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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5
不久，菲利普意识到，赋予他的朋友们活力的是克朗肖的精神。劳森正是从他那儿学会了似是而非的反论，甚至连竭力追求个性的克拉顿，在谈话中也有意无意地使用了从克朗肖这位长者那儿捡来的词句。他们在餐桌上议论的正是克朗肖的思想，并以他的权威见解构成他们判断事物的是非标准。除了对他的尊敬外，他们也不自觉地嘲笑他的怪癖，痛惜他的种种恶习。
“当然了，可怜的老克朗肖再也干不了什么大事了，”他们说，“他已无药可救了。”
他们感到自豪，因为只有他们才欣赏他的天才。虽然，怀着青年人对中年人的愚蠢行为固有的轻蔑，他们自己独处时常常对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然而，假如他选择只有一个特别杰出的人物在场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他的天才看作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克朗肖不上格雷维尔饭馆来了。近四年来，他一直同一个女人同居，境遇非常凄惨。只有劳森见过那个女人一次，他们住在大奥古斯丁街一幢破烂不堪的公寓二楼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劳森津津有味地描述那地方遍地污物、乱七八糟、凌乱不堪的景象。
“那股臭味简直要把你熏死了。”
“劳森，吃饭时别谈这些。”有人劝道。
可是劳森正在兴头儿上，哪里控制得住，硬是把那股呛鼻子的熏天臭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他怀着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喜悦，描述那个给他开门的女人的模样。她皮肤黝黑，身材矮胖，年纪很轻，一头乌发好像随时要蓬松开来似的。她身着不整齐的罩衫，没穿紧身胸衣。那红扑扑的脸颊，那张肉感的大嘴和那双炯炯发亮的充满色情的眼睛，会使你想起罗浮宫里弗朗兹·哈尔斯 那幅《波希米亚女人》。她那副得意扬扬的庸俗劲儿既可笑又可怕，一个蓬头垢面的婴儿正趴在地上玩。据说，这个荡妇同拉丁区最卑鄙的无赖勾搭，欺骗克朗肖。这对那些前来咖啡馆的餐桌上汲取克朗肖的智慧的天真无知的青年人来说简直是个谜：才智过人，热爱美的克朗肖，竟会与这样的女人结合在一起。可是他又似乎很欣赏她的满口粗话，还常常引用散发着贫民窟臭气的粗话，诙谐地称她为“我的看门的女人”。克朗肖很穷，他靠为一两家英国报纸撰写评论画展的文章勉强度日，同时还搞点儿翻译。他曾任巴黎某英文报纸的编辑，但因酗酒而被解雇，然而他仍然替该报打杂，报道特鲁奥旅馆举行的大拍卖，或者介绍杂耍剧场上演的时事讽刺剧。巴黎的生活已经渗入了他的骨髓，尽管这里的生活肮脏、穷苦和艰辛，然而他宁肯舍弃世界上的一切也不放弃这儿的生活。他一年到头待在巴黎，甚至夏天他的熟人几乎都走了他也待在那儿，只有在离圣米歇尔大街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他心里才会感到自在。奇怪的是他一直没学好法语。并且老是穿着在美丽的园丁商店里买的那身寒酸的衣服，仍保持一副根深蒂固的英国人的派头。
克朗肖生不逢时，要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一定会混得很好的。因为那时候，能说会道是结交名流的通行证，而且喝得酩酊大醉也畅通无阻。
“我本该生活在19世纪，”他自言自语地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艺术保护人。我应该靠捐助来出版我的诗集，并将它奉献给一位贵族。我渴望能替某个伯爵夫人的狮子狗写几行韵文对子。我渴望能同达官贵人的侍女谈情说爱，同主教大人说古论今。”
他引用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罗拉》中的诗句：
“在这古老的世上，我生得太迟了。”
他喜欢陌生的面孔，对菲利普有好感。菲利普同人交谈似乎掌握了一种难得的技巧，言语不多，刚够引出话题，又不至于影响对方滔滔不绝的谈话。菲利普被克朗肖迷住了，他没有认识到克朗肖说的简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克朗肖谈话中的个性具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他的声音悦耳、洪亮，他的表达方式对年轻人有无穷的吸引力。他所说的似乎很发人深思。劳森和菲利普从饭馆回来，常常在陪对方回各自寄宿的旅馆的路上，讨论克朗肖偶尔提出的某个观点。对凡事热衷于追求结果的青年人菲利普来说，克朗肖的诗歌有负众望使他感到困窘不安。克朗肖的诗从未出过集子，大多数发表在期刊上；经过一番劝说，克朗肖总算拿出从《黄皮书》《星期六评论》和其他杂志撕下的一些纸片，每页都登有他的一首诗。菲利普惊奇地发现大多数的诗作都使他回想起亨利或者斯文本恩的作品。克朗肖把他们的诗变成自己的，倒也需要运用他卓越的表达才能。他向劳森说出了自己对克朗肖的失望，而劳森又无意中把这些话传出去，因此，菲利普下一次上丁香园时，这位诗人圆滑地笑着对他说：
“我听说你认为我的诗不怎么样。”
菲利普局促不安。
“没这回事，”他回答，“我非常喜欢读你的诗。”
“别想来安慰我了。”克朗肖说，挥动了一下那只肥胖的手，“我对自己的诗作并不太重视。生活是为了让人过，而不是为了让人写。我的目的是探索生活提供的各式各样的经验，汲取生活每时每刻激发出来的情感。我把写诗看作一种优雅的成就，它不是吸收生活的乐趣，而是增添生活的乐趣。至于子孙后代如何评价—让他们见鬼去吧！”
菲利普微笑着，因为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出，眼前的这位艺术家一生中从未创作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克朗肖若有所思地盯着他，为自己斟满了一杯酒，打发侍者去买盒香烟。
“我这么谈话，你会觉得好笑。你也知道我贫穷，同一个对我不忠实，跟理发匠和咖啡馆侍者胡来的下流邋遢的女人住在顶楼上。我为英国读者翻译拙劣的书籍，为那些连骂都不值得骂的、可鄙的画作写评论。然而，请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哎呀，这倒是个难题，你自己做出解答好吗？”
“不，除非你自己找到答案，否则便毫无价值。你认为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
菲利普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哦，我不知道，我想是尽自己的责任吧，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避免伤害别人。”
“总之，人以德待我，我以德待人。”
“我看是这样。”
“基督教的精神。”
“不，才不是呢，”菲利普愤愤地说，“这与基督教的精神毫无关系。这只是抽象的道德。”
“但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的道德。”
“要是那样的话，假如你喝醉了，走的时候忘了拿钱包，而我捡了，为什么你认为我该归还你呢？并没必要害怕警察呀。”
“那是因为你怕犯了罪要下地狱，也因为你希望积德行善可以上天堂。”
“可是我既不相信地狱，也不相信天堂。”
“那也可能。康德提出‘绝对命令’时，也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你已把一个信条抛在一边，但你保存了以这一信条为基础的伦理。实际上，你仍然是个基督教徒；同时，假如天上真有上帝的话，你无疑会得到报偿的。上帝绝非教会所说的那样傻，要是你遵守他的法规，不管你信不信他，我认为他丝毫不在乎。”
“可是假如是我忘了拿走钱包，你当然会归还给我的。”菲利普说。
“那并非出于抽象道德的动机，而只是由于害怕警察。”
“警察几乎绝无可能查出此事。”
“我的祖先长期生活在文明国度，因此，对警察的恐惧已渗入我的骨子里。我的看门的女人将毫不犹豫地把钱包拿走。你说她属于犯罪的阶层，其实不然，她只是缺少庸俗的偏见罢了。”
“这么说荣誉、德行、善良、体面及其他一切就得统统去掉了。”菲利普说。
“你犯过罪吗？”
“我不知道，也许犯过吧！”菲利普回答说。
“你说话的口气像是一个非国教派的牧师。我可不曾犯过罪。”
克朗肖穿着破大衣，竖着领子，帽子扣得很低，红红的胖脸上一双小眼睛闪烁着，样子显得异常滑稽。菲利普太认真了，竟笑不起来。
“你从未做过值得后悔的事吗？”
“我所做的都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会后悔呢？”克朗肖反问道。
“可那是宿命论。”
“人有一种错觉，即以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这种错觉太根深蒂固了，因此，我乐于接受它。我像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人那样行动。一个行动能完成，显然是由于永恒的宇宙间的各种力量协力促成的。我无力阻止它。它是不可避免的。若它是件好事，我不请功求赏；若是件坏事，我也不受任何非难。”
“我有点儿头晕了。”菲利普说。
“喝点儿威士忌，”克朗肖把酒瓶递过来说，“要想使脑子清醒，这玩意儿最灵。如果你老喝啤酒，你的脑子就会变迟钝。”
菲利普摇摇头。克朗肖继续说：“你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可惜你不喝酒。节制饮酒妨碍谈话。可是当我讲到好与坏……”菲利普明白，他又接起刚才的话题：“我是按照传统的说法讲的，并没有给这些话附加什么意义。我拒绝对人类的行为划分等级，把荣誉归于一些人，而把污名归于另一些人。善与恶对我毫无意义，我不赞扬也不责备—我只是接受。我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我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世界上总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吧。”菲利普反驳道。
“我只代表自己讲话。只有当人们限制我的活动时我才知道他们的存在。世界也是围绕每个人转的，每个人也都独自成了宇宙的中心。我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只限于我的力量所及的范围。我能够做的也只局限于我可以做的。我们在社会中生活，因为我们爱群居交际，而社会是靠力量，也就是靠武力（警察）和舆论的力量（格伦迪太太 ）而结合在一起的。你的面前既有社会的一方，又有个人的一方：每一方都是力求自我保存的有机体。这是力量与力量的对抗。我势单力薄，必定要接受社会现实，但是也并非不情愿地接受。因为我向社会纳税，社会保护我这个弱者免遭另一个比我强的强者的欺凌，以此作为回报。我服从社会的法律，因为我必须服从；我不承认法律的公正：我不知道公正，我只知道权力。当我为取得警察的保护而纳了税，同时，假如我生活在一个法律上规定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又在保卫我的房屋、土地不受侵犯的军队里服役，那么我便偿清社会的债务了；至于其他情况，我以足智多谋来对付社会的力量。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制定法律。假如我犯了法，社会就将我投进监狱或将我处死：它有力量这样做，它也有这种权力。假如我犯法，我将接受国家的报复，但是我不会把这看作对我的惩罚，也不认为自己犯了罪。社会用名誉、金钱和同胞的夸奖来引诱我替它效劳；然而我不在乎他们的夸奖，我视名誉如草芥。我虽无万贯家财，但照样活得很好。”
“但是，假如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一切都崩溃了。”
“我与别人无关，我只关心我自己。其实，人类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报酬才去干事的，他们干的事直接或间接地给我带来方便，我正是利用了这一事实。”
“在我看来，这样看问题太自私了。”
“但是，你认为人们干事有不出于自私动机的吗？”
“是的。”
“这是不可能的。当你年纪大点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尚可忍受的生活场所，首先需要认识到人类的自私是不可避免的。你要求别人不自私，要求别人应该为你牺牲他们的愿望，这种要求是荒谬的。他们为什么应该牺牲呢？当你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人生在世都是为了自己，你也就不会对同胞有所奢求了。他们不会使你失望，你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他们。人在一生中只追求一件事—享乐。”
“不对！不对！不对！”菲利普喊道。
克朗肖咯咯地笑了。
“我用了一个在你的基督教精神中被认为是贬义的词，你就像一匹受惊的小马那样跳了起来。你内心有道德价值的等级观念，享乐在阶梯的最底层；而你有点儿兴奋地谈到了自足、责任、慈善和真诚。你把享乐只看作一种官能享受。创造你们的道德的可怜的奴隶们鄙视他们几乎无力享受的欲望的满足。假如我说的是幸福，而不是享乐，你也不至如此吃惊。‘幸福’这个词听起来不那么令人震惊，而你的心也从伊壁鸠鲁 的猪圈进入了他的花园。但我还是要说享乐，因为我看出人们图的正是这个。我不认为他们图的是幸福。正是快乐潜伏在你的每个德行之中。人之所以有所行动，是由于行动对他有好处。当这些行动对别人也有益处时，它们就被认为是美德了。假如他发现施舍是种享乐，那么他是大慈大悲的；假如他发现帮助别人是种享乐，那么他是乐善好施的；假如他发现为社会工作是种享乐，那么他就是热心公益的。但是，你给一个乞丐两便士，那是为了你个人的享乐，正如我喝另一瓶威士忌加苏打水是为了我个人的享乐一样。我比你诚实，既不为自己的享乐自吹自擂，也不要求你的赞扬。”
“可是，你难道从来不知道人们做的是他们不想做的事，而不是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吗？”
“不，你的问题提得太蠢了，你的意思是：人们宁愿接受即刻的痛苦，而不愿接受即刻的享乐。对你这个问题进行反驳，便犹如你提出的方式一样蠢。显然，人们宁愿接受即刻的痛苦，而不愿接受即刻的享乐，但只是因为他们期望将来得到更大的享乐。享乐常常是虚幻的，但人们算计上的错误不能归咎于规律的错误。你感到迷惑不解，是因为你不能抛弃享乐只是感官上的享受这一想法。可是，孩子，一个为国捐躯的人牺牲了，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国家，正如一个人吃腌白菜是因为他喜欢一样。这是宇宙的一条法则。假如人们宁可受苦也不愿享乐是可能的话，那么人类早就灭绝了。”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菲利普嚷道，“那么一切又有何用呢？假如你去掉了责任、善与美，那么，我们又何必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灿烂的东方提供了答案。”克朗肖微笑道。
他指了指两个刚进来的人，他们推开咖啡馆的门，带进了一股冷气。他们是地中海东岸一带的人，是肩挑叫卖便宜地毯的小贩，每人的胳膊上都有一捆地毯。那天是星期天晚上，咖啡馆座无虚席。这两个小贩穿过一张张餐桌，叫卖他们的地毯。店里充满着很浓的烟草味和顾客的汗臭味，空气混浊，他们的到来更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气氛。他们穿着破旧的西服，单薄的大衣上绒毛已磨光了，每人头上都戴了一顶土耳其帽，脸色冻得发灰。一个是中年人，蓄着黑胡子；另一个是约莫十八岁的青年人，满脸麻子，独眼。他们从克朗肖和菲利普身边经过。
“真主伟大，穆罕默德是真主的预言家。”克朗肖引人注目地说。
那中年人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样子就像是一条挨惯了棍子的杂种狗，凑上前来。他斜着眼朝门口瞟了一眼，鬼鬼祟祟而又动作麻利地亮出一幅色情画来。
“你是亚历山大 的商人马斯埃德·迪恩吗？或者是从遥远的巴格达带来了你的货色？噢，我的大叔，瞧那边那个独眼的青年，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谢赫勒扎德给他的君主讲的三个国王的故事里的一个。”
小贩的笑容变得更加巴结了，尽管克朗肖说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像个魔术师似的拿出一只檀香木盒。
“不，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东方织布机的无价织品吧！”克朗肖说，“因为我要以实例来训导，为我的故事增添几分情趣。”
那个东方人摊开一块台布，图案红黄相间，俗里俗气，古怪难看。
“三十五法郎。”他说。
“哟，我的大叔，这块台布既不是出自撒马尔罕 织工之手，又不是布哈拉 染缸里染的色。”
“二十五法郎。”小贩谄媚地微笑着说。
“它的产地是天涯海角，说不定还是我老家伯明翰的产品呢。”
“十五法郎。”蓄黑胡子的小贩战战兢兢地说。
“伙计，走开吧，”克朗肖说，“愿野骡在你姥姥的坟上拉屎拉尿！”
东方人收起了笑容，不动声色地带着他的宝贝到另一张桌子推销去了。克朗肖转过脸来对菲利普说：“你到过克卢尼博物馆吗？在那儿，你将见到色彩最优雅、图案复杂、绚丽多姿、令人赏心悦目的波斯地毯。从这些地毯，你将看到东方的神秘和美感，看到哈菲兹 的玫瑰和欧玛尔·海亚姆 的酒杯，你不久将会看到更多的东西。刚才你问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去看看那些波斯地毯吧。不久你就有答案了。”
“你太神秘了。”菲利普说。
“我醉了。”克朗肖回答。 人生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