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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主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此项制度是由何夔发起)，后来各参与方基本遵从这种不成文规定。

　　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命陈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

　　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流亡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

　　小中正襄助大中正审核后将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

　　此项制度使得当时的官吏选拔有了一客观标准，此标准其实依然是采取地方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方面解决了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使当时一时间吏治澄清。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品中正制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在战乱时期人士流移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也是适应曹魏初期政治的特点而产生的。

　　东汉末年，代表中央政权的曹操有不少压制豪族名门浮华风气的举动。曹操并非名门，其祖父是与名士对立的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

　　因此曹操必须压抑以清议名士为代表的地方豪族势力，如:破坏朋党交游便是其一举措。

　　但在战乱时期，曹氏政权还须依靠地方名士，因为他们在乡里有较高的声望，完全废除乡里评议是不可能的。

　　曹氏政权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清议纳入政权轨道，使名士与政权合作。

　　这样以设立中正官专门执掌品第人物以备仕进参考的方式，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便对地方名士取得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地方名士的清议也便合法化，从而为其发展势力创造了条件。

　　以品第之法选拔官吏，始于曹操，且已成一制度。如《三国志·吴志·鲁肃传》:"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牍车，从吏卒，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

　　但中正之名在史籍中是在曹丕任魏王之后出现的。《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魏初之中正官，州为州都，郡国为中正。如《三国志·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以吉茂、时苗等人为《清介传》，传曰:"……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

　　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

　　由此可见，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而且是现任官兼。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曹氏政权的目的。

　　即把易以形成朋党浮华之风的名士私家评议收归政府统管，由郡长官推选现任官兼任中正，职掌人物的品第。

　　中正品第人物，必须提供三个项目:一家世，一状，一品。《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

　　考之簿世，然后授任。"表明魏时已重家世，但还不是完整的标准。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所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

　　如《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

　　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

　　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

　　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

　　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

　　《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

　　州置都，而总其议。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

　　又《通典》卷3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

　　如《晋书·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

　　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

　　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

　　与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有所威胁的，此时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名族"、"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刘毅传》、《晋书·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顶峰，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纵饮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