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月说：“注意一切可疑的现象，注意一切不正常的苗头，平时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旦发现有不好的迹象，及时采取对策……此事，我们是正义的，对手是非正义的，他们是不敢正大光明站出来的，他们能采取的，只能是龌龊和卑鄙的手段，在道义上，我们是占了上风的……

　　 “所以，既要看到我们正义的一面，又要看到对手黑暗的一面，既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又要站直身子敢于直面邪恶……对于邪恶，你越是退让，它就会越猖狂，就会越得寸进尺……不但要注意防守，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敢于主动出击……”

　　 我点点头：“嗯……”

　　 柳月又说：“宋明正知道这事流传出去了吗？”

　　 我说：“知道了，我找他问过这事……”

　　 柳月说：“嗯……我估计，他的心里也不会轻松，不知不觉，你和他上了同一辆战车，成了同盟军了，我想，他也不一定就会甘心于等着被人清算的，他也应该是开始心里警戒起来了……”

　　 我说：“嗯……是的……”

　　 柳月说：“宋明正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此事，他或许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但是，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他是首先会自保的，甚至，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会在关键的时候丢卒保车的，你和他今后的交往，要注意多留个心眼，记住，天下对你最好的人，能豁出自己的一切为你好的人，只能是你的亲人，官场上的朋友，是最经不住考验的，甚至还不如商场……”

　　 柳月的话正中我心坎，再一次验证了我前段时间对宋明正的判断。 同时，我也听出来，柳月把自己当做了我的亲人，把我当做了她的亲人。我和她之间，已经逐渐融入了笃厚的亲情。我不知道，在这血脉的亲情中，我们之间的爱情还有多深？如果爱情和亲情并存，那么，究竟是爱情多一点还是亲情多一点，还是二者相互融入相互渗透，无法分辨得出来。

　　 柳月又告诫我：“不管在单位还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做事都要注意分寸，要保持低调，切忌张扬，尽量不要得罪人……磁带的事，和你关系好的人是不会闲来无事往外传播的，就怕那些你得罪的人知道了，正好利用此事来打压你，报复你……虽然我刚才说要提高警惕，但是，也不必让自己背上心理包袱，该工作的工作，该生活的生活，毕竟，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对方做坏事，总是要有所顾忌有所顾虑的，是见不得光的……”

　　 我说：“嗯……”

　　 柳月说：“这事先这样吧，我今天叫你来，除了这事，还有一个通知要给你，其他新闻单位已经通知了，报社的正好给你……”

　　 说着，柳月把一个红头文件递给我，说：“1997年，从整个国家来说，大事喜事多，香港回归祖国，党的十五大召开……为此，国家从上到下各级党委政府都传达部署了抓稳定平安的有关精神，特别是目前，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结合今年的整体形势，全国性的扫黄打黑行动已经开始了，我市公安部门也已经开始了行动，根据市委指示，部里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宣传部门要配合好此次行动，对于扫黄打黑行动的战果和典型案例，要及时给予报道，对于社会上群众反映强烈的丑恶和黄赌毒现象，要及时给予公开披露曝光，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我接过来看了看，听柳月说完，说：“好，回去我就开会安排部署！”

　　 柳月说：“此事市委甚为重视，特别提出了新闻单位的配合，可以说，新闻单位在这次活动中，是另一条战线的行动，必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要注意在宣传采访中贯彻好弘扬正义针砭邪恶这条主线，对于人民群众反映的社会丑恶现象，要及时给予曝光……”

　　 我从柳月那里出来，接着就回去部署这事。

　　 开完会部署完，记者小张进来，递给我一篇稿子，说这是他前两天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写的一篇曝光的稿子，正琢磨着要不要交给我，因为担心会被枪毙掉，正好今天开了这会，他觉得比较符合目前的形式，就交给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这篇新闻稿是以记者暗访的形式写的，内容是在市区有一家地下舞厅，经营内容是跳黑灯舞和贴面舞，每晚来那里的客人很多，男的来自三教九流，民工无业游民黑道混混小商小贩企业职工……女的，全部清一色都是陪舞女，年龄从20岁到50岁都有，自发来的，陪一曲舞，最低价格10元，高了由客人看着给。说是跳舞，其实就是在黑灯瞎火之下胡乱摸抠，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丑恶行为。这舞厅每日营业到深夜2点，音乐嘈杂，人员混乱，打架斗殴的不断出现，周围居民深受其骚扰之苦，打电话向报社反映此事，正好小张接到了电话，就直接去进行暗访调查。小张记者进一步暗访，发现这还不是全部，在舞厅后面有不少包厢，名曰练歌房，其实是客人和陪舞女胡搞的地方，打一炮，老女人20就行，年轻的，最多也不超过100元，名曰吃“快餐“出了吃“快餐“，还有舞女带了男的出去，回家里去吃“大餐”的，或者女的跟了男的出去吃“大餐”。

　　 很明显，这是一个打着舞厅大众娱乐的名义在进行卖淫**活动的犯罪活动。

　　 看了这稿子，我毫不犹豫地签发了，同时，为了避免出现麻烦，我将稿件上小张的名字删去，文章署名就是本报记者四个字。

　　 小张对我删去他的名字不大理解，说自己还指望借这篇稿子出名呢，怎么不署名了？

　　 我没有和小张多解释，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我是你的领导，记住，兄弟，我是不会害你的！”

　　 小张没有说什么，但是脸上的表情还是有些不悦，怏怏地走了。

　　 第二天，稿子在报纸上发出来了，署名却让我很意外，小张的名字又出现在了本报记者的后面。

　　 我有些恼火，去总编室找值班编辑质问，值班编辑很委屈，说不是他改的，是小张昨天晚上10点多，来到总编室，自己把自己的名字加上的，稿子是小张写的，他要署自己的名字，值班编辑也不好阻拦，就这么着发出来了。

　　 小张是分配到新闻部半年多的新记者，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一心想写一篇曝光稿来提高自己的名气，他看我删除了他的名字，不敢和我硬对抗，私下去又加上了。

　　 对此，我不好多说什么了，稿子已经出来了，再说别的，也是多余。

　　 不过，我的心里隐隐有些担忧。

　　 稿子发出去，立刻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公安部门当晚就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那家舞厅，当场抓获了几对卖淫**的人，同时对舞厅做出了取缔关门的处理决定，并对舞厅的老板实施了治安拘留和罚款。

　　 小张随同公安人员参加了此次行动，又写了一篇新闻稿，发了出来。

　　 小张对我删除他名字的举动显得很是不以为然，我从其他记者那里听到了他的不满，说我是小心过分了，不可不必这样做。

　　 我当做没有听见这些话，保持了克制。

　　 一晃10天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心里暗暗庆幸，觉得自己或许真的是小心过分了。

　　 这天早上，我刚到报社办公室，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小张在上班的路上被人打地浑身是血，住院了！

　　 我急忙去了马书记办公室，向马书记汇报此事。

　　 王勇和梅玲正在马书记办公室谈事情，听我汇报了此事，梅玲不由看了看王勇，眼光带着疑问，王勇则如无其事地站在那里抽烟，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马书记闻听此事，脸色一变，急忙安排梅玲和我一起代表他去医院看小张。

　　 在去医院的路上，梅玲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一会儿看着大哥大，一会儿左顾右盼。

　　 我淡淡地说了一句：“梅社长，干嘛呢？屁股下面有什么东西扎着了？如坐针毡一般……”

　　 梅玲掩饰般地笑了下：“没什么……”

　　 我瞥了一眼梅玲，没有再说话。

　　 到了医院，小张的伤势不轻，脸上都是血，鼻梁被打塌了，正在进行创面清理，门牙打掉了2颗，一只胳膊被打折了，右手手背被刀子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我倒吸一口凉气，是谁打的？

　　 等小张清理完伤口，打上消炎吊瓶，我问小张事情的缘由，小张嘴巴漏风，好半天才说清楚事情的经过，原来早上他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走在马路上，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子时，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巷口拐过来，直接冲他冲过来，猛地撞倒了他，他被撞得发晕，还没站起来，接着又过来几辆摩托车，车上的人下来就把他围起来殴打。

　　 小张忙表明身份，说自己是记者，说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可是那帮人其中之一说：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日的记者。小张本来就不会打架，别说他们一帮人，就是一个人，小张也未必能打得过。就这样，小张被他们痛殴一顿，浑身满脸是血，差点昏死过去，他们才停手。临走时，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混混冲着小张又狠狠踢了一脚。

　　 小张说过程的时候，梅玲拿起大哥大出去了，没听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