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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民异()
整个成都,已经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混乱状态。
尽管政府已经派出大量人员,对各区、县、街道所在地的居民进行疏散,却仍然还有大量平民滞留在自己的居所,冷言旁观着苦口婆心上门劝说的工作人员。
空载的客车,就停在居民楼下。
几个钟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走出家门登上车厢。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劝说者的话。
病毒扩散有什么值得可怕的?
最早的时候上海到处都是乙肝,零三年的时候闹过非典,年轻人管那病叫“sars”。后来紧接着又是禽流感,就是以前乡下俗称的鸡瘟。然后又是什么口蹄疫、疯牛病、甲型h1n1……报纸和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这些病有多么多么可怕,死亡人数又有多少多少,各单位、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也在高度觉悟,把人民的安危放在首位,以扎实的作风、出色的效率、特殊的措施,全力以赴阻击病毒,在一次次攻坚战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也临危不惧,坦然面对,积极参与,共同战斗,击败了一个个可怕的病魔,让社会重新恢复了稳定与和谐……。
说穿了,这些东西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在家里多备点药,每天熬点酸醋熏熏房子,时刻注意个人卫生嘛!没必要弄得大惊小怪,还要抛家离口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躲避……至于吗?再说这防盗门也不结实,来个小偷小摸的怎么办?
在老百姓的思维里,只要不是洪水、地震之类无法抗拒的自然性灾难,他们根本不会抛弃自己的家园远走他乡。不能说他们无知愚昧,也不能说他们目光短浅,当某天你必须放弃已经拥有的一切,在陌生之地一无所有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内心的惨痛和悲切,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
“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大爷,大娘,求求你们快上车吧!”
“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被感染。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非常尽职。遗憾的是,费尽心机的解释和劝说,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倒引起了听者的莫名猜疑。
“听说了吗?政府早就看中这块地皮了,市长的儿子就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只要变着法子把我们骗走,他们就能进场强行拆除。到时候,赔你多少补偿费还不是政府说了算?就算一分钱不给,你也得认命。”
“你那消息根本就不靠谱。咱们这小区的下面,其实是上古时候周文王的墓。不把我们弄走他们怎么挖掘?别听街道办事处那帮家伙胡说八道,什么病毒传染?明明是国家拨了一个亿的文物挖掘资金,被他们暗地里私分挪用了一大半。现在钱不够,才想要把我们弄走。反正我是打死也不搬。要走也可以,真金白银把钱给够了就行。”
拒绝离开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甚至就连身家亿万的某些阔佬富豪,也加入了这支顽固执拗的拒迁队伍。
成功人士对于金钱的嗅觉非常灵敏。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艰苦创业,最终登上财富榜首的他们,绝对不会放过让自己财富增值的任何机会。
在他们看来,成都市出现的这次混乱,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赚钱时机。
以躲避灾害的名义,把某一块区域的居民强行转移到新的聚居地,从而合法合理的把原有地皮全部充公。这种事情在共和国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闻。经过重新规划后的地块,可能用于开发商住,也可能用作修建工厂,还可能变成某位大人物亲戚子侄的囊中之物……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之后,当地官员和下手最快的开发者,都能把腰包装的鼓鼓囊囊。
谁也不知道政府会对成都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全城居民集体疏散也肯定和灾害沾不上边。地震局那帮家伙只会拿钱不会做事,现在不是汛期,不可能有什么洪水泥石流。至于病毒……呵呵!这种借口,只能欺哄一下不识字的文盲。
正是基于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奇怪想法,成都市内居民疏散率只达到百分之五十。部分中、下级官员甚至对军区下发的命令半信半疑。在观望的心理促使下,他们也选择了拒绝离开。却不知,自己的动作也让平民们越发坚定了内心的猜测。这种游离在秩序之外,完全以个人观念为主的举动,使得死亡的大镰刀,距离茫然不知的人们头顶越来越近。
接到人员疏散进度最新报表的时候,谢治平中将正在一干参谋人员的簇拥下,观看着通过区域监控系统从前线发回的战斗实况。
将军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按照规定,将级军官每年都能领到由后勤部配发的军装,他一共只领过两套。洗得已经发白的将军服总是烫得笔挺,这种俭朴的作风,使他得到了所有下属发自内心的尊敬。
不仅仅是衣着,将军平常的饮食,也多以清淡廉价的蔬菜为主。即便是在工作聚餐的时候,他也会带上一瓶老妻腌制的泡菜,外加三两米饭便已足够。
“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与其把钱浪费在华而不实的吃穿上,不如省下来搞搞建设。”
这是他说得最多的话。
与严肃的集团军司令孟宗祥相比,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的谢治平,显得更加随和可亲。他尽心尽职地完成自己身为副手的每一项工作。即便偶尔意见相左,他也会全力维护孟宗祥的孟宗祥。用他的话来说:“一支军队,只能有一个统帅。即便不赞同,也必须服从司令官的指挥。”
全面接管集团军工作之后,谢治平一直竭尽全力维持着整条防线。这个参加过七六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在军事问题上一贯雷厉风行。不过,当他看到眼前这张标注着“百分之五十一”的疏散进度表的时候,因为疲倦和苍老皱缩得厉害的额头,又增添了几道深深的陷纹。
“剩下的人都拒绝离开吗?理由是什么?”
“原因很多……”负责与军方联络的市委秘书详细解释一番后,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苦笑着问道:“现在怎么办?需要强制疏散吗?”
“民政部门还有多少人力可供调遣?”中将没有直接回答,转而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满打满算不会超过五千,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志愿者。”
市委秘书端起桌上的茶水猛灌了几口,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道:“没办法,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和市政府提前撤离。治安人员也全部派往了前线,连同我在内,所有的人就这么多了。”
“人员不足,无法采取强制措施。”权衡之下,老将军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尽量协助那些愿意离开的市民吧!目前的防线还算稳固,强制疏散……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这么干。老百姓是咱们的根,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每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本能。可是谢治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惯性思维,最终却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灾难。
他忘记了一点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对手,不是普通的敌人。而是肉眼无法看见,双手也无法触摸的病毒。
“呸――”
狠狠啐了一口嘴里的沙子,杨国华皱紧眉头,吐出一团被嚼得糊烂的米饭。旁边的夯土墙壁前,斜靠着一枝九九式小口径步枪。
从县级地图上看,小杨庄只是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一个黑点。庄后是一片略呈坡状的高地。除了水田里每年必种的稻米和大豆,坡地上那几百亩碗口粗的桃林,是全庄人最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全庄五十六户人,家家都有一个壮年男丁是民兵。在县人武部的后备役表格上,小杨庄的民兵有整整一个排,是周边区域最重要的警备防护力量。
身材高大,肩宽膀大的杨国华也是民兵。常年的农活把他的肌肉锤炼得异常结实,因为炎热和潮湿,古铜色的皮肤表面经常蒙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在阳光的照射下,总会让人产生一种黑塔般的厚重感。不过,这个魁梧健壮的汉子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戗人。他的脸上经常挂着和善的微笑,咧开的嘴角,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曲着腿半蹲在桌子旁边,用满是老茧的脚底踩住木凳边缘,大口划拉着土碗里所剩不多的米饭,两边腮帮高高鼓起的杨国华,双眼黑色眸子深处,隐隐放射出淡淡的哀意和无法掩饰的仇恨。
六年了,今天是他头一次自己做饭。
在他的记忆中,这种事情都是媳妇的份内。那时候的饭,吃起来总是很香。
昨天半夜,庄子西头老六家的狗一直在叫。开始大伙谁也没有在意,等到后来发觉有些不对,把民兵集合起来过去看的时候,老六一家四口,全都躺在了血泊里。
那是一个全身黑色的人,个头很高,看不清脸,身上瘦巴巴的没几斤肉。右边膀子下面没有手,只有一把形状像杀猪刀,却又长得多的锋利黑刃。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里,血一样的红。
庄子里所有人都被惊动了。男人在前,女人在后,老人孩子远远地站在外面看热闹,把老六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本以为是人多力量大,却怎么也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毁庄灭户的惨剧。
那个黑人动作快得可怕。轻轻一掠,就能跃出丈远。身形比猴子还要灵活,手上的黑刀挥过之处,总能带走一条人命。
杨国华已经记不清楚谁被第一个砍中,到处都是惨叫和哭号,子弹打在它的身上根本没有作用,所有人林林总总大概放了百来枪,被打得马蜂窝似的怪物还是没死,它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闷着头追杀所有人,就连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如果不是自己急红了眼,抄起铁锹猛冲上去,从背后把它的脑壳劈成两半,恐怕全庄人都会死在它的手上。
天,终于亮了。小杨庄五十六户三百零七口村民,只剩下杨国华和隔壁老支书家的儿子杨小柱。
老六家的平整的院子已经变得稀烂。脚踩下去,厚厚的淤泥能带起一大堆。那土的颜色,红得刺眼。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腥味道,呛得令人恶心,憋得想吐。
到处都是死人。横七竖八躺满了整个场院。其间散落着零零碎碎的黄铜弹壳,还有被刀子劈飞的骨头碎片,以及一团团粘黏的肉块。
民兵排长的脑袋被砍飞,斜挂在屋檐上,大张的嘴里舌头伸得老长,翻白圆鼓的眼仁吸引了几只觅食的乌鸦,它们叼破了泡涨的眼球,嘬着其中流出的浑浊液体,吃得津津有味。
小柱子趴在老支书尸体旁边号啕大哭。
杨国华却觉得肚子很饿。
打了半夜,谁都会想吃东西。
淘米、生火、煮饭……掀开滚烫的蒸瓮,把喷香的米饭舀进碗里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他,瞪圆的眼睛里,这才不由得涌出大滴的泪水。
媳妇没了。
她肚子怀着四个月的孩子也没了。
“老天爷啊!呜呜呜呜……”
望着空荡荡的家,这个铁打的汉子仿佛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着。
仇人已经被杀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老婆和孩子的命,一样要不回来。
和着眼泪吞下的饭,很咸,苦涩。
杨国华却吃得很带劲儿。他大口地吞嚼着,连牙齿都被硌得连连脆响,仿佛是在啃食自己仇人的骨头。
南边就是军队的防线。明天就去报名参军,杀光所有的黑人,给自己的媳妇和全庄老少报仇。
闷头吃饭的他专心对付着碗里的米饭,丝毫没有察觉屋后的院门正被悄悄推开。
一群蹒跚着脚步的身影,正从老六家的方向慢慢走来。
领头的,正是已经死去的老支书。