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在眉州眉山（今属四川）。公元1057高中进士。公元1061年，授大理评事，在凤翔府做判官。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他为父守孝，服满还朝。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时，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同，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和平世界”了。
苏轼因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加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就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到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大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历史上称这一件事为“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没有实权，而此时的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鬼宝的糊涂道理：伟大的诗人都是忧郁有压力的！）
于是，于是呢苏轼在工作完成的闲暇时间里呢，就带着家里人去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这也是“苏东坡”和“东坡居士”的由来。
还有一件比较悲惨的事情，就是在宋神宗…也就是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妖折，汝州旅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来神宗也批准了，只是当苏轼准备返回常州时，这个神宗驾崩了。
年幼的哲宗即位，由于这个哲宗皇帝年龄太小，只能高太后听政！这个高太后执政后，以王安石为首的**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宰相。苏轼复职为朝奉郎，四个月以后，以礼部郎中之职被召还回朝，在朝半月后，升了官，叫“起居舍人”（当然了，不是太监）苏轼做了起居舍人三个月后，被升为“中书舍人”，又过了不久，苏轼升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于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官，三品！）知礼部贡举。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年）重要了王安石的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了改制的转折关头，就发生苏轼的乌台诗案。这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为“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被贬调到湖州，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苏轼心里很明白，他自己外放一定是**做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进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的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眼里的笑柄。
李定（御史中丞）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讽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意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本来是苏轼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指是讽刺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说：“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最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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