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简史:古代皇帝治理天下为何爱重用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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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简史:古代皇帝治理天下为何爱重用酷吏?
提起酷吏,最难忘的是“请君入瓮”的故事,说的是武则天时代两个最著名的酷吏的故事。武则天最重用的两个酷吏,一个叫周兴,一个叫来俊臣。周兴被人举报谋反,武则天让来俊臣审判周兴,这两个酷吏本是同事,经常交流审判经验和技巧,这次轮到一个审判另一个,这可难倒了来俊臣。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摆上酒宴请周兴吃饭,假装向周兴请教审判犯人的“绝招”。周兴得意扬扬地向来俊臣介绍了一个瓮烤犯人的办法,来俊臣很高兴,马上弄来一个大瓮,大火点燃,请周兴进去。结果周兴不待瓮烤,就跪下招供了。
武则天最重用周兴与来俊臣,却用这么残忍的审判方法,赤裸裸地说明,酷吏只是皇帝统治天下的工具,没有丝毫的君臣恩情。那么,为什么皇帝爱用酷吏呢?用仁臣以德治国不是更好吗?
酷吏揭开了皇帝外儒内法的真谛
秦朝之所以强盛,不是采用了孔子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也不是采用墨家的非攻兼爱,而是采用了商鞅、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国。诸子百家之中,法家和兵家思想是战国时期最有效的治国思想,故被许多诸侯采用。秦国是法家、兵家思想治国贯彻实施最好的诸侯国,故能扫平六国,一统华夏。
汉朝取代了秦朝,称秦朝为“暴秦”。但汉朝弃用了秦朝的治国方略了吗?表面上弃用了,不管是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还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给人一种以德治国的感觉。但实际上,汉朝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用儒家的仁政礼教之说布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在执行“外儒内法”的方略上,重用酷吏便成了最有效的选择。
汉朝的酷吏是最多最有名的。汉朝十大酷吏,有侯封、郅都、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个个都是皇帝的“能干之臣”,为大汉四百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与讲法律、讲原则的仁臣比起来,酷吏在特定时期更有利于贯彻执行皇帝的意志。
酷吏是皇帝意志最坚决的执行者
虽然封建王朝外儒内法,但真正的法律,并不像现在所讲的“依法治国”。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管对不对,都是“法律”,而且是“最高法”,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你敢跟皇帝讲“理”,那你就是“违法”,犯了抗旨不遵的大罪,不单自己死,而且会灭三族或九族的。所以在皇帝那里无理可讲,他的念头便是最大的理。
现在说起来,这样太荒唐了。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多昏君、暴君。明君虽有,但数量远远没有昏君、暴君多。这么荒唐的事情需要执行,谁来执行?靠讲原则的儒学大师们执行,是最不得力的。因为他们爱较真,爱讲理,爱拿出圣人说的话。明君可以听贤臣讲理,但哪有那么多明君呢?这个时候酷吏就闪亮登场了,他们不是唯法是尊,而是唯皇帝的旨意是尊。
《酷吏列传》里所说的酷吏杜周,有一段话最有代表性。是这么说的:“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狱。”意思是:“皇帝想排挤的,酷吏就诬陷他,用严酷的刑罚让他招供,屈打成招的比比皆是,小罪重罚的比比皆是;皇帝想释放的,即便有罪,也要想办法采用拖的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以皇帝的好恶定夺。”据说有一个人请教酷吏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你身为官员,是为皇帝判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不遵循现成的法律,而以皇帝好恶行事,难道就这样当官判案吗?杜周是怎么回答的呢?杜周说:“前朝皇帝说的话成为法律,本朝皇帝说的话也是法律,我现在是以本朝的法律行事,还在乎前朝的法律吗?”典型的实用主义,权大于法,现世现用哲学。但恰恰是这样的人,才是皇帝心目中的“忠臣”。正像秦桧与岳飞,大家认为岳飞是忠臣,但皇帝心目中秦桧才是。因为秦桧执行皇帝的议和路线,而岳飞却逆皇帝旨意而行,主张抗战。
酷吏在特定时代发挥更好的统治作用
有一句话“存在就是合理的”,酷吏的存在,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比如说从秦朝过渡到汉朝后,皇帝利用酷吏以暴制暴,打击豪强,同时也严厉打击了社会上的“二流子”“混混”。地方上的“土皇帝”,是连官员都看不上的,但他们最怕酷吏。因为酷吏铁血无情,动辄诛其九族,用朝廷的力量让这些“土皇帝”坐不稳。不但地方上豪强怕“酷吏”,就连强悍的匈奴都怕酷吏。
汉朝有许多用酷吏治理地方的故事,比如汉景帝时期的郅都,用严酷的办法打击豪强,镇住了地方,史载经过他的治理,“郡中不拾遗”。当他就任雁门太守时,匈奴闻其名惊恐万分,竟然下令全军后撤,远离雁门。到郅都死了,很长时间都不敢靠近雁门郡。汉武帝时期的酷吏义纵,担任河内郡都尉,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也是达到了“道不拾遗”的地步。
汉朝与唐朝的酷吏不同,汉朝的酷吏多清官,比如酷吏张汤,死后家里只有皇帝赏赐的五百金,出殡很寒酸。而唐朝的酷吏一个比一个贪婪,吃了原告吃被告。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汉、唐的国情不同。但不管是哪朝哪代,皇帝都将酷吏作为他执政的最强硬棋子,原因就是酷吏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对违反皇帝意志之人的绝对残忍。 陆弃说古代生活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