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创新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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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创新时代背景
1.1 当下中国创新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情况
历史背景
中国处于被遗忘的历史背景中
据经济史学家研究，13—19世纪，中国经济处于人均水平无显著提高的状态，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位居全球第一。
图1-1 公元1—2005年，主要经济体GDP（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Tables of the late British Economist Angus Maddison（2010），IKMResearch
但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与印度同时错失整个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人均GDP也持续下降。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正是由于缺乏创新，经济发展才呈现出下降的势头。
10—13世纪的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思想受束缚因素较少。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创新最繁荣的时代，当时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有着包容的社会氛围，为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强国，法国紧随其后，进入科技强国之列。19世纪中期，技术创新依赖科技理论知识，科学与技术互相促进，德国、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
图1-2 公元1—2000年，中国与欧洲人均GDP对比
数据来源：Maddison Angus（2001），The World Economy，IKMResearch
20世纪以来，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加速发展，形成了科技产业制度之间创新的互动发展机制，以及世界科技强国新格局，带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变革，科技爆发的全新时期，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
对比中国与欧洲的人均GDP，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2 000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只是略有增加——经济增长水平勉强超过人口增长水平。
18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继续下降，主要是因为创新不足。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他把经济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增长带动的经济增长，则不能称作发展。“因为它没有在质上产生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的过程，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我们所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自发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发展，是指执行新的组合。”这就是说，发展是经济循环流转过程的中断，也就是实现了的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本质。
图1-3 新技术革命爆发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L-End} 注释标题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又称“汤浅现象”，由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提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到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之后），每个时期平均维持约80年。以下未特别标明的脚注均为作者原注。
数据来源：《科技强国建设之路》，IKMResearch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积累、自然灾害等原因，在建国初期和1966—1976年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1985—2015年的30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达到了9.4%，其中，1992—1994年的GDP年均增速超过了13%。但2015年，中国GDP增速下滑至6.9%，不及年初设定的目标7%，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7年，中国GDP增速为6.9%，2018年的GDP增速为6.6%，2019年的GDP增速回落至6.1%。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期渐渐进入平稳发展期，未来几年内仍可能继续面临下行的压力。
图1-4 工业革命爆发以来，全球各大经济体人均GDP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KMResearch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分别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仍处于首位。2019年，德国GDP实际增长了0.6%，为34359.90亿欧元。
图1-5 1953—2019年，中国GDP增长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2000年，美国的GDP突破10万亿美元后，增速维持在2%~3%；2014年，中国的GDP突破10万亿美元后，GDP增速仍处于中高速增长水平。
图1-6 中国与美国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图1-7 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DP总量及GDP增速
数据来源：各国统计局公开数据，IKMResearch，2020
最近几年，中国、印度、蒙古与越南的经济增速领跑全球。
印度GDP在2014—2018年创下了平均7.7%的增长神话，更在2018年第二季度达到了创纪录的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已经相继认可，印度在2017年的GDP总量超越法国，印度已成功晋级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越南近几年的进步迅猛，2019年的GDP增速甚至达到了7.02%。
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已超过40年，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当下中国的生产力依旧未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人均GDP水平还低于发达国家。
截至2020年3月18日，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数为75亿8 520万人。中国排名世界第一；印度排名世界第二，人口数量达到13亿5 405万人。人口总数排名世界第三至第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其中，中国与印度人口总数相加约占全球人口总量的36%。
仅从恩格尔系数上看，中国在数值上已经进入富裕国家行列。2019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3%。实际上，中国的低恩格尔系数与发达国家的低恩格尔系数完全不同。中国市场上的食品价格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农村存在食品自给自足的状况。
图1-8 中国处于低收入、“低”恩格尔系数状态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IKMResearch
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虽仍在不断上升，但距离高收入、低恩格尔系数的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较大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世界第68位，为9 769美元。排名第一的卢森堡的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10倍。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保持上涨态势，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0 276美元，仍然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图1-9 2018年，中国与世界排名前20的国家/地区的人均GDP
数据来源：IMF，IKMResearch，2019
在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上，中国只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20%~30%。中国在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的密度和人均水平仍然偏低，公路密度约是世界均值的70%，铁路密度约是世界均值的60%，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仅高于巴西、俄罗斯。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得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6%，比上年提高1.02%，城镇化率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2018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3137亿人，城镇化率为59.58%，2019年，城市人口略有增长。
1949—1978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改革开放的4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快速增长，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奇迹。
图1-10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铁路密度与公路密度情况
数据来源：《全球竞争力报告》，IKMResearch
1978—2019年，全国人口数量增长了1.45倍，而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了4.91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由17.9%增加到60.6%，平均每年提高1.06个百分点。
图1-11 1949—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数量与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除南部非洲外，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70%（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80%），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还不到60%，南部非洲和南亚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甚至低于40%。
城镇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使中国的重化工业、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等行业飞速发展。目前，中国60.6%的城镇化率稍高于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显低于高收入经济体81.5%和中高收入经济体65.5%的水平。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这种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同时，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导致了一系列不协调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口数量多的城市，城镇化水平却不高。按人口数量排序，中国内地人口数量最多的16个城市依次为：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天津、广州、深圳、石家庄、武汉、哈尔滨、苏州、临沂、保定、郑州、邯郸、潍坊。统计显示，中国人口超过800万的30个城市中，除4个直辖市外，其余26个城市都位于华北平原、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周口、南阳和邯郸都属于经济欠发达、人口净流出的区域，这些城市的户籍人口均超过了1 000万。这是因为地级市下辖了大量的县和县级市。
图1-12 中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低于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KMResearch（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均为2017年的数据）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6以上，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协调，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存在痛点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1952—2018年，中国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 600元，实际增长约543倍。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0 000美元，但仍低于2018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居民人均收入水平（11 100.88美元）。2018年，瑞士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3 580美元，位居世界第一，挪威、卢森堡、美国、卡塔尔、丹麦、爱尔兰、新加坡、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均排在前列。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中国GDP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阶段。换挡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许多困难。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会面临的难题之一。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科学技术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等方面。如果一个达到中低收入标准的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达到中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在14年之内还未达到高收入标准，则可认为其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3 471美元，已正式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 769美元。如果2021年前，中国人均GDP无法跨过10 064美元的门槛，则可认为中国落入中高收入陷阱。2019年，中国人均GDP终于突破10 000美元，中国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2000年左右，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的人均GDP开始高速增长，在10年左右的时间翻了三四倍，在2008—2010年，人均GDP纷纷达到10 000美元；然而，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却再没有大的波动。
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处在关键时刻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1950年至今，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已有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有13个拉美国家，11个中东、北非国家，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亚洲国家，2个欧洲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当长的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已在“中等收入陷阱”受困长达60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受困也已超过60年。
图1-13 2007—2018年，中国人均GDP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KMResearch，2019
国际上公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而就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日本的人均GDP在1972年时接近3 000美元，到1984年时突破1万美元；韩国的人均GDP在1987年时超过3 000美元，1995年时达到了11 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全国人口数量为1.2亿，韩国仅为4 500万。中国的总人口数量多，与日本、韩国相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更大。
在52个新兴国家中，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且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无法长期依赖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投入获得产出。日本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企业前100排名，日本上榜企业为40家，数量超过美国（35家），居全球第一。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期望被外界不断“下调”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超过约12 616美元就属于高收入国家。在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中，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的是少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9年GDP增速为6.1%，预计2020年GDP增速有一定压力。
在不断下调的经济发展预期之下，未来5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刻。
经济高速增长面临边际效应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工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有较为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1978—2015年，GDP年均增长9.65%。从生产要素投入贡献的角度分析，1978—2015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年均增长11.5%，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1.7%；就业人数从46 299万（调整后劳动力数据）增加到77 451万，年均增长1.4%，表现出生产要素投入快速增长的特征。测算显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67%，劳动力总量增长的贡献率为8.7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L-End} 为42.62%。
图1-14 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表于2012年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虽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70%以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仍有较大差距，但依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
2019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08万亿元，与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相比略有上升。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3 0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07 685.08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6.8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数数据（99.09万亿元）计算，政府的负债率（债务余额 /GDP）在38.5%左右，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发布的负债率60%的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图1-15 中国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8
然而，以资本拉动GDP增长的可行性不断下降，资本投资推动的收益已有所下降。按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中国的GDP产出所需成本不断增高。1990—201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为3.4，即3.4单位的投资可以产出1单位的GDP。2010年之后，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到了5.4，这表明，目前中国产出每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增加了60%。2010年前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开始减少，劳动力工资，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快速上升，这使得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开始下降。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2010—2015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5.4，低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6.1），世界平均水平（8.5），更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12.1）。但依靠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不断减少，与发展中经济体不断持平。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较小，且呈现递减趋势。
图1-16 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快速上涨
数据来源：IMF，IKMResearch
按此趋势发展，到2030年，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将比其他金砖国家目前的水平高出17%，接近美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当前的数值。相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情况，中国的投资更大、资本密集度更高。
未来中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面临多重制约。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了历史高位，投资和资本高增长导致供给端增量资本的产出边际减少。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对GDP的推动放缓，除了依赖创新，还需快速提高效率。
1.2 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转变，高速增长的经济面临边际效应，中国已不能再依赖劳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来维持GDP增长。
经济增速的变化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将给整体经济带来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具体受到以下6大因素制约：1.固定资产投资，2.人口结构变化，3.劳动参与率变化，4.自然环境变化，5.生产率变化，6.其他。
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经济收益不断下降
改革开放的前30年，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至关重要，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需求增长和就业创造。在这期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约为每年10%，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均每年约为25%。2003—2012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20% 以上。其中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0.5%，此后逐年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高达45%。中国是全世界大国中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
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是资本形成总额的主要构成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9年后逐步下降，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在逐步降低。2000—2010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均超过50%。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56.2%，资本形成总额的年平均贡献率仅为43.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年平均贡献率几乎为零。
2018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 636亿元，同比增长5.9%，增速与1~11月持平，比上年同期回落1.3 %。从环比速度看，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42%。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94 051亿元，比上年增长8.7%，增速比上年提高2.7 %。
2019年1~1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 47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增速比1~11月加快0.2%。从环比速度看，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0.44%。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11 159亿元，比上年增长4.7%，增速比1~11月加快0.2%（2019年固定资产统计口径有更新）。
从产业上看，第一产业投资12 633亿元，比上年增长0.6%，增速比1~11月下降0.1%；第二产业投资163 070亿元，增长3.2%，增速加快0.8%；第三产业投资375 775亿元，增长6.5%，增速回落0.2%。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4.3%，增速比1~11月加快0.6%。其中，采矿业投资增长24.1%，增速回落1.2%；制造业投资增长3.1%，增速加快0.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4.5%，增速加快0.9%。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3.8%，增速比1~11月回落0.2%。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0.1%，增速比1~11月增长1.6%；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9.0%，增速加快0.2%；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4%，增速回落0.3%；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0.3%，增速加快0.1%。
图1-17 资本形成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力减弱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图1-18 固定资产投资投入情况与资本形成对GDP的拉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2012年以来，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一直维持在20% 左右，远高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民间投资持续疲软的情况下，以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的增长来源，投资占比也从2012年的21% 上升到2016年的25%。2017年，房地产投资总额在11万亿元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在19万平方米左右，商品房销售额超过13万亿元；房地产直接拉动GDP 1.01%，比2016年增加了约0.301%。2018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12万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达17.1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在14.9973万亿元以上。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还不仅限于房地产行业本身，从拿地到施工、销售、竣工、交房、装修等生产环节，对建筑业、园林业、建材、机械加工、家电、家具、仓储、物流、金融（按揭贷款）等57个相关产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地产投资（占比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比30%左右）、基建投资（占比25%左右），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等占比较小。
2019年，大规模减税背景下的制造业投资也仍处于顺周期，增速逐步从2018年底的9.5%下降至2019年底的3.1%。
原发性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去只有地产和基建，2020年新基建创新投入和传统基建稳增，两者都非常重要。
从投资收益到投资风险，固定资产投资的制约因素不断增加。
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巨变，人口危机突显
庞大的人口数量过去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方面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最大的人口红利来自1962—1976年的第二次婴儿潮。中国到目前为止，共出现了三次婴儿潮。
第二次婴儿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但这代人的老去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实施，使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据统计，中国排名前1 000名的富豪80%生于1962—1975年，属兔的最多，都是1963年出生的。这些富豪跟美国比年轻了10岁左右，跟日本比年轻了12岁左右。
人口红利减少，人口结构弊端显现。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的拐点出现。从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开始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
中国人口结构已经有从金字塔结构向倒金字塔结构发展的趋势。
人口金字塔（population pyramid）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老年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2.7%，老龄化问题严峻。在“少子高龄”的趋势下，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口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等原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的特定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目前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最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26%，其中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我国已进入国际标准规定的老龄化社会。2014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重要的老龄化标志：1. 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0%；2. 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5%。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9 700万左右，占总人口比重的7.5%；201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44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0.5%。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加剧。2011年开始，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增加，2015年，老年人口增速已经达到了4.48%。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每4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1个生活在中国。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2018年底达到了2.49亿；到2033年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1/4左右；2050年前后将达到4.87亿，约占总人口的1/3，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双双达到峰值。
图1-19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预测报告》，IKMResearch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要远远快于很多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上升到14%，中国只用了27年。法国、瑞典和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从7%增加至14% 分别用了115年、85年和69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老龄化进程仍将加快。2013年，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2 260万，到2050年，该数字将乘以4，达9 040万人。
除了进入老龄化社会所需的时间短以外，中国未来的老年人口数量仍将以高速递增。我国在1999年就正式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一样“老”得这么快的国家和地区。仅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从10%攀升到了20%。过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也将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阻力。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就是原因之一（目前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27%）。
我国每年约新增1 000万老年人口，预计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14%，中国整体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图1-20 中国老龄化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UN，IKMResearch
根据中国老龄委预测，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速为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速。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2051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稳定的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规模稳定在3亿~4亿，老龄化水平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
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由生育率、死亡率和移徙率三方面共同决定，人口老龄化将凸显税收缺点。
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潜在税收影响，中国将远大于其他国家。
生育率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将会使老年人口增速变快。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生育观念逐渐改变，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世界各国的平均生育率从1950—1955年的4.95‰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2‰。
中国的生育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2.7‰下降到2018年的1.6‰左右，成了世界上少有的，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低生育率国家。世界平均生育率为2.45‰。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1-21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税收水平对比
数据来源：OECD，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2016年，中国开始施行二孩政策。2016—2017年，二孩的出生率非常高，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出生人口数量的一半以上。但距离开放二孩生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多，没有选择生育二孩的家庭可能不会选择再次生育。
2018年，全国共出生人口1 523万，二孩占比保持在50%左右。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为1 465万，人口出生率为10.48‰，出生人口较2018年减少约58万，连续第3年下降。同时，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也为1952年以来的最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也已见顶下滑。
保守预测，5年内，中国每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将跌破1 000万，10年内，中国每年的新生人口数量将跌破800万，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逆的。出生率一旦下降，则难以回到过去的水平。
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婴儿荒”。1950年，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约生育4.7个孩子。中国的生育率在近50年内极速下滑，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60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5.7‰，2016年已降至1.6‰，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图1-22 1950—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与出生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下降至2.1‰及以下时，人口总数就将开始萎缩（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更明显）。目前，世界上近一半国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17年，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远低于日本（1.3‰）、泰国（1.2‰）、韩国（1.0‰）等国家的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
图1-23 1950—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平均期望寿命的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IKMResearch
韩国2019年的生育率为0.92‰，平均1名女子终身生产不足1名子女。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零出生率的国家，即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
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将提前至2027年出现，2065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至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人口规模。
人均预期寿命增加
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1990—2019年，全球人口预期寿命从64.2岁增加至72.6岁。全球卫生组织统计，2019年，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0.31岁，女性为75.33岁。
194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70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一倍。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已经反超美国。
全球预期寿命具有显著延长的趋势，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有望更长。
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少子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是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复杂。人口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现在与未来，中国也要面对人口因素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短暂的人口红利历史机遇期
过去40多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因素功不可没。但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2011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4%，此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
从2012年开始，中国总人口增速已经超过劳动人口增速，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正迅速加重。
人口红利将成为人口负债
人口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为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第二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第三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人口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在人口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的出生率大幅降低，抚养少儿人口的支出快速下降，使资本快速积累成为可能。受到人口发展第二阶段高出生率的影响，此时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沛，使劳动力增长成为可能。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其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由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要素共同决定的。当人口结构从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时，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特征恰好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劳动力供给条件。此时，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称为“人口红利”。
图1-24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WHO，IKMResearch
图1-25 1982—2042年，中国劳动人口与总人口增速
数据来源：Bloomberg，IKMResearch
人口红利并非一种没有成本的“馈赠”，相反，人口红利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好处，人口负债期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人口红利期时，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社会抚养比较低，反之亦然。从定量的角度看，人口红利与社会抚养比呈反向变动的关系。
图1-26 人口红利变化图
数据来源：IKMResearch
“十三五”期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降低，2020年之后，人口红利将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中国的赡养比例，即非劳动人口（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预计将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上升至43%和47%（2050年将达到63%），目前约为38%。
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劳动人口快速下降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稳定而高质量的劳动人口是维持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增劳动力供给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预计年均新增劳动力1 552万人。
在二孩政策的影响下，2035年，劳动人口短缺这一现象将有所缓解，新增劳动人口数量逐步回升，2046年以后新增劳动供给将再次快速下降。
图1-27 中国15—65岁劳动人口数量及占总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CRIC，IKMResearch
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将逐步提高，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比重将有明显提高。比较未来劳动人口的供给和需求可以发现，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就业需求的下降，但教育会延迟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平滑劳动人口供给。在未来的10多年中，劳动人口需求虽然大于供给，但需求缺口并不是太大。
中国老龄化社会负担远大于其他国家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性问题，未来15~35年，全球各经济体都将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欧洲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占25%），到2050年，全球除非洲以外所有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甚至超过总人口的1/3。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增长2倍多，2100年将增长3倍以上。全球老年人口在2030年时将达到14亿，2050年将达21亿，2100年将上升至31亿。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增速加快，每5个人中就有1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未富先老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未来老龄化现象将扩大至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全球的养老压力将会越来越重。
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快且老年人口数量大于韩国、日本全国人口数量。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比任何国家都要严重。
表1-1 全球老龄化趋势数据
数据来源：UN，IKMResearch
养老金入不敷出
在目前的养老金筹资渠道中，财政补助是一个重要的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9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9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5.4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10%，近三年增幅达到近40%。2018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达4.75万亿元。2018年7月1日，我国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8年调剂基金总规模达2 422亿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养老金入不敷出、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的累积结余或将耗尽。
社会抚养比显著上升
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现有劳动人口的抚养压力也逐步增加。再加上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现有财政、企业以及劳动人口的负担，从而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005年，中国每6.1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到2025年，将会是2.5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到2050年，将下降到1.6个劳动人口供养1位老人。《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显示，2011年，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为3.16∶1，即平均每个领取养老金的人需要3.16个参保企业员工来供养；到2016年，这个比例变为2.8∶1。
图1-28 老年人口抚养比压力增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愈发突出。中国未来将有1.8亿独生子女面临赡养老人的问题。
劳动参与率下降，廉价劳动力匮乏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包括：人口，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应的劳动参与率水平不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带来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出现变动；周期，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会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
根据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2000年和2010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是77%和71%。
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处在较高水平，而高劳动参与率是不可持续的。1990—2019年，中国的劳动率已经下降接近10%。美国劳动参与率的高峰大约为67%，出现在2000年前后，自2000年开始，劳动参与率逐年下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阶段，主要原因是妇女参与劳动的比例大幅上升和“婴儿潮”（指1946—1964年，美国在此期间共出生了约7 600万名婴儿）时期出生的婴儿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少年人口抚养比快速下降）。受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国劳动参与率长期处于下降的阶段。日本已经是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国家，1990—2019年，日本的劳动参与率由63.4%下降至60.6%，直接下降了2.8%。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劳动参与率也越低，高收入国家平均劳动参与率为60%左右。2005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目前仍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可见过往的高人均GDP离不开大量的劳动力投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将会进一步降低。我国劳动参与率呈现倒U形，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低。2010年，15~19岁和65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只有33%和21%。从劳动力数量来看，中国的“80后”人口为2.28亿，但是“00后”人口只有1.2亿。“00后”人口比“80后”少了1亿。由于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中国的劳动人口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开始萎缩，劳动力薪酬增长远远超过了生产效率的增长，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不再。
根据研究机构埃信华迈（IHS Markit Technology）的数据，2016年，越南的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2.38美元，中国为4.99美元，墨西哥为3.82美元。埃信华迈预测，到2020年，越南的制造业工人工资约为每小时3.10美元，中国为6.50美元，墨西哥为4.82美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几乎是越南的2倍，墨西哥的1.3倍。
图1-29 中国、美国、日本的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IKMResearch，2019
图1-30 2014年，各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呈倒U形
数据来源：Wind，IKMResearch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16~59岁劳动人口继续减少，劳动人口总量首次跌破9亿，为8.964亿，就业人口总数下降至7.75亿，同比减少115万人。
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高素质劳动力占比仍较低，制约因素明显。
环境污染越发严重
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表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L-End} 。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在后工业化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超过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得到改善。但如果没有人为的政策干预，环境质量不可能自然反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不会自然出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耕地面积的人均拥有量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油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6%。
耕地资源不断逼近红线
2008年，国土资源部明确，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亿亩的红线以上。2017年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到2020年、203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规模要保持在18.65亿亩、18.25亿亩以上。
目前，全国的耕地保有量约为18.27亿亩，全国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在15亿亩左右。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其《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警告说：“2030年，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3.69亿吨，不仅中国无法养活自己，世界市场也负担不起中国所需的粮食量。”
2014年4月17日，《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发布实际调查的约630万平方千米的土壤，全国总的土壤污染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5.9%、1.6%、1.2%和1.3%；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1.4%。
中国目前的耕地保有量已经处于红线边缘。更糟糕的是，在土地污染严重的情况下，实际耕地保有量要比现在的红线标准再高出15%左右才能有富余。以18亿亩耕地的面积计算，至少需要21.17亿亩耕地才能保证实际可用耕地面积在红线以内。
空气质量堪忧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发布的《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2018）》显示，各省（市）在2018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执行力度都很大，部分重点省市超额完成任务。
研究结果显示，自实施污染减排和总量控制政策以来，我国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工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从2006年的541.5万吨下降到2013年的319.5万吨，下降了41%。COD去除率从2006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85.6%。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从2006年的2 234.8万吨下降到2013年的1 835.2万吨，下降了17.9%，二氧化硫去除率从2006年的39.2%增加到2013年的71%。
环境修复成本巨大，削弱未来的竞争力
过度消耗环境资源并不能使GDP达到有效增长。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过去10年，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这一比例比韩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也远高于美国。
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就指出，环境污染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大概占每年GDP总量的3%~8%。
图1-31 耕地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高昂，2000—2017年，我国对环境治理的投入从1 014.90亿元增长至9 539亿元，复合增速达13.2%。2017年，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的资金占GDP的比例为1.15%。
图1-32 重点省、市、地区的PM2.5年均浓度变化图
数据来源：中国清洁空气联盟，IKMResearch
过度污染环境相当于通过向子孙后代“征税”来提高当前的国际竞争力。环境污染从发生到修复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资源耗尽、生态破坏之后，国家不可能有未来。
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亟待提高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生产率水平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并不高。1990—2000年，生产率进步贡献了GDP增长量的将近一半。但在过去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0%，为3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要弥补劳动力和投资因素造成的增长动力不足，让GDP年增长率从现在起至2025年保持在5.5%~6.5%的水平，生产率提高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就需要达到35%~50%。提高生产率也是创造高附加值工作机会的必要条件。而有了这样的工作机会，才能为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
201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01 231元/人，比上年提高6.7%，低于经济增速0.2%。
由于缺少劳动力和投资拉动，中国只能更多地依赖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这正是创新重要的原因。以TFP（多要素生产率，劳动力和投资等生产要素以外的来源所创造的增长）这一指标来衡量广义创新（包括赶超发展带来的生产率增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益。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应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石》，1990—2016年的前30个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长要素中，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74%，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24%，TFP投入的贡献率为2%。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少。
图1-33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额占GDP的比重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2019
图1-34 2014—2018年，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数据来源：世界劳工组织，国家统计局，IKMResearch
1.3 “中国式”投入成效降低，中国面临创新压力
“中国式”投入成效降低，昔日模式不可复制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中国已跻身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20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L-End} 中，中国排名第14位。2018年，中国在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20强中排名第17位，并在2019年继续保持上升势头。
2018年5月，《福布斯》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发布，7家中国企业入选，中国重工居第91位。
2017年，中国的创新指数为196.3，比上年增长6.8%。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创新投入力度继续加大，创新产出持续提升，创新成效稳步增强。
中国过去发展经济的旧模式无法持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接近10%。2019年，中国GDP增速降为6.1%。
利用创新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难题
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所依靠的两大重要动力无法长期持续。到205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劳动人口将减少16%，固定资产投资收益将不断下滑，创造1单位GDP所投入的成本将比1990—2000年提高60%。
我国总人口还将保持7—8年左右的增长态势，并将在2026年左右达到高峰，此后会一路下滑。2037年，中国人口将下降至14亿以下，到2050年约为13.13亿。同时，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和占比均将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保持上升的态势。
2019年3月，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了0~15岁的人口。而根据各省市2018年的人口统计公报，全国有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2018年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L-End} 社会。以人口数量曾长期位居全国第一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2018年人口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四川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1 181.9万，占人口总量的14.17%，比全国高出2.23%，比2017年高出0.23%，比2010年高出3.22%，平均每年提高0.4%。
老龄化社会过早到来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储蓄和投资下降，资本深化停滞，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足，面临劳动力断档的压力。经济运行中的供需矛盾开始出现，经济发展不协调。
像美国、日本及欧洲等成熟经济体一样，中国现在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生产率来推动GDP增长。正因为如此，中国创新势在必行——创新可以提高生产率，弥补劳动力不足和投资下降导致的增长动力不足。中国有实力改变当前的“汲取创新”模式，引领所有类型的创新活动。20世纪90年代，创新（按多要素生产率增长计算）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2000—2009年，创新的贡献为40%，2010—2014年，创新的贡献仅为30%。到2025年，如果中国GDP增速要维持在5.5%~6.5%的区间内，创新对GDP增长的贡献必须高达50%以上，也就是说，创新需贡献经济增长3万亿~5万亿美元。
改善创新表现将会带来额外效益——促进服务业扩张，创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从而帮助中国向更为平衡的消费导向型经济模式过渡。
从周期规律来看，我们需进一步改善制造业（主要由数字化推动）和服务业的创新——尤其是利用互联网扩大服务覆盖、改善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余下的生产率增长需要依靠其他行业的生产率进步以及科研与工程创新来实现。
中国面临加大科技创新与高技术劳动力相结合的生产要素变革，推动中国独特的庞大制造业优势转型为“智造业”，是利用创新解决经济增长的难题。过去30年，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是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2019年，中国拥有超过8亿的劳动力资源，高居全球第一，比第二人口大国印度多出了2.8亿劳动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经济全球化发展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面临巨大挑战。中国近年先后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而距“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过去了7年，1.0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2.0阶段是深耕细作、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强化规划引领，把握重点方向，路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平台，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