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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说诗

　　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同日仙逝，本不拟说什么；一位网友忽然问到我对季先生去世的感想，说一说也无妨。两位先生都是九十以上的高寿，虽然任先生比希望的寿数少活了三年（他原想活到九十六，好写完新版《中国哲学史》），也算是功德圆满，可以无憾了。对于功德圆满、可以无憾者的远去，即使做不到像汪伦对李白那样踏歌相送，至少应该持从容平和的态度才是。却也无妨有一些叹息和眼泪。

　　不知有多少人去过敦煌，不知有多少人看过壁画，不知有多少人看得懂，然而季先生是看得懂的，他写道：

　　使我们最感兴趣、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许许多多的涅槃的画。释迦牟尼已经逝世，闭着眼睛，右胁向下躺在那里。他身后站着许多和尚和俗人。前排的人已经得了道，对生死漠然置之，脸上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后排的人，不管是国王、各族人民，还是和尚、尼姑，因为道行不高，尘欲未去，参不透生死之道，都号啕大哭……（《在敦煌》）

　　我想为之叹息、为之流泪的人，不妨花点时间读一读季先生的散文。

　　网上有一种意见，说季先生的专攻是印度学、东方学，如何称得“国学大师”？这种意见原则上也许是对的，但招来一片骂声。我想说话的人挨骂也是应该的，什么场合，要你来显摆聪明呢？其实季先生对“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称谓，是不领情的，他生前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所以聪明人不说也罢。

　　季先生是陈寅恪的真传弟子，崇尚考据，学问做得大。还有一点和陈先生一样，那就是爱诗，也懂诗。这里说的“诗”，是指传统诗词。季先生说：“我对于新诗，虽然已经读了六十多年，却自愧缺少这方面的细胞，至今仍然处在幼儿园阶段，更谈不到登堂入室。”（《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先生》）我不认为这是季先生对新诗的否定，而是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也就是说，季先生对新诗不甚了了，“处在幼儿园阶段”，虽然他和冯至、臧克家是好朋友。他还说：“我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文学艺术都必须要人了解，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就了解），那何必要文学艺术呢？”（《我和外国文学》）这个意见，我以为是对的。

　　季先生在上清华大学时，专业是西洋文学，据他说，从“正课”得到的收获，不如一些选修课，如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等，以及郑振铎、谢冰心的课。他说，这些课程水平都高，令他终生难忘。因此，季先生对诗词的悟性很高，不是偶然的。季先生谈诗论文，有许多老生常谈，也有个人独得。正是从那些个人独得，可以看出他的悟性之高。举一个例子吧。崔颢《黄鹤楼》是一首著名的唐诗，据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李白对此诗大为叹服，曾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首诗在唐诗通行本上的文本是：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而人们从敦煌残卷中看到这首诗，有两个地方与现行本不同。第一句的“黄鹤”作“白云”，末一句的“烟波”作“烟花”。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他宣读的论文中，引用了这首诗，对“白云”“烟花”大肆赞美，誉不绝口，喜形于色，全场气氛一时为之活跃。季先生写道：

　　我最初也曾为之振奋。但稍稍冷静，觉得不大对劲。“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两个“黄鹤”，对比紧凑，只有这样，“空余”二字才有着落，才有力量。如果改成“白云”，对比也有，但比不上两个“黄鹤”了。今天的选本，不取“白云”，而取“黄鹤”，是有道理的。至于黄永武教授讲的，这样一来就是三个“黄鹤”对一个“白云”，结构失去均衡，我看这个均衡是用不着保持的。（《朗润琐言》第136页）

　　这段诗评写得何等好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照道理说，季先生崇尚考据的，他应该站在考据的立场上，支持黄永武的说法才是。然而黄永武说的，已经不是文本的是非，而是在说文本的好坏。因此，季先生只能一味妙悟，抛开敦煌卷子的白底黑字，而根据他的直觉，从诗味的立场上去区别这个好与坏，这正是读诗的正确立场。他还写道：

　　最成问题的是“烟花”代替“烟波”。而黄先生说得最厉害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说，“烟花”是有来源的。李白的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不是有“烟花”吗？由此可证，“烟花”是正确的。但是黄先生忘记了“烟花”的意思是春天百花繁茂的景象。摆在这里完全不对头。而“烟波”是指江上烟波浩渺的情景。完全适合。

　　诗词一道，于季先生并非专攻，但许多专攻此道的人，还不能说得像他这样的在行。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此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也。 啸天说诗.周啸天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