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朝历代，干得不好的皇帝其实并不少，但史官们用昏庸无能，宠信奸佞，被蒙蔽视听等等来描述昏君的一生，可曾见过史官们骂皇帝是聋子瞎子？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站在帝国的最高点，他能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大格局的东西，或许他并不了解百姓们具体吃些什么，一天吃几顿，不了解田间地头长的是什么草，老百姓死了是用席子裹着还是用一口薄棺。

　　但他肯定会知道帝国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阵痛和变化，而作为皇帝，最了解的也就莫过于他身边朝夕相处的这些大臣们。

　　所以说皇帝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奸臣贪官都是些什么货色，之所以没有法办这些人，是因为他需要依赖这些人。

　　他不能帮农户种田，不能帮商户做买卖，不能帮士兵打仗，他是整个帝国的最终决策者，而这些朝臣就是他的智囊和手脚，如果他发现了但却没有法办，说明那些个奸臣贪官，仍旧用得着。

　　王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度爱财，但也只有真正爱财的人，才懂得如何敛财，为大焱敛财！

　　诸如后世的大贪官和珅，他可谓史上第一贪，但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却算是个能臣，在伺候皇帝方面，更是不世出的天才，这样的人用得顺手又舒心，即便他贪墨一些，那又如何？

　　真正的大奸臣，总是有大本事的人，否则绝对不可能在忝居高位而尸位素餐，之所以留着他们，是因为他们对皇帝还有用处，而皇帝也深知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治贪所抓的都是不大的官员，他们不叫奸臣，而叫蛀虫，因为他们的才能和作用，根本就算不上重臣的行列。

　　王黼擅于敛财，不仅仅是替自己敛财，还有为大焱敛财，这也是官家一直留用他的原因。

　　大焱的经济状况已经刻不容缓，财政收入连年赤字，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老百姓要提前交纳几年十几年以后的赋税，这是在压榨百姓，何尝不是在透支帝国的寿命？

　　繁冗的官场和军队，各种边境上的支出，国内的基础建设，无数的地方都紧着要钱，相比之下，皇帝后宫的用度支出与那些贪官污吏偷偷伸手贪掉的财富，也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由此可见，官家是多么的需要钱，这个帝国是多么的需要钱，而王黼又是个能替帝国弄到钱，仿佛无中生有一般挖东墙补西墙的人，官家又岂能不用他？

　　面对河北两路相继出现的贼乱，王黼安坐若素，即便前头已经有方腊之事，但他仍旧无法引以为鉴。

　　方腊叛乱之初，苏牧便透露给了郑则慎，杭州通判早早就将情况报了上来，可王黼却压了下来，而后粉饰太平，以至于朝廷错过了最佳的平叛时机，无法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不是王黼的胆子有多大，而是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在作祟，在他看来，这些泥腿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掏空，朝廷都没办法从这些老百姓身上再压榨出一两滴油水来，即便敲开骨头，也没有更多的骨髓给你吸取，这些叛乱的低贱贼寇，又怎么可能办到？

　　凝聚了整个帝国最强智慧的朝臣们都无法办到的事情，这些暴民和贱民又怎么可能做到！

　　然而王黼却没有想到，方腊最后还是成功了。

　　他没有王黼们的手段，无法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财富来，但他却偷了这些老百姓的道义，在凝聚这些道义，去偷窃更多百姓的道义，而这些道义，让已经没有任何膏脂可压榨的老百姓，用自己身体仅剩的骨架和灵魂，用他们的尸体，为方腊铺了一条反抗的道路。

　　王黼们生财有道，他们窃取的是财富，再用财富来谋求权势，又用权势来谋求财富，而叛贼们窃取的则是人心，是老百姓对朝廷的愤怒和对不公不平的不屈反抗。

　　他们都是贼，只是他们偷的东西不一样，偷的手段也不一样，仅此而已。

　　也正因此，当河北两路眼看着要重演方腊之乱时，王黼一点都没有慌乱。

　　因为他深知河北的情势，也清楚整个大焱帝国的实际情况，眼下的国情比方腊起义之时要更加糟糕，这些暴民的生存环境也就更加的恶劣，他们绝对是成不了事的。

　　远的不说，单说河北两路这些个老百姓，早已饿得只有躺着等死的份，眼看着冬天就要来，到时候数十万人成片成片饿死冻死，连树皮草根都没有得吃，谁还有力气造反？

　　赈灾可是一门大学问，并不是说简单的架起粥棚，让那些个饥民吃饱就可以了的。

　　他要最大程度保住这些老百姓的命，却又要替帝国最大程度地节省资源，无法从灾荒之中赚取财富，那么就尽量让朝廷的财富不要外流太多，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收入”？

　　他也不得不承认，苏瑜确实有着自己的本事，他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让这些灾民安定了下来，缓解了他们的怨气，更将他们困在工地上，让他们无法参与暴乱。

　　王黼当了甩手掌柜，但灾区的情势却并没有恶化，这一切皆赖苏瑜之功，这些也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以工代赈也是有限度的，当灾区的清理工作即将结束，而治河方案却又迟迟没有下来之时，又该给这些灾民指派什么工作？

　　没了工作，这些灾民又将丧失生活的热情，只能被动消极地等待救济粮，无所事事就会被乱军蛊惑人心，从而加入到乱军的行列之中。

　　而眼看着就要入冬，但这些灾民的家园却没有重建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努力，而是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彻底淹没，水仍旧没有褪去，或者以后也不会褪去，他们是彻底丧失了家园的人。

　　对于这些人，如果没有妥善的安置，他们必定只能四处乱窜，每到一个地方，便如同蝗虫过境一般，让地方官府和百姓避之犹恐不及。

　　然而苏瑜的以工代赈，却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灾民成为了难得的劳动力，而且只需要极低的成本，给付最低标准的口粮，这些灾民就能带领全家人给你当牛做马。

　　大焱的户籍制度还算完善，这些流民想要异地安置却需要经过朝廷的批准，然而王黼却将苏瑜的异地安置计划，给拦了下来。

　　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些乱军能够成事，但这些流民进入到大名府的寻常百姓家，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其严重的隐患。

　　眼下大名府之中到处有乱军的密探，若这些密探策反入城的流民，充当内应，真让大名府搞起事情来，他王黼可就不能像方腊那会这般容易脱身了。

　　不可否认，苏牧的赈灾方案确实无可挑剔，但王黼也有无法忽视的安全考量，再者，他还需要苏瑜替自己背锅，如今苏瑜的表现却出彩又抢眼，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衷心佩服苏瑜，转运使司和地方上对苏瑜的评价也是高到离谱，真让苏瑜办成了这事情，他王黼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而且王黼还发现，苏瑜似乎又要故技重施，像在市舶司那般，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诸如赵文裴和刘质等人都已经得到了官场的洗练，政务精熟，对赈灾治民更是有着独到的一套法子。

　　大名府的官员和百姓都有着一股骨子里的优越感，自诩老土著，向来不太理会外来户，可对苏瑜等人却诚心结交，这也足以说明，苏瑜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真才实学，真正在河北路站稳了脚根！

　　这是王黼极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以安全问题为由，否决了苏瑜的流民就地安置问题。

　　这涉及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确实需要慎之又慎，可灾情紧急，特事特办，苏瑜素来都是雷厉风行争分夺秒，以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最大程度救助这些灾民。

　　首先在赈灾理念上就与有了王黼天上地下的差距，而王黼乃是赈灾的最高负责人，苏瑜即便是河北东路副转运使，也不可能骑在王黼的头上。

　　也就是他苏瑜，若是别个，对这位圣眷正隆的王黼少宰，哪个不是眼巴巴凑上去奉承巴结，需知搭上王黼这条大船，就等于铺平了仕途，岂不见那个杭州巨贾王家，正是因为与王黼搭上了亲戚，才迅速崛起的么。

　　苏瑜一直在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为此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不得不说，在范氏的支持下，赈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而这些流民转化为劳动力，给范氏也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收益，这些大家族从来就不缺财富，缺的只是可用的人力资源。

　　在这件事上，因为他们支持苏瑜，使得范氏也隐约盖过了其他家族，眼看着就要成为大名府首屈一指的望族。

　　人们常常将豪门望族连在一起说，但细究起来，豪门与望族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豪门有很多，但望族却很少，其根本就在这个“望”字上。

　　望是人望的望，是威望的望，是民心所向，是这些大族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豪门拥有着权势财富，他们是高高在上，是朱门酒肉臭，但望族却扎根于民间，高于民间，却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成为百姓的引领着。

　　豪门站在百姓的对立面，压榨剥削百姓，望族却成为民间的代言人，这份信赖与爱戴，才能够使得望族千百年延续下去，细水长流，汇聚成海。

　　而豪门只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路子越走越窄，最终如同那绚烂的花火，暴烈却又短暂，只能是昙花一现。

　　范氏的成功也使得苏瑜的名声水涨船高，不仅仅只是在平民百姓之间得到广泛的尊崇，更是使得其他大族趋之若鹜，若非王黼以及朝堂上那些势力牵绊着，说不得这些大族早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赈灾行列了。

　　王黼还在为阻拦了苏牧的流民安置计划而沾沾自喜，他或许杜绝不了灾民变暴民，反而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他却给予了大名府一份安全。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流民如水，堵不如疏，越是压制，爆发起来便越是恐怖。

　　“得益”于王黼对苏瑜的阻挠，流民无法得到安置，纷纷倒向了乱军，河北大地上的暴乱，终于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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