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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

　　乾嘉考据学家之事功之学

　　古人所谓事功之学，亦称经济之学，即今日之政绩也。后人每谓清儒终日埋于故纸堆中以求活，故无事功之学。又或谓其缅颜事清，贪残污秽，了不知耻，如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斥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刘逢禄、宋翔凤诸人者。然究之事实，知其说多为不然。今举之如下：

　　乾嘉学者入中枢、统方面者，莫过于纪昀、王引之与阮元，纪氏历官至礼部尚书，其一生最重者为主持四库馆事；王引之官至礼、工、吏部尚书，深得倚重，嘉庆帝称其“敢言人所不敢言” ；阮元历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在修政去弊，兴学育教，驱除边患，禁绝鸦片，其功甚伟。直言极谏者，莫若王念孙、洪亮吉。王氏密劾和珅，为国除奸，时人称其为“和鸾鸣凤”；洪氏《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声震中外，终遭戍边，与王氏后先辉映。他如王昶之从徵西南，襄赞为多，后官刑部侍郎，熟于兵事刑法；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精于治理钱粮；郝懿行、胡培翚虽仅官户部主事，然其精于吏法，以能著称。至为州官者，有汪辉祖官道州知州，李文藻官桂林同知，汪喜孙官怀庆府知府，张澍官临江通判，朱绪曾官台州府同知，庄炘官兴安府知府，郑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尔同知，胡承珙官台湾道等。为县官者，有段玉裁官巫山知县，邢澍官长兴知县，周春官广东岑溪知县，洪颐煊官新兴知县，钱东垣官上虞知县，桂馥官永平知县，武亿官博山知县，丁履恒官肥城知县等。除段氏有贪残之讥外，余皆所在有政声，多令誉，不愧清廉明正之官也。

　　从事文化教育之职，在四库馆中出力尤著者，则有戴震、周永年、余集、邵晋涵、杨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孙希旦诸人。官至学政者有惠士奇、卢文弨、朱筠、钱大昕等。士奇在粤六年，深得人心；朱氏任安徽学政，教诸生治古学，又上疏请辑《永乐大典》，启修《四库全书》之轴；卢氏任湖南学政，以越职为学子请命而遭左迁，晚年职教书院，乐育英才；钱氏为广东学政，门下人才辈出，归里后掌教书院，地方大吏，每遇大事，辄咨询，莫不满意而去。官府州县学教职者，如凌廷堪为宁国府学教授，钱塘为江宁府学教授，戚学标为宁波府学教授，沈钦韩为宁国府学训导，翟灏为衢州府学教授，刘台拱为丹徒县学训导，严可均为建德县学教谕，宋绵初为清河县训导，汪莱为石埭县训导等。亦莫不振兴文教，砥砺风气，勤勤恳恳，恪尽其职矣。受朝廷徵召者，如顾栋高、惠栋、沈彤之举博学鸿词，江声、陈鳣、钱大昭、胡虔之举孝廉方正，虽有中有不中，然皆学有渊源、识高品粹也。

　　虽仕即旋或终身不仕者，如江永之处里党，以孝悌仁让为先，人多化之。又尝劝乡人输谷立社仓，行之三十年，一乡之人不知有饥馑。余如沈大成、余萧客、汪中、汪元亮、孔广森、厉鄂、吴骞、袁廷梼、鲍廷博、黄丕烈、顾广圻、钱坫、朱骏声、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钮树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马氏兄弟曰琯、曰璐，李氏兄弟富孙、遇孙，梁氏兄弟玉绳、履绳，臧庸等，亦皆为乡里表率，士中贤人。其虽不能以经术饰吏事，所谓“以夙昔经术，发为经济，移孝作忠，为当代名臣”， 然亦非消极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论其志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 当时学者之心，亦多如之。

　　案王念孙谓“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 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则既决于其人，亦决于其时也。乾嘉诸儒，处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跃马，立万世之功而彪炳史册；亦不能徜徉林下，托故国之思，以歆动后人。然上列诸人中，惟段玉裁、王鸣盛有贪吝之嫌，余皆居官尽职，处里必贤，较宋学人物如清初以来熊赐履、李光地、方苞诸人之假道学，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后人以书虫托命者待之，口诛笔伐，至今未已，何不公以至如斯哉！岂必驱惠栋、戴震辈荷枪起事，对抗清军，或慷慨就义，或亡命海上，方为得之邪？或必逐其隐居岩穴，衣明朝冠，呜咽以终，方为有志邪？若以今人所谓经世之学律之，今日之我辈，既未耕耨以自食，亦未居官有实绩，岂亦皆为埋头书中以托余生者耶？若人人律以尧、舜、文、武，事事绳以禹、夏、商、周，则几无生人之理，此与前代之假道学相较，其又若何哉！ 清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