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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赏析示例
国殇(战国)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gǔ)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liè)余行,左骖殪(yì)兮右刃伤。霾(mái)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fú)兮击鸣鼓。天时怼(duì)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在屈原《九歌》中,其他诗篇所咏皆天地神祇,这一篇独咏人鬼。“殇”指未满二十岁而死的人,“国殇”则特指为国捐躯的将士。
战国的秦楚争雄战争,从怀王后期开始,屡次以楚方失利告终。《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顷襄)元年,秦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由此可见楚国在抗秦的战争中伤亡的惨重。而当时楚国的士气民情并不低落,在怀王入关而不返,死在秦国后,民间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屈原这篇追荐阵亡将士的祭歌,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同仇敌忾和忠勇的爱国激情。
全诗可分两段。第一段从“操吴戈兮被犀甲”到“严杀尽兮弃原野”,描绘严酷壮烈的战争场面。诗一开始就用开门见山、放笔直干的写法:战士们披坚执锐,白刃拼杀。古时战车,作用有如坦克,双方轮毂交错,“短兵(相)接”。诗从战斗最激烈处写起,极为简劲。在这个“近景”描写后,诗中展开了一个战场的“全景”:旌旗遮天蔽日,秦军阵容强大,敌若云,箭如雨。处于劣势的楚国将士却并没被危险与敌威所压倒,他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其勇猛有逾于困兽,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方冲乱了行列与阵脚,楚军陷入被动。诗人用了“特写”式笔触着力刻画楚方主将:他高踞战车之上,身先士卒,临难不苟。他的左右骖乘一死一伤,车轮如陷泥淖,驷马彼此牵绊,进退不得,却继续援槌击鼓,指挥冲杀,直到全军覆没,流尽最后一滴血。
“严杀尽兮弃原野”,是一个“定格”的画面:战场上尸横狼藉。喊杀声停止了,笼罩着一片死样的沉寂。楚国将士身首离异,然而还佩着长剑,挟持秦弓——这“秦弓”是夺到手的武器。敌人胜利了,但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令其思之胆寒的胜利。楚军失败了,这是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失败。诗人通过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意味极为丰富的内容。诗中主将的遭遇,容易使人想到项羽《垓下歌》的前两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然而《垓下歌》的结尾是软弱无力的,远不能与《国殇》的结尾相提并论。任何的徒呼奈何,泣血流泪,都是愧对烈士英灵的。
诗的后段,用了一种义薄云天的慷慨之音,对死国者作了热烈赞颂。“出不入兮往不返”二句,与荆轲《易水歌》同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以身许国者共有的豪言壮语。烈士们用鲜血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他们死不倒威,死而不悔,可杀而不可侮。他们生命终结而精神不朽,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仍是出类拔萃的“鬼雄”!与诗发端的开门见山相应,结尾是斩钉截铁,令人振奋的。“鬼雄”也因而成为一个现成的诗歌用语,宋代李清照《绝句》就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
《诗经》中以战争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除《大雅·常武》中少量文字外,一般只写出征的一方,如《秦风·无衣》仅言“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小雅·车攻》仅言“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之子于征,有闻无声”,都未及正面的接仗。《国殇》中却大写秦人狂风骤雨的凭凌,楚军浴血奋战与抵抗,两军短兵相接的激战,在战争诗的创作上谱写了全新的一页。《国殇》紧凑而凝练,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力。有人认为诗中的战将非泛写,是指战败于丹阳之战的屈匄。其实诗人所祭颂的乃楚国历来之“国殇”,并不限于一战。诗中集中描写一场浴血奋战的场面,运用了类似蒙太奇的语言,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诗中,作者没有丑化敌人,相反的,对敌方力量的强大作了夸张的描写,“疾风知劲草”,这样写对阵亡者的大无畏精神恰恰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国殇》一扫楚辞惯用的香草美人和比兴手法,通篇直赋其事,造成一种刚健朴质的风格,在《九歌》中独树一帜。“国殇”一词,后来就成了为国捐躯的烈士之代称。
|按语|
这首诗中敌强我弱场面,有其特定历史背景,赏析不能脱离这个背景。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大历五年(770)作于长沙。李龟年是开元天宝间著名歌唱家,《明皇杂录》云:“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善歌,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杜甫年轻时出入于洛阳社交界、文艺界(翰墨场),曾多次领略过李龟年的歌声。昨天的大名人,今日的漂泊者,猝然相遇,慨何胜言。诗人将可以写成大部头回忆录的内容,铸为一首绝句,然二十八字中有太多的沧桑。
岐王是玄宗御弟李范,崔九是玄宗朝中书令崔湜弟殿中监崔涤,这两人的堂宅分别在东都洛阳的崇善坊、遵化里。他们都是礼贤下士、在文艺界广有朋友的权贵人物,其堂宅也就自然成为当时的文艺沙龙。大歌星李龟年、洛阳才子杜甫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所以只一提“岐王宅”、“崔九堂”,当年王侯第宅、风流云集,种种难忘的旧事,就会一齐涌上心头。“寻常见”又意味着后来的多年不见和今日的难得再见,“几度闻”意味着后来的多年不闻和今日难得重闻(杜甫该是从那变得悲凉的歌声中发现李龟年的吧)。意味深长的是,当年没人会给“寻常”的东西以足够的重视,而今失去随时相聚的机会,相逢的经常性(寻常)本身也就成了值得珍视(不同寻常)的东西了。这就是沧桑之感。
后二句写重逢,和以前的“寻常”和“几度”相呼应,是今日的“又重逢”。表面的口气像是说在彼此相逢的次数上又增加了一次,事实却不像它声称的、如同春回大地的那样简单。江南的春天的确照样来临,然而国事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身世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如此重逢岂容易哉!今日重逢,几时能再?李龟年还在唱歌,然而“风流(已)随故事,(又哪能)语笑合新声?”(李端《赠李龟年》)他正唱着“红豆生南国”、“清风明月苦相思”一类盛唐名曲,赚取乱离中人的眼泪,盛唐气象却早已一去不返了。这恰如异日孔尚任《桃花扇》中《哀江南》一套所唱:“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诗中“落花时节”的“好风景”,却暗寓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沧桑感和悲怆感;四十年一相逢,今虽“又逢”,几时还“又”。
诗当是重逢闻歌抒感,却无一字道及演唱本身,无一字道及四十年间动乱巨变,无一字直抒忧愤。然“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唐诗三百首》),这才叫“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按语|
这首诗无一字道及演唱本身、无一字道及四十年间动乱巨变、无一字直抒忧愤,然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读这样的诗,不知人论世行吗?
听弹琴(唐)刘长卿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诗题一作“弹琴”。《刘随州集》为“听弹琴”,从诗中“静听”二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
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由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作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泠泠”形容琴声的清越,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情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静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如果说前两句是描写音乐的境界,后两句则是议论性抒情,牵涉到当时音乐变革的背景。汉魏六朝南方清乐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乐发生变革,“燕乐”成为一代新声,乐器则以西域传入的琵琶为主。“琵琶起舞换新声”的同时,公众的欣赏趣味也变了。受人欢迎的是能表达世俗欢快心声的新乐。穆如松风的琴声虽美,如今毕竟成了“古调”,又有几人能怀着高雅情致来欣赏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独感。“虽”字转折,从对琴声的赞美进入对时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弹”的“多”字,更反衬出琴客知音者的稀少。
有人以此二句谓今人好趋时尚不弹古调,意在表现作者的不合时宜,是很对的。刘长卿清才冠世,一生两遭迁斥,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和一种与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调。他的集中有《幽琴》(《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之一)诗曰:“月色满轩白,琴声宜夜阑。飗飗青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诗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其中四句就是这首听琴绝句。“所贵知音难”也正是诗的题旨之所在。“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咏听琴,只不过借此寄托一种孤芳自赏的情操罢了。
|按语|
知道唐代音乐变革的社会背景,对理会诗人的心情是大有帮助的。
贾生(唐)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生”即贾谊,西汉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少年得志,跻身高位,却又遭遇谗逐,贬谪长沙,对屈原怀有很深的同情。前人咏贾谊,多就其贬谪长沙一事抒发感慨。这首诗却与众不同,选择贾谊别一事迹咏之。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这两句陈叙贾谊与汉文帝宣室晤对之事。原来汉文帝迷信,在祭祀活动中有一些事弄不明白,想到贾谊博学,遂将其从长沙召回,秘密接见于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向他请教。接见结束后,文帝情不自禁地说:“我很久没见到贾生了,自以为胜过他,今天知道不如他。”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才调更无伦”句,就是模仿汉文帝的语气。作者先把宣室夜对定位为“求贤”——而求贤若渴,又是明君成事,明君所以为明君的必要条件。“逐臣”固然不幸,而受知于文帝,照理又是幸运的。不过,这一笔只是欲抑先扬,为下文造势。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两句揭示宣室晤对实质上的荒诞不经。“夜半”点明宣室晤对的时间,暗示这是一番秘谈,而且时间谈得很久。表明文帝对贾谊的倚重。“前席”指汉文帝在交谈中,情不自禁地在坐席上向前挪动位置,与贾谊越靠越近。表明文帝与贾谊谈话的投机、态度的虔诚。然而,“可怜”与“虚”(徒然)字作成的感叹,却使“夜半前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最后,以“不问”与“问”作成唱叹,反跌极重。“问鬼神”,指汉文帝在宣室请教贾谊的内容,其目的不外乎求上天神灵确保社稷的平安。然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政治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保民而王”(孟子)。君臣对晤,理当以苍生为念。而“不问苍生问鬼神”,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儒家政治理念,则其追求则无异于缘木求鱼。“逐臣”贾谊的幸乎不幸,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南辕北辙,大意说一个赶车的,方向错了,却强调他车马好、态度虔诚,结果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一个方向性错误;“贾生才调更无伦”,就是一乘好的车马;“夜半前席”,就是虔诚的态度。请问,文帝能接近他的目标吗?全诗谓君王虔诚固然大好,但若舍本逐末、南辕北辙,则枉然有此虔诚也!三句先置一叹以为悬念,末句方补叙理由,便饶唱叹之音。清人施补华谓其“以议论驱驾书卷,而神韵不乏”,就是这个缘故。
|按语|
咏史诗,对历史背景的了解特别重要。
秦妇吟(唐)韦庄
(原诗太长,从略)
《秦妇吟》无疑是我国诗史上极富才气的文人长篇叙事诗之一。长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其风靡一世,盛况可想而知。然而,由于政治避忌的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致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然而,由于诗中颇见作者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著作及古代文学作品选本,对它仍旧持冷落与排斥态度。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妥当。
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冬到中和三年(883)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高潮,同时达到了转捩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镇压,斗争空前残酷,而人民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惨重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剧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毕叙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面面观。《秦妇吟》既是一篇诗体小说,又具有纪实性质。
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事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触目惊心的种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秦妇吟》用大量篇幅叙述了农民军初入长安引起的骚动。毫无疑问,在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是以十分仇视的心理看待农民革命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镜,即使是描述事实方面也不无偏颇,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封建时代正史(两唐书)记载,黄巢进京时引起坊市聚观,可见大体上做到秩序井然。义军头领尚让慰晓市人的话是:“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而军众遇穷民于路,竟行施遗,唯憎官吏,黄巢称帝后又曾下令军中禁妄杀人。当然,既是革命,便难免混有污秽和血;加之队伍庞大,禁令或不尽行,像《新唐书·黄巢传》所记载“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总或不免。而韦庄却抓住这一端作了“放大镜”式的渲染: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崐崐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烧杀掳掠,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杀声与哭声。由于作者把当时的一些传闻集中夸大,也就不免失实。但是,就在这些描写中,仍有值得读者注意的所在。那就是,在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之下,长安的官吏财主们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仇视恐惧心理,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在他们眼中,一切都“糟得很”,不仅起义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就连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沿袭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呕的:
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
诗句于嘲骂中表现的敌对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可谓入木三分。这段迹近污蔑的文字,却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黄巢进入长安后的失策,写出农民领袖是怎样惑于帝王将相的错误观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未曾肃清之际就忙于加官赏爵,作茧自缚,钻进怪圈。因而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由此我们发现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它还写到了农民起义军是怎样常处三面包围之中,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虽经艰苦卓绝之奋斗而未能解围;他们又是怎样陷入危境,自顾不暇,也就无力解民于倒悬,致使关铺人民饿死沟壑、析骸而爨;以及他们内部藏纳的异己分子是如何时时在祈愿他们的失败,盼望恢复失去的天堂。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史的图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们体现出作者的才力。恰如列宁在介绍一位白俄作家小说时所说:“考察一下,切齿的仇恨怎样使这本极有才气的书,有的地方写得非常好,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我们也有趣地看到,韦庄笔下的农民军将士形象,有的地方写得非常糟,有的地方却写得非常好。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政治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大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余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由乱前纳税大户,乱后沦为乞丐的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这一层诗中写得较隐约,陈寅恪、俞平伯先生据有关史料与诗意互参,发明甚确,扼要介绍如次。据《旧唐书·黄巢传》,“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于贼,人获数十万”。《秦妇吟》则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露了个中消息:
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
俞平伯释云:“筵上牺牲”指三牲供品;“无处觅”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乡村”,史所谓“山寨百姓”是也。“诛剥”,杀也。“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以上云云正与史实相符。黄巢破了长安,珍珠双贝有的是——秦妇以被掳之身犹曰“宝货虽多非所爱”,其他可知——却是没得吃。反之,在官军一方,虽乏金银,“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万家”,新安如是,长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于是官军大得暴利。凡此两端(抢掠与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军及军阀与人民对立的本质,而韦庄晚年“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属,亦在此诗指控之列。陈寅恪谓作者于《秦妇吟》其所以讳莫如深,乃缘“志希免祸”,是得其情实的。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杜甫没有这种七言长篇史诗,唯白居易《长恨歌》可以譬之。但《长恨歌》浪漫主义倾向较显著,只集中表现两个主人公爱的悲欢离合。《秦妇吟》纯乎写实,其椽笔驰骛所及,时间跨度达两三年之久,空间范围兼及东、西两京,所写为历史的沧桑巨变。举凡乾坤之反复,阶级之升降,人民之涂炭,靡不见于诗中。如此宏伟壮丽的画面,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体)有之。但杜诗长篇多政论,兼及抒情。《秦妇吟》则较近于纯小说的创作手法,诸如秦妇形象的塑造、农民军入城的铺陈描写、金天神的虚构、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这比较杜甫叙事诗,可以说是更进一步了。在具体细节的刻画上,诗人摹写现实的本领也是强有力的。如:
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四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
通过街谈巷议的情景和一个官人的仓皇举止,将黄巢军入长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震动,描绘得十分逼真。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尤其在古代战争中,妇女往往被作为一种特殊战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谓“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秦妇吟》不但直接通过一个妇女的遭遇来展示战乱风云,而且还用大量篇幅以秦妇声口毕述诸邻女伴种种不幸,画出大乱中长安女子群像,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其中“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二句,通过贵家少妇的生活丕变,“路上乞浆逢一翁”一段,通过因破落而被骨肉遗弃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对当时动乱世情窥斑见豹。后文“还将短发戴华簪”数句虽属漫画笔墨,又足见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闹剧中有足悲者。从“昨日官军收赤水”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十数句,既见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志气实力之日渐衰竭……凡此刻画处,皆力透纸背;描摹处,皆情态毕见。没有十分的艺术功力,焉足办此。《秦妇吟》还着重环境气氛的创造。如: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一节写兵燹后的长安被破坏无遗的状况,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曲曲道来,纤毫毕见,其笔力似在《长恨歌》《连昌宫词》描写“安史之乱”导致破坏的文字之上。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竟使时人垂讶,堪称警策之句。“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洛阳呢,“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而一个妇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惟独行”。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更细致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恐怖气氛。
《秦妇吟》在思想内容上是复杂而丰富的,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在古代叙事诗中堪称扛鼎之作。由于韦庄的写实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他的阶级偏见,从而使得此诗在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长恨歌》之后,为唐代叙事诗树起了第三座丰碑。
|按语|
这篇赏析指出——《秦妇吟》是一个动乱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政治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这就是通过论世,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史诗得出的结论。
关山月(宋)陆游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乐府解题》云:“《关山月》,伤离别也。”这首借乐府古题抒发对国事的现实感愤的诗,是陆游于淳熙四年(1177)在成都时作。五年前诗人到过南郑前线,职衔是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与主将王炎关系亲密。他们热心筹划恢复大业时,南宋政策变为对金求和,王炎被调离前线,随即罢官,从此西线无战事。在诗中,陆游更把“将军不战”的局面追溯到十五年前的隆兴和议,批判的锋芒直指朝廷:“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这两句是全诗的纲,写出了一个大气候,以下两句再写上层腐化生活和战备不修的状况:“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厩马肥死,与将军不战,英雄髀肉复生,同可发人一慨。战马的形象从来是“锋棱瘦骨成”(杜甫)、“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李贺)的,其死不是悲,可悲在于肥死——一“肥”字耐人玩味。则南宋一朝的文恬武嬉,于此可见一斑。
“戍楼刁斗催落月”四句用特写镜头加内心独白,写出等闲白头的战士月下的悲哀。诗中“三十从军今白发”的征戍者,实是一代健儿的写照。战声的低落使他感到消沉,在月夜想起无数阵亡的战友,他们洒血抛骨,作了徒然的牺牲,叫幸存的人为之难过,这种悲愤尽管宣泄于笛声,却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采薇》)。和戎诏下有伤军心也若此!
“中原干戈古亦闻”二句是抒情性议论。古代也有边患,汉唐也发生过抵御异族的战争,甚至也有胡马窥江之事,然而,让异族几十年盘踞中原奴役汉族的事则闻所未闻。这实际上是谴责南宋最高统治者的无能与不肖。诗人想象沦陷区人民对南宋王朝寄予的厚望和失望,及其在铁蹄蹂躏下的悲痛境遇:“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和戎诏下大失民心也若此!
七言古体诗一般宜于铺叙刻画和酣畅地抒情,唐以来作者动辄数百言,乃至上千言,而陆游的七古没有超出三百字的。故《石遗室诗话》云:“放翁古诗善于用短。”像这首《关山月》几乎概括了南宋一代社会现实,却只有十二句八十余字。诗人从长达十五年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中挑选出三个很典型的画面:朱门、戍地、沦陷区的情景,而“朱门沉沉按歌舞”、“沙头空照征人骨”、“几处今宵垂泪痕”这些空间距离很大的画面,却由于时间的统一,即发生在同一个月夜,而紧密联系起来。
|按语|
《关山月》借古题叙时事,几乎概括了南宋一代社会现实:自宋孝宗隆兴和议以后,宋室对外政策由备战转为向金求和,从而战声沉寂,文恬武嬉,恢复无望,国事堪忧。面对这样的现实,爱国诗人所以倍觉沉痛。
汶川纪行(现代)于右任
往哲辛勤迹未消,流传佳话水迢迢。
曾经玉垒关前望,父子河渠夫妇桥。
《汶川纪行》共七首,此其一,作者自注云:“在灌县一日,游伏龙观、二王庙,并观索桥。”灌县即今四川都江堰市,举世闻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在焉。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部分组成。鱼嘴建在江心,把岷江劈为内外二江,外江排洪,内江灌溉;飞沙堰泄洪排沙,调节水量;宝瓶口状若瓶颈,为内江总引水口。这项水利工程相传是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历二千余年,至今造福川西平原,而玉垒山麓的二王庙,就是为纪念李冰父子而修的。
二王庙前的安澜桥亦称索桥,是都江堰一大景观,它为行人提供交通和旅游设施。然而在索桥修建之前,此间仅有官渡可通。相传清顺治年间一位姓何的秀才,从妻子纺绩过程中得到启示,首议架桥。办法是以竹为缆,铺以木板,悬于江上。这项工程为两岸群众带来方便,又由于缺乏安全设施,而出了事故——赶集的人群踏翻索桥,落水身亡——于是何秀才锒铛入狱,成了牺牲,索桥亦废。秀才娘子悲痛之余,却不服输。她从幼儿的摇篮不易倾覆得到启示,于嘉庆年间重建索桥,增设了两边的扶栏,获得了成功。后人因称之为“夫妻桥”。今日索桥仍仿原样而固之以钢索,就更加安全了。
无论是古代的李冰父子,还是传说中的秀才夫妇,他们的事迹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某些传统的美德和高尚品质,那就是智慧勤劳,前仆后继,勇于献身的精神。作为追随中山先生从事国民革命数十年的元老,作者歌咏先贤往哲,其意固不止于李冰父子与秀才夫妇,这是诗的兴味所在。
这首诗颇具风调。作者对于先贤往哲的事迹,仅仅提到而已,并没有大唱赞歌。他似乎不经意道:“曾经玉垒关前望,父子河渠夫妇桥”,一种肃然起敬之意,一种心驰神往之情,溢于言表。而谓艰难劳苦之业绩为“佳话”及“迹未消”三字轻描淡写,无艰难劳苦之态,而有举重若轻之力;“水迢迢”三字兴象超妙,扣佳话之“流传”不绝极切;“父子河渠”与“夫妇桥”的句中自对,更是信手拈来,天衣无缝,越读越有味。
|按语|
这首小诗就都江堰二王庙前的索桥题咏,涉及安澜桥修建过程中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因而了解这一传说,才能更好地发明这首诗饱含的情感与韵味。 诗词赏析七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