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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促进普惠金融和社会保护的数字生态系统

　　普惠金融历来是一项挑战

　　罗纳德·麦金农（1973）最早使用“金融抑制”一词来解释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发现，银行系统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想象。在那之后，虽然围绕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学术研究（阿雷斯特斯和德米崔德斯，1997；金和莱文，1993；德米崔德斯和侯赛因，1996）并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金融中介的支持，任何现代经济体都不可能正常运转（肖，1973）。拉扬和津加莱斯（1998）的一项颇有影响的跨国研究表明，畅通的融资渠道确实能显著提高某些行业的增长率。

　　各种实证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不一致，很可能是因为不同金融体系的构造不同。高效的金融体系构造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具备诸多关键要素，如适当的激励、足够强的执行力和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本。执行力不足会使金融体系的性能产生巨大变化，而提升执行力能显著提升金融体系的性能。

　　由于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福利方面具有潜力，金融普惠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因素。按照联合国的定义，金融普惠性是指能够以合理成本广泛获得各种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由运行良好且可持续的机构提供。普惠金融致力于拓展个人和中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在历史上，金融基本上仅服务于富人和权贵阶层（弗格森，2009）。这并非蓄意歧视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结果，而是因为向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通常无利可图。例如，向穷人提供贷款，不仅难以监控，而且风险大、规模小，这导致贷款人的预期回报比较低。

　　全球有17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和其他类似的交易账户。在发展中国家，该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国家中小企业的比例比发达国家高。例如，东亚地区有6400万家中小企业，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400万家中小企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有2800万家中小企业（戴莫古克·康特等人，2018）。在世界上所有被排斥金在融服务之外的人中，有24%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见图3.1）。

　　图3.1 2017年没有银行账户或类似账户的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中小微企业通常将缺乏金融支持列在制约其增长的各种因素之首。小企业比大企业面临更大的增长制约，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取外部资金，这限制了它们的潜在增长和发展（贝克和戴莫古克·康特，2006）。

　　融资缺口指的是，在市场利率下资金需求量与可投资资金供应量之间的差额。国际金融公司估计（2017a），微型企业的融资缺口为7144亿美元，而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更是高达4.5万亿美元。另外，在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融资分配也不均衡，96%的可投资资金分配给了中小企业，只有4%分配给了微型企业（见图3.2）。

　　图3.2 2017年全球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缺口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公司，2017a。

　　据国际金融公司估计（2017a），中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为4.4万亿美元，其中仅有2.5万亿美元的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融资缺口为1.9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7%。

　　普惠金融为什么如此具有挑战性

　　传统银行业严重依赖抵押物，而中小微企业往往缺乏抵押物。2013年，中国的抵押贷款占上市银行放贷总额的80%以上，而中国大多数银行是上市银行。如果不算信用卡贷款，则上述比例还会更高。由于穷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抵押物，传统银行业不愿意解决他们的融资问题。2013—2017年，中国抵押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基本没有变化（见图3.3）。

　　图3.3 2013年与2017年中国A股上市银行抵押贷款份额

　　注：数据来自中国28家上市银行。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罗汉堂。

　　为缓解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困境，各方已经做过很多努力。197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开创了“小额贷款”的先河，在孟加拉国向一群纺织女工提供了第一笔金额仅为27美元的现金贷款。此后不久，他又创建了格莱珉银行。自此以后，小额贷款就一直处于一场旨在促进金融普惠性、造福最贫困人群的全球运动的最前沿。最贫困人群既没有可抵押物也没有银行账户，而小额贷款为他们提供了摆脱贫困的机会。进入21世纪之后，联合国发起了许多类似项目，以帮助低收入者获得他们所急需的贷款。

　　作为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小额贷款理论上颇具吸引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很艰难。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已经惠及250万贫困人口，其中90%以上的受益者是女性（尤努斯和霍利斯，2003）。然而，小额贷款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当有限（布尼雅等人，2016；塔罗齐等人，2015）。大多数实地研究都发现，小额贷款的接受率一直都很低。这种普惠的金融模式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形成促进投资、提高收入的良性循环。传统小额贷款既没有提升当地的创业热情和劳动参与程度（奥格斯堡等人，2015；塔罗齐等人，2015），也没有提高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卡尔兰等人，2016；克黑朋等人，2015）。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信息的需求。如果借款人不能提供抵押物，银行就必须收集和分析潜在借款人的详细信息，如借款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在没有抵押物可以对冲风险的情况下，小额贷款的贷款人必须上门走访借款人的一些近亲属，从而与借款人建立互信。这项任务费时费力。

　　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之后，有着帮助穷人的崇高愿望的格莱珉银行成立了。然而，小额贷款的业务模式并没有革新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尽管这种模式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被复制和推广，采用门槛很低，但它并未能战胜与信息采集和处理有关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是有效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所固有的。同伴监控和建立信任都需要本地信息，这就意味着无法以合理的成本来扩展业务。

　　有效的普惠金融体系必须解决一系列市场摩擦问题。长期以来，这些市场摩擦阻碍了金融服务变得更具普惠性，它们主要源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成本。下文将详述这个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

　　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而言，识别贷款申请人的风险特征很困难，成本也很高。这种状况必然会限制贷款申请人获得投资资金的机会（扎菲和罗塞尔，1976；施蒂格利茨和维斯，1981）。在发达经济体中，银行能够获得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如美国的费埃哲评分），只需要极低的成本就能了解贷款申请人的风险特征。信用评分制度不仅能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还能降低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安纳夫等人，2013）、信用卡贷款（格罗兹基，2012）和小企业贷款（弗雷姆等人，2001；彼得森和拉扬，2002）的成本。虽然信用评分机构确实能够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并扩大贷款规模，但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还没有信用评分机构。德詹夫里等人（2010）发现，危地马拉共和国的一家小额贷款银行为其所有的营业网点引入一个征信机构后，其筛选能力得到了提高，贷款规模扩大了27%，还贷率提高了，违约率也降低了。

　　从需求侧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借款人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很难理解现有的各种金融产品，因此，他们很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在资金需求非常迫切之时仍回避融资（希内等人，2012）。

　　二、监控成本

　　无论情况如何，金融机构存续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对借款人进行监控并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获益（戴蒙德，1984）。无论是小额贷款，还是商业银行通过实体网点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较高的监控成本都会阻碍债权人扩大其贷款规模。

　　对于不能提供抵押物的小额借款人来说，银行对借款人的监控成本特别高，而且银行的边际成本不会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格莱珉银行曾经试图用同伴监控的方法来降低监督成本并扩大针对穷人的贷款规模，具体做法是，让社区中比较有经验的借款人参与进来，帮助同社区中经验不足的潜在借款人同行与潜在贷款人建立信任，贷款人相信其同行有能力进行审慎的投资（施蒂格利茨，1990；瓦里安，1990）。然而，这种联保贷款方式需要更严格、更积极的监控，如常常到借款人家中实地查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基于同伴监控的贷款为什么往往无法达到可行的规模。

　　三、其他交易成本

　　高交易成本既影响贷款人为穷人提供服务的意愿，也影响借款人使用金融服务的意愿。在欠发达地区，传统银行网点往往很少。正规的银行账户通常伴随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这是由不同因素造成的，比如，较难获得身份证明文件、等待时间长、服务质量差、取款费用高以及强制性最低余额较高。降低这些交易成本可以显著提高贷款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为新兴市场提供急需资金的可行性（杰克和苏里，2014）。

　　四、没有界定明晰的财产权

　　如果借款人能够提供抵押物，就不用提供过多信息。然而，由于产权界定不明晰，穷人往往无法向银行提供抵押物。秘鲁经济学家赫尔曼·德索托一直极力倡导更好地记录关于财产的信息从而明确产权，使穷人能够使用抵押物。在秘鲁，100多万名公民已经获得了他们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索托的倡导。然而，即使进行了这些改革，秘鲁最贫困人群仍然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抵押，因而仍然不能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

　　可持续融资模式

　　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一种易于扩展且稳健的新型小额贷款模式应运而生。数字金融是建立在个人数字身份证和相关信息的基础上的。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探讨过，数字平台能够以极低的可变成本处理并产生大量数字信息。起初，这些信息主要被用于促进电子商务、汇款交易以及社交互动。后来，数字平台扩展至各种各样的产品、服务和支持性生态系统。

　　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服务的发展情况，尤其是阿里巴巴数字金融服务的演变。其他国家，如肯尼亚，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也促进了可满足类似金融需求的相关数字体系的发展。

　　如今，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和数量都处于世界前列。虽然各家银行仍然处理着95%的支付业务，但非银行移动支付业务一直在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和美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分别是150亿美元和83亿美元。到2017年，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已经超过了22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00多倍（佛瑞斯特研究公司，2017；艾瑞咨询，2017；知颜咨询集团，2018）。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移动支付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了73%，交易额同比增长了60%（新华网，2018）。

　　支付宝诞生于2004年，最初是为了解决线上购物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其独创的第三方托管系统极大地促进了数字支付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阿里巴巴的电子交易市场——淘宝的技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依托腾讯公司极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微信，微信支付也迅速成长起来。新进入者的不断涌入和激烈竞争是中国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服务的重要驱动力。

　　移动支付为一系列服务的扩展奠定了基础，包括餐饮、旅游和医疗等线下服务。移动支付系统是一个具有双向反馈机制的双边平台（梯若尔，2014），这意味着使用这项服务的客户越多，接受移动支付的企业就越多，反之亦然。短短数年间，中国已经从主要使用现金进行交易的国家变成很少使用现金的国家。

　　移动支付在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突破了前文所说的各种制约，包括信息不对称、监控成本和交易成本等。秘诀在于，以极低的成本充分利用巨大的信息生成优势（由已经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海量实时数据提供），同时运用日益强大和高效的人工智能算法。

　　显然，移动支付比传统银行卡更有优势。使用银行卡有一个主要问题，即很难核实谁在刷卡。当用智能手机进行支付时，物联网和生物识别技术可以快速且可靠地进行身份识别。物联网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联系、互动和交换数据的方式。拿智能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谁在使用当前账户、使用者是不是账户的合法所有者、账户上有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交易是不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进行的等详细信息。

　　贷款人能够获取丰富且实时的背景信息，从而当场进行风险评估，以极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避免欺诈行为。美国的支付服务提供商的欺诈损失率通常是0.3%~1%，甚至更高。这意味着，每转账1000美元，就有至少3美元的损失。如果将信用卡和借记卡都考虑在内，则中国境内传统银行卡的欺诈损失率大约为0.02%。相比之下，中国的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面临的欺诈损失率要低得多，如支付宝的欺诈损失率低于0.00005%。

　　随着电子平台和移动电子支付系统的出现，中国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出一种新的小额贷款模式，既便宜又安全，不需要抵押物。过去，金融机构根据很有限的信息来从事信贷中介业务，借款人需要提供抵押物，因此贷款人不需要收集太多信息即可确保借款人会还款，信息成本很低。中介机构自身的抵押物通常是其声誉，这十分有利于向消息不灵通的投资者筹集资金。

　　数字平台收集到的信息正在消除小额借款人提供抵押物的必要性。昂贵的“中介模式”和低廉的“平台模式”还有一个显著区别：在前一种模式中，借款人在申请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信息，以证实自己所借资金将被用于营利性活动，供贷款人评估自己的信用（见图3.4和图3.5）。

　　图3.4 排他性中介模式

　　资料来源：霍姆斯特罗姆，2018年；罗汉堂。

　　图3.5 普惠性数字平台模式

　　资料来源：霍姆斯特罗姆，2018年；罗汉堂。

　　在数字平台模式中，可以根据来自平台的信息进行额度授信。事实上，贷款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了解比借款人本人都更清楚、更全面。在这方面，平台模式更像西方的信用卡系统。但因为数字平台基于数字身份识别，并且整合了海量的数据，所以其成本远低于信用卡系统，也不容易出现欺诈。

　　另外，当参与者、产品和服务都具有数字身份时，与信贷相关的信息就会与数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其他金融和相关服务（如保险、医疗、租赁、旅游等）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随着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各种金融服务会深深地嵌入实体经济中。

　　数字金融普惠性的证据

　　将金融科技（促进了金融服务供应的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赋予金融中介巨大的潜力，使其金融服务朝着普惠的、可负担的、可持续的方向快速发展。下面，我们提供了一些实证证据来证明这一说法。在这些证据中，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女性、年轻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没有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

　　一、个人用户模式

　　参与者都使用移动支付进行线上交易，因此，移动支付用户和线上市场用户具有类似的人口统计特征。

　　1.性别

　　2017年，支付宝用户中女性占48%。这表明，在线下活动中，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使用移动支付（见图3.6）。

　　图3.6 2017年移动支付用户的性别分布

　　注：性别分布是根据2017年支付宝用户的随机样本计算的。

　　资料来源：支付宝，罗汉堂。

　　2.年龄

　　在使用数字支付的人群中，年轻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参加工作不久，经济条件比较拮据，因此能够提供的抵押物较少，无法充分获得传统支付渠道的服务。与此同时，如第二章所说，他们在所有年龄段人群中最倾向于使用移动支付（见图3.7）。

　　图3.7 2017年移动支付用户的年龄分布

　　注：该分布根据2017年支付宝所有用户的随机样本计算。

　　资料来源：支付宝，罗汉堂。

　　3.地区

　　在欠发达地区，移动支付发展更快，其普惠性得到了相应提升。从图3.8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与移动支付增长率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即欠发达地区的移动支付的增长率高于发达地区，这表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没有充分享受传统支付渠道提供的服务，而移动数字技术大大增加了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

　　图3.8 中国移动支付用户增长和当地人均GDP的关系

　　注：每个点代表中国的一个省或直辖市。鉴于数据安全问题，纵轴隐去具体数值。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4.可负担

　　中国的移动支付的手续费已经很低了。美国商家使用信用卡的平均手续费大约为3%，而在中国仅为0.6%。在美国，个人账户之间的国内转账手续费大约为1%。在中国，这些转账基本上是免费的；只要转账金额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约合7500美元），通过移动支付进行跨行转账也是免费的（见表3.1）。

　　表3.1 2018年中国转账成本比较

　　注：转账费用基于5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网站上发布的标准报价。

　　资料来源：利率信息网络，罗汉堂。

　　二、中小企业模式

　　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已经让几百万家初创企业获得了不需要抵押物的金融服务。在过去三年中，蚂蚁金服和很多金融机构开展了合作，通过其“310”信贷系统向800多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小额贷款。

　　1.普惠金融服务

　　我们只要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进行比较，就可以找到更多证据来证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首先，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长更快。其次，数字技术驱动的小额贷款增长率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数量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如图3.9所示，人均金融机构数量越少的地区，小额贷款的增长率越高。数字技术更明显地增加了欠发达地区的人获得贷款的机会。

　　图3.9 中国小额贷款增长率和当地人均GDP的关系

　　注：每个点代表中国的一个省或直辖市。鉴于数据安全问题，纵轴隐去具体数值。该图未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罗汉堂。

　　数字金融服务包括支付、贷款、理财和保险，在中国各地发展迅速。2011年，中国最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0.6）。到了2014年，许多欠发达地区已经赶上来了。截至2017年（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领先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这表明普惠性在不断提升。

　　图3.5所描述的数字平台模式具有很强的普惠性、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这些都得益于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收益。传统银行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大约为100万元人民币，而浙江网商银行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约为2.6万元人民币。尽管与中小企业打交道的风险比与规模更大、更成熟的企业打交道的风险大，但浙江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中国所有银行中是最低的。

　　这里呈现的模式是很清楚的——数字信息有助于有效评估经营风险，这使得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变得更有利可图、更可持续。这些中小微企业中的很多企业以前根本无法从传统银行获得贷款。平台模式扩大了信贷服务的范围，将其延伸到偏远地区的小企业，以及得不到充分服务的中小微企业。这预示着银行业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既传统银行业将越来越专注于服务大企业，同时很有可能与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风险评估。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将以可扩展和可持续的方式提升偏远地区和其他金融服务不足地区的金融普惠性。

　　2.信贷的影响

　　融资能力对小企业的销售额增长具有重大意义。豪斯曼等人（2018）在融资判断标准中使用自然断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获得贷款仅1个月后，销售额的平均增长率大幅上升约9.5个百分点，甚至在获得贷款半年后仍然保持了这一水平（见图3.10）。

　　图3.10 信贷机会对销售额的影响

　　注：数据样本期为2014年9月—2016年7月。

　　资料来源：豪斯曼等，2018年。

　　在一项相关研究中，陈涛等人（2018）发现，获得贷款还能降低企业销售的波动性，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很强的逆周期性。更重要的是，波动性的降低主要集中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以及经济增长更慢、法律环境更脆弱和合同执行力较弱的地区见（图3.11）。

　　图3.11 信贷机会对销售波动性的影响

　　注：样本期为2014年11月—2015年6月。“T+1”是指信贷获批后的一个月。鉴于数据安全问题，纵轴隐去具体数值。

　　资料来源：陈涛等，2018年。

　　数字信贷也已经成为个体、家庭电商融资的主要来源。“淘宝村”的经验表明，缺乏资金支持一直是创业的最大障碍之一。现在，数字技术驱动的小额贷款模式大大缓解线上零售面临的各种金融约束（见图3.12）。在所有尝试过借款的个体、家庭电商中，完全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融资（向亲朋好友借款）的家庭占46%。对通过正规或者半正规渠道进行融资的借款人来说，蚂蚁金服是他们最主要的贷款渠道，其次是银行等其他互联网金融渠道。

　　图3.12 2017年电子商务从业家庭的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阿里巴巴集团联合研究项目。

　　案例3：医疗服务、教育和环境保护

　　数字技术正在从商业和金融服务领域，扩展到医疗服务、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事实证明，数字技术具有极高的效率和可扩展性，已经成为提高普惠性的一种强大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b）和世界银行（2019）的相关报道，数字技术还有助于为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搭建更慷慨和更可靠的安全网，进一步提高普惠性。

　　一、医疗服务

　　蚂蚁金服意识到，许多线下夫妻店无力应对各种健康风险，因此于2018年3月联合国泰保险公司发起了一项福利计划，目的是为使用二维码收款的此类商店提供健康保险福利，这就是“多收多保”计划。

　　该计划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最新数字技术来分析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建立起了“212”医疗费用报销流程，即提交申请只需要2分钟、获得批准只需要1秒钟、报销款项在2天内进入患者账户。在该流程中，风险管理包括数字病历核实、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和人工智能反欺诈系统。

　　二、教育与培训

　　淘宝业务覆盖范围广泛，为培训中小微企业主及其员工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平台。淘宝大学成立于2006年，目的是为入驻淘宝平台的线上零售商提供服务，以帮助这些小企业发展。截至2018年，这所大学招聘了100多名各行业专家，根据深入的实地分析设计了各种培训课程。有经验的淘宝线上零售商联合第三方培训公司和行业专家，基于自己的实践知识和批判性思维来筛选讲师。讲师需要接受严格培训，还要通过资格考试和学生反馈定期接受评估。

　　目前，淘宝大学在中国将近99%的贫困县市都开设了在线课程，每年提供3000种预录课程和2万多次直播课程，还在全国28个省、243个区和880个县开设了线下课程。淘宝大学建立了18个培训中心，完成了150多场培训，培训了将近1.4万人。

　　淘宝还有基于云技术的专业发展系统，其庞大的知识库有利于中小微企业主及其员工组织学习活动、交流从商经验。课程涵盖了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线下和线上整合的新零售，以及拍卖、出口和休闲娱乐等专业领域。

　　除了培训国内的线上零售商，淘宝大学近年来还扩大了服务范围，为国际线上零售商和对口的地方政府机构提供服务。利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经验，淘宝大学致力于促进全世界中小企业的发展，吸引年轻的企业家，向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障碍。2017年，淘宝大学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为2600多人举办了30场培训，这些学员来自老牌企业、初创企业以及致力于企业成长的政府贸易机构。

　　淘宝大学致力于为中国最贫困的偏远地区的公共部门提供培训，开设因地制宜的课程，传递切实可行的理念。2015年4月—2017年3月，淘宝大学在765个贫困县开设了500多门课程，培训了112万名来自公共部门的学员。这些教育成果不仅获得了企业主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赞赏，也是“淘宝村”和“淘宝镇”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淘宝大学只是展示数字技术及其“创造性建设”如何改变普惠教育格局的一个例子。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出现并扩大了高质量教育对每个人的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现在有将近10万名求知心切的农村学生可以看到城市顶级学校的直播课程。不仅如此，农村教师还可以在线学习最佳的教学经验。这种在岗培训成本极低，农村教师不需要专程到培训中心学习，学校也不需要因为他们离岗接受培训而招聘代课老师。

　　三、环境保护

　　全球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每年都有600多万人死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中国是经济大国，其经济的快速增长难免带来各种副作用。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全国78.4%的城市空气污染超标，42.5%的水资源污染超标，31.1%的土地面临水土流失风险（中国生态环境部，2015）。

　　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探索大幅降低环境危害的有效途径需要财力支持，愿意尽一己之力的个人往往有心无力。

　　但是至少有三种途径可以让公民直接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第一种途径是衡量“绿色行为”的影响，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第二种途径是从税收和监管角度采取经济激励措施，鼓励个人改变自己的行为，转向低污染的生活方式。第三种途径是把个人的环境保护愿望转化为具体行动，如在荒山野地里植树造林。

　　在这种背景下，蚂蚁金服于2016年8月发起了“蚂蚁森林”项目，以期教育、激励消费者和企业积极参与环保事业。

　　这个项目的核心宗旨是通过三种方式鼓励用户减少自己的碳足迹：将个人的碳减排数据直接发送到其智能手机上；将个人的虚拟身份和地位与其因为减少碳排放而获得的“绿色能源”积分挂钩；通过植树计划，向个人提供碳补偿现金奖励。

　　“蚂蚁森林”项目赢得了非常积极的响应，在3年中吸引了5亿多名注册用户，截至2019年4月，已经在中国沙漠地区种植了1亿多棵树。2019年9月，“蚂蚁森林”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在世界各地，人们正在努力利用数字技术建立自下而上的、普惠的和可扩展的绿色金融生态系统。2017年1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蚂蚁金服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达沃斯共同发起了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

　　总之，“蚂蚁森林”项目为增进社会福祉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这一范式由基于人性的激励机制和数字平台上的大规模社交网络所推动。依托现代数字技术的奇迹，该项目种植了更多树木，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和改善。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