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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小史：古代中国的人口观

　　提起计划生育，人们普遍地理解为“少生”“优生”，甚至有人偏执地认为“只生一个好”就是计划生育。其实，这种理解是偏颇的。计划生育，是指有计划地生育，是政府根据国家的人口情况与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鼓励多生或少生的相关政策，使人口稳定在一个社会发展可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说，计划生育，有可能是鼓励少生，也有可能是鼓励多生。

　　古代中国大部分时间鼓励多生

　　古代中国的人口和现在比起来，那是少得不得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人口加起来，最高也就三千多万。和平时期的人口，不管是强大的汉朝还是唐朝，人口也只限于五六千万之间。宋朝、明朝，据学者估算，也只是破亿；清朝晚期，中国人口超过了四亿。但这个数字与现代中国的十四亿人口比起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古代为什么人口数量那么少？这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因为科技和农业水平的限制，古时一亩地的产量很低，和现在的粮食产量相差甚远，不在一个重量级上。而且，古时的粮食作物，也不如现在的丰富多彩，更没有温室大棚。如果人多了，吃饭就是第一大问题。就是人口如此之少，历史上还屡屡记载着饥荒，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之外，古代还经常发生残酷的战争、瘟疫以及地震、洪灾、旱灾等天灾人祸，使人口急剧减少。每次改朝换代，都是人口大幅减少的时候。三国时期，中国人口比东汉巅峰时下降了六成。东晋时期，中国人口比西晋初期下降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采取鼓励生育政策，让人们多生，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古人的平均寿命是很短暂的，据统计，夏朝人的平均寿命是十八岁，秦代是二十岁，东汉是二十二岁，唐朝二十七岁，宋朝三十岁，清代三十三岁。当然，这个寿命是有战争、瘟疫、天灾、婴儿死亡率高等因素影响，但也可见古代的生存状况。多生，也是优胜劣汰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从先秦到清朝，国家差不多大多数时间是鼓励生育的，靠剧增的人口恢复国家元气。清朝之前的中国人口巅峰是在明代后期，史书记载为七千多万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实际已经过亿。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人口第一的国家。

　　为了鼓励生育，各朝各代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圣人孔子认为男的十六岁、女的十四岁就可以结婚生孩子了，“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孔子家语）。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实行强制早婚政策，严禁黄昏恋、老少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育一个男孩子，国家奖两壶好酒，一条狗；生育一个女孩，国家奖励两壶好酒，一头小猪；生育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生育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且国家负责接生，一切免费。汉惠帝时，国家采取经济处罚的方法鼓励早婚多生，“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章帝时，国家颁布《胎养令》，“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并免除丈夫的赋役和人头税，方便照顾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唐朝为了解决穷人结不起婚的问题，颁发《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富人赞助穷人结婚。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挺高，居然有很多富人响应国家的号召，出资让穷人娶上媳妇，宋朝时“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穷人养育不起孩子，国家给予补助；元朝和明朝，则实行给多胎生育家庭补助的国家政策；清朝康熙更进一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则“摊丁入亩”，取消千百年来的人头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欲望；等到清朝后期，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四亿，所谓“四万万同胞”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对人口过多的担忧很早就存在

　　一方面鼓励多生，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则担忧人口过多，会造成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造成人多之祸，因此，古代就出现了许多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

　　如果寻找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最早可追溯到道家鼻祖老子，他主张“小国寡民”，反对人口众多，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唐朝时，中国出现了另一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他就是诗人王梵志，王梵志在诗中写道，“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该诗成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最早出处。

　　第三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宋朝的史学家马端临，马端临的父亲，是南宋右丞相马廷鸾，但他处的时代不太好，是南宋末年。宋朝灭亡之后，马端临隐居不仕，专心著述，最有名的著作是《文献通考》，该书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四门。在这本书中，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第四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他率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好”的理论，“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冯梦龙提出的“一对夫妇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跟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高度巧合。不过，他比我们早了几百年时间。

　　第五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洪亮吉，洪亮吉以户口每三十年增加五倍来推算人口的增长规律，认为清朝的人口会在百年内增长五倍到二十倍不等，形成人口过剩。洪亮吉以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理论成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第六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学者汪士铎。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率先提出“晚婚”概念，认为“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在那个早婚早育的年代，这一概念可谓石破天惊。除此之外，汪士铎还提出对育龄妇女，政府要广施“不生育之药”，用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一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高度符合，让人怀疑是否穿越。不过，汪士铎也提出了许多“计划生育”的极端观点，他希望政府“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他甚至建议“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有人称汪士铎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他是深入思考中国人口问题的第一人，但解决办法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第七位提出“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乾隆皇帝，乾隆大帝虽然延续了许多康熙、雍正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但他却对人口的过度增长提出了深深的疑虑：“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乾隆让各省上报人数增长的原因，但他并未对人口增长出台更进一步的政策。

　　除以上人物以外，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也倍感忧虑，不过他们二人提出减少人口的办法是“迁移”，将“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迁移出去，如果他们不“自愿”离开，则国家可强制迁移。

　　避孕方法不发达也是古代不能少生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觉得孩子一定要多，也不是不想避孕。古代的许多妇女们，一生要生育十几个孩子乃至更多的孩子，但是其中一半甚至更多的孩子都会夭折，这对她们的身心都是巨大的打击，许多妇女也想要少生，但避孕方法不发达，科学落后，造成古代妇女不能少生。

　　我们都知道古代是有节育术的，但这种节育术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刑罚。男人叫“宫刑”，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受了这种刑罚，许多自愿当太监的男人也接受了这种所谓的“手术”；女人叫“幽闭”，许多宫女或嫔妃犯了罪，才会接受这种绝育刑罚。不管是宫刑还是幽闭，都属于被动的刑罚，跟“计划生育”没有一点关系。

　　还有一种服药的节育措施，古代也是有“避孕药”的，这种“避孕药”叫“青粉”，是一种能要人命的绝育药物，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一般青楼里的妓女才用这种方法避孕。不过这种避孕方法一般是老鸨强迫妓女服用的，为的是避免她们怀孕。许多妓女终身不孕乃至失去了生命，就是因为服用了这种不安全的“避孕药”。

　　当然古代也有不伤身的节育手段，如汉代后宫有一种“贴肚脐”的偏方，据说在嫔妃的肚脐上贴上这种膏药就不会怀孕。清代皇宫还有一种“点穴”避孕法，皇帝与嫔妃发生性关系后点嫔妃的某个穴位就不会怀孕。不过这些办法太过离奇，现在也处在失传的状态下，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陆弃说古代生活人物小史（套装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