了后人对牧野具体所在的推测与争论。

　　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牧野在‘河南汲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并且补充说“距朝歌只差七十里”；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却说“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总起来说，关于“牧野”的位置，一说即汲县，一说在汲县北，一说在淇县南七十里。他们的说法，都有自己的依据。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的看法，孙作云在《商周之际的“牧野大战”的“牧野”在哪里》一文中认为，牧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牧野”包括河南地界中的黄河以北，北及辉县一带的地方。这一片区域在商代曾是牧区，所以人们称为“牧野”；狭义的“牧野”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到汲县一带，直到今天河南新乡城北仍有一个村庄叫“牧野村”，今天的河南师范大学就坐落在这，这里很可能就是古代牧野地名的遗留。范毓周同志的《“牧野”考》也认为“牧野”就是“今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不过他认为新乡师院所在地的牧野村，古为牧邑，“而武王伐纣，誓师及陈兵之处的牧野，则为牧邑之郊野，约在今新乡以北靠近淇县附近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这就是说，“牧野之战”不是在牧村（牧野村）展开的，而是在牧野村以北靠近淇县附近展开的。

　　80年代也有学者提出，“牧野”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应该是一个泛称的方位名称。人们所说的“牧野”应该是商朝都城周围区域的泛称。代夫在《“商郊牧野”辨》一文中举例说，《尔雅·释地》曾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因此，他认为《尚书·牧誓》中的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应该读谓“朝至于商郊、牧、野”。郊、牧、野指的是商朝国都外的四周，是由近及远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不是具体的地名。宋人夏撰在他写的《尚书详解》中曾明确地指出“牧野乃凡郊外之统名。”

　　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今人根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而得出的种种推测，牧野大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仍旧难以作出定论。

　　周公为什么没有取周成王而代之？

　　西周时期，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纪尚小，关于周公作为叔父如何处理当时朝中政治局面的这一问题，从春秋时期到现在，一直是众说纷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传”；《左传·定公四年》又记，成王在武王之后继位时，“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由于天下刚刚稳定，成王还在少年时期，“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从这些可了解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没有篡夺王位的意思。《孟子·万章》说得更为详细，“周公尔有天下”。

　　然而有些史料中记载，周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这样的。

　　《荀子·儒效》和《淮南子·记论训》都说，周公想要夺取天下。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周公想要得到天子的皇位。《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想要坐上天子的位置。《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要位，管理着天下的国事。据今所考，《尚书·大诰》中的“王”把文王称为“宁王”，也称作“宁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文王的儿子是周公，文王的孙子是成王，所以只有周公才能称文王为“考。”《尚书·唐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的同母弟是康叔，“封”即为康叔之名。《康诰》中的王对康叔称“弟”，显然这个“王”又是周公。据上述条件可知，身居王位的周公的确自称为王。

　　为什么周公会僭位称自己为王呢？根据《尚书·金縢》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不管理国家，我没有办法告慰我的先王。”众所周知，武王死后，国家还未统一东方，这就有待于让自己的子嗣完成统一大业。由于成王尚年少，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周公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如果自己不称王，则各诸侯就会造反，先王的统一大业将毁于一旦，自己死后无法向先王交待。《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的确，由于刚创下基业，政局不稳定，成王年幼无知，还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果想巩固新生政权，就需要经验丰富的君主。其实，武王在临死前也想把王位传给周公。《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省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应该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周公时，周公“泣涕共手”，即感激又害怕，并说自己不能这么做。这足以证明，周公并不是想篡权夺位。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也只是代替成王打理国事，等成王长大再主动交出权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上奏说：“周公掌握大权，那么周朝就有道，且王室安稳，如若不然，周朝就有灭国的危险。”正因如此，周公才以天子的身份，对众多的大臣发号施令，常常称为天命。很明显，周公是为整个江山社稷作打算，才会“假为天子”。

　　但是，有些史料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荀子·儒效》记载说，周公屏除成王而继接武王来治理天下，有人说“偃然固有之”，这怎么不是想篡位呢？《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载周公对太公、召公解释过这个问题。召公、太公都是贤明之人，如果当时周公安分守己，怎么都怀疑他呢？特别是管叔、蔡叔他们都害怕周公的所作所为对于成王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才会发生暴乱。看着管、蔡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对周王朝的忠心。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之事，在《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中都有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周公运用计谋让他的哥哥按照“兄弟相为后”应该继位的管叔到京城以外的地方做官，又在管、蔡发动暴乱起兵东征杀死了他。

　　屈原为何投汨罗？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都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屈原留下的光辉诗句。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一生都在与邪恶势力做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当时楚王信任奸佞小人，屈原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迫害。最后，楚都被攻破，屈原自沉汨罗，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可歌可泣的诗篇。历史上一向认为屈原是殉国，然而关于其死因，后世除了这一看法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看法，所以屈原自沉汨罗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个让世人争论不休的谜。

　　屈子祠位于湖南省汨罗县汨罗江岸的玉笥山上，始建于汉代，现存规模为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重建。祠后有一平顶土丘，俗称骚坛，传说《离骚》就在此地写成。

　　清代的王夫之认为屈原自沉是为殉国。屈原哀叹自己的国都被攻破，国家被灭亡，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昏庸腐朽的顷襄王又不能抵御强秦。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即将被灭掉，屈原无比的痛苦，于是便自己投进了汨罗江以殉国难。现代人郭沫若也坚持并发展了这种说法。他说，“屈原活到了六十多岁，他的流窜生活已经过了好久，然而他终究是自杀了。自杀的动机，单纯用失意来说明，是无法说通的。屈原是一位理性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从这些推断来说明，他的自杀应该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被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王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避难，在陈城勉强地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到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到迫害。一定是看到了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

　　而姜亮夫等人则认为屈原之所以自杀是为了自己光明磊落的道德理想。诗人在自己的绝命词《怀沙》中庄严地说：“世界混沌没有人了解我，人心不能说啊。知道死亡是不能躲避的，因此希望不要吝惜它。明白地告诉君子，我将成为他们这一类人。”正是在这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黑暗世界中，屈原才愤而投江，捍卫自己的高洁。不仅仅如此，坚持屈原自杀为“洁身”的人还强调，尽管屈原不是因为白起攻破楚郢都而“殉国难”，但他是激愤于昏君佞臣的不识忠良、祸国殃民才愤而投江的。这样的死，不是怯懦，也不是想要逃脱责任，而是以死来表明自己对邪恶势力的抗议。虽然他的死同样是出于对楚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但从最实质的意义上讲，他是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而死。

　　第三种说法是认为屈原在奸佞横行的楚国受到严重的迫害，不断被流放，但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从来不曾泯灭。他没有办法使楚王觉悟，只好投水而死，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起楚王的觉悟。这就是有些人的“尸谏”的看法。

　　当时楚怀王已死掉，顷襄王继位后更加变本加厉。屈原一直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但是这个时候的顷襄王早已忘记国土沦丧、父亲被骗客死异国的国耻家仇，反而与齐国断交，认秦国为好友；内部则骄奢淫逸，任凭奸佞弄权。就这样，全国上下内无良臣守备，百姓离心，外有虎狼之秦国，楚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大祸。满怀救国济民之志的诗人受谗言而遭受罢黜和放逐，欲报国而无门。顷襄王最后一次放逐屈原时，屈原感到自己的报国之梦已经完全绝灭。诗人身心交瘁，他怒斥了楚王的昏聩，并写下了“不毕辞以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的诗句，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无能的庸君。

　　为了证明这一点，还有人在“尸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屈原效法彭咸一说。屈原《离骚》中有“愿依彭咸之遗则”一句。据说彭咸是殷朝的贤良大夫，他劝谏君王而不被采纳，于是便投水而死。屈原既“愿依彭咸之遗则”，“将从彭咸之所君”，则暗示了自己最后在衰志不堪时，将选择投江道路，以死作最后的一谏。

　　除了以上三种分析，后世乃至当今文学界历史界还有人从屈原的心理倾向、政治人格等方面来讨论屈原死因。前者认为屈原充满了悲剧性的双重人格，这种人格精神必然使他发狂，从而必然走向悲剧。后者认为屈原崇圣和忠君的政治人格酿成了他自杀的悲剧，因而他的死实际上是一种“殉道”行为，也就是对理想的坚持。这些说法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精神分析的方法，与其说是分析屈原投江的原因，更多的不如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文学上的分析，所以不足为世广泛流传。

　　伟大的诗人投江自尽了，留给后世的是无尽的叹息。今人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具有伟大情操的人物，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屈原自沉汨罗的原因，无论屈原自沉之谜何时能够解开，这位高尚诗人永远都是不朽的，亦将鼓舞更多的人。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私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又说：“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另外《诗经·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上面资料表明，这些赵女郑姬精于打扮，善于歌舞，兼善媚术，色艺俱佳。为了金钱她们不惜出卖肉体和色相，有时甚至长途跋涉。她们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上门服务。《诗经》中用“游女”一词，将当时私妓的经营特点非常贴切地说明了。

　　营妓（也称“军妓”）的最初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据《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载，公元前470年前后，“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王勾践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让“有过寡妇”为军中“忧思者”提供性服务，这就是典型的“营妓”。尽管当时越王勾践让“有过寡妇”为军士提供性服务，可能是一种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但它一直被看做是中国营妓制度的雏形。

　　但是，真正的国家经营娼妓业，却是由管仲开创的。

　　管仲，名夷吾，初与友人鲍叔牙经商为生。后来“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牙“遂进管仲”，“力陈管仲之贤，桓公于是任管仲为相”。（《史记·管晏世家》）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整顿吏治，严肃军队纪律，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促进生产，统一管理货币，调整物价，通过“尊王攘夷”，控制各诸侯国内政，抵御周边少数民族进军中原。通过这些改革方案，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时不但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还设置“女闾”。所谓“女闾”，就是妓院。也就是说，管仲是第一个设置官方妓院的人。管仲于公元前685年被封为“卿”，死于公元前645年，因此设“女闾”制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

　　当时妓女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如管仲设女闾300，据《周礼》中说“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总数当为7500家，若设700，就有1.75万家之多。

　　“女闾”制开了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作为政治家管仲，其实行“女闾”制，目的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二是为了缓解及调和社会矛盾。三是招揽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侯争雄，齐桓公为了能够称霸天下，借助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他好色无度，喜欢寻求刺激。但管仲设立妓院，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收税以作军费。

　　管仲设立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公共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也从此让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这恐怕是作为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管子始料未及的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妓院肯定不像日后那样畏首畏尾，而是在管仲丞相的庇护之下，光明正大地经营。所以娼妓们当然要奉管仲为“保护神”了，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后世。

　　孔子是“野合而生”的吗？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几千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这种封建统治思想的创始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加封，头衔众多，成为万世师表。可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的出生情况如何呢？这个问题颇为引人注目。

　　关于孔子的出生情况，现在的史书多是一笔带过，模糊不清。例如，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第一册就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父逃难到鲁国。父叔梁纥，曾做鲁陬邑宰……孔子生于前552年，卒于前479年，年七十三岁。”其他的史书大致上也都是这样记载的，包括翦伯赞先生所著的《中国史纲要》，有的史书记载更少。综览各种史料，目前关于孔子出生的情况，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野合”而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一说是在野地里苟合，而唐朝人认为，“野合”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第二，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母亲在尼丘山和他父亲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而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孔子出生前，其父母曾在山东曲阜的尼丘山祈祷。故而孔子出世后，取名丘，字仲尼。上图是尼丘山的夫子洞，传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第三，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他的观点主张又怎能为世人信奉呢？

　　第四，私生子。蔡尚思等所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提出此说。该书详细列举了作者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向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无不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即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在这几种说法中，“祈祷而生”与“梦生”这两种说法固然不足为信，就“野合”这种说法而言，究竟该如何解释，也还没有定论，但不论怎样，尽管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但是极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个“非礼”的产物。

　　西施究竟花落谁家？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名浣纱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见史册，是因为她不幸成为两个国家斗争的主角，吴王夫差对之宠幸有加，也因为她对越国放松了警惕最终被越国打败。

　　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归宿何处呢？早期的史书所记录的，都是一代红颜薄命的下场，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与上述记载相同。另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馆娃宫怀古》五首，第五首是：“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这些记载均说西施最后被沉于水。但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于是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西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范蠡是当时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因深知越王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于是隐姓埋名出走。本来范蠡和西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有范蠡泛于西湖的传说，后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如花美眷西施为伴，同时也给西施安排了一个虚假的美满的结局。《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例如《越绝书》就这样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民间还有一些纪念范蠡与西施爱情的场所。说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吴国途中，二人情难自抑，双宿双栖，生下一子。等他们一路磨蹭到吴国时，孩子已能张嘴说话。至今吴越间还有一“爱子亭”，用于纪念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结晶。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这个孩子后来送给别人抚养就再也没有找回。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晓了。因此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

　　纵横家鬼谷子有无其人？

　　据传，我国战国时代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为楚国人，姓名传说不一，曾经在鬼谷隐居，因以鬼谷子自号，人们也这样称呼他。

　　第一种说法否认鬼谷子其人的存在。乐一在注《史记·苏秦列传》时说：“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子。”他认为鬼谷子就是苏秦。清朝人翁元圻在注《国学纪闻》时说法更为明确：“秦仪，即鬼谷子。”有人认为鬼谷子是对隐士的泛称，唐朝人李善注《文选》说：“鬼谷之名，隐者也，通号也。”既然认为鬼谷子只是泛称隐者，实际上也就是否认鬼谷实有其人。现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鬼谷子非历史人物。198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湖北历史人物辞典》列了很有名的慎子、鹖冠子，但未列鬼谷子。《古今伪书考补证》讲到鬼谷子时说：“史记所记，得之传闻，本不足据。”又说：“其人无考，况其书乎？”《宗教辞典》也称其是“中国古代传说人物”。

　　第二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神。据《仙传拾遗》记载，鬼谷子“疑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杜光庭《录异记》也认为：“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自轩辕之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化流沙周末复还中国。”

　　第三种说法对鬼谷子的有无半信半疑。清朝人秦恩复以为“或云周时豪士，隐于鬼谷者，近是”（四部备要本《鬼谷子》）。所谓“近是”即接近正确，并没有完全肯定。现在也有学者认为“欲证鬼谷子真有其人，终不可得其确”，同时认为“鬼谷其人，又不全虚”（《古籍整理论文集·鬼谷子研究》）。新版《辞海》、《辞源》在介绍鬼谷子时，前面都冠以“相传”二字以示不作确切肯定。

　　第四种说法认为鬼谷子是战国时楚国人。现在介绍鬼谷子的文字不系统，不完整，也不可靠，但根据大量见于古籍中的资料，历史上确有鬼谷子其人。

　　《史记》最早记载鬼谷子，司马迁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相隔较近，根据苏秦、张仪谢世的年纪推测，最多也就一两百年，因此司马迁所记应当是比较可靠的。《史记》虽无鬼谷子传记，但是在《苏秦列传》中太史公记曰：“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在《张仪列传》中也说张仪是鬼谷子的学生。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引文：“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司马迁未注明出处，但是唐朝人司马贞在《索引》中指出：“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故称‘故曰’也。”可见司马迁与司马贞都曾见到过鬼谷子的著作。

　　许多鬼谷先生遗迹尚在湖北当阳鬼谷洞附近。据《舆地纪胜》记载，此洞“即鬼谷子隐处”。今鬼谷洞外石壁上嵌有三块石碑，均系清光绪五年重修大仙洞的石碑记，其中有一段曰：“清溪寺山后五里许，有大仙洞，系战国时鬼谷大仙披门仙师修真之所……残碑隐隐有字迹，（鬼谷庙）大约始于晋。”在鬼谷洞东南2公里处有棋盘山，亦名云梦山，据《当阳县志》称“传鬼谷子对弈处”。

　　综上所述，历史上究竟有无鬼谷子其人尚无定论，要揭开谜底，还需要充足的证据和深入的研究。

　　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役，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魏国与赵国联合在公元前343年末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魏王为救韩国而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发兵攻打魏国。这场战争中，将军庞涓是魏国军队的指挥。他看到齐军援兵来到，便放下韩国转而攻打齐军。齐军军师孙膑献上一条妙计，让士兵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并且让军队一天接一天后退，第一天的行军营地有10万个灶，第二天减为5万个灶，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灶，这就是著名的行军灶之计。三日后，庞涓行军到此看到这个情景，喜出望外，放弃步兵，率领其精锐骑兵日夜兼程来追齐军。孙膑在马陵设下埋伏，马陵地势极为险峻，道路颇窄。孙膑在一棵砍去树枝的大树上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并在树的周围设下埋伏圈。果然，庞涓率领魏军在当晚追到马陵地区，想点火看看这树上究竟写了什么文字。庞涓还没有读完树上的字，周围隐蔽的齐军便已万箭齐发，魏军顿时乱成一团。庞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拔剑自刎，齐军趁此机会大败魏军。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魏军大将庞涓在公元前353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前11年的桂陵之战中，被齐军活捉。当时魏国攻打赵国国都邯郸，派将军庞涓带8万兵马出击。齐国也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领8万兵马去援助赵国。孙膑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人先攻打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以迷惑魏军。结果齐国这两个大夫未进入平陵攻战，在路上就遭到了魏军侵袭，齐军大败。魏国开始骄傲轻敌，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接着，孙膑为了“以怒其气”，派遣轻战车到魏都大梁的郊外，让极少的士卒分散跟随在战车之后，显出一副兵少将寡的样子。正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得知这个情况，并不知是骗局，转而率领精兵强将日夜兼程回到大梁与齐军进行决战。于是孙膑故意施计，追击到桂陵，生擒庞涓。《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中说，当时魏军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再如《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关键就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之间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否被释放回魏国并重新担任将领？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但不久后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将领，和孙膑再次交战。《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说，在桂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

　　但《水经注》中毕竟只是转引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至今仍无法确定。

　　韩非死亡之谜

　　中国历史上最早从理论上提倡“权术”论的人物恐怕就是韩非了。韩非是战国时期韩国人，著名的思想家。他曾经拜荀卿为老师，继承和发扬荀卿的法学思想，同时又吸取法学前辈李悝、吴起等人的学说，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法治”思想，以及提出的“法”、“术”、“势”等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正是群雄争霸之时，韩非的这种封建君主专制理论，是很适用于当时情势的。据说秦王嬴政看到他的文章后，非常急于得到韩非。但是韩非来到秦国后不但没被重用，反而很快被投入秦国监狱走上了不归之路，这是因为什么？

　　有人认为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这种说法自从王充《论衡》中阐述“韩非之死，乃李斯忌才所致”后，已经成为史学界普遍的看法。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老庄申韩列传》中记载到，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世家，师从荀子，与后任秦国宰相的李斯为同窗学友。适值韩国日渐衰落，韩非屡次上谏韩王变法图强，却不被韩王所用。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十余万字，来阐发自己的法治主张。这些作品后来传到秦国被秦王嬴政看到。嬴政读后大为叹服，激动地说如果自己能够得到韩非这个人，则“死不恨矣”。当得知韩非是李斯同学时，便下令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王本就不想用韩非的主张，现在自己处在秦国的攻打下，毫不吝惜地将韩非献出，美名曰将韩非“派遣到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后马上被秦王接见。据说韩非本人有点口吃，但是他深刻的思想，令秦王折服。秦王非常赏识韩非，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李斯看到这个情形，深知自己不如韩非，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李斯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他能真心为大王您吗？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他终究会为韩国而不能为秦国，这是人之常情。不能为秦国效力，大王您现在又留着他甚至送他回国，这是祸患的开始。不如找个过错用法律把他诛杀吧。”李斯这段话说得非常有技巧，句句充满对秦王和秦国的忠诚。一向对李斯很信任的秦王觉得李斯言之有理，便下令查办韩非，将韩非囚入监狱。李斯的目的初步达到，当然不能允许自己的计划落空。为了尽快铲除了韩非这个威胁，避免因秦王后悔而生出他事，他派人送去了毒药。韩非很想到秦王面前申诉，狱卒和李斯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可怜的韩非，昨日还是秦王座上客，今日就成了阶下囚，含冤而死。待到秦王后悔让人赦免韩非时，发现韩非已经死了。而李斯则说韩非是畏罪自杀，秦王半信半疑，但人已死了，也只有作罢。

　　也有人为李斯申冤，说李斯不可能杀韩非。原因有很多。若李斯是嫉贤妒能之人，他又何必把韩非的作品介绍给秦王？并且当时秦王不过是对韩非很赏识而已，还没有对韩非加以重用，作为当时绝对有权的李斯来说，韩非还不足以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吧。在这种情况下，李斯为什么要加害韩非呢？

　　与李斯“奸嫉贤良”版本相反的是，《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韩非之死则是说韩非自取灭亡。当时，楚国、吴国、燕国和代国四个国家打算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秦国派姚贾出使四国。姚贾用重金贿赂四国，瓦解破坏了四国计划。姚贾回国后受到秦王重赏。韩非就攻击姚贾拿国家的钱自己去交朋友，还指出姚贾出身的低贱。姚贾在秦王面前反驳说，以财宝来贿赂四国，出发点是为了秦国谋利，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是为了自己交朋友，何必又返回秦国呢？虽然自己的出身低贱，名声不好，但是有一颗效忠君主的心，哪里像有些人，只是在那里说却不做任何实际的事情，专门挑别人的毛病。秦王认为姚贾的话非常有道理，更加信任姚贾，而对“挑拨是非”的韩非则冷落起来，最后杀掉了韩非。这样看来，韩非遭到杀害，是因为他自己嫉妒别人，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后世人还认为，杀害韩非是秦王的主意，李斯就算是再受到秦王的宠幸，他也不敢自作主张杀死韩非。为什么说是秦王自己的主意呢？秦王嬴政是一个寡恩多忌的人，尽管他爱惜贤才，欣赏韩非的理论，但是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这一事实终究不能消除秦王对韩非的戒心，始终害怕韩非会暗中为韩国出力。并且，韩非来到秦国后，只是谈自己的君主集权主张，不谈统一天下（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也不可能谈），因此，秦王并不重用他。但是，放回韩非，必定又要给韩国增添了一个抵抗秦国的好帮手。秦王怎么可能放他回去？相反，若是杀了韩非，不但他的学说可以为自己所用，而且也为秦国铲除了威胁，不是一箭双雕吗？这样分析，秦王杀死韩非是必然的了。这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来，书中说秦王对韩非的死感到后悔，但是他可曾去追究李斯的擅自谋杀罪？可曾为死去的韩非正名？不过是简单的“后悔”而已。

　　还有人认为，是李斯等大臣杀死了韩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韩非死亡的实质，韩非实际是死于秦国和韩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极力保全自己，尤其是竭力对抗秦国这个一心消灭它国统一天下的大敌。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实际上就是为了保全韩国。李斯和韩非两个人，一个忠心于秦国，一个热爱韩国，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韩非必然要破坏李斯攻打韩国的计划，而李斯站在秦国要兼并六国的立场上，必然也要揭穿韩非出访秦国的目的。韩非与李斯、姚贾的矛盾冲突并不是如《战国策》中所说的是韩非个人的嫉贤妒能，也不是李斯本人与韩非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秦国与韩国政治斗争的反映。所以说，韩非的死是当时秦与韩尖锐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关于韩非的死因究竟如何，韩非究竟死于谁手，至今也没有更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代大思想家死因未明是个历史的遗憾，但是想到韩非的理论终为后世所用且影响至今，韩非本人也算是重于泰山了。

　　第二节 文化迷踪

　　“北京人”在哪里？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约50千米的房山区周口店村西部的龙骨山上。远在60万年前，古人类就生活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迹。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文化，至今还能找到他们的使用过的工具。1987年，北京猿人遗址还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中。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北京人”化石还下落不明，成为一大谜案。“北京人”化石究竟到哪里去了？

　　1929年12月2日下午，考古工作者在经过漫长的期待和挖掘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完好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发现。随后，经过多次发掘得到的头骨有5个，下颌骨15个，牙齿150余枚，少量的肢骨，这些人骨化石分属于几十个不同的个体。此外还掘得7万余件石器，虽然都是些非常粗糙的打制石器，往往就是原始人抓起石头一摔，摔出几瓣有锋利边缘的石头，这些石头就称为打制石器。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出土，北京人生活的地区，地形基本上和今天相似，气候更温暖，他们学会了打制和使用工具，主要依靠采取和捕捞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

　　“北京人”化石发掘出来后一直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地下冷藏库中。但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外国考古专家呼吁决不能让“北京人”化石落入日本人手里，而日本人早就想把化石据为己有。于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把化石运往美国保存，战事结束后再运回中国。时间一直拖延到了珍珠港事件前期，北京猿人化石才从协和医院调出并装箱运往美国大使馆，而后由美军军舰运输完成此项任务。然而，不幸的是军舰在来中国的途中竟然撞上了暗礁，沉没于海底。后来日军在秦皇岛找到了运送存放猿人的箱子，不过，令人惊奇的是箱子竟然是空的。为什么会是空的，化石哪儿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

　　有人说是被日本人夺去并暗地藏起来，对外便说失踪了。考古学家们因此念念不忘，有人多次到日本探查化石的下落，不过却毫无收获，也许是因为私人暗访太多的缘故。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被美军控制，美国于是也在日本寻找“北京人”化石，最后也无果而终。化石藏于日本的可能性很大，但为何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日本人难道会把化石埋到地下？

　　第二种说法是被美国人得到了。据说美国人早就知道日本对此也有非分之想，于是先一步做了手脚，然后就栽赃日本人。美国人有充分的时间和极佳的机会进行偷梁换柱。“北京人”化石装箱后就运往美国大使馆，等待军舰来运输，这期间美国人搬出真正的化石隐藏起来或秘密运到美国，用一个空箱子诱惑日本人去抢，最后就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北京人”化石。还有与美国有关的一说是，最终美国人也没有得到，而是沉入海底了。美国人偷梁换柱，得到化石后暗暗装上了哈里逊号游船，而此船也没有成功抵达，在太平洋中遭袭遇难，永远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是“北京人”化石最终不是落入哪个政府手里，而是被个人得到了。仔细推敲，由于多方探寻至今无果，所以此种说法是除了最惨的沉入太平洋一说以外最有可能的一个。只有被个人得到秘密隐藏才会如此杳无音信，而政府得到肯定会加以研究利用，会透露出消息的。很多人都可以被怀疑，甚至有可能被文物贩子、江洋大盗偷了。然而无奈的是“北京人”化石从那以后就没现过身。

　　也许哪一天“北京人”化石突然出现，也许将再也看不到它们，这个谜案何时能解开呢，我们都期待国宝重现的那一天。

　　神秘的红山女神

　　1983年10月，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推测其原来是一座女神庙，出土一件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头高22.5厘米，面宽16.5厘米，形体与真人相当。这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陶塑遗物最重要的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的陶塑残块大约分属5或6个个体的女神像。尤为珍贵的是神庙主室西侧发现的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基本完好，较为完整的还有肩臂、乳房、手等。在此以前还在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中发现了两个小型孕妇塑像。据研究，女神庙已残碎的女神像可能也与孕妇像一样同属坐姿，女神头部两眼都用圆形玉石镶嵌，更显生动。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

　　与东山嘴相距仅30～40千米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分布着大规模红山文化遗迹，包括牛河梁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群。牛河梁居大凌河与老哈河之间，为东西走向的山梁。这一带地理环境优越，红山文化遗存密集，以高高在上的女神庙及广场平台为中心，十几个积石大冢环列周围，并且都和远处的猪头形山峰相呼应，形成一个互为联系的祭祀建筑群。目前，发掘工作限于局部，但女神庙已出土大量泥塑人像残块，可辨别出至少分属6个人像个体。其中最小的如真人一般大小，主室出土的大鼻大耳竟等于真人的3倍。泥塑人体上臂、手、乳房等，与泥塑禽兽残块以及彩绘庙室建筑构件、墙壁残块等，无一不是杰出的艺术作品，而一尊较完整的人像头部，尤为雕塑佳作。头像结构合理，五官比例准确，表情生动逼真。她不仅是我国文明黎明时期艺术高峰的标志，也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女神庙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庙由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成一横长室；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这种建筑格局，作为中国建筑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已可追溯到此。所以这座女神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庙，亦可称为东方建筑之祖。

　　1983年秋季，牛河梁女神庙被发现。198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女神庙进行了正式发掘。尽管女神庙的出土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事情，但当它真的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其建筑遗存的完好程度、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女神像的规模和精湛的雕塑技艺还是让人大吃一惊。牛河梁遗址由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16个地点组成，占地约50平方千米。女神庙位于牛河梁诸道山梁的主梁之上，其地位的重要性从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表现。女神庙和其北部的大型山台是牛河梁遗址的主体。山台地势平稳，系人力加工所为，南北东西各长200米，四周砌以石墙，极似城址。引人注意的是，神庙与山台的走向完全一致，说明应是一个整体。在山台北侧也发现有塑像残片和建筑物架，说明另有一座神庙与女神庙以山台为中心呈南北对称分布，从而构成一台（或者也可以说一城）两庙的建筑群体结构。女神像发现于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一位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后来回忆说，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达那时的心情。是欣喜若狂吗？显然不是。当女神像被一点点剥离出来的时候，人们都屏住了呼吸，整个工地悄然无声，只有小铲和小刷子剥离泥土的声音在沙沙响着。当女神头像完全显露出来的时候，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不失时机地把这激动人心的瞬间定格在胶片上。后来，这张照片被题为“5000年后的历史性会面”。照片上，女神坦然而镇定地注视着5000年后的人们，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远古神殿，其遗址中文化内涵与宗教遗存的丰富程度都是任何其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它的发现，对中国史前宗教及文明起源的研究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神被有些人称为“中国的维纳斯”，但是这个维纳斯究竟代表何方女神，她究竟从何处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主持着古老的红山文化？有人从历史古籍神话传说里查找女神像的庐山真面目：《帛书》简述了伏羲、女娲氏族的形成及历史贡献。说伏羲、女娲是中华各族的共祖，并不是神话。伏羲卒于桐柏鸡公山，之后女娲代立，时年52岁。伏羲二世、三世皆听命女娲，女娲死后葬于风陵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宫内端坐着一位比真人大3倍的裸体女娲娘娘，两边是龙凤巨型陶塑，四周坐满站满最小也与真人大小一样的裸体女神（有的还是孕妇），她们可能是历代黄帝、少昊、颛顼等氏族的母系祖先。也有人从女神所处的环境及女神庙的历史痕迹考察她的身世归属。但是作为无语的历史，女神的微笑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等待着后人更加精确的解读。

　　良渚文化为何玉器众多？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3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的发掘，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墓地被发现，以及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被发现。这足以表明良渚文化是中华5000多年前文明程度最高和最具规模的地区之一，良渚遗址堪称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最著名、最有特色的就属它的玉文化，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并且一开始就显现出不凡的艺术魅力。良渚文化为何在5000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一般晶莹剔透，即使有少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其石料很稀有，因此也非常珍贵。玉石还不能称为“玉”，要经过匠师的精心雕琢，成为具有各种内涵的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贵族、士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这用来比作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

　　装饰生活、美化自己是人的天性，就连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山顶洞人，在闲时也不忘磨制骨、石等制作装饰品。7000年前鱼米之乡河姆渡的先民也是如此，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这就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游，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而最为著名的便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这些玉器都造型精致，刻有各式图案，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特别是成串的玉项饰。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因为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良渚玉器以体大著称，显得深沉严谨，不是很适合随身佩戴的装饰，是否用于装饰住所还没能考证，但在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

　　良渚琢玉最大的特色是形制多样、数量众多，如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等。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有人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长江中下游一直就有神秘的巫术文化传统，楚国文化强烈的巫术气息，可能就是从此地久远的文明——良渚文化继承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就是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的文化，据考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初步的政权，可以称为良渚古国。后被中原炎黄部落为首的青铜文化所打败，共同汇入中华文明之中。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玉文化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反而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古代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的玉文化，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十二生肖是怎样产生的？

　　2009年，是中国农历己丑年，被人称为“牛年”，这是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十二生肖”又称为“十二属相”，是用十二种动物为名称的纪时方法。那么，十二生肖的纪年法是如何创立的呢？它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据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皇大帝为了让人们按时耕作、起息，便想让人们学会纪时。玉皇大帝想选十二种动物作为十二生肖，按顺序每年一个生肖，每十二年又重新开始一轮。消息传出后，天下所有的动物都想成为十二生肖中的第一位，都愿意作为十二生肖之一。于是动物们纷纷赶往天庭，接受玉皇大帝的挑选。玉皇大帝见动物们如此踊跃，很是高兴，为了尽量做到公平，玉皇大帝让动物们举行了一次比赛，胜者即可入选。老鼠因其机敏灵活，跟巨大的大象搏斗时，它钻进了大象的鼻子使大象认输，赢得了所有动物的掌声，并以其聪明灵活被排在了选中的十二种动物的第一位。十二生肖就这样产生了。

　　但这只是一个生动的神话而已。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早在距今6000年前，我国古代人民就通过对天象的观察发现太阳和月亮一年要会合十二次，而每次会合的位置不同。所以古人将太阳运行一圈的轨道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宫”，以“子丑寅卯”等相配使用，用以纪年、纪日。“天干地支”就是这么产生的，“天干地支”纪时的方法非常方便、实用，但还要用十二生肖与之配合，这是为什么呢？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动物崇拜。以十二生肖纪时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民非常崇敬动物，对大自然中各种或活泼或凶悍的动物有一种图腾情结。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像蒙、维、藏族等，均有自己民族的十二兽法用以纪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图腾情结就与天干地支联系了起来，后来就用于纪时了。

　　但各种说法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定论。今天，我们虽然仍在使用这种纪时方法，但是十二生肖之谜还未被破译。

　　扶桑是什么？

　　听说过“扶桑”花吗？它又名朱槿牡丹，据古书记载，扶桑生自东海日出之处，其叶如桑。而且两棵树往往同根偶生相依倚，所以得名扶桑。扶桑花红形美，如木槿花，其花朝开暮落，而叫日及。可能有人会问：扶桑不是指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吗？也有人指出，扶桑根本不是指日本，而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到底是一种植物还是一个国名呢？还是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若是国家，指的又是哪个国家呢？

　　其实，“扶桑”一词最早出自屈原的《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后来汉代王逸为《离骚》作注时对“扶桑”做了解释，他认为扶桑是一种树，而且非常神奇，“扶桑神木，日所出”。看来，他继承了古代的传说，把扶桑当做神话中与太阳所出地有关的树名，是一棵日出其间的东方大树，这样，便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一扶桑树上悬着数个太阳或数只太阳鸟。此后，日出扶桑又被引申为东方扶桑，不再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只看做是东方的一棵神树。但由于扶桑与东方联系在一起，经过后人一再引申，就使“扶桑”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名词而众说纷纭。

　　扶桑是什么？今人一般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木。

　　在神木扶桑的庇佑下，飞禽走兽和人类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人说《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讲的主要是美洲。汤谷，朝阳谷，温源谷，大壑是一地多名，真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有！就在墨西哥，正如名称所示，汤谷、温源谷突出了“热水”的事实，而其成因为岩溶地形。扶桑又叫扶木，并未说明一定是桑树。有人说扶桑是龙舌兰，它的确在墨西哥广为分布，李时珍说是木槿别种，又名朱槿。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十天干）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指太阳从东方（汤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归墟沐浴，太阳虽是同一个，但已是又一天。“皆载于乌”与“禺谷”之观念来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阳中的鸟的图案，朱雀、朱鸟为炎帝族的观念。《淮南子》说“日中有鸟”，即三足鸟。《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夸父作为太阳崇拜最登峰造极的象征，而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位先帝的业绩。禺谷之名得自“禺”——夸父（猴）图腾，当然不一定是从帝榆罔开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已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成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因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因此，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

　　权威人士认为扶桑指的是日本，比如著名的《辞海》对“扶桑”一词的释义其中有一条就是：按其方位，约相当于日本，故后相沿用为日本的代称。主要根据是古书记载日本国王曾称自己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的皇帝是“日没处天子”，这样日出期间的东方大树扶桑就一定指的是日本。

　　但有人认为扶桑指的是墨西哥，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举出了考古证据：18～19世纪，美洲大陆考古出土了许多文物，像碑刻、带有象形文字的陶器，还有古钱等，这些出土的文物经过专家的仔细比较，发现这些遥远的美洲大陆上的古代遗物竟然与古代中国的文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早在1761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1872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约2.4米，重20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墨西哥是不是传说中的扶桑国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大胆地提出：日本不是传说中的扶桑国。

　　首先，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其次，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样计算下来，扶桑国比日本远得多了。

　　扶桑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国家？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一代代流传下去。

　　《河图》、《洛书》是上古的无字天书吗？

　　《河图》、《洛书》都是中国上古时期传下来的神秘图案。关于它们的传说和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最多，被弄得最复杂最混乱，但同时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问题。

　　相传在我国远古的伏羲氏时代，有一个丑陋的怪物游到黄河边上的城市孟津，背上负着一块刻有一幅古怪的图案的玉版，这个怪物大得吓人，吃了百姓们的稻谷和庄稼，最后竟然开始生吞人类。伏羲听到这件事，带着利剑来到河边要斩除这头妖怪，妖怪打不过伏羲，跪地嗷嗷求饶，自称是黄河里的龙马，并将背上的玉版献给了伏羲，由于它是来自黄河的宝贝，伏羲称这张图为“河图”，后来，伏羲还按照《河图》做出了“八卦”，可以用来推算历法，预测吉凶等。

　　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次大禹在洛河引水疏通河道，从干涸的河底浮出来一只可以驮起百十人的巨龟，大禹认为这是一只通灵神龟，就将它放生了，不久后，大龟腾云驾雾再次来到洛河，将一块光芒四射的古老玉版献给大禹，上面同样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和图画，大禹将这块玉版命名为“洛书”。传说在《洛书》上有大禹一个也不认识的65个红字。后来经过大禹反复揣摩，整理出历法、种植谷物、制定法令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古人又根据这九章大法，整理出一本一直传至今日的科学法典《洪范篇》。

　　上述这些传说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尚书》、《论语》中都有记载。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周易》中的系辞篇，里面是这样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与上述传说十分吻合。直到宋代，朱熹解《周易》时，还曾派他手下的学者蔡元定去四川，用高价才在民间收购到了华山道士传出的《河图》、《洛书》等，都是由一些圆圈点构成的图形。另外，还有一个可信的证据是在现在洛宁县长水一带有“洛出书处”石牌两块。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原始社会末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片和玉龟，据专家考证是距今5000年无文字时代的原始的洛书和八卦图。

　　据说《河图》、《洛书》在古代出现的时候都有普通人无法识别的文字，但后来都慢慢地散佚，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两幅图是宋时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因为有图无字又神秘难解，人们把它们叫做“无字天书”。其中《河图》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的。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洛图”也只有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有人形容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关于河图洛书上的这些神秘的图案，自古以来无人能破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阴阳、占卜等有关了。孔子周游列国不得意时悲叹说：“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时就已经有老子、孔子写的关于天命的书《河洛谶》各一种。在两汉时期的算命的文献中，河图洛书更复杂和神秘了，共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又加进了新的内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像，是一种理念的阴阳消长的坐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

　　对河图、洛书的解释非常之多，有些人认为它是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活动的记载。原因是有关河图的记载最早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后人就认为河图是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这些实物在当时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才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还有根据《魏志》中说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图洛书的八卦综合图，看上去像罗经盘，磁针居中，外面围着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所以这些河图是古代测量太阳的晷仪时根据日影来画出的；而洛书则是张天文图，用来概括天文的原理。还有人认为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的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是它们的原型。但这还不过是一种有一定联系的设想，还无法看出这种图案与《河图》、《洛书》的起源有什么联系。

　　最近，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退休高工杨光和儿子杨翔宇发现，“洛书”的核心“十”字与墨西哥发现的“阿兹特克”（Aztec）历石中心人像的“十”字、金字塔俯视图中心的“十”字完全吻合。他们提出“洛书”是外星人遗物，“河图”则描述了宇宙生物的基因排序规则，而“阿兹特克”历石则是外星人向地球人的自我介绍。

　　各种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都还没有真正找到依据，河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洛书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写符号呢？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古人又是如何按河图洛书画出八卦的？还有待解答。

　　足球是黄帝发明的吗？

　　蹴鞠是中国古代一种类似足球的运动，用以练武。公元前3世纪末的古籍《蹴鞠新书》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足球是黄帝发明的。蹴鞠亦作“蹙鞠”、“

　　1926年，中央研究院的李济教授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灰土岭，发掘到大小不一的纹饰陶球和一个陶制小陀螺。考古专家卫聚贤看过这些实物后，认为这些陶丸大的是玩具，小的则为弹丸。根据考古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些器物与半坡遗址同期，属于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

　　考古研究的发现并不止于此。1934年，李济和梁思永等又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在这里，他们发掘到直径2.2厘米的红色陶球，而且在同一遗址第五区黄土凸起处东灰土堆内，发现一堆大泥球，但都已经被打坏。这些大泥球以碳-14加以测定，约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属于龙山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1954年，在西安半坡仰韶期文化遗址，考古专家们又发掘到一些大小不一的石球。他们认为：这些石球不但数量多，而且磨得光滑、规则，直径自1.5至1.6厘米，很可能是弹丸一类的东西。这就产生了疑问：这些到底是弹丸还是玩具呢？如果是弹丸，它们一旦被打出去，就很难得找回来。以新石器时代的打磨技术，要制成一个弹丸必须费很长的时间，大概要数日。那么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会不会把这些费劲做的“弹丸”用来打出去呢？这一点看来是不大合理的。又有人认为这些石球是装饰品，可是它们上面并没有穿孔，也着实难以令人相信。

　　《汉书·枚乘传》有“蹴鞠刻锐”的说法。颜师古注云：“蹴，足蹴之也；鞠，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鞠为戏乐也。”由此可见，金元时寒贱之子琢石为球，恐怕是古代的游戏方法，以其作为某些皮球的代用品。在殷墟发掘工作中没有发现当时可能存有的皮球，而在西安的发掘工作中却发现了石球，也许因为皮制品不好保存，而石球、陶球却可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虽然仅仅是主观的推断，没有形成定论。但根据考古发现的种种器物，中国新石器时代即使不一定有足球，也似乎已经有了球类运动。可是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作的《史记》和公元前1世纪刘向校的《战国策》，都明确地记载了战国时代齐都临淄人爱好足球运动。史称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丸公，他本人就常常与乡中丰邑“屠贩少年”踢球。刘邦生于公元前247年，据此推论，丸公应生于战国之时。当时连小城边邑也流行踢足球了，可见足球运动在当时已经很广泛了。

　　中华民族为什么叫“华夏”？

　　汉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他族，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漫漫发展的历程中，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上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华夏”是中华民族的称号，凡是今天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56个民族，都称之为“华夏民族”。作为一名中国人，常常以称自己是“华夏民族”、“华夏子孙”为荣。尽管我们经常这样自豪地称呼自己，但对于“华夏”的由来，却是很难给出一个定论，作为一个未解之谜，自古至今，有很多说法。

　　关于“华夏”的由来，上古时代就留传这样一个传说。蚩尤原来是炎帝的大臣，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独霸天下，于是联合有苗氏，想把炎帝从南方赶到涿鹿，自称南方大帝。决定胜负的一战开始了，他们大战于涿鹿的野外。大战当时，蚩尤一夫当关，手持长剑，指挥着自己的士兵冲向炎帝的阵营，炎帝部落明显占了下风。不得已，炎帝被迫一面抵抗，一面带着部队仓皇地撤离战场，并向黄帝求援。这时蚩尤已向涿鹿进军，黄帝下令重整队伍，两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垒，黄帝心想，只要我和炎帝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蚩尤。但他们低估了蚩尤的法力，蚩尤竟然施起了妖法，刹那间，天地间扬起一片浓雾，而且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炎黄的军队什么都看不见，被打得节节败退。面对一意孤行、制造战争、祸害百姓的蚩尤，黄帝决定奋力一搏，他找到了炎帝商量作战计划，并让人利用太极推测演算，后来又派人到蚩尤的大本营，探听军情，找到克制攻妖法的办法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当蚩尤再次施妖法反攻时，便被炎黄联军团团包围。此时炎黄联军把骨头做的战鼓擂得震天响，使得联军的士气大振，士兵们个个变得更英勇了。最后终于将蚩尤的部落打得落花流水，蚩尤也被俘虏。不肯投降的蚩尤被黄帝下令斩首，而炎黄部落最后团结一致，统一了整个中原。从此以后，中原各部落都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华夏民族，这就是“华夏”的由来。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华夏由来的传说，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大禹历时数年，成功治水，被舜选拔为继任者。之后他开启了一个清明的历史时代。所以在当时，以禹代表的夏后族在当时独领风骚，成为盛极一时的氏族部落。又加上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他们又被人们称之为华夏族。这也是为什么禹的儿子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叫夏的原因了。

　　今天，对于华夏由来的争论，仍然不断。一些专家学者将众多观点归纳为两类。第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是民族的名称。他们认为我国古代以“夏”为族名，“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夏”这个名词是由“夏水”得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融合了别的不同的民族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她尽管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她始终以一个核心民族为中心，逐渐地融合和同化别的民族，形成一种“单元性的多元化民族”，这就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在先秦时代，她被称为华族或夏族。而“华”指的是居住在华山、以玫瑰花（华）作图腾的“华族”，“夏”则指的是居住于长江中下游的“夏族”祖先的夏后氏。华夏民族的称谓，由此而来。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根本上不是什么民族的称呼，它仅仅指的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而在这个派别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派别是这样解释的：遥远的中华民族的远祖们曾经分为三个主要的集团，他们分别是华夏、东夷和苗蛮。在不断的争战和竞争中，黄帝取得了最终的霸主地位，他领导的华夏集团于是成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主流，东夷和苗蛮两大集团不得不俯首称臣，被迫纳入华夏文明的圈子里。第二个派别认为，远古时代是以文化高低来定名的。所以，文化高的周礼地区称之“夏”，同样另一个文化高的民族称为“华”。“华”和“夏”合起来，统称为“中国”。相反的，对于华夏周围的四方，由于他们是文化低的地区和民族，所以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后来华夏不断融合壮大，周围四方民族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大都纳入了传统华夏文化的范畴，华夏渐渐地就成为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象征了。

　　尽管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开华夏之名由来的谜底，但我们相信，“华夏子孙”将永远是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的称呼。

　　中国汉字的起源是怎样的？

　　汉字是每个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然而，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仓颉造字说”。

　　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书契”。“书契”是指刻写在陶坯或甲骨上的文字。原始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是“八卦”、“结绳”、“书契”。因此，在汉字起源的诸多说法中，以“仓颉造字说”的影响比较大。《荀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等古文献，也都肯定了“仓颉造字说”。

　　第二种说法是“陶器刻符说”。

　　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被发现后，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在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大汶口文化陶器的一些刻符被解读为戍、斤、斧、炅、旦等字。因此，人们认为，中国汉字起源于陶器刻符。

　　第三种说法是“殷商甲骨文说”。

　　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文字在殷商时才出现——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因此，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现在已知用于记录成句语言系统的最古文字。在商代，甲骨文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规范化。它不仅在语法结构上为先秦书面语言奠定了雏形，而且在字形上也跟西周、东周、秦、汉文字一脉相承，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范文澜也持这种说法。

　　第四种说法是“夏代起源说”。

　　郭沫若认为，像其他事物一样，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更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所以其产生至少应在商以前1000年左右，因此中国文字应该是起源在夏或夏之前。已进入阶级社会时代的夏应该有文字，至少应该有原始文字。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都载有明确的先王、先公世系。它所依据的肯定是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就是说，用于记录历史的、开始与语言相结合的文字系统在夏启时代已经出现。

　　但是，这仅仅是推测。因为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夏代文字。中国文字究竟源于何时，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

　　甲骨文之谜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在中原立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商代。商王盘庚曾五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亡国总共273年，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一直在殷。但商朝被灭之后，殷民迁走，殷都逐渐变成一座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于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不可作为信史。后来，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否定了这种怀疑。考古者逐渐将殷都积淀的古文明展现出来。

　　1899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老先生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买了一剂含有“龙骨”的药物，在准备将这些“龙骨”研碎时，王懿荣发现这些坚硬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骨头，而是上面有许多划痕的变黄的龟甲。王懿荣是一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好奇心驱使他拿起甲骨仔细地观察。他吃惊地发现这些划痕像是一种文字。他于是将这家药店的全部“龙骨”买下，经过细致研究和考证，断定这种非篆非籀的字形是商代的一种占卜文字。

　　我们现在已能解释商代的文字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为什么这些刻着文字的甲骨碎片总是有许多裂纹或切痕。原来所有这些碎片都是史书上所称的“卜骨”。骨上的裂纹是人们有意用高温加热所造成的。根据商代的习俗，商代人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用这种龟甲和牛胛骨进行占卜。占卜时，就用燃炽的木枝烧炙甲骨的反面凿出的槽和钻出的圆窠，这时甲骨因厚薄不匀而出现“卜”字形裂纹。这些裂纹就是他们判断吉凶的“卜兆”。占卜以后，将所问事顷刻记在甲骨之上，这就是“卜辞”。占卜的内容是以当朝国王为中心的，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求告与祭祀，有对天象、农事、年成以及风、雨、水的关注，也有对周围各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旬、夕、祸、福以及田游、疾病、生育的占问等。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商代历史事件或天气气象的资料。

　　王懿荣的发现引起了许多中外人士对甲骨的重视。1908年，经罗振玉先生多方查询，才得知甲骨实出自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伴随着甲骨被确认、购藏和挖掘，古文字学家也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破译。经过众多专家的努力，甲骨片上排列的文字成为可以通读的文句了，从而证实了出土甲骨文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献记载的殷墟。因此，一个湮没了3000多年的繁华故都终于在世人面前得以呈现。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约有15万片以上商代甲骨已出土，现分藏在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地区，另有一部分流散到其他国家。殷墟甲骨文内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天文等。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帮助我们解开了历史上许多难解之谜，而发现的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还有2/3的文字等待人们去破解。

　　绘画的始祖是谁？

　　在世界美术史上，中国画独树一帜。中国绘画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其绘画痕迹留于陶器上的各种花纹、图案上，但现代意义上的绘画并非这些花纹、图案。那么，谁是中国画的始祖？中国画起源于何时？我国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传说，古籍上也对此众说纷纭。

　　“白阜始作图画说”。《画史会要》中说：“火帝神农氏，命其臣白阜，甄四海，纪地形而图画之，以通水道之脉。”白阜是传说中神农氏的大臣，古人在讨论绘画起源诸问题时极少提及此说，因为白阜画的是地形图。

　　“绘画源于黄帝说”。《鱼龙河图》说：“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这些可以说是绘画。《云笈七签》又云：“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潜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形写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这两者都只能算是画地形图了。

　　“伏羲氏始作画说”。《周易·系辞上传》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而文籍生焉。”古今都有学者认为，伏羲氏所画八卦的爻象的意义原在图形，因为它们都是象形的。伏羲氏观察天象画出了“乾”，根据大地则画了个“坤”等等。因而伏羲氏所画的八卦乃是中国最原始的绘画。

　　“绘画始作于史皇说”。史皇是黄帝的大臣。《文选》李善注中说：“《世本》云：‘史皇作图。’宋忠曰：‘史皇，黄帝臣；图，谓图画物象。’”《云笈七签》则称：“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在《画史会要》中，黄帝之臣史皇“体象天地，功侔造化”，颇“善鱼”，无一不通，无一不画。黄帝的另一大臣仓颉作文字便是授传于史皇的“写鱼龙龟鸟之形”。

　　“绘画始于仓颉说”。不仅书法，绘画亦源于仓颉。书画同源是得到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肯定的。朱德润《存复斋集》云：“书画同体而异文……类皆象其物形而制字；盖字书者，吾儒六艺之一事，而画则字书之一变也。”《孝经援神契》中说道：“奎主文章，仓颉效彖。”宋均注云：“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意即“屈曲相钩”的文字实际上就是中国最原始的绘画。

　　“绘画始祖为封膜说”。《画麈》中指出：“世但知封膜作画。”意思是说人们只知晓封膜为绘画之祖。但此说没有根据。唐人张彦远见到《穆天子传》中有“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之语后，误把“封”当作姓，又将“昼”解为“画”，并用郭璞的注来证实这一误解，很是牵强，有穿凿附会之意，使后人误传世上曾有过“封膜”其人，并说中国绘画之祖就是封膜。此说实为以讹传讹，故而不足凭信。

　　“

　　然而，

　　《山海经》是什么书？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绘山川与物产、风俗与民情的大部头地理著作，还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全书共18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然而，对于这样一部体系庞大的“怪”书的性质归类，却是各有各的看法。

　　有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之书，即祭祀的礼书和方士之书，是古人行施巫术的参考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他的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持此种观点。班固把《山海经》置于“术数略”的“形法家”，是“大举九州之势”而求其“贵贱吉凶”，类似后世讲究“风水”的迷信之书。这是对《山海经》性质的最早的说明。后司马迁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认为《山海经》中虽然记载了方位、山川、异域，但那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如《海外西经》记载的“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此外，《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外殊方异域、神人居住的地方、怪物的藏身之处，都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士的奇谈。由于诸多对巫术和祭祀的记载，《山海经》被归类为语怪、巫术书。

　　茅盾从神话学角度把《山海经》归为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专记古怪荒诞的神话故事。这一看法很具有普遍性。《山海经》所收的神话故事源自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地诸侯国的报表文书和采自民间的神话故事。如我们周知的“女娲补天”就来自于《大荒西经》，还有《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日，《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这些神话传说都来自于《山海经》中的记载。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和政治价值，它详细地记载了山川地貌的距离和里数，还记录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还有关于各地的特产和风情的记载。

　　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既是历史地理学家又精通古代神话和宗教的顾颉刚颇赞同此观点，或许是为了在巫书与地理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成了定论。但是后来也有人认为，虽然《山海经》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够把它误认为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图画记述的。在晋代，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山海经》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根据图片来述说的。根据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关于山川地图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山海经》成书时有一种绘载山川道里、神人异物的图画，也就是说最早的《山海经图》是图文并茂的，上面既有图形图画，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

　　《山海经》是实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还是杂乱古怪的神话？是奇士编撰的小说，还是巫术和方士之书？它成书于什么时代，作者又是谁？谜底仍未解开，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进一步探讨。

　　谜团重重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之一，而且也是到今天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它的存在和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从它的发现和出土无不充满神奇色彩，再加上它的特定发现时期，使本来就具有很大价值的司母戊大方鼎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为什么不翼而飞？这里有这样的传说：1939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时局的混乱，加剧了盗墓风气的盛行，身居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村民自然不会忘记身居殷墟之旁这块风水宝地，村民们开始有组织地在夜间盗掘古墓。3月的某个深夜，在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里，距武官村大墓西南隅大约80米处，随着村民的铁锹“仓啷”的脆响，华丽雄伟的青铜之冠、国之重宝——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了。村民们忙碌了一夜，但因为鼎太大、太重而实在无法搬动，他们不甘心整夜提心吊胆地忙碌无功而返，于是一个私掘者取来锯子，将大鼎的一只鼎耳锯下，然后又将大鼎重新掩埋。事后他们相约谁也不准说出此事。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人闻知此事，想花重金购买都没有得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作为蒋介石的寿礼，被用专车运抵南京，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但当年被盗墓的村民偷偷锯下的一只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这也成为司母戊大方鼎的永远的遗憾。今天我们看到的司母戊大方鼎，有一只鼎耳就是后来补铸上去的。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司母戊大方鼎又被运到北京展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护起来了。

　　司母戊鼎整个总重875千克，高达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因为此鼎大得足够做马槽，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槽鼎”。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鼎身各处皆有饰纹，而且各部分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的长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口中含人头，鼎耳侧是鱼纹纹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很有特色，在三道弦纹之上各饰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堪称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关于鼎身腹内的“司母戊”铭文也存在着种种猜测，据此，也产生了一些对司母戊大方鼎属商朝哪个时期的种种说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这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这也是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其中的“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第二种观点认为，“司母戊”是一个氏族的名称；第三种观点则把“司”释为祠，“祠”则是祭祀的意思。后来还有把“司”解释作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根据最早的推测，“母戊”一般被认为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铸鼎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批癸，而武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乙的配偶。据此，则大鼎为殷墟晚期的器物（陈梦家：《殷代铜器》，见《考古学报》）。还有一种意见称，“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配偶或祖甲的配偶。因此铸鼎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

　　司母戊大方鼎最为神秘也最难让人猜测的是它是如何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表明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标志着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出现第一个高峰。但是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据推测，司母戊大方鼎的铸造过程是这样的。在商代，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埚，它的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趣称它为“将军盔”。据科学估算，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千克。假使铸造一个中小型的铜器，只需用一个坩埚就可以了。但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需要七十多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这意味着要求几百人同时操作。如此浩大的工程该如何施工呢？有人认为勤劳智慧的奴隶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先分别铸好鼎耳、鼎足、鼎身，然后再把铸好的各个部分合铸在一起。经过奴隶们的长期艰苦卓绝的劳动，终于铸成了司母戊鼎。但这种猜测没有得到相关科技的论证。直到今天，在发达的科技面前，都没有人能再现铸鼎的情况。

　　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一向为世人所钦羡。因此它的价值更高，而围绕它的种种迷雾也增添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司母戊大方鼎之谜的解开，有待考古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

　　《春秋》是流传下来的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人们谈论《春秋》时，往往提到孔子。但《春秋》到底是不是孔子所作？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春秋》就是孔子所作。它最早由孟子提出来。孟子认为，春秋时社会动荡，各种邪说暴行屡屡出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现代学者指出，孔子之所以作《春秋》，一是因内乱，一是因外患。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给诸侯、大夫以严正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复周王室的政治权力，同时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不是孔子所作，不过是由孔子整理而成。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为了能更好地讲学，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和《春秋》六种教本。孔子对它们的内容虽有删节，但态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此说法，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略加修改，编写成一部简要的史书。《春秋》中的一些字句都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写法，并非孔子的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根本没有著作或删订《春秋》。“五四”以后，钱玄同主张此说。他认为，“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并没有孔子改动的痕迹。《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只不过在长期转写、流传中，难免会有改动。他们又举出《论语》作为例子，说《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其中论《诗经》的最多，但对于《春秋》却一字未提；孔子时代《春秋》还是鲁国秘藏的国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对这本秘藏的国史进行改编。有的学者则根据《春秋》记载孔子生年和卒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写出自己的卒年。孔子只是曾经把《春秋》作为教材而已。经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渐流传到了民间，然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春秋》不是一时而成或出于一人，而是由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陆续编纂而成，从而出现了一些前后风格、笔调不太一致的地方。

　　以上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谁也不能彻底说服谁，遂成文史上的又一桩公案。但不论《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都不会削弱孔子作为文化伟人的地位和《春秋》作为古籍的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诗经》是否为孔子所编？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诗》的作者，说法最多的是被后世尊为“孔圣人”的孔子，“孔子删诗”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传说据今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战乱、群雄割据，各个国家之间天天都上演着硝烟纷飞、刀兵相见的场面，孔子正生活在那个时期，为了传播自己的政治文化信仰，他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带着诸多弟子周游列国。目睹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后，他转而从事《诗》、《书》、《礼》、《乐》等六经的整理工作，将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传说那时礼崩乐坏，人们谈诗的风气早就很少了，但孔子却十分重视《诗》的言志和交谈两种用处，认为《诗》是贵族阶层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目，但当时流传的诗大部分是“王官采诗”。“采诗”是指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季节到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但这些诗有好有坏，甚至有造反和淫乐的成分，为此，孔子把三千多篇古诗做了大量的删削，只留下305篇。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强调“诵诗”要“使之四方”而能“专对”。孔子不但要求弟子学《诗》，还要求于此两方面能够熟练运用。

　　先秦时人们把孔子删过的诗集称《诗》或《诗三百》，汉朝时儒家将其奉为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诗经》收入了305篇诗；另有6篇只存题目而无内容，叫作“笙诗”。这样实际存在着311个题目，305篇诗。这些诗歌分为三部分：风诗160首，雅诗105首，颂诗40首。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里面记录了两千余年前中华民族古老的祖先们在黄河两岸用质朴的声音吟唱着的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这中间包含了对生活劳动中种种愉悦和磨难的感受，还有追求爱情时的各种纯朴大胆而真实的心声。这些诗大多感情真挚、强烈、质朴、健康。

　　关于“孔子删诗”的事，孔子在《论语》中是这么说的，“自卫返鲁，然后雅颂各得其所”（自从我由卫国回到鲁国后，诗中的类别雅颂才得到分类归位）。在众多文献中也都有记载，在《史记》中记载得最为完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后世许多文献也都是从这点演化来的。

　　但是后代一直有人怀疑是否真有孔子删诗的事。《左传》中记载有人在孔子还不到10岁时就已看到了定型的《诗经》。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就算是像《史记》中说的那样，孔子删诗前有很多诗，但从书中引用的诗来看还是删去的少，《史记》中说去了十分之九，恐怕还是不太可能。宋代的朱熹也持同样的看法，有人问朱熹关于孔子删诗的事，他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信传说去。”清朝的崔述也说根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等书的考证，孔子后散失的诗还没有十分之一，所以“由是观之，孔子无删诗之事”。魏源也说：“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为他演奏的就是国风、小雅、大雅、颂，与今天《诗经》的编次相同，十五国风排列先后的次序也基本和现在《诗经》差不多。当时孔子还是七八岁的小孩，可见《诗经》的编次在孔子以前大体上就是这样，孔子并未删减，也没有做多大的改变。

　　这些怀疑到近代的古史辩运动时达到了极端，钱玄同甚至从根本上否认孔子与六经之间的关系，钱玄同在1923年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钱玄同以怀疑儒家经典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学的地位。古史辩运动对于儒家经典的怀疑，可以说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学术、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质的“经”的最后一击。但疑古学派“非圣无法”、“荒经蔑古”虽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但却又在疑古过程中产生怀疑过头的倾向。但钱玄同的看法也可以作为对“孔子删诗”的又一挑战。

　　总之，《诗经》编者是谁直接关系着《诗经》在整个儒学系统中的定位问题和渊源问题，因此有待后世的进一步解答。

　　左丘明有没有著《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共有21卷，分别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这部书以记述人物的言论、对话为主，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如召公谏厉王止谤（《周语》）、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越语》）、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齐语》）等等，一代一代被后人传诵。《国语》不仅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其生动、幽默的语言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国语》的作者是谁历来是各位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左丘明在写完《左传》之后，“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三国时吴人韦昭在为《国语》作注释时，在序文中也认为左丘明作《国语》。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也持有同样的见解，认为“《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史通·六家》）。但在刘知几之后的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首先提出了相反意见。他写有《非国语》二篇，否定左丘明为《国语》作者。从此，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郑樵，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氏作《国语》的传说产生了怀疑。

　　在现代学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依然存在。徐中舒认为：《左传》、《国语》“此两书其中大部分史料都应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见《〈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张孟伦认为：“《国语》是左氏编纂的。司马迁不但用它做过《史记》的资料，而且在《自序》里说过‘左氏失明，厥有《国语》’。这就不但告诉了我们《国语》是左丘明编纂的，而且是他失明后‘发愤之所作为’的，我们也就不必再有什么怀疑了。”他又说：“汉、魏各学者钻研《国语》，又做过精密注释工作，都没有怀疑《国语》是出自左氏的；宋儒宋庠作《国语补音》，也以为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见《中国史学史》上册）李宗邺认为，“汉距春秋甚近，汉人说《国语》是左丘明作的，当为可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上面诸位学者的说法。王树民认为：“《国语》和《左传》以不同的形式叙述了基本上同时期的史事，这一点很受世人的重视。自从《左传》为经学家所尊奉，于是《国语》也称为《春秋外传》，并说为左丘明所作，其说实无根据。”又说，“《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一时一人之手，这从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又说，“各篇的作者和全书的编者，现都已无从查考，也就不必强求了。”（见《史部要籍解题》）顾志华认为：“《国语》是一部汇编之书，它仅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八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所记史事详略不同，写法也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个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当时各国史官把史事记下来后，有人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润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国语》的成书年代也已不能确定，大致是在战国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见《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国语》）

　　由于双方若要说服对方，都还必须更深入地考证左丘明的确切生活年代及事迹，还要更加详细地对比分析《左传》、《国语》在记载史事方面的异同，包括书法体例、语言风格、思想观点等等。探究《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成为史学界的一大难题，也将成为提高《左传》和《国语》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

　　孙武有没有写《孙子兵法》？

　　我国古代的军事文化十分灿烂，以《孙子兵法》为其杰出代表。《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通称《孙子》，为中外人士奉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这部经典的兵法著作为军事家的必读书，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位居首位。只有熟读《孙子》、考试合格的从军行武者才能被授武职。《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曾十分后悔没有早读此书，否则或许能免遭失败。今日经营工商企业的日本、西方企业家，常有使用《孙子兵法》而取得成功的。

　　然而对于吴国将军孙武到底是不是《孙子》的作者，却有一番争论。战国时《商君书》、《韩非子》等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

　　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世俗所称师旅，曾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也多有敌弗论。”他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此后千年之间，无人对《史记》之说提出怀疑。但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疑问：历史上是否确有孙武其人？孙武真的写了《孙子》？

　　持怀疑观点的有宋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叶适的《习学纪言》等。怀疑者们认为：第一，他的名字和事迹有可能是司马迁的误闻或是杜撰，《左传》未提及；第二，一些孙武所处时代不可能出现的名词、事件、状况出现在《孙子》中，例如春秋时代仅称大夫为“主”，臣僚以“主”称国君是三家分晋后的事，而《孙子》中称国君为“主”；第三，《史记》同时记载了齐将孙膑的事迹并有兵法理论，但并未专门说明有《孙膑兵法》，也许是太史公将一书误作二书，一人误作两人。因此，《孙子》或被说成是春秋、战国之时山村处士所写，或被认为是孙膑所撰，还有的说是秦汉时的人伪托。

　　但是，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严肃、认真的史家太史公在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翔实可靠，《汉书·艺文志》明确提出古兵法有《齐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实无可疑。至于《左传》，本身也非完整之历史记录，也有可能出错，不能仅凭其中偶遗之记载即断定《史记》之文字为误谬。《孙子》原文定出自春秋之世，只是后代人在其中窜入了若干涉及后世名物之文字。先秦古籍常有此种现象，即便是《左传》本身，也不例外，《孙子兵法》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孙武的著作权不足以受到影响。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出土，为解决这番争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有可能揭开历史真相。因为已考订出墓葬年代是西汉初年，而且竹简《孙子兵法》恰好有十三篇，所以可以证明：第一，至少在西汉初年《孙子》已经存在，其篇目内容与今天基本一致，曹操整理《孙子》，并无大的改动。第二，确实有《孙膑兵法》这本书。第三，确有孙武、孙膑两人。第四，《孙子》并非孙膑著。第五，《史记》所记载史实基本可信。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作者之争应该暂停，孙武肯定是《孙子》的作者。

　　由于竹简本的可信度还是一个疑问，因此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明《孙子》从成书到竹简抄录时，其间有无重大修改。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就是孙武所作，因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解开《孙子》的作者之谜。

　　第二章 秦汉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而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猝然病逝。他死后发生一系列重要变故。这不禁让人们怀疑，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病死的，还是被谋杀的？如果是谋杀，那么又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谋杀威震四方的秦始皇呢？

　　关于秦始皇之死，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说他在第五次出巡时，途经平原津患病，之后扶病抵达沙丘平台一带，死在那里。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平时骄奢淫逸，纵欲无度，导致身体虚弱不堪，又加之出巡期间车马劳顿，以致一病不起。秦始皇死后，大家如临大敌，气氛一度很紧张。《史记》上说，丞相李斯恐宣布秦始皇的死讯会使天下有变，于是秘不发丧，把盛殓始皇帝遗体的棺木置于辊凉车中，让亲信宦官日夜守护，同时昼夜兼程赶回咸阳。每到一处，地方官要按例进膳。官员奏事时，李斯命宦者在车内应答。时值酷暑，尸体发臭，李斯命人在车帐中放入一石鲍鱼，来混淆尸体的臭味。直到巡游队伍进入咸阳，才正式发丧。这种种做法，无疑给秦始皇之死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后世历史学者通过分析《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等文章中关于秦始皇死亡的史料，指出秦始皇死得非常蹊跷，并非如人们所说的“病死于路上”。他们的理由是，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的某些封建帝王那样体弱多病。诸多秦汉史籍中，都未发现他患有暗病、宿疾的记载，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事例是，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他遭遇荆轲行刺时，还能在惊慌中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而且没让荆轲追上。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是前210年，当时他才50岁，并不算衰老。况且，他在平原津得病之后，又坚持走了一百多里到达沙丘；即便在沙丘平台养病期间，还能口授给公子扶苏的诏书。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秦始皇思维清晰如故，根本不像患了什么致命的急病。最起码，他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所以，学者们有理由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养病的沙丘宫周围的环境。相传，它原本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处所，四面极为荒凉，宫室空旷深邃。战国时期，一代枭雄赵武灵王因庇护叛乱的长子章，被公子成和李兑率兵包围于此，欲出不能。宫中储备的食物有限，武灵王和公子章竟然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可见沙丘宫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之中，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

　　专家们根据秦始皇生前死后赵高的言行，以及他与扶苏、蒙恬、胡亥、李斯等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推测，他弑君的可能性最大。赵高与蒙恬、蒙毅兄弟二人有宿怨。据说，赵高曾因徇私枉法之罪，被蒙毅（蒙恬的亲弟弟）依法判处死刑，后因秦始皇亲自过问，赵高才捡回一条性命。当时，蒙恬北击匈奴，有大功；蒙毅官至上卿，受秦始皇信赖。他们一个为武将任外事，一个为文臣在内谋划，不仅深得始皇信任，还与公子扶苏往来过密。一旦扶苏即皇位，蒙氏兄弟的地位必将更加巩固。因此，赵高对声望煊赫的蒙氏兄弟既恨又怕，如何解除蒙氏兄弟的威胁对他来说关乎生死荣辱。他认为，只有设法压制扶苏，扶持胡亥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这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因为秦始皇最宠爱胡亥，扶苏之外也只有胡亥最有可能继承皇位。同时，他也在寻找机会除掉蒙氏兄弟。当时，秦始皇在沙丘养病，给赵高提供了一个扭转命运的机会。始皇病重期间，下诏给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要扶苏继承皇位。赵高思谋已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那时候，秦始皇身边有丞相李斯和上卿蒙毅，李斯私心重，容易控制，蒙毅与赵高势不两立，是其行动的障碍。其他侍从均是赵高的同党。

　　始皇嬴政，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在位。2000多年来关于秦始皇的功过人们争论不休。说他有雄才大略也好，说他凶狠残暴也罢，都是轰轰烈烈的一生。

　　秦始皇病重期间，作为皇帝亲信的蒙毅，竟然被遣，“还祷山川”。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赵高的计谋。因为当时蒙恬正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戍守上郡，赵高从秦始皇身边赶走蒙毅，就去掉了扶苏的耳目，从而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个绊脚石。

　　还有，从赵高当时的处境看，他只能走这一步险棋，否则就得坐以待毙。秦始皇口授诏书给扶苏时，赵高在场。诏书中有什么内容，他最清楚不过。诏书封好后，他却扣压未发，以便寻找机会说服胡亥和李斯，矫诏杀死扶苏、蒙恬。但诏书扣压的时间又不能太久，万一秦始皇病情有所好转，得知诏书未发，赵高肯定被处死。或者说，秦始皇弥留不死，李斯又没被说服，反而向始皇告发，赵高也是一死。所以，赵高在劝说李斯、胡亥之前杀了始皇，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秦始皇一死，就不怕李斯不就范，自然也不会有人再追问诏书的事了。可见，赵高在扣压诏书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赵高劝说胡亥取代扶苏自立时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认为是赵高谋杀秦始皇的学者从这些弑君言论推断，他完全有可能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使其提前结束生命。他们分析认为，赵高可能早就有谋害秦始皇的想法，只是秦始皇平时深居宫中，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给了赵高一个机会。

　　另外，赵高不仅有肆无忌惮的弑君言论，而且在后来还有公开的弑君行动。秦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之际，赵高曾指使亲信咸阳令阎乐率兵千余人，乔装为盗，闯入皇宫，逼迫秦二世自杀。阎乐还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赵高），为天下诛足下。”胡亥自杀身亡之后，赵高把玉玺佩在自己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无奈群臣不服，他才立皇族子婴为王。

　　尽管如此，秦始皇之死，仍然疑云重重，正如赵高对胡亥说的那样，“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从逻辑上分析，赵高弑君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都存在，但事情毕竟过去了两千多年，无论是认为秦始皇死于疾病，还是遭他人谋害，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秦始皇陵墓中的重重谜团

　　秦始皇陵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皇帝陵园，位于陕西临潼城东约5000米处。据史料记载，秦始皇自即位之初就开始营建这座陵墓，前后延续30多年，秦亡时仍未完全竣工。20世纪60年代后，考古界对该陵墓进行多次调查和探测，但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始终未发掘。20世纪70年代，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发掘出土。它们在让人们震惊之余，也使这座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闻名于世。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骊山脚下的那座幽深而神秘的秦始皇陵，无论是从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上看，还是从其附属建筑和布局角度分析，与先秦时期的任何一座国君陵园都有很大差异。其陵寝规模之宏大、设计之奇特、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均属空前绝后。

　　这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千百年来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与遐想。地宫的深度、门户，以及其中的“上具天文”、水银、奇珍异宝、始皇帝棺椁和遗体、防盗装置等重重谜团不仅困扰着诸多专家学者，也使秦始皇陵更加引人注目。

　　秦始皇陵的众多未解之谜，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地宫的深度和广度。地宫究竟有多深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穿三泉”，《汉旧仪》则言“已深已极”，说明已经深到不能再挖的地步。这个问题引起了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与陈明等三位科学家的兴趣，他们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探测并推测地宫的深度应为500～1500米。

　　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对地宫的深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地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他们说，实际深度应与芷阳一号秦宫陵园墓室的深度接近。这样推算下来，从地宫底部至坑口的实际深度约为26米，至秦代地表最深也就在37米左右。但事实是否如此，有赖于考古专家进一步勘探、验证。

　　至于秦始皇地宫的广度，最新的考古勘探资料表明：东西方向上，它的实际长度为260米，南北方向的实际长度为160米，总面积达41600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5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堪称秦汉时期规模最大的地宫。考古专家通过钻探进一步证实，幽深而宏大的地宫为竖穴式。所谓竖穴式，即由地面垂直向下挖成竖向土坑，利用坑壁作为墓穴的一部分或全部墙壁。

　　人们除了关心地宫的深度和大小，还对地宫设有几道门非常感兴趣。关于秦始皇陵地宫门道的数量问题，《史记》有明确的记载：“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大事毕，已藏”，就是说秦始皇的丧事完成了，棺椁及随葬品全部安放妥当。这时，工匠们正在中门以内忙活，外面突然间“闭中羡门，下外羡门”。工匠们“无复出者”，都成了陪葬品。这里涉及既有中羡门，又有外羡门，因而内羡门不言自明。地宫有三道门似乎已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司马迁说到中羡门，用了个“闭”字；说到外羡门，则用了个“下”字。由此可见，中羡门是能够开合的活动门，外羡门则是由上向下放置的。专家们推断，中羡门可能是横向镶嵌在两壁夹槽中，是一道无法开启的石门，内羡门可能与中羡门类似。三道羡门极可能在一条直线上。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秦陵地宫时，写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呢？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经过反复考证，初步推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含义应理解为，墓室顶有绘画或线刻的日、月、星象图。这一古老的传统可能仍保存在秦始皇陵中。”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的考古专家在汉墓中发现类似“天文”“地理”的壁画。其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图象，下部则为代表山川、河流的壁画。由此推断，秦始皇陵地宫的上部可能绘有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为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图。

　　说到“以水银代表山川地理”，人们不禁会问：秦始皇陵地宫真的埋藏有大量的水银吗？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始见于《史记》，稍后的《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那么，陵墓中到底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2003年，地质学专家经过反复测试，终于发现秦始皇陵的封土中有“汞异常”现象。该处土壤中含有大范围、强异常的汞含量，而秦陵周围其他地方的土壤汞含量极低。这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真实性。

　　在接下来的物探考古过程中，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刘士毅还发现，秦始皇陵封土堆的汞异常分布别具特色，颇为耐人寻味：北、东方向最强，南、西方向次之。根据秦始皇陵内以水银模拟天下江河湖海的传说推测，这样的分布可能与秦朝时期中国人的江河地理概念有关，也可能与秦始皇到过渤海、徐福东海求取长生不老药有关。考古专家由此进一步推断：《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那么地宫为什么要以大量水银模拟天下的江河湖海呢？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对此的解释为：“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岛，具地理之势。”历史学家的说法更为贴切：一是水银的形态、颜色像水；二是水银有毒，墓中有大量水银存在，微生物不易存活、繁殖，这样遗体、棺椁和陪葬品腐朽的速度会慢一些；三是大量的水银挥发到墓穴的空气中，一旦盗墓者潜入墓室吸进过量的汞蒸汽，轻则肌肉瘫痪、精神失常，重则一命呜呼，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盗的作用。

　　地宫中埋藏的奇珍异宝当然也受到人们热切关注。《史记》中明确记载，秦始皇陵中有“金雁”、“珠玉”、“翡翠”等珍宝。《三辅故事》中说，项羽入关盗掘秦陵时，曾有一只金雁从墓穴中飞出，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几百年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人送一只金雁给名叫张善的官吏。他从金雁上的文字立即判断它出自始皇陵。秦始皇陵也因这个神奇的传说而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秦始皇陵中具体有什么稀世之宝现在不是很清楚。

　　20世纪80年代末，在秦始皇陵地宫的西侧，考古专家们还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装饰上看，都是极为精美、别致的。除了铜车马，考古专家还发掘出了一组木车马。之所以说它是木车马，因为车、马、御官俑等都是用木头制成的，而一些饰物，比如说辔头等，都是用金、银、铜铸成的。地宫的外侧尚且有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地宫内的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美是可想而知的。

　　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对秦始皇陵的发掘断断续续地已经历40多年，发现的主要遗址和遗迹（主要包括帝陵封土、铜车马坑、寝殿、便殿、陪葬墓区、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坑、文俑坑等）中有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但据专家透露，这些重要发现仅是秦陵的“冰山一角”。由于条件所限，秦始皇陵的外城以外地层也只勘探了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地宫中的文物情况知道的还很少。

　　秦始皇陵的核心是地宫，地宫的核心是秦始皇的棺椁，备受瞩目的秦始皇棺椁是铜质还是木质的？对于秦始皇使用什么样的棺椁，早期的《史记》和《汉书》等重要历史典籍均未明确记载。司马迁只以一句“下铜而致椁”一笔带过。于是，学者们据此得出结论：秦始皇使用的是铜棺。但相关文献资料记载，秦始皇的棺椁“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并且“披以珠玉，饰以翡翠”，使得“棺椁之丽，不可胜原”。既然能够“漆涂其外”、“饰以翡翠”，那么棺椁恐怕只能是木质的，因为铜棺或石棺用不着用土漆涂其外，只有木棺才可能使用土漆。就此看来，秦始皇使用木棺的可能性大一些。

　　再者，从先秦及西汉的棺椁制度考察，天子使用“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椁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秦始皇生前自命功高盖世，胜过远古的三皇五帝，不可能放弃“黄肠题凑”的木椁而改用其他棺椁。

　　秦始皇棺椁的材质还没有搞清楚，人们又开始探索秦始皇陵地宫有没有空间的问题。秦始皇陵墓的主持者之一李斯描述地宫时曾说：“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如果他的这段话记载无误，那么地宫明显有个外壳，总体上是一座密封的、真空的大地堡式地宫。但目前的考古勘探结果已经表明，秦始皇陵地宫为竖穴式。墓内可能有“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椁。如果真是竖穴木椁墓，墓道及木椁上部都必须以夯土密封。这样一来，墓室内外就会严严实实，不会再有空间。

　　如果地宫没有空间的说法成立，显然与李斯“叩之空空，如下无状”的表述相矛盾，而相关文献资料则更多地支持“地宫是空的，且有较大的空间”的说法。事实怎样呢？由于目前的考古勘探尚未深入到地宫的主要部位，所以地宫内部是虚是实的谜还没有揭开。

　　人们在关注秦始皇使用的棺椁的同时，更关心的还是秦始皇的遗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其尸体保存之完好令人瞠目结舌。由此，有学者推测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地保存下来。客观上，当时已经具备了保护遗体的技术和手段，但秦始皇遗体是否完好地保存下来呢？多数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当时又正值酷暑时节。根据目前遗体保护的经验，一般遗体保护必须在死者死后即刻着手处理。稍有延误，尸体本身已开始变化，再先进的技术也回天乏术。而秦始皇死后辗转了数千里，才回到咸阳安葬，前后间隔近两个月。史载，李斯等人为了掩饰尸体的臭味，把一石鲍鱼放入运送秦始皇遗体的车帐中，可见，遗体在途中已经开始腐烂。照此推断，秦始皇的遗体不等运回咸阳处理早已面目全非了。所以说，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

　　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指出，秦始皇的遗体完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根据目前在墓中探测到的水银和秦汉时期对人尸体处理的手段分析，保护完整的骨骼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说：“一旦发现其骨殖，我们从骨架当中能提取出秦始皇本人的DNA片断，之后再结合与秦始皇相关的秦的祖先的DNA分析结果，就可以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即秦人的来源问题。”段队长进一步指出，根据秦始皇的骨架还可以复原他的长相。

　　秦始皇的遗体究竟有没有完好保存，以及利用它能做什么，还有待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探索。随着发掘秦始皇陵这个话题的升温，另外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秦始皇陵地宫的防盗设施如何，有没有重重机关和弩箭？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地宫“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按照这个说法，地宫中应该是安装着一套自动发射的暗弩。如果这些文字记载属实，它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防盗器。

　　光靠这段文字还不够，专家们联系当时的秦军装备情况分析，秦代曾生产过连发三箭的弓弩。而且秦陵附近已经出土秦代强弩的箭头，这些箭头为三棱流线型，三个弧面的弧度完全相等，原理类似于今天的子弹头。从力学角度考虑，这类箭头对铠甲有极强的穿透力。另外，从秦兵马俑复原和《六韬》的表述来看，当时秦军中射手所占的比例很大，按最低的说法也有15%，而且射手中弓、弩手的比例为1:2。

　　就以上资料分析，秦始皇地宫中布置弩箭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安放在地宫的暗弩是不是一套自动发射的弓弩（当外界物体碰到机关，弓便会自动发射）值得商榷。到目前为止，能够证明秦代制造自动发射弩箭的资料还很少。所以，秦代何以生产高超的自动发射器仍是一个谜。

　　秦始皇死后子女下落何处？

　　秦始皇死后，他的子女下落如何？几千年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子女三十三人。这三十三人中，除胡亥在赵高、李斯合谋下篡得皇位做了秦二世外，其余32人都死于非命。长子扶苏被篡改的始皇遗诏赐死。胡亥称帝后，怕其他兄长不满开始残酷杀戮他们。史书载有将“六公子戮死于杜”，将十二公子杀戮于咸阳市。公子高被迫为始皇殉葬，公子将闾昆弟3人，被迫“拔剑自刎”。不仅处死了所有的哥哥，胡亥对他的姐妹也下了毒手。

　　近年来秦陵考古的新发现，也为始皇子女的下落找到了线索。1976年10月，在秦陵东侧上焦村附近发现了一组陪葬墓群，共17座，在已发掘的8座中，有7座墓中各有人骨一具，5男2女。经过考察论证，一方面发现墓主为非正常死亡，另一方面发现墓主人是有一定身份的。这些有一定身份而又遭到残酷杀害的墓主都葬在陵园附近，说明他们与陵园陪葬有关。这使人联想到被残酷杀害的秦始皇子女。而且在墓坑中发现了挖墓人烤火的痕迹，这说明当时天气很冷，与胡亥诛杀兄弟姐妹的时令相符。因此，专家分析，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子。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两枚私印，一枚为“荣禄”，出土于男性墓中；一枚为“阳濛”，在女性墓中出土。如果推断正确，则“荣禄”是秦始皇儿子的名字，“阳濛”是秦始皇女儿的名字。随着挖掘的深入，将会有更多的证据，到时候极有可能将秦始皇子女下落之谜解开。

　　孟姜女真的哭倒长城了吗？

　　《孟姜女》传说以故事、歌谣、诗文、戏曲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大地区内流传，有着久远的历史，几乎家喻户晓。它与《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向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但是孟姜女的故事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历史上真有孟姜女哭倒长城一事吗？

　　大多学者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是由《左传》所载春秋时“杞梁之妻哭夫崩城故事”演化而成的，后来以多种文艺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开始研究孟姜女故事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当首推顾颉刚先生。顾颉刚认为，其实孟姜女与万里长城毫无关系，她应该是春秋时的齐国人。孟姜女故事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传说，齐国将领杞梁被委任为攻打莒国的先锋，他是齐国的贵族，不愿受贿，战死疆场。他的妻子善哭在齐国是有名的。她听说自己的丈夫不幸阵亡后，嚎啕大哭，据说她哭杞梁哭得极为哀婉动人，以至把城哭倒了。到了唐代“杞梁妻哭崩城”的故事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个叫贯休的和尚写了一首诗，把杞梁夫妇的故事和秦代修筑长城联系到了一起。从此“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这么一代代流传下来了。因此，顾先生认为孟姜女就是《左传》上所说的“杞梁之妻”，而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春秋时代杞梁之妻故事嬗变而来的。

　　在古松的掩映下，姜女庙孤零零地坐落于山海关外，东望大海，南瞰长城，绵延着历史长河中动人的寻夫故事。

　　不少学者同意顾先生的上述论点，例如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这种民间文学的形式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在《左传》里，杞梁的妻子哭得凄凉；到了战国时期，《礼记·檀弓》写她在路上迎柩而哭；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写得就更夸张了，说她连哭十天，哭到城墙崩塌，最后投水自尽。孟姜女这个极为哀怨动人的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它的变化多姿是必然的。以至于孟姜女的传说由原来的齐国杞梁之妻，逐渐演变，到了隋唐就急剧转变为孟姜女哭倒埋夫尸的万里长城。

　　也有人认为：孟姜女哭倒长城是确有其事，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约公元前549年），而当时的齐国正处在泰山之北。也就是说，孟姜女哭的应该是齐长城，而不是秦始皇修筑的长城。事实上，故事发生时，秦长城尚未修筑，而齐长城西段已在公元前557年以前完成。历史故事产生在山东，齐长城的建筑年代又早于杞梁战死的年代，这时秦长城和其他国家的长城都未建，所以孟姜女哭的长城，只能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

　　但是，有的学者并不认同顾先生关于唐代以来孟姜女故事是由春秋时杞梁之妻演化而来的观点。中国学者路工认为，杞梁妻和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根本不同，其主人公也有许多差异。我们没有理由说孟姜女故事是从《左传》的杞梁妻故事发展来的。我们知道形成孟姜女故事的主要原因，它反映了战争和劳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长城从春秋战国到明代，一直不停止地修建增补，所以每一朝里民间都可能产生像孟姜女这样的故事。“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是经过千万人民集体创作的，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寄托了他们的悲愤与无奈。

　　苏联汉学家鲍·李福清也认为孟姜女的传说与杞梁之妻的传说无关，在1961年出版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一书中还指出，顾颉刚在分析各种有关孟姜女的作品时，并没有把民间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顾颉刚认为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孟姜女传说事实上是在民间产生的，后来才笔之于书，而由于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它的情节才发生了变化。孟姜女传说的记录最早见于唐代的《同贤记》。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情节，最直接、最早见于文献是在唐人所留《琱玉集》转载的《同贤记》。《同贤记》把孟姜女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于秦始皇修筑长城，男主角名叫杞良，是筑城戍守的士兵，因不想再受修筑长城的劳累之苦而决定出逃，但是被人发现了，杞良在仓皇中逃进孟家后园，正好撞到孟家的女儿孟仲姿洗澡。孟仲姿羞愧至极，为了名誉和清白，只好和杞良结婚，二人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久后，杞良回到工地，惨遭不幸被打死，他的遗骸被筑在城中，仲姿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将长城哭倒。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孟姜女传说与武士杞梁之妻的传说无关。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不能机械地拿历史上的人物、事实，对照传说故事中的人物、事实，以证明真实不真实。

　　孟姜女的故事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代文人的共同创作，以至到今天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男女主角的姓名、身世、故事细节、哭城地点，都有不同的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学者们还在争论，目前还难以达成共识。

　　赵高乱秦之谜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很多历史学家有这样的看法：秦朝的覆灭，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多少有些关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写到了赵高的身世：“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长隐宫，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地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呢？这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与“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不谋而合，因而成为秦始皇的心腹。秦始皇出巡途中病重，便让赵高给公子扶苏发送诏书，“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即让扶苏继承皇位。但是诏书还没发出，秦始皇已死，李斯在赵高的威逼利诱下，同他一起伪造了遗诏，扶助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自尽。接着，他千方百计陷害并杀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胡亥继承皇帝大位后，赵高又怂恿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结果赵高帮助胡亥除去了许多秦的宗室大臣，连李斯也难免一死。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被赵高掌握。

　　关于赵高的身世，历来众说纷纭。清人赵翼在《除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中曰：“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了。”他自称，这种观念出自《史记索引》，得到许多人的公认，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就这个观点指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其实这种看法没能很好理解《史记》中所说的“生隐宫”。在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引”的记载说“盖其父犯宫刑”，指出并非是赵翼认为的“自宫以进”，以苦肉计进行报仇。另外，还有一种较新鲜的说法，认为赵高不是“宫人”，因为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逼自己的女儿嫁给二世这一出。

　　因此，有人认为赵翼的观点本意只不过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因为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引”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就算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大相径庭，而“索引”是唐人司马贞所作，其史料价值不能与《史记》并论。《史记·蒙恬列传》原文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是“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实际上指的是秦国王室。《史记》中记载得很明确：“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指出：“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谓“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宗室，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赵高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事实上，赵高乱秦政的故事，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秦始皇的鬼魂在梦中对子婴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这故事以天道轮回为凭，胡编乱造，当然令人难以相信。

　　其实，就算赵高是赵国公子，他曾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将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这一重罪也令他难辞其咎。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就这样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

　　刘邦为何要偷韩信兵符？

　　楚汉战争开始时期，项羽有明显的优势，而刘邦则处于下风。但是，刘邦麾下有一批文臣武将为他卖力，终于转弱为强。其中，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但是，谁曾想到，刘邦这位汉王还曾冒充使者偷过韩信的兵符，确切地说，是“夺”兵符。

　　楚汉战争时，项羽的军队击败彭越后，听到刘邦收复成皋的消息，来不及进一步追击彭越，又挥师西进，再次包围了成皋。在项羽的围攻下，刘邦在成皋不敌，与夏侯婴乘车独自从成皋的北门逃出，渡过黄河至修武（今河南修武县东）。这时韩信和张耳率军伐赵，正在修武一带清除残敌。刘邦逃来后，没敢暴露身份，先在当地驿站住下。第二天一早，自称是刘邦派来的使者，进入韩信和张耳的军营。这时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进入他们的卧帐，将其印符夺过来，然后召集众将领来集合，向他们发布命令。

　　韩信和张耳以为来的是刘邦的使者，可是等他们起床后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刘邦。原来，刘邦只身从成皋逃出，来到韩信和张耳的军营，是想调他们的军队支援成皋的战场。可是他又怕独自一个人来，万一韩信和张耳看到其狼狈相，不听他的命令，不但军队调不成，自己还可能有危险，所以才冒充刘邦的使者，先把韩信和张耳指挥军队的印符夺过来，然后才表明身份。这样刘邦就顺利地夺了他们的兵权，让张耳守赵地，任命韩信为相国，要他在赵国征兵再去进攻齐国。

　　西楚霸王不肯过江东是为虞姬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名作。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因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最终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项羽为何不渡乌江呢？两千多年来，人们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楚霸王不过江东，是因为虞姬已死。

　　项羽的死与虞姬的死有必然联系吗？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学者就认为项羽因“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因而不肯过江，拔剑自刎。这样说很有道理，但单纯说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因为虞姬之死就显得论据不足。而这与《史记》上说的“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以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为八千人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段话一致。“子弟散”，一方面符合他说的“天之亡我”，一方面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原因。项羽即便过江，败局已定。因而，他选择了不渡乌江。

　　曾是刘邦与项羽争霸对峙的地方。

　　但有的学者提出，自固陵战败后，项羽连连败退，退到垓下，垓下突围又逃往东南，一直逃至乌江边。由此可见，他早有退守江东之意，并且是一路逃奔。如果说项羽因失败使江东八千子弟葬送性命而愧对江东父老的话，垓下被围时，“虞姬死而子弟散”，他就应羞愧自杀。渡淮之后从骑仅百余人，至阴陵又迷了路，问一农夫，结果被骗，身陷天泽，被汉军追上。如此狼狈的境遇他也没有羞愧自杀呢！逃至东城，汉骑将之包围数重。尽管他“自度不得脱”，但还是把仅剩的二十八骑组织起来作了一番拼杀，又“亡其两骑”。这时候项羽仍“欲东渡乌江”。因而认为他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岸边时却反而感到羞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似乎有些说不通。项羽的羞愧之心来得太突然，也不合情理，很可能是司马迁为使情节完整而下笔渲染的情节。

　　有人认为项羽不渡乌江是出于一种高贵的品质，是从早日消除人民的战争苦难考虑的。认为项羽认识到了长期内战使人民痛苦不堪，希望这场战争尽早结束。项羽确实曾有结束战争的愿望，也曾想过通过他与刘邦的个人决斗来将战争结束，他觉察到“楚国久相持不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鞍漕”，所以对刘邦说：“天下匈奴长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最后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个性，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通过和谈换取刘邦的让步，以鸿沟为分界。但是刘邦却违约出兵追杀楚军。当项羽失利并且认识到自己无法立即消灭刘邦而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项羽只有牺牲自己以结束数年的残杀。据说，项羽当时还是有可能与刘邦抗衡的。

　　项羽为何乌江不渡？2000多年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历史学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但至今难有定论。

　　汉武帝后宫巫蛊之乱新探

　　在中国古代史上，秦皇汉武被相提并论。汉武帝一生大有作为，但在他在位时又上演了一幕幕巫蛊闹剧，致使皇后、太子、丞相和无数大臣都成为巫蛊的牺牲品，史称“巫蛊之乱”，它成为汉武帝一生洗不清的污点。

　　公孙贺是当时汉朝丞相。为了替儿子赎罪，他答应为汉武帝捉拿阳陵大盗朱安世。朱安世被捉后，为了报复，向汉武帝写了一封揭发公孙贺的信，朱安世在信中写出了公孙贺的种种罪行，甚至说公孙贺密谋要取代皇上；在皇上经常出入的甘泉宫路下埋下木偶，巫蛊皇上。很快，这封信便转到武帝刘彻手中。

　　本性猜忌多疑的刘彻看了这封信，雷霆震怒之下下令火速查究，查究的大事自然由江充负责。江充派手下罗织罪名，趁机把公孙贺的人马一网打尽。公孙贺与敬声一同被捕入狱，严刑拷打，蔓引牵连，使得很多人无端获罪。最终，公孙贺父子惨死狱中。江充还不过瘾，还要灭公孙贺全家，甚至皇后的姐姐卫君儒也未能幸免。

　　这一巫蛊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总怀疑有人用巫蛊术来暗害他。因此，这种迷信猜忌之心又被江充利用了。江充除去了公孙贺后，把矛头指向别的手握重权的皇亲国戚。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都受到牵连，并全部被杀。江充非常得意，又把仇恨的利剑指向曾得罪过自己的太子刘据。

　　一天，武帝神思恍惚，隐隐约约看到几千个木人，手拿着兵器，凶神恶煞般向他袭来。他惊醒后，觉得浑身酸软，毫无力气，锐气精力荡然无存。此后的刘彻，精气散佚，身体一天不及一天。武帝认为此乃巫蛊所致，命江充从速查实。

　　江充和心腹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率领大量爪牙进入后宫，对每一个宫都掘地三尺，搜查木偶，甚至武帝御座下的地面也被挖掘了。太子东宫和皇后中宫，也要挖地三尺。

　　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恼怒万分，但有圣旨在，太子、皇后也只能听之任之。江充分部挖完之后，奏报刘彻，声称在东宫和中宫挖出的木偶为数最多，并且每个木偶身上都写了许多咒语，诅咒武帝，言辞不堪入目。武帝龙颜大怒，可仔细想想又不至于此，便召太子入宫，想要问个究竟。

　　太子得知自己被江充诬告，非常恐惧。刘据清楚武帝偏信江充，打算出城面见父皇，解释清楚。他又有些畏惧，唯恐刘彻不问是非曲直，就置自己于死地。

　　刘据真的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用了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佯称天子使者，收捕江充，一举把江充及其死党杀死。

　　江充被杀死后的当天夜里，太子派心腹假称天子使者，进入皇后居住的未央宫，告知皇后大祸临头，情况危急万分。刘据调用皇后御厩车马、射士，私自派人打开长乐宫中贮备武器的仓库，紧急调用长乐宫卫士，大肆搜捕江充党羽。京师长安乌烟瘴气，宫中血雨腥风，一时天下大乱。

　　太子刘据最终战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出京城长安。丞相刘屈耗率军占领京师后，把这次叛乱的主谋全部缉拿，众多的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石德以及太子家小全部被杀。皇后卫子夫感到脱不了干系，也自杀身亡。

　　不久太子的行踪被发现，太子被迫自缢而死。

　　太子刘据全家死亡殆尽，但武帝想不通，依然派人调查此事。一年后，此事才真相大白。太子真的是无辜，皇后也是冤死，这纯粹是由佞臣江充策划的一场宫廷巫蛊冤案。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巫蛊案使两位太后被杀，两位丞相被腰斩，太子刘据和两位公主、皇孙罹难，加牵连的人前后超过10万人，晚年时汉武帝已感到巫蛊术的危害，了解到太子被巫蛊所害，遂诛灭江充家族，继而筑“思子台”，并在太子蒙难处筑“归来望思台”。武帝在思子台上老泪纵横，品尝自己一手酿成的苦果。

　　李广为何难封？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诗中的“飞将”是指汉朝的将军李广。李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生征战无数，为汉王朝立下了累累战功。然而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又在那样一个帝王开疆拓土、以封侯赐爵奖励军功的年代，却始终没有得到封侯，后世遂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一说，文人亦用以慨叹自己的命运。

　　李广为何终不能得封侯？

　　唐代诗人卢纶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即讲李广射石这件事，极力称赞李将军的高超箭术和神勇。

　　一说认为李广之所以不得封侯乃是因为“杀已降”。李广在世的时候，眼看着身边的大大小小的将领都已经封功授爵，而自己身经百战却始终身居下僚，心里感到十分疑惑。于是他找到“操望气之业”（相面）的王朔，请教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王朔问李广平生可有憾事，李广自言说任陇西太守时，曾杀过已经投降的八百名羌人，这是自己最后悔的事。针对此，王朔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封侯者也。”这个看法在日本史学界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赞成。但是这一说法明显带有强烈的唯心论色彩，且王朔不过是以李广之憾事来消除李广心中不得封侯的怨气罢了。国内持此说法的人不多。

　　明人董份认为，“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杀降也，亦浅中少大度耳，其不侯故宜”，认为李广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此不得封侯。此说是以李广“杀霸陵尉”为依据的。史料记载李广曾因兵败而丢了将军的职位，被贬为庶人的李广一天夜晚回家路过霸陵亭。霸陵尉不予放行，李广手下的人说情道：“这是过去的李将军。”酒醉的霸陵尉轻蔑地回敬道：“当今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过去的将军！”后来李广复职，很快就借故杀了霸陵尉。董份以此认为李广乃“少大度”之人，所以功名不成。

　　宋朝人黄震则以为：“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即认为李广是一个常败将军，因此自然得不到封赏。司马光也持这种说法，认为当时的将军程不识虽然没有功劳，但是也没有失败，而李广却经常使军队陷于覆亡之境地，既然如此，当然不能封侯。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做出此说的依据多是《史记》，但是司马迁写《李将军列传》的时候仅仅记载了李广一生中的几次战事，而不是说李广大小七十余战，一无战功。倘若李广屡战屡败，司马迁何以称他为“名将”，匈奴兵何以敬畏地称之为“飞将军”？

　　一说认为李广“治军不严”，所以受此冷遇。宋朝人何去非认为，“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而广每至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这种说法显然也经不起推敲，因为何去非显然忽略了李广本人小事上可能不拘一格，但是对征战大事还是肃审慎严的，并且他的部下也个个愿意为之冲锋陷阵。并且，所谓李广“治军不严”的说法，不过是和程不识的治军整严相对而言。而司马迁明确指出，李广和程不识一样都是好将军，不过是治军方式不同而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广的不公平待遇乃是由于汉武帝的偏见和卫青的压制。李广数次征战失利，使汉武帝对他产生了偏见，觉得他“数奇”（即不吉利），不胜重任。所以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时，汉武帝就嘱咐统帅卫青，不让李广居前夺首功。卫青也出于私心，让好朋友公孙敖出任前锋，代替了身为前将军的李广，致使李广失道触犯军律，遂自刎而死。这种说法从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军事上探索原因，视野较为开阔，但是依然有很多的疑点。

　　李广自杀前慨而言“岂非天哉！”王维亦在诗中感叹“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然而真的是一句“天意”就能解释了吗？李广悲剧的一生，犹让今人唏嘘着。“李广难封”之谜的揭开，也许能让人稍微释怀吧。

　　西汉大将军李陵投降匈奴之谜

　　李陵（？～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年轻时为侍中建章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向汉武帝请求攻打匈奴，收复国土。汉武帝很欣赏他这种勇气，就准奏了这次军事行动。

　　李陵于这年九月率5000人从居延出发，经过了30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浚稽山（约在阿尔泰山脉中段），在山下遇到了匈奴的军队。单于用3万大军包围了李陵军，李陵命令前队的人拿盾和戟，后队的人都持弓弩。他下令：“听到鼓声就向前冲，听到锣声就停止。”匈奴见汉军少，就一直向前挺进。李陵指挥弓弩手，千弩齐发，单于的士兵顷刻间死伤一大片，匈奴兵顿时大乱，急急忙忙向山上逃跑。汉军乘胜追击，杀死匈奴数千人。

　　就在这节骨眼上，李陵军中有一个叫管敢的兵士，被李陵的校尉韩延年辱骂，一气之下跑去向匈奴投降。他还向匈奴讨好，对单于说：“李陵的军队没有后备支援，弓矢也快用完了。”管敢还把李陵的排兵布阵告诉了单于。

　　由于单于洞悉了李陵的虚实，知道他是孤军作战，便放心大胆起来。他还按照管敢的主意，用许多骑兵攻打李陵。李陵率汉军向南走，还没有到鞮汗山，弓矢都用光了，汉军被单于困在峡谷中。单于乘机用垒石攻打，汉军死伤惨重。最后致使李陵被擒。此时，边关便报李陵降敌。

　　汉武帝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恼怒。朝中大臣也都大骂李陵。单单太史令司马迁对皇上说：“李陵这个人诚实而讲求信义，他为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现在他处境不幸，我们应同情他。况且，李陵只带步兵5000人，面对匈奴8万大军，转战千里，弹尽粮绝，赤手空拳同敌人拼搏。这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现在身陷匈奴，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晓他的战绩，他不死，估计是还想再为汉朝立功。”

　　司马迁的一番话，非但没打动皇上的心，皇上反而定司马迁“为陵游说”之罪，处以宫刑。从此，司马迁打消了仕进的念头，忍辱负重，专心致志撰写《史记》，以此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懑。

　　那么李陵为什么向匈奴投降呢？事实是李陵在匈奴数年杳无音信，皇上派公孙敖带兵去设法抢回李陵。公孙敖去匈奴后无功而返，为了回复皇上、完成任务，他带回了关于李陵的消息，告诉皇上说：“听说李陵在那边训练匈奴兵，要攻打汉朝。”皇上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命人把李陵母亲、李陵弟弟及李陵的妻儿都杀了。其实，替匈奴训练士兵的人是李绪，一位早年投降匈奴的汉都尉，公孙敖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就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后来，李陵宴请苏武，李陵给苏武斟满酒说：“你不降匈奴，忍辱负重，名扬天下，功劳盖世。”李陵推心置腹地告诉苏武说：“我投降的目的原本是想找机会劫持单于，为国家效劳。却不料汉皇不了解我的心志，杀了我的老母和妻儿，绝了我的归路。”苏武说：“过去，我深知老友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但现在你的处境不同过去，是非功过，也只好由人们去评说。但是我决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

　　李陵听苏武说完后，长叹一声：“比起苏君来，我这个人真如粪土一般。”说罢，热泪纵横，起身吟唱了一首《别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曲歌罢，李陵朝着南方跪拜不起，苏武望着他，叹息不止。这就是李陵“身在异族心在汉”的故事。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演绎“凤求凰”

　　司马相如在成都时，无事可做，家中又很清贫，于是便投靠了在临邛做县令的友人王吉。王吉很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华，见他如此落魄，便决定帮他。

　　王吉每天早上都到相如的住所都亭来向他问安。起初相如还出来相见，数月之后便称病谢绝。

　　王吉仍每日必来，从不怠慢。此事在当地很快就传开了，此地的富商们暗想此人竟有如此势力，连县令都这般尊敬他，不免心生势利，纷纷前来攀附。

　　临邛这地方富人很多，以卓王孙、程郑最为出名。他们两人都是以冶铁为主，并与滇蜀一带进行贸易，算得上富甲一方。他们听说县令非常尊敬司马相如，便置办酒席，准备迎接贵客，以尽地主之谊。于是，诸人选定吉日，就在卓王孙家摆设酒宴，款待司马相如。

　　卓王孙有一个女儿叫卓文君，年方十七。她面容姣好，肌肤柔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称得上是一位女中才子。她本已出嫁，但丈夫很快就死了，只好回到娘家。父亲想为她另择郎君，但没有一个能令她满意。当她得知父亲要宴请贵客时，不觉暗中留意。

　　宴客那天，卓王孙一早就穿戴整齐地等候客人。一班宾客陆续到齐，连县令王吉都来了，只差司马相如一人。谁知司马相如称病谢绝，王吉只得亲自去接。过了许久，相如才随王吉而来。当风度翩翩的司马相如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满座宾客无不叹服。卓文君在暗中观看良久，见相如相貌清秀、举止优雅，心中不觉生出爱慕之情。谁知正在她看得忘情之时，不小心露出面容，被相如一眼瞧见。

　　席间，为了助兴，司马相如弹了一曲《凤求凰》。众人只听见琴声悠扬，都拍手叫好，却不知此曲的意境。惟有卓文君深谙音律，感到相如在琴中似乎在向自己暗示什么，暗自点头会意。原来司马相如见卓文君貌美如花，不禁动了爱慕之心，便将心事写入琴曲中向她表白。其辞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凰楼，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宴席散后，卓文君回到房中，一边想着司马相如，一边揣摹琴中之意。这时，她身边的一个丫环受司马相如之托，把相如钟情于卓文君、欲娶她为妻的想法对卓文君说了。卓文君非常高兴，琢磨着怎样才能成就这段姻缘。卓文君不愧是才女，她想起琴曲最末一句“中夜相从别有谁”，领悟到这是相如在暗示她于夜间私奔，觉得这是万全之策。她决定为爱情献身，于是收拾细软到都亭与相如会合。二人乘车逃离临邛，往成都急驰而去。

　　司马相如家中本来是很清贫的，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因他俩私奔，脸上无光，非常愤怒，拒绝接济他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走投无路，在成都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于是变卖掉所有家产，又回到临邛，挂牌开起了酒店。其实开酒店本是正当买卖，无可厚非，可是相如偏偏令卓文君整日浓妆艳抹，来到店前，当垆卖酒。相如自己也是一身店小二的打扮，和店中伙计一起洗刷杯盘，兼做杂事。

　　卓王孙听说后羞愧不堪，心想女儿做此下贱之事，自己也没脸见人了，只好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后来经亲朋好友的劝说，卓王孙才承认了这门婚事，分给他们一百个家僮以及百万家财。相如与卓文君重新回到成都。

　　相如回到成都后，将所得资财用来购置田宅、雇佣奴仆，他从一个家徒四壁的穷人一下子变成腰缠万贯的富人。后来，他又被汉武帝所召见。武帝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让他侍奉左右，并封他为中郎将。司马相如也不负武帝厚望，先后写下了《上林赋》等名赋；后来又受命出使西夷，说服西夷归附，政绩斐然。

　　司马相如两次接受岳父卓王孙所赠送的财产，家道富足；在朝廷中也是身居高位，为汉武帝所器重；在文学上，他又是汉赋大家，仰慕者不计其数。后来他因不愿追逐名利，便辞官回家，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然而司马相如生性好色，既得美人卓文君，又想聘茂陵人家的女儿为妾。卓文君知道后，怨恨相如薄情寡义，遂作《白头吟》一首，想和相如一刀两断。其诗云：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日沟头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女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

　　相如见此诗，知道卓文君真的生气了，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二人终得白头偕老。

　　司马迁死因之谜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50万文字的巨著《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于《史记》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历代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众多，论著不断涌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死因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

　　正史中未记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是善终的证明，有人则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并非寿终正寝。他是在遭受腐刑之后，怀着悲愤和憎恨之情写作《史记》的，书中多处流露出对西汉王朝特别是对汉武帝的不满，因此极有可能是被陷害致死的。

　　《汉书》记载司马迁受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可说是“载卿相之列”。但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这两种观点至今针锋相对，不能判定谁是谁非。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治巫蛊使者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怨，想要借武帝之手杀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先治巫蛊之狱，转而治太子死之狱。这场灾难牵涉到很多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

　　还有人认为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因为《史记》各篇里都有汉世宗谥号“武帝”。如果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又怎会知其谥号？

　　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还是因“巫蛊之狱”累及而死，或是平安活到武帝之后，至今难有定论。

　　王莽真的是“大奸似忠”吗？

　　西汉末年，王莽杀帝篡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一个自幼家境贫寒、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的落魄贵族，靠着往上爬的那股野心，忍气吞声，以各种手段“指佛烧香”，终于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这样一个人，当然是个“大奸似忠”的人物，不奸，不会杀帝篡位；不忠，难以蒙蔽他人，他是以奸心扮忠样，从而成就了他的野心梦想。

　　为了出人头地，王莽一面努力读书，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一面拼命巴结叔伯，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栽培。对于担任大司马将军的大伯王凤，王莽视若父亲。王凤生病时，他拼命献殷勤，亲尝汤药，端屎端尿，终于感动了王凤。王凤临死前向太后和汉成帝推荐了王莽。王莽扮“孝”初见成果，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开始步入仕途。在一般人眼里，惟有孝才能忠，因而王莽日后继续巴结众位伯叔、姑母，没过几年，就成了皇帝的亲近侍从。又过了几年，王莽代替王根成了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王莽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私下里用心搜罗党羽，凡是来投奔的全收下，让他们做官。还把封邑里的钱粮送给宾客，而他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艰苦的生活。这样，王莽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名声就在朝廷里传开了。朝廷里的大官都在皇帝面前夸王莽，他的宾客、名士到处替他吹嘘。王莽好像真的成了人们心中的“大忠”之人。但不久，他的“奸心”便开始暴露了，当然，他还是打着“忠”的幌子，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收买人心。甚至曾有40多万人联名上书称颂他的“功德”。

　　除了毒杀汉平帝，逼太皇太后让自己登基以外，他一如既往地扮“忠”。做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下令变法，可惜变法的结果是激起民乱，最终被商人杜吴杀死。由此可见，再“大奸似忠”，也终有暴露的一天。

　　第二节 文化迷踪

　　《吕氏春秋》究竟成书于何年？

　　《史记·吕不韦列传》曾载：“《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便是有名的“一字千金”之说。此书的编纂者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通过经商成为大贾，“家累千金”。庄襄王作了秦王后，拜吕不韦为相，以酬谢其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在秦执政期间，吕不韦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综合各派学说之长，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三部分，即《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至今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

　　第一，作于秦八年说。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吕不韦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习惯将序作于书作成后，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当然可信。

　　第二，作于秦十年说。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的《正义》说：“即《吕氏春秋》。”也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司马迁可以用其作《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证明自己《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

　　究竟哪一个说法符合历史的真相，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历史上有无徐福东渡日本之事？

　　“蓬莱”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三千名童男童女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而得名。自唐开元年始，它就被命名为“蓬莱乡”，风景秀丽，有“海上仙境”的美称。据说秦始皇十分憧憬得到服后可以成仙的仙草“养神芝”，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庚。于是授命徐福东渡为他寻找不老仙药。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注明徐福是个读书人，除了读儒书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关于阴阳五行、修真炼丹等方面的书籍。他交游非常广泛，当时和齐国的侯生、燕国的卢生交情甚好。

　　然而，历史上对徐福东渡到底到了何方却有争论，有人说去了日本，有人说去了南洋，也有人说到了美洲，更有人说到了海南岛。这当中，呼声最高的是说徐福当年东渡去了日本。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最有权威性的两部史书，这两本史书中都有记载徐福东渡日本，其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此外，五代后周时期义楚和尚所写《义楚六帖》中说：“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民。”证明徐福东渡地是日本。而宋代欧阳修和司马光文集等都有相似的记载，他们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还提到了日本的徐福祠。民间传说就更多了：徐福东渡是公元前中国历史上的壮举，秦始皇派徐福三次东渡求仙药，徐福求药不成，却把秦帝国高度发展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还有冶炼、农耕、建筑、医药、文字、货币、宗教、武术、服饰、瓷器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日本，还带去了一批谷物种子粮食等，对于开发、发展日本的生产力是十分有利的，三千人繁衍生息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此，日本也有大量的史志记载：《富士古文书》：“徐福一行奉秦始皇之命，到富士山取不老长寿药，因以居也。”《国文通考》有如下记述：“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传为徐福居住之旧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颇具说服力的是，当时徐福的东渡出发点千童镇有一项闻名遐迩的民间文艺活动“信子”，在偌大中国是独此一家，而在日本也有，只是名叫“尸子”；而现在仍保留有徐福墓、徐福祠的日本新宫市，至今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此外，还有人根据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海上往来，海船的营造规模和古文物发掘，推测了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路线。

　　徐福在日本的地位很高，从九州到本州的二十多处地点，流传着有关徐福的登陆地点、活动遗迹、祠庙和墓葬等传说，同类遗迹往往重复地见于多处地点，并且长期以来成为民间信仰崇拜的对象。尤其日本各地民众，称徐福为“王”，并尊他为“弥生文化的旗手”。日本现有徐福陵墓5座，祭祀庙祠37座，因徐福登临而得名的蓬莱山有13座，各种遗址和出土文物数以百计，各地历代传承和近代成立的徐福纪念组织和研究机构就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个，以秦和徐为姓氏的有17个。在日本的佐贺、新宫、富士吉田这三个地方，祭祀徐福不仅是当地民众的重要信仰，而且已发展成重要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参加徐福祭祀和纪念活动的，不仅有工、商、学、军和各界著名人士及民众，还有政界官员等。

　　徐福出海并东渡日本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历来为中日学界所重视。中外文献对徐福航海并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都给予肯定性评价。

　　但是有些中日学者也对徐福东渡日本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秦始皇灭六国后，中国人为了逃避秦始皇的暴政，大量移民日本，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徐福及其率领的童男童女们；徐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还有学者认为新宫市的徐福墓和其他遗迹都是后人伪造的。有的日本学者还做了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由于汉唐以后，日本和尚常到中国散布徐福的故事，被人不辨真伪地记入书中，发展到后来，人们就对这样的传说深信不疑了。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了美洲：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岩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这些古代文物当是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

　　迷雾茫茫，徐福东渡究竟是不是去了日本，至今仍然是一个解答不出的谜。

　　徐福故里在哪里？

　　关于徐福故里，也就是说徐福究竟是我国什么地方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笼统地说他是“齐人”。问题是“齐”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称谓广泛的地域概念，它既可指战国时期的“齐国”，也包含有“齐地”的含义，甚至还包括秦朝的“齐郡”。根据史书对“齐国”、“齐地”、“齐郡”的界定，史学家推测：如果“齐人”指齐国之人，那么现在的江苏赣榆、琅玡、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等都包括在内；如果指“齐地人”，赣榆则被排除在外，而只包括琅玡、黄县；如果是指“齐郡”，则琅玡也被排除，只有黄县可能。由于《史记》记载的笼统和“齐地”含义的丰富，后世学者对徐福故里的确认，难免产生分歧。

　　1982年6月，江苏省赣榆县在进行地名普查工作时，发现有个“徐阜村原名为徐福村”，调查现存的嘉庆元年《赣榆县志》和几种乾隆年间的“宗谱”，也都证实该村原名为“徐福村”。通过实地考察还发现，在这里的乡民中间，至今还广泛流传着徐福的许多事迹，比如说他是个会针灸和医药的名医，救治过许多乡亲，后来被秦始皇派到海外寻求仙药，从此一去不返。乡人为了纪念他的恩德，还在村上建有徐福庙。

　　有关学者据此推断，《史记》中的“齐人”，应指齐国之人，位于江苏赣榆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处的徐阜村就是徐福的故里。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徐福村”的记载多为附会之词，不足为凭。首先，徐福村肯定不是秦代的村名，因为村一级的建制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秦代县以下基层建制为乡、里。经考古发现，在这里出土的遗物也仅仅是汉代时的；其次，按照中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习俗，后人为了纪念徐福为其建造庙宇可以理解，但以徐福名字为村名，使其死后被人千呼万叫，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与封建社会的避讳观念完全相悖。另外，赣榆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为齐国的土地，而到秦灭六国时，赣榆为楚国领土，这与《史记》所载之“齐人徐福”之“齐人”，诚为不相关之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徐福村很可能是以讹传讹，根据史书附会而来，相沿至今的。所以，江苏赣榆徐阜村不可能是徐福故里。

　　那么，徐福故里会是什么地方呢？有的学者认为徐福故里应是汉代的徐乡县，故城在今山东龙口市黄县镇西北。因为，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史记》称徐福为“齐人”，从黄县的历史地理沿革看，自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该地一直为齐国疆域；秦统一六国后，黄县隶属齐郡，与《史记》“齐人徐巿”的记载也完全一致。另外，《史记封禅书》又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燕齐海上之方士。”这段记载表明，黄县在先秦时期方术就极为盛行，炼丹求仙之人甚多，与徐福前往“三神仙”求取仙药的背景完全相符。再者，《汉书地理志》记载：“东莱郡有县十七……徐乡。”而关于徐乡县的由来，元代研究齐国史地的著名学者于钦在《齐乘》中明确指出：“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这就是说，这个县因徐福求仙而得名，徐乡就是徐福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今龙口市乡城镇东村发现了徐乡故城遗址，证实文献记载不假。并且至今在黄县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徐福入海求取仙药的故事，全县境内与这一事件有可能相关的村庄达20余处，比如徐家庄、登瀛村、海庙徐家等，每个地方还都流传着与徐福紧密相关的故事。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为秦齐郡黄县徐乡（今龙口市乡城镇）人。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因为于钦在《齐乘》中说“盖以徐福求仙为名”，“盖”乃大概，可能之意，表明作者也只是臆测，并不肯定。至于说资料记载、考古发现等依据也并非黄县一地所有，因此龙口市黄县镇也不一定就是徐福故里。此外，还有徐福是琅玡人的说法，不过也只是依据史料的猜测，难以定论。

　　由此看来，徐福故里在哪里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也难免会继续下去。

　　秦始皇传国玉玺下落追踪

　　玉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其自身也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随着朝代的更迭，玉玺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显示其志高无上的权威而令玉工孙寿为其刻制了一枚国玺。国玺是以闻名天下的和氏璧刻成，玺方四寸，其上盘曲巨龙，李斯手书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形如“龙凤鸟鱼”之状的篆字镌刻其上。

　　“玺”和“印”在秦汉之前并无尊卑之分。自秦始皇后，玺成为皇帝专用。因为它是用玉刻成的，所以国玺又称玉玺。

　　凭此玉玺秦始皇原想将皇位代代相传，没想到秦二世便亡国了。从此，这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也便成为历代帝王争夺的对象。他们为这块玉玺而钩心斗角，互相厮杀。

　　在秦朝末期，刘邦进入咸阳，子婴在举行了投降仪式后将传国玉玺献给了刘邦。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他命其弟王舜进宫向其姑母孝元太后逼索传国玉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掷到地上，撞破了一角。玉莽用纯金把撞去的一角补上。王莽失败后，传国玉玺落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之手。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却把传国玉玺丢失了。后来孙坚攻入长沙，在城南甄官井捞出一宫女尸体，从其项下锦囊中的一个金锁锁着的小匣子内发现了玉玺。孙坚死后，袁术拘捕了孙坚妻子而夺得玉玺。袁术兵败身亡后，传国玉玺落入曹操之手。西晋统一后，司马炎得到了玉玺。西晋灭亡之后，玉玺流落到北方十六国。后来，有人将传国玉玺献给了东晋皇帝。东晋灭亡后，玉玺被刘裕得到，开始在南朝宋、齐、梁、陈中流传。隋文帝灭陈后，获得传国玉玺。隋末，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玉玺落入宇文化及手中。宇文化及兵败后，窦建德得到玉玺。窦兵败后，唐高祖李渊又得到玉玺。从此以后，玉玺在唐传了370年。最后，玺被后梁皇帝朱温获得。梁之后，玉玺归后唐。公元963年，石敬瑭勾结契丹耶律德光攻打洛阳。后唐废帝李从珂见失败已成定局，便带着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了。传国玉玺从此便没了踪影。

　　随着时间的发展，一度失踪的玉玺据说又重现人间，并被元顺帝的后人博硕克图汗得到。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林丹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认为这玺应属于他，便用武力把它从博硕克图汗手中夺了过来。后来玉玺又被皇太极用武力夺去。皇太极得到之后，才发现玺上刻的是“制诰之宝”，并非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但皇太极为了宣扬“天命所归”，对外仍称获得了传国玉玺，于是改“金”为“清”，建立了大清国。后来清朝统一了天下，就将这颗假传国玉玺当成了清朝传国的宝物了。这是关于玉玺下落的第一种说法。

　　除此之外，还传说北宋时咸阳的一位农民耕地时发现一方玉印，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当时的宰相蔡京得知这一消息后，命拿来考证。最后他宣称这就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此事曾轰动一时。到后来这块玉玺被一位曾在美国侨居多年的国民党军官得到了。“文革”期间，这位军官要在澳门出售这块玉玺，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愿收购这块玉玺捐赠给祖国。但经专家鉴证后说这方玉玺是赝品。此后也有一些关于玉玺下落的传说，但真实性都值得怀疑。

　　唯一能肯定的是，秦始皇的传国玉玺肯定尚在人间。因为据专家介绍，用来雕制传国玉玺的和氏璧是玉石中的“柱长石”，能耐1300摄氏度的高温，所以一般火焚化不了它。由此说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方传国玉玺会真的重现人间。到那时，关于玉玺下落的谜团就会解开了。

　　阿房宫为何取名“阿房”？

　　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自以为功德盖过三皇五帝，于是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供自己享用。所建的宫殿中规模最大的便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此殿“东西五百丈，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阿房宫汇聚了当时全国各地宫殿建筑的优点，规模空前，气势宏伟。其“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蔚为大观”。《汉书·贾山传》中记载：“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挠，为宫室之丽至于此。”

　　那么，这座宫殿为何取名“阿房”？历代记载说法不一。查考发现，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阿房”一名是由于宫址靠近咸阳而得名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阿房宫亦曰阿城，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一十四里。按宫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城东南面也。”所以，颜师古说：“阿，近也，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房。”

　　第二种观点则是从阿房宫的建筑风格加以分析，认为“阿房”一名是根据“四阿旁广”的形状来命名的。阿，在古意中有“曲处、曲隔、庭之曲”的解释。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说此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正体现了阿房宫“阿”的特点。所以《史记·秦始皇本纪索引》中解释此宫名时说：“此从其形命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阿房”一名是由于宫殿建筑在大陵上而取名。这一观点出自《汉书·贾山传》，传中注释为：“阿者，大陵也，取名阿房，其言是高若于阿上为房。”意思是，阿房宫因宫殿建筑在大陵上而取名。考古发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古阿房宫的遗址所在地是西安市郊约15公里的阿房村一带。发掘的遗址表明，当年的阿房宫坐落在地势高峻的丘陵上，至今这里还有宫殿的高大地基。另外，在阿房村南附近，有一个宫殿遗留的大土台基，周长31米，高约20米；据考证在村西南还有一个是阿房宫前殿遗址的高大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长500～600米，最高处8米左右。阿房宫就是建在这些高大的台基之上。

　　上面的三种观点都言之凿凿，很难判定孰是孰非。所以，这座千古留名的宫殿的取名之谜，只能等待后人的进一步发现了。

　　秦兵马俑主人到底是谁？

　　1974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掘出土了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四号坑组成的大型地下兵马俑军阵。这就是令世人惊叹叫绝的秦兵马俑，堪称“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最著名的一号俑坑，由6000件陶人、陶马组成一个长方形军阵。整个军阵由三部分组成：前面是210个弓弩手组成的前锋部队，中间是6000人的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后面是35乘驷马战车，战车两侧各有一排保护驭手的侧翼部队。这些武士俑身高1.75～1.95米，均按秦军将士形象塑造，体格魁伟，服饰逼真，神态生动。他们手执戈、矛、戟、铩等各种兵器，严阵以待。陶马则高1.5米，长2米，高大健壮，肌肉丰满，表情机警，栩栩如生，匹匹都如同即将奔赴疆场的骏马。经判断，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为“指挥部”，四号坑为“中军”。

　　人们认为，只有统一全国的秦始皇，才具有组织和指挥这支钢铁队伍的气度和能力。秦始皇死后，有这么一支驻扎在京城内外的大军。因此，这些俑坑就应该是秦始皇的陪葬坑，这些兵马俑毫无疑义就是他的殉葬品。

　　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俑、陶马均仿真人、真马大小，再配以木制的战车、实用的兵器，把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熊虎之师生动传神地再现出来，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念碑性质的军阵群塑。

　　可是，有人经考证否定了这个结论，提出了一堆疑问，使这个公认的看法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谜团。

　　其一，军阵之谜。

　　在一号坑和二号坑里，发掘出战车。它们和步兵、骑兵组成方阵，形成一种作战方式。但是在《文献通考》、《菽园杂记》、《淮南子》和《史记》等古籍记载中，那不是秦始皇时期的军阵。那么，兵马俑也就不该属于秦始皇了。

　　其二，武士之谜。

　　四个俑坑中的大部分兵士均身穿战袍，腿扎行膝，足登浅履，精梳着各种头髻，没有一个人戴攻坚作战的头盔，没有着护身铠甲。秦始皇怎么能用这样无战斗力的军队征战南北吗？

　　其三，武器之谜。

　　秦统一六国后，为防止旧贵族反叛，下令收缴全国的兵器，铸成钟座和各重24万斤的12个大铜人，违者诛杀。然而，在兵马俑坑中竟出土了大批的步兵使用的矛、戟、铍等长柄武器及弩弓。这都是违禁的。因此，当时的人是不可能如此做的。

　　其四，服饰颜色之谜。

　　秦统一六国之后，规定“衣服、旌旗、节旗皆为尚黑”的制度，一律着黑色。可是俑坑中的武士俑们，身上穿的却是五颜六色的衣服，不符合历史事实。

　　那么，到底兵马俑的主人是谁呢？

　　学者陈景元在《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发表的《秦俑新探》一文中详细考证了俑坑中出土的铜铖的年代顺序和武士俑身上的铭文，认定这些兵马俑属于秦昭王之母——秦宣太后。这位太后本是楚国人，生前嫁到秦国，专权41年。这些兵马俑是她的仪仗队，是护送她的亡灵回老家的。

　　然而，上海《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2期发表刘修明的文章，对上述说法又提出两个问题，使这个说法难以成立。其一，俑坑出土的兵器比秦宣太后晚50年。谁也不会把当代的新式兵器加到半个世纪前的死者的坟墓中去。兵器之一名为“相邦吕不韦戈”，属于秦始皇时代的三年、四年、五年、七年之物。兵器之二名为“寺工”长铍，“寺工”一词最早出现在秦始皇二年，是专铸墓葬兵器的官署。况且这些兵器出土时，土层并没有被挖掘过的痕迹。其二是秦宣太后的葬地。《史记》中明确记载“宣太后死，葬芷阳骊山”。实际上，芷阳在骊山南麓，而兵马俑坑在骊山北麓，方向正好相反。一个是言之凿凿的史实，一个是明确无误的实地，结论根本不同。

　　兵马俑的主人究竟是谁？这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王昭君为何出塞？

　　“千门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是大诗人杜甫写王昭君的著名诗句。王昭君是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西汉时出塞到匈奴。有关昭君出塞的史料，《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正史中都有所记载，但是，关于昭君出塞的原因，却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昭君出塞首见于《汉书·匈奴传》。该传记载说：“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昭君出塞后大约460多年，范晔在其《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又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解释了昭君出塞的原因，说她入宫后多年未受召幸，因而心生怨愤，正当此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到汉宫求亲，于是昭君就向元帝求行，自愿合番。临行前，“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元帝被昭君的美貌震惊，非常后悔，但是又没办法失信于匈奴，所以只好让她去了匈奴。范晔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指出昭君出塞的原因是她多年不得见幸于皇上，在怨愤的情况下自愿合番的。而后代文人在此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添枝加蔓，逐渐演化成一个个情节丰满的昭君出塞故事，而各种故事关于昭君出塞的原因又不尽相同。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昭君受奸人陷害不得不去匈奴。据说，汉元帝有很多的后宫佳丽，因此不可能常见到每个宫女。于是他让画工给各个宫女画像，按照画像选召宫女。宫女们为了能被皇帝召幸，不惜重金贿赂画工，希望把自己画得漂亮些。初入宫廷的昭君未得此道，又自恃貌美，不愁皇帝不召见。所以当画工毛延寿给自己画像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贿赂毛延寿，相反还对他的暗示加以讽刺。毛延寿很生气，所以就把昭君画得很丑。就这样昭君在后宫消磨了几年青春。

　　恰好这时候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要求娶汉家女子为妻。元帝正愁无法抵御匈奴的侵犯，见呼韩邪单于来朝求娶，觉得正是开展和亲外交的好时机，立刻就赐其五名宫女。昭君久居深宫，寂寞冷清，积怨很深，于是她主动要求远嫁匈奴。汉元帝见有如此主动的宫女，马上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辞行的大会上，昭君将自己盛装打扮，她的明艳动人令满庭佳丽黯然失色。元帝见到昭君惊叹不已，非常后悔，但是既然已经将她许给匈奴王，自然君无戏言，所以只好忍痛割爱，让她出塞和亲。但失去如此绝代佳人使他大为恼火，于是杀掉了索贿作弊的画工毛延寿。

　　据史载，昭君的和亲使汉匈关系从此和睦，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昭君本人也很受呼韩邪单于的宠爱，称其为“宁胡阏氏”，意思是说通过这次和亲，将与汉家建立永远和好安宁的关系。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为竟宁元年，表示取得永久和平相处的局面。

　　这个故事描写了一个弱女子牺牲个人以保护国家，并且是在满怀怨愤的情况下远嫁塞外，因而昭君赢得了后世的同声叹息。但是这个带有唯美倾向的故事往往被认为是文人骚客抒发自己对君主不满的方式。并且有人查证，这个故事中的一些情节与史实是有出入的。

　　首先，匈奴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征讨以及内部的纷争，势力已经大减，到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曾两次到长安觐见汉皇，决心归依汉朝，协助汉朝征服保护边境，因此这个时候边境形势已经趋于和平安宁。等到汉元帝即位的时候边境已经安宁，这才是改年号竟宁的原因。并且正是竟宁元年时呼韩邪单于来朝求亲，说明并不是因为昭君的出塞使边境安宁。

　　其次，毛延寿索贿不成报复王昭君的说法，很可能源于笔记体小说《西京杂记》。这本书是由晋代好事的文人缀合而成的，成书时间距昭君时代有300多年。画工丑化昭君而被杀的故事本来是小说家言，而后世又将《西京杂记》中所列六名画工之首的毛延寿当作导致昭君悲剧的罪魁祸首，更是有附会的嫌疑。

　　第三种说法更为浪漫，颇似后来唐玄宗痛舍杨贵妃的情节。

　　这个说法说，才貌双全的昭君与汉元帝一见钟情，恩爱无比。而画工毛延寿获罪朝廷后逃窜到匈奴，向单于献上昭君的画像，并盛赞昭君之美貌。单于于是向汉朝强索昭君，并欲发动战争。元帝最后迫不得已，割爱送昭君出关。单于得到昭君后，对昭君宠爱有加，并主动与汉室和善，送解毛延寿归汉，为元帝所斩。后元帝因思念昭君，恹恹成疾，当年就死去了。两年后，昭君因不愿改嫁而保节自尽。后人对昭君出塞对边境安宁所作出的贡献推崇备至，写诗赞道：“为救苍生离水火，甘教薄命葬烟尘”，“将军杖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战死生留俱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等，高度赞扬了昭君的忠君爱国精神。元代散曲家白朴曾有《汉宫秋》传世，大致采用此说，只是写昭君在去匈奴的途中，投水自尽，更为悲壮。

　　关于昭君出塞原因的说法，民间传说和史籍记载各不相同，有些不乏为后世杜撰的东西，因此可信度不高。但是由于史料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记载，所以昭君出塞的原因依旧是一个谜。杜甫说“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也许，昭君的青冢只能在历史中继续诉说自己的故事了。

　　造纸术始于蔡伦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薄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里。《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乃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渔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已逸）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实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绝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又名金关纸，1973年甘肃省居延金关遗址出土。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铜镜，用麻布包着铜镜，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宣帝时期，另一片有103.5平方厘米大小，是用麻、线混合制成的，其年代大约在西汉建平年间。

　　到了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天水发现了一张西汉天水地区的纸画地图。该地图出土时被放在死者胸部上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滑平整，是用细墨线条绘制的。这张纸大约有14平方厘米，出土时已非常残破，但却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西汉时期就已掌握了造纸技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从1990年到199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24片汉代麻纸，其中4块书写有字，这纸和1500多件有确切纪年的简牍同时发现，其年代当是西汉宣帝到哀帝时期。这说明西汉不仅有纸，而且开始用纸来进行书写。

　　上面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东汉蔡伦。远在西汉，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术；蔡伦的贡献是改进了造纸术，使造纸业的发展更进一步。也因为他在造纸术方面的改进，使得后来的史书将其列为造纸术的发明者。这同时反映出，造纸术在蔡伦改进之后技术水平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书写也较以前更为方便了。

　　尼雅古城为何消亡？

　　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尼雅地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了一座古城。这个遗址规模庞大，东西宽约7千米，南北长约26千米，许多城墙、房舍、街道、佛塔的轮廓依然保存得相当完好，其气势磅礴，堪与著名的古罗马庞贝城相媲美。更令人惊讶的是，从这里挖掘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还有很多书写了奇怪符号的木简。这些发现立刻使尼雅一夜间轰动了世界，那些奇怪的符号是文字吗？若是，写的又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沙漠之地会有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城？这座古城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这些疑问，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前去考察，一步步揭开尼雅城的神秘面纱。

　　在尼雅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奇怪的木简符号，经专家考证确实是文字，名叫佉卢文。这是一种早已消失的文字，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印度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就是使用此种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公元2～4世纪曾流行于新疆楼兰、和田一带。随着中亚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消失了，至今已经绝迹1600余年，当今世上只有少数专门的研究者能读懂它。佉卢文为何能在异国他乡流行起来至今还没有非常合理的解释。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木简上的佉卢文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经解读后发现，木简内容也许能够揭示尼雅消亡的原因。其表述的多是各种命令，如：“有来自某国人进攻的危险……军队必须上战场，不管还剩有多少士兵……”；“现有人带来关于某国人进攻的重要情报”；“某国人之威胁令人十分担忧，我们将对城内居民进行清查”；“某国人从该处将马抢走”。这些文字字体是弯曲形的，没有标点，字与字之间无间隔，给解读带来了困难。但就从一些零星的只言片语我们可知，尼雅受到了某个王国的威胁，而且该国力量异常强大，尼雅几乎无力抵抗，只有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悲惨的命运。因此尼雅的消失，是不是因为那个令尼雅害怕的王国的致命一击呢？

　　新疆一带古时又称西域，公元前后有诸多小王国，当时都臣服于强大的汉王朝。汉代曾在那设立政府机构，并派重兵把守，“投笔从戎”的故事便是指东汉名将班超率军进驻西域、雄镇一方之事。尼雅遗址就是属于当时某个小王国当属无疑，但又是哪个小王国呢？有人认为是史籍中记载的西域众多王国之一的精绝国，其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地理位置与今天的尼雅遗址十分接近，而且精绝国的消失也是在公元2～3世纪，与尼雅的消失时间重合。不过当时的精绝国可不是滚滚黄沙的荒凉之地，而是气候宜人、水草丰茂的一片绿洲。公元2～3世纪，中原处于东汉末年和三国两晋的慌乱与纷争中，无暇他顾，致使西域诸多势力强的王国没有顾忌，也掀起了兼并弱小王国的战争。木简上的另一种说法是，尼雅被毁是尼雅人自己造成的。从遗址及所发现的文物可看出，当年的古城盛极一时。清澈的尼雅河从城郊缓缓流过，众多水道交织，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周边茂密的林木将遥远的大沙漠隔离，加上位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与碰撞，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成果共同造就了尼雅的辉煌。但尼雅人的活动却不断对这环境造成了破坏，特别是在1700多年前，生产方式粗放，人口的增加破坏了植被，又大肆砍伐树木，致使水源枯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开始对失去了树木保护的尼雅城施虐，最终把它吞噬。现在的尼雅遗址着实令人触目惊心，房屋建筑被厚厚的黄土掩埋，只露一些残垣断壁，到处是破碎的陶器，累累的残骨，干尸也常常暴露在废墟中。发现干尸在当地是习以为常的事，也是尼雅遗址的一大特色。由于干燥的气候，这里的干尸不经过任何处理便可形成。如果当年富庶的尼雅人能看到今天的破败景象，也许他们就会珍惜那片神赐的绿洲。

　　尼雅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又告诫人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不珍惜，即使再辉煌的文明也会成为一片荒凉的废墟。

　　北匈奴西迁何处？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他们骁勇善战，终日与马为伴，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居无定所的原因，这个民族四处扩张，这是他们的本性，也是他们的无奈。中国古代历史中，总有匈奴的影子，或是抗击匈奴或是与匈奴结盟，于是汉人与匈奴人的故事被记载在诗歌、史书和百姓的口头流传中。

　　匈奴人长期以来与中原人民有着经济、文化的联系。自汉武帝大规模抗击匈奴后势力衰落，公元48年，匈奴分裂，南匈奴逐渐归汉，北匈奴继续盘踞在漠北。公元89年，东汉联合南匈奴一起夹击北匈奴，取得大胜。又过了几年，东汉的军队在今天的阿尔泰山附近大败北匈奴，他们落荒而逃，从此，北匈奴在东方销声匿迹。一个剽悍民族的消失自古以来就是吸引人们追寻的谜，况且这个民族还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匈奴人的结局如何？这一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追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他们逃往了西方，在我国的史书上还有一些零星的记录，但是他们究竟走的什么路线，到了什么地方，长期不得而知。好奇的人们一直想揭开这个谜底。

　　一种说法是融合于其他民族，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历史上一度十分强盛的匈奴，在中国北方、中亚乃至欧洲各地不断地进行争战、迁居、再争战、再迁居，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作为民族的匈奴在公元6世纪后基本消失，渐渐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其所经地区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带上了匈奴“因素”。

　　其实，在内外交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匈奴人或南迁，或西迁（近则中亚，远至欧洲），或滞留草原，通过婚姻、吞并、臣服、迁居等形式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的做法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大多数。专家们说：虽然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记录得并不详细。考古学家证实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毛乌素沙漠南缘的统万城，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都城遗址。相比之下，欧洲学者对北匈奴西迁这段历史的记载更为翔实：公元91年，匈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是乌孙的地盘，即现在的伊犁河上游一带，第二站是康居，也就是锡尔河上游东部，第三站为阿兰聊，已经到了欧洲边缘。在公元91年到290年长达两百年的历程中，这个北方的苍狼为了梦中的家园，在雪地中、沙漠里艰难跋涉。当《波斯史》中提到公元3世纪末匈奴出现在阿兰聊时，北匈奴人已经对他面前弱小的西方民族露出了爪牙……公元4世纪中叶，阿兰聊灭国，西方震动。从此，匈奴在西方的活动开始频繁起来。公元433年，在匈奴历史上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阿提拉，阿提拉时期的匈奴帝国是匈奴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耳曼人丧胆，具有令西方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

　　壁挂出土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时的匈奴艺术品。图中女君主坐于椅上，手持开满石榴花的生命树（也称宇宙树或圣树），右侧骑士卷发高鼻，身披大氅，腰挂弓矢。整幅画面表现了君权神授的场景。

　　关于阿提拉本人各方面的记载，西方史书上有很多生动具体的描写：阿提拉年轻时作战勇猛，登基之后则更主要的是依靠他的头脑而不是他的武功，完成了对北方的征服。他具有勃勃野心和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而且为人狡猾、残忍。据传说，他曾自称拥有战神之剑，所以当部下晋见时，如若正面直视他则必须同时后退，否则会烧坏自己的眼睛。他有一个凶猛地转动眼珠的习惯，好像他乐于欣赏受他惊吓的人的恐惧。阿提拉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却很能容忍部下的奢侈。他的臣民对他极其敬畏，在他外出巡查的时候，凡见到他必向其欢呼，以示服从，进出宫殿必有华盖迎送，逢宴会还有专为他谱写的赞歌。他甚至还有罗马人赠送的私人秘书。阿提拉的长相似乎令人不敢恭维。据记载，他身材矮胖，双肩很宽，短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头颅，有粗硬的黑发和稀疏的胡须，鼻子扁平，一双黑眼睛锐利而阴鸷。尽管这种描写似乎有些不太恭敬，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也许这说明经过300多年的西迁后，匈奴人并没有被其他民族混血得失去了原来的体质特征。

　　还有很多学者提出当今匈牙利人的祖先就是匈奴人。他们举出了许多的证据：比如，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以上的几种推测都是后人的猜测和美好的愿望，至于匈奴人是否就是现在匈牙利人的祖先，匈奴人是不是融合在了欧洲各国，目前还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但这并不会阻挡人们想象的翅膀，这一美丽的设想给东西方文化盖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恐怕是遥远的匈奴人当初并没有想到的。

　　第三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刘备真的“三顾茅庐”了吗？

　　“三顾茅庐”这个成语典故的出处妇孺皆知。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写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出山辅助他成就帝业的故事，将刘备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写得栩栩如生，把刘备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关羽、张飞的居功自傲描绘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段“三顾茅庐”的故事，是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加以艺术构思而创作的。但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究竟是不是“三顾茅庐”？学术界各有说法。

　　《三国演义》中关于这第一次见面的记载是：刘备带领军队驻扎新野时，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愿见他吗？”刘备说：“你带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可以主动登门去见此人，但不能让他来拜见您。”可见，刘备亲自到诸葛亮那里去请求拜见、赐教。共三次前往，才得以相见。但没有写关公、张飞同往，也没有说明是在茅庐中相见。

　　诸葛亮自己写的《出师表》中也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几句话，证据确凿。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隆中对》，对刘备三次往访以及诸葛亮论天下形势的内容记载得更为详细。刘备“三顾茅庐”一直被当作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典范。刘备当时困难重重，急需人才，从情理上看，“三顾茅庐”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历代没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

　　但现在有人提出另一种说法，认为“三顾茅庐”的记载难以令人相信。诸葛亮是位胸有宏图之士，刘备请他出山，当然正合其意，他岂能大摆架子，而不抓住这个可能失去的机会？当时的诸葛亮只有27岁，刘备则是个有声望的政治家，对诸葛亮怎能那样低声下气地苦求？虽然前一种说法中以《隆中对》作为证据，但当时，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正威胁着刘备，《隆中对》不提这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第一次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出师表》而杜撰的。据此，“三顾茅庐”之说就不可信了。

　　三国人鱼豢写的《魏略》中，也提到了刘、诸葛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魏略》中说刘备屯兵于樊城时，曹操方已统一黄河以北，诸葛亮预见曹操马上就要对荆州发动进攻。荆州刘表性情懦弱，不晓军事，难以抵抗。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刘备。刘备因为诸葛亮年纪小，根本不重视他。诸葛亮通过谈论对当今政局的对策，才使刘备逐渐信任他。最后，刘备才“以上客礼之”。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的记载也大同小异。

　　从诸葛亮本身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来看，《魏略》、《九州春秋》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有人则调和了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冲突，认为“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樊城自请相见都是真实可信的。清代学者洪颐煊在《诸史考异》中说诸葛亮初见刘备于樊城，刘备虽以上客待之，但没有特别器重他。等到徐庶举荐时，刘备再次相见，才逐渐有了很深的感情。并指出：在建安十二年初见，再次相见是在建安十三年。诸葛亮后来非常感激，因而记入了《出师表》中。

　　诸葛亮与刘备究竟是“一见”，是“再见”，还是“三见”，这只有当事人知道了，然而，“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吸引了无数人。

　　刘备陵墓之谜

　　三国时蜀国皇帝刘备，其死后所葬的惠陵，至今仍然依傍在武侯祠旁。从现有的材料看，从未见惠陵被挖掘过的文字记录，甚至还有盗墓者进入惠陵被神鬼严惩之传说。这就让后人产生了疑问：历来皇帝陵墓鲜有不被盗挖的，为何此墓却完好无损？难道真的有神仙保护吗？显然这只是后人杜撰出的无稽之谈。为此，早在两宋时期就有人怀疑惠陵并不是真的刘备墓，而只不过是纪念刘备的衣冠冢。

　　那刘备真正的陵墓是在哪里？

　　民间传说，刘备逝于四川省奉节县白帝城后，即安葬在此，后人在该处修建了一座亭子，以作纪念。

　　有人坚持惠陵即是真的刘备墓。史书记载，关羽败走麦城，为东吴所杀，刘备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亲自带领军队攻打东吴，然而不幸大败。兵败后的刘备退回到了白帝城，在公元223年四月病逝。五月，诸葛亮扶灵柩回到成都，八月下葬。这说明刘备的陵墓确实就在成都的武侯祠，并且今天的武侯祠内确实也还有刘备陵墓的建筑。《三国志》记载说，刘备死后，尸体由奉节运回成都，后与甘夫人合葬在惠陵。《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任蜀汉的观阁令史，专门负责文献档案的管理工作，则他关于刘备墓地的记载必定是可靠的。

　　1985年，陈剑提出刘备应是葬在奉节。他认为，刘备死于四月，八月时下葬，并且是由奉节（即白帝城）运往成都。这里的四月和八月按照古时计月方式应是农历四月、八月，则此时的四川，正是酷热的夏天，温度极高，尸体最容易腐烂发臭。更何况，白帝城与成都之间相距千里，又都是逆行而上的水路和崎岖难行的山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即使是单行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若是大军扶灵柩而行，该用多长时间才能抵达成都？此外，当时几乎没有防止尸体腐烂的保鲜技术，一些民间的所谓的可以防止尸体腐烂的方法经专家的鉴定其实都是没有效果的。这样分析，刘备尸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必然已腐烂不堪了。诸葛亮怎么可能拉着腐烂的帝王尸体，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去长途跋涉，非要刘备葬于成都？这显然不合情理。陈剑还指出，宋元以来的典籍和地方志大都记载说甘皇后葬在奉节，而据《三国志》所载，刘备是和甘皇后合葬的，然而在惠陵中却没有甘皇后。这就表明刘备应该是和甘皇后一起葬在奉节。此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关于刘备葬于此地的传说，近代还曾在奉节城内发现了多处人工隧道口，很像是墓道。文物勘测队曾经使用超声波开展物探，发现在隧道所通往的当地人民政府大院内的地底深处，埋藏了两个建筑结构，分别为18米到15米，高5米，专家分析认为它们很可能就是刘备和甘夫人的真墓。

　　坚持惠陵说的学者又对此提出反驳。他们引《三国志·先主甘皇后传》关于甘夫人的记载说，甘夫人死后，被葬在今湖北江陵，后追谥为皇思夫人，并欲迁葬于蜀。然而甘夫人的灵柩还没有到，刘备就死了。之后护送刘备灵柩归成都的诸葛亮在途中给后主上奏章述及此，认为甘夫人“宜与大行皇帝合葬”，并告太庙。可见刘备确实是和甘夫人合葬于一处的。此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陈寿生在蜀地，又在蜀国为官，怎么会把国君的墓记错？另外还有人说，秦始皇于酷暑死亡却也千里迢迢地运尸归葬咸阳，刘备为何不可？并且如果说秦始皇时期还没有较好的防腐技术，400年后的三国时期，防腐技术必然是大有发展的，因而说因天热而不可能运尸回成都，理由并不足信。更何况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说刘备归葬成都。

　　近来，又有人提出刘备墓是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地处牧马山、彭山脚下的莲花村依山傍水，并且向来被看作是风水宝地，是古人墓葬的最佳选择之地。并且，牧马山当时是刘备的养马场，刘备手下有四名心腹都是彭山人，因此说莲花村是其墓所在具有可能性。此外，牧马乡的莲花村自古就有皇坟的传说。附近的农民也说他们村里大部分都姓刘，都说皇坟里躺着的是刘备。

　　但是仅从地理位置的优越来判断刘备墓就在莲花村也不充分，明显的疑问在于：就是莲花村与成都相距很近，刘备尸体运往成都安葬不合理，难道运到莲花村就合理吗？

　　历史上还有一个传说，认为刘备当年病死在白帝城，就在那里被安葬。对此人们解释说，三国时期正是历史上的乱世，这个时期的皇帝，无论是刘备还是曹操，他们都要防止自己的陵墓被破坏以及被后世盗墓者所毁。出自这样的心理，在刘备出殡时便四路进行，以求死后能得安生。

　　帝王都愿意自己死后依旧能享受到安乐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神秘和历史对其葬地的记载却让后人陷入迷雾之中。至今，各种传说虚虚实实，扑朔迷离，人们对刘备的陵墓依然在猜测不已，只能等待考古学者的进一步发现方能拨尽眼前迷雾。

　　曹操为何至死不称帝？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是毛泽东笔下的风流人物。看一下曹操的一生，不管他自己怎么说，他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在一条通向帝王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着。如果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前曹操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只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铺垫，那么从建安元年起，他就开始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将献帝变成了自己手中的一个傀儡和一张王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后来因为袁绍不满，曹操才将大将军的职位让给袁绍，自己改任司空，兼车骑将军，并从此开始主持朝政。

　　随着实力的增强，曹操对于朝政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献帝的傀儡化程度也就越来越深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四月，献帝诏令曹操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外出时像皇帝那样，左右严密警戒，不让行人通行。五月，曹操修建了诸侯有权享受的学宫沣宫。六月，曹操任命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十月，献帝诏令曹操像天子那样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同时，封长子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

　　就这样，曹操完成了夺取帝位和世袭权力的所有准备，在通向帝王的道路上，几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曹操不但早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使自己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皇帝，而且在形式上，他也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曹操唯一没到手的，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名号而已。

　　事实上，曹操的代汉意图早就昭然若揭，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他要把这最后一步让给自己的儿子完成。曹操为什么自己不称帝呢？主要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孙权劝他称帝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首先，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获得曹操的信任，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解，自己就可以专心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击关羽，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就此结束，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和同曹魏的矛盾，否则会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其实，孙权认为曹操如果真的称帝，拥汉派将会强烈反对，曹操因此陷入困境，减轻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阳奉阴违，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肯轻易上当。

　　其二，从当时形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一个舆论上的借口，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对和反叛大都发生在他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对没有代汉自立的意图，言辞恳切，说了差不多十年，现在如果突然改变主意，否定自己，对自己的声誉名节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如坚持把戏演下去。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只要掌握了实权，虚名并不重要，“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写照。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65岁，年纪大了，估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一个原因。

　　总之，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所作出的决定，是一种周密而明智的谋虑。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打了败仗呢？一般人认为曹军失败的致命原因是遭遇火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曹军败在火攻上，证据确凿。可是，随着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

　　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唯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瘟疫，即血吸虫病，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血吸虫病，远古医书中的周易卦象便有“山风蛊”之病症，在公元7世纪初的《诸病源候论》中也有关于血吸虫病一类的记载。现今，研究者在出土于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中的女尸肠壁及肝脏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由此可以看出，早在汉代，血吸虫病之患就在长沙附近存在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区为血吸虫病发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

　　第二，论者根据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染季节推断，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曹军从陆地转战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为一个月，它们在一个月以后才会使人出现急性症状。所以曹军在训练时期已经染上此病，个把月后，进入冬季决战时期，此病也已进入急性期，致使曹军遭受此痛折磨，不堪一击。孙刘联军也同样是水上训练和作战，为什么不会染上血吸虫病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者认为这要根据人免疫力的强弱来看。孙刘联军长期居住于南方疫区，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会这么严重。曹军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状严重，因而溃败。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新医学》1981年11期与1982年5月25日的《文汇报》就这个问题相继载文展开争论，他们认为：

　　第一，曹操在邺而不是在疫区江陵训练水军，那里不是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二，史书确实记载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

　　第三，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才发病，曹军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很糟糕。

　　第四，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

　　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

　　赤壁之战决战于十一月还是十二月？

　　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都有明确记述，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大战的决战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而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曹军是在建安十三年十月开始自江陵进军，决战发生在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当前史学界普遍认可这一观点。另一观点则认为赤壁决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间。那么，这两种观点各有什么证据，哪个更准确、更合理呢？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记载，十月初一是癸未日，并且当天发生了日食。两个史料对照，说明这一记载应该不会有错，就是说赤壁大战开始于十月间。

　　可是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和《魏书·武帝纪》中，虽然也都记载有赤壁之战和孙权攻合肥之事，但两处的记载互异，特别是孙权攻合肥和赤壁大战哪个事件发生在前，一直有争议，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对于弄清楚赤壁决战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妨将这两种记载摘录如下：

　　《吴主传》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熹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武帝纪》载：“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熹救合肥。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对于这两则记载，东晋史学家孙盛认为：“按吴志，刘备先破公（曹操）军，然后（孙）权攻合肥，而此记（即《武帝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按照孙盛所说，以吴志为准，赤壁大战在孙权攻合肥之前，也应该是十二月之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中也按这种说法，把赤壁之战的时间界定在十月间。《三国演义》中则叙述，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了东南风，黄盖因此才于次晚在乌林江边放火烧毁曹船。正是基于以上史料的记载，后世的诸多史学家在史学著作中，也大多把赤壁之战的时间定为十月，决战于十一月十三日。比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记为十月；《中国历代战争概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更是明确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亲自率军20万，战舰千艘，顺江东下……采用黄盖诈降之计，于十一月十三日以蒙冲战舰10艘，火攻曹军水寨……这一观点是目前史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

　　但是反对者大有人在，他们从多个角度分析认为，赤壁大战应该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从而对十月赤壁之战开始，决战于十一月十三日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孙盛所说赤壁之战在孙权攻合肥之前，即“十二月”以前的看法值得商榷。通过对前面两段记载分析可以看出，张熹救合肥一事究竟以哪种说法为准是问题的关键。关于张熹救合肥一事，在《蒋济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蒋）济乃密白刺史伪得熹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薄迎熹。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绕围走，城有得全。”将这段记载与《武帝纪》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孙权攻合肥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曹操的兵力。此举果然奏效，曹操果然派张熹率“汝南兵”救援合肥。但是，因为张部“颇复疾疫”，没能及时赶赴合肥，使得孙权得以“攻城逾月”，并在确信达到目的后才撤走。由此可见，孙权攻合肥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所以时间应该在赤壁大战前。据上述记载，在孙权围攻合肥的时候，曹操已经从江陵出发，开始征讨江东的战争。这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可见，赤壁之战的时间也一定在十二月。

　　另外，从曹操大军的行军时间来看，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入荆州，进军江陵。为了巩固后方，进一步扩张势力，曹操到江陵之后做了一系列存恤抚循、招降纳叛的工作。比如，得知刘备已经南逃，于是放弃辎重，带领轻军（包括步兵和骑兵），进军襄阳；进入襄阳，接受刘琮的投降，召见投降的文武大臣；带领俘获的刘备部众，自当阳开进江陵，江陵刘琮驻军投降；“及平荆州，自临江迎表，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整顿投降的水军部队，准备战船、粮草等作战物资。这一系列活动都是需要时间的。曹操还派蔡瑁、张允训练水师也是需要时间的，曹操在给孙权的劝降信中自夸“治水军八十万”，这也说明他正在对北方来的军队进行新的编制和训练，以适应水战。因此，从当时的情况看，曹操进行两个多月的战前整顿和训练是完全可能的。相反，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九月份刚占领江陵，不进行必要的准备，就仓促和孙刘联军开战倒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分析，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进行赤壁决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还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载，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分析形势时，有“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之语。“盛寒”之语无疑说明正是隆冬季节，由于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原来储存的禾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已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曹操的战马更是缺少饲料了。这一记载也可证明后来赤壁决战时间必在隆冬季节了，因此十二月间也尤为可信。

　　上面两种争论由来已久，前一种观点为多数史学家所认可，目前占据优势地位，而后一种观点却也言之有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孙权攻打合肥究竟在赤壁大战前还是后，赤壁决战究竟是在当年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在史学界没有取得定论之前，仍是赤壁大战留给我们的历史疑案之一。

　　赤壁之战究竟在哪个赤壁？

　　赤壁之战的古战场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南北朝以来就众说纷纭，形成了湖北汉川、汉阳、武昌、黄冈、嘉鱼、蒲圻（今赤壁市）的著名六赤壁说。不过，经过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前三种说法已经基本被排除，倒是后三种说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认为嘉鱼县东北赤壁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的说法主要源于《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说：“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活于北魏年间，距离三国不远，并且治学一向严谨，这一记载应该比较可信。但是，这种说法认为“赤壁、乌林相去二百里”，与史实记载悬殊甚大，自产生起，就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比如，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指出：据《水经注》，“则赤壁、乌林相去二百余里。然疑乌林、赤壁一战相继，乌林之捷，又自赤壁始。及观《江表传》：赤壁败后，黄盖与操诈降书（始）[贻]操，以众寡不敌。交锋之日，盖为前锋。至战日，盖使用火攻之策，操乃败走。”认为“赤壁、乌林相去二百里”，而这两次战役是接连发生的，这一记载很值得怀疑，王象之在该书中对赤壁山的具体地点采取了存疑的态度。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却再次肯定了《水经注》上的说法，认为嘉鱼县东北赤壁是赤壁大战的古战场。《大清一统志》中也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谓“按《水经注》，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上去乌林且二百里”。可是，今天学者分析认为，这种说法虽把赤壁定位在长江南岸，但与《三国志》记载的曹军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初战不利，曹操引军驻于江北乌林，周瑜、刘备驻南岸赤壁，两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不符。因为赤壁大战后，两军马上就形成了隔江对峙之势，不可能再沿江跑到二百里外，摆开对峙。其次，当时侦察、通讯工具都不发达，如果两军相距两百里，周瑜、刘备又怎么可能及时了解曹军的情况，抓住战机呢？黄盖又怎能用火突袭曹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相距二百余里，当时的木船要行驶几天才能由武昌的赤壁到达乌林。在这种情况下，孙刘联军全军在江上行驶数天，岂不暴露目标？黄盖诈降岂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要等待风势发动火攻，岂不贻误战机？”由此可见，嘉鱼县东北赤壁很难说就是赤壁大战的古战场。

　　认为黄冈赤壁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的观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首先，北宋许端夫在《齐安拾遗》中最早记述这里为赤壁大战之赤壁；随后，大文学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曾两次夜游黄冈（古黄州）赤鼻矶下，更把这里视为赤壁古战场而借古抒怀，写出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以及《赤壁怀古》词。苏轼的二赋一词空前绝后，影响深远，加之苏轼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想来不会有错。正是由此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大行于天下。其次，据《三国志·吴主传》所载，“当初，曹操一面使人持檄于东吴，一面挥师东下”。当孙权“最终决意逆操，命周瑜率军启程，其时曹军东下至少十天了”，“二军只可能在夏口一带相遇”。苏辙《赤壁怀古》诗云“新破荆州得水军，鼓行夏口气如云。千艘已共长江险，百战安知赤壁焚。”夏口正是今天黄冈一带，所以赤壁之战应该在黄冈。再者，《三国演义》中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赤壁大战，也是将地点定在黄州的。有人据此认为，罗贯中不可能凭空捏造赤壁的所在地，这正是他“尊重历史，忠于陈寿原意”之故。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普遍质疑。

　　首先，说苏轼在二赋一词中说黄州赤鼻矶为“三国周郎赤壁”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赤壁怀古》词里，苏轼写得很明确：“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就是说这个“故垒西边”的黄冈赤鼻矶，听当地人传说是“三国周郎赤壁”，而不是自己考证后确定的。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也说：“东坡黄州词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盖疑其非也。”就是说苏轼的《赤壁怀古》就是在听了当地人传说后而作的，所以把它作为考证的论据可见是不合适的。

　　其次，《三国志》所有纪、传及裴注，都没有曹军曾攻占夏口或越过夏口的记载，亦没有坐镇夏口的江夏太守刘琦败走之事。曹军既未到过夏口，赤壁之战的地点不可能在黄冈赤鼻矶一带。特别是《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赤壁在长江南岸，黄州赤壁却在长江北岸，也证明了赤鼻矶不是赤壁大战之赤壁。南宋李壁就在诗中写道：“赤壁危矶几度过，沙羡江上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证讹。”明胡王圭在《赤壁考》中也说：“苏子瞻适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他着重指出：“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县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操自江陵西下，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安之步下矣。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亦不应在江北。”该说极为正确。

　　再者，假设赤壁、乌林大战的地点在今黄州赤壁的团风镇，那么，曹军既败，就应向北逃回许都或向西北退保襄阳，何必要跑到西南的华容道呢？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79《汉阳军·景物上》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说：“黄州之说盖出于《齐安拾遗》以赤鼻山为赤壁，以三江下口为夏口，以武昌县（本鄂县，建安二十五年孙权改名）华容镇为曹操败走华容道，其说尤谬。盖周瑜自柴桑至樊口，后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址在樊口对岸，何待进军而后遇之乎？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而后有乌林之败，则赤壁当在江之南岸。今赤鼻山乃在江北，亦非也。又曹操既败，自华容道走，退保南郡。汉南郡，今江陵；华容，今监利也。武昌华容镇，岂（当）赤壁、南郡路乎？东坡《赤壁赋》中皆疑似语，未可为证。”元、明、清时期，地理考据学家均从王象之意见，故称黄州赤鼻山为“东坡赤壁”，以与三国赤壁区别开来。

　　最后《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并非信史，虚构的地方很多。与《三国志》比较，好多地方都没有尊重历史，有失实的嫌疑，它的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正好反证了赤壁之战的地点不在黄冈赤鼻山。

　　由此看来，黄州赤壁被称为“文赤壁”当之无愧，但是把它说成是一战定乾坤的“武赤壁”战场，却颇有争议。

　　认为蒲圻县（今赤壁市）西北赤壁是赤壁大战之赤壁的说法最早见于唐初。《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操后败于赤壁。”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卷183鄂州蒲圻县下注云：“后汉建安中，吴王孙权破曹公于赤壁，即今县界。”又在岳州巴陵县下注言：《括地志》云：“‘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云……曹公进军江陵，得刘琮水军船步数十万，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遂于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逆之。曹公泊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千艘，因风放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备、瑜等复追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7《江南道三》鄂州蒲圻县下说：“赤壁山，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因为蒲圻赤壁山的地形与《三国志》所载赤壁大战当时的地形基本一致，所以，后来的地理志书多采用了这一点。

　　尤其是近代以来“蒲圻赤壁”说更加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主要根据是：《三国志》中对曹军的进军路线是这样记载的：“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即岳阳）……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就是说当年曹操南下的进军路线是：新野—襄阳—当阳—江陵—赤壁。曹军在长江南岸的赤壁初战失利，退屯江北的乌林；后在乌林遭火攻而大败，由华容道逃奔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今天的蒲圻赤壁、洪湖乌林和华容古道（位于湖北监利东北），与《三国志》记载的赤壁大战中曹军退兵江陵的路线、地形、方位基本一致，所以，有人坚信蒲圻县西北赤壁说是正确的。

　　另外，宋代以来，在蒲圻赤壁、洪湖乌林的岩缝、地下发现了大量赤壁大战时的折戟、断枪、箭镞等。比如南宋诗人谢枋得在《赤壁诗序》中曾说：“予自江夏溯洞庭，舟过蒲圻，见石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访问父老曰：‘乌林有烈火岗，上有周公瑾庙地。今土人耕地得箭镞，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其为周瑜破曹军处无疑。’”1976年，在赤壁山下，考古学家挖地一米多深后，发现了许多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在赤壁山上，考古学家也有所发现，比如铜、铁、玉带钩等；赤壁对岸的乌林，1973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从宋代迄今不断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蒲圻西北最有可能是真正的古赤壁战场，这也是蒲圻，如今被命名为“赤壁市”的原因。不过，这一观点也并非最后定论，对此仍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赤壁大战的地点之争也仍在继续。

　　曹操为何要建72座陵寝？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

　　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又据传，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为了寻找曹操的真墓，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关于疑冢的说法便被确证不是准确的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

　　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关于曹操的陵寝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是个谜，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

　　诸葛亮娶丑女为妻探秘

　　诸葛亮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智慧忠贤的化身，他辅佐刘备共图大业，最终使蜀汉政权成了三国鼎立的一极。他的一生，奇闻逸事很多，“孔明择妇”便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不仅有才，而且相貌俊伟，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身高八尺，犹如松柏”。但他却选了一位“瘦黑矮小，一头黄发”的丑女阿丑为妻，诸葛亮为何要娶丑女呢？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重才不重貌，是注重人的内在美。阿丑自幼才识过人，颇有心计，诸葛亮早在成婚前就有所耳闻。这不无道理，但并非全部。其实，诸葛亮娶阿丑，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所引《褒阳记》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匹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另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家境贫寒，出身卑微，自幼丧父，少年时代便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吃尽军阀混战的苦头，深受强宗豪族的压迫。后来跟着在南昌做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14岁时，叔父因官被削而投靠了刘表；17岁那年，叔父死了，他从此没了依靠，就在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定居。他虽然住在乡下，但他不想无声无息地隐居一辈子，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盛衰，有着为国家尽忠的抱负，怀着如此壮志雄心，他立志要登上政治舞台而建功立业。

　　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无疑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婚姻大事，甚至还牵涉到了家人的婚事。这也是为在地主集团的上层站稳脚跟，以便今后一展宏图。为此，他在家庭婚姻方面，做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姐姐嫁给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襄阳地区颇有名望的首领人物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其赏识备至，称他为“卧龙”，从此，他就在荆州站稳了脚跟。第二，诸葛亮为弟弟娶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在南阳地区数得着的人物林氏之女为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自己择妇结亲，当然要服从既留荆州又能结交望族这一政治目的，这也就是诸葛亮在荆州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所以，诸葛亮娶了那个丑女黄氏。

　　诸葛亮为何不怕众人耻笑，而娶丑女黄氏呢？换作别人也许他会犹豫，但是黄氏之女他就娶定了，一是因为黄承彦在当地有相当声望；二是因为黄妻蔡氏和刘表的后妻是姐妹关系，做了黄家的女婿，就攀上了刘表这门皇亲。

　　据《诸葛亮新传》记载：当黄承彦当面问及诸葛亮时，他当即“拜谢泰山”，一锤定音，把从未见过面的阿丑要了过来，从而为诸葛亮进入地主集团开了“绿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个“进身之阶”的。

　　从封建历史文化来说，贤妻、美妻、正妻要相夫教子，帮助丈夫治理家业，诸葛亮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自己的婚姻上，自然遵循“贤妻美妻”的风俗，而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其后确实又要过一妾。但诸葛亮要丑妇的动机仍有争论，待后人再研究探寻吧。

　　周瑜真的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

　　《三国演义》第一一三回写了周瑜之死。说是诸葛亮三气周瑜之后，周瑜箭伤复发、怒气冲肺，从马上摔下来。结果诸葛亮仍不放过他，又送来书信一封：“闻足下欲取西川，亮以为必不可也。……今孙将军兴兵远征，非长计也。倘操兵一至，江南齑粉！不忍坐视，特此告知。幸垂照鉴。”周瑜看完以后，长叹一声，命左右拿过纸笔，给吴侯上书。然后将众将士叫过来说：“我不是不想尽忠报国，奈何老天不帮我的忙。你们忠心伺候吴侯，一定能成大事。”说完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又醒过来，仰天大叫一声：“既然世上有了周瑜，又为什么还要有诸葛亮呢！”连叫数声后周瑜便死了。死时36岁，当时是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初三日。

　　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这一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都认为周郎是死于“量窄”，但在正史记载中，周瑜并非是被气死，而是自己病死的。《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中说，周瑜要趁曹操新败、无法兴兵之际，与奋战将军孙瑜（孙坚弟之子）一鼓作气夺下蜀地，然后留下孙瑜驻守益州，并与马超结援；而他自己再返回荆州，与孙权一起伺机进攻曹操。这样，中原之地便可以到手了。周瑜的计划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的兵分两路夺取中原的战略不谋而合。但就在他取得孙权同意，速从京口西归，欲往江陵治兵，一意伐蜀之时，刚走到巴丘（即今湖南岳阳市），他便因病去世了，时年36岁。

　　说是病死似乎也有些道理。周瑜虽才不及诸葛亮，但他文武双全，而诸葛亮不过是一介书生而已，他又何须忌恨到气死的程度？再说，他的一生也是志得意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出身富贵，又得重用，赤壁之战也获得全胜，并且在东吴的号召力极强。何况，西蜀即使有诸葛亮，也只不过是后起的政权，东吴又地处富庶之地，优势明显，周瑜对诸葛亮也许会仰慕、赏识但绝不至于忌恨。周瑜被活活气死很可能是后人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所作的附会之辞。

　　周瑜是死于疾病，还是被诸葛亮气死？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我们今天暂时无法弄清，只能等待更多的资料加以证实。

　　曹丕为何在王粲墓前学驴叫？

　　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之中最富才华的王粲突然死于疾疫，引起整个建安文坛的震动。在安葬仪式上，曹丕学起驴叫，随即一同前来吊唁的才子们也一起学起了驴叫。于是，在肃穆的葬礼上响起了一片驴叫声。曹丕为何要学驴叫，而且同来的才子们为何非但未加阻止，还纷纷效仿？

　　原来，他们也是投其所好。尤其是曹丕，以显赫官位，却以驴叫送王粲入土为安，可见他与王粲之间感情十分深厚。身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曹丕与建安七子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行则连兴，止则接席”。王粲在建安七子中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以诙谐幽默闻名。高兴的时候，王粲喜欢学驴叫。惟妙惟肖的驴叫声，常令人捧腹不已。所以，当他暴毙后，伤感的曹丕一方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另一方面考虑到他生前的癖好，不惜学驴叫来表示对亡友的哀悼与思念。

　　这种颇为滑稽的送葬行为，说明曹丕与建安七子间的特殊感情，也可见曹丕为人随和、幽默的一面，这在当时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苻坚指挥的淝水之战是否以多败寡？

　　淝水之战，是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在今安徽寿县一带进行的一次大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历史典故即出这场战争。

　　公元316年，西晋王朝灭亡。当时，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氐族统治者以长安为都城，建立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做了秦王，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使前秦国力迅速强盛，并基本统一了北方。在南方，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东晋王朝。东晋占有今汉水、淮河以南的大部地区。这样，就形成了秦晋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383年，苻坚发兵南下，三路进军，攻打东晋。共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羽林军”3万余骑，百万大军从东到西，绵延千余里。在苻坚重兵压境下，晋武帝采纳了谢安、桓冲等人的主张，下令坚决抵抗。他派将军谢石、谢玄等率兵8万沿淮河西进，以拒秦军；又派将军胡彬率领水军5000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

　　不久，秦军前锋攻占寿阳。胡彬所部水军走到半路，得知寿阳失守，退守硖石（在寿县西北25里）。秦军为了阻挡晋军主力西进，又派兵5万进至洛涧（今安徽怀远县以南之洛水），并在洛口设置木栅，阻断淮河交通。胡彬因困守硖石，粮食用尽，处境十分艰难，写信要求谢石增援。不料胡彬的求援信也被秦军截获。由此苻坚判断晋军兵力很少，粮食供给十分困难，应该抓紧进攻，遂把主力留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县境），只带了8000骑兵赶到寿阳。苻坚先派尚书朱序到晋军劝降。朱序原来是东晋防守襄阳的将领，襄阳失守时被俘。朱序到晋军以后，不仅没有劝降，反而透露了秦军情况，并且建议说，如果秦兵百万全部到达，晋军难以抵抗，现在应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

　　听过朱序的建议，晋军将领谢石、谢玄派猛将刘牢之率领精兵5000进攻洛涧。刘牢之分兵一部到秦军侧后，断敌退路，亲自率兵强渡洛涧，夜袭秦军大营。秦军果然抵挡不住。主将梁成战死，5万秦兵大溃，抢渡淮水，淹死1.5万余人。洛涧的胜利，鼓舞了晋军的土气。晋军水陆并进，展开全线反攻。苻坚在寿阳城上，看到晋军严整，攻势猛烈，十分恐惧，竟然把淝水东面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兵。

　　洛涧失利后，秦军沿着淝水西岸布阵，阻止晋军反攻。晋军将领谢玄派人用激将法对苻坚的弟弟苻融说：如果你把军队稍向后撤，让出一块地方，使晋军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秦军诸将都认为不能让晋军渡河，但苻坚却说：可以稍退一步，等到晋军兵马半渡之际，再用骑兵攻击，一定可以取胜。于是苻融指挥秦军后撤。秦军本来内部不稳，这一撤，造成阵势大乱，不可遏止。晋军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攻击。朱序在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后方部队一听，争相逃命。苻融见势不妙，急忙驰马赶到后面整顿部队，结果被晋军追兵杀死。晋军乘势猛追。秦军人马相踏，昼夜溃退，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东晋追兵。就这样，几十万秦军，逃散和被歼灭者有十之七八，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逃回洛阳。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被七八万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因此，淝水之战历来被当做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载入史册。

　　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称颂的经典战例，却有人提出了质疑。他们对双方兵力之比提出新的见解。首先，前秦的百万军队是虚数。从当时北方人口的估计数看，前秦全国有百万军队已是惊人数字，即使有，苻坚也不可能全部征调伐晋，至少要留一些驻守各地重镇。更重要的是，这虚数百万也没有全部赶赴前线，苻坚到彭城时，凉州、幽冀、蜀汉之兵均未到达淮淝一带，因而根本没有参加淝水之战。

　　其次，当时集结在淮淝一带的军队，是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的30万，他们也没有全部投入战斗，而被分布在西至郧城、东至洛涧500余里长的战线上。驻扎在寿阳及其附近的军队，充其量不过10万。加上苻坚从项城带来的“轻骑八千”，也不过10多万人，况且战争发生时，这些军队也不会全部投入战斗。正因为寿阳一带兵力不多，苻坚才会在看到晋军严整的阵容时，心中无底，产生草木皆兵之感。

　　最后，晋军共8万精兵，除刘牢之所率5000人进军洛涧外，均参加了战斗。当时，晋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布置的兵力，本来就较雄厚，再加上新投入的8万，因此当秦、晋双方沿长江中游至淮水一线交战的时候，晋方在前线至少有20万以上兵力。再考虑到前秦军长途跋涉、晋军以逸待劳，前秦内部意见分歧、晋军上下一心等各种因素，晋军占了一定优势。因此，不论从两军交战的时候，还是从整个战役情况看，淝水之战时双方投入的兵力，是大致相当的。

　　长期以来，秦晋淝水之战是以少胜多、以劣势之军打败优势之军的辉煌战例。如今又提出了秦晋双方兵之比的新见解，淝水之战是否以少胜多又成为未解之谜，有待进一步破解。

　　王羲之终老何处？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其飘逸的《兰亭集序》流传后世，被历代书法家尊为“书圣”，《兰亭集序》亦成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根据《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东晋永和十一年，也就是兰亭聚会后的两年，王羲之因为不受朝廷的重用，即“称病去郡”，从此开始了山水之游。然而，王羲之“去郡”以后终老何处？只因史籍语焉不详，至今史家仍无定论。

　　第一种说法是认为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这种说法是根据宋朝《嘉泰会稽志》。该志记载说，王羲之“墓在（苎萝）山足，有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晋书孙楚传附绰》也记载说：“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孙绰与王羲之是好友，有孙绰所作的碑文，又和正史的记载相符合。同时，主持编撰《嘉泰会稽志》的乃南宋的著名大诗人陆游，历史上向来都对此志的史学价值有较高的评价。所以以上的记载都当是可信的。

　　但又有人提出疑问：《晋书》中所说“王”姓者能妄断就是王羲之吗？难道不可能是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异，昆弟彪之、兴之，或者是侄辈徽之、越之等人？甚至也可能是是与王羲之“不洽”的王述等。也就是说，凡是当时与孙绰友善的王姓贵族和文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王”姓者。另外一些认为王羲之的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的学者认为，孙绰比王氏早9年去世，王羲之怎么可能在孙绰生前就请他为自己写好碑文？可见说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说是不足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于山阴。

　　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当年王羲之徙至山阴时，绍兴鉴湖水利工程使绍兴的土地得到了较好的垦殖。发达的农业，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王羲之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曾经咏出“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名句。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在这里任会稽内史，美丽的山水风情已经让他“不能自拔”，那么王羲之决心终老山阴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王羲之终老于山阴，即智永移居云门寺。《绍兴县志》记载说，王羲之七世孙，隋初高僧智永，为了便于拜扫在绍兴云门山的先祖墓，便从永欣寺移居云门寺。智永作为王氏的后人，他书艺在当时也是堪称大家的。《宣和书谱》卷十七记录了后人对他的书法的评价说：“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作为书法家的智永所祭祀的先祖无疑是被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

　　对此，有人提出了反对。持异议者提出，说王羲之因为喜好稽山鉴水而决心终老山阴，这根本就是一种臆测，王羲之所赏叹的地域岂仅限于山阴？这位喜好山水的人，所赞叹的地方还包括今天的嵊县、新昌等地。若据此就判断王羲之“终老山阴”，不是很武断吗？至于智永，虽然他所谓的“先祖”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智永父辈以上的祖父、曾祖等人，但是因为智永并没有明确说明“先祖”究竟为谁，因而也就不能据此断定智永所说的墓就是为王羲之的墓。

　　第三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嵊县金庭。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此种说法，颇有为大众认同之趋势。

　　学者们找到了很多可据的史料。如白居易在《沃洲禅记》中说，越之金庭，“高士名人许玄度、孙绰、王羲之等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唐人裴通的《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说：“（王羲之晚年）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浙江通志名胜》说王羲之的好友许询（玄度）听说王氏隐居在金庭，便特意从萧山迁到嵊县与王羲之为邻，死后葬在邻金庭的孝嘉乡济庆寺。李白还写诗说：“此中就伫立，入剡（嵊县古称）寻王许。”此诗中所说的“王许”当指王羲之与许询。此外，宋人高似孙撰《剡录》中记载有：“金庭洞天，晋右军王羲之居焉。”并说：“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在王氏第47世孙王鉴皓主修的《金庭王氏族谱》也记载说，公元361年，王羲之病逝，他的后人知道他喜爱金庭胜景，就将他葬于他的居宅旁边。《族谱》中明确指出了王羲之是“自琅琊迁会稽、自会稽迁金庭之祖”。在今天的金庭，还有很多当年的遗迹。现在的新合乡有十几个自然村都以王姓为主，村民多自称是王羲之的后裔。

　　王羲之为什么会想到去金庭度过晚年？人们分析说，王羲之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佛道鼎盛之时，整个社会都盛行着尊佛隐逸之风，王羲之本人更是如此。他与当时的高僧竺道潜、支遁、道猷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竺道潜出身于琅琊华族王氏，和王羲之的父辈有交，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当时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支遁在原属剡县的沃洲建寺院教导僧众，人数多达百人；当时的金庭被称为是道家第七十二洞天。崇尚隐逸的王羲之，为了方便与高僧交往，便在辞官后选中了金庭作为自己归隐终老之所。

　　虽然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甚多，但是还是有人它提出异议，比如对王氏《族谱》的怀疑，对王羲之墓中出土的砖乃梁大同年间一事的怀疑等等。

　　看来王羲之这位飘逸如其书法的逸士，其人终老何处，还会让后人继续争议下去。

　　陶渊明血统之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生活在刘宋的诗人陶渊明的诗句。他以平淡自然却韵味深藏的作品和自身蔑视权贵、不愿与统治阶层同流合污的气节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位置。至今，他的作品依旧被人们欣赏和赞叹着。

　　一直以来，人们自然地认为陶渊明是汉族人，因为历代史籍中没有关于其民族出身的明确记载，更没有史籍表明他是少数民族作家。直到近代，陈寅恪将陶渊明的民族出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指出陶渊明不是汉族人，而是奚人。

　　果真如此吗？

　　考证陶渊明的民族，自然要先弄清楚他所属的世系。一般认为晋代大司马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宋书·隐逸·陶潜传》、《陶渊明传》、《南史·隐逸·陶潜传》、《晋书·隐逸·陶潜传》等史籍都说陶渊明是“晋大司马陶阚之曾孙”。众口一词，因而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也就成了定论。

　　这就需要探究陶侃是何族人。陈寅恪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书中提出了陶侃、陶渊明这一世系皆为奚族的观点。自然，这一论述也是从史籍对陶侃民族状况的记载入手的。陈寅恪提出了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陶侃的居处。陈寅恪认为陶侃本不是“浔阳柴桑人”，而是鄱阳人，他是在西晋平定东吴之后才迁家到浔阳的。鄱阳原是奚族居住之地。至于鄱阳境内的奚族会在西晋平吴后迁至浔阳的原因，那是因为“鄱阳境内奚族以勇悍善战之故，晋平吴后，遂徙之于庐江郡内当日交通较为便利的浔阳，易于控制”。

　　其次，有史料记载温峤曾骂陶侃为“奚狗”。

　　《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了一个故事。当时朝中大臣庾亮害怕见陶侃，温峤则劝庾不必害怕，但见无妨，并说：“奚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可见陶侃应是奚族人。

　　第三，陶侃后人的情况。

　　陈寅恪详细列举分析了史籍对陶侃后人的记载，得出结论说，在晋宋时期，“其诸子凶暴虓武，颇似善战之奚，似更为可疑。”

　　又有人补充陈寅恪的观点，认为陈寅恪的第三条理由“持论甚微”，仅从其后人“凶暴虓武”来断定其民族，不仅论据不足，且“更为可疑”一句也只是以怀疑语气出现，不能作为考据其血统的依据。论者提出另外一条来自《晋书》的记载。《晋书·陶侃传》说陶侃“望非世族，俗异诸华”，就是说陶侃出身不是名门大族，生活习惯也有别于华夏地区，这实际上就暗示陶侃出身低微，且不是汉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尽管陶侃在当时官居高位，却依然受到同僚歧视。进而分析说，也许陶渊明一生不得志，亦与此有关联。

　　“陶侃、陶渊明出身奚族”的说法提出后，陶渊明的身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大部分人都对陈寅恪等人的观点持反对意见。针对陈寅恪的论断，有学者撰文指出，其一，“奚狗”并不一定指奚人，这就好像古时北方人骂南方人为蛮子，并不是指南方人就是少数民族，只不过是一种侮辱人的方式而已。其二，说陶侃后人凶暴，因而断定其为奚族人，不仅论据不足，而且也不合乎史实，因为陶侃后人中也有不凶暴的。所以陶侃并不是奚人，从而陶渊明也不是奚人。

　　关于陶侃，陶渊明血统问题的论断，由于“奚人说”证据尚不充分，而“汉人说”也只是对“奚人说”进行批驳后对传统说法的坚持，也缺少明确的史实依据，因此，陶渊明的血统之谜还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陶渊明辞官是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吗？

　　东晋的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的《桃花源记》一文至今脍炙人口。而关于他的辞官归隐，更是传为佳话。在陶渊明41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这时，刚好有监察权的督邮要来巡视。他的下属告诉他，要束带整容见这位督邮。陶渊明很不乐意，长叹一声道：“我不能因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在乡里粗鄙小儿面前低头。”于是交了官印辞官回家。这个彭泽令他只当了85天。从这以后，他隐居乡里，不再为官。

　　至此以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成了不屑为官的代名词。但陶渊明辞官真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仕途并不如意，同时出世归隐也是他一生的追求。

　　看他的《归园田居》一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本来就是爱山爱水的命，偏偏抛不开俗念，在仕途上孜孜以求，可到了48岁快要知天命的年纪，却还只是个小小的县令。在感慨叹惜的同时，陶渊明归隐之心已定，而所谓的督邮巡察事件便成了一个契机。但是，陶渊明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因而只说了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魏晋时期，读书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做官和归田，但做官的路注定无法亨通，陶渊明就只剩下一条归田的路。不过，这一条路是走对了，虽然无富贵荣华可言，但思想获得了绝对自由，诗作也千古流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自在惬意让后人向往不已。

　　“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为何惨遭杀害？

　　嵇康，字叔夜，生于魏文帝（曹丕）时期，是曹魏王室的女婿，魏时曾做过中散大夫，故世人称之为嵇中散。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7人被称作“竹林七贤”，在当时极有名望。但是这么有名望的人，不但未受到司马氏重用，反而惨遭杀害。他的死因究竟何在？

　　关于嵇康的死，后人主要有三种观点。前两种观点都认为和吕安有关。周振甫先生认为，嵇康是因受到好友吕安被迫迁徙边境时写给他的一封信的牵连。吕安是吕庶的弟弟，吕庶是钟会亲近之人，而钟会又是司马昭的心腹亲信。根据干宝《晋书》记载，吕庶对吕安屡有非分之想，事情败露后吕庶恶人先告状，枉告吕安诽谤自己。吕安获罪。无奈的吕安在迁徙途中写信对嵇康吐苦水，其中“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之句触怒了司马氏，吕安被收入狱，嵇康也受牵连一同入狱，二人被司马懿杀害。

　　另一种观点认为，嵇康是被钟会置于死地的，其中也牵涉到吕安案，但吕安案仅是钟会的一个借口。说是嵇康轻慢了前来拜见他的钟会，钟会一直耿耿于怀，借吕案事件置嵇康于死地。这是《魏氏春秋》中的记载。

　　第三种观点认为，嵇康的死就是因为不与司马氏合作。因为嵇康是曹魏王室的女婿，感情上总要偏向曹魏，而司马懿对曹魏一党的大肆杀戮激起了他的对抗情绪，因此作了《太师篾》抨击“宰割天下，以奉其和”的恶劣行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最引起许多人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也’。”认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被杀的主因。但有人反对，因为此文写了之后，嵇康并未立即遭到杀害，如果此文是主因，司马氏不会拖延嵇康生命。

　　三种说法都是证据充分，难分高下，而嵇康之死也就成了难以定论的谜案。

　　第二节 文化迷踪

　　《胡笳十八拍》究竟是谁的作品？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怒涛滚滚般不可遏制的悲愤，诅天地咒神祗、雄浑不羁的气魄以及用整个灵魂倾诉出来的绝唱，绞肠滴血般痛苦的诘问，这就是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对于《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谁，中国文学史上历来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当年曹操迎回汉家的蔡文姬，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更有学者认为是董庭兰所作。下面把各家说法分别叙述出来。

　　郭沫若作话剧《蔡文姬》，著文六谈《胡笳十八拍》，认为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作者。他说，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郭沫若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被胡骑所掳后所写的作品。但是文史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所作，主要理由有：

　　其一，《胡笳十八拍》的描写不合地理环境和历史事实。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在那时根本没有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的争战不休。说明作者并不了解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南匈奴已于东汉末年内附东汉王朝。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远。再者在建安八年蔡文姬归汉，而曹操则在建安十二年平定三郡、乌桓，在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

　　第二，刘大杰等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文姬可能被居河东平阳即今山西临汾的於扶罗、呼厨泉一支掳去。而诗中“夜间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不合地理环境。

　　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是不可能的。

　　其二，不见著录、论述和征引。

　　刘大杰等人认为，汉《后汉书》、《文选》和《玉台新咏》以及晋《乐志》和宋《乐志》均无《胡笳十八拍》的记载，六朝论诗的人也没有称述，《蔡琰别传》也没有引用它的诗句。由此断定，它是唐人伪造。

　　其三，关于风格、体裁问题。

　　刘大杰等认为，从语言结构、音律对偶及修辞炼句上看，此诗具有和东汉诗不同的特征。诗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两句，东汉诗中不曾有过炼字、修辞如此精巧、平仄如此谐调、对仗如此工整的，在东汉诗赋中也没有“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这种错综句法。用语方面，诗中“泪阑干”是唐时始有的词汇。语句方面，“夜闻陇水声呜咽”是袭用北朝民歌《陇头歌辞》。用韵方面，《胡笳十八拍》和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的通押迥别。先韵和寒韵不通押，也是唐人用韵方法。

　　有人指出，全诗1200多字，只有两联对仗工整，比起同期建安诗篇不算多，不能抓住两联就说它不是东汉风格。

　　而朱长文《琴史》卷四《董庭兰传》：“天后时，凤州参军陈怀古善沈、祝二家声调，以胡笳擅名。怀古传庭兰。”沈即沈辽。《崇文总目》载：“《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沈辽早于陈怀古，陈怀古为董庭兰师。”

　　以上说法各有道理，到底《胡笳十八拍》为何人所作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未给世人一个满意的答案。

　　诸葛亮写过《后出师表》吗？

　　三顾频频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是后世对诸葛亮的赞颂。诸葛亮是在中国人心中有较高地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当年刘备能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群雄争斗的时代里建立蜀汉王朝，诸葛亮可谓功不可没。刘备死后，他的儿子刘禅即位。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向曹魏政权发动了六次北伐。历史记载，公元227年“一出祁山”之前，诸葛亮向刘禅呈递了《前出师表》，第二年“二出祁山”前又写的《后出师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句。

　　此营位于云南省保山地区，传说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兵营所在地。

　　查诸史料，《后出师表》是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而《汉晋春秋》中的这篇《后出师表》又是出自三国孙吴张俨的《默记》。除此之外，当时较为著名的史籍中，都没有收录《后出师表》。

　　因此，人们不得不向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诸葛亮真的写过《后出师表》吗？

　　有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理由是：

　　首先，《后出师表》的立意完全不同于《前出师表》。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雄心勃勃，充满了对北伐必胜的信心，并明确地表决心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而在《后出师表》中，语气则明显沮丧，竟有“然不伐贼，王业亦之；惟坐待之，孰与伐灵”。不仅没有了往日之雄心，而且还作了如此的自我贬低。凭诸葛亮一向的表现，自然不会如此。

　　其次，《后出师表》中说“议者谓之非计”，看似是为说服别人进行北伐。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蜀汉并没有人反对北伐，那么诸葛亮何必有如此一说？

　　第三，《后出师表》中提及了一些与史实明显不符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名错误。《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但是此表上于建兴六年的十一月，而《蜀志·赵云传》则说赵云“建兴七年卒”，并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人，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可见，《后出师表》肯定有问题。

　　最后，从文辞风格上，前后《出师表》迥然不同。《前出师表》辞意恳切，风格高迈；而《后出师表》有大量的意义雷同、辞意庸陋的句子。两篇风格如此不同的文章，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否定《后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的学者认为，《后出师表》可能就是张俨所作。但是有人提出，张俨其人对诸葛亮的北伐持有相当的乐观态度，这与《后出师表》中的悲观失望完全不同，因此不可能是张俨所作。又有人提出伪造《后出师表》的人可能是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诸葛恪在吴王孙权死后被任命为吴大将军。诸葛恪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和掌握兵权，打算发动对魏的战争。但是此举遭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于是诸葛恪就伪制了《后出师表》，以使自己的伐魏主张有一个旁证，因此表中才有“议者谓为非计”一句。

　　对上面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后出师表》确是诸葛亮所作。他们认为，由于诸葛亮和诸葛恪的亲戚关系，使诸葛恪完全可以得到诸葛亮的文字，因此《后出师表》确实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

　　“出师一表真名世”——诸葛亮作完《前出师表》后，究竟有无写作《后出师表》？这还是一个谜。

　　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之谜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率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文章描绘得那么奇妙，可说明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是真实的事情。

　　诸葛亮到底用过木牛、流马没有，确实是一个谜，而且《诸葛亮集》中尽管对木牛、流马作了描绘，但由于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人们对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作出了种种揣测。

　　一种说法为木牛、流马是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此说源于《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它们认为汉代称木制独轮小车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之称。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四轮车和独轮车，但是哪种为四轮，哪种为独轮，各人有不同的见解。宋代高承《事物继原》卷八说：“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也，而民间谓之江洲车子。”今世学者范文澜认为，木牛实际上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就是在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也就是人力四轮车。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颖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仍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这是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新颖的自动机械。

　　木牛和流马到底是一种东西还是两种东西，后世对此发起了广泛的争辩。如谭良啸认为，木牛和流马是一回事，是一种新的木头做的人力四轮车；王开则说木牛与流马是两种东西，前者是人力独轮车，后者是经改良的四轮车；王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诸葛亮没有留下木牛、流马的详细制作图解，导致后人苦苦思索，上下探求，仍是难以明白究竟。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指南车？

　　有人认为黄帝是指南车的发明者。相传在4000多年前，黄帝同蚩尤在涿鹿大战，黄帝打败仗，因为蚩尤能作大雾，使黄帝的队伍迷失了方向。因此黄帝组织人力，研究创造了指南车，于是，再和蚩尤作战就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传说是西周初，居住在偏远南部的越裳氏派使臣来朝贺周天子，周天子怕他们回去时迷路，就造了辆指南车送他们。

　　上述传说给人们带来一系列思考：真的有指南车吗？它是什么形状的？

　　有一个叫马钧的人，生活在三国时期，是一个著名的机械制造家，他能做许多奇特的机械。他改进了提花机，使它操作方便而且省时，还能织出复杂精美的图案；他还创造出了龙骨水车，这个水车结构精巧，运转省力，为灌溉提供了连续不断的水源；他甚至还改进发明了兵器，据说，马钧改进了当时诸葛亮使用的一种“连弩”，让它在连续射箭的基础上再提高五倍的效率。他试制成一种很厉害的攻城武器，叫“轮转式发石机”，能连续发射砖石，射程几百步；他还创造了“变幻百端”的“水转百戏”。这是一组木偶，利用机械传动装置，机关一开，各个木偶能够各自做着不同的动作，像是一台戏，机关一停，便马上停止运转。由此可见，马钧有杰出的机械设计才能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后来马钧在魏明帝的支持下，根据传说潜心研究指南车的造法。不久，马钧真的造出来一辆机械的、能指定方向的车子。他把齿轮传动机装在车上，车走起来，车上木人会自动指示方向。这种车子不同于利用磁铁造的指南针。

　　现在已看不到马钧造指南车的具体方法了，而且当时人们也没有使用指南车，只是作为陈设而束之高阁。西晋末，这辆指南车就下落不明了。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千古之谜。

　　后秦时，皇帝姚兴又让令狐生造了一辆指南车。可惜那辆指南车在后秦灭亡时，作为战利品被运到了建康。由于年久失修，机件散落，指南功能也就丧失了。

　　60年后的齐王萧道成忽然想起这个奇宝来，他让当时著名学者祖冲之再研制一辆指南车，祖冲之便闭门钻研。同时代的索驭林驎由于不服气也造了一辆。又过了几百年，北宋中期的燕肃和吴德仁都制造过式样不同的指南车。

　　指南车制造困难，比较笨重，实用价值不高。但古时人们对指南车的不断探索与研究，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辛勤劳动和不断创新的精神。正是由于几代人不断地辛勤研究，不断地改进和提高，才有我们今天指南针的问世。

　　曹植《感甄赋》为谁而作？

　　人称“才高八斗”的曹植，是魏文帝曹丕的弟弟。其人风流倜傥，文思敏捷，是建安文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他的任性纵酒，使其父曹操对他颇为失望，他的才华又遭到了其兄长曹丕的妒忌，终被一贬再贬，终身备受迫害。

　　曹植一生留下了很多千古名篇。公元223年所作的《洛神赋》尤其情采风流，被后人广泛传诵。该赋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写了自己的对洛水之神的爱慕之情。写作这篇赋时，曹植正处于政治苦闷之中。传统看法认为，此赋是借人神恋爱的悲剧，来抒发作者自己对君王的一腔衷情和怀才不遇的感慨，是“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所谓“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也正是借洛神之口说出了曹植自己的心声。

　　此图取材于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感甄赋》），描绘曹植在洛水边遇到宓妃的浪漫故事。顾恺之以手卷的形式，用连续的画面，艺术地展现了原赋的内容，表达了曹植抑郁惆怅的感情，成功地传达了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动人姿容。这幅画在内在气质上和曹植的《洛神赋》达到了珠联璧合的程度，是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精品。

　　然而，唐代人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却说，这篇赋是曹植为了感念他的嫂子甄后而写的。该赋的原名是《洛神赋》，后来曹丕的儿子魏明帝读后，才为之改名为《感甄赋》。这种说法犹如激起了千层浪，舆论哗然。曹植爱上了他的嫂子了吗？这篇《洛神赋》真的是为了甄后而作吗？这无疑是不忠不义的违逆之举啊。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对此争论不一。

　　李善认为《感甄赋》乃是曹植为甄后所作，这种说法只有李善为《洛神赋》作注解时叙述的“赉枕”一事可以作为旁证。他说：“（曹植）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甄后已经被郭后谗死，帝已寻悟，因令太子留宴，仍以枕赉植。”曹丕乃为皇帝，为什么要将自己妻子用过的枕头送给弟弟？其居心是耐人寻味的。看来，曹丕应该知道他的弟弟曹植倾心于甄后，至少是暗恋甄后，所以才故意刺激曹植，让他“一辈子抱着枕头空悲切”。李善在注解中还说，曹植离开京城返回封国，途经洛水，想起了甄后，并与之相见，得到甄后以珠玉相赠，悲喜不能自胜，于是作了《感甄赋》。

　　但是翻开所有史籍，人们并不能找到曹植与甄后有私情的记载。因此对于《洛神赋》的寓意问题，历来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为曹植的“不忠不义”辩护，否认《洛神赋》为感甄之作。唐宋明清的一些文人学者认为，甄后本是曹丕的妃子，小叔爱慕嫂子，臣子暗恋国母，这是不成体统大逆不道的事情，必须辨伪正本，口诛笔伐。他们提出了《洛神赋》非感甄之作的诸多理由。其一，李善本无此注，是宋人刊刻时误引的。其二，图谋自己的嫂子，这是“禽兽之恶行”，讲究操行的曹植断然不会那么做。其三，即使曹植真的爱上他的嫂嫂，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他也绝对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四，“赉枕”的说法是不合情理的，纯属无稽之谈。曹丕乃君主，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荒诞的事情来？毕竟自己的弟弟对自己的妻子有所图谋不是什么好事，于己于人都是不应声张的。其五，曹植时年十四岁，甄妃已经二十四岁，在年龄上是不合情理的。

　　进而他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感甄赋》的甄，并不是是“甄后”的“甄”，而是“鄄城”的“鄄”，“鄄”与“甄”通，遂讹为“感甄”。《洛神赋》实乃“托辞宓妃以寄心文帝”，是“长寄心于君王”，是向曹丕表达自己的忠君之情，以求任用。

　　尽管这些理由和推论很充分，但是仍然有人认定《洛神赋》是感甄之作。尤其是一些文人，如李商隐、蒲松龄等人，往往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李商隐在诗文中曾经多次提到曹植“感甄”的情节，甚至还认为“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一些小说传奇对这一情节更是渲染有加。现代学者郭沫若在《论曹植》这篇文章中，也直言不讳地说：“子建（曹植）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他认为魏晋时期的男女关系比较浪漫，那么曹植对自己美丽嫂子产生爱慕之情并不奇怪。当然，碍于礼教名分，曹植不会做出非分之举动，不过是通过诗词歌赋顽强地表现而已。甄氏与曹植都比较高雅、清高，两人从气质上是相和的，所以，甄氏的心中也不一定就不明白曹植的感情。至于之后两人命运的相似、情感的相通，更让两人有惺惺相惜之感。曹植以甄氏为自己文学作品的写作模特，“应当是情理当中的事”。曹植写《洛神赋》，很可能就是为了寄托作者身不由己、好梦难圆的惆怅和愤怒。

　　还有人分析说曹植的“感甄”是甄后被杀、曹氏兄弟关系紧张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人说所谓的“长寄心于君王”中之君王是指曹植，这是宓妃对其表达心迹之语，并不是向君主寄托忠臣之心。

　　上述两种观点，或言是，或言非，都提出了很多理由。但是无论是哪种理由都不过是推论而已，并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去推翻对方的观点。不知道这场笔墨官司要几时见出结果。

　　《兰亭序》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

　　提起《兰亭序》，人们就会想起王羲之。王羲之是我国古代伟大的书法家，为历代学书者推崇，被尊为“书圣”。相传，书法史上的丰碑——《兰亭序》就是出自王羲之之手。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当时名流，在山阴（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作诗行乐，王羲之挥毫作序，即为《兰亭序》。后来，《兰亭序》为唐太宗所得，并断定为王的真迹。最后，原件成了唐太宗墓的殉葬品。

　　但到了南宋，姜夔因唐代何延之、刘餗二人对《兰亭序》流传途径记载的不同，开始对《兰亭序》作者产生怀疑。他认为，梁武帝收集王羲之书帖270余轴，提到了《黄庭》、《乐毅》、《告誓》，但却未提及《兰亭》。这还只是怀疑。清末李文田则干脆否认了《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因为《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不叫《兰亭序》而称作《临河序》，李文田还认为定武本《兰亭序》是隋唐人添上去的。李还从文字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是隋唐间的书法创作。李文田成为公开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的“第一人”。

　　1965年，郭沫若根据在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文物，再次提出《兰亭序》为伪作。文章说在这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文章说：“《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斩钉截铁地断定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陈僧智永所书。如此，《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作的了。

　　此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序文前后格调不一致，因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王羲之一贯的思想不符，“悲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因此认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扩大而成的”。1972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代没有楷书与行书，文章中说“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但这种说法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都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前后差别，是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因为“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从而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之处。《世说注》中的《临河序》比《兰亭序》少了一段感伤文字，只是刘孝标删节了而已。

　　这些不同的说法，给《兰亭序》增加了些许神秘的色彩，从而让《兰亭序》更受到人们的珍视。

　　桃花源究竟在何处？

　　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出自我国屈原以后的又一伟大诗人、晋宋时代杰出的诗词散文大作家陶渊明的手笔。它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奇葩，传诵千古而不衰。《桃花源记》就是他亲笔绘出的理想社会图：环境优美，怡然自得。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欺诈。人们淳朴厚道，和睦相处，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一千六百多年来，这篇不足400字的《桃花源记》，不知让多少人为之魂牵梦绕，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也寻她不到。“桃花源”究竟是纯属虚构，是东方的乌托邦，还是有它真实的原型呢？它的原型又在哪里呢？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又名潜，别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原籍江州浔阳紫桑栗里（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10千米）人。他生于一个没落了的官僚世家。曾祖陶侃，封长沙公，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是武昌太守。母孟氏，是陶侃的外孙女。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陶渊明自幼聪明好学。史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杀晋安帝，立恭帝，朝廷大权全归刘裕。为了笼络人心，任陶渊明为著作佐郎，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厌倦了官场上尔虞我诈的生活，无心恋政，说自己有病而不赴任，于是有了“陶征士”之称。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国号宋，改元永初，废晋恭帝，晋朝灭亡。第二年，恭帝被刘裕杀死。就在宋永初元年前后，陶渊明写下了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诗并序》。

　　清静无为的思想在陶渊明笔下便成了一处“绝圣弃智”、自然和谐的“桃花源”，桃花源成了老庄政治哲学的现实建构，也成了历代政治家们疲累之余的休息场所。图为湖南桃源县传说中的“桃花源”遗址。

　　湖南的桃源县被大多数人称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俯临沅水，背倚青山，景色绮丽，松竹垂阴，千百年来，吸引无数骚人墨客前去寻访、探幽，留下千古佳话以及墨宝遗迹。目前有神话故乡桃仙岭、道教圣地桃源山、福地洞天桃花山、世外桃源秦人村四个景区近百个景点。桃源地域东汉时置县，名沅南县，属武陵郡。隋开始直到唐和五代，撤县而成为武陵县的一部分。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朝廷发出了分拆武陵县的政令，转运使张咏根在实地考察后，建议置桃源县。历史悠久的“桃花源”，是中国古代四大道教圣地之一，有“第三十五洞天，四十六福地”的美誉。它以山水田园之美，寺观亭阁之盛，诗文碑刻之丰，历史传说之奇而举世闻名。当地的人们用陶渊明的诗文命名在此修建了观、祠、亭、洲，比如桃花观、集贤祠、蹑风亭、缆船洲等。不少学者认为陶渊明描绘的那幅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不是他的臆想和虚构，而是桃源县实在的生活。

　　也有学者认为《桃花源记》是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生活的写真，那时武陵地区的苗族人民已出现了自耕农的私有制，但由于生产力还比较低，剩余产品也比较少，还产生不了突出的富户和显贵人物，所以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除了陶渊明对此有记载外，另一个东晋文人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这个“世外桃源”。此外，武陵的苗族人民素有对桃树的崇拜以及有客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的习俗等等，这些都能说明陶渊明所说的桃花源就是指湖南武陵地区的苗家社会。

　　在今天的连云港市区也有两个武陵的地名：一个是《魏书》中记载的武陵郡，遗迹犹存，在赣榆县的沙河城子村；另一个是云台山脉的宿城西山麓，至今留有武陵古邑的地名。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北云台山东南侧的宿城山凹，三面环山，山川秀丽，景物清幽，除了翻越虎口岭，与外界无路可通。宿城区山雄水秀、风光旖旎，春生奇花瑞草，秋染五色层林，左映清流激湍，右带茂林修竹，还有悟正庵的千年银杏、保驾山的苍松掩映、滴水崖的漱玉喷珠、枫树湾的飞金流丹等人间奇景，四时好花常开，八节鲜果不绝。陶渊明确实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他在著名的《饮酒诗》中写道：“在昔曾远游，直道东海隅”。根据地理志的记载，陶渊明所说的“远游”，正是指处于东海一角的宿城高公岛之行。而且，宿城山的地理方位与入口，与《桃花源记》中的记载相吻合。南唐诗人李中早就在他写的“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诗句里发出了与陶渊明同样的感慨——看到秀丽的渔村，鲜美的芳草，一径通幽的石峡小口，只想忘记世间烦恼，常住于此。苏东坡知道陶渊明是游过宿城山的，他也曾模仿陶渊明写过这样的诗篇：“我昔登远山，出日观苍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陶渊明的后裔陶澍向道光帝讲述高公岛、宿城一带的太平景象时，把它们说成是与桃花源无异的人间仙境。后来，他还在宿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晋镇军参军陶靖节先生祠堂”，还仿照陶渊明故居的特点，在门前植柳栽桃。于是昔日“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宿城山水，如今已出入通达，一片繁华景象。

　　桃花源究竟只是陶渊明失望于现实中的理想，一个激起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美丽的梦幻，还是真的曾经有一个那样神奇而又美丽的地方，现在还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

　　梁祝故事是真是假？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除了口口相传以外，舞台艺术表现传播也相当多，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是否真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的人？或者根本就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所造？这是个众说纷纭、饶有兴味的“谜”。

　　否定有梁祝真有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的故事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都十分动人，但毕竟只是传说，因此事实上是不存在其人其事的。他们进而推论说：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纯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这是一家之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认为梁祝实有其人其事的也很不少。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原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但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穴时发现下面有梁山伯墓，于是将他们合葬，才演化出“梁祝”故事来的。

　　其实，研究“梁祝”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也进行过研究和探索。清代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以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墓”。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见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第二处墓在山东嘉祥县，是焦循曾经亲眼见到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1795年），余在山左，学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这一说法是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者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没有说曾经亲眼看见这座墓，但据浙江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说，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地方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勤县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庙中香火还很盛。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鄮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是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说：“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入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外一位著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载鄮城（今勤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这么一句话而已。

　　根据焦循、毛先舒引方志中的记载，谢安是东晋名臣，历史上实有其人，那时女子也没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然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确实有梁祝其人其事的可能。

　　如果大胆假设、揣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是编撰，但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才信以为真的而写入志书呢？总之，梁祝故事传说中还有一些谜，需要后来的学者去破解！

　　第四章 隋唐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武则天到底有多少个面首？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皇。人们说到皇帝，常常会首先想到“三宫六院”、“佳丽三千”。那么作为女皇帝是否也需要“三宫六院”、“俊男三千”呢？据资料记载，武则天称帝后，后宫养了很多“面首”，面首就是供武则天享乐用的漂亮男人。其中较得宠幸的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沈南谬、僧惠范、薛怀义等。但风流的武皇一旦有了性自由以后，她是不可能因拥有几位面首就满足的。她开始大胆放纵自己，嗜欲无度，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搜罗面首，那么武则天究竟有多少面首呢？

　　有一种说法，称武则天有面首三千，可与男性皇帝匹敌。但这种说法的传说成分较多，不可轻信，不过，我们可以从武则天通过种种手段来搜罗面首的有关记载中来推断武则天究竟有多少面首。

　　武则天面首的来源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公主所献。张易之、张昌宗、沈南谬、僧惠范这些以“阳道壮伟”而受武则天宠爱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经过太平公主亲自体验、细心挑选的。唐朝享乐事件中，母女共用一男，大家共享，也成为时尚。还有就是那些自我感觉很好的男子向女皇“毛遂自荐”。据《旧唐书》载，柳良宾是由自己的父亲推荐的，同时被荐的还有侯祥云，“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吏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奉宸内供奉”。

　　除了自己的女儿推荐、官僚推荐、男宠自荐，武则天还经常密派宫廷内的官员到民间秘密搜罗。据说当时宫中女才人上官婉儿就曾接受过这样的任务。上官婉儿出发前，武则天还就如何挑选男子向她面授机宜：男子鼻子大、隆直，必阳道壮伟。经过这众多途径，武则天的后宫自然“面首三千”了，为了对这些面首加以管理，武则天还设立了“控鹤监”，由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管理，俨然与过去的“三宫六院”无异，张氏兄弟就像是东西宫“皇后”、“贵妃”。

　　由此可见，说武则天“面首三千”虽无实据，但她的面首肯定很多是不会错的，因而我们不得不佩服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的过人的本领和精力。

　　武则天立“无字碑”的目的何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从一个才人一步步爬上皇后宝座，直到建立大周朝。登上帝位之后，武皇一方面消灭异己，一方面却也励精图治。在她统治时期，整个社会倒也安定，而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民间有很多。武则天本人也从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死了，也要留下一块无字碑，千百年来引得人们纷纷猜测。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位于西安市西北占地80公顷的乾县梁山上。墓前有两块高均为6.3米的石碑，西面的为“述圣碑”，碑文主要是歌颂唐高宗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该碑由7节组成，榫卯扣接，故又称为“七节碑”，碑宽1.86米，重81.6吨。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碑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雕成，宽2.1米，重98.8吨。碑头雕有8条互相缠绕的螭首，饰以天云龙纹，碑座则用骏马饮水、雄狮、云纹等线刻画而成。如此精细的雕刻，在历代墓碑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应该算是她的一大政绩。可惜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武皇是抢了大唐江山，是叛臣逆贼，对于她的功劳视而不见。因而，武则天要把自己的功劳让后人去评述、去记载，于是就有了无字碑。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有的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唐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因而留下无字碑借以自赎。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这种说法与前一种说法恰恰相反。武则天对自己一生还是颇感自豪的。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鉴于此，武则天要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就是要让后人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评价。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很有道理，至于哪一种说法是她的本意，现已无从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以后，人们开始在无字碑上面添补题识，现在上面共有13段文字。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文字中还有一种少数民族文字，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能识别。这种早已废绝的少数民族文字，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视为“20世纪之谜”。经考证，金太宗的弟弟于1134年在无字碑上刻了《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且在旁边配有汉字译文。这种失传了的文字并不是金文，但究竟是什么文字呢？明代金石学家赵山函在《石墨镌华》中说：“（《郎君行记》）碑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字刻乾陵无字碑上。”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巴林右旗附近发现辽代帝后的墓志，才将这一谜团解开。原来这些文字和墓志上的字相同，是早期的契丹文字。契丹文字始创于公元920年，但随着国家的灭亡很快消亡，到了元代已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了明代则彻底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了。这一失传的文字作为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史料被保留下来，却是武则天的无字碑的一大贡献。

　　上官婉儿为何不记武则天灭族之仇？

　　上官婉儿是一代才女。在唐高宗时，上官婉儿一家被武则天抄没，然而上官婉儿一心服侍武则天，她为何就不记武则天的灭族之恨呢？

　　据说婉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母梦中见大秤一杆，于是请教相士，相士掐指一算，惊呼：“此子日后当称量天下。”待到婉儿出生，竟是一个女孩，大家都很失望，说相术骗人，无非为钱财而已，也就不再在意。等到婉儿祖父上官仪被武后杀害后，童年的婉儿与母亲郑氏被没入宫中为奴，本以为会暗无天日，可是等婉儿长成，她的才华开始在宫中显露出来。她博古通今，诗词文章犹为出色，甚至书法、数术、弈棋等无所不精。她的才名很快传到了武后的耳中并召见了她。当场面试时，小婉儿聪明伶俐，从容不迫，一挥而就，写了一首七言诗，其文辞精美，比起朝廷大臣们的腐儒酸调，可谓天上人间。尽管诗的字里行间不时透出对武则天的愤恨之情，可武则天并不计较，并感叹道：“此女才智非凡，赛过须眉！”随后，她命上官婉儿离开掖庭，到她身边来当秘书。上官婉儿接到诏命，心里非常复杂，这个权力至上的女人，曾是杀死自己家人的仇人，害得自己和母亲沦落为奴，现在，她又要将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委以重任，而且是随侍身边的贴身秘书，憎恨、感激、恐惧各种滋味涌上心头，烦恼无比。但是一个月以后，她就成了武后最信任的贴身女官。武后讨厌批阅表奏，起草诏命，便把这些事都给婉儿处理，由此也正应了“称量天下”的预言。朝廷大臣们也竞相奔走其门下。从此，上官婉儿对武则天由仇视慢慢转为拥护。到中宗李显即位，上官婉儿更是大被信任，中宗被婉儿的才貌所迷，便将婉儿召幸，册封为婕妤，封其母郑氏为讳国夫人。

　　但此时婉儿并不高兴。因嫌中宗懦弱无能，在武后晚年时，她开始与武三思私通，并在诏命封旨上推举武氏，抑制唐中宗。此时的上官婉儿已变得心机重重，她为了讨好皇后韦氏，将武三思让给了韦氏。

　　景云元年，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立中宗年仅16岁的幼子李重茂为帝，韦后称太后，临朝听政，并派上官婉儿商请太平公主，想得到她的帮助。此事未果以后，韦后自当朝政，后来还想杀少帝李重茂和相王李旦，此事被相王第三子李隆基得知，他与太平公主合谋，联络羽林军冲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李隆基后来诛其逆党时，上官婉儿受此牵连被杀了。“称量天下”的一代才女从此香销玉殒。

　　李白是胡人还是汉人？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大诗人。历史上说他的长相特异，对月氏语十分精通，并且据说他的先世曾经流落到西域。那么他的家世如何？这是后人非常感兴趣的研究话题。一直有人在问：李白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

　　李白（公元701～762年）幼时从中亚的安西都护府回到内地的故乡四川江油。

　　根据李白自述及其好友的述说，李白是唐玄宗的族祖，出身显赫。在李白自己的作品中，他曾经自述说：“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攻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以及“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梁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等。李白的叔父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

　　据此，有人推断，李白应该是太宗李世民的曾侄孙。进而再推断，李白的曾祖父有可能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中的某一个。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在天宝年间曾经下过诏书，准许李暠的子孙“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也就是说登记上皇族的户口。为什么李白一家没有去登记呢？李白后来进入了翰林院，有很多与皇帝接近的机会，为什么也从没有提起过？晚年的李白，处境很是艰难，求人推荐的心情也很是迫切，但是他仍然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皇族身份。身为皇族后代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足以使他光耀门户，青年时代的李白纵然豪放飘逸认为这不值得一提，可是晚年困境中的他为什么仍旧死守？这难道不是有点奇怪吗？有人推测，这大概是因为既然李白的祖上是李世民兄弟中的一个，便可能牵涉到玄武门事变这样一场宫廷恩怨。此外，前文还提到，李白可能是李陵的后裔，因为李陵曾因罪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是很好的名声，故而李白生前只承认远祖李广，却否认李陵。因此，李白生前不愿意将自己的家世公诸于众。

　　后世对李白父子的了解则更显得模糊。前文提到，“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白的一个好朋友也曾经写过：“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其父）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之林，不求禄仕。”通过这两段已有的关于李白之父经历和处境的材料，人们会提出疑问：李客为什么要“逃归于蜀”？为什么要“潜还广汉”？是国破家亡、流落异域，还是因为触犯刑律、流放边疆？无论是哪一种理由，在时隔百余年后，都构不成“逃归于蜀”和“潜还广汉”的可以讲得通的原因。那么，促使李客“逃归”、“潜还”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还会有什么更为严峻的理由使李客跑到偏僻的山中？李白父亲的“逃归”之谜，使人们对李白身世的了解更为迷离。

　　清朝人王琦分析认为，李客的逃很可能与任侠、避仇有关。他推测说李客或许是一位行侠仗义的侠客，由于其行为触犯了当权者，所以只能是避到穷乡僻壤，隐姓埋名，终其一生。

　　如果上述推断得以成立，那么李白家世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就可以略见端倪了。李白父亲特殊的经历和处境，使李白能在诗文中对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饱含深情，却唯独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词。他的亲友在提及李白的家世籍贯时也出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目的，不得不使用一些托词和曲笔。这样分析，李白这个皇族的后裔，他不敢将自己的家世形诸文字，更不能登记上皇族的户口，等等疑问，似乎也就有了答案。

　　又有人根据李白的长相及其对外语和外族礼节的精通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李白的出身并非如他自己所言，而是西域的胡人。持这种说法的人考证说，其一，碎叶、条支等地，在隋朝末年并不在中央政权的势力范围内。怎么可能成为窜谪罪人之地？这样推断，李白不是汉人而是胡人。其二，从李白之父的名字看，他们认为，其名字是在潜还蜀中后改的，其名为客，是因为西域人的名字与中原不一样，西域人往往被称为“胡客”，因此以“客”为名。其三，隋末，蜀中地区正是与西域胡人贸易往来的区域，李客也许以经商致富，入蜀后因富有渐成贵族。其四，从李白的相貌看，李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相貌具有胡人的特征，又精通月氏语，对少数民族的礼节也十分精通。总之，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李白根本就是一个胡人。

　　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此予以驳斥。他们指出，“窜谪”一词的含义不应如此被限制。古时凡是由汉族居住区域移往外域，即是“窜谪”。何况，李白的先世移居西域并非因罪窜谪，并且谁说这一事件发生在隋末呢？再有，不仅仅西域人入中原被称为“客”，外地汉人入蜀不也可以被称为“客”吗？说李白精通月氏语和懂得夷礼，这也不足以说明李白就是胡人。在唐朝这样一个地域博大、民族融合广泛的帝国里，一个汉族人，如果他的家世与西域有关联，是完全可能精通夷礼夷语的。至于说李白貌似胡人，汉族人中不是也有具有胡人特征的人吗？进而指出，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李客不姓李，是胡人，那么也就不能肯定李白的先人是胡人。这些人的驳斥使用了一系列诘问，可以说给认为李白是胡人的人以足够的挑战。

　　还有人认为，李白并不是李广的后代。他的先世应该是久居西域的汉人，“潜归蜀中”，后来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所以才更改了姓名，假冒是李暠的后代。

　　另外有一种看法较为折中，认为李白先世既非胡人也非汉人，而是汉胡两族的混血儿。他们查证古籍后，认为李白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嫡孙李陵的后代。当年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盛怒之下将李陵在中原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死。李陵后来娶胡女为妻，他的后代也就随胡人俗。隋朝末年，其后裔又蒙难被流放到西域。李白的先世就属于这一支。这样，李白带有胡人的血统，那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分析，可以说折中了所有的观点，似乎也言之有理。

　　然而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因为关于李白家世的文字记载之隐约其词而有漏洞，李白自己的记述也使自己的身世扑朔迷离。这位号为“诗仙”的传奇大诗人李白，其身世之谜何时能够解开？

　　白居易是胡人吗？

　　提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家喻户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的长篇作品如《长恨歌》、《琵琶行》等，千百年来也一直广泛地流传着。对白居易的出身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

　　很多人认为，白居易是西域胡人，而不是人们比较愿意接受的汉族人。持这样看法的人的理由主要是这样的：

　　宋朝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记载说，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曾经与曹确、罗劭权等共同执掌宰相大权，崔慎猷叹息说：“可以回家了！现在中书（省）到处都是番人。”所谓的“番人”自然是指胡人这样的少数民族。既然崔慎猷说白敏中是胡人，那么可以断定白居易也是胡人。白居易曾经给从侄僧人白寂然撰写过《沃洲山禅院记》，文中说：“厥初有罗汉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大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兹山。……六年夏，寂然遣门徒僧常贽自剡抵洛，持书与图，诣从叔乐天乞为禅院记云：昔道猷肇开兹山，后寂然嗣兴兹山，今日乐天又垂文兹山。异乎哉！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乎？”由这段话可以了解到，白道猷是“罗汉僧西天竺人”，白居易自己说“沃洲山与白氏其世有缘”，即是自认白寂然是他的本家，据此可以推断白居易本身也是胡人。

　　有人否定了白居易是胡人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白居易是汉族人。在白居易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一文中，白提及自己的族系时曾经说：“白氏是华姓，是楚国的公族。当年楚熊居太子建出奔到郑国，建的儿子胜居住在吴楚一带，号白公，并以此为姓氏。楚国杀死了白公，他的儿子出奔到秦国，代为名将。其后裔孙名为起，对秦国有大功，因此被封为武安君，后来又因为坐罪而被赐死杜邮。……到秦始皇的时候，始皇怀念武安君的大功，所以把武安君的儿子仲封在了太原，其子孙后代便世代以此为家，故现在为太原人。从武安君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北齐王兵尚书，赠司空。曾祖名讳士通，为皇朝利州都督。祖名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名讳温，朝请大夫，检小都官郎中。公名讳鍠，字上钟，都官郎中第六子。……公有子五人：长子名讳季庚，襄州别驾。……次名讳季般，为徐州沛县令。次名讳季轸，为许州许昌县令。次名讳季宁，为河南府参军。次名讳季平，为乡贡进士。”白居易的父亲就是襄州别驾白季庚，而白季庚的族系所属是清楚的，因而白居易自称汉人，应当可以相信。

　　如果白居易是汉族人，后世居住洛阳的白氏出自哪一支呢？我们知道，白居易没有儿子，晚年退职后居住在洛阳履道里，修香山寺，以醉酒吟诗为消遣，死后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根据现存的洛阳白书斋处的《白氏谱系序》稿本记载：“幼文（白居易兄）有三个儿子：景回，景受，景衍，将景受过继给白居易，因此洛阳白氏，都是景受之后裔。白居易为始祖，传至今已经有五十余代了。”这样看来，白居易兄长的儿子景受过继给他，洛阳白氏都是白景受的后裔，而奉白居易为始祖，因此洛阳白氏也应当出自汉族。

　　尽管有白居易自撰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族属问题，并可以由此确证白居易是汉族人，但是现世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认为白居易为胡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丛刊》曾发表过顾学颉的《白居易世系家族考》，在这篇文章中，顾学颉认为，白居易的“祖先并不是汉族，而是西域龟兹国的王族；曾经役属西突厥，为西突厥统治下的十部落之一的鼠尼族部。因龟兹国境内有白山，故汉朝赠其王姓白，一直到唐代未变”。顾学颉提出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班超传》。在《后汉书·班超传》记载道：“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明年（永元三年）……以超为都护……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为什么白居易说自己是汉族人？实际上，白居易是知道自己的胡姓血统的，他之所以要假冒汉族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不被人轻视为寒族。但是还有人提出疑问：白居易时已经是中唐时代，唐朝对于寒族的轻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严重，尤其是经过武则天时期的武周革命后，门户观念也已经在唐人心中变得淡薄；同时，唐朝政治的大一统宏阔局面，少数民族在当时是受到尊重的，因此，白居易没有必要刻意地掩饰自己的胡人身份。

　　争论仍然在继续着，白居易到底是胡人还是汉人，这个问题看来是需要费一番考证的。如果白居易真是胡人，那么中国文学史上又将多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数民族作家。

　　杜甫死后葬何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杜甫生前忧国忧民，在他的诗歌中处处可见对国计民生的担忧和对君主的殷殷期待。然而，杜甫的一生更是穷困潦倒的一生。诗人的晚年生活更见窘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谓悲凉！后世通常认为杜甫最终死在湘江水上的一条小船里。他死后，儿子宗武无力葬父，只好将父亲的棺材权厝着，直到40多年后，孙子杜嗣业才借助于乞讨，将祖父安葬。那么杜甫究竟被葬在何处？诗人生时经历催人泪下，身后也留下了依旧凄凉的谜。

　　关于杜甫最后的葬地，历史上通常有四种说法。分别是：湖南的耒阳县、岳阳县、平江县以及河南的偃师县。

　　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漂泊至成都，筑草堂于花溪旁。在这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安然的生活，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

　　《耒阳县志》记载说，杜甫开始时为避战乱到蜀，“往依严武。武卒，蜀乱，复移夔州。大历三年下峡，至荆南，游衡山，将适郴州，依舅氏聂十二郎，侨居耒阳。”当时正好赶上天降大雨，江水暴涨，杜甫很久都没有食物。聂氏县令乘船出迎，并赠牛肉和白酒给杜甫。有一天晚上杜甫大醉，住宿在江上的酒家，结果被水淹死，只遗落一只靴子在江上，聂氏县令只好将靴子做坟。其它史书如新、旧《唐书》也都这样记载。由此可以看出，杜甫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那么耒阳的杜甫墓其实只是一个埋其靴子的衣冠冢。据说，这个墓在耒阳县城北郊二里，建于南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明朝嘉靖年间曾为当时的知县马宣重修过。

　　而唐朝郑处晦《明皇杂录》等书也认为杜甫死于衡州耒阳，葬于县城北耒江左畔。但是这个墓杜甫的权厝冢，并不如前文所说的“尸体不存”。《偃师县志·陵墓志》记载，唐宪宗元和八年时，即杜甫死后的第四十三个年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启子美之柩，襄袝事于偃师”，实现了祖父归葬祖茔的遗愿。那么究竟在偃师的什么地方？有史料说是在偃师县西土楼村，也有说是在首阳山，各种看法让人感到疑惑。

　　唐朝诗人元稹曾经应杜甫孙杜嗣业的请求撰写过《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对于确定杜甫的葬处有着重要的意义。铭中说：“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之襄，袱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今因系其官阀日铭其卒葬云……甫字子美，……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四十余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与足为难矣。”这一段记载可以说是确定杜甫墓究竟是在偃师还是在湖南岳阳，或是在平江此三种说法的重要依据。

　　后人参照元稹的墓志铭以及《湖南通志》、《巴陵县志》、《平江县志》等文献，认为杜甫在耒阳死后，其子杜宗武并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举家移居岳州（即今湖南岳阳），并将葬于耒阳的父亲的灵柩暂时厝于此，所谓元稹所说的“旅殡岳阳”。《巴陵县志》即记载说，“杜甫墓在岳州，今不知其处。按元微之（元稹）墓志，扁舟下湘江，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是杜墓在岳阳也。元和中，孙嗣业迁墓偃师，后人遂失其殡处。”后人寻找今天的岳阳，没有找到杜甫的墓地，也没有找到杜甫的后裔。但是后来在《平江县志》中找到了一点线索：今天汨罗江畔的湖南平江县小田村有杜甫墓，还有杜甫的后裔。进而考察出，平江在唐代称为昌江，隶属于岳州，因此“旅殡岳阳”就是权葬岳州昌江。后来，杜嗣业将祖父杜甫的灵柩迁回了河南偃师县西土楼村的祖茔。据《艺文志》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偃师的杜公墓被村民侵成麦地，后邑令朱续志找出了杜甫墓的遗址，并造茔树碑表示纪念。

　　也有人认为杜甫原本就病逝于平江，而不是耒阳，所以他的墓所就在平江小田村。杜甫死后，杜宗武贫困无力迁葬，也在平江病逝。再加上当时的战乱，所以杜宗武、杜嗣业这一支就一直在平江留了下来，一方面也方便祭守墓地。清朝同治年间，张岳龄在实地考察偃师后，写了一篇《杜工部墓辨》，指出偃师既无杜甫墓，也没有杜氏后代。李元度的《杜工部墓考》也这样说，认为“岳属别无杜墓，遗迹在小田无疑”。

　　关于杜甫究竟葬于何处的争论仍在继续，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看法。战乱中的杜甫受尽了苦难，死后他的去处依旧是一个未解的谜。这是诗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骆宾王下落之谜

　　以一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而让武则天赫然变色的骆宾王，是初唐诗坛的活跃人物，为“初唐四杰”之一。这位四杰中年辈最长、阅历最多之人，其遗闻也最富有传奇色彩，其中他的下落至今仍旧是一个谜。

　　骆宾王一生壮志飘零，沉沦下僚。唐高宗仪凤四年时，他被升任为侍御史，又因屡次向武则天上书言事而被诬下狱，在狱中，他写下“露重飞难进，风高响易沉”的千古名句抒发自己的悲愤。武则天称帝后，大肆斥逐李唐王室旧臣，并大量起用武氏家族成员。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对武则天政权极为不满且自身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的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发动的扬州兵变，被辟为艺文令。这其间，他起草著名的《讨武曌檄》。该檄文历数武则天的秽行劣迹和阴谋祸心，备述起兵的目的，申明大义。结尾处“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气势非凡，极富号召力。据说武则天看了檄文后，赫然变色，连忙询问檄文为谁所写。被左右告知是骆宾王后，十分惋惜，并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能，却流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宰相的过错啊。”惜才之心溢于言表。但是由于徐敬业武略不够，所以扬州兵变才三个月就遭到失败。唐人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记载道：“文明（唐睿宗年号，公元684年）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后来《新唐书·骆宾王传》沿用这个说法，也用“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来描述骆宾王的下落。骆宾王的下落之谜由此而始。

　　在众说纷纭的说法中，流传较广的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说兵败后骆宾王被杀，《旧唐书·骆宾王传》、《资治通鉴》、《新唐书·李勣传》等书都如此记载。此说法认为，徐敬业兵变失败后，骆宾王等人准备入海逃往高丽，抵达海陵时，遇到风浪受阻于遗山江中，骆宾王被徐敬业的部将王那相所杀，传首东都，并牵连家族。具体记载如《资治通鉴》说：“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另外，骆宾王的世交宋之问曾写过一篇《祭杜审言学士文》，在这篇文章中，宋之问也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看来骆宾王不仅自身未保，而且家人乃至族人都遭到牵连而被杀。

　　第二种说法认为骆宾王在兵败后逃脱隐居，也有人说他是削发为僧。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所谓“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就是骆宾王并未被杀的证明。根据这种说法，兵变失败后，官军没有捕获徐敬业和骆宾王，他们害怕武则天会治他们的罪，因此以假乱真，杀了两个面貌酷似徐、骆的人，将其首级报送京师。事实上骆宾王和徐敬业二人均逃脱并在后来落发为僧。最早说骆宾王出家为僧的人是唐朝人孟

　　此图表现骆宾王最脍炙人口的名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画风淡雅精工，设色温润新奇。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号南田，又号云溪外史等，江苏常州人，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

　　还有人说骆宾王是逃匿于今天的江苏南通一带。根据明代人朱国祯《涌幢小品》所记载，明朝正德年间在南通城东发现了骆宾王的墓，墓主衣冠如新。这座墓后来被迁到了狼山，至今遗迹犹存。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附录》中还记载说，雍正年间有自称是李勣十七世孙的李于涛，他说他们家的家谱中记载说，扬州兵变失败后，骆宾王与徐敬业的儿子一起藏匿于邗之白水荡，后来骆宾王客死崇川，据说骆宾王的陵墓就是徐敬业的儿子修的。

　　第三种说法是说骆宾王投江水而死。唐人张鷟在《朝野佥篇》说：“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就是说，骆宾王最终死于江水中。不过这种说法加入谶语之说，且没有资料加以旁证，所以并不广为流传。

　　现世对骆宾王下落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前两种看法上，即兵败后骆宾王究竟是被杀死还是逃脱得生。主张骆宾王被杀的人认为，除了《新唐书·骆宾王传》说骆宾王“不知所之”外，其他所有的正史记载都说他是兵败被杀。而宋之问说骆宾王“不能保族而全躯”的那句话，则更是有力的证据，因为凭宋之问和骆宾王的亲密关系，宋的话是足可信的。至于孟

　　与之针锋相对的，主骆生者认为，《本事诗》固然存有缺漏，但是这并不排除官军为邀功请赏而用假首级报送朝廷的可能性。同朝人郗云卿是奉诏搜缉骆宾王的遗文，他说骆宾王“因致逃遁”，必定是有所根据的，不可能信口雌黄。至于宋之问的“不能保族而全躯”，并不能作为骆宾王被杀的证据。因为宋之问是骆宾王的好朋友，他自然是熟悉骆宾王的，那么他可能是在辨认出报送京师的乃是假骆宾王的首级后才说的那句话。他可能说出真话吗？一来他要帮好友活命，肯定不能说真话；二来恐怕他也不愿意得罪送交首级的官军。所以，用宋之问的一句话作为骆宾王兵败被杀的证据，是难以站住脚的。

　　由于这些关于骆宾王下落的史籍记载的相互矛盾，这桩公案一直争论不休。何时能有定论？恐怕要等新的、确凿的材料出现后才可能知道。

　　黄巢死因何在？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飒飒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提到这两首诗，人们一定会想起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首领黄巢的霸气。当年黄巢率领起义军转战南北，攻克唐都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坚持斗争达十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唐朝的统治。唐僖宗中和四年即公元884年，起义军在唐朝军队的疯狂镇压下最终失败，黄巢本人的生死结局随之也成了一个谜，至今难以定论。

　　正史上的记载大多是黄巢被杀和自杀两种说法。

　　一是黄巢兵败被杀。《旧唐书·黄巢传》记载说，黄巢入泰山，时溥派遣大将张友和尚让之众追捕黄巢军队。黄巢军队退到山东泰山的狼虎谷后，黄巢手下部将林言杀死黄巢并斩杀黄巢弟弟黄邺、黄揆等七个人的首级，连同其妻子一起送到了徐州。《僖宗纪》和《时溥传》也都这样记载。后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说法。

　　一是黄巢兵败遂自杀然而未果，最后请外甥林言帮助结束生命。《新唐书·黄巢传》如此记载说，时溥派遣陈景瑜与尚让追战黄巢至狼虎谷，黄巢计穷，对林言说：“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部退，亦误矣。汝取我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林言不忍心杀黄巢，黄巢于是自刎，但是没有成功。林言忍痛斩杀黄巢，连同黄巢兄弟及其妻子，皆“函首，诏书将诣溥”。而太原博野军又杀了林言，与黄巢的首级一起送到时溥那里。

　　与黄巢被杀和自杀说法相对的是黄巢兵败遁入空门为僧。这种观点认为，起义军失败后，黄巢没有死，他虎口脱险，做了和尚，并得以善终。宋朝劭博在《河南劭氏闻见后录》中曾指出，“唐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我们从实际的情况分析，如果说林言在狼虎谷杀掉了黄巢，并献其首级到徐州，则两地相距有约五六百华里，即使是快马也要三天路程，而徐州至成都，两地相距三四千里，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也需要二十天。当时又正是酷热的夏天，“函首”恐怕早就腐臭无法辨认了。何况被“函首”的有黄巢兄弟六七人，其中就没有与黄巢状貌类似的吗？这也就难免会出现劭博在《河南劭氏闻见后录》所说的“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的情况。而在官修或钦定的史书中，黄巢遁逸得脱之类的事情是绝不敢被直说的，这也正是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的记载所值得怀疑的地方。而我们借助于野史、笔记小说的记载，却往往可以寻找到更符合事实的答案。

　　除《河南劭氏闻见后录》的记载外，还有很多其他相关的记载。如陶毂《五代乱离纪》说，黄巢遁逸免死，后来削发为僧，且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劭博也还曾说过，他曾多次到相传黄巢舍居过的洛阳南禅寺游览，见壁上有黄巢穿着僧服的画像，“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根据当时人所说，寺庙中还有黄巢在上面题诗的真绢本。宋人还有多种笔记进一步认为黄巢兵败后遁入空门，做了和尚，又依河南尹张全义，舍于洛阳南禅寺，最终迁居明州（今天的浙江宁波）的雪窦山，法号雪窦禅师。张端义的《贵耳集》说“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他临入寂的时候，指一指脚下，有“黄巢”两个字。据说，南宋时候，雪窦山上还有黄巢的墓，每年邑官都要派遣人祭祀。对于那两首相传是黄巢所作的诗，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中曾指出，这两首诗作是取唐诗人元稹的两首《智度师》诗拼合而成，乃是伪作。但是他所否定的仅仅是诗的不可靠，对黄巢的结局并没有阐述，更没有否定黄巢遁隐的可能性。

　　所以黄巢的下落究竟如何，还是值得怀疑的。若没有新史料的发现，想确定其真正的结局恐非易事。

　　第二节 悬案秘事

　　杨贵妃有没有被缢死于马嵬驿？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

　　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风华绝代的杨贵妃真的葬在这里？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

　　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刘禹锡诗中有段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此诗来看，杨玉环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新奇，因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质疑。陈氏怀疑刘禹锡听作《马嵬行》一诗，是流于“里中儿”，所以会有很多说法。可是，陈氏也没有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中儿”才一传十，十传百。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假设以“长恨”为篇名，写到马嵬就不写了，何苦还要在后面假设个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从而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军中正乱，贵妃不明去向，只有金银散落一地。诗中详细说明了唐玄宗“救不得”之因，因此正史所载的赐贵妃一死，当然绝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了起来。白居易《长恨歌》说玄宗回长安后要为杨贵妃重造陵墓，结果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了贵妃也许是被人救出。令人深思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恐怕后人不明其故，所以重点突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知”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是暗示杨贵妃没有在马嵬驿死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

　　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杨贵妃葬于何方？

　　根据《旧唐书》记载，由于当时正在西逃途中，事起仓促，杨贵妃死后只是用紫褥包裹，葬于驿道西侧，时年38岁。也就是说连口棺材也没有，只是拿褥子裹在尸体上，草葬于大路西侧，随后唐玄宗就起驾向西继续逃亡去了。唐玄宗走了以后，当地流传有一种掘墓观美人说法，事实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据史料记载，西逃第二年，唐玄宗回銮时（当然此时他已经是太上皇），曾经下令，将杨贵妃的遗体改葬。但是据《旧唐书》记载，宦官启开坟墓后，却发现杨贵妃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坟中只剩下一个香囊，于是也只能把香囊献给太上皇了。从杨贵妃死到改葬，中间只隔了一年半的时间，尸体不可能全部腐烂，连骨头都没了。因此，这一记载难免令人生疑：这里边究竟有没有埋过尸体？白居易《长恨歌》也证实：“马嵬坡前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可见在唐时就已普遍认为杨贵妃并未葬在马嵬坡。那么杨贵妃究竟被埋在哪儿了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因为现存的杨贵妃墓地就有四处之多。一处是在今天陕西兴平县马嵬镇西。近年来，经过当地政府修葺后的坟墓为一半坡上的小陵园，大门顶额上横书有“唐杨氏贵妃之墓”7字，进入园内，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献殿后面是坟冢，高3米，封土四周砌以青砖。之所以砌以青砖，还盛传一种说法：埋过杨贵妃的坟虽然时日不长，坟土却细腻光滑像擦脸的粉一样，并且奇香无比，所谓“此地纵千天，土香犹破鼻”。而且妇女用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以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其墓土也因此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外地游人至此，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杨贵妃墓前有一石碑，上刻“唐玄宗贵妃杨氏墓”。围绕墓的周围有三面回廊，上嵌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代名人游后的题咏。如上所述，唐玄宗回銮时，曾密令人将杨贵妃迁葬。由此看来，该墓是原来的墓，还是迁葬后的墓，或者说不定就是杨贵妃的衣冠冢呢，这一切也都是未为可知。如今，在杨贵妃墓后的半坡上，还修有一亭，亭边用洁白的汉白玉雕了一尊高近3米的杨贵妃站像。雕像表情凝重，目光向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另外，在日本山口县大津郡的久津渔村二尊院，保存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在久津二尊院里还供奉着释迦牟尼和阿弥陀佛两座立像，传说是唐玄宗为了安慰杨贵妃而特意送到日本来的，现已被日本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这在后面还要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2005年9月，四川大学的蔡正邦等学者提出了一种杨贵妃葬地的全新说法。他们从多个方面论证杨贵妃死后并未葬在马嵬坡，而是葬于四川省崇州市的三郎镇。从史料上看，《资治通鉴》曾载，唐开元二十三年，“朋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杨玉环）为寿王妃”；“杨钊（杨国忠），杨贵妃之从祖兄也……从军于蜀得新都尉……杨玄琰卒于蜀，钊往来其家”。他们认为这一记载说明杨贵妃的父亲曾在蜀地为官，并且死后家人留于蜀中，所以杨国忠才会“往来其家”。因而杨贵妃出生于蜀州，而今天的蜀州即崇州市的古称。另外，《唐书》载，“贵妃缢路祠下，课尸以柴茵，瘗道侧，帝至蜀密遣使具棺椁葬焉”；而日本井上靖在所著的《杨贵妃传》中叙述，“（唐玄宗）即派敕使祭祀杨贵妃……悄命宦官将杨贵妃遗体移葬别处”，这说明杨贵妃虽死在马嵬坡，但遗体却曾被迁葬。另外从资料看，杨贵妃喜爱多汁水果，并且喜欢香辣味，这与蜀中人相似。在《马嵬方志》中记载，杨贵妃死前嘱，入宫后常思念故乡蜀州的佳山秀水，请求死后归葬于翠围山中。从这些记载看，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听从其意，将她移葬到蜀中的可能性极大，而蜀中山水最佳的地方莫过翠围山。蔡正邦在对崇州市三郎镇进行的实地调查时，还发现翠微山中还残留有“大唐天宝”字样的石碑。据说，多年前，崇州市收藏家陈忠仁曾在翠围山附近遇见两个盗墓者，向他出售唐代五爪金龙黄袍和五彩凤凰二马裙，“丝绸保存得当，千年不朽”。唐代丝绸保存到现在是完全可能的，而黄袍和凤裙，非帝王家不可能拥有，而唐朝和翠围山有瓜葛的就只有杨贵妃一人。他们还从翠围山兽医马少君家听到一个世代相传的故事：“杨贵妃墓就在翠围山中”。蔡正邦还从人文地理方面进一步论证说，杨贵妃墓应在三郎镇南面，墓北正对长安，正印证了古时合魂归里，面对“三郎”、“皇宫”的意思。他甚至认为，三郎镇的名称也与杨贵妃有关。由于唐玄宗排行老三，三郎是杨贵妃生前对他的昵称，唐玄宗缢杀杨贵妃后，心中有愧，就改镇名为三郎镇，长伴妃墓，以求得心理平衡。并且三郎镇还有一个九龙沟，龙被喻为天子，即皇帝，这与凤栖山也恰好对应。不过，这种说法虽然论证充分，也有合理之处，但只是一家之言，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论证。

　　台湾学者魏聚贤甚至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因而杨贵妃死后也就自然葬于美洲了。不过这一说法太过于渺茫，也就不好论辩了。

　　李白是投水而死的吗？

　　集诗仙、酒仙于一身的唐代诗人李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关于他的死，后人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死于疾病；另一种说法则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那就是认为他死于“揽月落水”，即溺水说。

　　李阳冰为李白诗集写的《草堂集序》说李白是病死的，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沿用此说。范传正的《墓铭》中即有“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的文字。李白嗜酒成性，特别到了晚年，“狂饮”更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醉而致疾极有可能。晚唐诗人皮日休作《李翰林诗》（《七爰诗》之一），其中有“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的说法，明白地指出李白因醉得疾。郭沫若考证说，61岁的李白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曾决定从军，到了金陵发病，只得半途而返，此时李白处于“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郭沫若又说，他62岁在当涂养病，脓胸症慢性化，胸壁开始穿孔，成为“腐胁疾”，十一月卒于当涂。

　　《旧唐书》上则说，李白因为饮酒过度，引发疾病，而死于宣城。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纵观李白一生，坎坷流离，经历曲折。爱酒，爱月，恃才而狂，傲视权贵。他才气冲天，却命运多舛。晚年穷极悲苦却又不甘寂寞，常感慨自己的一生。他胸怀大鹏之志，却只能听任命运之神的安排，发“中天摧兮力不济”的不堪、“白发三千丈”的幽怨，没奈何，只得呼酒买醉，可惜“举杯消愁愁更愁”，大量的酒精已经使他的肌体受到侵蚀损害，但他仍贪杯，直至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药。推断其死因，人们认为他的族叔李阳冰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李白“溺死”说也有一定的依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类似，不过在前面加了“世俗言”三字。“世俗言”的意思是这是民间的一种出于美好的想象而产生的传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民间传说的出现，是在李白去世不久，而不是在王定保或洪迈的记述之时就已广为流传了。到了元代，王伯成编《李太白流夜郎》杂剧，其中有李白落水的说法。虽然艺术无法与现实等同，但其出处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对于李白诗歌的爱好者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李白是“揽月落水”而死。因为他有许多诗是写月的，他把月亮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所以人们愿意接受他的死与月亮有关之说。但李白究竟是因“揽月落水”而死，还是发病而死，只有诗人自己知道了。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谜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其人一生沉于下僚，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有人说“锦瑟无端四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等无题诗都是他对自己仕途多蹇的伤感。考察他当时所处的时代，整个政治正陷于党争纷繁之中，他的一生基本上都与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相始终。

　　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中晚唐时期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一方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另一方以李德裕为代表。史载李商隐之所以政治不得志就是由于他卷入了党争之中。果真如此吗？一介文人的他如何卷入此等纷争中？这在历史上向来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认为李商隐的政治悲剧从他被令狐楚赏识开始。根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因为年少时就颇富文采，受到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以所业文干之”。李商隐年及弱冠后，令狐楚更以其才俊，而对他非常礼遇，还让他与自己的诸子在一起交游。按此形势，李商隐本来应该能够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但是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当时“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的王茂元也对李商隐欣赏有加，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而王茂元其人是李党领袖李德裕所信赖的人，恰与当初欣赏、提携李商隐的牛党方面的令狐楚则是对头冤家。现在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因此李宗闵、令狐楚所代表的势力对他极其鄙夷，认为他是忘恩负义之徒。当时令狐楚已经死了，“其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不之省”。这就是说，李商隐早年为牛党的重要成员令狐楚重视，后来又得到李党成员王茂元的赏识，并娶其女儿为妻。这在牛党看来无疑是一种背恩的行为，因此遭到了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等人的厌恶和诋毁。李商隐虽然屡次向其“陈情”，希望令狐绹能够引荐自己，但是自己的处境却始终都没有得到改善，一生受尽冷落。

　　唐代党争既有传统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面，又混杂了大官僚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争斗中两派又援引宦官作靠山，得势后便大力排挤政敌，从而演变成为掌权而进行的互相倾轧，结果进一步加深了统治危机。

　　对李商隐的遭遇，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指出，“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也就是说，陈寅恪也认为李商隐是先党牛后党李，是一种放利背恩的行为。

　　对此看法，有人提出异议。

　　清代学者徐湛园认为李商隐一直都属于牛党。他说：“唐之朋党，二李为大，牛僧孺为李宗闵之党魁，故又曰牛李。杨嗣复、李宗闵、令狐楚与李德裕大相仇怨。义山为楚门下士，是始乎党牛之党也……徐州归后，复以文章于绹，乃补太学博士，是始乎党牛之党矣”。意即李商隐从始至终都是在牛党手下做事，先是为令狐楚门人，楚死后，又在其子绹手下做事，所以从来都属牛党。

　　而朱鹤龄则认为李商隐属李党。他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认为李党“理直”，所以李商隐就王茂元等任“未必非择木之智”。张采田在其《玉谿生年谱会笺》中也进一步指出，与其说李商隐属牛党，不如说他属李党，并说“朱氏（鹤龄）所谓李党者，据其迹也；余之所谓李党者，原其心也”。

　　这两种看法都认为李商隐是从于一党的，而当代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另外的新看法，认为《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并不可信，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其实并没有关系，他既不属于牛党，也不属于李党。

　　首先，李商隐与令狐氏的矛盾并不是党派纷争引起的。李商隐因少有文采而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提拔，这表明他和令狐楚是师生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结党行为。后来，由于李商隐与令狐绹在政见上产生了分歧，加之两任地位、性格的不同，因此隔阂越来越大。李商隐最初还对令狐绹抱有希望，然而令狐绹却始终“不省”，两人终至绝交。

　　观李商隐一生，他见识超迈，并非结党营私之人。他与人交游，从来不问对方的党属，更没有过什么狼狈的结纳现象，他的作品既有酬赠牛党人士的，也有酬赠李党人士的。可见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牛党或者李党之属。他后来之所以会赴王茂元泾原幕，及后来与李德裕有所交往，其原因并不是党属之变，原始动机或许只是为了仕进，只是希望能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考虑过自己会冒犯到牛党，也就谈不上去牛就李。

　　古今看法各不同，或认为李商隐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或认为本属一党，或认为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孰是孰非？李商隐空怀大志，却终生沉于下僚，其原因究竟何在？这仍是一个谜。

　　第三节 文化迷踪

　　首次去西天取经的是玄奘吗？

　　在中国，《西游记》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以唐僧、孙悟空等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西行途中与各方妖魔鬼怪比智斗法的传奇故事。小说里武艺高强、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大战白骨精、智取牛魔王，为取得真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相比之下，作为师傅的唐僧却显得那么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但事实上，唐僧的原形——唐代的玄奘大师却是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一大功臣，也是我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但中国历史上西行取经的第一人是否就是他呢？后世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一些书籍中是这么认为的。根据史书记载，玄奘当年是冒着偷渡的危险去西行取经的，并且在同行的胡僧中途退出之后，他孑然一身，仍然坚持独游沙漠。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从长安西行，经姑藏（今甘肃武威），出敦煌，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达到中印度。他在中印度巡游了各方佛教圣地学府并学习讲研了大量佛教著作，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孤征十七年，亲行五万里，历经一百多个国家（“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后带回了大量梵文经典，并且把他在印度中亚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详细介绍了印度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盛衰。此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也为今天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说，玄奘是我国佛教传播史上一位重要人物。

　　但更多的人否认这种说法。众所周知，佛教是源于印度的。在中文的佛教教义里，西天往往是真理存在终极世界的代名词。因为佛教是从古中国的西域传入的。公元前5到6世纪，佛教在印度恒河流域创立以后，不久就向周边国家传播。汉代张骞出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佛教的东传。佛教由印度西北部，东逾葱岭，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但最初来中国的传教者，基本上都是笃信佛教的中亚各国的西域僧侣，而不是印度僧。据北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考证，汉地最早的佛经并不是直接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经中亚古代语言转译的。同时，由于所翻译的经典，大都是口译，而且是按照西域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易接受。结果，初期佛经的原本在经过西域各地的间接输入后，不是经本不全就是传译失真，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佛教盛行后，一些佛教徒想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决意西出阳关，发起西行求法运动，由此揭开了中外佛教文化新的一页。在佛教盛行的两晋和唐代，西行求法的人陆续不绝，人数还是相当多的。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就有近六十人。但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从我国内地到印度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都需要经年累月，吃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据佛教史传的记载，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真正能够幸存下来、学成而归的，只是少数人而已。这样看来，玄奘大师应该是这幸运的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位了，而不一定是第一人。

　　那么，如果玄奘不是，谁又是西天取经的第一人呢？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一般认为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应当是我国最早西行求法的人。他是三国时魏国的僧人，原籍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朱士行少年时出家，嘉平（公元249～253年）年间，开始依羯磨法授戒成为比丘。他在出家后就埋首研读经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的时候，他常常感觉到口译的经文文句艰涩不说，有很多又被删略，很难理解，因此就希望去西域寻找原本。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当时大乘经典集中的地方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经过二十多年，才找到了原本梵文的《放光般若经》40章，大概60多万字。原本希望能立刻将写好的经文送回国，但由于当地学徒的阻挠，直到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汉语译作法饶）等10人送回洛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等译出，计20卷。而大师朱士行却终身未能回汉地，80岁病死于阗。虽然他所求得的经典只有《放光般若经》一种，译文也不算太完整，但在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都通过《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更有后人假托其名作《朱士行汉录》，可惜连假托之作在隋初也已经散佚。但自朱士行后，西行求法的僧侣一时涌起，从三国到唐代，络绎不绝。只是成功者实在是微乎其微，史册上也无多记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正是这种为了寻求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坚强信念才给了前人那么大的动力，让他们心甘情愿前仆后继，为了取得真经而踏上充满荆棘的西行路。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为了真理而不顾一切的执著精神才造就了这个民族雄汉盛唐的伟大文明吧。

　　预测千古的《推背图》究竟是什么？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已有至少五千年，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的同时，现代文明快速发展也伴随着一些人类自身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对于茫茫难以预测的未来，如果有人或有些事物能揭露其奥秘，一定会引起社会上的轰动。各国的科学家与有识之士都进行了大量的推测，就连好莱坞的大片也对此热衷不已。而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很多预言，其中最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而且也最为扑朔迷离的，当属一千三百多年前，唐贞观年间袁天罡及李淳风合作的《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预言之一，由初唐的司天监李淳风和袁天罡共同编写，共六十象，分别预言了从唐朝后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从地域范围来看，涉及到中国和外国，如三十八象——噬嗑卦，预言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据说《推背图》有数个版本，原因是清兵入关后，恐怕有人能预知清朝未来，清廷故意颠倒《推背图》的顺序而制作不同版本流入民间。

　　《推背图》作为千古奇书，从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常沦为禁书。宋代和清代的统治者更是将其中的内容倒置、混合甚至篡改以扰乱视听，达到控制人心，巩固统治的目的。

　　对于《推背图》的起源的说法也很神秘。据说，李淳风精通天文历算，有一次他坐观紫微星斗，进行推算，预感到不久将有武则天乱唐的灾难。当他推算得忘了情准备一直推演下去时，突然被另一位术士袁天罡从后面推了一下后背，提醒道：“天机不可泄漏！”他才就此罢手，不再推算，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李淳风便把他推算的天机，写成诗歌，并配以图画，通过袁天罡作为奏章呈给了唐太宗。这种事关国家机密的东西当然是不能再让别人看的，可是后来却不知怎么泄漏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推背图》。《推背图》不仅把唐数百年间，而且唐代以后的宋辽金元明清的治乱兴衰都预测得分毫不差。真是前无诸葛亮，后无刘伯温！而且最为珍贵的是它的一幅幅插图，把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外服饰也都预测出来了，包括满族的花翎马褂，甚至洋人的西服革履，也预言得惟妙惟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很难解释得通，为什么唐代的一个术士，能够预测未来的事情，以至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都惧怕它的神奇魔力，不得不通过扰乱视听的方式，破坏《推背图》的版本的完整，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据说一位预言家曾引用《推背图》的预言，证实唐朝的武则天和杨贵妃乱唐之事也被预言中了。《推背图》第二象，谶曰：

　　累累硕果 莫明其数

　　一果一仁 即新即故

　　颂曰：

　　万物土中生 二九先成实

　　一统定中原 阴盛阳先竭

　　预言研究家据此认为，第二象预言的是唐朝女祸灾难。一盘果子是指李子这种果实，即指代唐朝，它的个数是二十一，指的是从唐高祖至昭宣年间共有二十一主。“二九”者指唐二百八十九年。“阴盛者”指武则天当女皇统治大唐，淫昏乱政，几乎危及到唐朝的稳固统治。开元之治虽然可以与贞观之治媲美，却由于杨贵妃召来灾祸，女人受到宠幸，以致国乱家毁，所以称之为“阴盛阳先竭”。而这些从中国历史上都能找到证据来证明，从而也愈来愈加剧了人们对《推背图》的向往和崇拜，也增添了《推背图》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色彩。

　　由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背图》在人们心目中如此有吸引力。的确，在人们心中，《推背图》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它是一本天书，能预知未来，它包含着什么“天机”，预言着未来的社会变迁，而且诗图并茂，在世界上被一些人称之为“中国七大预言”之首，它颇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但是如果《推背图》真能预知未来，李淳风这个人也太神奇了。他真是历史中确切存在的人吗？是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

　　李淳风确有其人，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他的传。他是唐太宗时人，博通群书，精通天文历算、阴阳之学。他曾经主持铸造过浑天仪，编成《麟德历》以取代过时的《戊寅历》，在唐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科学家。另一方面，他在史书中又被塑造成一个预言家，在稗官野史中更成了出阳入阴、兼判冥事的半仙（故事虽然在《西游记》中为大家所知，但最早却是见于唐人的笔记《朝野佥载》）。后来，由于他预测武则天乱唐之事，激怒了唐太宗被杀。由此可见，所谓预言书的作者的真伪更多的是文学家的描绘多一点，而他本身的真实情况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再加上长期以来，《推背图》一直被当成禁书，不要说市面上不能出售，就是家里私自收藏和传阅也是违法的。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对于一些“禁”的东西，兴趣愈浓，所以越是不让看的书就越是感到神秘，这样一来二去，反而不少人心里真的认为《推背图》中藏着什么天机。这从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推背图》的神秘。但不论怎么讲，《推背图》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灿烂，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秘。

　　杜牧写过《清明》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千百年来，此诗以其清秀生动而又意境真切的文字征服了后世，成为老幼皆知的小诗，至今还有很多酒馆店铺以“杏花村”命名。但是，一直以来却都有这样一个怀疑：杜牧真的是这首《清明》诗的作者吗？有很多人提出了异议。不少人怀疑这首诗根本不是杜牧所写。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文伯伦先生。他认为《清明》诗的渊源十分可疑。杜牧的诗文集是《樊川文集》，共二十卷。这个文集是由杜甫的外甥裴延翰编次的，裴延翰在此文集的序中提到，杜牧在临终的时候说，“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可见，杜牧对自己可以传世的文章是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的。他对自己所有的文章经过严格的挑选，保留下的不过是平生所有诗歌创作的十之二三。后来，从晚唐时候起一直到北宋，人们一直反复地收集和编纂杜牧的诗歌刻本，但是都没有找到这首《清明》诗。可见，它是值得人怀疑的。

　　收录这首《清明》诗的最早的文集是南宋时期刘克庄所编纂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这也是南宋刘克庄之前及之后唯一收录此诗的文集。但是人们认为这个选本有很多可疑的地方，而且历来评价也不高。

　　既然这首诗在唐人和宋人的文集中都没有提及过，那么起码收录此诗的文集的作者刘克庄应该在自己的相关著作中有所记载。然而，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多次提到过杜牧，也多次具体涉及到杜牧的作品，但是对这首《清明》诗却只字未提。相反，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甚至认为杜牧的《樊川外集》、《樊川别集》中混入了一些不是杜牧所写的诗歌，而且认为杜牧有很多诗歌已经散佚。既然刘克庄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一定会对杜牧的诗歌多加留意，如果发现有新的杜牧诗，又怎么可能不在自己的文集中有所描述？

　　此外，这首诗的风格与杜牧的一贯风格不一致。杜牧向来以为诗歌创作“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又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设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些话在他的《答庄充书》、《献诗启》中有明确的记载，明确表达了杜牧的创作态度。并且杜牧其人才气纵横，抱负远大，平生所研究的是“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综观杜牧的诗文创作，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历代文学评论家论及杜牧的诗风的时候，也都一致认为其诗“豪而艳，宕而丽”。“豪”是指感慨淋漓，挺拔警悍；“宕”是指情韵悠长，清新多变。而《清明》诗显然是与他的写作风格不相一致的，这显然不是杜牧诗的诗风。

　　有人则坚持认为杜牧是此诗的作者，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是引用《江南通志》的记载。在此通志中记载说，杜牧在池州任刺史时，曾写过“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句。而杏花村就在池州的城西不远处，据说城的附近还有一个名为“杜湖”的湖泊。但是认为此诗作者非杜牧的人则反驳说，很多地方通志中的记载往往有“攀龙附凤”之嫌，他们喜欢引入著名人物以增加本地的文采，这在历史上不乏例证。《江南通志》也不例外，所以尽管它言之凿凿，却不能成为杜牧是《清明》诗作者的证据。

　　可是为什么后世会将此诗看做是杜牧的作品呢？如果不是杜牧所作，又是出自谁之手呢？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人们猜测这首诗可能是南宋人所作，因为不仅诗风近似南宋，而且“雨纷纷”和“欲断魂”之句可能是用来表示时人国破家亡的凄凉心境。至于它的流传，文伯伦认为可能是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刘克庄编纂的《千家诗》较为粗糙，很多作品都没有署上作者的姓名，因此就出现混乱姓名的情况。而杜牧的很多怀古诗在当时颇得人心，又曾经长期在江南做刺史，所以有人就将此诗假托在杜牧的名下了。又由于这首诗的通俗清秀，以及思想感情上与很多人达成了共鸣，可谓是妇孺皆知，杜牧也就成为人们心目中此诗的作者。

　　杜牧到底是不是《清明》诗的作者？这位诗风隽永的江南才俊，留下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著名咏史诗句，是否也留下了这首富有生活气息的《清明》诗？这有待于今人的破译。

　　古格王国之谜

　　在西藏阿里地区象泉河畔海拔约3700米的高原上有一座被赋予“阿里江南”之美誉的县城“扎达县”。距县城18千米的扎布让区的陡峭的山冈上，屹立着一片建筑群。远远望去，高耸入云，气势不凡，这片建筑群就是著名的古格王国遗址。如今的古格受到世人注目，其优美的风景，绚烂的壁画及诸多未解之谜，每天都吸引众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然而就在十几年前，这个璀璨地国度竟未被人所知，独自孤立于历史的寂寞中。传说中的古格王国是个黄金遍地，富足奢华，拥有十余万之众的繁盛王国。其消失的历史离我们并不久远，17世纪中叶突然湮没，为何如此强盛的王国一夜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十几万人口及他们的后裔都到哪里去了？古格王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

　　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扎达县。

　　阿里，古称象雄，是西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人们对西藏的吐蕃王朝比较熟悉，象雄部落可是在吐蕃王朝之前就曾经雄踞于此。据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象雄王李迷夏娶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妹妹为妃，婚后两人不和，这位妹妹于是请求哥哥派来的使者捎信，让哥哥来攻打象雄。不久，松赞干布果真消灭了象雄。

　　吐蕃王朝晚期，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王室的后裔吉德尼玛衮在这场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迫逃亡到阿里，受到当地部落首领扎西赞的礼遇，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吉德尼玛衮后来也就继任为当地的首领。

　　吐蕃王朝末代统治者朗达玛时期国力大衰，又实行灭佛政策，关闭佛寺，削弱教会势力，引起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更加动荡。公元843年，朗达玛被一位僧人刺杀，内战纷起，4年后平民起义，吐蕃王朝崩溃，时间为公元9世纪。之后先后曾出现大小7个王国，西藏长期处于藩王割据局面。

　　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奥松与云丹也为争夺王权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带着3个大臣和100多人，投奔阿里，并娶了当地头人的女儿。后来吉德尼玛衮将阿里一分为三，分封给他的3个儿子，古格王国即第三子德祖衮的封地。17世纪中叶，古格王国发生内乱，国王之弟请拉达克军队攻打王宫，王朝被推翻，古格王国覆亡。

　　这段历史头尾非常清楚，也为多数人所认可。不过，几百年间的古格王国的状况样却十分神秘。有人说，基于史书记载及现在从遗址中可探寻到的深厚佛教文化，可得知古格王朝是有人口10多万之众（史书记载古格曾以十几万人共抗入侵者），实力强大，雄踞一方的王国。王国的建立大概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17世纪结束，前后世袭了16个国王。其统治范围最盛时遍及阿里全境。它不仅是吐蕃世系的延续，而且使佛教在吐蕃瓦解后重新找到立足点，并由此逐渐达到全盛，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种说法是，古格王国并没有如此强大与重要，其仅仅是一个人口万人左右的小小城邦。首先，如果古格如此强大，拥有十几万人，又有成熟、灿烂文化的王国是如何在一夜之间突然、彻底消失的？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人类几乎不知其存在，没有人类活动去破坏它的建筑和街道，修正它的文字和宗教，篡改它的壁画和艺术风格，它甚至保留着遭到毁灭的现场。其次，从现今的遗址来说，统计有房屋遗迹445间，窑洞879孔，各类佛塔28座，这些建筑是不可能容纳太多人的。最后，古格城周边的自然环境现在基本沙漠化，即使在几百年，上千年前，这小片土地，以当时的生产水平是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的。因此，估计古格只是一个万人上下的城邦，最后被战争一举毁灭。

　　最早对这座古城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进行考察。此后便有探险家、旅行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来探奇访幽。但真正的科学考察是从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开始的，这次考察对整个遗址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古格王国整座城堡建筑在黄土坡上，地势险峻，王宫、庙宇、碉楼、佛塔、洞穴有序布局，自上而下，依山叠砌，直逼长空，气势恢弘壮观。这些洞穴多为居室，密密麻麻遍布山坡。最上层是王宫，中间是寺庙群，底下是普通居民房屋及奴隶的居住地，体现了王权的至高和宗教权势。城堡的建筑还充分考虑到了防卫功能，外面路陡山险，又处处加设岗哨。城内山体，修筑了许多暗道，暗道中某些类似窗户的洞，既为了采光又可以用来防御。这些暗道迂回曲折，拾阶而上可直达山顶王宫。内外结合，这座古堡可谓固若金汤。

　　古格王国遗址位于今阿里地区扎达县城西18千米象泉河的南岸上。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600米，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遗址区内的地形极为复杂，沟壑纵横，宛若迷宫，而其遗址主要集中在一座200米高的小山上。山的西、北是悬崖峭壁，东、南两面则遍布着房舍。据统计，共有房屋约450所，窑洞800余座。此外，还有佛塔、碉堡以及其他防卫设施等共100余处。只可惜大多建筑都已坍塌，只有少数尚存。所有的建筑都依山而建，背水面山，整体看来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建筑群内还有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各各相通，路线复杂。

　　在古格王国遗址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建筑主要是佛教殿堂。古格王国在建国之始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第二位王意希沃退位出家，并在象泉河南岸修建了阿里最大的寺院——托林寺。在古格遗址的佛殿中现存较完整的主要有坛城殿、白殿、红殿、威德殿、度母殿等。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天花彩绘图案、泥塑等佛教艺术品。其中佛殿中的壁画和天花彩绘展示出了古格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

　　佛殿壁画取材广泛，最具特色的要数佛传故事了。如释迦降生、天人浴太子、夜半逾城等。此外，还有不少的佛、护法金刚、高僧等绘画，也有古格王统世系图、庆典图等。古格王统世系图等壁画对研究古格历史及古格建筑的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佛殿中的天花板彩绘也极富特色，绘在梁椽间的天花板上或藻井上，这是古格王国特有的佛教艺术风格。所绘之画丰富多彩，有人物、动物、植物等等，其手法之精妙，让现代人叹为观止，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之作。

　　古格王国的王宫遗址集中在山顶。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两条陡峭的暗道与外界相通。在边沿处还有土坯筑成的防护墙，碉堡林立，真可谓戒备森严，形成易守难攻之势。

　　山顶的建筑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以议事厅和国王寝宫为中心的王宫区，以佛殿为中心的一处皇家寺院，储藏着大量盾牌、箭杆、火药筒的军用仓库。在王宫周围，考古学家们还发掘出了十多个洞窟，里面藏有许多武器、生产工具以及藏文典籍等。据专家们推测，这里很可能是国王的库房。

　　在古格王国遗址中最具争议而又悬而未决的是古格王国的“千尸洞”之谜。该洞位于古格王国遗址北面断崖内。洞口十分狭窄，仅能容一个人弯着腰进出。走进去以后，里边豁然开朗，分主室和南北两个侧室。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不论是主室还是侧室都横七竖八堆满了人的遗骸，而且这些遗骸都没有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头骨洞中却发现了许多人的发辫和绑扎的发束！有一具蜷曲着的尸体保存得较为完整。尸体外面包裹着一件藏式无领粗布长袍，身子被一根毛绳紧绑着，两只手交叉着置于腹前，由其头发上的松耳石和小铜环等可以看出这是一具女性的尸骸。这些尸骸的头骨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只有头发而不见头骨呢？如此众多的无头尸骸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的人认为这些人是战争中的俘虏。古格王国是一个好战的王国，很有可能在战争胜利后杀一批俘虏以示庆贺。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古格王国特有的宗教仪式。但这只是猜测而已，也没有可信的文献资料证实。

　　古格王朝是一个怎样的国度，是强大的王国，还是偏处一隅的小城邦？最后那场战争到底是如何毁灭古格的？古格王国的这些无头尸骸是殉葬者吗？如果是，那他们为之殉葬的主人是究竟是谁呢？在这个洞中却没有找到一个棺椁。如果他们并非殉葬者而是死者，那么那具被绳子捆着的女性如何解释？难道这也算他们的丧葬仪俗吗？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决。

　　第五章 宋、辽、金、元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花蕊夫人倾倒两帝王之谜

　　花蕊夫人，五代时后蜀君主孟昶的妃子，这有着芳香四溢名字的女人在历史上相传曾倾倒两朝帝王，一位后蜀君主孟昶，一位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

　　明初学者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一书中说：“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以喻其色。”

　　“花蕊夫人”聪慧贤淑，风情万种，不但貌比天仙，而且才华出众，擅长诗词。她的诗风清丽婉转，且多咏叹宫中琐事，与王遂的《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她有百首词流传于世，这就是有名的《花蕊夫人宫词》。难怪况周颐在《蕙冈词话》里说她才调冠时，非平常女子。

　　花蕊夫人生不逢时，红颜薄命。相传：后蜀君主孟昶少年风流，为寻找不到美女而闷闷不乐。后来，有一心腹太监在青城探访到一位美女。这位美女风姿绰约，淡施粉黛，容颜绝世，给人一种空谷幽兰、自然淡雅之感。孟昶如获至宝，立即将其留在宫中，封为慧妃。慧妃喜欢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投其所好，马上为她修建了一座牡丹苑，还下令在城墙上种满芙蓉花，就连寻常百姓家也要家家栽种。每到芙蓉花开时节，成都城上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红如火，白似雪，远看如朝霞绚烂，近旁则花香沁人，孟昶感慨万千：“你真美呀！这芙蓉不足以形容你的柔媚，这牡丹不足以形容你的明艳，你是人中之花，花中之蕊。啊，朕封你为花蕊夫人。”至此，她便有了“花蕊夫人”的美称。

　　“花蕊夫人”的诗作，虽然大多描写宫廷生活杂事，但写得清新脱俗，灵巧生动，既没有脂粉气，也没有富贵俗气。

　　诸如：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

　　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

　　又如：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

　　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

　　还如：

　　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慢裹头。

　　闲向殿前骑御马，横边模过小桥头。

　　然而，由于孟昶整日游乐，不理朝政，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南袭后蜀，蜀军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攻破。孟昶只得自缚请降，成了北宋的阶下囚。花蕊夫人也成了囚徒，与孟昶一起被押解进京。

　　一路上颠簸跋涉，苦不堪言，花蕊夫人在一处驿站的墙壁上就曾提笔写道：

　　初离蜀道心将碎，

　　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

　　马上时时闻杜鹃……

　　写到一半时，她已是泣不成声，写不下去了，只得弃笔掩面而去。

　　到了汴京，宋太祖假意安抚孟昶，把他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

　　宋太祖一见花蕊夫人，喜爱不已，便将她收入宋宫。7天之后，孟昶竟无缘无故暴死于宅第。花蕊夫人悲痛欲绝，在宫中挂上了孟昶的画像，以示纪念。后来，花蕊夫人怀着对孟昶的刻骨怀念和别离之悲在宋太祖面前口占一绝道：

　　君王城上树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宋太祖听了，非但不恼怒，反而击节称赏，连声赞道：“卿真可谓是锦心绣口了！”后来，宋太祖死，赵光义继位，他早对花蕊夫人垂涎三尺，此时就想逼她就范。花蕊夫人哪肯再度失身偷生，因此宁死不从，竟被恼羞成怒的赵光义一箭射死。

　　关于她的死，还有一种说法，说她被宋太祖纳入后宫后，依然怀念前夫孟昶，把孟昶的画像供奉在内宫，骗宋太祖说是《张仙送子图》（据说后人盛行供奉《张仙送子图》就是由此而来）。后来，她年老色衰，最后郁郁而死。

　　王安石变法失败是因为“天灾”吗？

　　王安石是宋神宗时期一场大改革的策划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可惜的是，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了。

　　变法的本意虽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太多失误，为保守派留下众多口实，最后只得停止。但令人奇怪的是，当时提出取消变法的理由居然是“天灾”，说是因这场变法使老天爷震怒，因而不降甘霖，使人民饱受旱灾之苦。这种理由当然不足为信。之所以会有这么荒唐的结论，都是因为一个叫郑侠的人。

　　郑侠是当时的光册司法参军，曾受王安石提拔，因而心存感激，一心要尽忠报国，回报王安石的知遇之恩。任满入京述职，安石问他在地方上的见闻，他道：“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场法，以及边疆的军事状况，都不大妙，使在下心不能安。”王安石很不高兴，改任郑侠为监安上门。因此郑侠便与王安石结怨。

　　监安上门是守门的官。那几年大旱成灾，四方饥民每日涌入京城谋食的不计其数。饥民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郑侠将看到的惨象画了一幅图画，再加上一道表章加以说明，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表章中还说：“若能按照臣的请求，废除新法，治新党诸人之罪，十天之内，若天不降大雨，请斩臣之头，挂在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这一亡命之徒与新法作赌，结果使得宋神宗甚为震惊，次日便采取各种措施追究新法失误。

　　其实，这也不过是皇帝老子的一个借口而已，他要以此事平息旱灾之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那种年头，遇上这样的大灾荒，什么法也免不了百姓流离。不过，新法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新法的推行者便成了替罪羔羊。这就是变法因为“天灾”而失败的原因了。

　　朱熹到底有没有私通小尼姑？

　　南宋著名哲学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以他为首的道家学派形成于南宋时期。而在当时思想界以陈亮为代表的反道学派，则针锋相对，与朱熹的道学派展开了论争。

　　朱熹为四书所作之注是封建社会对四书经义最权威的解释，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

　　朱熹阐发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宗旨。但是在与反道学派的论争中，朱熹满口的礼义廉耻却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别人攻击他的道学是伪学，而且说他本人言行不一，其中一条重要罪状就是“朱熹勾引两个尼姑，出去做官都要带着”。后来从朱熹的反应看，此事的确不是讹传。朱熹被迫上表认罪，承认了“纳其尼女”之罪，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所以说，朱熹确曾与小尼姑私通，此事有史可查。

　　北宋名妓李师师死亡之谜

　　看过《水浒传》的人可能都知道，宋江在要归顺朝廷时，苦于没有门路，最后无法，只得托李师师打通关节。当然，这是小说家虚构的情节，但现实中的李师师是怎样的呢？原来李师师是北宋末年誉满京华的名妓，她本姓王，4岁亡父，只得入娼籍李家，后因才貌双全，善词曲，工歌唱，名噪汴京。她与当时的皇帝宋徽宗的交情不一般。宋徽宗就是在一次微服出游中结识李师师的。

　　后来徽宗将李师师纳入后宫，一个是风流皇帝，一个是风情万种的妃子，二人无比恩爱。只可惜好景不长，金人入侵，徽宗被掳，而李师师就不知下落如何了。于是有人推断，这样一位绝代佳人，即使想要从此平静生活，似乎也不太可能。即使遁入空门，但是金人野蛮，又怎会任其安然生活。南宋时就有人作了一篇《李师师外传》，交代了她的下落，说她为宋徽宗殉情。

　　《李师师外传》中说，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帅挞懒派人去找李师师，但找了很多天都没找到，张邦昌等人跟踪李师师，最后捉了她送到金军大营。李师师大骂道：“以我一个卑贱的妓女，受到皇上宠爱，宁愿死也不迎合这些金人。你们这些高官显贵，朝廷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你们却事事不为社稷子孙着想！”于是拔下金簪自刺喉咙，没死成，于是折断金簪吞下而死。作者因而说道：“看李师师后来的事迹，慷慨激昂似侠士，不能不说是出类拔萃的女子。”后来清人黄廷鉴对李师师为徽宗殉情的事也极为赞赏。

　　但是，关于《李师师外传》中所说的李师师为宋徽宗殉情一事，后人异议颇多。鲁迅称这篇外传只是传奇而已，不足为据，其他许多人也持否定态度。邓广铭教授在《东京梦华录注》中说《李师师外传》“一望而知为明人妄作”，彻底否定其真实性。但这些说法也只是推测而已，没有明显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李师师并没有为宋徽宗殉情。

　　还有另一种说法则说汴京失陷后，李师师被俘北上，嫁给一个身有病残的老兵为妻，耻辱地了结一生。

　　作为一个与亡国之君有关系的绝色女子，李师师的情事必然会涉及国事，因而其下落究竟如何，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

　　秦桧是金国的奸细吗？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汉奸。南宋时期，他把持朝政，通敌叛国，残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秦桧是何时沦为金国的奸细的？据推测，靖康元年（1126年），他为金人掳获后，由囚徒沦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为，今已无处可查。但是关于秦桧的南归，颇能说明问题。他自己说是“杀监己者奔舟而归”，对此当时人就很怀疑，但因有宰相范宗尹、知枢密院事李回的极力保荐，所以才被高宗接纳，最终令高宗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绍兴初做过宰相的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说：“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又名达懒、达兰，即完颜昌）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另外有记载说，秦桧在金朝献和议书，当时金统治者赐他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金朝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许用船将全家带回，不是奸细，能得金人如此恩宠？实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时，秦桧作为金太宗之弟挞懒的随军转运使同行。临行前，秦桧欲携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挞懒不允，于是假装争吵，并故意让挞懒知晓，终于获准。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诱使宋朝与金达成和议。

　　从金人那里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凿证据。宋嘉定七年（金贞赪二年），金宣宗为避蒙古的兵锋，迁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张师颜在《南迁录》中记载过此事，其中两处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论是否迁都，直学士院孙大鼎在讲到迁都的必要性时说：“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则习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则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划，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煽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始无后患。”

　　还有一次在蒙古军攻陷复州、顺州时，被俘的金同知县赵子寅、督运天使张元应二人得以逃脱，他们回来后建议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赵子寅为直昭文馆，张元应为总天马飞龙十七监。权给事中兼知制诰孙大鼎封还录黄，奏曰：“多事之世，士无常守，外顺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应之归，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为诚，臣深疑之。自天统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执官吏不知其几多，不知其存亡，传闻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独此二人忽然逃归，情态张皇，气貌不改，恐未必非敌之间。古事臣不必言，谨按国史，天会八年冬，诸大臣虑南宋君臣之刻苦于复仇，思有以止之，而势难于自屈。鲁王曰：‘惟遣彼臣先归，因示空（恐）胁而使其臣顺。遵之，我佯不从，而勉强以听，感可以定。’忠献曰：‘我军初到太原，孝纯见霍安国之使，使来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阳。围大梁，皆由先取河东，彼此谁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桧初来说赵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喜其人，置之军中，试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顺从。间语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

　　上奏中的“只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

　　秦桧回到宋朝之后，由于得到高宗的宠信而官运亨通，直至占据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独揽朝中大权，积极从事投降叛国活动。绍兴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而后为了讨好金人，又以“谋反”之罪杀害了力主抗金的爱国将领岳飞。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秦桧病死临安，谥号“缪丑”。他的卖国行径使他成为千古罪人，为后人所唾弃。

　　抗金英雄岳飞死因探秘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出身贫苦农民之家。联金灭辽时应募从军，曾在张所部任统制，并与王彦一起抗金。后随宗泽守东京，任都统。宗泽死后，他投身张浚部，并逐渐成为南宋重要的抗金将领，立下赫赫战功。建炎四年，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四年，大败刘豫齐军，收复襄阳等六郡，封清远军节度使，后封为武昌开国侯，联络两河义军，部署北伐。绍兴八年底，他反对高宗与秦桧的议和，并上表提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绍兴十年，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统率的金兵主力，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重镇。在抗击金兵的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常常以一当十，勇往直前，声威大震，甚至金军中都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悲叹。可是，就在收复中原即将实现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赵构却连发十二道金牌，下令收兵。岳飞挥泪含恨退兵，不久以“莫须有”的罪名和他的儿子岳云及部将张宪被毒死于“风波亭”。

　　直到孝宗即位，冤案平反，岳飞墓才迁至景色秀丽的栖霞岭下。岳飞墓前，铸有两个跪着的铁人，即当时南宋的宰相秦桧夫妇。几百年来，到此悼念岳飞的人们都要唾骂奸臣秦桧。岳飞为秦桧所害，这似乎已成为不容置疑的铁案。

　　但是，事实上杀害岳飞的元凶并不是秦桧，秦桧只不过是这个元凶手下的一个鹰犬！

　　第一，秦桧没有杀岳飞的权力。有人指出，当时秦桧虽然很受高宗的信任，但还没到摆布高宗地步，因此也不能为所欲为地恣意铲除异己。绍兴九年，秦桧正积极对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反对，并请求皇帝“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秦桧对此人恨之入骨，但也不敢任意杀害他。由此可知，对战功赫赫的岳飞，他更不可能擅自处置了。

　　第二年，金兵违背和议，一举攻占了河南地区，秦桧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高宗因此迁怒于自己的议和政策，他此时惶恐不安，正是自保不足的时候，因此，他没胆量背着高宗杀害岳飞。需要说明的是，岳飞的狱案又称作“诏狱”，程序严密，外人无法插手。这样，即便秦桧权力再大，公开“矫诏”杀人也是不合情理的。

　　第二，秦桧及刑部主审岳飞一案，曾上书定岳飞、张宪死罪，但并没有定岳云死罪。可上书赵构后，岳云也没能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生杀大权还是在高宗之手。

　　第三，秦桧死后，赵构为秦桧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平了反，但唯独对岳飞一案不肯昭雪，而且对许多大臣申请为岳飞平反的奏折不予理睬。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赵构出于什么原因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后世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在北宋历朝，这条誓约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为何敢违约破例？这在认为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眼见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一旦回来，自己的皇位就不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并不是“迎二圣”。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在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危及自己的统治，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岳飞个性刚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与人合作，绍兴七年（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立储：“乞皇子出阁，以定臣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再加上高宗曾在金营做人质，又有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对战争前景，他既怕全胜，又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他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因此一心求和。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密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强烈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

　　岳母刺字之谜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辞严，力陈抗金军功，并当着何铸的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说，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字，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这几个字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刺的，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清人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卷一云：“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尽忠报国’。”是说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系“母刺”。据考证钱氏撰此年谱，取材于《唐门岳氏宗谱》，此谱成书较晚，材料来源庞杂，不足为凭。游彪教授也认为，岳母刺字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典故，还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在宋金打仗的时候，岳飞在现在的山西平定一带当兵，岳飞是一个忠孝的年轻人，他担心家里年迈的老母亲，为了安顿好母亲，岳飞就从战场回到了家乡河南的汤阴县。

　　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断岳飞背上的字不是因为他当兵才刺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佣他们。所以宋代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了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岳飞刺字的内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规定。宋代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铺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徭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所以游彪教授说，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尽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规定，宋代给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对士兵是一种歧视。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武官则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当然也不乏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尽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

　　现在也有一些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把“尽忠报国”写作了“精忠报国”。游彪教授认为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关系。岳飞在对抗金兵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表彰岳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御赐了“精忠岳飞”四个字给岳飞，并且让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写有“精忠岳飞”的大旗帜。到了明清以后，“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清人的误解。

　　游彪教授说，明清时期，把“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在宣扬一种帝权，因为“精忠”这两个字是宋高宗御赐的。想要激励当时的老百姓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占统治地位，汉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到了明朝，尽管朱元彰建立起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外患仍然很严重，北方的蒙古势力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全体老百姓用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来巩固和捍卫汉人的政权。所以“尽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

　　陆游与唐琬爱恨离愁之谜

　　陆游是南宋的爱国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一直受到后人的高度赞誉，那首《示儿》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和悲愤至今还让人唏嘘不已。因为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因此也屡次遭到统治者集团投降派的打击，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同时，陆游的感情经历也很曲折，他早年的那首《钗头凤》词背后的凄婉的爱情故事一直被后人传诵着。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

　　《钗头凤》是陆游写给表妹唐琬的。绍兴十四年（1144年），不满二十岁的陆游与舅舅的女儿唐琬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的生活甚是美满。然而让人疑惑不解的是，陆游的母亲竟然对自己的内侄女非常不满，先是百般挑剔和刁难，最后甚至蛮不讲理地逼陆游和唐琬离婚，硬将一对恋人拆散。接着，陆母又让陆游另外娶了自己所中意的王氏女，唐琬也迫于家长之命改嫁给同郡的赵士程。

　　时隔十年，这个春天陆游到故乡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游玩，恰好唐琬和后夫赵士程也到此游玩。陆游看到了唐琬，想起了别后十年来消息的隔绝和人事的变迁，难以消散的伤痛又在心中涌起，于是提笔在墙上题了那首悲痛绝伦的《钗头凤·红酥手》。“错！错！错！”和“莫！莫！莫！”的悲叹中包含着多少心酸！唐琬看到这首词后，心中的愁苦也是不言而喻的，回到家以后，也和了一首词，不久就郁郁而终。

　　这是陆游回忆50岁左右在四川做参议官时的诗卷。当时范成大身为四川制置史，和他“以文字交，不拘礼法”，诗曰“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

　　这一幕婚姻悲剧，成为诗人心底不可平复的创痛即使后来时过境迁、一切已是旧迹，但陆游总是无法忘掉它。即使是在晚年时，每当年底，陆游总还要登上禹迹寺的楼上眺望，并写了很多诗抒发自己心头的隐痛。比较著名的是陆游75岁时候写的诗：“池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棉。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此时已经距离唐琬逝世四十余年，陆游却依旧如此伤感！读来犹让人潸然泪下。

　　面对这样一个悲剧，人们不禁猜疑：既然陆游与唐琬志趣相投、婚姻美满，陆游母亲为何反而会逼着儿子离婚？最早的一则记载陆游、唐琬悲剧史料《耆旧续闻》中只是简单地记载二人的婚姻悲剧，并没有明确说明陆母不喜欢唐婉的原因。在这之后，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陆游的父母担心陆游因沉溺儿女情而荒废学业，所以才逼迫儿子离婚。但是这种说法仅仅是一种推论，没有实际的证据加以证明。

　　陆游第一次应考失败，当时是18岁，还没有和唐琬结婚。如果陆母果真有那么崇高的精神境界，为什么要让儿子年纪轻轻、且刚刚落第时就急急忙忙地娶妻？陆游第二次应试本来是名列第一的，但是当时权贵秦桧弄权，陆游因为触怒了秦桧而被贬黜落榜。这时陆游是29岁，唐琬早已经被离弃，甚至陆游与续娶王氏所生的长子已经有5岁了。可见，陆游科场不利，与唐琬的婚姻没有任何的关系，唐琬在这方面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的。由此说陆游的父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陆游的前途和事业而逼自己的儿子离婚，是不足以服人的。

　　陆游曾经有一首诗名为《夏夜周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有人根据此诗推测说，唐琬婚后一直都没有生孩子，而老夫人弄孙心切，又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于是便逼迫儿媳离婚。但是单纯地从陆游的诗词中的某个字句来推断陆游夫妻二人被逼分散的原由还缺乏充分证据。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说，唐琬嫁到陆家后，由于不通人情世故，礼节不周，因而使老夫人对她很不满意。后来陆游考试落榜，陆游的父亲也因为主张抗战而触怒了秦桧被革职，悒郁而死，这都给了陆游母亲以很大的刺激。而唐琬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对公公的死没有行诸于颜色，陆母当然很不高兴。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陆母老夫人遇见了王氏女，王氏女的端庄孝顺让陆母非常满意，归来后她便强迫儿子与唐琬离婚，以“不孝翁姑”为理由休弃了唐琬而娶王氏。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很多疑点的。比如说陆游和王氏结婚的时候在二十三四岁，而陆游父亲去世是在这之后，这时候唐琬早已经离开了陆家，怎么可能有前文所说的“遇见公公死不行诸于颜色而得罪婆母”之事？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婚姻悲剧中，陆母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在那样一个讲究“孝道”的社会中，陆母可以行使自己封建家长的威严命令儿子，那么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她的目的是达到了。至于她究竟为何硬要拆散儿子和唐琬，陆唐二人的悲剧之因究竟为何，还有待于后人根据史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这样一个谜案，人们也看到了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残酷，陆唐二人悲悲切切的爱情，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犹令今人感叹。

　　第二节 悬案秘事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吗？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春天，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陈桥兵变”，后周大将赵匡胤奉命出征，军到汴梁，部众发生兵变，给他披上黄袍。“陈桥兵变”使赵匡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宋朝。但“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一手策划的，还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旧例？这就不得而知了。

　　赵匡胤轻易夺得政权，旧史书称是人心所向，宋王朝君臣也认为是“本朝以揖让得天下”。

　　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宋太祖黄袍加身处”。

　　可是，一个政权的更易就真的是“揖让”那样简单的吗？这种说法存在很多破绽。有记载说，在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姐姐、母亲以及政敌韩通之子、学士陶谷都已窥测到赵匡胤返朝称帝的意图，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硬要装什么黄袍加身、迫不得已，岂非好笑？再说，黄袍不是寻常物，谁能相信军中偏偏正好就有呢？黄袍的来源实在让人怀疑。陈桥一事表面看来是兵变，其实是个人的阴谋。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中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合入侵，借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张家驹在《赵匡胤》中也说：“其实所谓契丹入侵，仅仅是一个谎报，它不过是赵姓集团实现阴谋的一个步骤罢了”，“利用出兵机会，得以提早实现他的阴谋”。

　　而且，就算是当时确有外敌入侵，也未必非要先逼赵匡胤作天子，而是应先御外敌而后再安内政。所以这样看来，《中国通史》中“匡胤奉命出征时，汴京已有传说，将士将拥立都点检为天子”，“乃于夜深强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逼令作天子，并逼回京，先即皇帝位”的说法就不足为信了。

　　“陈桥兵变”虽有史可查，但“陈桥兵变”的真正原因仍然不得而知，是赵匡胤一手操纵，还是遵循旧例？这还只是个谜。

　　“烛影斧声”之谜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的《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照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

　　历史上所谓“烛影斧声”的疑案就指此事。有人认为“烛影斧声”也许不是疑案，只是晋王赵光义戕兄夺位的借口。宋太祖安排后事是宋朝的国家大事，不可能只召其弟单独入宫，并且赵光义又在喝酒时退避。用玉斧刺雪，这正是赵匡胤与赵光义进行过争斗的状态，晋王一狠心杀死宋太祖。要是不这样写，这段史料也许会被封杀。

　　不过，关于光义弑兄的原因，史书上另有一种说法。《烬余录》称，赵光义很喜爱已归降的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费氏。孟昶死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赵匡胤纳为自己的妃子，而且特别宠爱。赵匡胤因病卧床，深更半夜时赵光义胆大妄为，以为宋太祖已熟睡，便趁机调戏花蕊夫人，可没想到太祖惊醒，要用玉斧砍他，等到皇后、太子赶到之时，赵匡胤已经只剩一口气了。赵光义趁机逃回自己的王府，第二天太祖赵匡胤就升天了。由此可知，赵光义趁夜黑无人，赵匡胤昏睡不醒的时候调戏他觊觎已久的花蕊夫人，谁知赵匡胤突然醒来发觉了，也许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赵光义，可是因为病体虚弱，体力不足，未砍中赵光义。赵光义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不管用何种方式都不能取得其兄的原谅与宽恕了，预料到自己将会死得很惨，于是一狠心便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然后慌忙逃回府中。宋太祖赵匡胤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他弟弟杀死的呢，谁也不知其详。不过十分清楚的是，赵匡胤之死与其弟赵光义当夜在皇宫内院的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这个疑案，也有一些人为赵光义开脱罪责，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道：“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从这一记载来看，宋太祖赵匡胤过世时，他弟弟赵光义并不知晓，也没在宫中待过，似乎可以洗去“烛影斧声”的嫌疑了。

　　但是，自从赵光义继帝位后，赵匡胤的长子德昭于公元979年被迫自杀，次子德芳又于公元981年无故而死来看，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摆脱不了“烛光斧影”、“戕兄夺位”的嫌疑。

　　“金匮之盟”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后，皇位由其弟赵光义继承，正史认为光义乃合法继位，是奉太后“金匮遗诏”之命行事。但后来有人对“金匮之盟”一事提出质疑，使得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宋史》有好几处提到“金匮之盟”事，《杜太后传》里面记叙：“建隆三年（公元961年），太后病，太祖始终在旁服侍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命已不长，召宰相赵普入宫。太后问太祖：‘你知道怎样得天下的吗？’太祖曰：‘我所以得天下者，皆祖先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统治天下耳。假如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所拥有乎？汝死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国家之福也。’太祖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太后转过身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背也。’赵普于床前写成誓书，普于纸尾写‘臣普书’。藏在金匮（同柜），命谨慎小心的宫人掌之。”

　　在司马光《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著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历史上人们虽然相信有所谓的“金匮之盟”，但却找不到盟约的原文。一千多年来，没有人怀疑“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这一盟约就成了宋太祖坦荡无私的例证。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提出疑问。

　　21世纪40年代初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后收入《张荫麟先生文集》，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除此之外，邓广铭、吴天墀、李裕民、顾吉辰、王瑞来等学者也持同种观点，怀疑它的真实性或断定“金匮之盟”的伪造性。其理由大致如张荫麟所言，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夭折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怎么会有幼主之说？杜太后凭什么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呢？实在没有道理！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人们还可以推测，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尚可勉强解释。但是，太祖活了50来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真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就算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呢？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因为这是他继位合法有力证据，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对“金匮之盟”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们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特殊时期，五代君主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凭什么否认宋太祖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英年早逝、最终幼主执政失国而终呢？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说出了“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这一段话。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暴死？哪里知道宋太祖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发生了，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否定也好，肯定也好，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越争论疑点越多。

　　包拯是如何审理“狸猫换太子案”的？

　　北宋仁宗皇帝时期，包拯在朝为官，因其公正无私被誉为“包青天”。一般老百姓有什么冤屈案件都希望能由“包青天”来审理，“包青天”美名千古流传，他也的确是审理了一些重要的案件。传说中的“狸猫换太子案”便是由包拯审理的。

　　“狸猫换太子案”的审理是一步步展开的，先是让仁宗生母李后去见以前自己的好姐妹狄后，让狄后向仁宗提起此事，使仁宗深信不疑；接着就是最关键的第二步，使郭槐招供。郭槐是当初“狸猫换太子”一案的主谋，他是受了刘后的指使，但因为对刘后十分忠诚，死不招供。于是，足智多谋的包拯与公孙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鬼魂吓唬郭槐。

　　所谓的鬼魂，是公孙策派人到勾栏院找来的妓女。寇承御是当初在“狸猫换太子”案中被害的一名奴婢，包拯让找来的妓女假扮她。同时，营造出一种阴间的凄凄惨惨的气氛。结果，吓得魂飞魄散的郭槐说出实话。案件得以审理并弄清了真相。

　　此图描绘了阴曹地府阴风惨惨的情景，据载包拯就是设计了这样一个场面，吓得郭槐如实招供。

　　第三节 文化迷踪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但是，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却对《满江红》的作者是否是岳飞提出了质疑。

　　余嘉锡认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从未见过此词，但却突然出现于400年后的明代中叶，不能不让人生疑。同时，收录者对此词出处一无所言，搞得《满江红》像是来历不明的词。再说，岳飞之子岳霖和孙岳轲，费尽艰辛搜求岳飞遗稿，但他们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却未收录这首《满江红》，31年后重刊此书时，仍未收入该词，这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所作，而是明人的伪作。

　　赞同余嘉锡看法的夏承焘还就词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加以研究，而不是补充论断。夏认为，贺兰山位于今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而不是金国地盘。岳飞率兵直捣的黄龙府，是在今吉林境内，“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夏承焘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就常从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只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的。所以这首词出现于明代，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出了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

　　1980年9月10日，台湾省《中国时报》发表孙述宇的文章，它主要从词的内容和风格上提出质疑。孙认为《满江红》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而岳飞做过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婉转低回、失望惆怅，两首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不像出于同一人之手，因而也怀疑《满江红》的真伪。但是：

　　第一，贺兰山同“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可用作泛称，岳飞就是把贺兰山当作黄龙府。1980年12月15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苏信的文章，认为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防御西夏的。这种对峙局面直至真宗、仁宗贿赂求和才暂时安定下来。岳飞当然熟悉50余年前的这段历史，《满江红》一词提到的贺兰山，很可能就是借指敌境，不能简单地当作违背地理常识。

　　第二，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在文学史上是有先例的。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湮没900余年才看到全文。

　　有人还结合词句，根据史实，考证出岳飞写《满江红》的具体时间。岳飞30岁（1133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故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岳飞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岳飞30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其真实感受，于宋绍兴三年（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满江红》词究竟是否出于岳飞手笔？论者意见不一。不过，即使是怀疑《满江红》为伪作者，也无法抹杀这首词的价值和历史影响，不管是否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也仍然值得流传下去。

　　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晚年有没有改嫁？

　　李清照，宋代杰出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北宋著名学者李格非之女，21岁嫁名士赵明诚，夫妻相得，皆好学能文。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亡故以后，是否改嫁张汝舟，成了后代学者深究而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

　　到了近代，有不少人提出李清照改嫁一事不存在。况周颐对张汝舟、李清照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进行了考证，证明两人踪迹判然，当然不足信改嫁之事。黄墨谷几次著文为清照“辩诬”，对俞正燮等人的观点表示赞同，也将自己的不少看法提了出来。这些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黄墨谷对其他宋代李清照改嫁情况的记载提出异议。照他看来，宋代这么多人记载李清照改嫁一事，可是，赵明诚的表甥，又是綦崇礼的儿女亲家谢伋在他的著作《四六谈麈》中不但不提李清照改嫁一事，还称李清照为赵令人李，并且引了李清照对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坚城自坠，怜杞妇悲深”。第二，黄墨谷对李清照自传性文章《后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提出，按照历法和宋代著作《容斋四笔》、《瑞桂堂瑕录》的记载，《后序》应当作于绍兴五年，这时张汝舟已经除名三年了。换句话说，即使清照有改嫁一事，《后序》中也应该提到。除了上面这些说法外，黄墨谷认为谈论清照改嫁一事，不应该摒弃她的自传性文章《后序》所反映的内容，也不应该摒弃她的诗、词、文章和生平事迹。李清照曾经讲过类似“虽处忧患而志不屈”等述志的话，她在明诚死后又为颁行《金石录》耿耿于怀，在68岁时还上表于朝。这些情况，也极好地证明了清照并没有改嫁。

　　另一些学者不赞同俞正燮、黄墨谷等人观点。他们认为，在记载清照改嫁的材料中，“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适都是清照同时代人。就地域论，胡仔、洪适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并不是去天万里，而胡仔、王灼成书时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她的遥言，伪造《谢启》，这是不近情理的。南渡后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到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针对《谢启》的真伪问题，黄盛璋提出，李清照“颁金通敌”冤案发生在建炎三年，从《谢启》中提到的“克复”、“底平”和称綦崇礼为“内翰承旨”等情况看，《谢启》当作于绍兴三年以后，因为建炎三年，朝廷正在仓皇避乱，不可能看“克复”、“底平”等事。再说，当时綦崇礼只担任中书舍人的官职，此职不能冠以“内翰承旨”的头衔。由此可见，发生在建炎之年的“颁金冤案”与《谢启》风马牛不相及。

　　有人提出张李二人在明诚卒后到汝舟踪迹判然，黄盛璋对此提出，从宣城、广德经吴兴有一条“独松岭道”，故不能肯定张汝舟是否去过杭州。黄盛璋还根据宋代社会习俗分析改嫁一事，他认为，明清两代妇女守节才趋严格。《宋史·礼乐志》中对治平、熙宁年间诏许宗女、宗妇两嫁之事有所记载。可见，宋代视改嫁为平常之事，宋人自然就不会惊诧于李清照改嫁一事了。

　　《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是什么意思？

　　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幅杰出画作。自从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文人墨客的赏识和珍藏而辗转数百年。此图卷全长528厘米，宽24.8厘米，是一幅描绘北宋都市生活各方面的长卷风俗画。张择端用十分高超的艺术手法，横向全景式构图，将极其繁复的场景处理得有条不紊，严密紧凑。它的笔法谨严，设色典雅，人物传神，器物逼真，是世人公认的中国古代遗产中的伟大作品之一。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建筑、交通、服饰、民俗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但是，此画原来既没有画家本人的署名，也没有画名。后来，金人张著在卷后题跋，认为此画为“翰林张择端”所作，并附了简短的作者小传，同时提到了张择端画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至此，这幅图卷才被称为《清明上河图》。由于画卷上有宋徽宗题诗之句“如在上河春”，后人因此确定此画描绘的是清明时节的景色。从那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认为它画的是清明时节的景物，未有异议。

　　而今，学术界却对这幅画的名称发起了一场争论。尤其是“清明”一词，其说不一。

　　一是“清明节”说。

　　近代一些艺术史家持“时令说”的观点，认为图中描绘的是在清明时节，汴京城郊居民进行扫墓、踏青、探亲等种种活动。并肯定了是“清明节”。

　　二是“清明坊”说。

　　1981年有人对画面中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地名说”，从画面所展现的内容推断此画描绘的是中秋节前后的景色，而非“清明”，他又据画中的“城门楼”设想《清明上河图》应该是描绘的从“清明坊”到汴河口这一段上河的繁华热闹的景色，“清明”是指汴京城中的“清明坊”。上述两种意见都有理有据，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如持“清明时令说”，则画面上并无门插柳条、扫墓、踏青、郊游等特有的“清明”时节习俗；如持“清明坊”之说，也无有力凭证。

　　三是寓意“承平”说。

　　还有一种观点是“清明”既非时令，又非地名。画面所显示的是秋色而不是春光，是沿河数里好几处街道，并不仅指在郊外的某一个地点。这里所说的“清明”应该是在称颂“太平盛世”。《后汉书》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用“清明”即意味着“治平”。张择端作为一名皇帝御用画院的待诏创作这幅鼓吹“歌舞升平”的作品，以迎合宋徽宗的心意，是很有可能的。他为了加强歌功颂德的气氛，成功地向皇帝进献此画，因而选用了“清明”一词。这一说法，颇有见地。

　　综上所述，从各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种意见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在《清明上河图》有关“清明”二字的解释还没有定论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将其视作北宋一般的都市生活的典型写照。

　　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圣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在人类旅游史上享有盛誉，在《游记》中他讲述了自己神奇的中国之旅以及他返回意大利的经过，并详细地描绘了中国的繁华与富饶。

　　马可·波罗于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市一个商人家庭，是有史可载访问中国的第一个西方人。马可·波罗17岁时，他的父亲带他一起去中国，于是，雀跃万分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叔叔出发了，他们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中亚细亚，越过帕米尔高原，三年跋涉后，于1275年到达元朝皇帝避暑行宫所在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拜见了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在中国居留了17年，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相当惊人，他对不同地区的物产的观察非常细致；他很关注各个地方的商业活动、经济水平、风土民情、宗教信仰等；对所到之处的地形和交通状况的记载也很详细。不过，马可·波罗也爱夸大其词，喜欢吹嘘自己。1292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并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不久后，发生了意大利西部城市热那亚的海战，威尼斯舰队战败，马可·波罗被俘入狱。在狱中，他口述东方见闻，由狱友庇隆人鲁思梯切诺记录成书，这本书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但是，对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谈到的中国之行，历来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有人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游记》不过是为传教士和商人利益编出来的传奇故事，是道听途说或抄袭一些阿拉伯人著作而来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在中国旅居过，只不过是他的一些故事和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符而已。

　　为什么《游记》中没提到茶叶、女人的缠足、印刷书籍以及长城等这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大地位的事物呢？为什么没提及汉字和筷子的使用呢？为什么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没有记载马可·波罗的活动呢？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补充了《游记》的不确之处：记录成吉思汗死亡以及其子孙世系的关系有诸多失误之处；攻陷襄阳城、襄阳献新炮法的情况有可疑之处；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三年也不足信；等等。

　　但是，几乎中国所有的元史和蒙古史研究者都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杨志玖教授，他在《永乐大典·站赤》里发现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元代公文，记载了西亚蒙古伊利汗国的使团准备从泉州下海归国的事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史籍中波斯使臣的名字和返回时间与《游记》中马可·波罗所记录的完全一致。虽然公文里面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很有可能是当时马可·波罗在元朝的职位不太高。至于《游记》中没有提到筷子、茶叶、长城等，则是因为：第一，马可·波罗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他没受过高等教育，著书环境是监狱，而且又是狱友记录的，难免会有漏处；第二，马可·波罗不提茶，很有可能是当时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而是喝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第三，马可·波罗很少接触汉族人，他也不识汉字，所以文中并没有提到汉字书法和印刷术。

　　究竟哪种观点最可信，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看来还将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疑案。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之作，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小说通过梁山英雄从个人复仇到集体反抗而最终又失败的悲壮历程，塑造了农民起义的众多英雄形象，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揭示了封建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起义产生、失败的社会根源。其中的宋江、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梁山好汉，流传了几百年，家喻户晓。

　　但是，它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呢？

　　《水浒传》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历史上确实有宋江等36人起义反抗北宋朝廷一事，起义给了当朝统治者沉重的打击，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徽宗本纪》和《张叔夜传》等文献都记载了此事。后来这个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不断丰富与充实，在南宋时被民间的说话艺人用说话的形式继续传播，到了宋末元初时，就被人写入了《大宋宣和遗事》话本，到了元代，戏剧艺术空前繁荣，当时杂剧表演中就有《水浒》戏，百回本《水浒传》的问世是在元末明初，从民间口头流传到说话艺人话本再到文人的加工创造而成，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这项再创造、再加工的工作难度非常大，它的完成者究竟是谁，学术界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

　　大多数的人还是对施耐庵是这一名著的作者持肯定意见的：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他出身船家，家境贫寒。童年时随父到了苏州，13岁时在苏州附近的浒墅关读书，29岁时中举人，后来经朋友推荐，到山东郓城任训导。在山东，他遍搜梁山泊附近有关宋江等人的英雄事迹，熟悉了山东的风土人情，有关他搜集这些事迹还有很多有趣的记载。35岁时施耐庵考中了进士，到钱塘任县尹，两年后因与当权者不合，任期不满便辞官回苏州，在家从事创作。后来，施耐庵做了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幕僚，这使他熟悉了农民起义军的军营生活和许多起义军首领。时间一长，施耐庵发现张士诚等首领日益骄逸，料想他们肯定不能成功，于是便离开了张士诚，居住在常熟河阳山和江阴祝塘一带以教书为生，并根据民间故事和说话艺人话本，还有自己所搜集的资料，潜心创作《水浒传》。张士诚失败后，朱元璋搜捕有关人员，施耐庵为了避祸，只好到现在大丰市的白驹镇定居，并继续《水浒传》的创作。《水浒传》一书著成后，在民间流传甚广。朱元璋看到此书后愤怒至极，将施耐庵关进刑部天牢。后经刘伯温的帮助，托病就医被释放，施耐庵在天牢关了一年多，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出狱时，已是瘦骨嶙峋，步履艰难了，不久后，他就去世了。从《水浒传》这篇名著里我们可以看出施耐庵的爱憎，他对于朝廷、皇帝的昏庸的憎恶，对奸臣当道的痛恨，对于有才识之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难以生存的这种不满，他在那些英雄人物身上也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虽然《水浒传》的创作大体上经历了从南宋初年到元末约134年的时间，是群体创作与文人加工润色后的结果，但是，它的主要创作人还是施耐庵。这个观点是大多数人都接受的，而且，至今所有版本的《水浒传》基本上都冠有施耐庵的名字，《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也成了基本的文学常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生，根据考证，罗贯中所作的《三遂平妖传》的二十一篇赞词中，有十三篇被插入到《水浒》中，这种情况表明，两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罗贯中。而且他们认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之间存在的差异正好表现了作者在世界观方面发生的变化。

　　还有人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师生二人通力合作而完成的，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在淮安又住了几个月，他把施耐庵留下的书稿做了番整理后，动身到全国的刻书中心——福建的建阳去，准备把《水浒传》刻印出来。可是，这里所有的书坊，没有一家敢刻印。罗贯中只好在建阳住下，这期间，他又将《水浒传》重新做了纂修和编次，同时集中精力，写成了《三国演义》。不久后，他也染病，离开了人世。明人高儒《百川书志》著录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为“施耐庵撰，罗贯中编次”。大多数学者认为《百川书志》所载是《水浒传》的祖本，材料很有权威性。此外，天都外臣作序的《水浒传》题署“施耐庵集传，罗贯中撰修”，是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的《水浒传》的版本，也很有权威性。这又可佐证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都是此书的作者。

　　部分学者还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郭勋，他组织门客，参考了宋元人的话本、诗词、笔记和元杂剧等编写而成的。他们提出的论据有两个：一是明初时尚无人提及《水浒传》，郭勋的百回本《水浒传》应该是《水浒传》的最早版本，现在见到的最早谈到《水浒传》的文献出现在嘉庆年间，此时明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所以《水浒传》不可能产生在元末明初。

　　二是《水浒传》里的不少地名都是明代的建制，元末年明初的人不可能写出来。这说明元朝末年的施耐庵不可能是《水浒传》的作者。而《水浒传》上所署的施耐庵，很有可能也不是真实姓名，而是为逃避祸害而取的别名。

　　这些观点各执己见，也没有一种观点能够理由充分地驳倒其他观点，《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有待学者们进一步考证。

　　第六章 明代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袁崇焕被杀之谜

　　袁崇焕是明朝末年主持抗击后金的著名将领。明朝末年，后金军队进攻明朝，袁崇焕率领部队东征西战，曾一度收复辽东失地，沉重打击了后金军队，为保护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却在崇祯二年即1629年的十二月被崇祯皇帝逮捕下狱，第二年的八月被杀害。袁崇焕为什么会被崇祯帝杀死？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使得崇祯帝如此发怒？这一直是历史上被人关注的问题。

　　一般的看法都认为，有功之臣袁崇焕之所以被崇祯帝所杀，是因为崇祯帝听信了阉党余孽的诬告，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也就是说，袁崇焕是被崇祯帝误杀的。明朝与后金军队开始作战的时候，后金军队在关外两次被袁崇焕军击败。后金军队领教了袁崇焕的厉害后，于崇祯二年避开了辽东防线，转而绕道进攻北京，这就是历史上的“己巳之变”。袁崇焕闻讯快速回京师援助，在北京城下再一次痛击后金军队。后金军再次吃了袁崇焕的苦头后，皇太极深知，如果不除掉袁崇焕，进取中原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心中顿生一计。这就是“反间计”。

　　早在后金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朝中就有人散布流言诬陷袁崇焕，说袁崇焕是有意引金兵深入，目的是为了结城下之盟。这些流言使崇祯帝疑心大起。关于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蒋良骐《东华录》有详细的记载，文中说，开始的时候后金军队抓获到明朝的两个太监，命人严密看守。这时候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遵照皇太极的计谋，故意坐在离两太监不远的地方，假装做耳语状说：“今天我们撤兵，不过是个计谋。……袁巡抚有密约，事情马上就能大功告成了。”当时姓杨的太监，在那里仔细地窃听两人的谈话。时辰到庚戌时，后金军将两个太监放了回去。杨太监回到皇帝身边后急忙将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事告诉了崇祯帝，至此崇祯帝对袁崇焕背叛自己的事情深信不疑，“遂执袁崇焕入城，砾之”。袁崇焕的兄弟和妻子也受到株连，被流放到几千里外的边远省份。据说，后金军队的这个反间计得益于皇太极对《三国演义》的喜欢。皇太极平素经常读《三国演义》，对其中的奥秘非常清楚。这个计划就是他巧妙用《三国演义》中的“蒋干中计”策，借崇祯帝之手剪除劲敌袁崇焕。崇祯帝不幸中了敌计，将忠臣误杀。这种自毁长城的举动使东北防备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从而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迅速灭亡。

　　但是有人对这个说法提出了疑问：皇太极固然熟知兵法计谋，难道崇祯帝就是个无知的庸才吗？历史记载证明显然并非如此。一些研究者认为，崇祯帝杀袁崇焕根本是蓄意杀戮，而不是清朝后来津津乐道的因中“反间计”而误杀。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是崇祯帝担心袁崇焕及其东林党人妨碍他的专制皇权，袁崇焕是皇权与大臣之权冲突的牺牲品。

　　明朝年间太监专权是很常见的现象。崇祯帝即位后，为了除掉阉党对自己的威胁，起用东林党人，有效地削弱了阉党对皇权的威胁。但是当阉党对皇权的威胁减弱时，崇祯帝又开始削弱大臣的势力，即从依靠东林党转而回归到依用阉党群小。袁崇焕正是在这个环境下崛起的，自然成了阉党余孽倾陷的对象。袁崇焕耿直、豪放，敢说敢为，这正是阉党余孽所畏惧的，也是所有的皇帝所不喜欢的。同时袁崇焕又主持整个对后金的战局，有很大权势。自古以来臣子权势稍重必然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偏偏崇祯帝的猜忌心又是极强的，他之所以开始起用东林党人又继而起用阉党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旺盛的专权欲望。这个时候的袁崇焕无疑是走在钢丝上，稍有不慎就会惹上杀身之祸。然而也很不幸的，袁崇焕是一个好的军事将领，却不能洞察君主的心思，他先斩后奏杀了明辽东悍将毛文龙就是一大不慎，崇祯帝“骤闻，意殊骇”。尽管事后袁崇焕亦悔悟道：“毛文龙是大帅，不是像我这样的臣子所该擅自诛杀的。”但是这件事让崇祯帝心中杀袁崇焕的想法已经坚定。明末史学家谈迁就说，袁崇焕擅自杀死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崇祯帝开始时之所以不杀袁崇焕，一方面是缺少足够的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崇祯帝对袁崇焕“五年复辽”充满了期待，因此暂时容忍了袁崇焕目中无君的举动，只是在暗中采取了很多监视和牵制的措施。“己巳之变”之后，后金兵大举入犯，继而围攻北京城，这时的崇祯帝对袁崇焕复辽已经不抱希望，至此君臣之间脆弱的依存关系不再存在，杀袁崇焕就是必然的了。而正在这个时候，皇太极施行了反间计，内廷阉党也捏造了袁崇焕引敌协和、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三大罪状，崇祯帝立刻借此机会将袁崇焕投入监狱。

　　说崇祯帝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这是不能服人的。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史料得知，从袁崇焕的入狱到被杀戮，前后共有八九个月，这么久的时间里，崇祯帝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辨明是非的。同时还有史实表明，反间计、诬告并不能瞒过崇祯帝，也就不足以置袁崇焕于死地。崇祯帝决定杀袁崇焕，是从巩固皇权、防止大臣结党、彻底摧毁东林党势力这些目标出发的，反间计只是为促成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狱制造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已。

　　自古“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忠臣们的下场果真都是这样的吗？袁崇焕究竟是为何被杀？是君主昏庸不能识别敌人的诡计，还是君主猜忌不能留下权臣？谜的破解还需要后世的进一步考究。

　　唐伯虎点秋香之谜

　　明代吴中才子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他恃才孤傲，放浪不羁，每每遇到开心之处，则纵情开怀，放浪形骸。民间就流传有“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

　　唐伯虎的确曾为一个女子隐名为佣。这在《中国野史大观》中有记载，但只不过这位女子并非叫秋香，而叫桂华，是当时锡山华虹山学士府中的一名女婢，深得华夫人喜爱。唐伯虎对她一见钟情，因而以一才子屈身为佣，最终赢得了美人归。所以说，“唐伯虎点秋香”可能就是唐伯虎赚妻桂华这一故事的演变，唐伯虎没有点秋香，但是点了桂华。

　　一天，唐伯虎出去游玩，碰见了在华府为奴的桂华，对她一见钟情。从此唐伯虎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漂亮女婢的身影，最终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到华府隐名为佣，改名华安伺机而动。

　　他到华府先为伴读。结果一手好文章让华学士对他刮目相看，将他留为亲随，掌管文房。一应往来的书信，均令华安处理，没有不合华学士心意的。因此，华学士对华安更加器重，恩宠有加。

　　不久，掌管华府典铺的主管不幸病逝，华学士便让华安暂时先代管其事，掌管典铺。华安不负所望，典铺的出纳账目有条有理。华安的工作也特别小心谨慎，秋毫无私。

　　华学士非常满意华安的工作，意欲将其升任为典铺的主管。但唯有一点使华学士不很放心，华安眼下尚是孤身一人，没有妻室，万一哪一天他一走了之的话，委任其主管这样的事务，岂不是有点儿用人不当？

　　华学士觉得眼下这样还很难对华安委以重任，必须等到华安有了妻室，心真正安定下来才好，于是找媒婆，商议起为华安择偶婚配的事情来。

　　最终，华安和桂华终于在华学士及其夫人的鼎力帮助下，拜过花堂，适时完婚。婚后二人情投意合，恩爱日深。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指出唐伯虎并没有点过秋香，如苏州市文联段炳在《光明日报》上写过：唐寅并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未点过秋香。唐在29岁时的科场冤案过后，本想以“功名命世”的他变成了一个“春光弃我竟如遇”的感伤者，变成了一个“猖狂披髦卧茅衡，万里江山笔下生”的失意者。在这种潦倒落魄的窘境里，曾经自谓“布衣之士”的唐伯虎决不会说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类自大之语的，更无心去干什么三笑点秋香之事。

　　因此到底真相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明末名妓柳如是为何自缢身亡？

　　柳如是祖籍浙江嘉兴，原姓杨名爱，小字影怜，号蘼芜君，后改姓柳，名隐，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我闻女士。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二十四日，其夫83岁高龄的钱谦益溘然长逝；随后几天，柳如是即悬梁自尽。那么，这位明末名妓自缢身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后人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传统说法认为柳如是是为钱谦益殉节而死的。有人认为，这可以从两人的结合和婚后情况来证明。常熟人钱谦益学识渊博，誉满海内，柳如是对他慕名已久。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唱和，加强了彼此了解，增进了友谊，感情很好。第二年春天，两人终于结为夫妻，在从松江回常熟的船上成婚。虽然当时柳如是才24岁，正值青春妙龄，而钱已是年届花甲的白发老翁，但两人婚后感情还算不错，常在一起旁征博引，订讹考异，间以谐谑，琴瑟和谐。钱谦益曾经是“东林党”领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极高。钱谦益死后，柳如是为他殉节是可以理解的，也在情理之中。

　　也有人认为柳如是之死是为了抗争恶势力。学者楚南等人认为，柳如是自杀的壮举显示了她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钱谦益人生中有几大污点，柳如是是极为不满的，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五月，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带到南京，称监国，不久称帝，钱谦益因谄事马士英，被起用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即弘光元年五月，清兵渡江，弘光逃跑，钱谦益及总督京营戎政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等迎降。这是钱谦益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污点。对此，柳如是常心怀不满，多有讥讽的话，并曾多次劝钱谦益自尽，均未果。当钱暮年不得意而说“要死”时，柳讥讽他说：“当初不死，现在已经晚了。”因此，柳如是未必一定会为钱谦益殉节。另外柳如是一生历尽辛酸曲折，她始终在追求获得人的尊严，在这方面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还有人认为柳如是被逼自尽的。钱谦益死后，家族中迅速爆发了一场争夺家产的斗争，即所谓“钱氏家难”。在钱氏家族看来，柳如是以钱谦益妾的身份掌握家政大权是莫大的耻辱，他们早已积怨在胸，现在钱谦益去世，顿感柳已失去依靠，立即爆发了一场家变。于是，族人钱曾、钱谦光等人在恶霸豪绅钱朝鼎的指使下，趁钱谦益新丧，大吵大闹，敲诈勒索，逼迫柳如是交出房产钱财，甚至掠夺田地600亩，僮仆十几人；柳如是来钱家20余年，一直大权在握，从没有受人之气。如今，丈夫的尸骨未寒，便遭到无耻小人的当面凌辱，如何忍受得了，在进退无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仍镇定自若地对早晚坐逼的族人说：“稍静片刻，容我开账。”然后，她独自登楼，紧闭房门，悬梁自尽。她写下遗嘱，打发长子钱孙爱、女儿和女婿等上衙告状。因此，《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等书都认为柳如是实际上是被族人追逼而自杀的。

　　但是，明末名妓柳如是自杀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尚无定论。

　　李自成兵败后的生死之谜

　　九宫山兵败被杀说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史书记载最详细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湖北九宫山兵败被杀。据载，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失利后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由于当时清军以为明朝报仇，剿灭“闯贼”为借口入住关内，自然对其狂追不舍。而新建的南明王朝更把李自成视为亡国逆贼，恨之入骨，因此也不断组织人马或联络沿途地方乡勇截击，大顺军面临的环境空前恶劣。1645年4月中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时，被清军又一次追上。经过一番混战，清军攻破大顺军的大本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发变故，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大顺军愈加雪上加霜，人心大丧。

　　此时，清军已经追到九江一带，大顺军如果继续东下，很可能在长江下游遭到围攻，因为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当时正试图经过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逼近，如果他回师而上的话，很容易对大顺军形成包抄之势，鉴于此，李自成及时改变战略，掉头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在仓皇中，李自成率军来到了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

　　同年5月，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在九宫山下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其后不知所终。

　　最先报告李自成遇难九宫山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初四日给朝廷的奏疏中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寻李自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逃走时，仅携带随身亲信二十人，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这一消息上报北京后，清廷十分高兴，认为贼首被歼，无疑是大功一件，多尔衮还因此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以看出，此时以多尔衮为核心的清廷是相信李自成已经死了的。

　　可是，就在阿济格胜利凯旋的途中，多尔衮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为此，阿济格又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于是在第二次上奏中，他说的更加含糊，至于李自成是死是活也说得不清楚了，说还得继续察访。这让多尔衮大为震怒，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慌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明显说明，清廷对李自成的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是，很快阿济格就被恢复了亲王，甚至多尔衮晚年还把他当作了最亲信的人。清廷对阿济格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李自成生死之谜，愈加不辨真伪。

　　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二年（1646年）阴历二月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也说李自成死了，不过这时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近10个月了。奏疏上是这样说的：“闯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又一原始文献。由于几个月前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这份奏疏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南明的隆武帝朱聿健得到奏疏后，开始“大喜，立拜（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

　　应该说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即张双喜），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没有李自成的首级为凭，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没有任何根据，何腾蛟是七月下旬从李自成投降的部下那知道的，并且是过了年以后才上报的。如果在没有得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就封赏，恐怕不合适吧。况且，如今李自成还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万一哪天有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领赏，何腾蛟该作何解释呢？

　　看了郭维经的上书，朱聿健也产生了怀疑，就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何腾蛟于是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

　　总的说来，由于清廷和南明都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由此而产生“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的怀疑是自然的。但是阿济格与何腾蛟上报的奏疏中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描述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是一致的，由于主要消息都源于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应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

　　根据这两份报告，《明史》中也做出了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因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做了详细的描写：“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费密所提到的牛脊岭，确实是当地的地名，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有不同，但也足以证明程九伯得到清廷奖赏的真实性。这些记载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李自成很可能死于湖北九宫山。

　　那么，既然李自成死于此处，为什么清军和南明双方都没有得到李自成首级这一重要证据呢？这无疑是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今人分析认为，对于阿济格来说，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是完全可能的。而清政府得到李自成被害的消息是在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的。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时并没有这个线索，被派去实地查验的人也无法取得实证。

　　而南明方面，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军控制的区域挖掘李自成遗体。再说，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际上实力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何腾蛟会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他也不敢轻视大顺军余部，而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他只能在上疏中含糊其辞地解释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至于多尔衮在阿济格上报李自成死后，又得到情报说李自成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一种解释认为，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也可能是大顺军一部进入江西而被误认为是李自成遁走江西了。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李自成被地方武装杀死于湖北九宫山的可能性极大。后人据此还在湖北九宫山建有李自成的陵墓。

　　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李自成是清王朝和南明王朝的死敌，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附会之辞，难怪清王朝不会信！何腾蛟的报告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自然也不会相信。特别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再说，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岂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对乡勇进行残酷的报复。然而事实上，九宫山异常平静，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和他的妻子高氏都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况且除了史料记载外，至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强有力的实物证据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九宫山，只凭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至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说法，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让敌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那么，如果真的如此，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他又会到哪里去了呢？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李自成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家为僧了。

　　夹山寺出家说

　　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而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时建造的古刹。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传说李自成兵败后，独窜石门县夹山寺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澧州志林》所收乾隆帝时任澧州知府的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何璘在文中称，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对他说，实际上李自成并未死于湖北九宫山，而是跑到湖南的石门出家了。对此，何璘还专门向当地的一些老年人询问，而他们说李自成确实是从湖北公安跑到湖南夹山寺出家为僧了，并且他的坟墓还在那里。

　　于是，愈加好奇的何璘就专程到夹山寺调查，寺中一位70多岁服侍过奉天玉的老和尚接待了他，他告诉何璘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入寺的，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但听他的口音像是西北人。此后，一个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自号野拂的和尚来到这里。他对待奉天玉更是毕恭毕敬。当老和尚把寺里珍藏的奉天玉画像给何璘看时，何璘倒吸了一口冷气，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中记载的李自成太像了。为此，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至于多那一点，无非是为了隐讳。

　　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

　　20世纪80年代，在夹山寺附近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与何璘的记载完全一致，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可能。1981年元旦，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夹山寺大路西坡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是古墓挖开后奇特的墓葬体制和庞大的规模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该古墓为一墓三穴，有着完整的结构。随后从墓中出土的一块名为《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的碑刻，使考古工作者了解到这个墓穴正是奉天玉大和尚的。从记载看这个和尚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他的弟子门徒多达数千人，影响力如此之大，确实决非一般和尚。

　　其后工作人员在继续挖掘过程中，在中间墓穴又发现了一只白底青花瓷坛，瓷坛做工细腻，釉面竟然装饰有麒麟和凤凰的图案，尤为奇怪的是青花瓷坛上压着符号奇特的方砖。参与了这次考古的湘西著名考古专家龙西斌认为：“这种瓷器比较少见，还没有发现过这种麒麟和凤凰的图案，所以我们认为这件瓷器，并非一般和尚所用。我们在夹山施掘墓葬的时候，发现其他几个和尚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像这样精美的瓷器，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是麒麟和凤凰的图案纹饰清晰，应该是一个有等级的和尚才可以享用的。”并且这位和尚的下葬方式也是违背僧规的，他不但没用龛和塔来安置遗体和骨殖，而且按照陕北民俗下葬，实在太不应该了。而李自成的家乡就在陕北米脂县。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而是出家为僧了呢？

　　后来龙西斌等人一次在陕北米脂县开会了解到，据记载，明朝时陕西总督汪乔年派陕西米脂的边大绶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据一个当年掘过李自成祖上墓的知情人透露，李自成祖父的墓，父亲的墓，当时就是一墓三穴型的。由此他们推断这个一墓三穴正与陕北米脂的风俗一致。陕西米脂还提供了另外一个线索，就是陕北的人死了之后，男砖女瓦留下圹符碑的符号，寓意“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水远，石朽人来”。这与奉天玉和尚墓中青花瓷坛上奇特的方砖符号是一样的。所有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让专家们不由得对这位神秘的墓主人产生出浓厚的兴趣。

　　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与夹山相邻的慈利县发现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写道，老禅师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经“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

　　显然他所说的吴王就是吴三桂，并且他是与吴三桂在桂州作战之后追随闯王来到澧水的。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现在的张家界，也就是原来的永定，有一个天门山，天门山有座庙，相传是野拂大和尚在那里建的。《永定县乡土志》曾记载，野拂为闯贼之余党，从石门夹山寺“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举”，显然说野拂是李自成的一个部将。于是有人推测，“野拂”可能就是李自成的亲侄儿李锦，而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随后，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东侧墙壁中的《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因立于康熙四十四年，故又被称为“康熙帝碑”，系奉天玉大和尚死后30年的追记，碑文写道：因明朝末年的战火，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后来奉天玉老人从四川来到这里，重振门庭，几年之后，夹山寺就蔚为壮观了。

　　另外，立于清道光年间，被称为“道光碑”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也记载：顺治初年，有个叫奉天玉的和尚来到这里，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庙的衰败得以彻底改观。后来，还从夹山寺一个密藏墙洞中发现了，后来被证实是奉天玉大和尚写的《梅花百韵诗》残版和野佛和尚写的《支那撰述》残版，上面的诗句也透露出奉天玉大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比如《梅花百韵诗》中有一首《马上梅》写道：“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后面一个字脱落了），满堂春色暖融融。”一个和尚要金鞍玉镫干什么呢？难免让人怀疑；还有一首叫《东阁梅》：“东阁阁东头，徐听三公话政猷，煮茶当酒唤同流。”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个参谋，一个寻常和尚怎么可能会同三公有什么关系呢？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比如上面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尧帝之仁中宫皇，再愿满朝文武功”的句子，野佛和尚称奉天玉为皇帝，然后在夹山再愿满朝文武功，夹山已经作为他的殿堂登基了，一个普通的和尚怎么会写这样的诗句，又怎么会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满朝文武功”的说法呢？这一发现，更加证明了前人夹山寺的考证并非空穴来风。

　　1992年9月，工人们重修夹山寺大悲殿时，在大殿中部地基里又发现了一个刻着“来力印”二字的龟形敕印。据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东西。再查阅夹山寺历史的记载，使用这个敕印的除了奉天玉和尚，再无他人。我们知道“敕”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用名词，一个和尚竟然运用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权的敕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这说明了什么呢？

　　两年后，在石门附近，有人挖菜窖时偶然挖到一块写着“奉天玉诏”四个字的铜牌。经鉴定，它也是明末清初的，也是奉天玉和尚的东西。众所周知，“诏”历来是皇帝专用，奉天玉和尚敢用“诏”的称号，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奉天玉和尚身上，竟然有如此浓重的皇权色彩，说明奉天玉绝不止一个普通的和尚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年中，夹山附近的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地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和铸有“西安·王”字样的铜质马铃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扇骨，这些东西的出土说明李自成不是没有禅隐在此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临澧的蒋家有许多传世的文物，包括香炉、酒杯、玉雕等珍贵的玉器，经鉴定均为明末清初的器物。这些宝物，不但工艺超群，而且价值连城，绝不应该出现在夹山这片山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来路难免会有所怀疑。而相传蒋家原本姓李，为躲避清廷的追杀才改姓蒋，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就是临澧蒋氏一脉，她曾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这种种迹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闯王李自成，奉天玉的称号正与他“奉天倡义大元帅”的称号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诏”铜牌均属皇帝专用，暗合李自成大顺皇帝的身份。

　　现在看来，李自成禅隐在此完全可能，可那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禅隐在此，为什么还会有兵败九宫山被杀的流言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推测李自成去当和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之举。当时面对强悍的满清八旗兵，大顺军接连败北，根本无法抗衡。早在大顺军退出北京城的时候，李自成就有联合南明抗清的想法，这其中还包含有民族大义的成分，毕竟清朝是满族人，满族入侵中原，辱我华夏之邦，抗清显然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可是，李自成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更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联合南明抗清一直无法实现。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李自成必须做出决断。有些专家认为，很可能在败退武昌时，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让他归隐，从而让部下去联络南明，共同抗清。而在当时，也只有这两股力量联合，才有可能同士气极盛、战斗力极强的清军决一胜负。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采纳谋士的建议或者自己决定退隐。而选择出家在当时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况且李自成小时侯曾有过一段出家的经历，再续前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石门出家呢？据考证，当时石门地区处于政治边缘地带，清朝和南明的势力均未渗入，并且这里是土家族的地盘，归隐最为安全，因此，选择了在此出家。至于史书上记载的九宫山被杀说，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很可能是李自成和属下设下的一个谜局，或者说缓兵之计。因为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为联合南明抗清铺平道路；其次，可以麻痹清王朝，使其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乘势再起，卷土重来；其三，可以成功掩护李自成顺利归隐。

　　可以想到，在夹山寺禅隐后，胸怀天下的李自成仍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诏”铜牌就是直接的证据。但是联合南明抗清的计划难以实现，新兴的满清王朝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逐个歼灭了反清的军事力量，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愿望最终落空。这位在风云集会的明末政治舞台上声名赫赫的末路英雄，也只有在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澧州知府何璘的记载，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加之对当时时局的分析，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确实证据确凿，合情合理。可是这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呢？对于此说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他们认为此种观点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奉天玉从何处、何时来到夹山寺与李自成联系不上。出土的塔铭上明确表明，奉天玉是顺治九年从四川来到夹山的云游和尚，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而事实上李自成在顺治二年五月，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并且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说李自成到过四川，因此怎么能把这个明确记载从四川来的和尚硬附会为李自成呢？其次，塔铭记载还说奉天玉曾和当地的地方官员往来密切，修复夹山寺的时候，当地官员还捐了钱，甚至说他“历经清要”。所谓清要，据《朝野类要》卷二解释“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而事实上，完全可以肯定李自成作为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与官方所谓的“清要”之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再说如果真是李自成禅隐于此，试想作为清朝和南明通缉的要犯，他怎么可能抛头露面沿街求乞修庙之资呢？又怎么可能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起码的保密措施，他都不懂吗？

　　据考证，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又怎么可能为颠覆了明朝统治的李自成写铭记功呢？因此，奉天玉作为一个公开的身份，又与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证明了他不是李自成。

　　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发现的《野拂墓碑》中还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表明野拂和尚痛恨明朝宦官当权，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入关十分憎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中原失地，显然是明朝遗臣口吻，与李自成部下的身份不符。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可能也是明朝的遗臣。

　　从李自成余部的表现来看，如果李自成并未死去，那么大顺军强有力的领导人仍在，本应调度有方，进退有序。可是实际上，李自成余部的历史表现却异常混乱：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间徘徊不定的。出现这种局面，正好证明李自成已经死去，才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

　　退一步说，当时李自成还有40余万人马，如果他仍健在，完全可能占据险要之处，占山为王，再树大顺旗帜，与清军继续争锋。即使不能夺回失去的江山，也不至于那么快就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至少1645年五月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李自成的政治活动了，总是不争的事实吧？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已经兵败而亡了。

　　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是不是隐遁出家的李自成，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因为正反两方面论证都言之有据，合情合理，究竟孰是孰非，史学界也难以作出定论，而所有的研究推理终久只是一种猜测。

　　被部将所杀说

　　假设当年李自成没有身死九宫山，也没有出家为僧，那么他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呢？这恐怕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了。近年来，随着对各地史料、地方方志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李自成的结局，又出现了在广东乐昌万古金城被部将所杀的说法。这一观点是粤北乐昌市考古学者丘陵于2004年9月提出的。他说：“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兵败后，李自成并没有出家做和尚，也没有前往九宫山，而是辗转来到粤北乐昌的金城山，蜷伏6年继续着其抗击清军的战斗，不幸为自己内部的叛军所害，死于‘湘粤之途，马背之上’，乐昌万古金城是其最终归宿。”

　　丘陵先生的观点是基于对史料、传说的论证和实地考证得出的。据史料记载大顺军兵败后是分东西两路南撤的，东路人马由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等人带领，西路人马由李过、高一功等人带领。可是，据丘陵考证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大顺军是兵分三路撤退的，也就是说在原来的说法上，多出了一支由李自成率领的中路军。中路军是在部队到达襄阳时从东路军分出来的，并且由襄阳经荆州、澧州、凤凰、广西龙虎关、连县、宜章莽山等地，最终到达了广东乐昌金城山。之所以史书对此没有记载，主要是大军师宋献策的功劳，他巧妙地分路行军，主要是为了迷惑清军，以便让闯王能够安全脱险。看来，大军师的妙计不但瞒过了清军，也瞒过了考古学家们。

　　他还说，李自成到达金城山后，化名“曹国公”，并以此为根据地，着力打造新的大顺京城——万古金城。在此期间，他与北边据守坪石金鸡岭的高桂英率领的女兵、东边镇守庆云凑云山的宋献策所部遥相呼应，共同抗清。

　　后来，李自成被叛军所害，安葬在金城山的山岭中，后被太子移迁至佛地凑云山。“前三山，后三山，面前流水转九弯；左有青龙倚皇榜，右有白虎朝马山。”就是一首隐喻李自成墓地的隐诗。

　　所谓的金城山为粤湘边境的一带群山，坐落于乐昌梅花镇西北的武江三角洲，据坪石、梅花各约8公里。这一带山势险峻，山间小路崎岖，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顶。随着这条小路来到山顶，有一段用石头砌成的古城墙将山路堵死，顶部为半弧形的拱门仅容一人通过，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丘陵认为，这就是万古金城的城门。进入城里，可以看见一个个巨石形成的小山头，各山头之间地势相对平缓。这些平缓地带就是李自成的屯兵之所。穿过城门，由一条山道往里走大约1公里处，有一座名为“万福仙”的寺院，寺内供奉着曹国公的木雕像。寺外有两块石碑，石碑上的字迹因年代久远已经看不清楚，但经过整理后仍可依稀看到“曹国公”的字样。据丘陵考证，此碑是民国时期的人为纪念“曹国公”刻写的。至今，石碑还可辨认出“明末清初之际有曹国公结寨于此，并勒石于其间曰‘万古金城’”的字样。

　　说到将曹国公确定为李自成的依据，丘陵说，不仅粤湘考古专家已经考证，就是在乐昌梅花一带的民间，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曹国公不是姓曹，而是姓李，人称李大人。当年曹国公部众万余，石工数千，石头建筑如城墙、廊亭、庙宇等均标志有龙形图案。由此，丘陵判断，曹国公应该就是李自成，因为在明末清初，以真龙天子自称的李姓之人，除了李自成，再没有别人。

　　丘陵还指出，李自成之所以选择在金城山一带屯兵，就是因为这一带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另外，化名曹国公的李自成还到过凤凰、龙虎关、莽山一带，这一点在当地的县志中均有记载，而此前已论证过的军师宋献策与太子逝于庆云凑云山之说都印证了自己的新说。

　　当然，丘陵提出的这一全新的观点，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假设的嫌疑极大，没有强有力的论据可以证明，比如无法判断当时李自成确实到了广东万古金城。而曹国公是否就是李自成，也大有可疑；并且李自成被哪个内部叛将所杀，都难以自圆其说，论据都不充分。况且，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完全有可能是其他拥兵自重的明朝将领或者农民起义军落草为寇，盘踞在此，而并非李自成。况且，当时军事斗争异常紧张，南明和清朝的军队又都在四处追查李自成，规模如此巨大的行军，能不被他们发现？因此，有人说这一观点论据多为牵强附会，难以为史学家所承认。

　　另外，还有人提出甘肃榆中青城可能为李自成终老之处，主要论据是在那里的一户人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上面有李氏族人逃难青城的明确记载。至今当地民间还有李自成化装成和尚来青城投靠其族人的传说。当地李氏都以李自成后人自居，并有坟墓为证。然而，这一说法的可能性极小，多不被人认同。

　　总的说来，李自成这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传奇英雄，在我国明末清初的历史上，叱咤风云，戎马一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与腐朽的明王朝斗争，屡经沉浮，并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留下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至于他兵败后，究竟落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恐怕很难说得清楚。

　　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吗？

　　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李自成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尽。此时辽东总兵吴三桂拥重兵驻扎在山海关。背面是南下的清兵，南面是提兵挺进的大顺军队。吴三桂的进退将对当时的战事起到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最后，吴三桂选择了降清之路。于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双方在山海关附近激战之时，关外的清军突然出现，攻击李自成军，李自成军措手不及，败绩而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后，在清朝军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吴三桂为什么投降清朝？是真心投降清朝吗？后代史家对此议论纷纷。

　　第一种说法是为了陈圆圆。

　　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诗生动地揭示了吴三桂投降清朝的心态。“缟素”是为死去的崇祯帝戴孝，“红颜”自然是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

　　明朝末年清兵攻打到锦州，吴三桂在崇祯的命令下奔赴北方前线。由于明朝制度军中不能携带姬妾，所以吴三桂只能让陈圆圆留在北京。不料，李自成的起义军很快就攻进了北京城，吴三桂之父吴襄也投降了闯王的军队。当时吴三桂率领的军队乃是当时号称为“关东铁骑”的数万精兵，李自成和清朝都急于得到他。吴三桂自己则持观望态度，迟迟没做出决定。在这个关节上，李自成军队的一个将领刘宗敏听说了陈圆圆的美貌，便想要得到她。于是这位将领抓来吴襄，拷问陈圆圆的下落，并带兵到吴三桂的府上带走了陈圆圆。这个消息传到了吴三桂的军帐，吴三桂勃然大怒，拔剑斩案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于是转而向清乞兵，使六军披麻戴孝，打着为大明王朝的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带兵打入北京。就这样，吴三桂投降了清朝，成为了清王朝统一中原的开路先锋。接下来，他又引兵进攻李自成，接受清朝官爵，镇压大顺、大西政权，追杀南明政权永历帝，俨然是清王朝的一员猛将。

　　吴伟业的《圆圆曲》一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降清原因，几乎成为定论。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吴三桂降清不可能起因于陈圆圆被掠。对于一个帝王将相来说，女子不过是他们的玩物而已。陈圆圆虽然美貌，但是她不过是妓女出身，不过是被别人当作是礼品送来的政治投资。像吴三桂这样一个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为了她而确定自己的重大政治决策？从刘宗敏这方面讲也是不合情理的。刘宗敏是一个忘我投身李自成事业的人，是李自成手下的忠实部属，甚至曾经在危难的时候杀掉了自己的妻子追随李自成。他不会不明大义，为了一个女子而影响大顺政权前途。之所以会有吴三桂为陈圆圆而降清的说法，一方面是人们对吴三桂降清的讽刺贬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后人对此事的附会加工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需要。

　　二是为父报仇说。

　　根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记载，当时李自成的军队实行了一项追赃助饷的政策，对明王朝的大小官吏严加拷讯，逼要银两资助军队。吴三桂的父亲、明朝遗臣吴襄，本来已经归顺大顺，然而也被捉拿拷打，强逼交银，“止凑银五千两”。后吴三桂得悉父亲被大顺军拷打将死，怒不可遏，于是放弃了本要投靠李自成的计划，转而投靠清朝，决计攻灭大顺，为父雪仇。

　　但是有学者认为此说不实。《明季北略》记载，吴襄投降大顺后，曾经充当说客，写信给吴三桂劝他降大顺。吴三桂对此非常生气，并因此声称断绝父子关系，说“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后来，当起义军以他全家性命相威胁的时候，吴三桂也同样置之不顾，结果全家三十多口人被杀。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为父报仇吗？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帝位罢了，为父报仇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三种说法是说吴三桂投降清朝乃是出自阶级的本性。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基本保持着农民起义军本色。吴三桂也许曾经有过投靠李自成的想法，但是那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利益的政治投机罢了。尤其是当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城内拷掠明朝降臣后，他对李自成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而清朝对他则会是高官厚禄，他出于其大官僚地主阶级的本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必然会作出投降清朝的选择。

　　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并没有真心投降清朝，只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当时的吴三桂虽然握有重兵，但是他的兵力在李自成和清兵面前也不过是微弱的力量。形势让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实际上，在引清军入关前，吴三桂是一贯坚持抗清的，吴三桂曾经多次严拒了明降清将领的劝降。在李自成攻逼下准备联清时，他写信给多尔衮只说在攻灭大顺政权后，“我朝之报北朝者，将裂地以酬”，可见他只是想借兵联合，并无投降归附之意。山海关战后，清廷对吴三桂极不放心，吴三桂的力量也远远不能控制当时的局面。但是吴三桂在发布的檄文中，称：“周命未改，仍是朱家之正统。”并且要求：“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为明王朝摇旗呐喊。此外，后来他还招揽奇才，广植党羽，训练士卒，囤积财货，为反清复明做了不少的工作。最后终于在1673年起兵反清。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对吴三桂的降清如果简单地视为卖国投敌，无疑是站在了大汉族主义和明王朝的立场上，对于吴三桂是不公平的。

　　然而这种说法，始终很难得到世人的同情和认可。尤其是对于后来吴三桂的起兵反清举动，后世普遍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康熙下令削藩，吴三桂自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丝毫不是为了明朝。看来，对于吴三桂投降清朝的原因还要继续地争执下去。

　　吴三桂降清是韬晦之计吗？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增援途中闻讯后，仓皇逃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想以武力逼降吴三桂，吴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当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前展开血战之时，清朝的精骑突然杀出，农民军毫无防备，惨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史书中的种种记载，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

　　山海关依山临海，形势险要。1644年4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圣武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在清朝廷的眼中，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如当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唯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明季稗史汇编》）。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在清兵入关后，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否认吴三桂“降清”的人则认为，北京失守后，形成了三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即吴三桂、农民军、清王朝。而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的吴三桂势力最弱，因此他能走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抗清，要么镇压农民军，考虑到其父亲被农民军扣押、爱妾受辱，为报此仇，吴三桂选择了联合清朝的道路，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投降清朝。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吴三桂一贯抗清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会轻易降清。在任辽东宁远总兵期间，吴三桂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甚至在明清松锦战役后，明军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的态度仍很坚决。吴三桂对明朝降清的劝降函都“答书不从”。

　　第二，多尔衮在山海关战后加强了对吴三桂的控制可以证明吴三桂未降。史载，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胜利的当天，玩弄权术，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又将1万步兵交给吴三桂。这说明吴三桂受到了多尔衮的拉拢和控制。

　　第三，山海关战后发表的檄文证明其未降。清军与吴三桂乘胜追击，吴三桂提出了“周命未改，汉德可恩”、“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的口号，如吴三桂已降，也不会发布这样的檄文，清廷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第四，在山海关一役后，在攻陷北京前后吴三桂欲立朱明太子的行动证明其未降。李自成败退永平，吴三桂提出“约自成回军，速离京城，吾将奉太子即位”，又“传帖至今，言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可是“多尔衮命其西行追贼”的策略打乱了吴三桂的如意算盘。吴三桂因其势力太弱，只得听从了多尔衮。

　　第五，暗中积蓄实力以反清复明也可证明吴三桂未降。他一边广招贤才，暗布党羽，“阴养天下骁健，收忍荆楚奇才”，一边厉兵秣马，为将来的战争“殖货财”。他之所以没有实现反清复明的愿望，是因为清政治统治的日渐强大使“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号召力。而吴三桂是否降清这一历史问题已不能用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了。

　　第二节 悬案秘事

　　明代“壬寅宫变”之谜

　　自古以来，防备森严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皇宫。皇帝为防人行刺，日日夜夜命人巡逻守卫。明朝也不例外。

　　明朝皇帝的寝宫是紫禁城内的乾清宫。除了皇帝和皇后，其余人都不可以在此居住，妃嫔们也只是按次序进御，除非皇帝允许久住，否则当夜就要离开。

　　嘉靖年间的乾清宫，暖阁设在后面，共9间。每间分上下两层，各有楼梯相通。每间设床3张，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个床位，皇上可以从中任选一张居住。因而，皇上睡在哪里，谁也不能知道。这种设置使皇上的安全大大加强了。然而，谁又能防备那些守在他身边的宫女呢？

　　就是这群宫女，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是历史上的“壬寅宫变”。“壬寅宫变”发生在嘉靖壬寅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当时史料曾有如下记载：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几个宫女决定趁皇帝朱厚熜熟睡时把他勒死。先是杨玉香把一条粗绳递给苏川药，这条粗绳是用从仪仗上取下来的丝花绳搓成的，苏川药又将拴绳套递给杨金英。邢翠莲把黄绫抹布递给姚淑皋，姚淑皋蒙住朱厚熜的脸，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邢翠莲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苏川药和关梅秀分把左右手。刘妙莲、陈菊花分别按着两腿。待杨金英拴上绳套，姚淑皋和关梅秀两人便用力去拉绳套。眼看她们就要得手，绳套却被杨金英拴成了死结，最终才没有将这位万岁爷送上绝路。宫女张金莲见势不好，连忙跑出去报告方皇后。前来解救的方皇后也被姚淑皋打了一拳。王秀兰叫陈菊花吹灭灯，后来又被总牌陈芙蓉点上了，徐秋花、郑金香又把灯扑灭。这时管事的被陈芙蓉叫来了，这些宫女才被捉住。朱厚熜虽没有被勒断气，但由于惊吓过度，一直昏迷着，好久才醒来。

　　事后，司礼监对她们进行了多次的严刑拷打，对她们逼供，但供招均与杨金英相同。最终司礼监得出：“杨金英等同谋弑逆。张金莲、徐秋花等将灯扑灭，都参与其中，一并处罚。”

　　从司礼监的题本中可知，朱厚熜后来下了道圣旨：“这群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谋弑于卧所，凶恶悖乱，罪及当死，你们既已打问明白，不分首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其族属，如参与其中，逐一查出，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依律处决，没收其财产，收入国库。陈芙蓉虽系逆婢，阻拦免究。钦此钦遵。”刑部等衙门领了皇命，就赶紧去执行了。有个回奏，记录了后来的回执情况：“臣等奉了圣旨，随即会同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陈寅等，捆绑案犯赴市曹，依律将其一一凌迟处死，剉尸枭首示众，并将黄花绳黄绫抹布封收官库。然后继续捉拿各犯亲属，到时均依法处决。”圣旨中提到了曹氏、王氏，曹氏、王氏是谁呢？据人考证，她们是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因此，有人根据这道圣旨得出结论，是曹氏、王氏指使发动了这场宫廷政变。

　　司礼监题本中记录了杨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东梢间里有王、曹侍长（可能指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在点灯时分商说：‘咱们快下手吧，否则就死在手里了（手字前可能漏一个‘他’字，指朱厚熜，或有意避讳）。’”有些人便以这一记载作为主谋是曹氏、王氏的证据。

　　然而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主谋是曹氏和王氏，那么史料上应该记载宁嫔王氏和端妃曹氏的情况，而在以上所述的行刑过程当中，却从未见到过对曹氏和王氏的处置的描述，因此主谋是谁尚不能断定。

　　“深闺燕闲，不过衔昭阳日影之怨”，是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对此案的看法，但事实究竟如何，无人知晓，因此成为又一桩宫闱之谜。

　　戚继光斩子了吗？

　　“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这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的诗。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将领在反抗倭寇的历史中的光辉业绩。

　　戚继光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长期在山东、浙江一代担负抵御倭寇的重任。从小就目睹倭寇对沿海人民残酷蹂躏的他，对倭寇充满刻骨仇恨。他立志要荡平倭寇，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那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正是他非凡抱负和坦荡胸襟的真实写照。

　　戚继光著名的兵书之一。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编写。十八卷十八篇，近八万字，皆有附图。所载皆试行于阵，颇具实效，故称纪效；曰新书，表明不囿于旧法。

　　明朝历史上的倭寇，不同于一般的海盗，他们往往都是有着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要战胜这些倭寇，只有更加严格的纪律才行。戚继光就是一个以严于治军而闻名的军事将领。他经常以岳家军为榜样，对士兵进行教育，并且坚持与部下同甘共苦。历史记载，戚继光的军队号令严，赏罚信，因此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戚家军”对于倭寇来说，无异于让他们丧魂落魄的“丧钟”，却是国家和百姓的救星。

　　这样的一支钢铁军队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铸造成的？戚继光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福建一带盛传的戚继光斩子的种种传说。

　　关于戚继光斩子的说法史籍多有记载。如福建《仙游县志》记载：“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马回，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年代比戚继光稍晚的沈德潜也曾说过：“戚继光斩子……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兵家类存目》中还收录了戚继光自己所写的《纪效新书》，其提要曰：“第四篇中一条云，若犯军令，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杀长子，可谓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

　　看来戚继光斩杀自己的儿子是因为此子在战场上临阵回头，违反了戚继光制定的军纪，所以戚继光怒而杀之。连自己的儿子违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严惩，如此严明的纪律，也无怪乎戚家军屡战屡胜了。

　　深究其细节，史籍记载说戚印“临阵回顾”，对戚印如此做法的原因，除《仙游县志》中所说的“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先锋，勒马回，且求驻师”外，后人还有多种其它看法。有人说，戚印原本奉命诈败，以诱敌深入，但在战场上看到形势大好，杀敌心切的他便不肯诈败，与敌人进一步交锋。虽然最后大胜，但是他的自作主张还是违反了戚继光的命令，因此被戚继光斩杀。有人说戚印奉命出征，途中得知敌军数倍于己，恐怕寡不敌众，决定暂时回军，此举为戚继光所不能容许，因而被斩。还有人说，戚继光有军令，不许在战斗中回顾或退回，但此次战斗中戚继光因为战马中流矢而落马，戚印担忧父亲的安危，回马探视，结果乱了行列，差一点使战斗失利，因此戚继光回到军营后依法斩子。

　　戚继光斩子之说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浙江临海县至今还有纪念戚印的“太尉庙”，福建福清县也有“思儿亭”、“相思岭”等古迹。

　　但是，有人认为戚印是否真存在还是一个问题，认为所谓戚继光斩子很有可能是被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为了赞扬戚继光严明的军纪。郭沫若就持这种看法。

　　首先，查证正史，至今没有发现戚继光斩子的记录。所有对戚继光的事迹有明确记载的正史如《明史》、尹璜《罪惟录》、董承诏的《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等书都没有提及过此事。《明史·戚继光传》说“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但此书虽然认为戚继光与同为当时名将的俞大猷相比“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但是也同样找不到戚继光斩子的痕迹。而戚继光斩子是严明军纪的表现，绝非是见不得人的，所以这些典籍不予收录的原因当不是为了隐讳什么，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故事。

　　其次，此事与戚继光的《年谱》有颇多不合之处。

　　天启壬戌年（1622年），戚继光的几个儿子编订了年谱。这本年谱对戚继光的事几乎是有闻必录，但是却没有有关斩子的蛛丝马迹。从《年谱》中还可以了解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戚继光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与王氏结婚，即使婚后立即得子，到他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赴浙江抗击倭寇时其子也不会超过十六岁，十六岁或许可能随父从军，但是怎么可能充当先锋？史载，戚继光在他死前半年之时，还曾经建立孝思祠祭祀其历代祖妣，在他自己撰写的《祝文》中，有“今有五子一侄奉承蒸尝”的话。这“五子”是指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兴国，此五子中长子祚国也是在1567年出生的，当时戚继光在闽、浙的抗倭已经结束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戚继光在南方抗倭的过程中是没有儿子的。还有史料记载，戚继光在福建抗击倭寇时，曾在1563年到兴化九鲤湖祈祷九鲤仙，祈祷的内容之一就是“续嗣之忧”，如果当时他已经有可当先锋的长子戚印，又怎会有此祈祷？这一条史料也可以证明当时确实戚继光确实没有儿子。

　　从以上的分析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即戚继光并没有戚印这个儿子。从“戚印”这个名字与戚继光诸子的显在区别也可以看出，戚印最多也不过是戚继光的一个义子。

　　戚继光斩子一事真耶？假耶？此谜还需更多的史料来求证。但毫无疑问地，无论真假，人们对戚继光将军的怀念是真的，人们对这位被“父”斩杀的“戚印”所寄托的也并不是谴责，而是对其的同情，所以后世才有“思儿亭”、“相思岭”等古迹的产生。

　　“梃击案”为何不了了之？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求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内官（宫中小臣）韩本用反应比较快，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当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张差梃击事件，也就是“梃击案”。这一事件，与郑贵妃有关。明神宗非常宠爱郑贵妃，想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以满足郑氏的欲望，但没能如愿以偿，于是郑贵妃便多次试图谋害太子，“梃击案”便属其中一例。但奇怪的是，这一案情十分明白的案件，最后却不了了之，仅将主犯张差处决，其余人全不追究。为什么一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最后就这样降下了帷幕？原来，是当政者不愿追究，在他的示意下，当事人自然也无法深究。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来，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万死，全家应该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红丸案”是万贵妃一手策划的吗？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关键，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诸臣向皇帝请安过后，皇帝开始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提前册立皇太子的日期，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皇帝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道：“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一直定不下来，辅臣刘一燝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没过多久，又有一位老奶妈来到御前，向皇帝问安。皇上催促众人配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现在服了李可灼的药，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诸臣在宫门外等候。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皇上感觉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的话，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但是当群臣将要跑入宫中时，就听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明光宗于早晨归天了。这是大明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不约而同地都把疑点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太子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移宫案”为何扑朔迷离？

　　明光宗死后，年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当立。抚育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皇长子窃据乾清宫，以便操纵朝政。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识破他们的阴谋之后，入宫将皇太子拥立登舆，至文华殿，然后转到慈庆宫。过了两天逼迫李选侍从乾清宫迁至哕鸾宫，并拥戴朱由校即位。这就是移宫之案。

　　移宫之案与“梃击案”、“红丸案”同为明末三大奇案，但其实这三个案件条理都很清楚，毫无复杂之处，背景都是宫内的权势斗争。之所以后来称为奇案，都是因为大宦官魏忠贤从中作了手脚。魏忠贤得势后颁布《三朝要典》，为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案，原本清楚的案件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移宫案”也无非就是宫廷权势斗争引起的一场闹剧而已，无任何隐秘可言。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宠妃，号为西李，她色艺无双，超过当时的另一宠妃东李。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位居东宫，但与西李不和。李选侍因得宠于光宗，对王才人态度十分恶劣，王才人因此郁郁而终，死前遗言：“我与西李有仇，恨的是没有伸冤。”这些，年幼的朱由校都不知道。李选侍怕朱由校知道后于己不利，于是将消息封锁，禁止王才人身边的侍从与他接触。光宗即位，朱由校和李选侍一起由慈庆宫（太子宫）入居乾清宫。当时选侍宠冠后宫，光宗死后她便控制了乾清宫，并和心腹太监李进忠密谋挟持皇太子以自重。本来，按照封建礼仪制度，只有皇帝和皇后才配住在乾清宫，光宗死后，照规矩她必须搬出去，让新任皇帝搬进。但是，当朝臣入宫请见皇长子时，皇长子却被李选侍扣在暖阁之中。

　　这时外廷有一帮忠烈的大臣，以杨涟、左光斗为首，向熹宗上疏指责西李的不合理做法，并试图从西李和太监手中“抢”出小皇帝，接受朝臣的跪拜大礼。熹宗与他们里应外合，先是迫使西李搬移到仁寿殿，九月初六正式登基后，下旨历数西李的罪状，把西李赶到宫女养老的宫殿。

　　本来，“移宫案”至此已经了结，案情是非常明白。但是天启中太监魏忠贤夺取大权后，与强迫西李移宫的大臣成为政敌，有意以“移宫案”为借口，颠倒是非，打击政治对象。正因魏忠贤的卑鄙用心，“移宫案”才变得扑朔迷离。

　　李自成为何要杀谋士李岩？

　　明末爆发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李自成的起义队伍中，有一位著名的谋士李岩，他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为起义部队赢得了民心。对李岩的结局，《缨寇纪略》中作了记载：定州失败后，有人说河南全境都向明朝军队投降了。李自成大惊失色，同部下商议对策。李岩主动请缨，愿意亲率两万精兵，赶到中州，附近的郡县一定不敢再轻举妄动，就是有敢暴乱者，也能及早收拾它。大将牛金星要闯王答应李岩的请求，闯王当时没有回答。不久，闯王恐怕李岩另有所图，这时牛金星向闯王进言，要寻找机会除掉李岩，得到闯王首肯。第二天，牛金星以李自成的名义召李岩到军营中饮酒，安排伏兵在营中隐蔽处，李岩和他的弟弟李年同时被擒杀。

　　这段记载虽有首有尾，但对李自成杀害李岩的原因交待得并不清楚。“恐怕李岩另有所图”究竟是何意？也许从李岩的身世能看出一点端倪。据正史记载，李岩原名李信，河南杞县人，明朝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因为力劝当地官府停征苛捐杂税，拿出家中存粮赈济灾民，得罪地方政府和豪绅，被捕入狱。李自成部队攻破杞县时，被救出狱，因而投降李自成，后因功绩被封为将军。从史料记载看，李岩出身于显赫的家族，与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不同的阶级出身。开始时他可能因为才能而得到李自成赏识，但李自成终究是个农民出身，有其阶级保守性。后来李岩越是显露才华，他越是不高兴，甚至怀疑有一天李岩会取自己而代之，因而动了杀机。

　　当然，这样解释李自成为什么杀害李岩不足为据，仅仅是猜测之辞。

　　第三节 文化迷踪

　　郑何为何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浩大的远航，究竟是为了什么，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呢？后人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猜测甚多，却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明朝建文帝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于1402年率军攻破南京城，颠覆了建文帝的统治。但是，当其带兵冲进皇宫时，只见宫中大火冲天，建文帝不知去向。明成祖疑其逃往海外，为了长治久安，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便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以消除政治隐患。《明史·郑和传》也清楚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自此以后，附和其说者不乏其人，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吴晗等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都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就是郑和出使西洋的真正目的吗？后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明代中后期封建文人囿于狭隘的思想观念得出的结论，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刘重日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明成祖无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既然朱棣在只有几千部卒的情况下都不怕建文帝，怎么会在大权在握时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呢？”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毛佩琦教授也认为通使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的一项大政策，可以认为朱棣命郑和在出海时顺道寻访建文帝的下落，但如果说寻找建文帝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小看了明成祖的胸襟”。

　　有人认为是为了耀兵海外，宣扬朱棣天下观。《明史·宦官传》记载：郑和“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摄之”。据此有人认为，明成祖心高气傲，一心想超越前代帝王，建立不世伟业，把文治武功永垂史册，所以才派郑和“耀兵异域”，显示中国富强，满足自己“天朝上国”君主的虚荣心。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书中云：朱棣富有雄心壮志，想通过扬威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受封之目的。李长博在《中国殖民史》书中也称郑和下西洋之动机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有人通过明成祖向西洋诸国颁布的诏书，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郑和西洋之行主要是为了推行朱棣的“天朝礼制体系”。其诏书是这样说的：“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一些专家认为这份诏书正体现出了明成祖自己对于天下秩序的设想，也就是他的天下观，他的理想的世界秩序，也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各国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共享太平的和谐世界，或者叫国际秩序。后人将其称为“天朝礼制体系”。毛佩琦教授以及当代明史研究专家郑一均都支持这种说法，认为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天子受天命统治中国，覆载之内不论近远，大家一律平等，不能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还有人论证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打通海上通道，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周边的国家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由于南洋诸岛与大陆地理分散，交通不协调，受到海洋空间的限制，缺乏进一步联系的基础，因而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大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

　　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明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教授认为郑和的航海并没有贸易的成分。他指出，当时郑和所带去的物品主要是为了实现朝贡关系，郑和代表中国皇帝接受当地国王的朝贡，并代表皇帝把礼品赏赐给那些国家，他带去的东西主要用于赏赐，而不是做生意。并指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明朝方面是非常不合算的，所收到的朝贡礼品很少，而赏赐的东西非常之多，常常是用数倍的礼物回赠给臣服的各个周边国。”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贸易是附加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一文中也认为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因为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毛佩琦教授也认为：“这种说法是用现代的经济观念，来解释古代人的行为。特别是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必要寻求海外的市场，它不是后来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发展自己的商品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简单地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也是不确切的。”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意图。韩振华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和陈得芝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以及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等书中均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意图。这种观点认为朱棣夺取了侄儿的帝位，自知名声不佳，便派遣郑和出使西域，耀兵海外，造成万国来朝的胜景，彰显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同时安抚或镇压逃亡海外的将士和臣民，宣扬国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开拓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官方贸易，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之需。正因此，郑和率领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各有目的。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认为，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是为了“联合印度等国抄袭帖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帖木儿帝国继续东侵”。后六次，由于帖木儿帝国的危险消除，则主要是为了开辟一条新航海路线，以便与国外进行贸易。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进一步指出郑和首次西下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后六次主要是为了通商的目的。郑鹤声、郑一均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关系，维护国际和平局势，提高明朝的威望，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四次主要是向东亚以西的更远的地区前进，开辟新的航道，让从来不与中国往来的海外之国“宾服中国”。刘重日先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第一次下西洋是明成祖为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交流、结好，宣扬“天朝上国”的优越性，其后的几次是为了加强联系，并进行通商，当时，各国使节和商人来华朝拜进贡的日多，为了能让他们安全回国并进行进一步交流，明成祖就让郑和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远航。而第七次远航，则是宣德皇帝命郑和出行的，他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延续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可以看出，七次远航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各国交流以及进行商业贸易，只不过每次的具体目的略有不同罢了。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该说也不为定论。

　　总体说来，以上各家之说各有道理，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对郑和出使西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甚至明显赋予了一种时代性的看法。可是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真相呢？目前尚难定论，仍需进一步探讨。

　　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什么地方？

　　大海浩瀚，航者无疆。那么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什么地方呢？究竟如西人所说，深入大西洋，发现美洲，到达南极？还是仅止步于非洲东岸呢？

　　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大，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根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英国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用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所言，认为15世纪初郑和船只已经绕过好望角。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菲茨拉德在发表的《是中国人发现了澳洲吗？》一文中，认为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到达了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因为1879年曾在那里出土了一尊中国寿星石像，为明朝遗物。随后，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甚至认为，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南极，也到过澳洲大陆。并具体指出郑和船队于1422年抵达南极大陆，之后途经澳洲大陆，返回中国。

　　把这一争论推向高潮的是2002年英国退伍海军孟席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做出的结论：中国郑和下西洋舰队1421年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了新大陆。孟席斯的主要依据是，在美国发现了一张根据经纬度绘制出的古代地图，经有关人士考证，认为是中国人绘制。并且在加勒比海还发现了一艘沉船，可能是郑和的航船。另外，在加拿大岛屿遗址的坟墓中发现了汉字，遗址中的居民有黄种人的基因。

　　但是对这些说法，中国学术界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明史·郑和传》和郑和助手马欢的著作《瀛涯胜览》中，都记载着郑和船队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竹步、麻林，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并且在非洲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境内，考古发现了很多14、15世纪的中国古瓷。从事海洋地图研究的专家朱鉴秋认为：“这可以作为郑和航海到达非洲的有力佐证。”对于孟席斯的观点，毛佩琦教授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不是有多大可能，而是完全不可能。”对于那张地图，毛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式不同于西方，在当时不可能出现根据经纬度绘制的地图，“因此孟席斯所指的地图根本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对于加勒比海沉船、坟墓中的汉字、黄种人的基因，这几个证据，所有的中国专家都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也找不出具体反驳的理由。不过，孟席斯很自信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通过实地考察掌握了许多中国学者不曾见到过的证据。确实，中国学者的考证多源于史料记载，只是在故纸堆里找线索，难免会有很大局限性。况且，值得注意的是，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由大小船只百余艘组成，由于海风、迷失方向等各种原因，很有可能会有个别船只脱离船队，在大海中漂泊，并由此发现了澳洲、美洲，甚至南极洲，因为据载，有许多小船往往在船队回航几年后，才从西洋返回，这其中肯定也有许多船只不能返回，而在大海中漂泊，由此不能排除他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新大陆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难解之谜。

　　西洋之行为何戛然而止？

　　郑和七次西洋之行后，大明帝国永远停止了航海的壮举，中国的航海史也由此而沉寂了数个世纪。而此时的欧洲却掀开了地理大发现的狂潮……所以，我们不禁疑问，郑和航海的壮举为何戛然而止了呢？

　　有人分析西洋之行停止的主要原因是耗资巨大，得不偿失，缺少经济动力。据史料记载，早在郑和第六次航海归来后，明成祖就命他驻守南京，停止远航，以减轻百姓负担。明成祖去世后，明仁宗继位，下发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蕃国宝船，皆悉停止”。直到1431年，朱棣之孙明宣宗心血来潮，想要恢复日益衰败的朝贡贸易体系，再现大明“万国来朝”的盛况，才命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远航。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中病死，也宣告了西洋之行的彻底结束。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明确指出：“‘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根据史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西洋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损耗极大，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要花费六百万两，还不包括对出使西洋两万官兵的嘉奖。另外，由于船队携带巨额铜钱出国收购，导致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并且物价大幅度上涨，人们生活困苦。更可怕的是，数万官兵葬身大海，数不清的船只在大海上漂流，直到实行海禁多年后，仍有船只陆续返回。明成祖去世后，反对西洋之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明朝成化年间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就认为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而坚决反对再次出海。袁伟时教授进一步认为，郑和的西洋之行，与哥伦布等人的探险活动旨在掠夺黄金、白银、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完全不同，其目的是“宣扬国威”、“完全是政治挂帅！对中国来说‘何必言利’”。因此，西洋之行只是皇帝的个人行为，根本没有足以支撑的经济基础。

　　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郑和研究专家郑明认为耗资巨大，只是停止航海的一个借口，并非根本原因。他说：“封建制度和保守的思想才是实行闭海的主要原因，即使个别英明的封建统治者突破这个桎梏，在一定的范围里做出有声有色的事情，但是，最终封建制度是没有开放的态度的，陈腐的保守思想也是不要求下西洋的。”他还举例指出清朝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明朝，但是清朝皇帝并没有一个想到要下西洋，面向海洋开放。因而国家的经济对航海的影响远远没有那么大。由此，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是农业帝国的土地理念打败了海洋理念，而郑和只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和组织者，但不是决策人，郑和的去世对航海是有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完全有人可以接替他继续航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朝中文官集团和以郑和为首的宦官集团争权夺利，宦官集团失败，从而导致航海事业也从此搁浅。

　　上面各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是一面之词，究竟是哪种原因，或者是哪种主导因素，抑或是综合因素的作用导致了航海事业的结束，就不得而知了。

　　郑和航海档案被毁原因

　　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即当时称为《郑和出使水程》的海航档案（记载了郑和及其部属在将近30年间的7次远航的航海经验及机密史料），据传被明朝兵部官僚藏匿并销毁，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要把那些宝贵资料销毁呢？

　　一般认为是明朝成化年间反对下西洋的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所为。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郑和虽然“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刘大夏据此，又认为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是一大弊政，担心后人步郑和之后尘，便一把火烧毁了郑和出使西洋各国的详细资料。明人《殊域周咨录》一书记载了此事，说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太监怂恿皇帝效仿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之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南洋的海图和相关资料。时任兵部车驾郎中的刘大夏事先把这些资料藏匿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索要无果后，责问看管档案的小吏。在一旁的刘大夏答道：“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明人顾起元在专记史事掌故的笔记《客座赘语》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在福建省泉州市吴山伊斯兰圣墓行香祈求航海平安时刻立。

　　但是，刘大夏真的焚毁了这些资料吗？明朝法律对官员极为严酷，官吏遗失“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书资料，不但要停发俸禄，还要承受残酷的杖责。无意丢失尚且如此，刘大夏竟敢故意焚毁这些资料？而刘大夏为明朝中期重臣，先后辅佐四位皇帝，岂能不知明朝的律令。况且明朝正史中，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刘大夏焚毁资料的记载。

　　而有的史学家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航海资料。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就这么认为，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样的日志确实存在过。但是，海军少将、中国造船专家郑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举例说，现在能看到龙江船厂志里写了八个字“海船已革，尺度无考”，很明显有被消除掉纪录的痕迹，显然是有人毁了资料。

　　那么，假如刘大夏没有焚毁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又确实存在过，它们又被谁焚毁了呢？对此又有不同的说法。如果刘大夏只是藏匿了这些资料，不可能被带出档案库，它们应该还在府库之中。目前用于保存明清历史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有3620余件明史档案，但是几乎全部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中期的都荡然无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对此有学者解释：“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一因明清之际的战乱，二因清代乾隆帝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焚毁掉。”因此如果刘大夏把资料还保存在府库中，很可能毁于战火，或者被清乾隆帝朝修史时弃置或者毁掉。要是这样，乾隆皇帝就逃脱不了焚毁资料的嫌疑了，但是，这一说法只是一种猜测而已。这些资料究竟被谁毁掉了，是刘大夏，还是清朝修史时所为，恐怕是永远都解不开的历史疑案了。

　　谁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金瓶梅》是一部惊世奇书，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还被清代小说点评家张竹坡誉为“第一奇书”。它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引出以西门庆为主角的一段市井生活，借宋代的人物暴露明代社会的腐败。一般认为书名是以西门庆三个重要女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拼凑成的。“金”指潘金莲，“瓶”指李瓶儿，“梅”指庞春梅。这本书思想内容丰富、艺术手法娴熟，但是它问世时，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学者们对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有很大的兴趣，以至《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迄今仍然无定论。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但其真名实姓考证至今并无定论，作者是何方人氏也说法不一。因为作者声称写的是山东地面的人和事，署名中又有“兰陵”字眼，加之作品用语基本上是北方话，所以多认为是山东人。有的研究者认为作者是李开先。李开先是山东人，嘉靖进士，40岁罢官回家，他的身世、生平和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与前人对《金瓶梅》的说法不谋而合；作品本身也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李开先的作品《宝剑记》也是用《水浒》的故事，把《金瓶梅》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作比较，就会发现不少相同之处。所以《金瓶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而这个写定者就是李开先。还有人认为作者是另一个山东人贾三近，他是嘉靖、万历年间大文学家，因为《金瓶梅》一书从头到尾贯穿了大量的峄县人仅用的方言俚语，峄古称兰陵，从贾三近的生平事迹，以及宦游处所、人生经历、嗜好、著作目录等方面看，他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一个人。

　　最流行的看法则认为，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燕州山人，是南京刑部尚书，也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才学富赡，文名满天下，与李攀龙、谢榛等合称为“后七子”。在前后七子中最博学多才。李攀龙去世后，他独领文坛20年。《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

　　他为官清正，不附权贵。东林党杨继盛被严嵩陷害下狱，他经常送汤药，又代杨妻草疏。杨被害后，他为杨殓葬；父亲被严嵩陷害，他作长诗《袁江流钤山冈》和《太保歌》等，揭露严嵩父子的罪恶。他精于吏治，乐于提拔有才识之人，衣食寒士，不与权奸同流合污，受时人推重。

　　据说他作《金瓶梅》是想为父报仇，王世贞的父亲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被人识破，因而得罪权臣严嵩和严世藩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藩投其所好。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当严世藩读完此书后就中毒而死了。

　　但是著名学者吴晗率先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他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据，推翻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依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不是因为献假图被害，严世藩也不是因为中毒而身亡的结论，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山东方言”这一点来看，认为王世贞虽然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但是要像本地人一样用方言写出这样的巨著是不可能的。他还明确指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至三十年的作品，作者绝不可能是王世贞。有不少研究者也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有语言学家发表文章对作者的山东籍贯表示怀疑，理由是作品中有不少用语是当今山东方言所没有的，反而在吴方言区经常用到，于是大胆设想作者有可能是吴方言区人。30年代时，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就曾提出《金瓶梅》作者是徐渭这一说法，在60多年后的今天却被绍兴文理学院讲师潘承玉新近出版的《金瓶梅新证》给证实了。

　　潘承玉的《金瓶梅新证》首先从时代背景推断《金瓶梅》成书时代为明嘉靖末延续至万历十七年稍后，而这正与徐渭的生活时代相吻合。从地理原型、风俗、方言等诸角度多层面来看，小说与绍兴文化也有很深刻的联系，根据《金瓶梅》是一部“借宋喻明”、“借蔡讽严（嵩）”之作的定论，指出当时正是绍兴形成了全国第一个反严潮流，披露了徐渭与陶望龄以及沈炼为代表的一大批“反严乡贤”鲜为人知的史实，从沈炼正是被严嵩迫害致死，断言徐渭是因感于乡风，感于沈炼的冤死愤慨而作《金瓶梅》。另外，徐渭在晚年曾暗示过他花40年心血而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而《金瓶梅》的措词用语、文风都与徐渭十分吻合。另外，从作者写作《金瓶梅》的特殊心态，也跟徐渭的遭际一脉相承。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问世四百多年来，作者究竟是谁？创作背景怎样？笑笑生究竟是何人，还是一个未解的谜，这一连串疑问仍像重重迷雾笼罩，等待后人的解答。

　　历史上的三个张三丰之谜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望而却步，独步武林几十年。然而，历史上曾有过三个张三丰，那么，究竟哪个张三丰是武当内家拳的创始人呢？

　　一种观点认为，张三丰应该是宋代人。据清朝康熙八年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记载：太极拳当是宋代武当丹士张三峰所创。“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在《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中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张三丰在屋里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喜鹊叫个不停，他就从窗子里朝外望了一下，看见喜鹊正低头怒视。张三丰好奇地顺着它的方向望去，原来地上一只大蟒蛇正盯着一只喜鹊。二者就这么相持着，互不相让。每当喜鹊上下飞击蟒蛇时，蟒蛇就轻轻地摇头摆尾闪避。喜鹊进攻多次都是无功而返。一旁的张三丰由此领悟到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道理，并仿照太极变化而把武当内拳命名为太极拳。

　　到了民国年间，张三峰造拳的历史更为众说纷纭。但宋代的张三峰道士既然已被内家拳拉为祖师爷，而黄氏父子又公开声称张三峰所创的是内家拳，于是某些太极拳书就放弃宋张三峰创太极拳的说法，而以元末明初之武当山张三丰道士为太极拳创始人了。

　　据《明史·张三丰传》记载，张三丰，名通，又名全一，字君宝，或君实，号三丰（峰）。他是元末明初时的一个道士，祖籍辽阳懿州（今天的辽宁彰武）。据说，张三丰长得高大威武，他“丰颀巍伟，龟形鹤背，大耳圆目”，还有一副硬如铁戟的长胡子。张三丰不仅长得极有特色，而且行为乖张，平日里不修边幅，无论寒暑，他都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蓑衣，大家又叫他“张邋遢”。更为传奇的是，张三丰文武双全，武功奇高，能以一对百，靠内力劈开山谷，从中穿行而过，还能死而复生。更让他名扬天下的是，明朝的皇帝都对他礼让三分，为他大兴土木。明成祖曾经为他大修武当山，专门为他建造了“遇真宫”，征集丁夫30万人，大兴土木，在武当山营建武当宫观，耗资白银几百万两，赐名遇真宫，塑三丰像。从此以后，武当山香客云集，名声大振，张三丰也成为一个神仙级的人物。武当一派由此发扬光大。

　　有人在研究了“明史”中的“胡传”、“郑和传”，“姚广孝传”和“方伎传”中的张三丰事迹后，给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答案——张三丰，这个被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神化人物，原来是明太祖死后，明代皇朝宫廷争夺皇位的副产品。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是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才当上皇帝的。由于传说建文帝未死于战火，永乐帝不放心，就派了亲信以寻访道士张三丰（邋遢）为名，到各地去查访建文帝下落。甚至连郑和下西洋都是为找建文帝的。经过21年在国内外对建文帝下落的秘密查访都未果，明成祖才放下心事。但是皇帝派人寻访张邋遢道人的新闻已传遍民间。永乐帝只好大修武当山，为张三丰立像。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劳师动众的真相，欺骗人民。

　　但历史的真相究竟怎样，究竟创造武当内家拳的是哪个张三丰呢，也许只有留待后人考察了。

　　明十三陵为何十二陵都无碑文？

　　在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十二陵没有碑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这十三陵中，只有明成祖朱棣的石碑上有碑文，这块长陵石碑，正面上刻有“大明长陵神功神儒碑”字样，下刻有朱棣儿子明仁宗亲自题写的为其父歌功颂德的三千余字的碑文。既然十三陵中的第一陵有碑文，其余十二陵为什么不刻上碑文呢？

　　顾炎武在访问十三陵之后，写出了《昌平山水记》，他说，传说嗣皇帝谒陵时，问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什么无字？”大臣回答说：“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而《帝陵图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帝陵图说》里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皇陵碑记，都是大臣们的粉饰之文，不能教育后世子孙。”他这一批评，使翰林院的学士们再不敢写皇帝的碑文了。后来，写碑文的任务，便落在嗣皇帝的肩上。所以孝陵（太祖）碑文是成祖朱棣亲撰，而长陵（成祖）的碑文，是明仁宗朱高炽御撰。

　　但明仁宗以后各碑，为何嗣皇帝不写了呢？依照这种说法，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了嘉靖时才建，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成，当时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文，可是嘉靖帝迷恋酒色，又一心想“成仙”，哪有心思写那么多的碑文，因此就空了下来。

　　世宗以外的各皇帝，看到祖碑上无字，自己也就不便只为上一代皇帝写碑文，但如果都写的话，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因此，一代一代的皇帝传下来，就出现了这些无字碑。实际上，自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不加以粉饰，他们所谓的“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因而这些皇帝干脆不写了。

　　还有人认为，这些皇帝的做法是效仿武则天。因为武则天是一个聪明的人，“无字碑”立得真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这些皇帝们知道自己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同时肯定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得好坏都是难事，因此才决定立“无字碑”，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不管这些说法怎样，到现在，这些无字碑还立在十三陵中，同它们身后的皇帝一起，真正是做到了“功过是非由后世评说”。

　　山西大槐树迁徙之谜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鸹窝。”这首民谣从明朝初年开始在我国的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福建甚至台湾等地区广为传颂。民谣记录的是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后，明政府在山西进行了历时50年、人数达到数十万、迁出面积达到当时我国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这次移民是有史料记载以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大移民事件。由于当时明政府把这些移民都集中在洪洞县古大槐树下，进行登记注册后强制带走的，所以绝大部分移民后裔都把前辈出发的最后之地洪洞作为外迁之前的祖籍，将大槐树作为祖籍的标志。人们也因此把这次迁徙俗称为“山西大槐树迁徙”。

　　关于当时迁徙的原因和情景，在移民的后裔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描述得绘声绘色。相传当时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一个得力而勇猛的大将军胡大海为他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开国大典后，朱元璋要论功行赏，就问胡大海想要什么，结果胡大海竟然恶狠狠地要求杀光河南的百姓。原来胡大海参加起义前，由于一时落魄，在河南一带讨饭，但当地百姓看到他长得过于凶狠可怕都不愿施舍，胡大海差点被饿死，因此，他得势后只想报复。朱元璋觉得牵涉的面积太大，但又考虑到胡大海的赫赫战功，于是答应他可以在河南界内射一只箭，他只可以杀这支箭射出范围内的人。不料，胡大海这支箭射在一只大雁的尾巴上，受伤的大雁一直飞出河南界内，飞到了山东，胡大海跟着飞雁一路追杀，竟几乎将河南、山东等地的人杀光了。朱元璋因为“天子一言，驷马难追”，只好开始从当时地少人密的山西调拨人口过去。

　　当时，明政府完全不顾移民地区百姓的想法，贴出告示：“愿意移民的人，在家等待。不愿移民的人，3天内赶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集合。”于是，3天内大约有10来万不愿离乡背井的人聚集到树下，大批官兵突然将他们通通围住，全部捆绑起来，在百姓一片哭喊叫骂中开始登记造册。移民们临行之时，悲伤地看着故乡，听着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发出一声声哀鸣，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为此，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也因此留下了那四句民谣。据说当时官兵怕有人逃跑，就在移民们的小脚趾上砍了一刀来识别身份，因此，移民后裔的小脚趾甲都是复形的，也因此留下了“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足趾验甲形”的话来。相传在迁徙过程中，移民都是被反绑着双手来长途迁移的，因此，移民的后裔也喜欢背着手走路。从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山西两府51县的百姓分别被遣送至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范围之广几乎占到了大部分的国土，而他们的后辈还有再次迁徙到了国外的。

　　为了不忘故土，许多移民后代都纷纷登记族谱，将迁徙的事记录下来，也成为这次迁徙的佐证。如湖北省宜城县郭海村《周氏祖碑》载：始祖周继全，自洪洞古大槐树筷子巷迁到宜城县关集，后居张家村，又改为周家楼。还有些移民到了迁徙地后，还是用原来的故乡名字来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根据考证他们都是明朝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这些记录主要是来自移民后裔的口口相传，胡大海这个人在《明史》中确实有记录，但他杀光河南人口的事并没有相关史料，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和猜测。现在大部分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山西大槐树迁徙还是与当时中原之地兵火连年和长期的黄河泛滥有关，元朝末年，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及安徽一带，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而山西由于太行山的阻隔，没有遭受到战火摧残，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人丁兴旺。附近省份的难民也逃到山西，使山西南部更加地少人密。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河北人口均不过189万人，而山西却达403万人，超过河南、河北人口总和。当时刚刚建立的明王朝政权为能把各个省的经济都发展起来，实现天下大同，才会大规模进行迁移。而洪洞又是山西人口稠密的县之一，所以明朝政府在这里给移民登记造册和编排队伍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人认为移民是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平衡人口。这些都有一定道理。

　　600多年过去了，山西大槐树迁徙的原因仍待考察，那棵汉代古槐也早已消失。槐乡的后裔遍布全国20多个省，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槐树之乡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心，每年4月1日至10日，洪洞当地的人民还举办“寻根祭祖节”，牵动海内外大槐树后裔前来寻根。

　　第七章 清代与民国秘史

　　第一节 名人谜团

　　史可法去向之谜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这一年对于明朝和清朝都是足为铭记的。在这年里，清兵大举南下，明代督师史可法与军民固守在扬州这座孤城中作最后的奋战。阴历的四月二十五日，清兵攻破了扬州城，继而入城大肆屠杀十天，无数百姓和守城的战士惨遭杀害。屠杀中，明将史可法的下落却成了疑问。当时的洪承畴曾经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就更加说法不一。

　　有的说，史可法在清兵攻破扬州的时候出城逃生。关于具体的出逃过程，又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缒城出走”。这种说法比较详细的记载是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计六奇根据《甲乙史》的记载写到，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清兵诈称明朝总兵黄蜚的救援军队到，史可法命令部属开西门放行，随后清兵入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在城墙上看到这种状况，知道中了敌人的诡计，也深知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便拔剑自刎。幸得左右相救未遂，于是他与总兵刘肇基一同潜去逃生。历史学家谈迁也赞同这种说法。

　　关于逃生的第二种说法是“跨骡出城”。乾隆《江都志》记载了扬州故老言，说当时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进而许旭在山东赋《梅花岭》诗，说：“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另外，《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的史可法在扬州城陷落后的逃生路线为“过钞关”，“走安庆”。

　　与逃生说法截然不同的记载一般见于清代的官修史籍。这些官修史籍大多认为，史可法是在扬州之役中被俘，其后因不屈而遇害。《明史》说，史可法自杀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被清军抓获。史可法大呼曰：“我史都督师也！”遂被清军所杀。又《清实录》记载：“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在史可法嗣子史德威所著的《维扬殉节纪略》还详细记述道，扬州城陷落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所获。清朝大将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且劝降，希望史可法能够帮助他“收拾江南”。史可法大义凛然地斥责说：“我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于是被杀。其他还有一些野史如《雪交亭正气录》、《史外》等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

　　坚持认为史可法不屈而死说法的人还举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史可法在四月二十日左右曾写过五份遗书以及给其母亲、夫人的绝笔，其中有“一死以报国家”之语，由此可见他早就抱定了必死之心。后来他的种种实际行动也证明了他与城池共存亡的信念。他又怎么可能在城破后独自逃生？并且，史可法的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告急时，率领军队来救援，当时中流矢而亡，即他在扬州城陷落前已死，又怎么可能与史可法一起“缒城潜去”？再有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除了上述史德威所著的《维扬殉节纪略》的记载，还有原史可法的幕下杨遇蕃及清军将领安珠护曾亲眼目睹了史可法被杀肢解的情形。还有《自靖录》、《池北偶谈》和《青磷屑》等史籍也都记载史可法在扬州之役中被清军所杀。

　　进而他们分析了“缒城潜去”和“不知所终”说法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可法是被肢解而死，加上天气炎热、扬州城尸骨无着，史可法死后的尸体自然无法辨认，直到1646年史德威才将史可法的衣冠等遗物葬与梅花岭旁。最为重要的一个理由还在于，人们对于这位为国而捐躯的英雄当然不希望其死，当然希望他能幸免于难，所以才有“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进而在后来，许多忠于明朝的百姓假借忠烈的名义而举旗反清。反清的情绪促成了人们不愿其死的想法。

　　另外还有几种说法。如有传说说史可法最后沉江而死，清康熙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即作此描述。根据此说，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江，因为马蹶落水溺死。也有人说他出东门遇到清兵的堵截，他自觉无望，随即赴水自尽。还有张岱的《石匮书后集》中说史可法自杀未遂后，与部将逸于离城数里的宝城寺，清兵在后面追赶。两军激战，最后史可法军全部战死。还有说法说清兵攻破扬州时史可法便已销声匿迹，不知所终。如计六奇在顺治六年外出时，在途中坐船遇到了一个嘉兴人自称是当年扬州之役中逃出的兵士，他说当年城破时史可法已下落不明。

　　史可法对故国一片忠心，独自率领部下孤军奋战，在明清战争中写下了壮烈的一笔。他的下落之谜，尽管至今难有定论，但是他的悲壮却长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郑成功死因蹊跷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骁勇善战，令殖民者闻之丧胆。但郑成功就在台湾收复后不久便去世了，年仅38岁。正值壮年，却突然暴病而亡。仔细推敲其死因，就会发现有许多疑点。

　　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伤风寒”、“感冒风寒”，但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怎会轻易地被“风寒”夺去生命？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况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目前最引人注目。此说主要的依据有：

　　第一，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似，另外，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将药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第二，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伍远贤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极有可能是以清廷作为背景。

　　第三，一个重大疑点是马信神秘地死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由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这起谋杀案的主谋究竟是谁呢？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的身上，特别是郑泰。郑泰长期操纵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掌握财政大权，对郑成功早存异心，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曾极力反对。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面临困境，郑泰却暗地里在日本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等到郑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郑成功的遗命对郑经诛讨，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清，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他们早存夺权之心，还可能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中说，郑成功病情开始并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甚至拒绝服药。他们极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较少，因此七八天毒性才发作。最后他们又在医生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毒死。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又集中注意力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心存侥幸，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并没有被深究。海天茫茫，也许这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了。

　　施琅是叛徒还是功臣？

　　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施琅背叛了明朝难道不是叛徒吗？他帮助郑成功收复了台湾推进了统一中国的步伐怎么不是爱国的功臣呢？

　　施琅率兵击败郑军，统一台湾，立下丰功伟绩，这是为表彰他而制的石刻。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生长在海边，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精通。清顺治三年（1646年），施琅与其弟施显投奔郑成功，参加了郑成功领导的武装。由于才干超群，没过多久施琅就成为郑成功最为得力的将领。不过，战功卓著的施琅不小心触怒了郑成功，结果父子三人都被扣押起来。后来，施琅用计得以逃脱，但他父亲和弟弟却惨遭杀害。1652年，施琅投降清廷，立志打败郑成功，收回台湾，以报家仇。

　　有学者认为，要评价明清之际的历人物施琅，首先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更不能充当明朝的遗老遗少，要客观地认识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在此前提下，对施琅做出评价，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事实。

　　施琅青年时个性极强，常常与脾性相同的郑成功发生冲突。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与郑氏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次年四月，施琅捕杀了手下一名改投郑成功的清兵曾德，然而曾德原在郑氏军中地位较高，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于是，郑成功盛怒之下便将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投入牢中。施琅被捕后竟然奇迹般地逃到大陆，藏在副将苏茂家中，并请人从中调停。但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杀施琅。行刺失败后，郑成功一怒之下于七月间把施大宣、施显处斩，将施琅逼上了投清之路。施琅得知消息后，遂死心塌地投靠清政府，一意与郑成功为敌。

　　施琅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尽管主要是为了报家仇，但同时也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他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后来，他几经周折，拼力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最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评价。

　　第一，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持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是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幸而那时的康熙帝采纳的是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于是，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做出了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让步郑氏政权依然没有同意。不久，郑成功之子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这时力主乘胜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帝的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民族战争的继续，更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施琅正是完成清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与？”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兄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施琅的胸怀可见一斑。

　　第三，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针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就连康熙帝也这么认为。

　　众大臣中只有少数人主张守而不弃，其中包括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施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并奏请朝廷设官兵镇守。为此，他还专门给康熙帝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反复陈述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关系到江浙、福建等地的要害所在，如果弃而不守，必将酿成大祸。更可贵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放弃台湾不守，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叛徒，随时可能乘隙而入，而台湾如果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下，康熙帝很快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决定对台湾设官治理。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应该说，这就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

　　乾隆是汉人的后代吗？

　　乾隆皇帝是清朝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这位满清皇帝当然应该是满族人，正史中的记载是这样的：“高宗（即乾隆）……纯皇帝，讳弘历，世宗……宪皇帝第四子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的生母是钮祜禄氏，出生地是北京的雍和宫。但是在清末民间，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乾隆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种似乎荒谬不堪的说法在当时社会上，上自官僚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可以说是尽人皆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私家编撰的稗官野史中详细记载了传说中的乾隆帝的出生。如，《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雍正帝当皇子的时候，和海宁陈氏家的关系非常好。这年雍正帝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正巧陈家也生孩子，且是个儿子。两个孩子的日、月、时辰都相同。雍正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就命人把孩子抱来。很久才把孩子送回去。陈家拿到孩子后，发现已经不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已经被换成女孩了。这样的事情当然让“陈氏殊震怖”，但也不敢声张，更不敢追究，只能使之成为秘密。“未几雍正嗣位，即特擢陈氏数人至显位”。据说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海宁陈氏何人也？《清秘史》中说，陈之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一位三朝元老。“陈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渐闻于时。至之遴始以降清，位至极品。厥后，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并位极人臣，遭际最隆。康熙间，雍正与陈氏尤相善。”之后，就是两家孩子被换之事发生的这一年。史料记载，在乾隆即位后，对陈氏的优待就更加优厚。

　　在《清史稿》中还记载了这样的事情：“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以年老乞休，雍正帝命加太子太保衔。行日，赐酒膳，令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将吏迎送。”在当时，这样的待遇是很不多见的。而乾隆在位时曾经六下江南，确实曾经到过海宁。也许正是由于陈元龙受到的皇帝的特殊恩惠等原因，所以所谓“乾隆是陈元龙（一说陈世倌）的儿子”、“陈与帝共一宗”的说法才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

　　在民间，更有一些关于乾隆皇帝回海宁老家省亲、夜祭父灵等的记载。例如有人说，乾隆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垂询家世甚详。最后一次临走的时候走到中门，命令即刻封门，并告诉说以后如果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由是陈氏遂永键此门”，说得煞有其事。还有人说，乾隆本人对自己的身世也很怀疑，所以南巡屡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又有人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人，所以经常在宫中穿汉族的服装。有一次，他穿着汉人古装冕旒补褂，问亲近大臣看自己像不像汉人，一位老臣跪奏：“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还有一些资料说，陈氏的宅堂中有两个匾额，分别题有“爱日堂”和“春晖堂”，都是乾隆皇帝亲自题写的。“爱日”当为恩德讲，而“春晖”则源自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用以比喻慈母的关爱。因此，这两个匾额的题词，都是用尊敬和孝顺父母的语意。所有这些事情确实透露着一些蛛丝马迹，让人不得不怀疑。

　　有史学家否定了上述的看法。他们是以两个族谱为依据的，即《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第五修》和《徐乾雪家谱》。在年谱中可以看到，陈元龙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儿子在乾隆帝出生前的十七年就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也早于乾隆帝二十年。同时，乾隆皇帝是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出生，此时陈元龙的两个侧室已经去世，只有已经五十岁开外的原配夫人宋氏还活着，并且也于当年九月生病死去。怎么可能当年生子？

　　此外雍正有十个儿子，六个女儿，生弘历（乾隆）时，已有个8岁的儿子弘时。既然已经有子嗣，那么何必“掉包”换别人的孩子？至于海宁陈氏一家的殊荣，到陈家等，这些历史事实并不能够说明雍正与陈元龙有以女换子之事。陈氏在清朝初年就是名门望族，三代官爵显赫，皇帝给他们特殊的优厚，乃是和睦的君臣关系的表现以及对老臣功臣的尊重，也或许正是雍正本人恩威兼施、驾驭笼络臣下的惯伎；乾隆六次南巡海宁盐官，则是为了勘查海塘工程，陈家自然是接待皇帝的理想之处。乾隆游陈家花园是事实，但所谓的“省亲”、“祭父灵”等事不过是传闻，并无真凭实据。此外乾隆喜欢穿汉装，虽是事实，但清代并非仅仅乾隆喜穿汉装，其他皇帝和后妃喜欢穿汉装的也不少，怎么能由此说乾隆有汉人血统？从出生制度上，清代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怎么可能轻易就把宫外的婴儿换进来？如此等等，他们断定盛行于前清末年的“乾隆是陈氏之子”的传说乃是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编造出来的。是对清代皇帝的诋毁。

　　关于乾隆的身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其生母乃是热河行宫的李姓宫女，诞生地乃是行宫狮子园一草舍。这种说法出自1944年5月1日出版的《古今文史》中《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但这种说法与《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不合，所以很难让人相信。此外，还有人说乾隆的生母乃是当初雍正帝身边的一个唤作“傻大姐”的宫女。种种说法，都似乎有根有据，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也就无法有定论。看来，乾隆皇帝的身世问题，仍是个让人疑惑的谜案。

　　乾隆帝为何宠信贪官和珅？

　　和珅是乾隆的心腹至爱，因得乾隆宠幸而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和珅为何能得到乾隆宠信呢？各种传说很多。但有几点是肯定的：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还有就是他有些特长受到乾隆赏识，另外和珅非常善于揣摩乾隆的心理。

　　据说，有一次乾隆去圆明园，路上在肩舆中批一份四川的奏折，内中报告了颇为棘手的农民起义的情况。乾隆看到后不禁气从中来，说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当时乾隆周围的当差之人和官员都不知乾隆此话的意思，个个不知所措。而和珅知道乾隆问话出自《论语》，故从容地回答：“皇上的意思是说，守土的地方官员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因为他这次的出色表现，乾隆当天回到宫中就召见了他，提升他为仪仗总管。从此和珅官运亨通。

　　和珅通晓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在吟诗、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他最大的能耐是敛财，他为乾隆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满足了乾隆好大喜功、享乐豪奢的心理，乾隆对他十分满意。和珅的聪明还表现在他能准确地揣测出乾隆的心理。一天，已退居太上皇的乾隆布置了有关镇压白莲教的事宜后，单独召见和珅，在座的还有嘉庆皇帝。乾隆坐在那里，双目紧闭，嘴里不断地嘟囔，嘉庆努力地听，却一句也听不明白。过了一会，乾隆忽然睁开眼问道：“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和珅立即回答：“徐天德、苟文明。”乾隆又闭上眼继续念叨。后来，嘉庆召见和珅，问他怎么知道乾隆问的是谁。和珅说，当时乾隆念的是西域秘密咒，咒人死亡，他就知道这是乾隆在咒白莲教的首领。所以，在问他们都是谁时，他就回答了白莲教的两个首领。能有这样的本领，怎能不受乾隆恩宠、平步青云呢？

　　纪晓岚与和珅是怎样结怨的？

　　纪晓岚和和珅都是乾隆帝的宠臣，只是和珅是溜须拍马之徒，而纪晓岚则是因其才学得到乾隆赏识的。本来，和珅与纪晓岚同朝为官，虽彼此间存有分歧，倒也相安无事。但后来，因为一块匾额，纪晓岚得罪了和珅。

　　和珅在乾隆庇护之下，生活豪华奢侈。一次，他的新宅建成了，想请纪晓岚题匾额，于是来到纪府。听说中堂大人来访，纪晓岚哪敢怠慢，慌忙迎出门外。和珅谦让一番，就讲明了来意。纪晓岚对和珅的铺张生活本来就不以为然，但又不敢当面得罪，于是当日便回访和府，参观完毕之后题了“竹苞”二字。

　　得了题有“竹苞”二字的匾额后，和珅十分得意，经常向外人炫耀。结果有一天乾隆来到和府，看到“竹苞”二字，哈哈大笑。和珅不解，乾隆解释道：“这二字拆开就是‘个个草包’！纪晓岚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呀！”

　　听了乾隆的话，和珅火冒三丈，自此与纪晓岚结下了仇。

　　慈禧如何与恭亲王联手对付顾命大臣？

　　清代咸丰帝临死时遗命，令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辅佐六岁的皇太子载淳即位。载淳的生母那拉氏，也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慈禧太后，当时年仅27岁，她不甘心为人摆布，因为八大辅臣权归于肃顺，而肃顺与那拉氏一直针锋相对、如同世仇。

　　于是那拉氏首先策动东太后钮祜禄氏站在自己一边，又联合恭亲王奕訢。几天以后，奕訢在各国大使的默许下，以奔丧为由，赶到热河和慈禧密谋。然后，奕訢返回北京，着手部署。自此，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开始联手，共同对付顾命大臣。

　　奕訢返回北京后，暗中令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皇太后权理朝政。两太后召见各辅臣入议，载垣等以本朝未有此先例为由，驳回拟旨。一个月后，西太后那拉氏命肃顺等王大臣护送咸丰帝灵枢回京，自己则偕幼子载淳和载垣、端华等走小道先行回京入宫。那拉氏入宫后立即召见恭亲王奕訢。二人经过一番密议，第二天，慈禧下令逮捕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第三天，授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接着，处死肃顺，令端华、载垣自尽，将景寿等人革职、充军。十一月十一日，两宫太后在太和殿举行载淳的登基大典，改祺祥年号为同治，以次年为同治元年。十二月二日，两宫太后宣布垂帘听政。

　　慈安真的是被慈禧害死的吗？

　　在清朝的历史上，作为两宫皇太后之一的东太后慈安是与西太后慈禧一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一向健康无病的东太后慈安在12小时内竟突然发病及暴卒，实在出人意料。从此，慈安之死成为清宫的一件疑案。

　　东太后慈安，姓钮祜禄，谥孝贞显皇后，为满洲镶黄旗人，于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出生，其父穆扬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咸丰为皇子时，钮祜禄氏就已经是他的侧福晋。由于他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后上尊号孝德显皇后）于咸丰即位前已经去世，钮祜禄氏遂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3月）被封为贞嫔，五月晋贞贵妃，十月又册立为皇后。1861年11月咸丰帝死后，她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上尊号慈安，与慈禧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众人称她为“东太后”或“老佛爷”，与西太后慈禧相对应。

　　慈安与慈禧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是位德高望重的好皇后，因此众人痛惜其暴崩，并对其死产生了怀疑。东太后当时45岁，小西太后慈禧两岁，“体气素称强健”（孔孝恩、丁琪著《光绪传》），而当时西太后慈禧正病卧在床。所以听到噩耗，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许多官员提出怀疑，尤其是左宗棠，立即大喊有鬼。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说：“则昨日（初十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兴脑混乱，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天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呜呼奇哉！”仅12小时便由发病至死，岂不“奇哉”？

　　据说，慈安太后在暴卒的当天还曾经视朝。

　　而当时枢府王大臣奕詝、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觐见慈安，都见慈安面无病状，仅是两颊微红，犹如醉色，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午后，军机诸臣退，内廷忽传孝贞太后驾崩，命枢府诸人速进议，诸大臣惊诧不已。因为以往帝后生病，总是在军机检视之下传御医用药。而此次忽然传太后驾崩之消息，确实非常奇怪。诸臣入至慈安宫，见慈禧坐矮椅，目视慈安小殓，十分镇静地说：“东太后素来健康，怎会突然死去？”语时微泣，诸臣皆顿首慰藉，均不敢问其症状。最后草草办完了丧事。

　　根据慈禧以上的表现，人们便认为是慈禧毒死了慈安，而且，传说咸丰帝留给慈安一封密诏，要她必要时处死慈禧，慈安在慈禧的哄骗下焚毁了密诏，把自己对抗慈禧的一件最大的武器也毁了，慈禧便毒死了她。

　　对慈安太后暴卒的具体原因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除中毒之说外，还有自杀、自然死亡等说。“自杀”说来自《清稗类钞》，书中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清朝野史大观》里又用“或曰慈禧命太医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亡”来说明慈安为用“错药致死”。

　　不管是“毒死一说”还是“自杀”或“错药致死”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慈禧害死了慈安。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慈安为“自然死亡”，徐彻的《慈禧大传》则倾向于“病死”说。首先，作者认为慈安不善理政，例如召见臣子时说的话分量不足，只会询问其身体状况、行程远近等等，所以她根本不会妨碍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慈禧也没必要害死她。

　　徐彻提出了《翁同龢日记》中的关于慈安发病的两则记载作为证据。一则是慈安太后26岁时曾经患了“有类肝厥”疾病长达24天，甚至达到“不能言语”之程度。另一则是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初四日，慈安太后“旧疾发作，厥逆半时许”。“厥症”主要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则会一厥不醒甚至死亡。

　　但这也只是徐彻的一家之言，至于慈安太后暴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作为清宫的疑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李莲英死亡之谜

　　清朝末年，在人们心中留有深刻印象的除了“老佛爷”慈禧外，恐怕就是大太监李莲英了。这位幼年家境贫寒的小太监，因为善梳新髻，加上在慈禧与八大臣夺权时立下了大功，从此一跃而成为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太监大总管。

　　慈禧死后，李莲英再没了靠山，于是托词年老体衰而出宫。1911年3月4日死去，年64岁。这位昔日红极一时的李莲英，在他得势的年月里，不知道有多少冤魂丧命在他的手上。他自己的下场如何？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

　　历史上对李莲英的死亡情况有较明确记载的是《清稗类钞·阉寺类》一书。该书记载说，李莲英在“孝钦后（即慈禧太后）殂死后，不意又为隆裕后所庇……迨其病卒，隆裕后特赏银两千两”，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又受宠于隆裕太后。后来在李莲英病死之后，隆裕太后还特意赏赐两千两银子。李莲英的后人也一再宣称：“我祖父是善终，享年六十四岁。”又说：“我祖父因得急性痢疾，医治无效而病故。由得病到病终仅四天时间。”在《李莲英墓葬碑文》中也写道，李莲英“退居之时，年已衰老，公殒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正是据此，才有李莲英宣统三年（1911年）病死的说法。

　　但是世人对此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李莲英果真是病死的吗？要确定他的死亡之因，必须确定其墓葬情况。只要能找到李莲英真墓，就能对李莲英是否善终作一个结论。

　　那么，李莲英到底葬在哪里呢？有人以为李莲英墓在北京海淀区恩济庄。这里本来就是清代太监的茔地，慈禧太后生前曾赐给李莲英一块高敞之地，因此，李莲英应该是葬在这里。民间还有传说认为李莲英墓是在清东陵慈禧墓旁，但是有人提出否定看法认为，清东陵是清代帝王嫔妃安葬的地方，李莲英再怎么红极一时，毕竟也只是个奴才，不可能有资格葬在这里。此外还有说其墓在永定门外大红门李家墓地。总之，众说纷纭。

　　1966年“文革”期间，正值“破四旧”，北京海淀区恩济庄六一学校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校长、书记、教师等一起被编入了劳改队。一天，校文革主任带着几个红卫兵，砸开了坐落在校园内的古墓，这座古墓相传就是李莲英的真墓。走进墓里，人们不意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秘密。人们发现，李莲英的墓极其考究，里面有很多的陪葬品，每一件都是稀世珍宝。棺材完整无缺，里边一具尸身盖着被子躺在那里，然而在整个尸体部位只有一颗已经腐烂干净的拖着三尺长辫子的骷髅头，还有一双鞋底，此外都是空荡荡的，连一节指骨都没有找到。

　　人们推测认为，既然李莲英墓里所有的宝物没有任何被盗的痕迹，并且从他1911年的死亡到1966年的掘墓，前后仅55年，尸骨怎么可能腐烂到“颗粒无存”？

　　李莲英墓的初见天日，使李莲英“得善终”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但是真相又到底如何呢？于是关于其死亡的原因又有了多种说法。

　　在民间有“李莲英被人暗杀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处”的说法，但是说法也各异。有人说李莲英手中有大量的财产，连他自己也说过“财大祸也大”，说明他早就预感到自己会因财产问题而招致祸害。最后果然是他身边的人密谋他的财产而杀了他。另一说是说李莲英有个侄女，嫁在山东无棣县，李莲英偶然来了兴致前去探望她。途中经过山东和河北的交界处被人杀死。当时两个随从吓得魂飞魄散，只拾起一个血淋淋的人头，用包袱一裹，马不停蹄地逃回北京。等到再派人返回李莲英的尸身时，早已不见踪影。

　　也有人说李莲英是在回自己所住的南花园路上被人暗杀的。慈禧死后，李莲英退居南花园。他知道大势已去，因而终日郁郁寡欢。这一天他怀念故主，于是自己来到东陵拜谒慈禧陵寝，结果在回来时的路上被人杀死。

　　说李莲英被暗杀，无论是为财还是为了其他，都是可以成立的。李莲英生前权倾朝野，与慈禧狼狈为奸，坑害了很多人，当然人人为之切齿。慈禧死后，李莲英尚受隆裕太后眷顾，退居南花园养老，再次让人们恨之入骨。所以一旦他失去靠山，成为众矢之的就是必然的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莲英被小德张所杀。小德张是隆裕的亲信，经常鼓动隆裕查办李莲英。李莲英为此急忙向袁世凯的亲信江朝宗求救，在江朝宗的周旋下，总算暂时转危为安。小德张不甘心，于是也去结交江朝宗，江朝宗见小德张是当今太后身边的红人，当然不会拒绝。一次，江朝宗下帖请李莲英在什刹海会贤堂吃晚饭，一向轻易不出门的李莲英因为对江朝宗感恩，破例准时来到会贤堂。席散后，李莲英路经后海时就被土匪杀害了。

　　至此，人们基本可以断言李莲英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至于他为什么被杀、在何处被杀、为何人所杀，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林则徐死亡之谜

　　林则徐，提到他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虎门销烟”这个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幕。这位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者，他领导了禁烟运动，第一个奋起组织抵抗外国侵略，并放眼世界，探求新知，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被称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50年，清朝道光三十年，在广西道上，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驰赴广西赴任，日夜兼程百余里，到广东普宁县洪阳镇后于11月22日猝然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这样一位朝廷官员在赴任途中忽然死亡，不能不让人们产生种种怀疑。历史上关于林则徐的死因说法各异，疑云重重。

　　1850年（道光三十年）11月5日，林则徐奉旨为钦差大臣，赴任广西途中，于11月22日病逝普宁县行馆，享年66岁，之后，林则徐第三子扶其灵柩返榕，安葬于福建省福州市马鞍山。

　　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是在赴任的途中病死的。在《清史稿》中就有着这样的记载，文中说林则徐“行此潮州，病卒”。施鸿保的《闽杂记》中，对于林则徐死亡前夕的情况还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公患痔漏久，体已羸，至是力疾起行，十一日抵潮州，复患痢，潮守刘晋请暂留养疾，不可。次日遂薨于普宁行馆。”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林则徐积劳成疾而死，到了普宁时病情恶化乃是其直接的原因。林则徐一生为官四十年，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曾经自称为“身行万里半天下”。这种长期走南闯北的动荡生活，给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而在禁烟运动中，他禁烟有功却反遭贬斥，被发往伊犁。在伊犁戍边期间，他又患了鼻衄、脾泄、疝气等病症，一直到后来也没有痊愈。道光三十年的时候，清廷因为广西的拜上帝教起义，屡次召林则徐回京就职，林则徐都因为自己的病体而未能奉召；最后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林则徐以国家利益为重，只得抱病驰赴广西督理军务。到达广东普宁县洪阳镇时，他的病情恶化，最后因医治无效而死。

　　林则徐在洪阳镇时，因为病重曾经在当地的“黄都书院”疗养。黄介生医生介绍当年曾祖医治林则徐病的经过时说：“林则徐十六日到揭阳后，县令怕承担责任，借口揭邑名医黄华珍已往普邑执业，请大人速往就诊。”当到达普宁洪阳时，“林则徐又吐又泻，经黄医生切脉后断定由于长期患病，身体虚弱，加上旅途奔波，外感风寒，以致又吐又泻。病已危笃，仅能设法急救。当即立下脉论、症论、方论及附上药物。因为侍从医官系北方人，认为用药剂量太轻，没有给服。越日，黄医生复诊，断言‘昨天未服所付药物，现已病入膏肓，无救活。虽再服药，惜已失去治疗时机。’”林则徐病逝后，黄华珍医生将诊病资料上报朝廷审核，御医确认用药正确，还亲赐“杏林春满”匾给黄医生。

　　还有的说法是根据林则徐的《讣文》和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的《致陈子茂书》等材料得出的结论，认为林则徐腹泻是因为没有服药且日夜赶路，所以病情日益严重；之后虽然服药后略有好转，但是由于仍旧在日夜赶路，所以导致“胸次结胀”，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如此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又错投了“参桂重剂”，结果又使咳喘加剧。林则徐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哪里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终于因无法救治而死去。

　　与林则徐病死这种说法相对的是认为林则徐乃为洋商暗害而死。张幼珊的《果庵随笔》中记载说：“禁烟事起，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都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谋，谋施毒。公次潮州（应为普宁），厨人进糜，而又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是疆吏虽微有所闻名，亦不欲多事。”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与上述的记载大体相同，并且还直接指出了谋害林则徐的是广东十三洋行总商伍氏（伍绍荣），因为伍氏曾被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缉拿，因此对林则徐记恨在心，这次听说林则徐起任广西巡抚，伍氏担心林再次复职督抚广东，所以就特地派亲信对林则徐施行谋害活动。

　　引起人们怀疑并坚定人们这种“林则徐被毒死”说法的主要原因是林则徐弥留之际所大呼的“星斗南”。“星斗南”是什么意思？有人考证，林则徐是福建人，福建话“星斗南”的发音与“新豆栏”相同。而“新豆栏”是广州十三行附近一条街名，当地聚居洋商。林则徐之所以大呼“新豆栏”，说明他在已经意识到是十三行洋商谋害自己，他的呼喊是提醒人们记住洋人和汉奸的罪行。

　　后来有学者指出，厨子投毒之事纯属乌有。林则徐是钦差大臣，随从必定是很多的，他的次子也伴随在身边。如此森严的戒备，一个来路不明的厨子想要下毒谋害，岂是随便就能做到的？还有一点，按照清朝的规定，像林则徐这样奉旨赴任的官员的食宿，应该由州县当局或驿站供应，不必自带厨子，那个厨子又怎么能得逞呢？从十三行谋害的动机上说也是不足信的，因为林则徐此次赴广西，与广东十三行并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十三行洋商何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谋害林则徐呢？

　　然而各种推论都还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这位民族英雄的死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蒲松龄血统之谜

　　清朝著名的文言小说作家蒲松龄，以其蕴涵深刻思想意义的作品《聊斋志异》闻名于中国文学史，在海外也享有盛誉。随着人们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对蒲松龄的血统问题产生了争议。有人说他是汉族，有人说他是蒙古族，有人说他是色目人，有人说他是回族人，还有人说他是女真人，一时间难辨各说真伪。而参考各种典籍文献，至今也难以确定蒲松龄的血统到底为何。

　　故居位于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蒲松龄一生几乎都在家乡度过，设馆教书。图为蒲松龄故居北院的正房内景，是他的诞生之地，也是他后来的书房“聊斋”。

　　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蒙古族简史》就肯定地说：“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持此看法的人又将蒲松龄自己做的《族谱序》作为此说的重要证据。在这篇序中，蒲松龄说：“按照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有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也。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从“般阳土著”、“鲁浑”、“元总管”等字眼中可以看出，蒲松龄的远祖鲁浑应是元代般阳路独总管，不像汉人。在路大荒的《蒲柳泉先生年谱》中也说，相传元朝即将灭亡的时候，蒲氏曾经将遗孤改换名姓寄养在杨氏处，后来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改回自己的蒲姓。还说，“他曾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

　　一说蒲松龄是回族人或回族人的后裔。

　　有人考证历史，发现宋代时前来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名字前面大多冠有“蒲”字。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的一些人即以“蒲”为姓。而“蒲”是阿拉伯语的汉译，是“尊者”、“父亲”的意思。到了元代，回族人中一些人仍然使用阿拉伯名，但是逐渐改用了汉名汉姓。他们根据这个来推断，认为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都是取其父名中的第一个字“蒲”为姓，而“蒲居仁”则为汉人的名姓，“居仁”正取自于《孟子》的“居仁由义”。《八闽通志》一书中还记载说，蒲居仁曾经任主盐酒铁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的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务的人大多都是回族人。这无疑也为蒲松龄是回族人这一说法提供了旁证。此外，根据《蒲氏族谱》的记载，有“世秉亲真教，天下蒲皆一脉”的说法，所以，蒲姓者无疑是回族的后裔。

　　对蒲松龄是回族人的说法，后人提出了质疑。人们分析了《聊斋志异》，发现在这部作品中，蒲松龄毫无顾忌地提及了佛教、道教及俗话传说中的城隍、判官、阎王等，由此就可以判断蒲松龄绝不是回族人。回族与伊斯兰教是同一种教，其教徒只信仰真主，对于多神教的诸神是绝口不提的。另外，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说自己出生时，他的父亲曾经梦到一个佛教僧人托梦，并自称他的一生经历与僧人相似。可见，蒲松龄全家尊信的是佛教而不是回教，因此蒲松龄也就不可能是回族人。还有人亲自前往山东淄博采访了蒲松龄的同族人，从没有人说过蒲松龄是回族人。

　　还有说法认为蒲松龄是色目人。日本学者前夜直彬在《〈聊斋志异〉研究在日本》一文中，根据有关资料推断说，“蒲松龄的远祖为元朝的般阳路总管，明初改姓隐身”，因而他断定，蒲松龄大概是色目人。此外根据元代的官制，担任路的总管的人大部分都是色目人，也有回族人和女真族人，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蒲鲁浑不是蒙古族人，而可能是色目人。

　　而有人在仔细研究了《金史》后发现，有的女真人的名字就是“蒲鲁浑”，而并不是姓“蒲”名“鲁浑”，也不是姓“蒲鲁浑”。也就是说，“蒲鲁浑”是金女真族习用的名字。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蒲松龄可能是金女真族人。

　　蒲松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则认为蒲松龄是汉族。

　　这些工作人员仔细分析了《蒲氏世蒲》第一篇《族谱序》，认为应该明确认定的是，蒲的祖先是“般阳土著”。般阳，是指汉朝时的般阳县，明洪武元年改州曰淄川，今天则是山东淄博市。既然史料说蒲鲁浑、蒲居仁也是当地人，且是当地的“土著”，那么他们就不会是蒙古族人，也不是什么色目人、回族人、金女真族人。蒲松龄写此《族谱序》时是康熙二十七年，修族谱也在这年，当时蒲松龄是49岁。因而可以判断这部族谱是，可信的。而福建的那部福建的《蒲氏族谱》则并不可信，其所宣称的“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也没有理论根据，有些牵强附会，因此不足为信。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蒲松龄是汉族这一说法，但是由于相关的资料太少，所以还不足以证明他确实是汉族血统。人们期待着更多的史料的发现，以早日解开这个谜。

　　高鹗续写了《红楼梦》吗？

　　《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红楼梦》并称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其中又以《红楼梦》成就最高，达到了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红楼梦》成书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它不仅感动了中国人，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重视与喜爱。《红楼梦》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数十种续书，流传到世界各国。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曹雪芹只写了《红楼梦》的前80回，后40回是清代文人高鹗所写。然而由于《红楼梦》的成就如此之高，人们对它的热爱如此之深，曹雪芹心中的《红楼梦》的后40回究竟如何，一直成为文学界乃至热爱“红楼”的人的一大遗憾。

　　“高鹗续书说”最早是由我国大学者胡适提出来的。他最早看到《红楼梦》的时候，认为小说的诗词是在暗示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但是看到后来，有些人物的结局并不按照诗词所预言的那样。所以他提出小说的前80回和后40回有矛盾，进而猜测《红楼梦》可能是由两人所写。同时，经他考证，高鹗的同年进士张船山在《赠高兰墅鹗同年诗》题解中写道：“传奇《红楼梦》后四十回俱兰墅所补。”于是胡适便将补书的作者认定是高鹗。这种观点提出后长期被人们接受，也就是很多人普遍认为《红楼梦》后40回是由高鹗所写的原因。对于高鹗补写后40回，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高鹗根据自己的喜好编出自己喜欢的后40回，自娱自乐，还有一种说法更可笑，那就是高鹗奉清廷的要求，修改和续写“红楼”，所以在思想上必然受到约束。

　　然而，随着对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专家认为高鹗不可能续后40回《红楼梦》。首先，从高鹗的生平来看他不可能续写《红楼梦》：高鹗，字兰墅，一字云士，清代文学家。因为他酷爱小说《红楼梦》，所以自取别号“红楼外史”。他是汉军黄旗内务府人，祖籍铁岭（今属辽宁）。他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举人，六十年（1791年）中进士。据胡适考证，高鹗续写“红楼”的时间是在1791至1792年，只有两年的时间。然而，这么短的时间，高鹗可能写出占原书一半篇幅的后40回吗？高鹗怎么可能求取功名的时间里花如此多的精力续写《红楼梦》？这显然是件不合情理的事情。其次，高鹗续写“红楼”的时候，真本的《红楼梦》并没有完成太久，可能根本就没有消失，只是零散不全，需要补充，那么高鹗何必又要舍弃原来的而自己另写后40回呢？难道他想替曹雪芹干活，自己做无名英雄吗？

　　而且据我国的红学专家周汝昌老先生考证，《红楼梦》的结果不是高鹗所续的那样，而是在大抄家后，贾府全家败落，在贾环及赵姨娘等的密告下宝玉和凤姐入狱，后来被小红（红玉）和贾芸搭救，凤姐因此心力交瘁而亡，宝玉沦为更夫时宝钗也已郁郁而亡。在抄家前黛玉与湘云投湖自尽，后来史湘云被搭救，沦落风尘，最后与宝玉邂逅二人结为夫妻。这才是故事真的结局。这么说，高鹗续书又何必两头不讨好呢？

　　我们再来看看曹雪芹。传说他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说明《红楼梦》很可能本来就已经写完了，只是一些原因，我们没有看到后40回。那么高鹗是否真的续写后40回呢？

　　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认为高鹗不仅没有续写后40回，而且现存的红楼梦都是曹雪芹本人所写。据他们考证，将1959年山西发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简称《红楼梦稿》）与其他所有版本进行了比照，发现《红楼梦稿》才是曹雪芹的手稿本，而其他所有版本都是曹雪芹在这部稿本上一边修改一边由不同的人抄录出去的。只是由于全书修改的时间很长，抄出去的版本很多。另一方面，从语言上来考证，全书120回通用的语言风格都是南京话，而东北人高鹗是写不出来的。况且，“红楼”中的人物是变化发展的，不一定与诗词的预言发生矛盾。

　　无独有偶，一位计算机专家从数学统计方面入手，在语言风格上，通过计算机的统计、处理、分析，也对《红楼梦》后40回由高鹗所作这一流行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120回都是曹雪芹所作。

　　《红楼梦》后40回到底是由谁续写的？也许这并不重要，正如断臂维纳斯的完美之处，因为不完美而完美，后40回是给读者留个想象空间。到底是谁误读了《红楼梦》？高鹗是否钻了只有80回的这个空子？他是否真见到了80回以后的残稿？到底他的40回续书，和雪芹真书有无关系？这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不过也正是因为后人的续写，才使得《红楼梦》这一经典成为一部有始有终的完整作品。

　　洪秀全死因之谜

　　太平天国领袖人物洪秀全究竟是在清军逼紧时服毒自杀，还是死于疾病？关于洪秀全的死因，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而分歧很多。

　　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但他们所依据的史料全都与曾国藩有关，一是曾国藩同治三年的奏称，一是他同年七月七日的奏稿，还有就是他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的记载：“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身亡。”因而虽被称为信史，却也不能让人绝对信服。

　　据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基。”

　　到了19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有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其中记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

　　原稿和刊刻本对照，真相大白，所谓的信史确系曾国藩伪造。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洪秀全病死更确信无疑。

　　杨秀清有没有逼封“万岁”？

　　1856年9月至11月，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内讧，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刚率兵攻入东王府，将东王府上下几千人悉数杀死，后韦昌辉和秦日刚又被洪秀全诛杀，次年又出现了翼王石达开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率领10万精兵出走天京的余波。这场“天京变乱”，严重挫伤了太平天国的事业，是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那么，这场内乱缘何爆发，它的起因是什么呢？一般都认为是因为东王杨秀清威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而导致了统治者内部诸王之间矛盾的总爆发。可是有趣的是，究竟有没有所谓的“逼封万岁”一事，百余年来，史载互异，莫衷一是，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史上的一桩疑案。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对此，史学界颇有争议。

　　史学界大多数学者对“逼封”一事深信不疑，坚信“天京内乱”始于杨秀清“逼封万岁”，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由于农民起义领袖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在革命政权相对稳定后，彼此恃功自傲、互相猜忌，争权夺利是完全可能的。

　　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说，逼封确有其事，“内讧的起因，确是由于杨秀清逼洪秀全让位而起”。徐彻也认为：天京变乱是“杨秀清逼洪秀全让位而起”，“杨秀清要挟天王，威逼他加封自己为万岁，应视为篡位之举”。孙克复、关捷通过研究外国人在《华北先驱周报》上发表的通讯等资料认为：“杨秀清‘逼封’问题，是千真万确，无可怀疑的”，“杨秀清‘逼封万岁’给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是整个‘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李宏生也认为：“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杨逼封万岁的史载恐难推翻，洪秀全‘主动加封’杨秀清万岁的断语恐难足信。”林庆元认为：“杨秀清为了夺取洪秀全的最高权位，曾图谋对洪行刺并逼洪封其万岁，这一史实是无法否认的。”

　　另外也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张汝男的《金陵省难记略》中记载：“一日，（杨）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俱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东王之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张汝南本人曾记载，这段记述“系访问确切，得以附入”。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李秀成在其被俘后所写的供状中，也曾经提到过这一件事：杨秀清“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最终杨“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另据《贼情汇纂》记载：杨秀清后来确实行为跋扈，“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还说：“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且“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得出结论，正是由于逼封事件的发生，才使得洪秀全感到东王有篡位之心，回宫后便立即调动女兵防守王城，又密诏北王、翼王回京，从而出现了韦昌辉等血洗东王府的一幕。

　　然而，反对者却认为，“逼封万岁”一事纯属捏造，很可能是韦昌辉或洪秀全以及二人合谋提出的诛杀东王的借口。

　　首先，李秀成对这件事的叙述很值得怀疑。因为杨在天京“逼封万岁”时，李正在句容、金坛和丹阳一带同清军作战，根本不可能是“逼封”之事的目击者。再说，李“时官小，不甚为事”，还没有直接参与诸王之间的活动，因此他所说的“逼封”一事，肯定是道听途说而来，未必可信。

　　其次，《石达开自述》中曾记载，韦昌辉在就督江西之前，就有诛杀东王杨秀清之心，被洪斥责拒绝。韦杀杨后，洪曾指责他：“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之意。”杨死后，洪在《赐西洋番弟诏》中更是说东王是“遭陷害”，并规定“东升节”有关事项，以纪念杨秀清。从这些资料分析，很可能是韦昌辉自己捏造了“逼封”之说，并以此为借口，打着天王“密诏”的口号，诛杀了宿敌杨秀清。正如学者庄福铭在考证了大量史料后所说的那样：“所谓杨秀清称‘万岁’和‘逼封万岁’说法，都是缺乏历史事实根据的。从天王诏旨和天国现存的文献记载看，杨秀清爵职虽续有增封，唯独‘九千岁’之称照旧。参照清方和私家著述的记载，虽真伪间杂，互有歧异，但关于东王杨秀清及其子东嗣君称‘九千岁’和天国诏旨、文献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杨‘逼封’不是事实，而是韦昌辉策动‘天京事变’诛杨伪造的口实。”

　　再者，洪秀全密诏韦昌辉和石达开秘密进京，无疑包含着让二王“救驾”的意思，因而很可能是洪秀全后来也有了诛杀东王之心，与韦昌辉合谋提出了“逼封万岁”的说法，只不过杨死后，洪秀全才惺惺作态地表明自己没有杀杨之心。史式就认为：“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太平天国官方文书中对这件大事从没有做过记载，这也难免让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史学者奚椿年认为：“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一般都是把内容笔录下来，并作为文件一直保存”，“而这一次‘逼封万岁’的传言，偏偏没有一字记录，连洪本人也未提及”，“在英国发现的全部《天父天兄圣旨》中仍无此事的记载”。其中1856年8月9日天父下凡诏书，“明白无误地记的是天父指责‘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而所谓‘封其万岁’，天父既未主动提出，杨也无‘逼封’之举。这就再次证明了，《金陵续记》、《金陵省难纪略》以及《李秀成自述》所记均是与事实不合的”。

　　除了上述两个观点，也有说是洪秀全主动加封“万岁”的。这种观点认为，洪杨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是洪秀全最早露出了杀机，密诏韦、石回京，而且“天京变乱”的最大获益者也是洪秀全。因此，不排除是洪秀全主动为东王加封“万岁”，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就认为：“1856年，太平天国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天京相对稳定。洪、韦认为时机已到，再露杀机，对杨秀清施加毒手。这次内讧也是洪秀全挑起的。如果加杨秀清‘万岁’称号，属于‘逼封’，是由杨秀清挑起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提高警惕，尽管洪、韦发动突然袭击，也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将他杀死。新本《石达开自述》揭出了历史真相，加封‘万岁’是洪主动的，一方面可以麻痹杨秀清，一方面又可以激怒韦昌辉，借韦之手杀死杨，然后再除掉韦昌辉。《李秀成自述》所叙述，是事后按照洪秀全意图伪造的历史。”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可能也确实存在，因此“主动加封说”确实也有道理。

　　杨秀清究竟有没有“逼封万岁”，是关系到“天京变乱”起因以及评价洪、杨功过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太平天国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在得到足够的证据之前，是不好随便下结论的。

　　太平天国究竟有几位万岁？

　　“万岁”是封建帝王的专称，一般来说同朝中只有一位“万岁”。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封建性的太平天国政权同样也有“万岁”之称，不过，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太平天国的“万岁”却不止一位。而究竟有几位，史学家也没有一致意见。

　　有的说有两位“万岁”，即洪秀全与其子洪天贵福，天王洪秀全称“万岁”自不必说，幼主洪天贵福称万岁，确实有点非同寻常。不过这确实是真的，1851年的《太平礼制》中就明确写有：“臣下称呼幼主万岁。”

　　有人说有四位，即除洪秀全和洪天贵福之外，再加上“上帝”和“耶稣”。因为按照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观念，洪秀全拜上帝为“天父”，尊上帝为“万岁”，理所当然；耶稣作为洪秀全的“天父”，其子洪天贵福都能称“万岁”，耶稣称“万岁”也无可厚非。当然，如果真是这样，太平天国的四位万岁中，有两位是在天上，是子虚乌有的，地上还是两位。由于曾有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的说法，因此也有人认为应该再加上杨秀清，应该是五位万岁。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

　　还有人说有八位“万岁”。这种说法是史学界争论最激烈的一种说法。在发现的一枚太平天国玉玺中，上书有“天王洪日，天兄基督，八位万岁，真王贵福”等44个字，既然有“八位万岁”之语，当然应该是八位万岁了。另外，太平天国《朝天朝主图》上的“天王诏旨”中有“仰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的句子，这也明确说明了有“八位万岁”。由此不难推测这“八位万岁”指的是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天王（洪秀全）、幼主（洪天贵福）、光（洪秀全第三子）、明（洪秀全第四子）、东（东王杨秀清）、西（西王萧朝贵）。

　　从1851年颁布的《太平礼制》上看，天王诸子在那时只能称“千岁”，可是到了1858年颁布的《太平礼制》中就改为“光王三殿下永岁”，“明王四殿下永岁”，说明称谓的变化。而“永岁”与“万岁”字异而义近。由此光王和明王虽然还是小孩子，但被称为“万岁”是可能的。结合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既然为了稳固人心，能够封两千多个王，封八个万岁也是可能的。甚至有人据此指出“八位万岁”中本来就有杨秀清，后来说他逼封万岁，纯属诬陷。

　　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许多史学者的反对。据《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所述，1852年11月“天王在长沙制造玉玺”，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说天王在此后又造了一方玉玺。“洪天贵福”一名起始于1861年，因此印玺中的“真王贵福”一句无法解释。明王生在天京，这是有据可考的，而太平军占领天京是在1853年3月，玉玺中“八位万岁”何来明王呢？如果玉玺镌刻于1858年光、明王加称之后，那说明杨秀清在1856年并不是“万岁”。因为杨秀清1856年逼封万岁前，还是“九千岁”，如果他已是“万岁”，又何必逼封呢？

　　假设杨秀清没有逼封，是后来诬陷的，那么如果杨确实已是“万岁”，这种诬陷还有什么意义呢？这都足以说明杨秀清不是万岁。

　　有的史学家通过大量史料考证后认为，这方玉玺严重违反了太平天国的礼制，与多方天国真玉玺的尺寸、规制都有明显差别，从而认为这方玉玺根本就是假的，因此，据此而来的“八位万岁”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这方玉玺只知道是在1950年12月，由上海革命文物收集委员会征集，原“中央博物馆移交的”，原出处无从可查，它的真伪，至今也是一个谜）。而所谓的《朝天朝主图》“八位”之说，有的学者认为其实是一种误解。其原文是：“上帝基督共朕三，爷哥朕幼三一添。爷哥朕幼东成主，爷排五数主当担。爷哥朕幼光明东，七数安息太平兼。爷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长次加上十全吉，三人同日苦成甜。”可以看出，此图本义正如天王诏颁图旨说的那样，是“朕今降诏定位次”，而非昭示谁为万岁。从图中看，这十位中的“爷、哥、东、西”四位皆不在人间，而另六位“朕、幼、光、明、长（洪秀全长兄洪仁发）、次（洪秀全次兄洪仁达）”恰是洪氏兄弟父子。与其说是突出前八位，倒不如说是突出洪氏家族更合此图真意。因此说，若按“八位”之理由，这里就已是“十位”了。幼、光、明王既然能为万岁，其二位伯父又为何不能呢？由此也反证“太平玉玺”与太平天国的礼仪不合，是伪造品。

　　另外，前文已提到的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上也有记载：“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知非子在《金陵杂记》也写道：“洪秀全随之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又有1858年礼制中被封永岁的洪秀全第五子洪天祐，若按“永岁”与“万岁”义相通之说，也是一位“万岁”。如此，就共有13位“万岁”了。这算是第四种“万岁”说法了。太平天国究竟有几位“万岁”？看来是无法说清楚了。

　　太平天国的财宝下落之谜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珠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1864年7月，作为太平天国首都11年的天京（南京）失陷。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他们远不满足，“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因而认为还有更多财宝埋藏在地下各处。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天京确实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这种事情，20世纪初多有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

　　曾国藩为何没有称帝？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运动威胁清王朝统治时，通过组建湘军，掌握地方大权，到1863年湘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已经控制了整个统治集团，就军事实力而言，他比清政府已经超出了很多，若曾国藩振臂一呼，从清朝人的手中夺回统治权，应当说并不困难，但他没有这么做。曾国藩为何拒不称帝？一般归结为三点原因：忠君报国思想、条件不成熟和为了统一。

　　其一，曾国藩满脑子的忠君报国思想，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他起兵就是为了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保卫清朝，保卫明教。他的个人追求就是做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

　　其二，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时势也不允许他这么做。当时清政府虽衰落，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强大的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湘军攻陷天京后，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最关键的一条，湘军起兵是以“保卫儒教”和“忠君保国”为号召，一旦曾国藩称帝，很可能湘军要成为众矢之的。再说，也没有所谓“友邦”的帮助，曾国藩称帝未必能得到国际承认。

　　其三，曾国藩真称帝的话，势必会引起社会动荡，各地又要出现割据的局面，天下统一的局面就要被打破了。因而从客观上说，曾国藩拒不称帝也是一件好事。

　　川岛芳子死刑之谜

　　有着双重国籍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在中国可谓大名鼎鼎，直到1945年10月10日，她才在北京九条胡同34号被捕。令她惊讶的是直到被捕的那一刻，她才明白身边的家仆原来是重庆国民党派来的中统密探，自己是被出卖了。1947年2月8日，法院开庭审判川岛芳子，同年10月22日她被宣判为死刑。

　　1906年，川岛芳子生于北京，她是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纯正的满族血统，而且还有个好听的满族名字金璧辉。1913年，也就是她6岁那年，父母把她过继给了父亲的盟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随后川岛芳子就跟随养父东渡日本，到了那里以后就改名叫川岛芳子了。

　　那时候政治联姻非常盛行，21岁的川岛芳子与蒙古独立运动主将巴布扎布的长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甘珠儿扎布结为夫妇，并在中国旅顺度蜜月。她在中国的活动为日本提供了多次巨大的帮助，也为她自己赢得了“殊荣”。川岛芳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法、日语，及广东、上海、北京方言，甚至有“男丽人”、“金司令”的美誉，她还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活跃分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全国被划为12个战区，国民党派徐永昌、商震受降，全国上下处于一种混乱之中，于是，对战犯、汉奸也就无暇顾及。等到失地光复后，全中国人的民族仇、亡国恨都不可避免地记在战犯和汉奸的账上，比如东条英机、土肥原、冈村宁次等人，大家盼着赶快惩办这些战争罪犯，还关注大汉奸陈公博、储民谊、周佛海、王揖唐等人枪毙了没有，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这时对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关注度也提高了。

　　在各种压力下，川岛芳子被逮捕。之后，她先被关押在北京孙连仲十一战区司令部仓库内，后又转至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狱内，不久又转到宣武门外第一监狱女监三号，每月审一次，但是全都是不公开的审问。

　　后来，法院决定公审川岛芳子，《民国日报》等报刊也分别刊登了公审川岛芳子的消息，出于好奇心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法院，热闹的人群把法院挤得水泄不通，宪兵苦苦在门口阻拦骚动的人群。1947年2月8日上午9时，法官宣布开庭，法警拨开人群，将穿着白绒运动衣的川岛芳子带入法庭，法庭里人声鼎沸、影机转动。皮肤细白、身体矮胖的川岛芳子看了一下旁听席后，坐在被告席面对法官。接着法官起诉，大意是：金碧辉，中国人，同日本勾结指挥“满州国”军，日华事变中帮助日本在中国建伪政权，拉拢汪精卫并为日本当间谍，要求判死刑并出示3件证物。法官读诉后，川岛芳子进行了驳诉，并申述了己见，但最终仍被判处死刑。

　　1948年3月26日，各报都突出报道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密探金碧辉被处死刑的消息。闻讯赶到的记者们为了拍到行刑现场，半夜就到第一监狱等待。到了凌晨4点，监狱门才打开，但是，只允许3个外国记者入内采访拍照。中午时分，川岛芳子的遗体从狱里抬出，人们揭开席看时，只见她蓬头散发，脸、脖子全涂有污泥，不像是川岛芳子。尸体很快就交日本和尚大川长老火化了。于是，群众纷纷向法院、报社质问：为何审问时拍纪录片，行刑神秘？为何只许外国记者入内，而中国记者被赶出现场？为何将面部搞成血泥难辨？为何行刑后封闭现场？在人们的责问声中，监狱一位女看守向人们展示了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照片，算做了交代，但这些做法，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川岛芳子神秘之死的疑问。

　　不久，关于处死川岛芳子的事情就传出了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人用了偷梁换柱的办法，花了10根金条买通第一监狱女囚犯刘凤玲当替死鬼。还有人说：川岛芳子在上海进行间谍活动时，暴露身份被捕，是汪精卫找了个替身放了她。其他的说法是她从外蒙跑到苏联去或是被美国人带走了等。

　　唯一可靠的是川岛芳子的亲哥哥宪立的说法，他说：肃亲王在蒙古和苏联交界处有领地，芳子处刑时间过后，从肃亲王领地有人送信说，川岛芳子已平安到达，准备去北国。这就是说，川岛芳子不但没死，而且逃到不知是哪个“北国”避难去了。

　　川岛芳子天生丽质，但不幸的是误入歧途，最终以卖国、投敌、汉奸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半个世纪过去了，川岛芳子之死至今仍然是个谜。

　　第二节 悬案秘事

　　清初“明史”案是谁酿成的？

　　庄廷鑨“明史”案，是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康熙一朝以此案大作文章，因为此案冤死被囚者不下千人。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起牵连百千人的文字狱案，竟是一个小小的革职知县搞出来的，正是因为他的一己之私，酿成了惨绝人寰的悲剧。

　　顺治年间，浙江湖州府南浔镇的书生庄廷鑨，因病双目失明，于是立意著述，以瞽史自居。他买到明代相国朱国祯的遗稿《（明朝）刘代诸臣传》，将江南文人吴炎、潘柽章、张庄、第元铭等十多人邀集到一起，增删修饰，编成一部《明史辑略》。书稿刚成，庄就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明史》刊刻出版，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发售。革职知县吴知荣是一个卑鄙小人，他以“适写逆书、诋毁大清”为名，向庄允城等人勒索，但是没有成功。他不死心，去杭州将军行辕检举，也没有得逞。结果他进京击鼓，丧心病狂地向清廷揭发，意图邀功请赏，复职升职。结果鳌拜等四位顾命大臣派刑部侍郎到杭州严办，大肆搜捕与《明史》有关的人员。康熙二年，朝廷下旨，将有关人员以谋反大逆案判决。

　　这位一心想要领赏、复官的吴知荣也许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就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正面临家破人亡的命运。一个小小的知县出于个人的目的，就酿成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案，不禁让人胆寒。

　　清代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头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692年）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

　　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七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七月中旬后，尤其是陛见抵署以后，即十二月初，雍正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禵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禵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禛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汤”，雍正帝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处，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珍妃坠井之谜

　　珍妃，姓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因此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这种说法认为珍妃的死是由于她干预朝政，支持变法，惹怒了慈禧，才使慈禧在八国联军进京前西逃西安时，将其除掉。

　　但是也有人说珍妃并未讲过“皇上留京”一语，珍妃坠井是西太后用封建的贞节观诱逼所致。

　　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记述了珍妃死时的情景，说珍妃当时患重病，请求回娘家避难，慈禧不准，让崔玉贵把珍妃投入井中。

　　种种说法各持一端，至今也是个谜。但珍妃死后，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无限同情，一批正直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托词为悼。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谜

　　石达开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其卓越的智慧、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对抗清廷的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最后的结局却是率军远走，继天京事变后再次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分裂，自己也在兵败大渡河后自缚清营求死。那么石达开究竟为何要出走呢？

　　究其原因，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洪秀全的不能放弃一己私利而顾全大局。

　　1856年夏天，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之间为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爆发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它的发生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全盛时期，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

　　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都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况且，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有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洪秀全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11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斗争的胜利，对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金“购其首级”的错误做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这就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具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

　　回京后，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太平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

　　太平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眼见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

　　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已然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和匡国辅政的志愿，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1857年6月2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离京远征，一去不返。

　　在他出走后短短的时期，很多太平军将士们纷纷离开洪秀全，投奔到他的麾下，很快聚集起了几十万人，成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此后6年中，石达开转战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11个省，除了宝庆、桂林两府外，一路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60年，他攻克南宁时，手下还有精兵20多万。他计划分兵三路，北上四川，效仿三国时的诸葛亮，占天险之利，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北与当时纵横中原的捻军紧密配合，东与天京遥相呼应。不料就在这以后的3年中，形势急转直下，先是20万精兵东归，接着是西征失利，最后竟然全军覆没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导致这一悲剧结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大渡河边的全军覆没和翼王的自缚清营请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英雄的末路的确令人惋惜，然而百年之后这神秘的谜团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回答。

　　李秀成投降书是真是假？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太平天国人物评价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当太平天国的京城被清军攻破后，他不幸被湘军俘虏。被俘后的李秀成一改往日之英勇，竟然在曾国藩的囚笼里写下了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后人所说的《李秀成自述》。这篇《自述》使李秀成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给自己从前十余年无所畏惧的征战历程抹了很大的污点。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李秀成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由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是非常有争议的，而以此书来断言李秀成是晚节不保的叛徒，这显然有失公允。

　　李秀成真的是叛徒吗？李秀成的投降书是真的吗？

　　李秀成投降书的原稿在后世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当时李秀成被害后，曾国藩命人将他的《自述》删改、誊抄了一份上报军机处，这份誊抄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即所谓的“九如堂本”。至于原稿的去处，世传被曾国藩既没有上交朝廷，也不肯公开示人，而是私下扣留，他的后人也对此讳莫如深，严加保管，对外人一概保密。当曾国藩的刻本问世后，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

　　有人从根本上否认了这个投降书的真实性。如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文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呤唎认为李秀成投降书根本就是别人伪造的，甚至李秀成被俘虏一事也可能是伪造的。

　　1944年，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在百般请求下终于在曾家的藏书楼中阅读到了投降书的原稿，抄补了五千多字，还拍摄了十四幅照片，之后根据这些文字和原来“九如堂本”的两万七千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该书以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的鉴定作为依据，指出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忠王的亲笔。例如，罗尔纲先生一字一句、一笔一划地拿“原稿”和庞际云收藏的李秀成亲笔答词二十八字真迹对照，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最后断定“原稿”是真品。从内容看，“原稿”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十四年间的每个过程和细节，这是曾国藩难以捏造的。此外，罗尔纲还指出，“原稿”的称谓大都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这也不是旁人能够清楚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也不可能做到自然地遵守。而“原稿”的大量李秀成家乡的方言，更是曾国藩等人无法伪造的。

　　罗尔纲的这一观点曾一度成为定论，但是，随着曾氏后人所存的“原稿”的出版，更多人看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全貌。在20世纪的80年代前后，学术界再次掀起了一场论战，如荣孟源曾经两次撰文断定这份“原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他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李秀成无疑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中流砥柱，但他是否写了《李秀成自述》却是后人一直争论的疑点。

　　首先，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李秀成的自述一共写了九天，每一天若干页。按照常理，全文应该有八个间隔，但是今天所见的《李自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每天的间隔。何况，既然是每天各交一些，真迹就应该是散页或分装成九本，但是今本却是一本装订好的本子。由此可以推测，所谓的“原稿”显然是曾国藩派人将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

　　其次，根据很多材料的记载，李秀成当时写了5万多字，然而今天的“原稿”影印本却只有3.6多字。那少了的1万多字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应该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既然是被撕毁，那么“原稿”的内容就应该上下不相衔接。可是在影印本中，每页都标有页码，整齐清楚，并且前后内容完全相连，人为的痕迹十分明显，显然是删节后的抄本。

　　第三，从写作的形式等方面看也有问题。太平天国有严格的书写规定，而“原稿”的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等词多数并不抬头；一些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时候却避讳了，如凡“清”字均不讳，而不该讳的“青”却写成了“菁”等。这些显然都是违背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的。何况，这样的笔误在“原稿”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笔误。

　　针对荣孟源的意见，也有人提出反对。陈旭麓认为，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至于书写形式，李秀成作为一个成年人早就已经形成了通行的书写习惯，尽管他熟悉太平天国的书写格式，但因疏忽犯讳，并不奇怪。说曾国藩作假也不合情理，他若要作假应该是在上报军机处和刊刻的时候就完成，何必造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曾氏后人又何必要将这个显然会招来众议的假东西公诸于众？而钱远熔认为这个“原稿”不仅是李秀成的真迹，还是完整无缺的。曾国藩只对它进行了删改，并没有撕毁或是偷换。对钱远熔“完整无缺”的观点，罗尔纲先生虽然不同意，认为“原稿”确实有被曾国藩撕毁的地方，但他仍然坚持“原稿”并不是冒牌货，是李秀成的真迹。

　　不仅国内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书》的真伪争论不已，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予以关注。1978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即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整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持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今天所见到的《李秀成自述》确实是李秀成亲手写的，等等。

　　李秀成生前在战场上英雄善战，对后期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后世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也许是论断他功过的最好证据吧。世人希望这个谜能赶快解开。

　　谁埋葬了北洋水师？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北洋水师就此销声匿迹。似乎事情很简单明了，没有任何疑问。可是，《军人生来为战胜》的作者金一南却发出了质问的声音：史实证明，无论是经费还是硬件装备，北洋水师一点不比日本的联合舰队差，为什么却打了败仗，彻底消失了呢？

　　以往的说法往往把矛头指向动用了海军经费的慈禧太后和清政府，但是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做出了如下结论：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1亿两白银，年平均300万两。日本政府从1868～1894年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日本政府的总投入只是同期清政府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35厘米，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23.8厘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井”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30厘米大炮4门，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中国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141:209。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中国舰快1.44海里，优势也不是很大。清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清政府没落的专制体制，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治，进而在军队中形成了不良风气：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奉承，一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久而久之，国家民族和军队的事情就蜕变成为个人获取利益的幌子。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办工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李鸿章兵权益盛，御敌不足，挟重有余，不可不防。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的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此外，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而作为高级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这种视军纪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有备才能无患，而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另外，在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中明确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可一旦北洋封冻，海军遂淫赌于香港和上海。甚至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的那夜，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还登岸逐声妓未归。

　　官员带头，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严明的表面掩盖着的是一盘散沙，全然没有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等到临战迎敌的时候，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刘步蟾摆的是“一字雁行阵”，而丁汝昌的命令却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等到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阵形乱变不说，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待日舰绕至背后时，也没坚持住，各舰都是各自为战。

　　战争一开始，敌人尚在有效射距外清兵就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受了重伤。这一炮就先让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命运攸关的4个小时的海战从始至终几乎没有统一指挥！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竟然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

　　除去以上这些原因，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遁逃和部分人员不告而别，致使人员减少士气大减也是战争失败的原因。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水师恐怕真的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一个原因或某一个人的身上。

　　八国联军用过毒气弹吗？

　　英、美、德、法、俄、日、意、奥侵华的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发生在1900年7月，当时的战争过后留下了诸多疑点，至今仍然难以解释清楚，其一，死者为何倚墙不倒？其二，英军曾经使用专门的毒气炮作为发射工具吗？其三，所放气体究竟是“绿气”还是“氯气”？其四，毒气炮如今流落何方？

　　以上这四个疑点如果被证实，将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八国联军确实用过毒气弹。那么究竟史料是如何记载的呢？而且其时间要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到底是否如此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历史遗留下来的四大疑点。

　　第一，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天津军民死伤惨重，而天津军民死伤的形状也颇为奇特。部分史料中有详细记载，颇让人心惊胆寒。清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描述详尽而细致：“城内唯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因列低炮系毒药掺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气冒出，钻入鼻窍内者，即不自知殒命，甚至城破3点钟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枪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枪者，然及逼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戗在墙，故未仆地。”

　　照史料上记载，清朝官兵应该还是按照以往躲炮弹的方法，藏在掩体后面。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炸弹”爆裂后，绿烟弥漫，无论是否躲到掩体后面，只要闻到绿色烟雾的就会全部死亡。

　　第二，当年的《万国公法》明令禁止过使用一种叫做“列低炮”的武器，因为其屠杀人类非常残忍。然而，两门列低炮却经由英舰“阿尔及灵”号运载，于1900年7月10日出现在天津港海岸，并在7月11日投入到战斗之中。它们的到来还要从1900年春季说起，当时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围攻英国在京驻华使馆，于是，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于6月10日率联军2000多人赴北京救援，在经过廊坊时受到重创，伤亡惨重。为了“制裁中国”，联军从南非战场上紧急调用了“列低炮”并迅速运往天津战场。

　　经过多方考证，这种列低炮炮弹炸处，绿烟四散，1米之内，人畜闻之即死。《万国公法》曾决定“战争中不得使用此炮”，当时签订的国家也包括英国，而在中国它却违反国际公法。

　　到此，从各方面分析，结论逐渐明朗：英军从南非战场直接运到天津的“列低炮”就是毒气炮！那么，据此推测，毒气弹首次使用的时间应该是在南非，而不是以前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史的相关资料中有关“英布战争”的记载显示，在南非东部的莱底斯战场上，英军就是使用这种炮毒死了很多敌军士兵，加速了战争的胜利。

　　第三，绿色的气体究竟是什么呢？

　　氯气是一种具有强刺激性的黄绿色气体，大气中低浓度的氯气能刺激眼、鼻、喉。空气中含有万分之一的氯气就会严重影响人的健康。高浓度的氯气会引起人慢性中毒，产生鼻炎、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有的还会过敏，出现皮炎、湿疹等。根据史料记载所描述的情形，八国联军炮弹冒出的这种“绿气”极有可能就是“氯气”。如果氯气浓度极高时，人吸入则有可能马上窒息而死。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弹的史料这样记到述：1915年4月，德军飞机向英法联军投下氯气弹，炸弹落地后，腾起团团黄绿色的浓烟，迅速向四周弥漫。靠近毒气弹的英法士兵纷纷倒下，头晕目眩，呼吸紧张，紧接着便口角流血，四肢抽搐起来，死后的人大多数还保持着生前的姿势。史料上的描写与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列低炮进攻清军后的情况极其相似。由此，不难断定，八国联军在天津使用的就是氯气弹。

　　第四，当年的列低炮如今又下落何方呢？这将是解开谜底最有力的证据。

　　在那次炮攻天津之后，史料中再也没有发现关于列低炮的记载，也没有发现联军使用毒气弹的记载。天津也成为唯一受过列低炮伤害的城市。那么这两门炮究竟去哪儿了？会不会是在战斗中被清军摧毁了？如果不是，那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又怎会没用到这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呢？如果是因为顾忌《万国公法》的约束，那么在天津的使用又怎么解释？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就是被清军炮击摧毁了。

　　这种被怀疑为毒气弹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八国联军的胜利，根据相关专家的考证，毒气炮在天津至少使用了3次。1900年7月11日，是第一次使用的时间。英国“奥兰度”舰准尉G·吉普斯在《华北作战记》文中提到：“星期三（7月11日）凌晨3点，中国人大举进攻车站，决心要攻下它。他们在黑夜中前进，终于到达车站……我们从大沽运来的4英寸（约10厘米——编者注）口径大炮第一次使用上了。”当时，洋人已经顶不住武卫军和义和团针对老龙头火车站的共同进攻。于是，英军就从织绒厂后面向驻扎在陈家沟的武卫左军大营和攻打火车站的清军及义和团施放了毒气弹。绿烟飘来，数百士兵以及尚未分发的600匹战马均无一幸免，铁路旁的义冢堆尸如山。

　　八国联军见中国军民抵抗热情并没有因为巨大的损失而降低，随后又两次使用了特殊炮弹。7月13日至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天津城发起总攻。萨维奇·兰德尔文在《中国与联军》中载：“攻打天津城的战斗发生在13日清晨。联军利用所占有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大炮在日出时就开始射击……两门4英寸口径海军快炮中有一门架在通到西机器局的路上，另一门则在土围子附近……”守城清军凭借城墙高厚的优势阻击，义和团在城下民房中协助，洋人攻城不下，于晚上8点开始撤回攻城士兵，并施放特殊炮弹。

　　最后一次是在8月5日清晨，联军开始向唐家湾的清军前沿阵地发起总攻。一开始怕伤着联军士兵并没有发射，等到在穆家庄、南仓受到清军阻击，退到白庙，渡过河后，英军随即施放列低炮，这种炮弹再次帮了他们大忙。

　　历史留下的4个疑点如今都已经无法拿出最直接最确切的证据，因此，一切的结论都只是建立在种种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会导致士兵死去时的姿势与因毒气弹而死的姿势相似？历史上有关第一次使用“列低炮”的地点是南非而不是中国的记载真的错了吗？绿色的烟雾是不是一定就是氯气呢？最后一点，当年用来发射特殊炮弹的大炮已经再也找不到了，还是从来就不存在呢？这一切都是未解之谜。

　　对日索赔为何失败？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统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中国的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民族感情还是按一般的国际惯例，都有权向战败的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开罗会议后，同盟国各国都把战后对日索赔提上了议事日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加紧系统调查工作。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1945年1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过了《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其中规定：①日本对中国赔款以实物为主；②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害最巨，故对日索取各项赔偿，应有优先权，如盟国实行总额分摊，中国应占日本赔偿总额的50%以上；③凡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公私财产，全部归中国政府，以做赔偿之一部；④日本境内可以充当赔偿之各种实物，应交中国以做赔偿之一部，这些实物包括军需工业及重工业工厂设备；⑤日本每年应将若干原料和产品，在规定期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

　　由此可见，抗战结束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已放弃了向日本索取军费赔偿和以货币支付赔款，所索要的实物赔偿也不是依中国所受损害数，而是依据日本当时的赔偿能力而定。

　　当时有关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国内的实物拆充赔偿，在这一点上，盟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美国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1926～1930年的水准，而其余工厂尽速拆充赔偿，以“复兴东亚工业，监视日本之再起”。国民党政府则拟定了“日本赔偿设备紧急拆迁项目”，拆充赔偿的工厂设备中，中国不应少于50%。因各国争吵不休，至1946年底，拆充赔偿工作仍无法进行。

　　从1946年9月起，国民党政府多次要求美国单独行动，执行先期赔偿。1947年2月14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规定拿出拆充赔偿额的30%，先期分配给中、英、荷、菲四国，其中中国占15%，英、荷、菲各5%。4月8日，《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开始实施。中国共运回三批工厂器材设备。第一批是机床工具类，共7686部，重52034吨；第二批是试验设备类，1960具，重7350吨；第三批是电气设备及剩余设备类，1639具，重19166吨。其中电气设备有1.5万千瓦的蒸汽发电机一套，450千瓦的汽动发电机三套。这三批器材设备从1947年4月底开始分别运往青岛、上海和台湾基隆，至1949年5月全部运完。

　　战后初期，为了抵御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曾竭力扶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例如，在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各国摊赔额时，美国不仅帮助中国取得总额的30%，而且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获的6%也给予中国。

　　时至1947年底，一方面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连遭惨败，日渐颓废，美国失去了对它的希望；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加剧，美国在1947年5月通过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企图以此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影响。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开始考虑日本未来在远东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索取日本赔偿问题已经兴趣不大。于是，美国便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索赔。

　　到了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洛耶尔明确表示要扶持日本，使之成为“防御今后远东方面的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5月，美国政府放弃鲍莱计划，认定日本基本战争能力已被消除，其余工业应予保存，日本工业水准应维持在1936年的水平。过去曾经决定要拆除日本重要工业的3/4，现在只需拆除5种工业。到了1949年5月12日，美国政府竟然片面通知远东委员会会员国，决定停止拆迁作为临时赔偿的日本工厂设备。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只获得先期允诺分给中国15%中的极小部分，约2200万美元，与最初期望的50%及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分配给中国的摊赔额30%相距甚远，赔偿之说已经名存实亡。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仍继续向日本索取赔偿，但态度已不十分坚决。而此时，美国主张各盟国放弃赔偿要求，为的是达到建立反共反华的军事防线，重点扶持日本的目的。1951年初，美国加快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这年3月，英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邀请新中国参加对日和约。5～6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

　　1951年9月4日，美国在中、苏等主要作战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于旧金山与日本政府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在实质上取消了日本的赔偿，由此也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不满。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因没能参加对日和约签署，也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对《和约》取消赔偿一事却表示默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美国为孤立、封锁新中国，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为摆脱困境，便不惜放弃赔偿，讨好日本，以订立和约。1952年4月28日，《台日和约》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台湾国民党当局完全放弃了向日本索取赔偿的要求。就这样，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扶持以及国民党政权自身的软弱无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索赔以失败而告终。

　　张文祥刺马案之谜

　　是为兄弟报仇吗

　　咸丰五年，马新贻任合肥知县，曾疯狂操办团练围剿捻军，一次战斗中马所率团练被捻军打得大败，马新贻也被活捉，这支捻军的头目正是张文祥。当时张文祥有两个结拜兄弟曹二虎和石锦标，曹二虎精于相面之术，他看到马新贻面相极好，为大富大贵之人，又念及捻军内部四分五裂，难成大事，便有借马改换门庭之意。由此，他向张文祥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张文祥起初并不赞成，但一旁的石锦标也赞同曹二虎的意见，认为可以试试看。

　　于是张文祥松了马新贻的绑，设宴款待，并向马道出了归顺之意。马新贻听后大喜，对他们说：“这事包在我身上！福中丞与我私交极好，你们又有武功，只要肯投诚，定会得到重用。今后升官发财，我们共享富贵。”随后还歃血盟誓，打消了三人的疑虑。第二天，这支捻军随马新贻投降。

　　马新贻在上司福济面前将自己如何劝降之事，大大地渲染了一番，决口不提被降之事。福济称赞他能干，并将这支捻军改编成练勇。

　　至于为何发展到刺马，说法就多了。其一，起初，马新贻为了围剿捻军，对这三位兄弟多有重用，大家相处还好。等到马新贻发迹后，怕自己被捻军所缚一事暴露，遂密谋杀死张文祥等人。由于偶然机会，张侥幸逃出，另外二人被杀，张文祥立誓为兄弟报仇，决心手刃负义的仇人，因而才有刺马之举。

　　其二，说是张文祥当时率领着800多名能征善战的兄弟投降后，马新贻密谋将这800余人全部杀死，张文祥侥幸逃走。由此，张与马结下血海深仇，发誓不杀马新贻誓不为人，并远离安徽，苦练武功，最后终于将马刺杀。

　　其三，说是马新贻凭着这三个人建立了山字营团练，并仗着这支队伍在围剿捻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迁升很快。到了同治四年，马新贻已升为布政使。那时山字营裁撤，石锦标回家当了财主，张文祥、曹二虎仍留在马新贻身边，马待他们确也亲如兄弟。

　　不久，曹二虎将妻子郑氏接到安庆。马新贻一次见郑氏生得美貌，顿起歹心。从此，常常变着花样将郑氏骗进藩署，恣意淫乐。张文祥对马新贻奸占朋友之妻的丑行大为不满，便将看到的一切告诉了曹二虎。夜间曹二虎就此事质问妻子，郑氏大哭大闹，矢口否认。

　　半个月后，马新贻派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徐黱处领军火。张文祥担心曹二虎的安危，决定与他同去。二人到了总兵衙门驻地后，张文祥留在客店里等曹二虎，曹二虎前去衙门投文。曹二虎刚刚递上公文，只见寿春镇中军官大声喝道：“把曹二虎捆将起来！”曹二虎大吃一惊，忙问何故，中军官说：“有人在马藩台那里告发了你，说你暗通捻匪，领军火实为接济他们。马藩台让我们以军法从事。”

　　等到张文祥赶到时，曹二虎已被绑到市曹斩首。张文祥埋葬二虎后，发誓为二弟报仇。从此远离马新贻，苦练武功，寻找行刺良机，最后终于为兄弟抱了仇。

　　总的来说，这一说法多把张文祥和马新贻混为一谈，说他们起先是结拜兄弟，后来马忘恩负义，遂被极讲道义的张文祥杀死。该说多为文学作品、小说、电影等采用，可信度不大。

　　是被收买的刺客吗

　　关于张文祥刺马一案，后来又有了一个比较离奇的说法，说张文祥是受当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所指使刺死了马新贻。

　　丁日昌的独子丁蕙蘅，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20多岁了连个秀才也没考中。丁日昌没有办法，花费大量银子给他捐了个监生，接着，又花费二万两银子，给他买了一个候补道的官职。这样只要哪处道员出缺，丁蕙蘅便可走马上任了。

　　谁料，这个不争气的丁蕙蘅在候职期间，嫌住在苏州由父亲管辖诸多不便，便带着妻妾和几个家丁来到江宁城，在秦淮河边置办了一栋楼房居住下来。某天由于在一家妓院，争风吃醋，指挥家丁将一扬州富商之子乱拳打死。丁蕙蘅眼看闯下大祸，塞给鸨母两百两银子，要她收殓死人送回扬州，自己偷偷地溜出了江宁城。

　　哪知这个扬州富商也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虽知死于巡抚公子之手，可是气愤不过，仗着有钱，非要讨个公道不可。于是，他一面大张旗鼓状告两江总督衙门，一面又暗中送给马新贻五千两银子。

　　马新贻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他左右为难：如果不理会，人命关天，富商交际甚广，江宁不予受理，他可以上告都察院、大理寺，最后还得追查自己的责任，且五千两银子也得不到；要是受理，事关丁日昌，得罪不起，特别是同僚之情，面子上很过不去。思来想去，他还是受理了。马新贻把丁日昌叫到江宁，共同商议此事，最后决定：打死人的家丁各打一百板，选一人充军，赔偿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蘅的候补道之职。

　　这样处置，扬州富商勉强同意，一场人命案由此了结。对此，丁日昌自然极为气恼，一方面闹得人声鼎沸，丢人现眼；另一方面苦心为儿子捐的官职也泡了汤，于是，将不争气的儿子痛打一顿，关在府中不许出门。

　　丁日昌奉旨到天津办案后，丁老太太见孙子可怜，便把丁蕙蘅放了出来。丁蕙蘅把一腔怒火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认为是他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恼恨之余，他拿出三千两银子收买亡命天涯的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

　　这种说法，在当时影响极大，有的干脆说是丁日昌因儿子人命案，被马严办，不留情面，因此怀恨在心，派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

　　为此，丁日昌还专门上折子奏明太后、皇上，申明此事来由，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请求处分。同时也为自己和儿子申辩。

　　不过，这一说法明显牵强，丁蕙蘅买通张文祥，证据何在？且张文祥的招供中也丝毫未涉及此事。由此，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也不大。

　　是为国除害吗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离奇。

　　马新贻是回族人，从小就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是山东菏泽县回人的头领，与新疆回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安徽就职期间，马新贻缴匪（太平军、捻军）所用的火银粮饷就是新疆回民资助的，因此他才得以一路高升。后来，在剿灭浙江沿海匪盗时，马新贻仍然得到了新疆回民的支持。所以，马新贻对新疆回部一直心怀感激。

　　在马新贻兵营，有一个和马新贻同乡的卫兵，名叫徐义，很得器重。但他曾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与张文祥也很有交情。后来，因太平天国积弊太深，二人心灰意冷，于同治二年，趁宁波失守之机逃出了太平军。之后，徐义投靠了马新贻，张文祥回到了宁波。

　　同治四年，马新贻率部来到浙江，张文祥便专程来到杭州拜会徐义。饮酒期间，徐义长叹人心不测，并向张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新疆回王给马新贻发了一份诏书，说回部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将东下。而浙江一带的征讨任务就由马新贻负责。马新贻得诏后表示愿意承担此大任。当时，张文祥听后大骂：“真是个逆臣贼子，我要诛之而后快。”

　　说归说，几天后，张文祥又回到了宁波老家。他在宁波经营一盘小押店（小当铺），专门为小户人家提供服务，所以小押店生意极为冷淡。可是，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后，又宣布取缔小押店。张文祥大为恼火，“这个贼子简直是不让人活命！”又想起徐义说的话，便决意杀掉马新贻，为国家除害。

　　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才有了张文祥校场刺马一幕。

　　这一说法可能源于回民多姓马，从而以讹传讹说马新贻是回人，有谋反之举，把张文祥说成了杀死谋反叛将的英雄，反映了民间对刺马案的立场。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证据，实不可信。

　　为了同伙在东南的发展吗

　　陈功懋先生在《张文祥刺马新贻真相》一文中披露，张文祥刺马是为了擒贼。

　　陈先生的祖父号镜题，当年曾随马新贻到江宁襄办文案。司道会审张文祥时，又参与录供研讯，对内幕知之甚详。这篇文章就是陈先生参阅了祖父大量有关刺马案的笔记等撰写的，真实性较大。

　　书中记载：咸丰初年，张文祥在皖北捻军中担任小头目，屡次与练勇清兵作战。马新贻任合肥知县后，统率练勇清兵疯狂镇压捻军，由于马手腕灵活，诡计多端，捻军吃过他不少亏。

　　咸丰八年，捻军联合太平军一度攻克庐州府城（今合肥），马新贻全军溃散，马新贻本人和他的随从时金彪均被俘虏。而俘获他们的正是捻军小头目张文祥。当时，张文祥在察点俘虏时，讯知时金彪也是河南人。时金彪诡称自己参加团练并非出自本意，而是被逼迫使然，并且为时不久。张文祥念同乡之情，纵之离去。时金彪自己被释，跪谢文祥的同时，又称马新贻姓张，是他的朋友，请求张文祥将马一同予以释放。张文祥并不认识马新贻本人，听时金彪这样说，未经细审，又见与本人同宗，也就一并释放了。

　　马新贻死里逃生后，对时金彪自然十分感激，而对自己被俘一事，则守口如瓶。因为守城官员失陷城池，被俘失节，在当时不但前程全毁，还要受到朝廷最严厉的处分。马新贻对上司慌称这次是中“贼”埋伏，误失城池，丢失印信，因此只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并很快官复原职。

　　再说张文祥，他虽在捻军中作战英勇，屡立奇功，可是由于本人桀骜不驯，又系外省人，捻军多为本地农民，对其多有排挤，正如他自己所说“战功甚多，地位甚小”。其后，在一次战斗中，捻军又受到一次重创，张文祥愤而离开捻军，跑到浙江宁波，寻找往日的兄弟邱材青等，准备另竖一帜，自作首领。太平军到浙江宁波时，张文祥又投入了太平军，转战各地。

　　同治三年九月，在太平军攻克漳州城时，张文祥再次俘虏了到福建公干的时金彪。张觉其面熟，经过盘问果系庐州时放走的同乡，问其何以在此？时金彪撒谎说那次被俘释放后，即逃出合肥在外做小贩度日，这次来漳州采办漆器，运浙贩卖。张再次信以为真，给予路费放之使离去。

　　同治四年冬，张文祥离开太平军回到浙江，准备联络浙江、江苏、山东一带的兄弟，实现自树大旗的夙愿。回到宁波后，才知道南田山寨却在数月前已被攻破，张文祥哀伤不已。一天在茶馆中，他碰巧遇到了龙启云，才了解到别后的情况。听龙介绍：浙江巡抚马新贻自到任后，专门与他们海上兄弟们为仇，曾两次派兵勇围打南田石寨，均被打退。当地有一个同伙叫吴炳燮，原系宁波一无赖，在太平军到宁波时曾投奔南田入伙，龙启运、张文祥亦都相识。太平军退后，吴炳燮在宁波开一烟馆，暗中为南田石寨作眼线。马新贻有个弟弟叫马新祐，人称马四爷，常到吴炳燮烟馆抽烟，趁机打探“海匪”踪迹和南田石寨情况。吴炳燮遂起了歹心，想趁此“立功”，就背叛了南田。于是，一夜，吴炳燮以有急事求见寨主，夜间喊开寨门，率领官兵攻进了南田石寨。邱材青力战被擒，遇害，同伙战死和被杀者二百余人，大寨全部被焚。只有龙启云、陶湘国等人逃出，因怕吴炳燮捉拿，宁波城也不敢常来。

　　龙启云还告诉张文祥，吴炳燮出卖南田石寨后，得了一笔奖赏，又去新市骗走了张文祥之妻罗氏，现住在杭州。张文祥听后极为气愤，决心收复南田，为邱寨主报仇。数月后，张文祥与龙启云、陶湘国等收集南田旧部百余人，分批乘艇出海，联络活动在闽、浙、温、台沿海的“海匪”及太平军余部，拟大举收复南田。并在海门洋面乘机全歼黄岩总兵刚安泰、游击蔡凤占率领的巡逻船队，掠走船只20余艘。

　　浙江巡抚马新贻得报后，调集大队兵勇乘艇出海追捕，与张文祥等战于舟山海面。由于一些帮派见来敌凶猛，乘机撤退，文祥部力战不支，损失惨重，收复南田的计划落空。后马新贻又亲至沿海巡视，加强了沿海的防剿缉捕，特别是马兼摄盐政，对私枭亦严行缉捕镇压。而私枭多系张文祥同党，这一举措使得分伏在沿海的张文祥同伙们欲加举步维艰，难以生存。

　　张文祥后又听说苏浙边界尚有太平军余党、盐枭以及哥老会兄弟活动，便欲前往投奔。孰料，尚未计议妥当，马新贻又联合江苏省派兵突然进剿，全歼该处“枪匪”，擒杀者达100余人。至此张文祥感到若不除掉马新贻，东南诸省断无同伙立足发展的机会。

　　经与龙启云、陶湘国密谋之后，张文祥决定“擒贼先擒王”，主动请缨，亲自手刃马新贻。随后，张文祥一直寻机行刺，一次马出巡至宁波，张曾以结发妻被骗为由，拦舆喊冤，拟趁机行刺，由于马护卫森严，只好作罢。后来张文祥决定到杭州寻找行刺机会，同时也寻找吴炳燮下落。

　　在杭州，张文祥不期遇到了时金彪，时为了报答张文祥两次救命之恩，坚请与张结为兄弟，并请他住在衙门，天天以好酒好菜相待，无话不谈。张文祥谈到妻子罗氏被吴炳燮骗逃，听说吴与马四爷要好，其人当在杭州，请时金彪代为打听。

　　当张文祥说出妻子的年龄、相貌时，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吴炳燮曾通过马四爷向金夫人（马新贻之妻）推荐了一个娘姨，也是姓罗，年龄、相貌与张所说的罗氏相仿。这个娘姨数月前已被马大人收为第三个姨太太。时金彪自然不敢实说，只说代为打听。

　　一次，酒过数巡后，张文祥向时打听马新贻过去做官情况，时金彪一时不慎透露出了当年合肥被俘真相，说当年同时被他释放的那个姓张的，正是当年庐州知府现在的抚台马新贻。张闻后又惊又恼，想不到恩仇如此巧合，十分恼恨当年竟犯下这样大错，亲手放走了仇人。

　　期间，张文祥想到了一个接近马新贻行刺的机会，让时金彪待马大人回来时，说明庐州被俘之事，请马顾念恩情，赏自己一个前程，在衙门里求一个差使。然而，时金彪说马新贻面善心狠，杀人不动声色，他最忌讳被俘一事，这样做怕不仅得不到差使，性命也难保。张文祥只好作罢。

　　数日后，时金彪赴江宁公干，张亦离开了抚署。马新贻在回籍返浙途中，又奉旨调补两江总督。此间张文祥曾回宁波一次，后回到新市暂住。同治八年八月张来到江宁城，伺机下手，这时时金彪已随李宗羲到山西抚署当差去了。张到督署附近徘徊，看到了墙上贴有每月二十五日考课武弁的总督榜文，于是决定趁机下手。

　　从这种说法来看，张文祥并非为了个人私怨而杀马新贻，主要是为了同伙在东南的发展，也为诸兄弟报仇。就他个人来说，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被马新贻纳为了三姨太，只知道成了马的侍女。至于庐州放走仇人之事，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案情确实复杂，新仇旧恨交织，阴差阳错间张文祥也算是为自己，“为天下人除此恶贼”。

　　这一说法为陈先生根据先祖笔记等整理而成，在诸多刺马缘由中是相对较为可信的。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马新贻支持洋人，疯狂镇压各地乡民起义，引起了朝中清议派的反对，因而派张文祥刺杀了他。或者说张文祥就是因为马新贻霸占了自己的妻子而刺马等等。总的来说，张刺马缘由说法众多，也都各有道理，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哪种说法最为可信？目前尚无定论。

　　为何草草了案

　　张文祥刺马案涉及多方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或者维护各方体面，最后几经会审，仍以“海盗挟仇报复”为名定案。

　　首先，马新贻早年被俘一事，如果照实上奏，不但会使马死后声誉扫地，更会贻笑天下，有损清廷威严。另外，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纳张文祥之妻（或者霸占所谓的曹二虎之妻），霸占民妻之嫌明显，这无论如何难以上奏。张文祥在被审讯时，曾在供词中说：“早知当年俘虏的是马贼，当时就该杀了他，决不会让他活到今天。”张之万、魁玉在单独提讯时金彪时，时也招供了马新贻庐州被俘以及娶张文祥之妻的经过，可见这两件事着实不假。不过，在大审时，时金彪与张文祥对质，时全改原供，对马被俘和罗氏一事只字未提，只说自己在漳州被俘时，结识张文祥，张念同乡之情，予以释放。这也许是审讯前就特意安排好的。

　　其次，张文祥在供词中说：“我受天下人主使，为天下人除害，杀此恶贼。”又说，马新贻杀害他们难以计数的兄弟，破坏他们大事，尤为可恨，天下人都可以杀他。由此可以看出，这绝非挟私怨致此。而曾国藩等之所以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推说成个人私怨，据说是因为当时太平天国初被荡平，清廷尚怀余悸，曾氏不愿以此震撼朝廷，激起他变。再者，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和左宗棠曾迭奏“江南余孽，早已肃清”，如今又出此大案，如果据实上报，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因此经过幕僚研究，仍以“海盗挟私报复”定案，以求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正是在这种大事化小思想的指导下，审讯档案中，把有关马新贻的不利证词全部删改，只留下私怨所致的有关情节。对马庐州被俘以及纳罗氏为妾之事，多为隐瞒。一桩惊天大案，就这样被草草了结，历史真相也被长期掩盖。许多大官僚，如曾国藩、杨昌浚等还纷纷上书奏请恤典，清廷也就迭谕褒扬，马被赐谥“端敏”。几个地方还建立了专祠以示纪念。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牵涉了多少官员？

　　清代民间一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所奇不在案情，而在于这一案件的审判经历了太多波折，牵涉到的官员为数众多。等到最后结案时，被处革职以上的官员就达十多位，处罚较轻或已病故的，及作伪证的官员的数目加起来则无法统计了。

　　案子发生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十一日，在浙江省余杭县，民妇葛喻氏向县衙状告媳妇毕秀姑毒死丈夫葛品连，该案的审理由此开始。知县刘锡彤接案时，恰逢秀才孙竹山来此闲谈，从他的口中，刘锡彤得知葛、毕夫妻不和，经常争吵，加上葛家曾经租用过举人杨乃武多余的房屋，因而毕与杨来往密切。毕秀姑十分美貌，皮肤白皙，常穿一件绿色衣褂，人称“小白菜”。事发之前，就有他俩私通的传闻了。刘锡彤听说以后，主观上就认定这是一起奸杀案。但是毕、杨二人本来并没有奸情，他们一有机会就往上申诉。于是，这么一件原本普通的案件开始经由县、府、省和钦差大臣审理，在此过程中，案犯亲属几经上告，数十同乡联名书奏，朝内朝外对此案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该案变得益发复杂。最后，还惊动了朝廷，多次下旨重审。到结案为止，该案审理历时达三年零四个月。单从审理的反复曲折、涉及的面及审理的时间来看，此案涉及的官员就不会少。结案后，刑部开始追查承审官员的责任，将全案过程归纳为：葛喻氏怀疑请验、沈杵作误验中毒、刘锡彤刑讯逼供、葛毕氏受刑屈招……杭州府草率定案、浙江省依报照结、胡瑞澜回护同僚……

　　清东陵浩劫的罪魁是谁？

　　1928年7月4日至7月10日间，清东陵发生了最为惨重的浩劫。据当地老村民回忆，由于事前的军事封锁，大家都不敢出门，只听到陵区内炮声隆隆，还以为是剿匪或者军事演习。可是等到一切平静下来，有大胆者进陵，才发现皇陵被盗了。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太后定东陵地宫被炸开，现场一片狼藉，墓中富可敌国的珍宝被洗劫一空。

　　清东陵发生的惊天掘墓开棺案被报道后，舆论立刻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要求严惩凶手，保护文物。清室遗老们更是义愤填膺，悲痛欲绝，溥仪号啕大哭，发誓报仇。那么究竟是谁，犯下了这令国人至今痛惜不已的弥天大罪呢？

　　相信今天的人们，大多都通过书籍、影视等作品了解到，是一个叫孙殿英的军阀盗掘了皇陵，这个人也因此留下了“东陵大盗”的万世恶名。然而查阅史料却发现，当时孙殿英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庭的传讯和起诉。孙殿英在东陵案发后还曾宣称，那是土匪盗陵，自己所率部队得到的珍宝完全取自土匪手中。

　　难道真有另一支土匪盗取了皇陵，孙殿英只是坐收渔翁之利？直到今天，在谁是真正的盗墓者这一关键问题上，就是研究清东陵的专家们也时常陷入困惑。东陵罪魁是否还另有其人？孙殿英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是如何被后人定为盗陵元凶的？最后又怎样逃脱了惩罚？这中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惊天内幕？

　　孙殿英，河南永城人，名魁元，一般也叫孙老殿，因为出过天花满脸麻子，也有人叫他孙麻子。此人出身贫寒，自幼就跟流氓地痞鬼混，出入赌场，精于赌技。年长后更是不务正业，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开设赌局，贩卖毒品，坑骗钱财。后来孙殿英又加入了豫西的庙道会，利用该组织贩运鸦片，制造“红丸”，大发横财，并购买枪支，纠集徒众，发展势力。1922年，孙投靠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委为机枪连连长。依仗丁的权势，大肆贩毒。1925年春，孙又投靠镇嵩军憨玉昆任旅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军长。同年秋，又率部投靠山东督办张宗昌。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奉军大败。原属奉系的孙殿英接受蒋介石收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进驻河北东陵附近。正是在孙部驻防期间，清东陵迎来了这次惨重的浩劫。

　　不过，由于事前孙殿英发出告示要在此地进行军事演习（也说是剿匪），清东陵方圆数十里内全部戒严，没有人知道盗墓者的来龙去脉。东陵盗案发后，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负有管辖权责的平津卫戍区总司令阎锡山下令严查。起初各方对盗墓者的猜测众说纷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而这其中首先把矛头指向第十二军的是一个叫和钧的满族守陵官员。

　　和钧奋笔疾书向溥仪报告了东陵被盗后的惨状，同时指出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就驻扎在东陵附近的遵化，很可能是这支部队看见陵内守护形同虚设，从而监守自盗。不过这个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真正让人们对第十二军产生怀疑的是随后又发生的一件事。

　　这年8月的一天，北京琉璃厂规模最大的古玩铺“尊古斋”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携带了一批罕见的绝世珍宝，并急于出手。后得知，这位涉嫌销售东陵珍宝的神秘男子正是第十二军的师长谭温江。

　　这一事件被报道后，舆论再次哗然，人们自然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身为谭温江顶头上司的十二军军长孙殿英。

　　面对这种情况，1928年七八月间，孙殿英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发出了一系列报告文电，解释了这些珍宝的来龙去脉，详尽记载了东陵被盗前后十二军的换防调动情况，并着重指出：应乡绅之请求，派部剿办盘踞马兰峪之悍匪马福田，这一仗剿获战利品若干，列出清单上缴。从清单上看，这些从土匪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大都是十分贵重罕见的珍珠翡翠。

　　在偏远贫瘠的遵化马兰峪，这些珍宝来自何方？显然出自地下皇陵。据考证，北伐战争后期，原来占据东陵的奉军溃退关外而国民革命军尚未到来之际，东陵地区散兵游勇、土匪、强盗活动频繁，这其中确以土匪马福田势力最大。

　　马福田是清东陵东沟村人，早年就是一名土匪，专靠“绑票”过日子，后来投靠奉军当了团长。奉军败退后，他又纠集散兵游勇做起了土匪。对于马是否盗陵，今天有关专家分析：“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东陵盗案发生18年后的1945年，马匪又窜回东陵，把当时没挖的几个陵盗掘了。”但是这次东陵被盗是否是他所为，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当时清东陵被盗案情况复杂，土匪盗墓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孙殿英的报告立即发挥了作用。与此同时被捕的谭温江也一直否认自己参与过盗陵，关于珍宝来源，他也解释是缴获自土匪。因为查无实据，案件的审理一时陷入僵局。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同年8月4日，在驶往青岛的一艘名叫“陈平丸”的轮船上，青岛警察厅抓获了两名逃兵，从他们身上搜出36颗珍珠，还有国民革命军第12军的标志。经过一番审讯，一名叫张歧厚的逃兵承认参与了东陵盗墓，从而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孙殿英。

　　当时的报纸记载了张歧厚的自供：“今年五月（公历7月）间……由军长（孙殿英）下命令，教工兵营用地雷将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坟炸开……我这三十六颗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坟里拾的。我因当兵不易发这些财，再跟着队伍打仗去也无益，所以才由杨各庄偷着跑到天津卖了十颗珠子，卖了一千二百元钱……”这是第一份直接指证孙为盗墓嫌疑人的重要证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催促平津卫戍区总司令阎锡山尽快破案。1928年11月，当时的四大集团军首脑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高等军法会来会审此案，东陵盗墓案真相一时大有水落石出之势。

　　对此，不仅清皇室，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翘首以待，期望能够早日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交代。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备受关注的案件，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见下文。

　　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东陵被盗将近一年后才开始预审，经过匆匆一个半月的审理后，高等军法会在6月中旬，宣布了预审终结，结论是：东陵盗案系遵化驻军勾结守陵满员，盗墓分赃。对于所谓的“遵化驻军”是哪支部队？幕后主使究竟是谭温江还是孙殿英？判决草案模糊不清，含糊其辞。

　　按照程序，高等军法会将“预审判决草案”的全部卷宗，呈交南京国民政府，静候最高当局的复核、宣判和执行。然而，案卷上报后却再也没了下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时无论是阎锡山还是蒋介石都是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双方的军事大较量即将展开。而孙殿英手握一部分兵权，是双方都力争拉拢的对象。因此，谁也不愿意得罪孙殿英。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孙殿英见反蒋势力强大，再次易帜，投靠冯玉祥和阎锡山集团，被羁押在阎锡山辖区北平陆军监狱的谭温江也获得释放。这个东陵要犯，正如当时一家报纸所言“不知何故又将其释放”，自此东陵盗案不了了之，成为民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定东陵被盗文物不计其数，许多文物已经无法追回。

　　1949年后，曾在孙殿英身边任参谋长的文强回忆，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帝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帝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帝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其中的）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这段记载也许回答了清东陵盗墓案最终风平浪静的又一原因和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更成为今天人们判断孙殿英是盗陵主谋的引用最广的证据。除此之外，有关学者还从民国时期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一份档案中曾提到在乾隆帝裕陵地宫内发现一个军用铁尖锄，还有带着黄色炸药痕迹的墙砖碎块。另一份档案记载，案发后，当地百姓曾经看见第十二军的士兵到集市上，许多人裤脚沾满白灰。这个奇怪的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认为由于东陵地宫为三合土夯成，地宫渗水，地上积满白灰浆，这正好表明了第十二军盗墓是实。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学者们认为尽管不能怀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武断谁是真正的东陵大盗，但孙殿英无疑仍是最大的嫌疑人。

　　清东陵神秘的地宫是怎样被打开的？

　　众所周知，历代皇陵都修建得固若金汤，甚至传说地宫还布满机关暗器。清东陵裕陵是乾隆皇帝的陵寝，修建于清朝最鼎盛时期，耗银两百多万两，遍选天下精工美料，陵墓美轮美奂，坚固无比。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建于清末，工程前后耗银二百二十七万两，持续14年，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陵墓金碧辉煌，奢华程度连皇宫紫禁城也难以匹敌。皇陵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高高封土宝顶下的地宫，那是安放帝后棺椁的地方。但据资料记载，陵墓的地宫“系用尺厚四尺纵横之玉石十三层建筑砌成。墓门三层，其外层门，系用尺余厚之玉石制造，第二、第三两层，系铁质包金者，墓门内又有数千斤重之石球，由门外用巨绳牵引，使其自动滚入门后之深槽内封锁盗墓者。至墓门外更有五尺厚墙一堵，以资掩护”。因此，如果不能准确地找到入口，要想进入地宫是相当困难的。由此，我们不禁疑问，当年东陵盗墓者是如何进入地宫的？

　　从陵墓被盗后拍摄的照片看，起初，匪兵们确实不知道地宫入口在哪里，而是遍地乱挖，宝顶上、配殿外、明楼里，都留下了他们挖掘的痕迹。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找到入口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盗墓者找到了当时建造陵墓的知情者，在其帮助下找到了入口。有的书上是这样叙述的：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这个地保是个40多岁的小地主，听说是要为盗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浑身发抖，但又不敢得罪这个军长，只好说：“陵寝面积这么大，我也不知道入墓穴的具体位置，还是找几个附近的老旗人问问吧！”孙殿英一听，立即派人抓来了五六个老旗人。但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地宫入口，孙殿英以为他们不说实话，开始还好言哄劝，渐渐失去耐心，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般折腾，不大一会就死去两个，有一个实在受不了这罪，说出离此地10多公里有个姜石匠，曾参加过修筑陵墓，兴许还记得地宫入口的位置。

　　这个姜石匠是否知道地宫入口呢？我们知道，古时修筑皇陵，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入口，封墓的工匠往往都被处死，不会留下活口。如果姜石匠参与了封闭陵墓最后一关封闭隧道，他有活下来的可能吗？当年慈禧太后入葬时，的确有81人被留下封闭墓道，并被告知完事后从另一隧洞出去。工匠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姜石匠也在其中，但是他却不想就这么死了，因为他都40多岁了，几天前才听说老婆给他生了个独生子，他可不想连儿子都没看上一眼就死了。他正胡思乱想间，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恰巧被他自己搬的石头砸在身上，当场昏死过去。监工见他半天不醒，断定这家伙已经死了，就让人把他扔到了荒山上。谁知这个石匠命大，半夜时分就醒过来了。他见自己不在墓地里，连高兴都忘了就拼命跑回了家。

　　得到姜石匠知道地宫入口的消息后，不顾深更半夜，孙殿英马上命人把姜石匠“请”到东陵。姜石匠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他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太后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姜石匠知道是怎么回事后，吓得跌坐在椅子上。姜石匠想，我怎么能做这种缺德事呢？孙殿英用元宝、金条来引诱，姜石匠还是一言不发。孙殿英很不高兴，真想大刑伺候他一番，可是，他又一想，如果这个笨蛋经不住折腾，没了小命，我不就找不到墓道入口了吗？于是，他眼珠一转，把桌子一拍，对着姜石匠骂道：“妈的，给你脸你不要脸，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姜石匠一听这话，扑通一声跪倒地上。第二天，姜石匠乖乖地帮孙殿英找到了墓道口。

　　故事也许不可信，不过当年调查东陵盗案的国民政府接收委员会主任刘人瑞曾经接到报告：当时盗墓部队挖掘时，有人看见有两名白胡子工兵在现场。工兵中可能有这么大岁数的吗？刘人瑞当时就怀疑这二人可能是当初筑陵时的工人。今人分析，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按照古制，东陵周围几个村庄住着的都是守陵人的后代，不排除会有个别当年参加或者目睹过建陵的幸存者，盗墓部队很可能找到了这类了解内情的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负责皇家陵寝建筑事务的机构样式房保存有大量陵寝设计施工时的图纸、烫样，这些资料清楚地记录了清东陵的结构秘密。清帝退位后，样式房随之衰落，这些曾经属于清宫秘档的物品，随着样式房工匠们的四散谋生，而大量流落到民间。由此，当年的匪军可能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施工图纸，从而最终顺利找得了地宫入口。

　　当然，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已经无法知道，但不管怎样，盗墓匪兵们最终还是进入了地宫。今人可以想象，由于害怕传说中的暗器，走在这阴森恐怖、霉臭刺鼻的斜坡甬道上，士兵们肯定是精神高度集中，相当害怕。东陵被盗后，当地留下一些传说，其中就有盗陵士兵死于地宫的。有人说是胆小吓死的，有人说是争抢财宝自相残杀，还有说士兵中墓中的暗器死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清东陵终于在盗匪们的贪欲下，惨遭破坏，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重创！

　　清东陵有多少珍宝被盗，如今流落何方？

　　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和乾隆帝的裕陵这次被挖掘盗走了多少稀世珍宝，成了永远的历史之谜，我们只有通过一些相关的资料管中窥豹，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慈禧太后生前，地宫刚修好之时，就有大量殉葬物品陆续放入，直到慈禧太后入葬关闭地宫为止。

　　这些珍宝本身的材质就已价值连城，其所包含的艺术价值更是无法估量。比如翡翠西瓜，青皮、红瓤、白籽黑丝；翡翠甜瓜，有白皮黄籽粉瓤的，有青皮白籽黄瓤的。又比如玉藕，藕上有污泥，且在节处生出绿荷花，开出粉红荷花。这些珍品件件巧夺天工，总价值无法估量，说其可以富国毫不夸张。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国家强盛，文化繁荣，乾隆帝本人精通书画诗词，酷爱金鼎玉石陶瓷。在他死后，他生前喜爱的那些物品大多陪葬入地宫。不过，由于史料记载有限，我们已经无法对这些宝物一一历数。其中的书画、金鼎玉石、瓷器等等，宝物之多、价值之大不可计数。史料记载，孙殿英从地方强行征集了30辆大车。后人推测这些车就是用来运送东陵珍宝的。

　　孙殿英率部离开后，听到风声的散兵游勇和土匪一起奔向东陵，他们很快扒开地宫入口，蜂拥着钻入地宫，将剩余的珠宝洗劫一空。

　　那么，这些价值连城的珍宝最终流落到了什么地方呢？珍宝的命运大致有四：一部分被孙殿英用来四处行贿，落入了当时一些权贵之手。比如前面已述的，送给戴笠、蒋介石或何应钦、宋氏兄妹、孔祥熙夫妇等。另外，孙殿英的上司国民党陆军上将徐源泉，也接受了孙的大量贿赂，甚至还传言徐在湖北汉口附近的仓阜镇上修建的徐公馆地下还埋藏有一部分珠宝；一部分被孙部下瓜分，比如前面提到的张歧厚，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地宫被盗后还从里面拣到了46颗珠子。那么，可想而知孙部的其他官兵们也自然人人有份。这些珠宝或者被变卖或者流落民间，下落不明；一部分珍宝被变卖或走私到国外，比如上面提到的师长谭温江就试图把大批珍宝变卖到琉璃厂古玩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花絮，当时变卖东陵珍宝的交易相当活跃。据记载，东陵珍宝被盗的消息也刺激着北平天津一带颇为兴盛的古玩业的老板们。当时，小小的遵化县城几乎住满了一些“形迹诡秘”的生意人，这些人都是闻讯前来寻宝和购宝的古玩商。由于这些交易都是在极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交易双方都秘不外宣，从而造成东陵珍宝的大量流失。比如1928年8月14日中央日报有则新闻，天津警备司令部又在海关查获企图外运的东陵文物，计有35箱，内有大明漆长桌一张、金漆团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猎人、瓦魁星、描龙彩油漆器、陶器等，系由某古董商委托通运公司由北平运到天津，预备出口，运往法国，价值2.2万元。同时，在遵化还截获了所谓国民政府内务部接收大员宋汝梅企图携带的铜质佛像24尊，以及乾隆帝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等。当时有关东陵珍宝的这种报道屡见不鲜；孙殿英向上司徐源泉上交的两箱珠宝，有史料记载，东陵盗案曝光后，徐源泉未敢全部私藏，而是由北平卫戍司令部出面，把它们存入大陆银行，当时还曾请古玩专家进行鉴定何为乾隆帝葬物，何为慈禧太后葬物。后来随着高等军法会审理的不了了之，这批文物送到何处去就不知道了。有说当时被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但后来随着抗战和内战的相继爆发，这部分文物究竟被送到了台湾还是留在了大陆，就弄不清了。

　　总的来说，这些无价珍宝最终被弄得七零八落，不知去向。

　　慈禧太后墓中珍宝知多少

　　清内务府的《孝钦后人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对慈禧太后墓中的珍宝有着详细的记载：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在地宫安放了金花扁镯一对，绿玉福寿三多佩一件，上拴红碧瑶豆三件。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日（1886年4月5日）在地宫中安放红碧瑶镶子母绿别子一件，红黄碧瑶葫芦一件，东珠一颗，正珠一颗，红碧瑶长寿佩一件，正珠二颗。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3月19日）在地宫安放正珠手串一盘，红碧瑶佛头塔，绿玉双喜背云茄珠坠角，珊瑚宝盖、玉珊瑚杵各一件，绿玉结小正珠四颗。黄碧瑶葡萄鼠佩一件，上拴红碧瑶豆一件。红碧瑶葫芦蝠师一件，上拴绿玉玩器一件。绿玉佛手别子一件，上拴红碧瑶玩器一件。红碧瑶双喜佩一件，上拴绿玉一件。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日（1902年4月17日）在地宫安放白玉灵芝天然小如意一柄，白玉透雕凤龙天干地支转心璧佩一件，红碧瑶一件。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1908年11月5日）在地宫安放金镶万寿执壶二件，共重一百九十七两七钱一分，上镶正珠四十颗，盖上镶正珠六十颗，米珠络缨一千零六十八颗，真石坠角。金镶珠石无疆执壶一件，共重九十一两六钱，上镶小红宝石二十二件，底上镶小东珠二十颗，盖上镶碎东珠二百零四颗，米珠络缨五百三十四颗，真石坠角。金镶珠石无疆执壶一件，共重九十三两七钱，上镶小宝石十六件，底上镶小东珠二十颗，盖上镶小东珠二百零四颗，米珠络缨五百三十四颗，真石坠角。金镶真石玉杯金盘二份，每盘上镶东珠二颗，共重六十六两五钱五分。金镶珠杯盘二份，每盘上镶东珠八颗，杯耳上镶东珠二颗，共重六十八两三钱二分。雕通如意一对。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在地宫中安放金佛一尊，镶嵌大小正珠、东珠六十一颗。小正珠数珠一盘，共二百零八颗。玉佛一尊。玉寿星一尊。正珠念珠一盘，计珠二百零八颗，珊瑚佛头塔，绿玉福寿三多背云，佛手双坠角上拴绿玉莲蓬一件，珊瑚古钱八件，正珠二十二颗。正珠念珠一盘，计珠二百零八颗，红碧瑶佛头塔、镀金点翠，镶大正珠，背云茄珠，大坠角珊瑚纪念蓝宝石，小坠角上穿青石杵一件，小正珠四颗，镀金宝盖，小金结六件。正珠念珠一盘，珊瑚佛头塔，背云烧红石金，纪念三挂，蓝宝石小坠角三件，加间小正珠三颗，珊瑚玩器三件，碧玉杵一件。雕珊瑚圆寿字念珠一盘，计珠一百零八颗。雕绿玉圆寿字佛头塔，荷莲背云，红碧瑶瓜瓞大坠角上拴白玉八宝一份，珊瑚豆十九个。珊瑚念珠一盘，碧玉佛头塔，背云红色，纪念三挂，红宝石小坠角三件，催生石玩器三件。

　　这些都是慈禧太后生前明记在案的地宫殉葬物品，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慈禧太后死后，随之入殓的物品更多、更珍贵，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是慈禧太后的贴身侍卫，熟知内情，在《爱月轩笔记》中详细记着：

　　“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丝所制、镶珠宝之锦褥一层，厚约七寸。褥上覆绣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好，始将太后抬入。后置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十八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经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旁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一百零八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等宝物共大小二百件。后身左旁置玉藕一支，上有荷叶、莲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珠网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件，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 中国历史全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