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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分

　　回望改革开放40年4个阶段（1978—2018年）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的2018年，已经走过了40年。这40年是如何走过来的？作为一位经济学者，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和观察，当然会以经济的方法为基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实际上要经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这一阶段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经济体系的表层即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上，对经济体系的深层次改革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与争论上，应该属于为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打基础阶段；第二阶段是自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2002年，这一阶段属于大规模经济体系改革阶段，几乎涉及传统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例如产权制度改革、市场经济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现代宏观经济体系改革等；第三阶段是2002—2012年，这10年的特征是新旧体制的磨合，新体制形成后还并未完全取得社会的共识，新旧体制还有冲突，出现了一些体制摩擦，甚至还出现了反改革的声音，因而这一阶段非常注重新旧体制的摩擦，注意强调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推动包容性增长，加强以民生保障为特征的社会政策的协调，等等；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未来的一个时期，即强起来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改革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改革，在全面改革的基础上，最终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这种划分方法，似乎并不太符合某些说法，但作为一个学者，确实是有这种感悟的。我想，这种感悟不应属于离经叛道之说吧。

　　经济体系改革初期的打基础阶段（1978—1992年）

　　这个阶段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差不多1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实际上又分为几个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79年，实际上进行的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搞冤假错案平反，并未完全涉及经济体系改革。1980年才正式推动了全国性的农村改革，主要有3个内容：一是由人民公社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农民可以从事非农的工商业，出现了乡镇企业，三是农民可以进城经商务工，从而全面启动农村经济体系改革。经过3年左右的农村经济体系改革，农村经济开始冲击城市经济，例如乡镇企业产品进城，农产品进城等，因而1984年10月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城市经济体系改革的决定，开始了城乡全面经济体系改革。一开始的改革是平稳的，但是，后来由于出现价格改革所引发的现象，改革在1988年到1991年间进入极其复杂的阶段，1988年的价格闯关及双轨价带来的“倒爷”，使人们因生活负担加重及对腐败不满而对改革产生了怀疑，这一现象使当时出现了防和平演变的呼声，从而使改革进入复杂且艰难的时期。

　　总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13年中，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各种原因，经济体系改革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原有传统经济体系本身，而只是对原有经济体系的表层进行改革，也就是只停留在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上。这方面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公有制原则不能动

　　可以开始出现个体经济，个人可以投资一些小流通与小生产，也就是从事个体经济。当时中国经济有两个压力：一个是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刚刚终止，几千万知青返城，国家根本无法靠国有企业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安排这些知青，于是就只好同意这些知青自己创业，搞些个体经济，但不能搞私营经济；另一个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村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一些劳动者自己搞起了非农业的工商活动，我们只承认这种工商活动，同意搞一些个体经济，但不能搞私营经济。如何区分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一个重要的规定是确定雇工数量，工商登记中明确规定雇工只能雇7个人，7个人以上就是私营经济了，是不允许的。当时我很吃惊，为什么只能是7个人，不能是7个人以上，有人告诉我说，这是马克思讲的，雇7个人是小业主，雇7个人以上是资本家，后者具有剥削性质。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未完全解放。

　　计划经济原则不能动

　　此外，可以讨论如何搞好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像价格形成机制这样的表层问题也可以讨论。大家知道，价格实际上只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表层问题。当时在不讨论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上，讨论是完善计划定价，还是搞市场定价，还是搞“双轨价”。即一部分产品是计划定价，一部分产品是市场定价，甚至一种产品“两个价”，有的是市场定价，有的是计划定价。其结果是“双轨价”，出现了所谓的“倒爷”，引发了严重的腐败，有人以权力获得了计划的低价，转手以市场高价卖出，最终导致人们强烈不满，以至于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按劳分配原则不能动

　　分配问题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原则，不承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改革之初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体制内与体制外分配原则的差异，体制内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性的忽视真实贡献的分配评价指标体系，体制外则是完全市场化的按贡献与效率为原则的分配评价指标体系，因而出现了所谓的“脑体倒挂”，“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收益差距，但我们并不承认市场化的分配原则，而是强调既要效率，又要公平，提出提高收入要兼顾“左邻右舍”，因而只是在按劳分配上打转转，并没有触及收入分配体制的根本原则，一直否定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

　　国家直接控制经济运行的原则不能动

　　不能提宏观经济之类的名词，而是讲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重点讨论如何做到放权有度，调控有序。诸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类的现代宏观经济名词，往往被信贷计划、国家投资计划等行政性指标所替代。因此，当时的改革并未触及现在进行的宏观调控体制改革。

　　政府管理企业的原则不能动

　　只是因为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搞了所谓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但并未触及企业产权制度、企业财务制度、企业劳动人事制度等，甚至连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概念都不能提，更谈不到企业破产、员工失业、资产重组并购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概念，只是对企业管理做了些不痛不痒的“修正”。

　　总之，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这近13年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并未深入触及传统经济体系，而只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这13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改革的热情与参与，尤其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良好的理论与政策基础。

　　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专门强调，这就是：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当时的改革举措还并未触及传统体制的深层次问题，还属于经济运行机制层面的改革，但是学术界的内部讨论却极为活跃，出现过多次在全国引发重要影响的研讨会，可以说80年代是经济学学术讨论极为繁荣的年代，而且在讨论中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值得称道的有这样几点：第一，有不少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分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有的学者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经济的新的实现形式，应该用股份制改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形成以股份制为特征的中国的所有制形式。第二，不少学者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并不具有社会性质的特征，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阶段中国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因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三，不少学者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提出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等，应该按照它们各自的贡献分配社会财富，在微观层次注重效率，在宏观层次注重公平，实行以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如果考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以推进以公益为特征的第三次分配过程，以实现社会和谐。第四，不少学者认为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应该放开个人、企业、市场的活力与积极性，政府管理经济应该从直接对企业与个人的管理，走向以市场为中心的间接宏观管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与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的稳定。第五，不少学者认为当时所搞的企业内部承包制改革、放权让利改革等改革举措，都是临时性举措，并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推动企业产权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要解决行政干预的问题，对民营企业要注意家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形成现代企业制度。第六，因为在1984年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而不少学者从商品经济的属性上，对中国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价格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以商品经济的属性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触及市场经济的不少问题，为后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总之，80年代是中国改革进程中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学术思潮来看，大致上有4次值得一提。第一次是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主要是批判“文革”中的各种极“左”的经济学思潮，例如批判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为特征的所谓的收入分配理论，强调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例如批判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不断搞所有制升级的极“左”思潮，强调所谓的“三级所有”，等等。第二次是80年代初期，日本的有关经济思想传入中国，以企业管理方面的理论为主。第三次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东欧的一些有关改革的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例如科尔奈的“短缺理论”等，因为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是早于中国而开始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而且当时这些东欧国家的经济水平也高于中国，因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非常关注的经济学思潮，甚至提出以这些思想改革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第四次是80年代后期，这时因为中国开放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经济学界，不少西方经济学著作在中国大量出版发行，也有大量西方学者到中国讲述有关经济思想，诸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也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设置。当然，在上述学术思潮中，中国学者仍然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来思考中国问题，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更多地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读懂“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踏上新征程（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