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座车厢内相当拥挤，乘客们大都是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一般是去外地出差的普通人员、打工的民工、做生意的小商贩和探亲访友的贫民。

　　在这些良莠不齐人群中，有事还混杂一些小偷、扒手、吸毒人员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每节车厢鱼目混珠。在散发着汗臭味、弥漫着浓浓烟雾的车厢内，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

　　夜幕降临的时候，乘客们经过了白天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有的靠在硬座椅子上打盹儿，有的趴在车座中间的茶几上熟睡，有的甚至钻到座椅下面，铺垫几张报纸入眠。

　　火车运行过程中，车轮与钢轨接触时发出的轰鸣声，就像一支有节律的催眠曲，几乎让整节车厢里所有的乘客都沉浸在半梦半醒之间。

　　夜深了，许多乘客横七竖八地睡去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后，我感觉上下两个眼皮直打架，趴在茶几上，慢慢地闭上眼睛，我的头与对面的美女碰了一下，我朝她歉意地笑了笑，她没有介意，于是，我们头对头地趴在一起。

　　睡了一会儿，我感觉全身酸疼，两腿发麻，可疲乏的身体，总是让我睁不开眼睛，我仿佛看见文静就在北京火车站出站口向我招手，我咬紧牙关，承受着从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传来的不舒适感。

　　“小偷，抓小偷！”

　　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我的全身打了一个激灵，立即将身体坐起来，看见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往另一节车厢逃窜。

　　乘客们只是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们，没有任何人敢上前阻拦，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往其他车厢逃逸。

　　我们循着发出尖叫声的方向望去，坐在我对面的美女不见了，而是站在车厢的角道上，朝着小偷们跑去的车厢指指点点。

　　乘务员带着几个乘警做完简单的记录和失窃登记后，让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等候抓到这些扒手佳音。

　　杨佳回到自己座位上坐下，许多乘客对她报以同情的目光，然后对她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地议论起杨佳的被劫经过。

　　我吃惊地问：“杨佳，你怎么了？”

　　杨佳哭丧着脸说：“我的钱包和身份证都被小偷抢走了！”

　　我安慰她说：“别急，警察不是已经登记了吗，等他们抓到小偷后，给你送来。”

　　然而，我的想法太幼稚了，自古以来，警匪一家人，这些警察的笔录和登记，只是做做样子给乘客们看看而已。

　　北京火车站到了，杨佳的身份证和钱包还没有被警察送来，她急得哭了起来。

　　下车时，我不无同情地问：“你北京有亲戚朋友吗？”

　　“没有！”杨佳茫然地摇了摇头，哭诉说：“我没有身份证，无法登记住宿，我身无分文，更不知道何处安身。”

　　我对她产生了怜悯和恻隐之心，考虑了一下，说：

　　“要不然，我们今天先用我的身份证去登记，找过地方住下来，然后再做打算，你看如何？”

　　她见我不像是坏人，便点了点头，随我一同下车。

　　我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一张地图，查找到了长城酒店的具体位置后，便和她一起乘坐地铁，在长城酒店就近的一个站台下车。

　　我寻到酒店门口时，站在这幢豪华大酒店门口发愣。

　　杨佳问：“你朋友在这里上班吗？”

　　我摇摇头说：“不是。”

　　“那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随口说：“住宿啊？”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个房间住一晚上大概要花上千元钱吧？”

　　“是的，可是我们不可能开一个房间住啊？”

　　我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不找一个便宜一点的小旅店，先开两个房间住下来，然后，再来这里不迟？

　　杨佳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

　　“这里太贵了，我们还是还一个地方住吧。”

　　我见她给我找了一个台阶下，尴尬一笑说：

　　“你说得对，我们换一个地方住。”

　　我们沿着灯火辉煌的街头找了很久，终于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旅馆，我用身份证去服务台登记，服务员问：

　　“你们大概住多长时间？”

　　“暂时住一个晚上。”

　　“你们是住单间还是标间？”

　　“两个单间。”

　　“你们不住一起吗？”

　　“不。”

　　“那好，先交一千元押金。”

　　“每个房间的价格多少？”

　　“二百八。”

　　服务员连头都没有抬起来看我一眼，俨然一副“住不起就别来！”的姿态，这个以自己是首都公民为荣耀的女人，也许是把我们当做土包子进城，或者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了。

　　我赶忙将一千元钱押金交到她的手里，服务员在住宿登记薄上填好我的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后，将两张押金单和两个房卡往我面前一推，说：

　　“你们住的是404和405房间，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到前台。”

　　于是，我拿起登记台上的房卡和押金单，领着站在一旁发愣的杨佳，一起走进了旅店的楼梯。

　　我将杨佳安排在404房间后，我提着自己的行李箱，来到405房间。

　　为了不影响自己寻找文静的心情，我关掉了手机，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自此，我将像苦行僧那样，踏上寻找文静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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