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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

　　焦循之讥刺隐士

　　自清季至民国以降，论及清代考据学之发达，每谓清廷禁书与文字狱厉禁之恶果，复谓考据学家乃埋首故纸，以隐为生者，若龚自珍诗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谓也。实则大谬不然。若焦循一生阻于功名，又体弱多疾，坎坷贫困，故治《易》以终，似为隐士矣，然焦氏极恶时人称其为隐士。其曰：“余以病家处者十年，每莎笠短衣，与一二佃客杂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谓非尝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为隐于舟者。” 焦氏又纵论隐士曰：

　　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有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称隐，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不必隐。许由、巢父、沮、溺、荷蓧丈人、直郭、平原、朱桃椎、仲长、子光之流耳，自负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巢父、许由必不能治鸿水；

　　沮、溺、丈人必不能驱猛兽、成《春秋》以惧乱臣贼子；四皓、严光必不能与萧、曹、邓、寇并立功勋。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管，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隐，不隐者也。故曰：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也！ 注释标题 [清]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7《非隐》，上册，第126页。

　　焦循以治世致用为准的，推翻传统以隐为高尚之传统观念，讥刺自古以来隐逸之士为“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乾嘉学者无论仕与不仕，皆反对消极隐遁，焦氏此语足以代表他们共同之心理，谓其为屠刀下之苟活者。然耶？否耶？ 清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