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 我是以母亲，及两位祖母的姓名而命名的。

　　康斯薇露·阿伯莎·弗兰西斯·斯宾塞-丘吉尔。

　　然而, 这与我的哥哥们告诉我的事实相差甚远。母亲是父亲的爱, 是他的太阳，是他的妻子, 亦是他的伊莎贝拉——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要用一个西班牙名字称呼自己的美国妻子——却唯独不是他的康斯薇露。这个名字在他们彼此间似乎从未存在。

　　而我的保姆则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我绝不可能是以母亲的姓名而命名的，只可能是另一个康斯薇露——也许是曼切斯特公爵遗孀夫人, 也许来自于乔治·桑德的书籍名称。因为她亲眼看见母亲将刚出生不久的我从摇篮中抱出，亲吻着我的额头，泪水从她眼角滑落。“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康斯薇露, ”她轻声喃喃地说道，“蕴含着无限的勇气与力量, 温柔与智慧, 将会永远伴随你一生，我的女儿。”

　　“没人会那么描述自己的名字, 小姑娘。”我的保姆拍了拍我的手, 她年纪已经很大了, 却仍然对当年发生的一切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相信我。”

　　但我从来没能亲自询问过母亲这个问题，等我的保姆告诉我这件事时, 我自己也亦成为了母亲, 童年的岁月仿佛从叶间洒落的日光, 温暖，细碎，遥远，无法触及，而与父亲有关的部分则更为模糊。询问母亲为何父亲要唤她伊莎贝拉，询问我的名字来源于谁，在那时已经成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终于得到答案。

　　你也许会问，那为何不问问我的父亲呢，他一定会知道。

　　这是因为，我的父亲在我5岁的那一年，便不幸被暗杀身亡事实上，正是因为他的死亡，才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我生于1905年冬天，彼时我的父亲已经在大选中胜出，成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首相，兼任外交大臣。时年34岁，是继小威廉·皮特后英国最年轻的政府领袖。王太后殿下①曾经在我的debuntante舞会上向我亲口承认，我父亲的去世是“大不列颠帝国最不幸的损失”，还告诉我，爱德华七世陛下生前曾经告诉她：早在我父亲成为首相的十年前，他就已经知道，我父亲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小威廉·皮特，并助他延续大不列颠帝国的辉煌。

　　“你的父亲是我们能拥有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拉着我的手，王太后殿下真诚地说道。她或许以为这样能安慰我，但我宁愿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爵，这样他便能一直陪伴在我与哥哥的身边。

　　“这是不可能的。”

　　我的母亲后来如此告诉我。

　　说话间，她拨开我棕色的长发，在额头上轻轻一吻。我的两个哥哥都与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有着漆黑的发色和湛蓝的双眼，及恍若大理石雕刻出的英俊面庞。只有我继承了母亲的容貌，也许这是她更偏爱我的理由。

　　“倘若全天下的男人都甘于平庸，唯有你的父亲绝不会情愿。他从小就有着熊熊野心，发誓要成为大不列颠未来的外交大臣，甚至是首相。他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都为捍卫自己祖国的荣誉而战。”

　　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父亲的记忆，所有我知道的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来自于家中的仆从——汤普森太太与波斯维尔先生知道许多精彩的故事。也来自于我的哥哥们，阿尔伯特·爱德华·斯宾塞-丘吉尔出生于1898年，乔治·埃维斯·斯宾塞-丘吉尔则出生于1900年，他们记得许多与父亲一同度过的童年岁月。我的叔叔，温斯顿也同样，一讲起父亲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就爬到了外交大臣的位置，又是如何过关斩将地在大选中一举夺取首相之位的经过，他就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好几个小时，我的哥哥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自然，还有我的母亲。

　　她从来没停止过谈论父亲，说起时眉眼含笑，神采飞扬，骄傲无比，是她让我相信我拥有着这世界上最出色，最伟大的父亲，让我每一天都深深思念着他。我从来没见过她悲伤的模样，即便是听闻了父亲死去的讯息时也不曾，她是如此坚强，保姆的讲述是我唯一一次得知，原来她也会哭泣。

　　但我仍然记得与父亲别离那天的情形，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甚至连日期也是。

　　1910年6月18日。

　　父亲在那一天准备启程前往欧洲大陆，将要与奥匈帝国，德国，及俄国的政府代表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巴尔干岛战争后马其顿领土的再次划分。由于那时英国已经与法国及俄国就奥匈帝国及德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扩张达成了协议，父亲非常担心塞尔维亚的领土矛盾会进一步扩大，并引发一场后果不可估量的大战。故而才决定亲自前往，以表示英国想要维持欧洲和平的坚定意愿，法国总统阿尔芒·法利埃先生也同样出席了这次会议，温斯顿叔叔也跟着去了。

　　我记得那天他就像母亲一样亲了亲我的额头，擦干了我脸上的泪水，将一朵新鲜摘下的玫瑰花插在我的鬓边，这让我微笑了起来，看着小小的自己倒映在父亲眼里的天空。

　　“I will be back before you know it， my darling.”他说。

　　“你保证吗？”

　　“我保证，孩子。”

　　于是我踮起脚来，给了他修剪整齐的胡子一个毛茸茸的吻。父亲大笑起来，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他胸膛的温度，还有他身上淡淡的古龙香气。偶尔，我会在布伦海姆宫中又嗅闻到同样的味道，它轻轻拂过我的面庞，如同一个冰冷的吻。

　　但是父亲没有回来。

　　在会议上，英国与法国决定秘密支持原本应该划分给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么一来，既能扼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一步扩张，也能避免塞尔维亚从第二次巴尔干岛战争中获利过大，从而激发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能够将如今各国间达成的微妙平衡持续下去。然而，这一协议的内容被安插的间谍所泄露，并最终导致我父亲在准备启程回到英国的那一天，6月28日，被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暗杀。

　　事后不久，泄密的间谍，还有暗杀我父亲的凶手都被谋杀了，一枪毙命，干净利落，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但那是很久以后才被透露出的真相了。

　　当时，奥匈帝国立刻逮捕了一万多名塞尔维亚人，名义是为了找出暗杀我父亲的凶手，其中有一半被引渡回塞维尔亚，剩余的人里，一半则被关进监狱，至少几百人被殴打折磨至死。英国政府则认为奥匈帝国政府直接参与了这一次刺杀，是他们故意将协议内容透露给了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目的是为了瓦解英法的秘密协议。在我父亲之后最后可能成为首相的是赫伯特·阿斯奎斯，自由党领袖，而他更支持将瓦尔达尔马其顿划分给奥匈帝国。同时，这一冲突也给了奥匈帝国足够的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

　　剩下的内容，你们可能都已经从历史书中学到了。一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直到4年后，1914年的11月11日，才最终停歇。

　　有许多我熟知的人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了，大多数都是年轻有为的贵族子弟。我记得他们在珍妮叔祖母的客厅里对战事高谈阔论，在亲吻女士的手时温柔地安慰着满脸愁容的她们，告诉大家自己会赶回来一同庆祝圣诞节。“战争在那之前就会结束，别担心，小姐。”我记得穿着军装的他们这么向我保证着，还对我的哥哥们承诺，会带回染着鲜血的子弹作为纪念。

　　“他们根本不懂战争。”母亲平静地评价道，与温斯顿叔叔并肩站在炉火旁，远远地注视着那一群嬉笑打闹的年轻将领，“我已经多次警告了内阁，这场战争绝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牺牲的性命将会数以万计，远远超过任何军事家的估计。”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个女人的判断，你很清楚这一点。”温斯顿叔叔接着说道，“哪怕这出自于曾经的战争英雄，帝国之光的口中。”

　　我那时没能明白这场谈话，只因我那时还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就是赫赫有名的乔治·丘吉尔，以一己之力终结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并平息了南非大陆上的种族争端的英雄。1906年，在她的多次私下游走谈判下——尽管那时她已经不再具有下议院议员的身份——再加上我的父亲对内阁的施压，英国终于同意重新给予南非殖民地自治权。开普殖民地，纳塔尔殖民地，奥兰治殖民地，以及德兰士瓦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了南非联盟，并得到了名义上的独立。我的母亲后来又为推动南非联盟的真正独立作出了许多努力，并最终促使南非联盟在1922年完全地从英国政府的统治下解放，但那都是后话了。

　　J.J.阿斯特叔叔及他的新欢妻子也在这场战争中丧生了。只是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游轮上。1912年4月10日，他登上了泰坦尼克号，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搭载了不少打算逃离欧洲的富豪，名流，期望能前往当时还未被卷入战争的美国避难。

　　当时正值无限制潜艇战的高峰期，这些急于逃走的富豪们便联合起来，支付了一大笔钱款给当时的德国海军大臣，希冀能借此换取泰坦尼克号平安穿过大西洋——公平地说，贿赂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泰坦尼克号在爱尔兰外海上遭遇了罕见的浓雾，不得不减速慢行。一艘在附近巡视的德国潜艇发觉了泰坦尼克号的存在，他们没有立刻攻击，而是发出了警告。然而，这一警告却使得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惊慌失措，担心船只会随时被□□击沉。他不顾可见度的限制，下令让船只全速前进。

　　另一个让这些富豪与名流安心地登上泰坦尼克号的原因，便是这艘船的航行速度。以体型而言，泰坦尼克号的速度已是相当惊人，顶速能够达到25海节，只比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邮轮卢西塔尼亚号慢一个海节，完全能够轻易摆脱德国潜艇的追击。一旦离开了欧洲海域，乘客们便可高枕无忧。而这也正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期望达到的目的，但是大雾使得泰坦尼克号偏离了航线，并在全速航行下撞上了一座冰山。

　　我那时尽管只有7岁，却也明白了什么叫做死亡。泰坦尼克号起航几天后，我走进会客厅，询问我的母亲阿斯特叔叔是否已经抵达了纽约，心中惦记着我让他替我转交给祖父的绘画，还有用鲜花拼成的花环。而母亲放下了报纸，将我搂入了怀中。

　　“阿斯特叔叔去世了，”她告诉我，“泰坦尼克号撞上了一座冰山，你亲爱的阿斯特叔叔勇敢地将自己能登上救生艇的机会让给了一个年轻的女孩，自己选择留下，与船只一同沉没。”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心顿时变得沉甸甸的，阿斯特叔叔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却非常疼爱我，还有我的哥哥们。圣诞节时，虽然还处在战时，他却想方设法地弄来了两匹小马作为礼物，好逗我开心，“他就像爸爸一样，死去了吗？”

　　“是的，我很抱歉。”母亲亲了亲我的额头，用拇指抹掉我的泪水，“但是，我的宝贝，记得我告诉过你什么吗？”

　　“父亲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我们。”我回答，这是她告诉我父亲死讯时说过的话，之后每一次她提起他的时候，都会再强调一次。

　　“是的，孩子，他从来没有真的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母亲这么说只是为了让我们觉得好受些。

　　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了。在过去的四年里母亲一直带着我们几个留在伦敦，她那时没有担任任何政府的职位，唯一的身份就只是马尔堡公爵遗孀夫人，但她仍然为战争尽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温斯顿叔叔那时担任着海军大臣的职务，他会将地图，情报，还有成打成打的机密资料从办公室带回珍妮叔祖母的家中，整夜整夜地与母亲探讨战争的走向，局势，还有应对的措施。母亲给出的许多建议，都会被他在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

　　——当然，直到母亲过世以后，我才得知，当时许多英国关键的决策中，都有母亲所出的一份力。可我那时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许多与那场战争有关的记忆都遗留在了少时，成年后再回忆起来，俱只剩下了模糊的碎片。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母亲所完成的事业完全一无所知。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母亲一直在为妇女的权益努力，许多后世著名的女性权益促进者——布拉奇太太，罗克斯堡公爵夫人（对我来说，她是梅姨），米莉森特·福西特太太，伊丽莎白·安德森太太，等等——都是客厅的常客。我从小就听着她们在会客厅里激烈地争吵辩论长大，我的哥哥们也是。

　　这段童年经历对我们三个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长大后，阿尔伯特选择了安稳地留在布伦海姆宫内，当一个称职的马尔堡公爵。他后来迎娶了梅姨的女儿，他们两个一直致力于改善居住在伍德斯托克的妇女与未成年人的权益，同时经营着母亲年轻时联合创建的慈善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保持了母亲留下来的传统，将布伦海姆宫改造成了战时医院，除了接受负伤士兵以外，他还收留了上百名从伦敦撤出避难的儿童与妇女。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我发现哥哥丝毫没有任何公爵的架子，他会推着坐着轮椅的士兵在布伦海姆宫内散步，向他们一一讲述宫殿内的历史，也会帮着护士一同为患者清洗伤口。任何他能帮得上忙的事情，他都会毫无怨言地去做。

　　我没有因为他的表现而感到惊奇，阿尔伯特向来就是一个温柔，沉稳，敏感，心思细腻的男人。母亲总说，他继承了范德比尔特家那一边的性格，我从前一直不赞同这句话，因为阿尔伯特与祖父祖母的性格全然不似。直到母亲逝后，我才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而我的另一个哥哥，乔治，性格则十足是父亲的翻版——至少人人都这么告诉我，连母亲也是。他果决，聪慧，忠诚，心思慎密，手段圆滑，拥有着政治家所需的一切特征。不出预料地，从剑桥毕业后，他便走上了父亲的老路，跟着温斯顿叔叔从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温斯顿叔叔坚实的左膀右臂，帮助他带领着英国走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他也是英国政府最后一位贵族出身的首相。

　　在他的任期期间，乔治推动了“人权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种族，宗教及民族血统的就业歧视，同时鼓励每个城市成立自己的妇女地位委员会，致力于改善妇女在许多区域所遭受的改善。他的支持让这些委员会在选区内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使得后来许多参加选举的议员必须将委员会的诉求加入自己的竞选理念中，为后世妇女权益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则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

　　我继承了母亲的口才，是她的三个孩子中唯一一个能与她辩论却不落下风的人。小时候，就连最会狡辩的乔治也常常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放弃与我争夺书房的使用权。就跟父亲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确信了我将来要走的道路——与母亲一样，站在法庭上为弱势的群体而发声，为争取正义而奋战。

　　我只见过一次我的母亲在庭上辩护的模样，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母亲为许多被无故解雇的女工人在法庭上争取她们应得的报酬和待遇。母亲的精力大部分时候都集中在政治事务上，那是她最后一次亲自出马。我永远都记得她英姿飒爽的模样，多年以后，回想起赢得起诉的刹那景象，我仍然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个案件，只是母亲推动女性权益发展道路上小小的一步，她取得的成就难以计数，最令人称道除了促进南非联盟的独立，还另有两项。

　　其中一项，是在1902年，她从下议院议员职位卸任之前，成功在伦敦城推行了“平等法案”，使所有伦敦同业公会取消了对于性别的限制，这让女性可以进入许多此前仅限于对男性开放的行业——比如进入商业行会并且从事相关的生意，还有一些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宜担任的职业，木工，铁匠，药剂师，律师，等等。

　　在这项法案推行5年后，海伦·米勒，第一个我母亲为之辩护的女孩，在她的资助下读完了牛津法学院的课程，并最终通过了律师公会的考核，成为了继我母亲之后，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上庭辩护的大律师。

　　而她，也是我参加律师公会考核时的担保人。往后的许多年，她一直给予着我在职业上的帮助，我们维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直到1964年她因病去世为止。

　　另一项，则是在1915年，一战结束后，联合舆论与民众的压力，利用过去我父亲在政府内留下的人脉，再加上温斯顿叔叔的据理力争，终于促使政府通过了“1915年法案”。这项法案给予所有的成年男性及女性平等的投票权，同时，还允许25岁以上并拥有一定财产的女性拥有选举权。

　　第二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女性身份参加补选并竞选成功的女性议员诞生了。

　　她的名字，是夏绿蒂·莫莱尔，时年25岁，是继母亲后当选的最年轻的下议院议员。

　　在竞选成功以前，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夏洛特·莫里斯。

　　1908年，通过内部举荐，她成为了当时在外交部担任副国务卿的温斯顿叔叔的秘书——温斯顿叔叔完全没有认出眼前这个打扮成25岁男人模样的人就是他当年从南非救出的小女孩，更没有想到她当时才18岁——并且跟随他一同前去法国，处理了第二次摩纳哥危机。

　　夏绿蒂能流利地说六种语言，并先后在剑桥学院得到了历史，法律及哲学的硕士学位，担任温斯顿叔叔的秘书期间，她给许多内阁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极高的工作评价。

　　很多年以后，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她优秀的学习履历都得益于当年我的母亲给予莫莱尔先生的支票，莫莱尔先生用那些金钱为她聘请来了最好的家庭教师，买下了一个贵族头衔，并最终让她得以以“夏洛特·莫里斯”这一男性身份，在14岁时进入了剑桥学院学习。

　　191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辞去了秘书的工作，加入了英国的军队。在温斯顿叔叔的帮助下，她被破格任命为少尉，并直接被分配在了在基钦纳将军的手下——她因此得以参加了香巴尼，阿杜瓦，还有索姆河三场战役，均表现出色，战功显赫，以一手精准无比的枪法闻名全法。甚至就连德国人也在报纸上报道了她令人闻风丧胆的枪法——也就是在这时，夏洛特·莫里斯这个名字开始为大多数的英国人所知。

　　战争结束后，夏绿蒂在授勋仪式上以自己本来的女性容貌现身，向整个世界宣告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温斯顿叔叔如此失态，当他看见身穿军装，留着一头短发的夏绿蒂向他走来的时候，眼珠似乎都要从眼眶中跳出，双颊涨得通红。他以为自己会见到阔别已久的秘书，四年来，他一直空缺着那个位置，等待着夏洛特·莫里斯的归来，认为没人能做得比她更好。他从未有一刻想过，夏洛特·莫里斯会是个女人。

　　而我的母亲则微笑了起来，她给了夏绿蒂一个热情的拥抱，同样亲了亲她的额头。

　　“干得好，夏绿蒂。”我听见她这么对那个身姿挺拔的年轻女孩说道。

　　成为下议院议员过后，她很快进入了温斯顿叔叔所在的战争办公室，并被提拔为战争事务次官——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她都在与英国政府内对于女性的成见搏斗，艰难地在内阁中拼搏出了一番天地，后来英国的第一位女性首相，撒切尔夫人，便是在她的栽培下成长起来的。

　　她终生未婚，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政治生涯。

　　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温斯顿叔叔担任首相的期间，她被任命为战争大臣——一个任何人都不认为女性有资格，有能力担当的职位。夏绿蒂没让任何一个准备看她笑话的人得逞，也没让任何一个对她给予厚寄的人失望。

　　当被问及是什么让她在政治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时，两鬓已经斑白的夏绿蒂微笑了起来，翡翠一般的双眼仍然跟我第一次在授勋仪式上看见她时一样神采奕奕。“我有最好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她给出了回答。

　　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温斯顿叔叔，包括我，直到母亲去世后，我才得知了真相。

　　母亲的健康在她40岁以后便日益衰弱，据她说，这是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经历给她身体留下的后遗症。“这叫做战争的代价，我的孩子。”她笑着说道，亲了亲我的额头，“没有哪场战争是不需要代价就能阻止的。”

　　1915年后，母亲曾经考虑再一次参加大选，重新进入下议院，但最终因为恶化的健康状况，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在那之后，她大部分的时光都在选择在布伦海姆宫度过。午后，她经常会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偶尔在凉亭里坐下，用一条毯子裹着自己的腿，眺望着远处潺潺的河流。

　　我始终觉得，她并不是独自一人。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发觉，母亲偶尔会在四下无人时对着空气窃窃私语，会温柔地注视着某个空无一物的角落，露出甜蜜的微笑，就好像她在与某个看不见的影子对话。我曾经将这件事告诉了温斯顿叔叔，因为我担忧母亲也许在父亲去世以后，因为过度哀伤而神志不清。但那时温斯顿叔叔只是大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也许就是某个鬼魂，”他说道，“鬼魂是真实存在的，我就亲耳听见过他们说话。”

　　我当时，只以为温斯顿叔叔在哄骗年幼时的我。

　　1927年，母亲的健康每日愈下，阿尔伯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每逢工作有闲暇，或者学校有假期，乔治与我也会回到布伦海姆宫探望她。母亲看上去似乎并不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感到难过，有一天，她从午睡中悠悠醒转，看见守在床铺旁的我，便露出了笑容。

　　“我以为这一次醒不来了呢，”她小声对我说，“我向来对这种事情的预感特别准。”

　　“别胡说，母亲，”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多年过去，依旧能从她肌肤上摸到第二次布尔战争留下的伤痕与茧子，就像母亲说过的，战争的印记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你还能活上很久，很久很久。”

　　“别为我的死亡伤神，女儿，”她亲了亲我的额头，说道，“就像你的父亲一样，我也不会真正离开。我会一直留在这儿，陪伴在我的孩子们身边。”

　　1927年底，阿尔伯特在布伦海姆宫的花园中发现了安详逝去的母亲，一条温暖的羊毛毯子搭在膝头，她微微偏过头去，就如同睡着了一般，手里则攥着一张照片，那是1896年夏天，母亲与父亲前去参加梅姨婚礼时，在弗洛尔城堡前留下的照片。他们注视着彼此，十指相握，笑容灿烂，年轻的容颜神采飞扬，看上去幸福无比。

　　当哥哥将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发觉母亲的身边被照出了一道淡淡的轮廓，就像有个少女站在她身后似的。

　　也许只是光线问题，我那时想，没有放在心上，翻过照片，我发现了母亲写下的一行字。

　　“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天。”

　　葬礼过后，阿尔伯特与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布伦海姆宫里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在书房中，我们找到了母亲留下的一份手稿，那似乎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语言所写成，以两个，三个，或者四个的字母组合为一个词，字母上还有奇怪的符号。阿尔伯特找来了所有的语言学家，最终，有一个精通中文的翻译学者指出这很有可能是一种表音标注，每一组字母组合代表着一个中文文字，但他并不确定，因为没有人这么标记过中文的发音。

　　那时，哥哥没有采信他的说法，我虽然半信半疑，但我是最小的妹妹，在这件事上没有决定权。不过，当时我也同意哥哥的看法，不认为母亲有可能懂得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语言。后来，这份手稿便被阿尔伯特收了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1972年。

　　在那一年，阿尔伯特与乔治先后过世，我成为了母亲唯一还活着的孩子，也成了她留下遗物的保管人。到那时，我才再一次看见了那份神秘的手稿。于是，这一次，我决定试试看最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找来了一个驻英中国大使馆的翻译，是个女孩。她一看见那份手稿，便极其肯定地告诉我，我的母亲的确是用一种叫做“拼音”的方式写下了里面的内容。她唯一不明白的是，在几十年前才发明出的拼音，一个生于1877年的美国人怎么会懂得呢？

　　我意识到，这份手稿中可能藏着母亲最大的秘密，以至于她要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写下。

　　我将手稿分成了一百多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和身份找来了上百个翻译，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将里面的内容全部翻译出来，并整理完毕。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的名字究竟是命名于谁，我的父亲为何又会称呼母亲为伊莎贝拉。

　　到那时，我才真正知道，母亲一直告诉我的话，关于那些她和父亲不会真正离开的事，都是真的，

　　她从未与父亲分离过，而死亡只让他们得以真正的重逢。也许在几十年后，我的父亲会替代那个未能留在世间的珍珠灰影子，与我母亲共同在帝国大厦的楼顶放声歌唱。

　　根据母亲在最后留下的遗愿，这份手稿不得在2018年9月以前发表。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她不想生活在未来的伊莎贝拉·杨会早早看见自己的一生。但她却也希望，那些曾经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那个不曾被世人记住的珍珠灰色的影子，还有她真实而又不可思议的经历，能够被这个世界所知。

　　手稿中有许多内容，是母亲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加以推测后，整理而成，因此，或许会有些与真相出入的地方。在建议下，这些可能不实的细节被解释为了“pov叙述的不可靠性”，使得读者可以从后来真实发生的事情中，反推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玛德阿姨也参与到了手稿的整理当中，尽管年事已高，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的往事。感谢她提供了许多与路易莎·菲茨赫伯，及与罗斯贝尔小姐有关的内容，使得在手稿中缺失的部分故事能够得到完善。

　　她将这份手稿命名为《Yes！Your Grace》。

　　谢谢你读完这个故事。

　　康斯薇露·阿伯莎·弗兰西斯·斯宾塞-丘吉尔。

　　写于1975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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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此处的王太后殿下指的是爱德华七世的妻子，爱德华七世先于她而去世，因此让她成了王太后。

　　按照伊莎贝拉·杨的遗愿，她的文稿被翻译成了中文，并于2018年9月发表。

　　《镀金岁月》到此完结，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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