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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女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妇女未经什么“妇女解放运动”，总体迅然“现代”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女孩到大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体意识”明显亢扬。这里所言之“现代”，非指素质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说与时代物质水平并驾齐驱的潮流意识。

　　某次我在摊床买水果，卖水果的四十几岁的农妇让我等会儿，并问“忧愁”二字怎样写？——她在发手机短信。斯时我还没用手机，更不晓得怎样发一条短信。那手机看去很糙，估计是山寨版，据说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从前的农村人，不论男女，从南到北，愁只说愁，大抵前边是不加“忧”的。愁乃日常语，“忧愁”可算是文词了。

　　还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适逢小学放学，见一四五年级男孩跟随一女孩，央求她将QQ告诉他。我不上网，但也知道他说的是网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么情愿。

　　男孩竟说：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一个霸王杀毒软件！

　　听小学生们说QQ，说杀毒软件，令我大讶。

　　我的一位朋友常与电脑共舞，但出了一点儿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于是向他不到二十岁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实乃农家女，毕业于计算机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网络公司打工，既是一位修电脑的专家，组装一台电脑不在话下。

　　时代的职业多样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说。“上九流”皆达官贵人，意味着社会地位居高层，也当然是指职业。服官政怎么不是一种职业呢？而“下九流”，则意味着卑贱性，故“下九流”又是轻蔑语。文人，教书先生，归于“下九流”，地位排在农、工、商之后，仅在流民也就是“氓”与娼妓们的前边，所以“文革”中被辱为“臭老九”。

　　从前之中国，论到职业，有五行八作之说，是对“下九流”的职业细分。而包罗万象的概括说法，也不过是三十六行、七十二业。

　　而二〇〇〇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职业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种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陆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种类，远远多于陆地生物的种类。时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动，点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随鞭弄清影，“新样靓妆，艳溢香融”，争舞婆娑。

　　据说，全幅《清明上河图》有千余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类从业者，也还是要比二〇〇〇年以后之中国的洋洋职业大观少得多。

　　在如此众多的职业中，几乎每一行每一业都有中国当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许多业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们竞赛能力的自信表现，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对于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仿佛轰隆一声当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变了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所进行的那一场普法教育当然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但法律意识一向比男性更为淡薄，依法维权的诉求一向比男性更为自抑的女性，一旦觉醒，打官司对于她们便不再是“丢人”之事了。她们开始明白，该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会让人瞧不起的。她们决定打起官司来所表现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们后悔不迭，也每使别的男人告诫自己——以后当处处小心着点，千万别栽在她们手里。

　　中国男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女人委实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国当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启蒙，是三十年来，中国做得较好的大事之一。我认为比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世博”于中国的正面影响深远多了。

　　尽管，现在犯法案件一点儿也没减少，甚至可以说五花八门，判不胜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的现象。

　　对于大学扩招，校方、学者与专家们，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认为——扩招无疑降低了教学水准。而且，并未真的缓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认为——即使同样面临就业难题，是大学生、硕士生的青年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机会的敏感、抓住机会的快速反应，那也还是要高过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

　　我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比较而已。

　　我教过的大本生，尽管毕业前迷惘多多，我也忧心忡忡，但一年以后再一了解，绝大多数还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只有望洋兴叹。比如记者、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起码的应聘资格是大学本科。

　　我所带过的研究生们，总体上说，中文从业能力无疑是高过本科生的。毕竟又在大学的环境中多熏陶了三年，毕竟与导师又讨论过某些文化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写出一篇通得过的论文，也毕竟是要再多读些书，多做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读了”，是不客观的。

　　我教过的大学本科生，带过的研究生中，是农家女的不在少数。由于她们成了大学生、研究生，她们的家族中，便终于有一个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着脱胎换骨。

　　诚然，她们对已从事的工作不尽满意。她们原本的愿景要理想得多。她们对工资尤其大为抱怨。她们不得不租房住，那么工资所剩无几。她们有心反哺父母，回报家庭，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算种想法。她们是断然买不起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商是她们的公敌，房价是她们所憎恨的。

　　但，她们总还是要结婚的。并且早几年毕业的，确乎大多数已结婚了，也多数在租房子住。她们不敢轻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后的人生注定更加沉重而艰难。

　　然她们并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么，迟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时，与她们相比，她们的孩子出生以后的命运将有先天区别。

　　她们曾是农家女，而她们的孩子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了。尽管清贫，那也还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而不再是农家儿女。

　　她们的农民父母，当年除了竭尽全力供她们上大学、读研，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无法给予她们哪怕一点点帮助。

　　而她们则不同。她们不但也会竭尽全力供儿女上大学、读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开发、知识辅导方面给予儿女胜任有余的帮助。即使并不执着地、刻意地，那种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给予，对于她们儿女已属幸事。最主要的——由于她们已成为事实上的城市人了，她们的儿女的成长过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给予她们的下一代的种种文艺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农村巨大得多。负面成长影响无疑是会有的，但与有益的成长影响相比，利大于弊是无须争论的。

　　大学教育改变了她们，她们则在下一代出生以后就改变着下一代了——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也将是很深远的。

　　文化改变了中国女性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有几位作家、诗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中年女性产生过相当普遍并被证实相当长久的心性影响。并且其影响是良好的——起码她们一直这么认为。

　　舒婷的诗在当年对广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创作电视剧《返城年代》重读我这位好友的诗，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挚的、温暖的或滚烫的、深情的或庄严的诗句所感动。

　　舒婷的诗总体是温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几首气质庄严的诗，证明她不但是女诗人，还是时代思想的义不容辞的发言者、传播者。比如她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墙》《一代人的呼声》。

　　当年中国颇多具有广泛诗歌影响力的杰出的诗人——北岛、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顾城、杨炼等，不一而足。

　　舒婷与他们齐名，正如李清照与她那个时代的男性诗词大家们并列。对于青年女性们的影响，她在他们之上。

　　重读舒婷的诗集，方悟为什么她的诗在当年深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诗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天赋才华以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她相信这个世界终究是可以变好的，只要大多数人不放弃使自己的心灵首先美好起来的愿望。而这种相信，于她似乎是一种信仰。

　　舒婷的诗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

　　当年的中国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需要拥抱信仰——不论对爱情，还是对人生和国家。

　　我一直心怀敬意的两位作家大姐谌容和张洁，她们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都对文学读者中的女性影响巨大且深远。她们是具有极深刻的反思自觉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们的作品当年唤起了中青年女性们关注国家前途的热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两位男性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当年对中国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响也值得一提—— 一位是路遥，一位是张弦。

　　路遥《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读者们既同情又尊敬。巧珍当年是她们心目中的“圣女子”。而《平凡的世界》不但是农村男青年们的“圣经”，也使许许多多农村女青年从中寻找到了并非高不可攀的精神热爱的偶像。

　　我认为我早已逝去的朋友张弦是一位被评论关注得很不够的作家，并且认为，当年没有几位男作家的作品，能像他的作品那么唤起过中国女性的命运思索。比如他的《挣不断的红丝线》《未亡人》。

　　俱往矣。

　　当年的青年女性，现在都已是老年女性了。

　　但当年的文化，化过了她们，在她们身上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她们是中国最后一批保留了部分传统心性特征的女性。传统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因为当年的文化，一传播起人性美点来，即使自认为“现代”，根子上仍是传统的。只不过是一种松绑了的传统而已。我这样认为，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承认关于人的心性确需一些普世价值的滋养，那么以上几位诗人和作家，其实正是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当年也堪称女性们的灵魂教科书。

　　当年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寻找和重新界定、诠释普世价值的时代。

　　而二〇〇〇年以后的文化，缺少的是传达普世价值的真挚和热忱。偶有呈现的作品，也每被文化泡沫所淹没。

　　故从总体上打量“八〇后”及“九〇后”，不论情愿与否，都不得不承认——前者们仿佛早产儿，被时代锐利的剪刀以老谋深算的心理剪断了脐带——它原本连接着人文文化亦即普世价值的胎盘。而“九〇后”则根本是在另一时代的文化子宫里受孕的，这其后的文化子宫充满时尚文化、娱乐文化、嘻哈文化，总而言之是快餐文化的羊水。任何一对精子和卵子，都不太可能结合成基因非是快餐文化的胚胎。

　　快餐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有些国家的新人，所遗传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虽然同样消费着快餐文化，但基因并不会被快餐文化异化。而在我们的国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习惯于以可口可乐解渴，血管里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乐成分的文化血浆。

　　故结果如此——同为人类科技时代的新人，我们的新人与欧美国家的新人却又是极为不同的。与同属亚裔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诸国的新人相比较，也顿时就能感觉到极为不同来。即使与同属一宗的香港、台湾之新人相比较，还是会不消一日就会得出极为不同的印象。

　　我们的新人，可以说是具有“特别新”的新人特征。

　　一种“被文化”的新人特征。

　　并且，“被文化”而又浑然不觉，没有多么不适的反应，“被文化”得挺快乐。还每每反过来以为，是快餐文化之消费上帝，于是文化其实从属于自己。

　　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觉如此。她们消费快餐文化的热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为她们既享受着，又常由别人结账。凡需掏钱夹的快餐文化，起码会有一心取悦于她们的男性新青年买单。

　　以我的眼来洞察，情形基本是这样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们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费主体，而男性新青年，有的与她们文化趣味相投，成为她们的“文化伴侣”；有的虽与她们之文化趣味相左，但为了取悦她们，不得不充当她们的“文化侍从”。倘一个男性新青年，正追求着一个女性快餐文化的热衷消费者，结果会怎样呢？

　　无非——他爱屋及乌，也为她自觉异化为一个快餐文化的被动消费者。

　　或——倘他竟是一个有品质的文化的寻觅者（这样的文化在当下确乎是需要寻觅的，且需“众里寻他千百度”方有缘寻到），定会感到充当快餐文化的一味不变的消费者的文化侍从之郁闷，终于不得不说“拜拜”。

　　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

　　在第二种情况下，通常是——他尽量将“侍从”角色充当得令她满意，给予高分，然后用私房钱去进行有品质的文化消费，十之八九那消费也只不过是买一本有品质的书。

　　一部有品质的好书问世，国内作者的书也罢，引进的译著也罢，读它的女青年与男青年的人数是差不了太多的。

　　当年有女青年买了《山坳上的中国》《权力论》这类书送给她所爱的爱读书的男青年。

　　现在还会有多少女青年买那类书送给她男友呢？——除非那类书是他写论文所必须参考的，或考公务员应该翻翻的。

　　当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买一本书《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记者所著的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纪实类书。她求我买那本书之目的特单纯——与所爱的男友共同了解一个曾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所发生的类似的革命的真相。

　　现在，还会为爱人尤其为自己到处寻觅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越来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所以，当活出几分清醒。

　　好书可以化愚。

　　这样的好书，几乎在任何一家书店里都还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

　　当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并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

　　网络改变了中国女性

　　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于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网民。女网民无疑以女青年为主。

　　网上每有谣言迅播。

　　谢天谢地，大多数女网民并不会以一时成功地造了一条谣言而觉快哉，更不会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们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寻觅谣言颇有乐趣分明是事实。

　　她们一般并不推波助澜，只不过默观。默观也势必提高点击率，于是客观上成为围观之众。

　　当谣言被澄清，若问她们的看法，她们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态度。其后上网，她们的眼首先寻觅的仍是那类吸引眼球的标题。而对于清醒的眼，那类标题并不具有非要点击一下看个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网民一样，绯闻也是她们格外青睐的。其实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绯闻一向是内容雷同的。

　　假如从某一日起，关注绯闻的女网民少了，在网上态度严肃地参与国事民生之讨论的中国女性多了，那么——网络改变女性，就将可喜地进步向女性改变中国的时代了。

　　网上也往往骂声一片。

　　更要谢天谢地，女网民一边看一边敲上去的脏话肯定是少的。

　　我不上网我也深信这一点。

　　而此点，基于我对于全世界女性之为“女”的人性特征的深信不疑。

　　毕竟，从古代起，骂脏话不是女性表达态度时的一贯作风。

　　也基于我对中国教育的起码作用的深信不疑。

　　试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少从大学毕业了二亿多学子吧？其中女性学子起码占半数啊。

　　她们是中国女性网民的主体。

　　若连她们面对网上的骂阵，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污言秽语火上浇油而乐此不疲，那中国还有希望吗？中国的孩子们还有希望吗？那当教师的中国人，还好意思当众承认自己是教师吗？

　　故我深信，正由于中国有人数众多的女性网民，网上的骂声才会同时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识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语言表达所对冲。

　　正如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卷起咆哮般的声浪，而女性那时偏偏会本能地用歌声慰藉他们。

　　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识女性占了多数的她们，即使浮躁之时，也往往表现得很“女”。

　　上帝使这个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

　　我在指导我的女研究生写论文时，曾进行过如下对话：

　　“最近常去图书馆吧？”

　　“不，几乎每天都上四五个小时的网。”

　　“上网？难道参考书都在网上？”

　　“网上浏览起来快捷啊！”

　　“要爱护眼睛。我认为上网四五个小时，要比看书四五个小时更会使眼睛疲劳。”

　　“其实，也不是想上那么长时间的网。但往往一上去，下不来了。”

　　“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来了，盖因网上吸引眼球的内容太多了。

　　虽然，快餐文化的时代是由美国敲响锣揭牌的，欧美各国的电影节，也一向由本国女性的参与来烘托人气。但近三十年，由于电影越来越少文化元素、人文关怀，越来越商业化、泛娱乐化，各电影节的人气越来越小了，气氛越来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来越少了。

　　他们的女人成熟了，清醒了。

　　何时，中国追星现场的新女性身影也少了点儿；上网成瘾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看肥皂剧的新女性也少了一点儿——而相应地，图书馆里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书店里寻觅值得一读的书籍的新女性身影多了一点儿；坐在电视机前看世界新闻、文史钩沉和时事讨论节目的新女性多了一点儿——那么，有理由为中国新女性竖大拇指了。

　　国家与国家的竞赛，其实也是女人和女人们的竞赛。

　　新女性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前的世界，是男权主宰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更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纳入“三纲五常”之道统礼教，那是相当理直气壮的控制，也可以说是全面控制，由“夫为妇纲”。并且，将女性对男性的服从，标榜为“三从四德”，以无条件地服从为楷模。

　　一九四九年后，虽然一直反封建，但男权社会的基本权力主体并未怎样改变。

　　新世纪后，情况大为不同——女干部女领导渐多。在中国官场，不成文法的是，处以下（含处级）称干部，处以上称领导，省部以上称首长。女性在中国权力场的人数明显增加，无疑解构了男权社会的权力主体。尽管她们作为第一把手呼风唤雨的情况凤毛麟角，但实际操权握柄，进而决定属下男性“进步”与否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也于是，大展领导才干者有之，独断专行，似“武皇”“吕后”“慈禧”者亦不乏其人。

　　但新女性中，尤其特年轻的一代新女性中，令人肃然起敬者亦大有人在。如最新的两条新闻，给了我们对“八〇后”“九〇后”女孩们刮目相看的理由——山东二十四岁的龙口姑娘刁娜，于车流中救起被车撞倒在路中央的伤者；南昌市十二岁的初二女生夏娟，在发现大火骤起时并未独自逃生，而是逐一拍开邻居的门，唤醒至少十五名居民，使他们因而幸免于难……

　　她们身上，闪耀着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

　　女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最伟大的作用乃在于由她们传承爱的火炬，社会仁义的火炬，较之男性，对孩子们具有更胜于公德宣传的威召力。 我们究竟该过怎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